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风险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首先简述电子商务中软件质量风险的生成机制，然后研究政府应采取何种规制措施降低交易者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契约控制力不对称引起的质量风险，并提出具体的对策。
电子商务扩大了软件的交易形态和交易范围，使软件交易比物质产品便捷和多样化，同时，由于交易流动性增强，交易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由于软件是典型的后验产品，使其在电子商务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物质产品交易的质量风险，需要政府进行规制。
一、软件电子商务质量风险的生成
软件是后验产品，消费者只有使用它以后才知道它的真实质量，这形成软件交易中严重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软件市场容易因逆向选择而形成“柠檬”市场。电子商务使软件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加剧。在软件传统的商务渠道中，供应厂商的品牌、包装、广告及赔偿承诺等，都向消费者传递着软件质量的信息，厂商营销中投入巨额成本及其与销售商的合作，都显示着厂商的“实力”与其产品的“层次”。而在Internet上，大大小小的厂商甚至个人都可以花很小的力气(成本)向你推销软件，你的网页上时不时会“飞”来某个软件广告，这些软件的质量信息几乎没有经过“过滤”，参与软件电子商务交易的消费者在搜寻信息成本几乎下降到零的同时，却带来了挑选成本的激剧增加。消费担心的还有，这些“厂商”今天在网上设立软件商店，明天它会不会还存在？更严重的是，这些软件提供者中，还时有电脑病毒的“骇客”浑水摸鱼混杂其中，使挑选软件增加了很大的风险成本。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进入规制，软件电子商务质量风险将成为Akerlof(1970)所提的典型的“劣质产品市场”，甚至连市场也无法形成。
二、软件电子商务质量风险规制
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质量风险可由市场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的规制作用是使这种风险降到最低，以使软件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扩大和更有效率。软件电子商务中的质量风险主要由软件交易中严重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性、网上交易的低约束性和违约惩罚成本的高昂性引起。为此，政府对软件电子商务交易必须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消除交易双方在交易中的契约力不平衡，创造公平、透明的交易条件。从交易契约理论出发，政府可采取的规制措施包括事前的准入注册，事中的认证评级、信息服务、监控维护和事后的追究惩罚等。
1.准入规制
政府对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供方实行注册登记等准入规制可增加交易的约束性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软件电子商务交易由于供方在每一个端口均可供货，并且供方可以“跑了和尚又跑了庙”，这给买方带来了交易上的风险，包括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上的风险。当买方意识到卖方可能实行一次易时，就会担心卖方的道德风险而选择“信用认定”，即在交易前多方搜寻对方的信用信息，或是干脆选择不交易，这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缩减了市场，加上软件的信息不对称，软件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将大幅缩水。在没有政府规制的“自由市场”情况下，软件电子商务市场交易的供方将集中在少数“品牌”公司，因为只有这些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去建立起市场信誉的公司才值得买方信赖，也只有这些大公司的雄厚实力才使用户有“庙”可找。所以，软件电子商务市场在没有政府时虽然是个人人均可进入交易，没有限制的“公平”市场，但实际上是个只有大的软件公司才能生存，产生“公平”性失效的市场。由此，政府需要进行准入规制。
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准入规制措施？现代规制理论表明，过严的政府规制将使政府政策替代市场机制，从而导致政府失灵；有效率的政府规制必须是政府的规制措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起到扶持和维护市场的作用。简言之，就是政府应永远是裁判员，而不应是运动员，即使是政府的微观规制也只能是“跑着的裁判员”。对每个市场失效，市场本身均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内在机制（“免疫力”），软件电子商务市场也如此。例如网上信用认证服务就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实际上，VeriSign等网上认证服务公司在国外已经起步发展。因而，政府对软件厂商进入电子商务的规制应该是核准注册制度，而不是审批制度。同时，为适应软件电子商务交易特点，政府需要为用户提供厂商注册信息查询服务，并制订与网络交易相符合的防止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价格欺诈或质量欺诈等违法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政府所能做的还有对网上软件交易认证服务公司给予税收优惠，以满足软件电子商务中日益增加的产品信息和信用信息需求。
2.交易运行规制
在初步确定对方可交易后，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质量风险来自买卖双方之间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这容易导致软件电子商务市场萎缩或转变成“劣质产品市场”。为克服因质量信息不足产生的逆向选择，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产品高质量的厂商将采取信誉培育、高质高价和通过市场中介传递质量信息等措施传递甄别信号，从而减轻市场的失灵。但甄别信息传递过程需要高昂的信息传递费用（对厂商）和鉴别费用（对消费者），交易成本过高会影响市场的交易效率和交易范围，为此需要政府进入软件电子商务市场，提供部分质量公共信息和限制虚假信息的，以减少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鉴别成本。这里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提供减轻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服务？
在传统物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规制上，政府只要采取广告、质量标准等常规的规制措施就可以达到质量价格的均衡从而避免信息不对称下的价格欺诈。而对软件电子商务交易而言，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传递、鉴别信息的费用显著地高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因而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规制服务，包括：第一，提供质量信息在线服务。信息具有天然公共品的属性，由政府提供软件质量的相关信息，不仅可显著减少甄别信息的传递费用，而且能减少质量信息的鉴别费用。当然，政府所的信息只能限于一些公共、实用而现实的信息，如软件电子商务市场的政策信息、软件真假鉴别的实用技术和鉴别机构、软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市场的监督报告等。这些信息，应以数据库的形式提供在线查询服务。第二，认证和评级。认证评级是政府降低用户鉴别软件质量信息成本的有效规制措施，也是提升高质量软件的信誉度，降低其信誉投资成本的良好措施。限于公共职能和信息不对称，政府认证规制在操作上应以提供准入性和达标性的认证为服务内容，而把其他的认证工作交由市场认证服务公司；评级服务方面，政府可从市场销售额、市场占有率、专利申请数、服务质量、投诉率等方面公布企业“排行榜”，以让消费者对软件企业有个基本的判断。第三，信息监控。鉴于信息不对称中大量信息租金和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需要监控企业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其中主要是软件厂商在互联网上的各类广告和信息是否虚假或是否具有误导性，以及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3.惩罚规制
在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单纯依靠消费者搜集和鉴别信息去减少卖方在质量上的败德行为是很费成本的事情，政府进入规制能有效减少这种成本的支付，从而增加卖方的约束性和减少交易中质量的不确定性。在电子商务中，由于交易存在着部分“虚拟”成分，使法律的执行成本很高，这个特点由于软件交易“边界模糊”的特性而在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政府在惩罚规制上有两种惩处方法可选择，一是实施高频率的检查规制；二是加大惩罚力度从而相对减少查惩费用。由于网上交易约束性低，查处不容易和法律惩罚成本高，信誉低的公司比信誉高的公司更有积极性选择质量欺诈行为，因而，从维护市场与降低社会成本角度出发，政府需要选择从严惩处的办法。
简短的结论：软件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质量风险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网上在线服务，这种服务应限于公共服务领域而不是替代市场“免疫”机制的作用。此外，为增加交易双方的约束力，减少质量欺诈行为，政府应实行在线的监控惩处机制和加大违规者的惩罚力度。
主要参考文献
[1]C.夏皮罗，H瓦里安.信息规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张昕竹.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M］.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
社,2000.
