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础论文范文1
[关键词]课程 文化基础 研究方法论 文化制约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44-05
一、课程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课程的文化基础，是指课程与文化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对其进行认识而形成的观点、理论和思想，它们构成了课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的依据和原理。当下人们对课程与文化的认识，正经历着划时代的除旧布新过程。就课程而言，正逐渐超越教学包含课程和教学与课程相互独立等传统认识，而建构起课程包含教学的“大课程观”。[1]就文化而论，正逐渐超越将文化定位为“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的已有看法，而建立起“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广义文化观。[2] （P1）因此在当代社会，课程包含了教学，文化则囊括了政治和社会等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多层面内容。
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对课程的制约以及课程对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都包含着两类基本关系。一是课程与学校外部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即文化领域的各因素既分别地又综合地构成课程赖以存在的背景，而对其产生制约甚至决定作用，同时又受到来自课程的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与冲击；二是课程与学校内部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即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及管理文化等对课程产生影响，同时通过课程变革也可以形成或改变学校内部的文化状态。
(一)文化对课程的制约
当前文化呈现飞速发展与激烈变化的趋势，课程唯有不断调整与改进自身，才能较好地反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至落伍，进而才能保证培养出的学生能够主动适应变迁中的文化，并积极参与到文化创新活动中。所以，文化是课程变革的源泉。在文化领域，知识是最活跃的成分。从发生学意义上说，课程起源于人类传授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的需要，知识是课程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即使文化不断要求课程调整对相关知识的传授，倘若教育行政系统和学校仍然严格遵循既定的准则与规范，那么课程变革也不能落到实处。因此，教育行政系统与学校是课程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
而在历史维度上，文化对课程的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性质有所不同，存在着从政治决定到经济决定再到文化决定的主导因素转换律。第一，政治决定阶段。一种新政体形成之初，在影响课程的文化因素中，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主导的制约因素，政治对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本内容以及课堂教学的变化发展发挥着决定作用。第二，经济决定阶段。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而持续增长便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经济逐步替代政治成为影响课程变革的主导因素，并开始产生决定作用。课程被赋予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课程内容更多地体现科技取向，课堂教学更多关注与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力图培养出有意识、有能力去促成经济增长的社会成员。第三，文化决定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按照联合国的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l000美元的社会会出现瓶颈状态，社会再发展，则更多地受文化制约。[3]这时，文化开始凸显出来成为课程发展的制约因素，并越来越发挥决定作用。无论是课程理念，还是整个课程研制过程，或是教学方式和考试评价模式，都受到文化中的民族精神、集体心理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到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l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课程变革进入了由文化因素起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的阶段。这迫切地要求我们加强研究与把握文化对课程的影响，以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二)课程对文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凸现，专门知识经验累积得越来越多，内部和外部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临这样的情势，只有少而精的知识经验能够进入课程而得以有效传播。通过课程传播给学生的，只是不断增长中的文化知识经验集合总体的范例而已，教师无法将全部知识经验悉数授予学生。课程通过选择性地传递文化，既保证与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也为文化发展提供着某种导向，对文化体系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改造。
当下在课程领域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倡导并践行让学生认识与尊重文化差异的理念，不仅有助于缓和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而且有助于削弱学校内不同民族、地域、阶层、性别和年龄师生之间的文化隔阂与疏离，进而向文化平等的理想目标趋近。同时，当下的课程也开始关注战争与和平、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家庭分裂、交通与住房拥挤等社会问题，并要求学生通过搜集与分析信息，提出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见解，从而发展学生创造性地应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能力。课程通过培养学生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以及具备创新性的改造能力，发挥着变革与创新文化的作用。
二、课程文化基础的三个层面
课程的文化基础包罗万象，需要进一步明确要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我们从三个层面勾勒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
(一)核心问题
文化的深层内核，体现在价值观之中。[4] （P1）因此，文化的多样性，最集中表现为价值观的差异。文化的价值观与课程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又主要关涉价值取向与价值信念两个方面。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有着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差异。在西方，被广泛认同的是从个体到社会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限制；然后才关注通过集体合作谋求社会发展与进步。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西方的课程将个人视作价值主体，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体验、自我建构、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等特征。在我国被广泛认同的则是从群体到个体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家族、社群、民族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个体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群体或社会繁荣与昌盛；然后才关注个体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我国的课程体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特征，不能满足群体需要的个体就会被淘汰。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还存在着超验追求与和谐态度的价值信念差异。在西方，以为核心的超验追求，作为基本价值信念深入人心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与灵性认知方式的关注，触及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本质，主张课程是人的内在精神之旅，不仅应当涵括能够经验的事实，而且应当渗透某种超验的东西，强调课程与超验精神结合是课程发展的未来走向之一。[5] （P420）在中国，深厚的儒家或儒教文化传统与根基，浸透其中的是对和谐的崇尚。和谐态度作为基本价值信念，已经渗透到过去和当下的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审美方式。与西方的超验追求不同，这种和谐态度既承认人的物质生活，也重视人的精神世界，更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合而为一；既看重人的理性经验，也关注人的超验精神，更突出人的理性经验与超验精神的交融圆通。所以中国的传统课程，既直接应对科举考试以求现世的功名利禄，又始终贯穿着对天道的终极精神追求，充满对仁义礼智信的不懈诉求；而中国的当代课程，既直接应对高考以帮助学生在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又始终表现出重艺轻术、重普通文化而轻职业技术的高雅精神取向，更充满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激进批判和对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向往，以图建构新型的和谐课程。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要求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与之相适应。因此，形成高度的文化敏感性、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省能力，通过开放视野，借鉴社会心理学和价值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洞悉当代我国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向，把握住我国文化的特质，才能为课程找到相应的文化支持系统及有助于课程建立和发展的价值观，进而使得课程既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又能推动文化的变迁。
(二)基本问题
在课程的文化基础研究中，除了必须处理好不同价值观的同构与交互外，人们始终面对着“文化因素对课程的影响机制”和“课程领域里的特殊文化现象”这两个基本问题。
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存在于课程场域。进入学校的知识是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文化资本，经常反映社会中有权势者的观点和信仰。[6] （P8）文化因素还渗透于课程目标、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方面面。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课程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样做既无价值也不现实。我们应通过剖析课程标准、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等，来回答课程所代表与传递的是谁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由谁来选择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教学，这对特定群体是否有益等问题，进而揭示课程现状的深层文化原因及其影响机制。如此才能对课程与文化间的关系做出较具体而清晰的把握，使课程理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并探索出一些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策略来促进文化的变革与完善。
文化因素渗透进课程场域，与其紧密结合，便在课程领域里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研究指出，教师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似受雇者、似母亲(养育者)、似技术专家、似劳工、似有机的知识分子、似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似意识形态的人、似独立的技艺匠、似转化型的知识分子或似文化工作者等。[7]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与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个性和年龄特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学生族群文化、阶层文化、性别文化和同辈文化等。每所学校还拥有各自的管理文化，而且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学校的管理文化日渐向领导文化过渡。课程领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等待着我们去扎扎实实地进行考察与研究，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或防止某些现象，以顺利开展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价。
