网络舆论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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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论文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趋势分析

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并不严格区分舆论、民情和民意等概念,通常都使用“publicopinion”来表述。民意概念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民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重视。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的概念,为近现代舆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初期的民意研究为政府的有效管理提供参考。进入互联网时代,民众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成为西方政体环境中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美国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舆论的定义和传播方式。美国传播学家库姆斯和唐纳德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民众普遍地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和管理,明确提出“冒险转移”可能造成的思想偏差和可能产生的极端观点。此外,国外学者还充分考虑了政治基础、社会现状、市场规律和文化传统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综合运用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舆情引导控制研究,提出了与法律法规、自律意识、过滤技术、审批内容等相关的实践操作措施。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黄钦等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方法,对高校网络舆情从基本内涵、传播特征、监控机制、引导机制、突发事件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归纳[2]。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谭伟提出,“网络舆情是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邹军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广义的网络舆论包含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狭义的网络舆论特指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4]。安珊珊指出,“网络舆情是公众(主要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的互动,公开表达对自己所关心的话题、某些有争议的公共事务或焦点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的总和”[5]。目前,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还存在争论。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和载体的认定有差异,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是校园网络,其主体是高校师生。王健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是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6]。吴勇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员工对构建和谐校园的态度和意见”[7]。章忠平等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8]。学者们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具有的分散性、特殊性、爆发性等传播特征,探讨了舆情通过自媒体平台从下至上、从内至外的传播过程和主要特点。张彦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体现为参与主体的特殊性、舆情内容的复杂化、传递过程的互动性、舆情形成的迅捷性、舆情扩散的难控性、群体极化性[9]。林兴发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包括筛选与认知公共事件、融合意见、形成行为示范效果等三个阶段[10]。牛兵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可以分为个别网友爆料、网友讨论、形成舆论压力、传统媒体介入、相关部门应对、波澜再起及再次应对、网友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退等八个阶段[11]。韩春艳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分为偶发型、偶遇机会型和多级传播型等三种传播方式[12]。王凤仙等尝试构建体现当前社会环境的信息传播模式,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周期分为酝酿、爆发、扩散和衰退等四个阶段[13]。关注监控机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主张: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网络信息员队伍,公开、透明、全面、真实地传递事件信息,从源头上消除网络舆情;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语言处理等技术的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监控。夏顺辉提出,应建立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导向等情况,及时将最新情况提交管理部门以便有效地进行危机预警[14]。陈艳红等建议基于信息采集、预处理、中文分词、特征选择、文本分词和聚类分析的舆情热点发现模型,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和识别提供技术支持[15]。李定坤等结合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滞后、监管失控、非理性蔓延等问题,从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舆情协调机制、舆情交流机制、管理保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新闻制度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急方法[16]。李婧等讨论了基于网络舆情事件分类的指标体系,对网络舆情的预警防控、信息源判断、快速响应等提出新的思路[17]。在引导机制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的网络舆情的预警、引导、干预和危机处理,包括预警过程中的信息控制,干预引导过程中的权威信息、网络谣言澄清和“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网络德育和安全教育等。曾润喜等系统地讨论了高校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提出了迅速上报、紧急应对、迅速联动、及时反馈的快速响应流程[18]。冯荣等提出,在引导网络舆情时需要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网络主体心理调适[19]。蔡文政等提出包括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对决策、处置联动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20]。章德林等提出健全预警应急机制、打造自媒体疏导舆论、建立校园舆情引导团队的策略[21]。在突发事件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和处理方式,通过改变传统思维进行适应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预警处理和事后管理。尹君指出,突发事件无法预测和控制,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开创新型网络舆情对话模式、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途径等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22]。张义庭等构建了基于熵理论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模型,阐述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对熵值产生的影响[23]。为了及时察觉、发现和识别潜在的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突发事件因素,时钟平等构建了包括舆情根源、关注程度、行为倾向在内的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24]。张允峥等结合自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特点,从突发事件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效果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并特别提到在突发事件得到解决后应着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防止舆情再次发酵导致的事件升级[25]。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阐述网络平台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带来的理论、内容和手段创新,讨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在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构建。廖扬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内化功能、覆盖渗透功能、预测预防功能[26]。白?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建立应对机制、把握思政教育主旋律、提高监管能力、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解决实际困难等措施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7]。刘莹莹建议,通过重视网络舆情建设、丰富网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高校网络教师专业队伍建设、组建网络环保队伍、加大网站监管力度等,构建新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8]。郁文娟讨论了网络舆情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激发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教育难度、教育队伍等带来的消极作用[29]。

三、研究趋势

(一)夯实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网络舆情的客体究竟是互联网还是相对独立的校园网,众说纷纭。学者们侧重于讨论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不太关注其外延。高校网络舆情的社会环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二)拓宽研究视野

高校网络舆情既具有社会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要充分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除了关注高等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领域,还必须学习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三)丰富研究方法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借助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和结果可视化分析,可以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能力和应对化解能力。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与相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建设技术先进、响应迅速、行动高效的数据分析技术团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舆情分析、引导、处置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

(四)拓展研究范围

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重点是舆情的事后处理。目前,对舆情事件的监控和舆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对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和事中引导,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一阶段,应加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机制的研究,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自媒体,并使用高校师生偏好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增强对舆情的引导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

[2]黄钦,关鹏,裴敏俊,等.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8(5):76-82.

[3]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5):188-190.

[4]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2):135-139.

[5]安珊珊.网络舆论:从概念到属性的理论溯源[J].东南传播,2012(6):21-24.

[6]王健.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信息网络安全,2009(3):54-57.

[7]吴勇,王玉良.不确定视域下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构建[J].学术论坛,2009(7):186-188.

[8]章忠平,陈炎,曾萍,等.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性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6):21-23.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2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尤其是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报道的一些正面的观点或科学的技术要点都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而一些论文作者的错误言论也有可能通过我们提供的平台传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的错误,还是以“科学”为幌子的骗局,一旦公开发表,必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科技期刊正确的导向性关系到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局。客观的信息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期刊媒体具有天然的导向属性,科技期刊也同样如此。每一篇科技论文除了有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外,也有着编辑对于论文主旨的选择,其选择标准代表着其主观立场、价值判断以及政治倾向,并通过编辑的选题策划及实施等得到具体体现,最终影响读者和整个社会。一个负责任的科技期刊编辑应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清醒的认识,并对期刊论文选择、判断以及表达负责,增强导向意识,自觉担当起舆论引导的义务和责任。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只有不断地培养自己的政治敏锐性、洞察力和判断力,才能够与时俱进,保持先进的思想和社会意识,为社会和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正确科学的资料信息。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交流及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媒体平台,其编辑亦应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倡导积极健康的舆论主题,坚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以及对科学本质、结构功能、运动机制和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2具有过硬的编辑素质