质量风险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
一 、引言
2006年财政部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新审计准则体系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全面引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思想和方法。但有很多业内人士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表示怀疑和担忧，认为安达信由于安然事件而轰然倒塌，其主要原因在于运用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和方法；其他国际会计公司如毕马威涉及锦州港案件、德勤涉及科龙审计案件、普华永道被我国政府限期整改，这些国际会计公司在我国已陷入全面诚信危机，有的公司甚至面临退出我国市场的尴尬局面，都采用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因此人们对以安达信为代表的国际会计公司所推崇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产生了质疑。实施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究竟是导致审计失败还是提高审计质量？如果把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这一新的模式直接用于我国审计，会不会出现水土不服？能否提高审计质量？因此有必要结合在我国的实际运用情况来证实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提高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证券市场2002年至2011年深沪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探讨在中国背景下，执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质量影响，期望能为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提供支撑。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毕马威会计公司率先使用BMP（Business Measurement Process）审计模式。BMP审计模式要求审计师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企业的经营模式，然后通过分析企业在战略、经营等环节中所产生的经营风险，确定剩余风险，最后根据剩余风险设计实质性测试程序。随后安永会计公司在对企业经营环境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开发了“全球审计法”。安达信会计公司形成了经营导向审计技术；普华永道会计公司广泛采用以“普华永道审计方法”为名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德勤会计公司采用以“AS/2”为名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英、美、加组成的联合工作组（2000）认为促使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注册会计师会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向审计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需要；美国审计效果研究项目组及国际“风险分析联合项目组”（2000）研究表明采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有助于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在美国，与审计风险相关的七个审计准则征求意见稿是2002年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审计准则全面贯穿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2002年1月1日国际内部注册会计师协会开始实施重新修订的《内部审计事务标准》，这一标准在体例列示和内容上都有变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于标准中。Eilifsen、Knechel和Wallage （2001）表明采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可为注册会计师提供较高程度的保证，进一步减少对各利益相关者的风险。Power（2003）指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比传统审计的收费提高并合理化。
（二）国内文献 陈志强（1998）指出在控制环境中所涉及的审计风险难以确定是固有风险还是控制风险，这就使得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结构有内在缺陷。胡春元（2000）认为风险基础审计使审计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黄世忠、陈建明（2002）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大”从制度基础审计演变为风险基础审计，这种审计模式的改变不仅造成了审计观念的紊乱，而且可能使审计职业以唯利是图为目标（其核心是风险与报酬的权衡与抉择）。因此认为运用现代风险导向这一审计方法有可能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审计失败。 谢荣、吴建友（2004）指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理论基础是审计理论、系统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其完成审计工作的思路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把会计报表错报风险和企业战略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提出了审计师从源头分析和发现会计报表错报的观念。常勋、黄京箐（2004）认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将审计的视野延伸至被审计单位的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环境中，预测可能的各种风险，将使风险评估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李爽（2005）指出在运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过程中，应注意强化职业判断以进一步提高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 。卓继民（2005）认为现代风险管理审计首先从审计的源头（企业的战略、绩效等）去识别和评估管理中整体风险，然后确定注册会计师可以接受的剩余审计风险。这种审计模式不仅关注企业整体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而且确保审计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因此优于其他审计模式。曾萌（2005）认为在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运用中要特别关注是否存在把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演变成“只要收益大于风险成本”就干或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为名，偷工减料这些情况。李纯青（2006）指出：我国颁布的审计准则充分体现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这些准则的实施会使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程序发生改变，注册会计师应当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后，实施进一审计程序，以提高审计质量并进一步降低审计风险。林刚（2006）认为注册会计师若要降低自身的审计职业风险，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现代风险导向这一新的审计模式就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必然选择。谢志华、崔学刚（2006）指出要彻底发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发现与报告”重大错报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强化法律法规对审计委托人的审计需求，不断提高审计法律风险。王玉蓉、庄立（2009）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审计质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风险因素对审计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韩晓梅，郭威（2011）研究发现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对高风险客户的关注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国外研究文献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各大会计公司就在审计实务中进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探索，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方法保密的需要，其采用的的审计方法很少公开描述，不便取得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完整认识。根据文献显示，在实务操作方面，更多的是对现代风险导向这一审计模式的技术和功效进行的探索与研究，还缺乏真正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就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本身而言，并没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从国内研究现状看，我国多数文献仅仅是关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及运用方面的研究探讨，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审计导向，都是探讨和研究技术层面并以此来设计相应的审计程序，而国内关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质量影响的规范性研究较少，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2007年1月财政部颁布的《中国过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实施为背景，通过理论分析，初步阐述了实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和审计质量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并且在实证模型中，提出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Risk，虚拟变量）这个变量，作为检验对审计质量影响的重要解释变量。