(三)热点问题
近1/4世纪以来，我国学校教育所优先应对的文化热点问题，构成了课程文化基础研究的聚焦点，当前大致形成了科学化、卓越性、教育公平、农村教育、道德社会重建、犯罪与法制、家庭需要、公共社会参与和民族教育等九大热点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的课程一直处于追求科学化的挑战之中。在西方，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与技术的滥用，导致种种问题和危机加剧，“科学主义”遭受猛烈批判与解构。与之不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欠充分，科学主义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势迫切要求学校课程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化水平。
中国的近代史是饱受欺凌和满含血泪的屈辱史，这激发出了振兴中华的现实渴望与再现盛唐的理想憧憬。培养大批文化精英是历史赋予当代学校课程的使命。课程不能仅仅化简为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它亟需应对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兼顾大众的同时培养一批批卓越的人才。
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平衡性与受教育需求的无限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使教育公平问题凸显出来。课程研究者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特长，研究与解决好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与教学评价中的公平问题，以促进课程领域中学习机会的均等。
农村教育肩负着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使命。然而，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如何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以发挥农村学校课程的通识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的双重作用，已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而如何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则关系到近十亿农民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生态伦理等都出现了新旧观念与规范的矛盾与冲突。道德失范，德育低效，成为普遍现象，课程改革被历史地赋予了复兴道德教育和重建道德社会的重任。
随着经济与社会改革不断推进，违法犯罪案件逐渐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和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呈显著上升趋势。学校课程必须普及法制意识，培养年轻一代的法制行为规范，以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法治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五伦为本的家与国“同构”，[8] （P351-356）家庭是其中最基本、最具自主性和无所不能的社会细胞。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异常强大。家庭十分看重每个成员的成长，为了给子女争取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条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和持续地对学校课程进行干预。当课程改革着力于解决偏深和偏难问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许多家长花钱让子女参加各种学习班、辅导班，在校外接受严格训练，为的是将来能考上理想大学和热门专业，为今后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家庭需要及其影响，是课程设计者与教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主题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由政府及其有关专家决定，鲜有公共社会团体或人士参与。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公共社会力量逐步成长壮大，并开始从各种渠道涉足教育领域，官员及其专家包办课程决策的情形已悄然改变。可以预言，公共社会将积极参与我国当前及未来的课程改革，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干预甚至决定课程的变迁。因此，突出研究公共社会同课程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地揭示和建构我国课程的文化基础。
我国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论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过去在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现象，现在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开发民族文化课程，挖掘民族教育教学方式，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已是当务之急。
三、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方法论路向
在廓清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方法论开展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课程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路向已经孕育形成，而政治学研究路向也已凸显。在“大文化观”看来，文化学包含了社会学与政治学，但实际上不同的学者拥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导致了课程领域中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交叉重叠。
(一)课程文化学的研究路向
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无限的文化与有限的学习之间的永恒矛盾。这一矛盾在课程研究领域孕育出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从文化中选取教育内容？二是如何将选取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教育内容转化为学习者的个体经验？对这两大问题的文化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课程文化学的两大主题：“教育内容的文化选择”和“教育内容的经验转化”。
在西方，课程文化学研究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文化分析和多元文化等取向。前者以劳顿(Lawton，D．)等为代表，认为人类文化无限丰富，而学校时间和资源非常有限，必须认真规划课程，才能确保对文化的适当选择。然而课程要合理地选择文化，就必须建立一套筛选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文化分析”。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创用一系列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化，以便从文化中选择出最有价值的内容来构成学校的课程。后者以班克斯(Banks，J．A．)等为代表，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学生理解与接纳不同民族、不同的态度，增进学生保持与发展多元文化的知识与技能等。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的多元化，尤其有赖于改造学校的隐生课程。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对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平等观念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等进行开发与设计。近年来，我国的课程文化学研究也蓬勃兴起，形成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一般性的文化研究和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等取向。文化哲学的研究，旨在聚焦课程的文化本性，以开辟课程发展与建构的新路向；一般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探讨文化种类、文化生态、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文化交流等范畴同课程的关系；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展开了教学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等的批判与建构。
(二)课程社会学的研究路向
20世纪70年代，课程社会学研究在西方兴起，形成了结构功能、冲突和解释学等取向。以涂尔干(Durkheim，E．)和帕森斯(Parsons，T．)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取向，强调维护既有社会结构以保持社会稳定，认为教育一方面通过唤起学生的集体良知和共识以行使社会整合的功能，达成社会团结，另一方面通过筛选学生促进社会分化与分工，让不同的学生进入适当的社会位置。据此，该取向主要研究如何通过课程向学生传授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与学生学业成败的关系等。以鲍尔斯(Bowles，S．)、金提斯(Gintis，H．)、布迪厄(Bourdieu，P．)和阿普尔(Apple，M．W．)等为代表的冲突取向，猛烈抨击结构功能说的调和立场，主张对教育的分析必须以社会冲突与斗争为线索，认为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对共同价值的一致认同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控制权力上，统治阶级不断利用学校的再生产功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冲突取向旨在揭示，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课程传递其意识形态进而实现社会控制。以杨(Young，M．F．D．)和凯迪(Keddie，N．)等为代表的解释学取向，则着重探讨学校课程与课堂互动，主要研究学校课程内容的社会性构成，以及师生在课堂上围绕课程内容展开的互动等。我国的课程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才陆续有成果问世，形成了课程社会学研究和课堂教学社会学研究等取向。课程社会学研究，重在揭示课程决策、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中存在的社会控制现象。课堂教学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分析课堂中存在的班级与小组等特殊社会组织、作为权威的教师与有着不同家庭及群体背景的学生等特殊社会角色、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以及师生人际交往等特殊社会文化，分析课堂规章制度等特殊社会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与服从、对抗与磋商等多种社会行为。
(三)课程政治学的研究路向
课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触及到了课程中社会控制现象的权力运作机制。然而，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把握课程领域中，统治阶级、各种利益团体或主体以及不同的学生群体究竟应当拥有哪些权利，决定权利取舍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应当由谁来决定取舍标准，如何通过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来保证权利的落实等，则属于课程的政治学研究。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路向着重对课程中的社会控制进行现象揭示，那么政治学的研究路向则具体地关注课程中的利益、权利和权力的分配、调节与平衡，进而开展缺失性批判和正当性论证，最终形成促进课程公平及正义的可行性对策。
我国很长时期存在社会泛政治化的倾向，以至于课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熏染着过于强烈的政治气息。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研究者为了追求与彰显课程研究的独立品性，有意无意地悬置和回避相关的政治学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形，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并勇敢地担负起开拓和发展课程政治学研究路向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黄甫全. 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J]. 课程教材教法，2000，（5）：1-7.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M]. 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石岩. 十年浮生：她们在“主义”之外[N]. 南方周末，2005-8-4.