科技期刊编辑除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外,为保证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还应具有较好的基本编辑素质,具体应体现在以下方面:①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把握所负责栏目及领域论文的全局能力。一是要能把握论文题目是否鲜明,主题是否明确;二是要能把握摘要是否充分真实概况和体现论文所研究的内容观点、方法和结论;三是要能把握论文观点是否正确,方法过程是否合理,结论是否可行等。②科技期刊编辑要能基本把握论文科学水平。科技期刊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一丝不苟,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科学观点的提出都应有其强大的理论知识作为前提,而每一项新技术的也都应有其完善的试验数据作为基础。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相关领域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以便正确分辨论文中观点的对与错;另外,科技期刊编辑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及时更新和延伸自己的专业知识,强化所掌握专业知识的深度及广度,以便敏锐地在论文中解析出所含技术的对错与旧新,进而给予作者正确的帮助和指导,否则就很难加工出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发挥不出一名科技期刊编辑所应有的作用。因此,要想做好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扎实的专业知识对科技期刊编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③科技期刊编辑要具有较强的编辑技能。期刊质量是编辑素质的延伸,有高素质的编辑人员才会有高水平的期刊。科技期刊编辑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该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科技论文编辑修改应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检验编辑工作水平最主要的方面。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有扎实的文字基础和较强的文学修养,要熟练掌握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系统学习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练就较强的编辑加工技能,追求更高的编辑学术水平,做到对科技论文文字问题的严谨和明察秋毫。诚然,科技期刊编辑要靠长期的工作积累和博学多才才能完成好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且编辑加工是编辑的基本功,熟练掌握基本功是做好编辑工作的有力保证,这些均需要期刊编辑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提高。④科技期刊编辑要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优秀的期刊编辑,不仅要做好期刊内容的把关和编辑加工工作,还应做好期刊的作者及读者工作。简单讲,作者是期刊内容的供给方,是稿件的撰写者和提供者,是期刊稳定满足读者需求的根基,数量充足、质量优秀的稿源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所在,是期刊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源泉;而读者是期刊内容需求方,是期刊内容传播的对象,通常也是期刊发行的对象。传统的期刊编辑工作基本是等待自由投稿,根据内容找读者,而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要求科技期刊编辑要走出去,不断研究社会需求。应该说,要使期刊内容的供给和需求均保持活力,就需要科技期刊编辑加强与广大科研作者及读者的联系与交流,充分了解广大作者的研究方向及进展,以利于科技期刊获得高质量的优秀论文;同时,不断做好读者需求调研,更多地了解社会需求,期刊的报道选题有的放矢,期刊才会获得更多的受众。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3

一、当前教育期刊面对的利好形势

当前,有较多的政策利好能使期刊健康持续发展,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4月28日刘奇葆部长在“期刊发展茶叙会”报告中批示:“期刊是主流舆论阵地,要发挥有能力做内容的优势,并在传播方式上及时创新……使期刊跟上时展的步伐,坚持发挥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传媒和新形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形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6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设立了2020年发展的宏伟目标。2014—2017年的全国“两会”中,“全民阅读”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上这些对于我们期刊界来说都是政策利好,我们要抓住这些利好机会及时发展壮大自己。具体对于编辑而言,就要依靠期刊多年形成的内容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势,深耕主业,延伸产业,在跨界和融合中实现期刊的“媒介平台价值”,做好期刊舆论引导力、内容传播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不断增强期刊影响力。这也应该成为期刊业界转型创新的共识。期刊创新的前提是有优质的内容,而优质内容的提供者是作者,因此,我们要重视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才能使期刊高质量地发展。

二、当前教师作者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生抄袭毕业论文、教授抄袭学术研究论文、教师找“”写职称论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有机会长期和一线教师接触,笔者特地与教师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从中了解到教师找人写论文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教学任务重,教师和学生一样面临繁重的作业和考试负担,心理负担非常重;教师在百忙之中要兼顾家庭,工作家庭忙不过来,抽不出时间写论文;职称关系到教师的工资和名声,而评定职称需要发表相关专业论文;工作压力和时间不够用让很多教师疲于写专业论文……这些都导致教师缺乏写作动力,而为了评职称或评优秀骨干,不得不找“”帮写文章的因素。

三、解决对策:结合新形势,利用“期刊+”的思路培养教师作者队伍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需要多途径地挖掘和培养热爱写作的作者队伍。良好的作者队伍是期刊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编辑除了要善于利用期刊舆论的传播作用和影响力的优势来培养作者队伍,还应该根据“坚持内容的独立性、公正性和真实性”的指导思想去挖掘和培养作者队伍,要多途径约稿。下面,笔者拟结合“期刊+”的功能和作用,介绍如何利用“期刊+”的思路来挖掘和培养教师作者队伍,从而促使教育期刊能拥有一支较高质量的作者队伍。

(一)利用网络平台培养作者队伍

针对作者来稿发现亮点,这是编辑工作中最基本的培养和发现作者的途径。除了以前本人在《对当前教育期刊教师作者队伍建设的思考》一文中介绍的培养教师作者队伍的方法,笔者还结合当前教育新形势多途径地组稿。比如,当前互联网的条件下,很多教师会把自己的教育研究论文或教育课题研究成果、教育创新思想等到自己的微博或相关教育网站或论坛上,对此,编辑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挖掘和培养教师作者队伍。比如,笔者从江苏某教研员在网络平台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了解到,徐州市对中小学教师课题研究工作抓得比较好,同时对中小学课题研究支持系统的研究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并了解到该市的课题研究做得很扎实且经验丰富,做法成熟。考虑到我区的课题研究工作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为了让我区的教师有机会学习该市的优秀课题研究经验,也为了能从中挖掘一批优秀作者,笔者特地利用网络平台主动联系该教研员,请她牵线搭桥,帮我刊物色一批课题研究骨干或热爱写作的教师,由编辑与其联系组稿事宜。从后来该教研员联系到的相关学校提供的课题研究报告和论文来看,这确实有助于编辑从中发展一批有较好写作潜力的作者。另外,在“期刊+”思路下的教师作者队伍培养,编辑不应止步于挖掘作者,指导学校的课题研究开展指导和论文写作指导,还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为有需要进一步学习和丰富课题研究工作经验的学校搭桥牵线,让他们到课题研究工作做得好的学校学习取经,从而一方面有助于学校丰富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另一方面也促进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明确研究方向和论文写作方向,以便丰富教师的写课题研究论文的资源的同时,又能为期刊带来更优质的稿源。这应该可以说也是“期刊+”思路下编辑应该具备的发展眼光。