采用实证方法分析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正是本文的可能创新点。本文拟用实证的方法对各方争论的焦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质量的有效性做出追踪，期望对形成系统完善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撑。上述国内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文献表明：较多的学者、专家认为注册会计师运用现代审计风险导向审计能够进一步改进审计程序，更合理地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有利于降低审计的风险，从而提高审计的质量。本人赞同这一观点，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能够提高审计质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2年至2011年的沪深A股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未使用年度（2002年至2006年）和使用年度（2007年至2011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为了剔除不同行业对模型征参数的影响，本文选取2002年至2011年期间的沪深A股（排除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制造业作为初选样本，剔除2001年以后的新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11年期间指标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确定307家上交所、248家深交所A股制造业为样本对象，样本公司总数555家。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网站和巨潮资讯网和中国会计视野网。数据处理使用的是Excel和spss15.0软件。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被解释变量：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i|）。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i|来衡量审计质量。|DAI |的计算，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量。（2）解释变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Riski）。如果注册会计师审计第i年年度报告执行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准则，则Riski取值为1，否则为0。（3）控制变量。事务所规模（Big10i），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2年至2011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取前十名。如果负责被审计单位当年年度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排名前十，那么Big10i取值为1，否则为0。被审计单位规模用Sizei 表示，为被审计单位第i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被审计单位经营业绩ROAi 表示，为被审计单位第i年营业利润与当年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资产负债率DebtRi 表示，为被审计单位第i年年末负责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上市年龄Agei表示 ，为被审计单位上市年度距离样本年度的年数。根据上文的分析，构建如下模型并使用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DAi|=β0+β1Riski+β2Big10i+β3Sizei+β4ROAi+β5DebtRi+β6Agei+εi
其中，β0为截距，β1-β6为回归系数，εi为残差，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上文所述。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各变量描述性统计数据。可以发现，|DA|平均值和中位值分别为0.5642和0.4317 ，说明|DA|分布较为均衡。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施（Risk）与否的平均值、中位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000、0.5000、1.000、0.000，说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样本期间实施程度为50%，即自2007年起会计师事务所对深沪A股制造业实施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从表（2）中可知模型的R和R2的都较大，说明总体回归效果较好。从表（2）中可知DW统计值为2.016，根据DW临界值检验表，DW在0.05显著性水平上dL=1.707， du=1.831，du
（三）回归分析 表（4）中变量Risk、Big10、SIZE、ROA、DEBTR、AGE和常数项的t值的显著性概率分别是：0.000，0.039，0.015，0.042，
0.028，0.036，0.047，均小于5%，同时变量RISK、BIG、SIZE、ROA、DEBTR、AGE 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1.092、1.027、1.056、1.847、1.886、1.102，即VIF
五、结论
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实施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提高审计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注册会计师审计时首先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入手，确定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风险领域，然后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达到在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既节约成本又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本研究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初步证据，但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仅选择沪深A股制造业，没有考虑到行业因素和非上市企业情况。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A股制造业外上市公司（包括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和非上市企业审计质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系广东省2011年度会计科研课题“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对审计质量影响之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1111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志强：《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结构中的一个缺陷》，《审计研究》1998年第5期。
[2]黄世忠、陈建明：《美国财务舞弊症结探究》，《会计研究》2002年第10期。
[3]谢荣、吴建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会计研究》2004年第4期。
[4]段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5]李纯青：《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应用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6]谢志华、崔学刚：《风险导向审计：机理与运用》，《会计研究》2006年第7期。
[7]王玉蓉、庄立：《独立审计质量与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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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风险 会计信息 透明度
一、引言
在企业面临的诸多风险中，信用风险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在做出信贷或者投资决策时关注的重中之重。信用风险会导致经济主体出现流动性危机，其破坏性、联动性和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信用风险管理关系到企业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会计信息透明度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发达资本市场和新兴资本市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会计信息不透明的普遍现象。美国安然事件等众多财务舞弊案的频发凸显了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严峻性。会计信息失真、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利益和内幕交易等事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时有发生，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水平不高。那么企业会计信息不透明是否会导致或者加剧企业的信用风险？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哪些维度会影响企业的信用风险？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路径是什么？目前，国内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来解答上述问题。同时，对该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可以丰富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同时，对现实中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和信用决策也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角度研究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在阐述二者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解析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机理，通过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以期对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tigliz（1981）及Mason（1998）为代表的信用市场均衡理论，核心的问题是阐明由于信用市场中的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信用市场的均衡并非瓦尔拉斯均衡，而在需求大于供给时达到均衡。Furubotn（2009）认为，企业所进行的交易特征和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由其选择的公司治理结构类型决定。Friend（1988）研究显示，无论公众公司还是私人公司，当主要股东身兼管理者时，公司负债比率普遍较高，并研究了负债水平与管理层持股关系；Mohd，Perry和Rimbey（1995）研究表明股权分散程度与负债比率呈正向关系。