[4]杨国荣. 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美]奥恩斯坦等.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6][美]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文化基础论文范文2
1.1完善实验内容体系，为预习工作做准备
1.1.1合理减少验证性实验，引入创新型实验
要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比例，保留必要的经典实验，多增加一些综合和创新型设计实验。
1.1.2整合实验内容，建立更加合理的教学体系
采取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实验融为一体等措施，将这几门学科的性质实验、元素性质实验及定性分析等紧密结合，能够很好地避免实验的重复。另外在安排实验时，尽可能与理论教学同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使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互促进，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教学体系。
1.1.3增加微型化实验，倡导绿色化学
近些年，随着绿色化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各高校化学实验都在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仍能发现有些耗费资源较为严重的实验依然进行，这违背了绿色化学的理念。为了从源头上节约原材料和时间，应增加微型化实验，这样就可大大节约实验经费，从而缓解了目前高校基础实验经费缺乏的现状，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习惯，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另外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污染物进行合理处理后再进行排放。引导学生养成爱护环境和勤俭节约的习惯。
1.2建立网络学习平台，有效提高预习质量
构建网络学习平台，在每次实验前将有关该实验的操作视频等一些内容放到该平台上，供大家提前了解。在预习的过程中，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或者有更好的实验方案可以通过对话窗口反馈给老师，老师会及时给予答复。另外建立相应的预习考核系统，学生在浏览完本次实验的相关内容后会出现测试习题，只有良好地通过测试才能获得实验的机会，否则继续进行学习，再进行检测。利用网络还可以建立虚拟实验室，让感兴趣的同学利用该软件进行在实验室不能完成的实验。网络平台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预习效率，保证预习的质量，促进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确保每位学生做好预习工作。
2启发—验证
总体来说，目前高校的一个化学实验项目一般三个学时，然而对于大多数实验，往往是老师需要将近一半的时间进行知识讲解，这样以来，留给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就很少。而且由于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讲解时间过长，就会使得一些学生开始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对本实验的兴趣大为减少，导致学生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顺利完成实验。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应采取启发式教学，即实验课上教师只需将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告知学生，随后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和兴趣验证实验结果。这样就将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进行试验和考证，其间，教师只需对学生进行纠正性的指导。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直接给予答案，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实施引导。经过师生间的互动，学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实验任务。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在启发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以往的实验课基本上是老师先进行实验基本理论和内容的讲解，讲解之后给学生做示范，然后学生才开始做实验。在做演示实验时，由于实验人数较多，一些学生不能完整看到老师演示过程，造成实验过程中出现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借助多媒体教学进行演示实验播放的形式，确保每位同学都能看到实验的整个过程。
3创新
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学生在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基础上，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每完成一个项目就要达到实验的目的，实验后的拓宽练习很重要。除提交本次实验的实验报告，对本次实验进行总结外，还要给学生2～3个相关实验项目，鼓励学生上网查阅文献，认真思考，设计出具体的实验方案提交，老师批改后感兴趣的学生可与实验室老师预约时间，课余时间来实验室作实验。
4督促
在实验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实验的操作和实验态度不端正，比如有在实验室说笑、玩手机、待实验进行一半就溜走、课后抄袭他人报告等不良现象。学生普遍比较关注最终实验成绩，利用这点建立适宜的考核制度督促和约束学生，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实验成绩可由平时和期末考试成绩两大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根据学生的预习成绩、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等内容评定。利用网络预习对学生预习进行督促，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不良习惯进行说教，督促改正。课后根据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督促学生及时总结，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大胆创新。期末考试可分笔试和动手实验相结合的形式。笔试测试学生对仪器使用，实验原理和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等。动手实验可给学生题目，让学生课下独立设计，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实验报告。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给出合理、公正的成绩。
5结语
文化基础论文范文3
（一）改革考试方式由于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差异较大，学校可以在学生入学后，学校统一组织计算机水平考试，通过者可以免修该课程并可根据所学专业选修其他计算机应用课程，末通过者可以选修《计算机文化基础》。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学生根据自己的掌握情况参加考试。这样可以使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对计算机进行深入的学习，提高学习计算机的积极性。
（二）科学、精心的组织实践教学《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每次上机实践教师都要布置具体的实验项目，专人辅导，解决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三）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任务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可能遇到的办公实际问题出发，设计了12个项目，具体设计如下：（1）微机的组装与维护；（2）金山打字通的安装与使用；（3）文件和文件夹的操作；（4）制作毕业生就业推荐表；（5）电子报纸的制作；（6）毕业论文设计与制作；（7）制作成绩表；（8）学生成绩的统计；（9）学院工资表的制作与编辑；（10）职业生涯规划演讲稿设计与制作；（11）电子邮件的收发；（12）设计介绍“古城台儿庄”网站。项目教学打破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模式，在课前给学生安排好本教学内容的项目，让学生自己找资料，通过学生完成各自的项目熟悉课程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获取新知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四）网络化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1.网络化教学平台概述。网络化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主学习环境。一个高效运行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可以放置教学计划、课程资料、课件等资源，也可以布置作业、上传实验结果、利用论坛交流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等。网络教学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各高校投入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普遍存在造价高、不易于维护、应用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而Moodle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基于Moodle的交互式课程活动设计。Moodle的资源和活动的设计提供给学习者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参与活动的互动平台，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不同。学生的活动有Moodle的资源提供保障，同时活动也生成服务变成了学生可用的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平台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辅助材料直接上传到网站中供学生浏览和学习。在学生活动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提供的“作业”“、投票”“、测验”、“问卷调查”等功能在网页上添加活动生成互动性资源，进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利用Moodle“问卷调查”，可以方便地设计问卷调查，可以采用单选、多选、填空、排序等多种题型，系统根据教师设计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在Moodle的“测验”设计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不同形式的测验满足教学需要，如评分方法、答题次数、时间限制等非常灵活。Moodl“e作业”功能可以针对不同个体，采用因材施教，学生自由选择，教师方便处理。3.基于Moodle的协作式课程活动的设计。Moodle平台提供聊天室、讨论区、Wiki等活动进行协作式课程活动设计。“Wiki”功能进行对小组公开群体合作对教学中的问题共同探究。聊天室可以实现在网络上的师生互动，共同讨论教学问题。讨论区则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资源的建设者和共享者，丰富课程资源。