(二)关注当前教育研究方向或动态指引作者写作方向

教育期刊编辑要关注世界及国内教育动态,及时掌握前沿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动态。比如,全国各地大概有哪些教育研究或动态,当地学校的教育特色或正在研究开展的工作是什么,等等,最好都能大致涉足。如对于正在开展课题工作的学校,可以发挥编辑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让他们明确课题研究方向和写论文的方向。如北流市某小学的课题项目“互联网+学科探究型校本创新课程———在小学语文、艺术学科有机融入地方文化教学的研究”工作,笔者了解到他们开展该课题已有较长一段时间,需要发表中期研究论文成果,于是,笔者让他们先发中期研究报告,结合课题研究报告给学校提出中肯的建议。比如,该校课题命名为“互联网+学科探究型校本创新课程———在小学语文、艺术学科有机融入地方文化教学的研究”,可从他们的中期研究报告中,编辑根本没有找到相关的体现“互联网+”的操作方法与主题。为了促成学校写出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课题研究论文,笔者给学校提出了如下写作建议:

1.课题研究的名称涉及“互联网+”,但是研究报告中却甚少体现这一内容,仅见“上网学习”字眼,建议对“互联网+”的定义做清晰的界定,并提出利用互联网的详细思路,这样才能引导课题组成员往这个方向去做相关研究与撰文。对于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应该有相关文章,前期工作涉及内容偏少,建议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调整方向或思路。如可以往如何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来实施课程评价,以及利用“互联网+”开展学生自我评价和师生评价等方面去思考。

2.建议课题负责人整理一篇关于该课题研究的总的文章,统领其他课题参与者所写的文章。写该课题研究论文的思路:提出为什么要开展互联网+学科探究型校本课程研究的问题,论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及其背景→(实施过程)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条件落实校本课程开发的情况:调查研究确定开发的内容与方向;如何按学科开发,开发效果如何(课题负责人最好能结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实施效果或出现的新问题是什么,或点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或思路。同时,还应穿插补充校本教材编写是否有系统性,编写设计教材的思路是什么,校本教材编写过程其实是从隐性课程变为显性课程的过程,对于这一变化所有参与课题研究的老师是否接受,开发后的效果能否出来,学生反馈的情况如何,等等。

3.开发乡土文化资源的做法,具体请主要做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教师结合自己的学科和经验来介绍开发教学资源的方法。比如,如何根据本学科特点来开发乡土文化资源,整理的校本课程教材结合到本学科具体是怎么使用的,效果如何。

4.对于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和能力,课题负责人或管理者具体是怎么做的,在介绍相关经验时最好能结合某些教师的个案来谈。这类文章主要是学校管理者或课题研究负责人总结提高教师科研水平的经验,以供其他学校学习和参考。

5.地方文化与语文、艺术等课程资源整合的做法或模式。有哪个学科的教师对于整合课程资源有值得推广的模式或做法,建议他们总结成文,介绍整合课程资源做法时应务必结合本学科的具体课例来谈。

6.对于课题研究精神和经验掌握比较充足的教师,且结合课题研究经验把课上得比较好的教师,建议其整理好相关课堂教学案例或课堂教学实录(获得过市级以上奖励的更佳),每一教学片段部分加入设计意图或专家点评(专家可请特级教师或教育局教研室的学科负责人)。以上建议对于该校加深课题研究深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且有助于教师在写结题论文时有明确的写作方向,最重要的是能为期刊组到一批优质课题研究稿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利用区域优势,从各类教学研究活动中挖掘和培养作者

笔者所在的单位在广西首府南宁,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很多大型教科研活动都是在南宁举办,如“名师的力量———2017年南宁•东盟人才活动月基础教育高端论坛”“广西普通高中课程改革项目组专家能力提升培训会”“广西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学校校长管理能力提升培训会”等活动,编辑如果抽空去参加相关活动,就能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的前沿活动信息,也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挖掘和培养作者。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期刊+”思路下培养作者的新思路。如果期刊社有能力,最好能利用良好的资源来组织开展相关的培训学习活动,从而使编辑既能及时掌握一线教师们的教学困惑,通过组织平台让他们交流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能为期刊提供最新的一线教学资源论文。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舆论场;网络舆情;舆情治理;媒体融合

融媒体时代,互联网呈现用户聚合化、价值多元化、生态复杂化等新特征,“网络空间内由特定事件(议题)引发的公众意见、态度和情绪的集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舆论形态[1]”,即网络舆情。党的报告作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体系化治理网络舆情指明了方向。

一、网络舆情生态演变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阶段性分析

笔者通过万方知识服务平台以“网络舆情”为关键词、以“期刊论文”为文献类型进行精准检索,获得相关文献13618篇,结果显示,国内提出“网络舆情”研究最早开始于2005年(6篇),2015年达到顶峰(1499篇),此后每年文献数量有所下降,但均不低于1300篇/年,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信息与知识传播、教育3类学科。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互联网技术更新、媒介平台融合、网民规模化增长的同时,网络舆情更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态、传播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试以2005年至今为时间段,对网络舆情生态治理体系形成和演变过程分3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兴起发展阶段(2005—2013)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传统门户时代的网络新闻平台在信息传播链中崭露头角。2005年,“网络舆情”被正式提出并进入学界研究视野。2009年新浪微博创立并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为重要舆情源。同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并明确提出“注重分析网络舆情”,此后,网络舆情引导、监测、预警和应对成为学界研究焦点。201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主编的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披露,2010年发生的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排在舆情首发媒介的前五名,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此期间,国内媒体开始基于网络平台探索“网络问政”舆情治理新路径。2009年7月,广东省奥一网完成国内第一家系统化问政平台建设,此后如湖南红网“百姓呼声”、山东胶东在线“网上民声”、河南大河网“焦点民声”、浙江宁波网“对话”等一批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代表性问政平台先后诞生。2010年,湖南、安徽、广州等省、市开全国风气之先河,将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由政府主导推动网络问政制度化,实现政民互动常态化,成为舆情治理创新共识,同年,网络发言人在全国推广。平台技术升级、治理理念更新、用户群体分化是这一阶段舆情生态发展的主要特点,但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技术、道德和法律3个方面的挑战,表现为网络水军、网络谣融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策略和路径言、网络暴力、非法公关等不良现象频发。

(二)规范治理阶段(2014—2018)

众声喧哗过后,网络舆情治理领域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大量基于网络传播的突发公共事件,凸显了对网络舆情开展有效监管和高效治理的必要性。2014年,我国互联网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和行业整治行动启动,标志着互联网进入规范治理新阶段。同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威为依托的纵向协同模式,每年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启外向发展治理模式。[2]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互联网生态治理进入法治轨道。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2018年,重点加强对网络视听、互联网广告、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立法,进一步填补内容生产、传播、信息保护等领域立法空白。据《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18)》数据,2014年至2018年5年间,我国新出台网信领域的法律13项、行政法规5项、部门规章19项、司法解释3项、规范性文件24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三)治理转型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中国5G技术应用于商业,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装上高速引擎,短视频、云计算、直播、VR、AI技术广泛应用,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视频社交平台快速崛起,具有更强现场感、表达力、传播力的视频传播时代来临。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信息跨时空、跨平台、交互化传播,使舆论表达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和可视化新特征,舆情治理转入全景、全时、全效治理新阶段。在此期间,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节目打造“全民记者”平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探索“节目定制”服务平台,江苏、山东等省创建实时直播、时政问政等现象级政民互动平台,全国公安系统率先运用政务抖音开展政民视频互动,标志着以深度融合为支撑,政府治理为核心,公众、媒体等多主体参与的舆情协同治理新范式逐渐形成。