（二）国内文献 晏艳阳、李学政（2007）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信用的边际影响力，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显著降低企业存在的信用风险。陈辉（2007）研究了信息披露对保险公司风险水平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披露为投保人监控公司活动提供了保障，成为降低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的重要途径。陈蓉（2010）以我国102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地检验和探讨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能显著地影响企业信用风险。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潜在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林有志、张雅芬（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会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得分上，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明显高于披露水平低的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来源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成效。一方面，完善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对管理层实施监督，减少成本和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完善的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债权人信息获取的成本，从根本上降低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由此可以推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以及信息的完整披露，有利于充分揭示企业面临的与信用风险及风险管理相关的潜在危机。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水平越低
用于衡量企业业绩的盈余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核心。相关学术研究发现，盈余信息是投资者关注程度最高和依赖程度最大的业绩指标。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典型代表，盈余披露质量衡量的是收益指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上市公司会计透明度总体水平的折射和反应。现实中，在股权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要求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或者行为。总体来讲，盈余平滑度越大，表明管理层越有可能进行了盈余管理，从而隐藏业绩的波动，故意向债权人传递公司稳定经营和平稳发展的虚假信号，那么会计信息质量越不可信，会计信息披露总体质量越低，公司内在的信用风险越大。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会计盈余平滑度越大，信用风险水平越高
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供独立规范的鉴证业务，帮助审查和监督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从而确保信息披露质量。Je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财务报表审计，能够降低两权分离下管理层的道德风险问题。审计报告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终审计结论。越差的审计意见往往意味着越低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说明债权人无法获得关于该上市公司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债权人面临的信用风险越高。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稳健性和及时性呈正相关，与盈余激进度呈负相关。可见，审计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会计信息透明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暗含了关于审计质量的重要信息，正在成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普遍因素。不少学术研究均表明，审计质量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相比，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3a：审计报告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较低
假设3b：聘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较低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08年至2012年深证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是否被ST作为信用风险的变量，以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审计意见类型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上市公司的ST相关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部分指标通过Excel计算获得。样本选取时，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财务信息缺失的公司，避免研究结论出现异常。在剔除了上述两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后，最终得到的2008年至2012年的样本总量为2012个。
（三）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PASWStatistics18.0软件，实证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包含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
Logistic模型是普通多元线形回归模型的延伸和推广，模型方程基于二元Logistic概率函数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仅有两种变量取值的情况，数学表达式为：
Pi=■
Zi=？茁0+？茁1x1+…+？茁x=？茁0+■？茁kxk
其中，Zi为所有解释变量的综合作用，Pi为因变量取值为1时的概率大小，即上市公司出现信用风险的概率；xik表示公司i第k个年度的解释变量。由模型可知，Pi的取值越大，企业的违约可能性越高，信用风险越大。
对数变换可以将Logistic模型由非线性函数转化为线性函数：
Ln（■）=Zi
显然，P为Z的连续增函数，由极限的思想可知：
当z+∞时，有■
当z-∞时，有■
可见，P的取值范围为（0，1），完全符合概率的定义。Logistic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误差的分布服从二项分布，故Logistic回归系数的估计基于极大似然法而非最小二乘法。
（四）变量定义 变量设计为：（1）被解释变量。信用风险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企业陷入严重财务或经营困境使得破产清算比举借新债更有利时，企业才会选择违约。因此，以企业陷入严重财务或经营困境来衡量信用风险比到期违约更具实质性和现实性。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以上市公司是否被ST作为信用风险大小的度量。见表（1）。（2）解释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是本文的研究角度，其衡量方法的选择决定了研究的有效性。考虑到会计信息质量是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整体水平的关键因素，为避免以前研究在会计信息透明度指标选取上的片面性，本文从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三个维度来度量会计信息透明度。如表（2）。（3）控制变息。为了使模型能够更加真实的反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这四个方面的六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如表（3）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公司具有的特点如下： （1）信息披露质量（DIS）平均值为0.67，说明上市公司总体披露水平居中。（2）审计报告意见类型（Audit）的均值为0.89，可见样本公司审计报告质量总体水平比较理想。但是选择四大作为审计中介机构的企业绝对数量依然偏少。 （3）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理想，总资产报酬率（ROA）均值仅为2.15%，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仍有待提高。营业利润的标准差为700.10，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企业规模（Size）来看，样本企业的差异较为明显，离散系数为1.46。企业的负债水平相对合理，资产负债率（DTA）平均为45.37%，表明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较强。从企业的成长能力来看，企业的增长比较平稳，总资产增长率（GRA）平均为11.21%，净资产增长率（GRE）平均为16.72%。本文以深交所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2年的2012个有效数据进行全样本Logistic回归分析，以验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由于三类解释变量既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特的内容，并且在时期上相互补充。因此，本文首先将三类指标独立地放在Logistic方程中进行分步回归，分别对三个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再进行整体Logistic方程回归进行进一步验证。