二、结束语
文化基础论文范文4
因此，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准确把握世界产业发展的动向，对于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从制造型向创意型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期，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二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适时地调整产业比重，进一步推动三次产业特别是高科技支持的文化创意产业类高端产业群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化创意产业理念的强力推出
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创新理念的发现和发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IndustryCreative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
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但作为一种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创意产业理念的明确提出者是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两次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
近年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的报告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推进了关于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新观点。这些报告中创意产业部门的范围包括：广告、表演艺术、广播媒体、博物馆、软件开发乃至交响乐。一些经济学家对创意产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调查，力图建立一门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Caves)对创意产业给出了以下定义：
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凯夫斯力图描述和总结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无疑，创意产业的提出建立了一条在新的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下，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把握新的核心要素，建构新的产业构成的通道。
另一位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TheCreative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类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每种法律的保护力量粗略地与我上述所列顺序相对应。霍金斯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一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Howkins，2001,xiii)。在这个定义上，创意产业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庞大的部门。有版权的产品(书籍、电影、音乐)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了像汽车、服装等制造业。正如霍金斯所说，“拥有主意的人开始变得比使用机器的人能量更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胜于那些拥有机器的人。”
托斯认为，“创意产业”这个词汇的含义包括音乐、戏剧、卡通、唱片、无线电、电视、建筑、软件设计、玩具、书籍、传统、旅游、广告、时装、工艺、摄影和电影，这些东西都是国民总产值或国际贸易平衡的一部分(Towse,2002;UNESCO,2002)。
许多英国专家与霍金斯的想法相同。英国1998年最大的单项出口为与辣妹(theSpiceGirls)相关的产品。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曼(DavidPuttnam)在1996年注意到，“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平衡付款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引自Heartfield2000,9)。与此相似，在最近几年，享有专利的音乐一直在美国发行。创造性——被知识产权法所支持——成了一个大生意。文化娱乐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世界”产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内容方面的创造对英国和美国至关重要。
霍金斯为创意经济所下的定义有不少优点。它为确定一种给出的活动是否属于创造性部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又一致的方式。创意产业依赖于知识产权的国家强力保护体系。通过界定创意部门，霍金斯避开了该职业的性质是否有创造性这一潜在难题。对霍金斯来说，“印刷书籍和摆放舞台布景的人与作者、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都只不过是创造性经济的一部分”(Howkins2001,xiv)霍金斯的定义将不同种类的创造性在同一个题目下放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认为，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机会。“21世纪将会目击我们（作为消费者、观众和公众）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的空前的变化。文化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文化研究这一概念应该使其自身脱离批判文化理论的会派（highchurch）并且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对文化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
像在英国、欧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信息技术创新所证明的那样，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许多交叉点。“创意产业”这一术语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意产业在这个意义上被用来区分传统的受赞助的艺术部门和通过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开发而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的文化产业。
二、文化创意实践的全球蜂起
在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席卷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全球蜂起的热烈景象。
创意英国。受电视广告和软件行业的推动，十年来英国创意产业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英国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后来失去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如何调整国内产业，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为国内劳力找到更好的职业，是英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布莱尔1997年当选英国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这个特别工作组于1998年和2001年两度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伦敦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市长肯•利文斯通认为，创意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英国，2000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50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年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达到9%；提供岗位115万个，占总就业人数的4.1%。
根据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2001年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CreativeIndustryMappingDocument），当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磅，占GDP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1997至2001年，创意产业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2001年，创意产业占总增加值（GVA）的8.2％。创意产业出口方面，英国2001年的出口值高达103亿英磅，且在1997～2001年间每年约有15%的高成长率，而同期英国所有产业的出口成长率平均只有4%。伦敦已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市长肯•利文斯通更是认为创意产业将成为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英国政府力图推动英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向创意经济时代的同时，企图促进伦敦成为创意城市。