二、融媒体时代三大舆论场调节功能面临的新挑战

过去以媒体舆论场为支点,有效连接各种舆论场,动态博弈并实现平衡的舆情治理局面,在融媒体时代面临被打破甚至失衡的风险挑战。

(一)“算法推荐”机制下主流舆论场话语弱化

融媒体时代,以“算法推荐”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深刻影响和左右舆论走向,传统舆论场构建的信息公开、议题设置、网络问政等话语体系遭遇冲击。例如,以媒体舆论场为支点构建起的网络问政机制,是掌握民意动向、化解舆情风险的重要平台。进入融媒体时代后,社会舆论众声喧哗,且无须经过网络问政平台过滤而迅速直达公众,加之“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促使兴趣爱好和意见立场接近者迅速聚集,网络舆情生成速度更快、烈度更强、阵地更多样、非理性程度更高,导致舆论场影响力、引导力和话语体系遭遇弱化挑战。

(二)舆论监督权让渡下媒体舆论场功能异化

舆论监督权是西方传播学赋予媒体的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一种权力,即社会舆论监督权。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场结构化、直线式、自上而下的“只读”式传播,面临新媒体舆论场圈层化、标签化、去中心化的“读写”式传播冲击,来自新媒体阵营的“围观的力量”和“沉默的螺旋”,成为推动舆情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媒介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异化现象。”[3]过去由官方媒体独掌的舆论监督权,面临来自新媒体领域的争夺,特别是阵营更庞大、受制约因素更少的民间自媒体,在“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驱动下,以渲染、炒作甚至虚假信息网罗用户,随着用户注意力的分散和转移,舆论监督权由官方媒体向新媒体转移让渡。为争夺用户资源,官方媒体阵营内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唯算法是从、向流量妥协、片面追求“爆款”,甚至为负面舆情传播推波助澜的倾向,媒体舆论场面临媒介功能异化风险。

(三)“信息茧房”缠缚下公众舆论场群体极化

舆论的形成,起源于公共领域某一事件、话题或现象,引发公众意见的集合,形成情绪、态度、认知和行为的趋同。融媒体时代,以微信、抖音、微博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应用,实现人与人的高速连接,舆情产生和发酵不再局限于公共领域,被网络放大的私人领域如朋友圈、QQ群、微信群、抖音或微博热点等成为网络舆情的原发区和高发区,公众舆论场呈现片面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特征。特别是基于用户关系、兴趣爱好而设计的算法推荐技术,给用户造成个体困境的同时,更容易激发个体非理性情绪。这种基于“信息茧房”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移动舆论场,进一步强化了公众舆论场的非理性和群体极化特征,成为新时代开展舆情治理的难点。

三、融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的策略路径

融媒体时代,图文、视频、弹幕、点赞、分享、表情包、拍同款等多样化的观点表达方式,都是构成舆情的重要本体。随着技术进步、平台演变和用户分化,网络舆论场不可控因素日益增多,政府、公众和媒体都亟须进行技术应用、干预体系、治理环境等层面的自我转变,以推动网络虚拟空间的善政和善治。

(一)政府:重构管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1.强化大数据治理

融媒体时代,公众的情绪、态度、认知与行为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得到更为准确的测量,使得潜在的表达方式变得显现化。[4]公众聚集和交互产生海量大数据,成为政府开展舆情治理的重要参照物。首先,政府要树立大数据意识,善用大数据高速性、易变性特征,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舆情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和应对系统,变“事中干预”为“事前预判”。其次,善用大数据多样性、交互式特征,通过技术筛选和识别技术,准确收集掌握特定人群的诉求焦点和心理预期,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纾解。再次,善用大数据开放性、分享性特征,变“你问我答”为“问计于民”,通过网络问政、政务公开等线上交互平台,提高政府部门的议题设置、舆论动员和公共服务能力,建立畅通有效的政民对话机制,不断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效能。

2.强化制度监管

政府要善用新技术和新平台,重点加强对政务新媒体、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三个主要传播信源的监管。一是要推进政务公开常态化和长效化,解决政民信息不对称问题,打造阳光型、服务型政府。二是要规范媒体运行和管理机制,强调社会效益优先,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规范和约束,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新闻媒体单位的扶持力度,纠正部分媒体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流量变现”而产生的偏差。三是要规范引导自媒体成长,通过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力量,从组织和政策层面引导自媒体开展正能量信息生产传播活动,营造积极、正面、良性的自媒体舆论生态圈。此外,政府要推动新媒体行业自律、网络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实现新媒体行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管理。加强网信监管,完善问责机制,强化对自媒体的导向把关和内容审核,对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有害信息保持高压态势,压缩非法和负面信息的滋生、传播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上舆论环境。

3.强化队伍保障

建立纵向覆盖乡镇(村)、县(区)、市三级的网格化舆情管理队伍,第一时间发现舆情,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将风险和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加强网络信息员、网络评论员、舆情管理员队伍建设,提升人员的网络素质和媒介素养,畅通与公众的平等对话交流渠道。

(二)媒体:重建主流话语,推进深度融合

“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就要求媒体在新时代要善用移动传播技术,运用多平台、多格式的信息传播手段,通过内容生产、技术应用和品牌重塑,纠偏“媒介异化”,回归“媒介人化”,即媒介行为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担负起舆情治理的主体职责。

1.优化内容生产

新技术驱动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已经步入“毫秒时代”,媒体内容生产首先要突出“快”字,抢第一时间,抓第一落点,快速反应和行动,让权威声音迅速到达用户,压缩负面信息、网络谣言、不实信息的发酵时间和生存空间。其次用户获取信息的碎片化特征,要求内容生产要突出“小”字,角度切口要小,内容体量要小,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表达,方便用户快速接收和准确理解信息。再次要适应融媒体平台可视化传播的需要,在信息呈现上要突出“多”字,通过图文、视频、动漫、H5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穿插融合,运用丰富的视觉元素吸引用户关注,推进深度融合,占领主流高地,构建强大的舆论话语权和向心力。

2.注重技术应用

5G、VR、AR、A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给用户带来沉浸式、场景式的全新视听体验,推动媒体步入移动化传播、智能化应用新时代。媒体要借助新技术服务新传播,首先,要实现平台与人的精确匹配,开发系列新媒体矩阵应用,如资讯、娱乐、政务、服务、商务类客户端、小程序等产品,构建“媒体+政务+服务”融合传播平台,实现传播平台全面覆盖,进而掌握主流话语权。其次,要实现信息与人的精确匹配,运用推荐算法、机器学习、用户画像等新技术辅助内容分发,提升信息到达率,最快速度调动用户注意力,最大限度沉淀目标用户,提升用户活跃性和黏性,及时、准确汇聚意见、疏导舆论。最后,要构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网络,实现快速指挥调度和生产分发,掌握舆情治理主动权,占领制高点。