（二）回归分析 包括：（1）信息披露质量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如表（5）所示，模型总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能够很好的信息披露质量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从全样本Logistic回归结果表（6）来看，样本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理想。信息披露质量的偏回归系数是负值，显著性检验结果Sig=0.004
即：p=■ log（■）=26.083-0.515DIS+0.575ES-3.063AF-2.424Audit-1.296Size-0.002Profit+3.132DTA-2.518ROA+0.052GRE-2.073GRA
从回归结果可见，一是企业规模与信用风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往也有不少学术文献印证了这一结论，认为资产规模大的公司经营稳健且资金实力雄厚，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违约的概率较小，信用风险较低。二是盈利能力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同样显著，表明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对信用风险水平有重要意义。营业利润（Profit）和总资产报酬率（ROA）均与信用风险（CR）负相关。所以，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能有效利用资产获取收益，拥有相对充裕的未来现金流预期，因此偿债压力小、信用风险低。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与信用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较高的负债比率往往意味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四是成长能力对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净资产同比增长率与信用风险的大小正相关，而资产同比增长率与信用风险的大小负相关。理论界尚未得到关于成长能力与信用风险相关性的明确研究结论。一般而言，越具成长性的公司，信用风险越低。尤其从长远来看，持续成长能力是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保障。但短期来看，步入快速成长期的公司虽然能获得较高的净利润增长率，但企业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加大。因为企业的高速发展往往因大量资金支持的需要而进行对外融资，一旦因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危机，就会加大违约或破产的风险。
（三）回归稳定性检验 为了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年度间是否稳定，本文进行了分年度的Logistic回归，选定0.5为分界点，得到含全部四个解释变量的年度回归结果。其中，2006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2%、2007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3.3%、2008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4.5%、2009和2010年的预测正确率均为95.5%，解释变量与截面数据回归结果一样全部显著，限于篇幅本文没有逐一列示稳定性检验结果。通过分年度的稳健性检验，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2、研究假设3a和3b都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在我国深交所A股主板市场中，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信用风险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
五、结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和经济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深入挖掘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是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本文在把握会计信息透明度内涵的基础上，完善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衡量指标，围绕信息经济学理论，探究了会计信息透明对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作用，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1）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与信用风险水平显著负相关。完善的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债权人信息获取的成本，从根本上降低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以及完善的信息披露，有利于充分揭示企业面临的与信用风险管理相关的潜在危机。（2）企业盈余平滑度与信用风险水平显著正相关。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典型代表，盈余披露质量衡量收益指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上市公司会计透明度总体水平的折射和反应。盈余平滑度越大，说明管理层越有可能进行了盈余管理，从而隐藏业绩的波动，故意向债权人传递公司稳定经营和平稳发展的虚假信号，公司存在较大的潜在信用风险。（3）审计报告意见类型能够显著影响信用风险，审计报告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较低。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差的审计意见往往意味着越低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增加了债权人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4）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能够显著影响信用风险，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其信用风险水平较低。以往不少学术研究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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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风险论文范文4
在企业面临的诸多风险中，信用风险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在做出信贷或者投资决策时关注的重中之重。信用风险会导致经济主体出现流动性危机，其破坏性、联动性和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信用风险管理关系到企业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会计信息透明度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发达资本市场和新兴资本市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会计信息不透明的普遍现象。美国安然事件等众多财务舞弊案的频发凸显了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严峻性。会计信息失真、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利益和内幕交易等事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时有发生，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水平不高。那么企业会计信息不透明是否会导致或者加剧企业的信用风险？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哪些维度会影响企业的信用风险？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路径是什么？目前，国内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来解答上述问题。同时，对该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可以丰富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同时，对现实中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和信用决策也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角度研究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在阐述二者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解析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机理，通过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以期对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tigliz（1981）及Mason（1998）为代表的信用市场均衡理论，核心的问题是阐明由于信用市场中的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信用市场的均衡并非瓦尔拉斯均衡，而在需求大于供给时达到均衡。Furubotn（2009）认为，企业所进行的交易特征和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由其选择的公司治理结构类型决定。Friend（1988）研究显示，无论公众公司还是私人公司，当主要股东身兼管理者时，公司负债比率普遍较高，并研究了负债水平与管理层持股关系；Mohd，Perry和Rimbey（1995）研究表明股权分散程度与负债比率呈正向关系。