2002年，英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十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显示了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以增加值计算，软件自2002年取代服装成为最大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2002年，创意产业行业内约有122，000家公司在“部际商业注册机构”注册，到2002年6月，创意产业雇佣总人数为190万，其后继续增长，成为该国雇用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一年中伦敦的境内外游客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亿英镑。政府对创意产业采取了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扶持。创意产业成功推动了英国出口，有效地抵补了货物贸易逆差。
实际上，英国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实践探索在先，组织政策跟进在后。以辣妹组合为例，1995年，维多利亚与“辣妹组合”第一年就从歌曲版权方面收入12万欧元。之后四年里，她们的版权收入高达1400万欧元。1999年，这个演唱组合的净收入已经达到3000万欧元。2001年辣妹组合净收入又有新的增长。其后，“辣妹”演唱组合解散，对维多利亚所有的采访和拍照一律付费。在其后两年年里，维多利亚通过自己的生意赚来了900万欧元。与维京唱片签约、出一张独唱专辑收入250万欧元，出一本自传进账300万欧元。作为日本一家美容院的代言人每年收取250万欧元。
1997年，政府整合相关领域，其中包括税务方面的法规、智慧财产权等，以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1、英国创意产业输出顾问团（CIEPAG）提出英国贸易伙伴最佳运用方式。
2、提供创意产业与金融机构接触的机会，拉近彼此距离
3、探索表演艺术发展如何有效利用政府资源（资金），训练成员面对政府或金融机构时，强调自身的经济潜能与特质。
4、在文化遗产与观光领域提供国会与贸易伙伴组织的金融机构认识产业的机会，以适应相关需要
5、针对音乐产业进行金融援助，重要议题包括：检视小型音乐企业如何经由融资贷款壮大；检视企业融资后所延伸出来的困难以及其成因；评估这类延伸性的问题对成长的危害；针对政府及产业，提出可能的对策。
6、文化媒体暨体育部出版Bookingonahit手册，指导相关企业或个人如何从政府或金融机构得到投资或援助。2001年，再度出版“GoodPracticeinFinancingCreativeBusiness”,提供金融机构与国会了解文化创意产业在资金运用方面的问题，并推动相关机构对创意产业的投资
英国政府特别注意强化对创意产业出口的援助，为此特别成立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CIEPAG）。1998年，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CIEPAG）调查研究政府政策对创意产业产品出口的效益情况，对包括内容产业、古迹与观光、设计、表演艺术等范围提供咨询建议，并对不同部门间协调整合与创意产业出口方针等提供政策意见。在相关部门的协作下，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A、促进了产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结；
B、加入英国文化媒体暨体育部与贸易伙伴组织，对创意产业组织进行可能的协助，促进金融组织与国会对创意产业的了解，以及海外发展所必要的援助；
C、签定创意产业出口市场协议，促进共同基金的使用；
D、增进政府部门对创意产业的了解及对重点产业的影响，以及政府资源关注产业形成的影响；
为了推动英国创意产业的全球发展，促进中英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2003年4月，英国驻华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及重庆等地携手举办了“创意英国（ThinkUK）”活动。据悉，这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海外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涉及文化艺术、科技发明、商业贸易、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文化艺术项目是最为丰富的，它的主题就是从商业、艺术、科技、教育等各方面塑造开放的、包罗万象的、充满创造性和革新精神的创意英国形象。英国政府的“创意英国”系列活动在上海引起广泛关注，英国人这样介绍自己的科技优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研发经费占全球的5％，创造全球科学著作的8％，被引用数量占9％；科学家获得70多次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最近10年中，5次获得诺贝尔医药奖；世界上平均每10种抗生素中就有5种出自英国的医药制造业。
近年，英国学者弗罗里达与伊伦•特耐利合作进行的《创意时代的欧洲》的研究，对主要工业国家的创意活动进行了宏观比较，结论是美国创意投资在数量、规模、种类等方面均超过许多欧盟国家。这一结论引起了欧洲广泛的反响。他们提出，在这个创意经济的时代，欧洲必须抓住时机，迎头赶上。创意产业的倡导者主要在欧洲，而不怎么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美国则在行动上大幅领先，这的确是值得欧洲深思的。
创意美国。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是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创意，就没有新经济。阿特金森（Atkinson）和科特（Court）1998年明确指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知识及创意为本的经济（TheNewEconomyisaknowledgeandideabasedeconomy），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而创意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动力。美国人发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早在1992年，当微软超过通用的时候，《纽约时报》就评论说，微软的唯一工厂资产是员工创造力。比尔•盖茨宣称“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利益、商业奇迹”。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在《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1999年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包括电影、电视、家庭录像、商用软件、娱乐软件、图书、音乐和唱片在内的创意产业在经济上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贸易所做的贡献。这份年度报告指出，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净产值为3484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1977—1997年间，核心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是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据统计，到2001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总产值的5.24%。美国新英格兰地区2001年6月提出了《创意经济计划：新英格兰创意经济投资蓝皮书》。
（1）美国在发展其文化产业时，重视技术变化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趋势。
美国商业部编制的《美国产业与贸易展望2000》的年度报告中，对其娱乐业与电子媒体的发展分析时，对该产业的全球发展趋势作了如下叙述：
“美国娱乐业在规模与收入方面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该产业的持续成功的关键得益于国际市场的作用。过去5年中娱乐业的国际市场收入，约占美国主要电影公司收入的40％，较1988年的34％提高了6个百分点。新技术对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录相带与有线电视市场的增长趋势下降，而互联网及DVD的发展为娱乐节目的输送提供了新的途径。毫无疑问，新技术将继续为美国占领世界市场做出贡献，也将在美国娱乐业的国内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但这些新技术也带来了新问题，即光盘的盗版问题。因此极需要完善版权保护。目前MP3技术已能下载音乐。不远的将来也将实现下载电影娱乐的技术。这种情况下，对DVD与互联网的保护已成为迫切的命题。
贸易服务协定（GATS）所覆盖许多服务领域之一的视听服务贸易将是2000年开始谈判的内容之一。美国是对视听服务做出承诺的19个国家之一，其中13个国家业已在乌拉圭回合时做出承诺。其它6个国家是在1994年后才加入的。2000年将开始的谈判中，美国的目标是促使更多国家对视听贸易服务做出承诺，并鼓励扩大承诺的范围。目前某些主要贸易伙伴例如欧盟还没有对视听服务贸易做出承诺。
新技术正对娱乐业发生着影响如互联网、卫星输送节目系统等，其中直接广播卫星（DBS）的影响更为巨大；DVD也是新技术之一；娱乐市场中，进入的新参预者电话公司也进入了影视与音乐节目领域。这种技术在电影娱乐与音乐录制领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许多产业研究者们认为：互联网在10年内将成为向家庭输送电影娱乐与音乐录制的主要方法。至于DBS的发展则可能持续至2003年。”
根据上述美国对娱乐业与电子媒体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在发展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如广播与电视产业时，要重视技术发展对产业未来发展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娱乐业强国正试图增强其竞争优势而扩大其国际市场份额，我国应研究恰当的政策以增强我国娱乐业及其它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
（2）文化产业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概况
娱乐业美国消费者用于娱乐业中的电影、家庭电视、录制音乐等国内市场总开支，在1997年达350亿美元（现价），2000年约为410亿美元，预测2004年将达490亿美元。1998－2000年及2000－2004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8.2％与4.6%.。它们是美国产业中增长较快的部门。