3.实施品牌重塑

随着媒体深度融合步伐的加快,媒介平台边界被打破,品牌内涵亦被重新定义,过去以媒体平台为中心、注重内容生产的品牌建设路径,已经转向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更加注重用户反馈和口碑传播。因此,媒体必须从思想观念、组织流程和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进行自我改革,调整品牌定位,重塑品牌形象,聚合目标用户,提升舆论动员能力。

(三)公众:加强生态治理,规范参与机制

新平台、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公众自由参与和自主表达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长期身处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拟态环境,受算法推荐、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影响,公众的思维和行为普遍呈现一定的惰性,表现在接收信息习惯被“投喂”而非“觅食”,处理信息习惯于“人从众”而缺乏独立的判断和思考等。推进政策立法,规范技术算法监管,是巩固舆论传播阵地的必然选择。基于大数据算法、机器推荐等技术应用的信息分发“投喂”机制,易导致公众舆论场出现群体极化,加剧舆论生成传播的烈性和非理性。对此,2019年9月《人民日报》客户端提出“要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和流量焦虑,让舆论天空更清朗、舆论生态更健康”[5]。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从监管层面明确“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6]。整合行业力量,规范公众参与机制,是规范公众舆论场运行、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针对融媒体时代公众存在的从众心理和“沉默的螺旋”效应,规范公众舆论场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构建网上统一战线,有效引导公众舆论场健康良性运行。

四、结语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微传播;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20~29岁网民占比19.9%[1]。由此可见,高校学生是网民中的主力军。网络是大学生发表言论、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也是引发高校舆情的重要载体。

一、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特点及意义

风险管理是指在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的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实质上是在对风险进行系统认知、评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较为合理科学的办法,进行科学有效的、有计划的处理,从而付出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优的效果[2]。舆情风险管理对高校的形象塑造和声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舆情风险管理是实现校园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舆情风险管理一般有应急和长效两大机制。应急机制即危机管理机制,是指当舆情信息出现后,高校管理者根据舆情事件作出判断,核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及时给予回应或依据相关制度流程加以处理,为引导网络舆论赢得先机。根据网络舆情传播的一般规律,网络舆情管理一般都会经历监测、预警、研判、处置和修复几个步骤,这套处置流程也被称为舆情管理的标配。大多数高校都是按照这样的基础流程制定相关的预案,有条不紊地对舆情事件进行积极妥善处理,尽可能将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但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急机制只是权宜之计,一般情况下仅用于单一的舆情个案,并不能替代长效机制的建设。微传播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能被关注、被监督,网络舆情风险管理需要更专业、规范、权威的内容来源。这就要求高校各级管理者要有将自己从危机处理者变为问题预防者的意识,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消化和控制在舆情爆发之前,有效预防、及时控制以及杜绝舆情事件给学校带来的舆论影响。

二、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现状

高校中发生的网络舆情,大多都是由某一个局部问题引发,最终导致学校整体“买单”。从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现状来看,大部分高校还未形成运转协调、引导规范、高效有序的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尤其是忽略了网络舆情发生前的预防及事后的总结工作,缺乏主动预防的意识和能力。

(一)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意识薄弱。1.日常管理不规范,风险防范意识不强。2018年,某高校学生向媒体爆料称被学校强迫安排到某公司实习引发热议。此事件中学校通过中介劳务公司组织学生到某公司实习,在实施前没有进行合规性审查,没有评估可能由此产生的舆论风险。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强调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2.线下工作不到位,师生媒介素养不够。2020年7月,某高校“艺考生两次查成绩‘合格变不合格’”事件引发舆情。经查事件发生原因是该校工作人员在上传考生艺术考试成绩时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数据录入错误。7月20日,此舆情已经发生;8月14日,考生向媒体爆料;经媒体报道后,8月17日,该校才通过微信公众号正式回应。从舆情首发到媒体报道,中间间隔了25天,相当于学校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所进行的解释沟通工作均未得到考生认可,最终导致舆情二次爆发。3.回应言论不当,处置沟通意识不足。2019年,某高校官博连续出现不良信息引发舆情。事件发生后,该校面对网民的询问和质疑并未第一时间回应,而是采取控评、拉黑等方式处理,引发了网民不满,各种猜测和质疑不断增加,推动舆情升温。

(二)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不完善。1.网络舆情监测技术落后。网络是舆情事件的主要爆发地,网络本身具有渠道多、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等特点,舆情监测成为必要的应对和防范手段。目前部分高校基本上还依靠人工监测控制舆情,比如依靠学生干部对网络交流平台进行巡查,发现涉校的负面信息后上报负责老师,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监测方式,没有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检测工具来全方位开展涉校舆情监测。2.网络舆情管理规范欠缺。虽然部分高校建有网络评论员队伍,但其指导老师和管理部门没有给他们开展常规性培训,当涉校的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普遍表现出应对能力不强、处置经验不足等问题。面对涉校网络舆情时,大部分高校管理者不能做到坦然应对,反应迟缓或敷衍了事,最终导致舆情风险升级,给学校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如某大学发生的“学伴”事件,在舆情聚焦阶段,相关部门的回应不仅回避责任,还将主管部门、同行等卷入其中,最后将学校推向舆论漩涡。3.部门之间缺乏协同配合。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主要归口党委宣传部门,但这也让很多业务部门甚至是二级学院误认为网络舆情处置就是学校宣传部门的事,平时组织开展的风险防控培训是“无事生非”,导致各部门业务工作水平难以得到提升。部分舆情风险防控部门对已监测到的舆情信息预警不重视、不引导、不回复,结果错过最佳处置时机,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当涉校网络舆情出现,部门间不能协同配合,就很容易横生枝节,衍生新的网络热点。

(三)网络交流沟通平台不通畅。舆情是情况,更是情绪,网上舆情源自网下实情。高校网络舆情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生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近些年,各大高校纷纷设置了书记校长信箱,应用了微信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以加强师生与学校的沟通交流。但部分高校只是将开设信箱作为一种形式,对信件没有做到认真回复,没有及时解决师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另外,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建议、吐槽批评等能在一个平等的舆论平台上呈现出来,但校园内的很多平台进行的都是单向的沟通,这造成信息的“断层”。不顺畅的沟通渠道是高校出现舆情风险的“助推器”。

三、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举措

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3]。2019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4]。高校的网络舆情风险管理亦是如此。所有的舆情都有其特定载体,因此,防止舆情载体出现是预防舆情事件的重要基础。高校应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机制,督促各级管理部门对其所管辖点内的风险源建立全面规范的管理体系,既要有防范舆情风险的准备,尽可能地清除舆情滋生的“土壤”,防止“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等问题的发生,又要有应对和化解舆情风险的对策,使网络舆情风险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营造清朗的校园网络环境。