（二）国内文献 晏艳阳、李学政（2007）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信用的边际影响力，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显著降低企业存在的信用风险。陈辉（2007）研究了信息披露对保险公司风险水平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披露为投保人监控公司活动提供了保障，成为降低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的重要途径。陈蓉（2010）以我国102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地检验和探讨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能显著地影响企业信用风险。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潜在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林有志、张雅芬（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会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得分上，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明显高于披露水平低的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来源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成效。一方面，完善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对管理层实施监督，减少成本和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完善的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债权人信息获取的成本，从根本上降低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由此可以推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以及信息的完整披露，有利于充分揭示企业面临的与信用风险及风险管理相关的潜在危机。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水平越低
用于衡量企业业绩的盈余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核心。相关学术研究发现，盈余信息是投资者关注程度最高和依赖程度最大的业绩指标。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典型代表，盈余披露质量衡量的是收益指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上市公司会计透明度总体水平的折射和反应。现实中，在股权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要求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或者行为。总体来讲，盈余平滑度越大，表明管理层越有可能进行了盈余管理，从而隐藏业绩的波动，故意向债权人传递公司稳定经营和平稳发展的虚假信号，那么会计信息质量越不可信，会计信息披露总体质量越低，公司内在的信用风险越大。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会计盈余平滑度越大，信用风险水平越高
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供独立规范的鉴证业务，帮助审查和监督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从而确保信息披露质量。Je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财务报表审计，能够降低两权分离下管理层的道德风险问题。审计报告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终审计结论。越差的审计意见往往意味着越低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说明债权人无法获得关于该上市公司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债权人面临的信用风险越高。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稳健性和及时性呈正相关，与盈余激进度呈负相关。可见，审计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会计信息透明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暗含了关于审计质量的重要信息，正在成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普遍因素。不少学术研究均表明，审计质量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相比，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3a：审计报告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较低
假设3b：聘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较低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08年至2012年深证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是否被ST作为信用风险的变量，以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审计意见类型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上市公司的ST相关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部分指标通过Excel计算获得。样本选取时，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财务信息缺失的公司，避免研究结论出现异常。在剔除了上述两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后，最终得到的2008年至2012年的样本总量为2012个。
（三）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PASWStatistics18.0软件，实证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包含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
Logistic模型是普通多元线形回归模型的延伸和推广，模型方程基于二元Logistic概率函数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仅有两种变量取值的情况，数学表达式为：
Pi=■
Zi=？茁0+？茁1x1+…+？茁x=？茁0+■？茁kxk
其中，Zi为所有解释变量的综合作用，Pi为因变量取值为1时的概率大小，即上市公司出现信用风险的概率；xik表示公司i第k个年度的解释变量。由模型可知，Pi的取值越大，企业的违约可能性越高，信用风险越大。
对数变换可以将Logistic模型由非线性函数转化为线性函数：
Ln（■）=Zi
显然，P为Z的连续增函数，由极限的思想可知：
当z+∞时，有■
当z-∞时，有■
可见，P的取值范围为（0，1），完全符合概率的定义。Logistic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误差的分布服从二项分布，故Logistic回归系数的估计基于极大似然法而非最小二乘法。
（四）变量定义 变量设计为：（1）被解释变量。信用风险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企业陷入严重财务或经营困境使得破产清算比举借新债更有利时，企业才会选择违约。因此，以企业陷入严重财务或经营困境来衡量信用风险比到期违约更具实质性和现实性。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以上市公司是否被ST作为信用风险大小的度量。见表（1）。（2）解释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是本文的研究角度，其衡量方法的选择决定了研究的有效性。考虑到会计信息质量是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整体水平的关键因素，为避免以前研究在会计信息透明度指标选取上的片面性，本文从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三个维度来度量会计信息透明度。如表（2）。（3）控制变息。为了使模型能够更加真实的反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这四个方面的六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如表（3）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公司具有的特点如下： （1）信息披露质量（DIS）平均值为0.67，说明上市公司总体披露水平居中。（2）审计报告意见类型（Audit）的均值为0.89，可见样本公司审计报告质量总体水平比较理想。但是选择四大作为审计中介机构的企业绝对数量依然偏少。 （3）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理想，总资产报酬率（ROA）均值仅为2.15%，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仍有待提高。营业利润的标准差为700.10，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企业规模（Size）来看，样本企业的差异较为明显，离散系数为1.46。企业的负债水平相对合理，资产负债率（DTA）平均为45.37%，表明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较强。从企业的成长能力来看，企业的增长比较平稳，总资产增长率（GRA）平均为11.21%，净资产增长率（GRE）平均为16.72%。本文以深交所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2年的2012个有效数据进行全样本Logistic回归分析，以验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由于三类解释变量既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特的内容，并且在时期上相互补充。因此，本文首先将三类指标独立地放在Logistic方程中进行分步回归，分别对三个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再进行整体Logistic方程回归进行进一步验证。
（二）回归分析 包括：（1）信息披露质量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如表（5）所示，模型总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能够很好的信息披露质量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从全样本Logistic回归结果表（6）来看，样本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理想。信息披露质量的偏回归系数是负值，显著性检验结果Sig=0.004
即：p=■ log（■）=26.083-0.515DIS+0.575ES-3.063AF-2.424Audit-1.296Size-0.002Profit+3.132DTA-2.518ROA+0.052GRE-2.073GRA