根据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的分析资料，在国际市场上，1997年外国购买美国影片娱乐产品达170亿美元。美国电影公司海外子公司在销售美国电影时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销售额达96亿美元，2000年约为136亿美元，预计2003年将达175亿美元左右。
印刷与出版业美国印刷与出版业中的报纸、杂志、书籍与贸易宣传材料等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了1840亿美元（1992年美元价）。由于纸张成本降低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导致利润辐度上升。印刷出版业的就业人数在1999年超过了150万人。
旅行与旅游业美国统计中把旅行与旅游业统计在一起，并对该产业定义为：“旅游业是指人们为休闲，从事商业活动或其它目的旅行外出而滞留在其正常生活以外的地点不超过一个连续年份。”它包括了许多产业，它是美国第二大出口服务业，拥有最高的就业人数，也是美国零售业中第三大零售产业。1998年美国国内旅游与国际旅客的支出总数达5150亿美元，预计2000年将达5700亿美元，至2002年将达6300亿美元。由旅游产业所直接支持的就业人数达到700万人。
创意韩国
韩国政府在1997年对这一新兴产业进行扶介入，尤其注重向电子游戏、音乐及电子网络等新产业倾斜支援，2003年其影视、音乐、手机及电子游戏4个产业都有二位数的增长，出口额首次超过钢铁。韩国自称已跻身世界文化产业5大国之列。当年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制铁株式会社大门上的标语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韩国认为，工艺与文化观光产品、美术作品、艺术表演等传统艺术领域需要厚实的文化或文明基础，而游戏产品、数码与游戏内容产品、卡通人物则属于新兴的文化产业，伴随新兴的技术或新的经济形态而产生。
韩国把通过新的资讯技术与文化创作相结合，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称为“文化与内容技术”(culturalandcontenttechnology)，简称“CT”是韩国极力推动的六大创新技术领域之一。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开始将资源投入到资讯、娱乐产业等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在文化产业的人才、研发到完成生产后的国际行销等一列环节进行协助和辅导，为韩国文化产业兴起做了准备。
1998年，韩国政府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创新企业发展政策，其中包括税制、资金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对创新企业的支援。税制支援包括：创新企业原则上两年内免除各种税务调查，两年内免除75%不动产取得税，5年内免除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6年内免除50%所提税。
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韩国创意产业中，电子游戏产业相对成功，韩国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有：A、重整政府、协会、电子游戏厂商之间的关系；B、促进民间投资电子游戏产业；C、强力保护具有传统文化的产业；D、成立韩国游戏产业开发院；E、推行多媒体分级制度。
2001年，韩国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对创意产业的法律法令支持上，1997年起，韩国制定《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等新业进行激励。1999年，韩国国会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推进文化、娱乐及内容产业的发展。同时，韩国还制订了与特定领域相关的政策法令，如制订电子游戏产业的相关政策法令，修改与之相关的声音、录像、电子游戏产品的相关法令。
作为对一种风险产业的支持，韩国加大了文化产业预算。1997年前，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投入的资金不过1000多万美元，占当年政府总预算的0.02%，此后逐年增长。2003年，此项投入已达到1.58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预算的0.17%。1998年起，韩国对创新企业实行资金援助。通过税制上的优惠，吸引机构、法人和个人的资金流向创新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多渠道筹措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按照“集中与选择”的原则，有目的、有重点地实施资金支持，在经费上确保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投融资方面，韩国还设立了专项基金。国家设立多种专项基金，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并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合作的投融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
创意丹麦
在北欧，丹麦政府是特别关注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政府选定了电影、音乐、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作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并针对欧洲过去文化福利化的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企业化。
政府为促进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互动，提出了五大政策方向：第一、为文化领域的风险事业和资本提供更为有效的市场。第二、无论是在文化领域或者是在艺术领域与工商企业之间的界限，都有助于知识和能力的取得，并且进行研究。第三，在丹麦的文化产出和区域文化策略之间产生更大的全球人远景。第四、通过更透明的市场机制和更清楚的文化规范，为文化界产生有效的市场。第五、建立文化和社群之间的新接触点，使他们能够撤除心理及结构上的障碍，不至让双方更密切的行动受阻。
丹麦政府还采取了若干优先策略和相关作法。包括：开设音乐人的训练课程；改善艺术主题和产业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文化企业家创立新的环境；就输出的动力与文化界开展对话；创建艺术网络，开辟视觉艺术的入口网站；进行艺术和产业之间互动的研究和促进；建立文化合约以及艺术与工商界领导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建立产业和艺术领导人之间的接触网络。
政府同时积极地与贸易联盟、业主联盟、文化业以及商业圈进行讨论，通过并提出多项创意提案，在艺术界和商业之间架起桥梁。
丹麦政府选定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重点项目如欧洲文化城（CopenhagenEuropeanCityofCulture）、文化桥梁（CultureBridge）、奥瑞桑桥梁(OresundBridge)等重点项目的投资，大力强化哥本哈根的文化优势，使之成为国际瞩目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名城。
在政策法令上，丹麦政府为新媒体的内容制作拟定相关条款，以建立一套欧洲的基本框架。政府通过相关措施，为电影和媒体争取创投资金。推动建立区域化的电影基金，鼓励电影产业发展。丹麦政府还为丹麦文化创意产业的出口企业争取信用贷款，并为文化产业全国性国际性会议、事件或活动积极筹措基金。
创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1994年第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力推创意产业概念。希望将澳大利亚构建为一个创意国度（CreativeNation），使之通过创业产业和文化机构来表现澳洲认同与澳洲特色，将创意产业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加以实施，成立了布里斯班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部级创意产业振兴机构，努力以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孵化产业主体，主导产业发展。在澳大利亚，1999年创意产业已占GDP的3.3%，就业人数34.5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7%。
澳大利亚政府从199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起来的概念。将艺术、歌剧、音乐剧、电影、电视制作、互动游戏经及数字内容等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对所谓聚落取向进行了研究，现聚落取向是一种从传统的文化工业层面扩展到诸如软件发展、工业设计与分布式运算的范畴；它的重点在于培养商业能力，不仅关注文化产品，而且通过对内容产业所需要的创造与创新能力的重视，弥补了文化政策的不足之处。
近10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采取的政策为：第一，在全球化趋势的带动下，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朝不再被政府直接赞助的方向发展，文化组织需要面对自给自足的压力。第二，以产业为基础，在政府的文化政策趋向上，推动文化行业的企业化理念。
澳大利亚文化发展政策主要有两在层面，一是使多元文化和地方社区有机会提出文化发展的；二是文化发展计划主要是由跨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强化持久性的文化活动。
在投融资方面，政府投入大笔经费与学校、商界合作开发创意产业特区，通过澳大利亚商业艺术基金会（ABAF）这个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机构作为公私部门沟通的平台，引导创意产业的发展。传播、信息科技暨艺术部给中央政府提供具有策略性的政策建议，引荐一系列澳洲联邦奖助金、支付款项和奖励方案，以支持传播、讯息科技、文化和运动各部门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澳大利亚各州政府、省政府、区政府各投资3000万美元，用5年以上时间来发展数码内容、服务与应用软件彻夜的发展。
创意新加坡
新加坡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出台了《创意新加坡》计划，又在2002年9月全面规划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称要树立“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要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城市”、“一个全球的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一个全球的媒体中心”。