(一)占领网络思政教育新阵地,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辅导员与大学生的接触最多,关系最为亲密,对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着重要影响,是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主体力量。学校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培养辅导员的政治敏锐性及洞察力,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学校也要加强两微、抖音、B站等媒体平台的建设,多渠道、全方位地增强高校传达的信息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在这方面,南昌大学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多年来,这所多校区、大规模的学校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大网络舆情事件,这与该校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文化以及管理者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快速有效督促各部门解决好现实中的各类问题有很大关系。疫情期间,该校更是积极打造了战“疫”思政“立体课堂”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全校师生的责任担当[5]。

(二)强化舆论监管队伍建设,提升全员媒介素养。“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高校需要培养和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的网络舆情监管和网评队伍,同时,要大力开展面对师生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提升他们对网络中海量信息的辨析能力、对敏感信息的捕捉能力、对突发信息的反应能力,促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校园“宣传员”作用。2018年某高校学生干部在工作中因不妥言辞引起误解,另一位关注此事的学生没有将此情况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给老师,而是在网络了帖子寻求解决方法,最终引发了舆情,此事在学校两次发声后才逐渐平息。2020年,几所高校都出现了因学生在网络平台不当言论引发网络舆情的事件,这些案例反映出加强高校师生尤其是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刻不容缓。

(三)构建舆情风险管理体系,做好应对准备工作。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有计划且动态化的过程。高校网络舆情发生前期一般要经历酝酿形成、危机转化和危机爆发三个阶段。在网络舆情风险管理中,可以将风险消化和控制在舆情爆发之前,将修复阶段与监测未来可能发生的舆情首尾衔接,最终将舆情管理升级为闭环。1.人机结合提高监测效能。在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络舆情信息容量越来越大的时代,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涉校舆情,就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部分高校建设有大数据中心,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学生网络、学业、心理、家庭等有关数据,能有效分析学生的政治态度、利益分歧、价值取向、心理压力等,提升学校对危机事件的预警能力。部分高校通过与专业的舆情机构合作,对受众人群较多的互联网平台信息进行重点监控和监管,做到对涉校舆论早发现、早行动、早解决。这些举措一方面能尽可能地将网络舆论控制在萌芽状态,不给舆情发酵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系统对已发生的信息传播进行追踪分析,为学校的舆情应对方案制定提供参考依据[6]。2.健全舆情风险防控预案。进行网络舆情管理时,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前明察秋毫。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该建立健全以制度、组织、队伍为主的管理体系,从多层面、多环节、多渠道筑起舆情风险的“防火墙”。高校中容易出现舆情的部门必须转化思维,提前对可能出现的舆情风险类型和程度进行细致可行、科学系统的风险评估,掌握工作的主导权,从源头上降低网络负面舆情发生的概率。例如,时事政治热点,疫情期间返校复课、封闭式管理举措等都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开学季、招生季、毕业季是容易出现舆情的时节,高校相关部门应针对具体事件或舆情高发期提前谋划预案,预防或减少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网络舆情事件。3.及时总结舆情处置情况。高校在舆情发生时,往往更加重视处置过程,一心想着怎样尽快平息事件,却忽略了网络舆情发生后的善后、恢复和总结改进。在事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此次网络舆情发生的原因,全面评估此次处置方法的优点及不足,是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可以为以后潜在和未知的舆情处理提供借鉴和警示。应尽快完善缺失的规章制度或应急预案,让后续工作有章可循;预测其他有可能出现的后续危机,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形象修复工作,为高校重建良好的社会声誉。如果舆情事件涉及师生生命安全,则要持续加强对师生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心理团体辅导。4.重视各级部门联动合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高校进行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时,必须改变宣传部门在舆情管理中孤军奋战的局面。对外,高校需要积极与地方政府、媒体单位、公安部门等建立实时联动合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对内,高校需要充分调动学工部、技术中心、教务处、保卫处、后勤服务中心尤其是二级学院等单位的积极性。要从政府到学校、从部门到班级,全校各层级通力协作配合,形成领导重视、外界支持、部门协作、师生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使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向着解决问题的良性轨道发展。

(四)畅通网络交流互动渠道,使师生形成爱校情结。建设畅通无阻的网络沟通平台是促进学校管理效果提升的良好形式,可以实现师生间的互动互信互通,激发师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增强其责任感。一方面,高校要做到校务公开,通过主动收集师生思想动态、开展学习生活恳谈会等了解师生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高校在进行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时,要主动创造条件让师生特别是大学生合理表达情绪,让师生在有问题时可以更方便地求助学校。高校对师生提出的有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种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要给予耐心、充分、详细的解答,把情绪和问题尽可能管控在校内和线下。学校要推出改革新举措、管理新规定时,要求得学校与师生思想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学校做到与师生主动沟通,才能换来师生的积极回应和理解支持。2019年,某高校毕业答辩现场一位教师向学生扔论文的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事后不少学生及时发声,表示该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教学水平也很高,被扔论文是答辩学生自己的问题。这样的发声使得网民的讨论焦点从最开始关注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逐渐转移到理解教师对学术和学生的责任心,舆论走向良好。

四、结语

网络舆论论文范文6

 