从回归结果可见，一是企业规模与信用风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往也有不少学术文献印证了这一结论，认为资产规模大的公司经营稳健且资金实力雄厚，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违约的概率较小，信用风险较低。二是盈利能力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同样显著，表明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对信用风险水平有重要意义。营业利润（Profit）和总资产报酬率（ROA）均与信用风险（CR）负相关。所以，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能有效利用资产获取收益，拥有相对充裕的未来现金流预期，因此偿债压力小、信用风险低。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与信用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较高的负债比率往往意味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四是成长能力对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净资产同比增长率与信用风险的大小正相关，而资产同比增长率与信用风险的大小负相关。理论界尚未得到关于成长能力与信用风险相关性的明确研究结论。一般而言，越具成长性的公司，信用风险越低。尤其从长远来看，持续成长能力是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保障。但短期来看，步入快速成长期的公司虽然能获得较高的净利润增长率，但企业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加大。因为企业的高速发展往往因大量资金支持的需要而进行对外融资，一旦因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危机，就会加大违约或破产的风险。
（三）回归稳定性检验 为了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年度间是否稳定，本文进行了分年度的Logistic回归，选定0.5为分界点，得到含全部四个解释变量的年度回归结果。其中，2006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2%、2007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3.3%、2008年的预测正确率为94.5%、2009和2010年的预测正确率均为95.5%，解释变量与截面数据回归结果一样全部显著，限于篇幅本文没有逐一列示稳定性检验结果。通过分年度的稳健性检验，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2、研究假设3a和3b都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在我国深交所A股主板市场中，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信用风险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
质量风险论文范文5
关键词：供应链 质量风险 风险传递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供应链质量风险事件时有发生。环顾全球供应链质量风险事件，其发生的频繁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国内外企业及学者对质量风险的关注，然而，目前关于供应链质量风险方面的研究，比如针对风险的识别、供应链质量风险的管理等的研究具有表面性和现象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供应链质量风险的产生机理以及传递机理、传递途径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使得对供应链质量风险的认识还处于比较主观和片面的层面，这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也不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效用性。
鉴于此，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展开综述，以便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进行比较全面的整理。
2.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有关风险传递的国外研究主要有：Gregory C.Pop和Henry Bachofer等人建立了风险调整模型，给出风险传递公式;Thomas Dohmen和Armin Falk等人通过分析父母态度对孩子的传播过程，建立传播模型，论证了风险的传播，总结出社会传播的重要性和存在性;M Martin和J-H Trouvin分析了克雅二氏症的风险传播;Cavirani S讨论了一种通过电话备份系统转换大银行间资金的方式，降低基金风险的传递;Gregory Pope和Henry Bachofer等人讨论了一个个人和小团体健康保险市场的风险调整计划。
有关供应链质量风险传递的研究主要有：Aliza Hechin和，Alan King基于金融市场理论，分析了质量风险传递的框架，提高供应链质量;Yimin Wang研究了供应商在生产激励下模糊或精确的质量规范，构建质量风险传递模型;Wang Xiaojun和Li Dong等人建立了一套食品安全风险评级的指标，帮助管理者了解如何提高食品安全和质量风险的控制;Jogn V Gray和Aleda V Roth等人研究了影响质量风险的因素;Asoka Jayaratne认为水质量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建立一个全面的水供应过程中的质量风险管理框架;S Mehra对供应链质量的风险、影响因素、传递机制等进行研究，认为供应链中的激励机制是解决供应链质量风险的重要措施。
这些研究在风险传递层面上，用到的方法主要偏重在数理建模，遗传算法、系统演化算法等方法的运用比较少;而且相关风险传递途径的研究涉及的也比较浅。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供应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应链质量风险内涵研究。霍红、田娜认为供应链质量风险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刘永胜对食品供应链质量风险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蒋家东、赵晗萍等人认为供应链质量风险可以通过提高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等进行降低，但是不能完全消除。
根据这些研究，国内对供应链质量风险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产品质量风险的层面。
第二，质量风险的形成机理与控制研究。陈瑞义、石恋等人从组织结构不合理、信息不对称以及成员间协作关系质量不稳定三个方面来分析食品行业供应链质量风险的形成机理;陈楠认为控制供应链质量风险是需要依赖整个供应链系统中供需企业的密切合作;文晓巍、张蓓建议构建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统一质量安全标准体系、采取创新农产品封闭供应链等质量风险控制措施 。
第三，质量风险传递研究。研究有关风险传递的研究主要有：魏彦杰和李淑霞基于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影响，认为风险的积累源于资产证券化过程的风险传递机制 [22];王朝弟认为担保机构如果没有充分的代偿能力，从而使其应承担的信贷风险传递给银行;叶厚元和洪菲把风险分为显性传导和隐性传导、收敛型和发散型风险传导 。
有关供应链质量风险传递的研究主要有：颜忠娥建立了质量风险传递的定量分析模型;程国平和张剑光认为质量风险从源头到终端的过程有四种形式：顺流、逆流、断流和突变流;肖依永和常文兵等人建立了基于技术和需求转化的供应链质量风险模型;谢浚、贡庆等人对我国医药行业的质量风险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总结出一些措施抑制质量风险的传递;王元明、赵道致等人认为供应链质量风险具有单向传递性，又具有逆向反馈性特征，供应链系统中的某个成员出现供应链质量风险问题，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系统出现质量风险问题;王元明和赵道致认为建筑项目的一次性特征导致建筑供应链上各单位的工艺承接性与利益相关性使项目质量风险沿供应链方向传递。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针对供应链质量风险传递的研究颇受关注，针对风险传递方法、形成原因等的研究也逐渐多样化，只是研究内容还不够深入。而且有关供应链质量风险传递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够深入，这将是后续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3.结语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质量风险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该领域需要在以下这些方面进一步加深研究：供应链质量风险产生机理的研究;供应链质量风险传递与危害研究及供应链质量风险控制研究。同时也需要加强定量研究成果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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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风险论文范文6
摘 要： 质量问题危机往往是以微观个体认知行为作为基础。在实际中，常常是因为当事人的非理性，导致质量问题从单一事件演变为社会问题。因此，将宏观质量管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质量背后的用户认知机制，可以为解决这类难题打开一扇新的“窗口”。研究主要运用行为学和认知神经学的方法，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确定无产品质量问题”“可控产品质量问题”和“不可控产品质量问题”三类信息的启动下，研究消费者的风险的评估过程。研究结果发现，不可控质量问题远比可控质量问题对消费者的影响大；消费者会首先感知到它的存在，该过程在大脑认知加工中属于恐慌和负性情绪加工，因此容易因情绪激化而被放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质量问题危机处置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对质量问题的控制感，缄默回避反而会引发更大危机。
关键词： 风险感知；不确定性风险；不可控；恐慌
一、引言
谈及质量问题的危机处置，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会是借助宏观管理手段，包括危机监控、应急处置预案等。程虹（2010）指出，宏观质量问题是指区域性的质量问题给人们带来的安全伤害，其构成边界包括产品与商业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等。由此推论，宏观质量问题是要以人们对于质量问题所带来安全伤害的感受与反应作为实现条件。在现实中，区域性的总体质量问题与孤立的单一质量问题的关键区别，往往在于是否出现伴随性的突发社会事件。这种区域性的质量问题社会事件，其演变与当事人、关联利益群体、围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心理、生理反应密切相关。从质量责任单位和政府角度来看，宏观质量问题很多时候往往是由于大众对质量问题的“过度”反应与“非理性”行为，结果造成传统质量管理无法解决的失控局面；但是，站在用户的个体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所谓的“非理性”行为，其背后都有符合科学规律的从认知学到心理学再到传播学和社会学的逻辑。