三、创意中国的文化产业实践
文化创意香港。2002年9月香港推出研究报告全面梳理了香港创意产业的现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经多次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走高增值路线。要提高增值力，就需要科技与创新意念。2002年9月5日，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了首份题为《香港的创意产业》的研究报告，概括介绍香港的创意产业，评估创意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根据资料显示，直至2002年3月为止，香港创意产业聘用了超过9万人，占香港总就业人口3.7%；创意产业在2000年的出口总值达100亿港元，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3.1%；同年，创意产业产值为250亿港元，约占香港本地产值2%。该报告根据外国经验，认为教育与培训、出口推广、融资、数码融合程度及创意文化五项因素，有助于推动创意工业发展。2003年1月8日，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发展创意产业的内容，强调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其中包括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艺术品及古董市场、音乐、建筑、广告、数码娱乐、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时装及产品设计等行业。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公布了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所撰写的《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结果。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的香港创意产业研究报告，研究涵盖了广告，建筑，艺术，古董与工艺品，设计，电影与录像，数码娱乐，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电子计算，以及电视与电台等11个创意产业门类，分析了这些创意产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就业情况、营运特色、强项和弱点、未来面对的挑战以及内地市场的重要性。9月24日中央政策组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创意香港”论坛，邀请世界著名创意产业专家为香港创意产业发展出谋献策。
2003年1月8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在“拓宽经济领域”的标题下，正式提出发展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香港市民的知识智慧、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灵活求变的能力，是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基础。除了加强支柱产业外，我们还将积极推动创意产业，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元素。创意产业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包括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艺术品及古董市场、音乐、建筑、广告、数码娱乐、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时装及产品设计等行业。香港的创意产业已有的一定基础，存在进一步开发的潜力。民政事务局局长、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与其他相关的决策局及部门，将会共同研究具体方案，营造有利环境，推动及协助创意行业的发展。
在这里，董建华提出，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创意产业将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因素”。他强调“创意产业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力图较好地弥合“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其意不在理论和概念上的区分或争执，而在促进香港实际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实效。2003年，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经贸合作协议（CEPA）的签订和粤港联席会议的实施，以及中央批准北京、上海、珠三角等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个人身份前往香港旅游，大大推动了香港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
香港政府通过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贸易发展局香港设计中心及香港工业总会大力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支持文化品牌打造与创意创新理念。
香港政府在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中，特别注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法制环境。1998年颁布效用知识产权版权协议，认同国际上主要的知识产权条约。2、
在投融资方面，香港政府的扶持措施包括：A、通过不同性质的基金支持创意产业。如工业贸易署有4个资助谋划，创新及科技基金有5个资助计划；B、提供信用保证，让融资者从传统的渠道取得资金，如香港信用保险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电影贷款保证金提供信贷保证。C、为投资者及业者建立交流平台。
2004年5月，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表示，为加强对设计及创新发展的支持，政府计划动用2.5亿元成立基金，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汇聚各方人才。2005年1月1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尽快设立文化及创意产业咨询架构，广纳产业界、文化界，以及相关范畴的外地翘楚，共同探讨香港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远景、路向和组织架构，研究全面发挥优势、整合资源、重点推进。
文化创意台湾。2002年我国台湾在“挑战2008重点发展计划”中，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并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把创意产业作为继高科技产业后另一项全力扶持的产业——计划在5年内辅导成立50个创意生活产业项目，希望创造3000亿元新台币的产值，带来10万个工作机会，并带动22.5亿元新台币的新投资。
台湾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成长与繁荣，很大一部份与它成功地扮演了世界信息工业的生产重镇有关。最高峰的时刻，台湾生产的信息工业产品（系统或零组件）曾有48项产品排名世界第一，现在也还保有若干项目（如主机板和笔记本电脑目前仍居世界前列）。尽管台湾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但为什么依然挡不住迅速地衰落呢？这说明，当代高新科技虽然建立起了先进的技术与传播的网络与管道，提供了知识经济交流的平台，但传播什么，交流什么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还需要内容，需要文化。
2002年，台湾政府行政院提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确定科技与文化发展的双主轴，选定了若干未来应该优先发展的创意产业，并拟定若干政府来推动“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
2002年5月行政院通过“文化产业发展计划”后，各部召开三次由官方和民间参加的共识会议，凝聚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共识。同年10月，经济部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及办公室，由经济部、教育部、新闻局及文建会官员共同担任召集人。
2003年3月，行政院把“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改组为“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学者担任委员。任务包括：台湾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及策略之评议；各相关机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措施之评议；提供重要产业发展资料汇集；研究、咨询并其它相关产业发展之事项。台湾经济部“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确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包括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组织，培育艺术创意设计人才，整备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创意设计重点产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一规划提出6项具体目标：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产值；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就业机会；提高文化消费占家庭支出比重；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大专以上人口就业比例；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作品）参加国际竞赛奖得奖率；文化创意产业有关智慧财产权每年持续保持增长。其最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点包括：整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跨部会）、设置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中心（跨部门）、发展艺术产业（文建会）、重点发展媒体艺术产业（新闻局）、台湾设计产业（经济部）。