一、什么是"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该假说由三个命题构成。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1]沉默的螺旋解剖的是人的从众心理对人认知、判断直至行动的影响。   诺依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解读了舆论的现象。简而言之,舆论并不一定是"公众意见",而倾向于是一种"公开的意见",舆论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同时,从传播效果的研究角度来看,"沉默的螺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传播媒介提示的"意见环境"未必是社会上意见分布状况的如实反映,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这种分布处于"多元无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传媒提示和强调的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成"多数意见"来认知,即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二、互联网时代"沉默的螺旋"被弱化   麦克卢汉(McLuhan,M)指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近年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凭借自身的优越性在短时间内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媒介工具。在网络传播的快速性、跨地域性、匿名性等特征的影响下,互联网媒介承载的意见对个人所产生的压力要大大减少,"沉默的螺旋"作为经典的宏观效果理论,所宣扬的那种个人对陷入孤立状态的恐慌、劣势意见趋于社会压力而对优势意见趋于"沉默"等观点势必将被弱化。   1、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互动性特征提供给个人更自由的意见表达平台   汪碧芬、吴英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与实践局限初探》一文中提出,网络传播对"沉默的螺旋"最明显的挑战直接来自于网络传播的显著特性之一--匿名性。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会使个体在进行自我表达时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别人想法的影响,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心理上的负担[3]。甚至而有些不方便用真实身份表达的意见也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发表。例如记者戴骁军拒绝封口费事件中,他就是通过匿名发文的形式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2、网络传播的快速、高效,大大削弱了媒介的社会控制功能   网络传播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在网络上意见的表达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很多时候引导了传统媒体进行报道,这就大大削弱了媒介的社会控制功能。在网络时代,受众通过微博、博客等许多形式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信息,所以传统媒体无法完全凭借自身传播目的提供给受众意见,否则媒介的公信力会受到极大的质疑,从这个角度上看,媒介"创造社会现实"的能力的确是被削弱了。济南8.17事件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如果不是网络的强大力量,山东省女子监狱女民警林某也不会因为与修车人这件小事的争执而受到广泛关注。   3、网络传播中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让许多人不再"沉默"   网络传播过程中,受众具有鲜明的特性。许多网友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会极力提出与主流声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教育公平呼声愈来愈强烈的今天,"绿领巾"事件无疑激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但是,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反思教育失败的时候,有人却提出不要给"绿领巾"上纲上线。   三、互联网时代"沉默的螺旋"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网络传播虽然在信息的传播方式上引起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导致其对传播效果有了多元化的影响。但是,"沉默的螺旋"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沉默的螺旋"不会沉没。这与人的心理特点和互联网的缺陷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   1、受众从众心理的个性使然   学者阿希曾进行过从众心理实验,结果在测试人群中仅有1/4~1/3的被试者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保持了独立性。可见它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互联网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上没有占大多数的"主流观点"。如果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了这种"从众行为",即使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有所改观,也不会根本消除。   2、群体压力在网络传播仍然存在   网络的社区化等特征,使受众即使在拟态环境中仍处在一种"社会圈子"中。这样,受众会继续受到来自群体方面的压力从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网络可以给你匿名发言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免于攻击、不被孤立。2010年,英国肯特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网络空间被孤立,可能造成孩子情绪低落。很多人之所以寄托于网络就是为了逃避现实中受到的孤立,而网络中的孤立虽然可能少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但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却并不比现实小多少。   3、受众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   上网浏览信息虽已成为不少人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方式,但却并非每个人都经常发表言论。据统计,"所有新闻组的读者只有不到10%的人投稿参加讨论",中国因特网的用户95%的人上网只是查阅和浏览,网络数据信息传输水平极低[4]。这样就造成在互联网传播中,爱发表言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发表言论,而不爱发表言论或者不屑发表言论者就继续沉默,两方的意见表达仍形成了"沉默的螺旋"中两方实力悬殊的群体。#p#分页标题#e#   4、网络中的个人传播与传统媒体难以抗衡   虽然在新媒体时代,人人看似都成了信息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社会起到监督作用,甚至为传统媒体提供信息渠道。但在传播技术和影响力方面,主流媒体仍占有绝对的优势。更多人了解到的信息还是大众媒介筛选后的信息,所以大众媒介的社会控制功能并没有完全消解。   四、结语   沉默的螺旋在20世纪70年代电视作为传播主导力量的情况下提出,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今天网络高速发展,其匿名性、互动性、高效性、个性化等特点对意见表达的多元化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网络传播的时代,"沉默的螺旋"是逐步走向弱化的,我们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可以更自由的进行表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控制进行遏制。但网络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虚拟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有着种种关联,其功能绝不能被神化。因此,从多个角度来看,"沉默的螺旋"消解也是有限度的,它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即网络时代下,"沉默的螺旋"会弱化,但绝不会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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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网与学者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翟天临一直以学霸身份混迹于娱乐圈。醉心于名利场的他本希望凭借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学术圈再捞一把,却没想到摔了一个重重的跟头。也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知道在娱乐圈众多的明星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导演谢飞一语道破天机。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谢飞教授在《成都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生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对艺术创作专业的实践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博士学位对翟天临演艺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学术圈而来的“学术不端”这项罪名对于他这个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却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几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绩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总结为“辩证法的吊诡在此显出真面目”[3]。知网是什么东西?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于1999年6月发起的一项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发展成为集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因此,对于任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知网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翟天临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对现在连本科毕业生都知道的知网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他在知网上为数不多的文章还涉嫌严重抄袭。事发后,新京报记者对翟天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报纸和一篇期刊论文。其中,《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期刊论文在经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后显示,有1处疑似剽窃他人观点,7处疑似剽窃他人文字表述。在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结果为39.4%,也就是说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内容一样。[4]事实上,在2017年刘进担任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临。无论如何,《白鹿原》剧本他是看过的,甚至是熟读过的。尤其是关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没有多少作者能有他这份经历。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艺过程中体会到的真情实感稍微动点脑筋加以分析综合,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论文却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讽刺的是翟天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2019年春节期间,这个“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刚刚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假如没有知网,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翟天临原来是一个水货博士。因为人们是先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知网是何物”这个漏洞,才来检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检索他的文章有问题,才来质问他的学历。但有了知网,一切就变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论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观点?有多少涉嫌抄袭?抄了谁的?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数据是冷漠无情的,但数据也是最不会撒谎的。目前,翟天临的博士学位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知网上看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翟天临从神坛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无缘知网,因为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位学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有了知网这个平台,给了学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也让每个从事学术的人对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知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晾晒平台。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学术大腕,还是学术小卒,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寒门学子,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二、知网与学位授予单位

翟天临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个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高学历,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学历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学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暴露了他的学位名不符实。因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里有明确规定“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5]而这个翟天临不仅未满足正常毕业条件,其中一篇文章还涉嫌抄袭。这次东窗事发,很多人把它归咎于翟天临自身的“作”,结果是搬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人说,翟天临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一群人。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是恰恰也是这一群人害了一个年轻人。不难发现,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重心在翟天临身上短暂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位授予单位而去。因为翟天临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养程序的,他拿到的学位证书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晒的北京大学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也是真的。假如没有这次偶然事件,谁也不敢贸然质疑他的学霸身份。因此问题就来了,翟天临明明不够条件,他是怎样拿到学位证书的?责任显然在于学位授予单位。由此,“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诚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舆论危机,并且事关国家教育部门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时间回应此事:“调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6]而在事后的调查结果里面,两所学校分别承认了自己在培养和招生环节存在失误,特别是其导师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在谢飞教授的那篇《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评论中,他还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暴力,“对犯过错误、有污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7]这篇文章虽有护校护生之嫌,却是一篇极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众可以原谅翟天临的虚荣心,但却不能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糊涂账置若罔闻。翟天临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不仅牵扯学者个人诚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时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翟天临“学术不端不是小事一桩,更不是娱乐事件,它不仅关乎道德诚信,更关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艺人的‘人设崩塌’可以涵盖。”[8]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难让大家相信之前就没有其他“翟天临”。翟天临一个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临们”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来就很少的博士学位指标却是大事。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博士学位只是拿来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装饰品,对于他们的实质性事业甚至没有多大用。而他们却让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变命运寄托于此的寒门学子望尘莫及,这种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恶的。翟天临这种骗子固然可恨,后面为其大开绿灯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归可恨,至少在事情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不能把私愤发泄到某一个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追着不放,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人身攻击。当人们丧失理智地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泄愤”狂欢,追逐网络暴力带来的刺激时,同样是一种病态。在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网络世界中,谁也不敢保证,谁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舆论,化解民愤,当然也是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再发生。教育部办公厅在2月底连续了两个公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不能说这两份文件完全是因为翟天临事件,但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尤其是教研厅〔2019〕1号文件,实实在在给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敲了一个警钟。其中提到“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使用”和“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可谓在广大学位授予单位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另外,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这些政府行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实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相应地我们也很难去质疑一些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假如没有知网,这种检查只能靠各高校内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网,各种暗箱操作便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看起来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既然是学位授予单位,学生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满足一定的学术成绩才能拿到学位证。而知网就是学术成绩的容纳器,因此就把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联系了起来。教研厅〔2019〕1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馆际和校际学术共享公开制度,以公开促进学术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实知网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起码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对学位授予单位施以高压,才能有效地遏制学者学术不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因此,知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监督窗口,实际上也把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放在了人人皆可触碰的地方,成为预防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知网与学术期刊