知觉是人脑对经由感官器官获得的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的整体的反映，是人们认识日常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构成人们消费与使用行为的重要环节。质量，站在用户视角，同样是一种知觉的子类。任何产品质量要素，包括功能、外观、服务等，首先会被人们所感知到，而这些感知信息又最终在人脑中被整合，最后才形成一个完整的质量认知。现实中，普通用户并不具备全面而完整的产品知识，不可能全面科学地判定其所使用的产品的客观质量状况。因此对于用户而言，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质量概念，而是客观质量在其认知层面的映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质量”概念的诞生主要是来自于对风险的规避（例如，食品质量关乎健康和生存）。由于用户不具备产品的全部质量信息，同时也不可能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去感知全部质量细节，因此更多地采用“走捷径”的方法。最常用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对产品的形状、重量、手感、色泽等物理属性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形成初步的质量印象（例如，重而鲜泽的食物代表质量好，而颜色奇怪的食物往往代表变质）。它所依赖的是人们长期生活和工作中所形成的刻板的印象和经验。虽然认知加工速度快，但是却不稳定和不可靠，所以还需要其他外部信息来辅助进行决策判断。产品说明、广告、使用示范、社会推荐等，就起到了很好的信息补充作用。这种在知觉层面的质量产生过程，在传统质量管理中还是一个“黑箱”。
尽管在J.M.朱兰博士主编的《质量控制手册》中已有专门章节涉及人的心理问题，但并没有作为质量管控体系的关键部分加以阐述。实际上，传统质量管理与控制，所针对的主要是生产环节的物化对象，因此可以通过精确的测量与统计来实现最优的管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人，往往是通过规制的方法要求人依附于物化的管控系统。可以这样说，传统质量管控常常是努力“抹除”由人所带来的不确定。但是一旦进入宏观质量管理，由于对象扩展到了用户，原有的方法系统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在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中，由于组织行为学不断融入，尤其是TQC的提出，理论与实践逐渐开始从只是强调人对质量管控体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转变为强调在质量管控体系中纳入人的因素，我国学者还曾经提出过“质量心理学”概念（李正权，1989）。但是由于这段时期我国总体上是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更多关注的是生产环节人的心理状态，却很少涉及产品用户质量感知。程虹（2013）开创性地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构建了我国宏观质量状况的分析模型，并采用了定量化的质量满意度调查方法来分析宏观质量。与问卷打分法相比，实验室研究，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到宏观现象背后的用户的认知规律，恰恰可以为解决这类难题打开一扇科学的“窗口”。本文将尝试从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认知活动，来论述由于用户的微观机理而导致宏观质量问题的出现。
二、文献综述
用户视角的质量问题感知，与之密切相关更具有一般认知意义的概念是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传统风险理论主要基于效用理论而发展。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认为人们能够对每一事件的发生概率给出主观概率估计（Savage，1954），这种概率的大小就是一种风险表征。但是，后来又许多学者都发现在实际情境中，人们对感知风险要更加复杂。
（一）感知风险的定义
Bauer（1960）最早对消费者感知风险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感，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策风险感，它主要来自于对自己所使用产品的不确定感，即不能确定自己的购买和后来的持续使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伴随产品使用的全过程。Bauer对感知风险的内涵强调两点，一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二是结果出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之后，Cox（1967）进一步扩大了感知风险的范畴，他认为应该基于一个消费者目标导向的假设，即假定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产品的时候有明确目标，那么不能达到预期目标都可称之为风险。在Cox理论的基础上，Cunningham（1967）提出了双因素模型，即感知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后果的危害性。
（二）不确定性风险
不确定决策理论是风险评估和决策理论研究的核心。Knight（1921）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的概念：选择结果随机，但发生概率可用数字表达的称为确定性风险（如，一种产品“具有2%的可能性会产生故障”）；不能给出唯一结果或精确概率的称为含糊风险（如，一种产品“产生故障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不是很大”）。Ellsberg于1961年再次提出了风险与含糊（用含糊取代了不确定）之间的区别，认为人们倾向于规避含糊概率（Ellsberg，1961）。类似的，质量管理学中也将产品质量风险信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披露的产品质量风险信息，主要是关于产品使用所可能导致的直接风险（Menon et al.，2003）；第二类是用户做出的推论，甚至这种风险还很不确定（Meyerowitz Chaiken，1987；Rothman & Salovey，1997）。
近年来，风险感知的脑神经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Smith等人2002年在Management Science上，报告了面对风险问题时，回报结构（收益/损失）与信念结构（含糊/风险）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脑区；Hsu等人2005年在Science上则进一步报告了含糊信息和风险概率信息是两个独立的脑区。很多神经学证据倾向于支持不确定性决策问题中，回报估计、风险评估是多个相互独立的认知机制综合的结果，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如传统风险决策模型中所描述的那种转化关系，则还在进一步探索中，如表1所述。
表1 与风险决策有关的大脑皮层结构 实际上，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和脑活动测量仪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认知神经科学在经济、商业、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应用迅速发展，并发展出了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和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和神经管理学（Neuromanagement）（马庆国、王小毅，2006）。而神经质量管理学则是上述多个分支领域的进一步交叉的产物。神经质量管理学更强调从用户角度研究质量感知，以及由质量引发的风险感知，并从中获得新的发现，从而改进产品质量设计，对质量问题进行管理干预，降低质量问题造成的市场不利影响。
（三）质量问题危机的应对策略
关于质量问题危机的应对策略，一般依照危机的演变过程进行分阶段处置的方法。最直接的划分阶段是依照处置效果划分，例如“平息―恶化”（McLauglin，Cody & 0′Hair，1983），以平息为目的的处置鼓励承认错误以换取受害者的认同，而恶化的原因可能来自于过分保护企业形象并否认过失。类似的处置策略还有Marcus和Goodman（1991）的“和解―辩解”，Siomkos和Shrivastava（1993）的“否认―纠正”。以此为基础，Coombs（1998）在“辩解―和解”向量维度上依次划分出了攻击、否认、借口、辩护、迎合、纠正、道歉一共7种处置策略。与上诉划分有所不同的，Griffin等（1991）强调了还存在一种策略“缄默”。
关于哪种处置策略最好的问题，还存在多种观点。Siomkos和Kurzbard（1994）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和解策略最能补救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比如：积极承担责任、诚实质量问题信息、积极关注用户的利益、以及其他表现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方法（Laufer & Coombs，2006；Vassilikopoulou et al.，2009）。王晓玉、吴纪元和晃钢令（2006）通过实验证实，企业应对、专家应对、企业和专家双重应对消费者考虑集呈正面影响。方正、江明华、杨洋和李蔚用实验研究方法发现，产品伤害危机类型对最优应对策略存在调节作用，在可辩解型中最优的是辩解策略，在不可辩解型中最优的是和解策略。由于这类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危机传播的视角，而不同的事件对象、不同的情境，危机处置策略往往是变化的。本文希望能够在更微观的认知层面来探讨该问题。
三、产品质量问题风险感知的实验研究
（一）预实验
从淘宝上随机选择一款电动产品的照片，并添加文字描述，分别是：“该产品的质量没出现过问题”、“该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概率可控制在10%以内”（在05%-3%之间随机设置）、“该产品的质量问题不明”三种类型。在浙江大学校园内随机找寻学生，对其中一种类型的产品进行7级量表的风险评估（1为没有风险，7为有很大风险）和是否愿意使用（1为不愿意使用，7为很愿意使用）。每种类型分别找50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风险评估M确定无质量问题=250，风险评估M可控质量问题=532，风险评估M不可控质量问题=568；使用意愿M确定无质量问题=638，使用意愿M可控质量问题=314，使用意愿M不可控质量问题=300。进一步的卡方检验发现，风险评估在可控质量问题与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无显著差异（p>01），确定无问题与可控质量问题、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有显著差异（p01），确定无问题与可控质量问题、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有显著差异（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