从科研伦理角度而言,是保证文章原创性的前提,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就像人们制定法律宣传法律,不是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但假如没有知网,没有大数据时代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约束科研伦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学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检举。但有了知网等这类网络出版平台,文章重复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这个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牵扯到谁来把这个关?学位论文当然是靠学位授予单位,而期刊杂志的把关者显然是期刊社,而与学者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临《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文章,既然有这么高的重复率,甚至还涉嫌严重抄袭,为何还是能够发表?在学术活动中,我们痛恨学术腐败,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胆大妄为的主编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还有一种学术纵容同样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进,但求有稿就发,甚至文章重复率门槛也形同虚设。尽管我们认为学术期刊有着划分档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核心期刊要在这一关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证原创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学术贡献,因此文章,应该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这第一件事上,学术期刊再次对翟天临放了水。事实上到最后,果然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更难发现由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不规范,还可能存在很多“翟天临们”。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有知网,我们也并非一定能揪出问题。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但范围并非覆盖所有学校,并且学校上传的时间进度也没有期限要求。如果这次不是翟天临自己犯下“不知知网是什么东西”这么低级的错误,指望我们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过舆论去迫使相关学校自我调查,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番结局。尽管他不知道“知网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网上竟然还有一篇文章,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篇涉嫌严重抄袭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写。仅仅是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学术不端,只能说他运气坏到了极点。另外,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篇论文拿去再,又有谁会发现这篇经期刊正式发表并且上传知网的文章还有着这么高的重复率。就像刚刚上文所讲,事发后,我们把矛头直指翟天临,却忽略了学校。事实上,学术期刊也有责任。如果当时这个期刊以重复率过高打回让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绝发表,或许不会对今天的结局有什么改变,但至少翟天临少了一个污点,期刊的名声也能得以保留。翟天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板子显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样难辞其咎。期刊社把关不严,罪魁祸首是背后学术体制对期刊社机构地监管不力。而知网给了学术圈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所有人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把期刊囊括了进来。至此,知网织了一个巨大的网,它完美地把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期刊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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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认知能力

学术期刊是国内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肩负着我国文化传播和学术成果积累的重要任务。[1]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具有社会影响力,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较好的政治素质表现为较高的政治认知能力,这是由出版工作性质决定的。编辑工作是一项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所以编辑一定要懂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做好文章的政治把关工作。对政治思想动向和政治形式的发展能够有较高的辨析和认知能力,在复杂的变化和各种冲突事件中能够始终保持清醒且正确应对。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能够熟悉和把握有关出版工作的法律和法规,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保持办刊方向的正确性。期刊媒体具有天然的导向属性,一个负责任的期刊编辑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对期刊论文的选取、判断和内容表达负责任,增强社会的导向意识,自觉担当起舆论引导的责任和义务。学术期刊的编辑要不断地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判断力、敏锐性和洞察力,始终保持先进的思想和社会意识,才能与时俱进,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正确科学的学术信息[2]。

二、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

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是具有个性化的,这种个性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研究观点的确定上,更表现在语言表述的运用上。而个性化特征明显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期刊论文是需要经历一个社会化或者规范化的过程。也就是经过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其他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着或者对于尚未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说,都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特征。这一规范化过程及其所具有的示范性和导向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的观点方法、思考路径等内容方面,还表现在研究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文献注释等要素构成方面,更表现在语言表述、标点符号使用等更细微的方面,而这一转化的过程会被学者们所忽略。学术期刊的编辑就是在这个性化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化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可见,期刊编辑不仅应具有编辑加工能力,将论文编辑得更加规范,还必须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音文字能力。编辑业务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和编辑业务的技能。目前,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编辑大多都不是学编辑学出身的。所以,期刊编辑更应该不间断地学习并掌握编辑学的相关知识,熟练了解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系统学习编辑学理论和实务,拥有较强的编辑加工技能,[2]能够运用编辑学理论提高自身的信息采集、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修改加工、排版等编辑流程。编辑的加工能力是编辑的基本功,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保证就是熟练掌握编辑的基本功,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要经常参加相关的编辑实务的专业培训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向资深编辑前辈请教,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技巧,积累自身的经验,提高个人的编辑能力。

三、提升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水平

学术期刊编辑除了要具备编辑业务素质外,还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学术专业素质。期刊编辑应该具有前瞻的眼光、选题策划意识、扎实的编辑加工基础和拥有专业的稿件评审水平等能力。前期的选题策划及组稿约稿、初审的筛选与评阅是最考验编辑能力和水平的环节。如果编辑的学术水平有限,会缺少对作者选题方向的引导,审稿中在主体内容的建设性方面也无法给予过多的专业意见,就只剩下后期的编辑规范与论文结构、语言运用、标点符号等完善性的工作,这样的编辑具有较大的替代性和边缘性。在行业内,要想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所的质量至关重要。学术期刊的品质取决于作品的质量,作品的质量则主要取决于约稿的质量。编辑要别具慧眼,努力向有思想的专家学者约出无愧于社会的精品力作,并追求其精品力作基础上的原创性。学术专业素养是编辑从事工作的基础。期刊编辑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优化专业知识结构,增加专业信息储备,以专业的学术眼光看待和审阅论文,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作者、审稿专家及读者沟通交流,还能在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优秀的稿件。在信息时代,期刊出版将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期刊编辑应主动获取、了解各类信息,敏锐地洞察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及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整理和加工论文,提高期刊发文的质量。

四、提高编辑的创新意识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争鸣地和学术思想的交流地,是学术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学术期刊是呈现学术创新的重要载体,而期刊编辑则是创新的具体实践者,因此为推进学术期刊的持续发展,编辑一定要具有创新意识。近年来,电子技术、网络技术、新媒体等技术呈现快速发展速度,知识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这都要求编辑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与时代同步,拥有敏锐的创新意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最新的信息,了解相关学科的前沿话题及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掌握学术发展的新动向。通过积极学习新型出版技术知识,如数字化出版、网络出版、新媒体出版等新的出版技术、方法及手段,提高编辑出版工作流程的数字化和办公自动化水平,加强提高微信公众号、APP等方面的技术能力,[2]转变编辑出版工作的传统模式,拓展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相融合的程度,提高传统出版的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总体来说,在信息时代,编辑应该了解并掌握更广博的知识,学会多方面的技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