在政策法令方面，台湾2003年底开始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滚动式修定，重点在于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除修正现行的24项相关法令外，经济部也在拟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并拟报行政院审批。2003年9月，台湾经济部与文建会、新闻局共同函报行政院公布促进产业研究发展贷款办法适用于文化创意产业，解决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者融资的问题。
2004年3月31日台湾经济部召开「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第二次委员会，决议订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例，这项条例将比照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订定精神，提供租税优惠、免娱乐税等多项奖励优惠措施。
大陆创意产业
在我国大陆，数字化的创意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1989年，我国的手机只有1万部，到2003年6月底，全国手机拥有量达2亿5千6百万部。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在39个工业大类中排名第一，已成为龙头老大，正是在这种产业基础之上，手机短信业的发展才成为网络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
今天，人们已不再对虚拟经济创造财富的巨大能力表示惊异。在今年热炒的“胡润版2003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网易的丁磊、盛大的陈天桥和搜狐的张朝阳分别以75亿元、40亿元和20亿元的身家上榜。在对三人的行业背景介绍中，他们不约而同都与火热的网络游戏相关。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规模接近10亿人民币，增长率达到187.6%，付费用户达到400万。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网游市场可能突破20亿元，2006年更可能创纪录地达到80亿元。不仅如此，网络游戏更是一个“引擎产业”。它正在带动相关环节迅速成长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据IDC统计，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仅对电信业务的直接贡献就达68.3亿元。
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宣布，我国即将出台一项旨在促进信息内容和服务产业的政策。信息内容产业将被视同与软件产业同样的重要地位，并在税收、审批等方面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国家对于信息内容服务业的政策倾斜，标志着国家数字化文化内容产业的推进已经触及到了发展的关键部位。同期，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2003年8月，为了实现网络游戏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网络游戏通用引擎研究及示范产品开发”等两个项目被正式纳入国家863计划。10月，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中国电信集团、索尼公司等中外企业及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参加了展览。网博会以“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信息文化产业”为主题，展示了网络内容产业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预示了我国的网络内容产业做大做强的广阔前景。
创意上海
上海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批创意型行业起飞，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开展国际的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创意设计方面的集聚效应。近年，上海开发改造和利用了100余处老上海工业建筑，对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了改建，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园区，如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莫干山路春明都市工业园区、福佑路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心、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八号桥”时尚设计产业谷和天山路上海时尚产业园等。闯出了创意产业余城市改造的新路。2004年12月“2004中国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创意产业领域的又一个高层次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创意经济，领航中国城市发展”为核心议题，探讨了中国创意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享各国、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四、创意产业的基本特点
“创意产业”这一新术语的出现当然有其自身的背景和语境。新术语、新行业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对旧术语旧行业的反思与批评。反映了对旧行业的理论范式、现有机制、政策趋向和实际运作的调整或反拨。创意产业的兴起一方面是对现有产业的机制、政策和运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缺乏创造性的批评。
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通过越界，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创造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创意产业呢？在一些传统的行业或领域中，创造性只是一种附属品而不具有产品的核心地位。同时这种创造性或创意还是相当普泛化的。而按照后标准化时代的创意理念，创意或创造性成了特指的产业方式的核心。它成了当代产业组构中的一种特殊的设置，并决定了产业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产业的管理与操作。
创意经济的先驱是著名德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家熊彼得（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早在1912年，他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在他逝世40多年后，他当年率先创用的“创造性破坏”、“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三个关键词，已成了美国、甚至全球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被麦肯锡顾问公司的两位经济学家发扬光大，写成著作《创造性破坏──市场攻击者与长青企业的竞争》，对观察当代企业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熊彼得创始的创造性破坏或创意破坏性技术是指那些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而破坏了既有技术的根基的技术。例如，电话的产生就是一个创意破坏性的技术，它破坏了原有的电报技术。现在，许多的大公司常常是基于理性的经营方式来决定自己的产品政策，这样那些在短期之内经不起考验的产品就不会得到推广，创意破坏性技术就难以产生。但是实践表明，创意破坏性技术能够为公司赢得市场，而对创意破坏性技术的搁置往往造成既有市场的丧失。
出身哈佛的美国联储主席葛林斯潘经常把熊彼得的名字和观念挂在嘴上。他曾说：“美国的经济，比起其它国家更明显的反映出从前哈佛著名教授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它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兴的科技赶走了老科技，当使用老科技的生产设备变得陈旧，金融市场即会支持使用新科技的生产方式……，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已明显地在加速，伴随着这种扩大的创新，也反映在资本由老科技往新科技的移动上”。这种“创造性破坏”被认为就是“新经济”得以发展的动力。公司之间的竞争总是围绕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展开的，而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这就会不间断地推动生产力的改革或完善。
另外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创意产业的观念将创意产业与雇佣人员数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联系起来。如美国密苏里州经济研究与信息中心的“创意与经济：密苏里州州创意产业的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就将创意（业）产业这样表述：
创意产业是指雇佣大量艺术、传媒、体育从业人员的产业。产业对艺术的依赖度是通过计算下列工作产业内所占的比例确定，这些工作属于“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类。分类是根据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职业分类标准”进行的。任何产业只要其艺术相关的职业比行业艺术雇员平均值高至少一个标准差，即可被界定为创意产业。在本研究里，任何产业的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10％（等于比平均值高一个标准差）即被定义为创意产业。附件（一）列明了一系列产业及其艺术、传媒、体育相关雇佣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在这里，创意产业有三个基点，一是它与文化——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相关，二是它是新创业的有新的文化创意和运作方式的企业，三是从事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先前同类行业10％。后一条甚至成了划分是否成为创意产业的实操标准。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凯夫斯在其《创意产业》中，为创意产业归纳了七个特点：
1.创意产品具有需求的不确定性；
2.创意产业的创意者十分关注自己的产品；
3.创意产品不是单一要素的产品，其完成需要多种技能；
4.创意产品特别关注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5.创意产品注重纵向区分的技巧；
6.时间因素对于一个创意产品的传播销售具有重大意义；
7.创意产品的存续具有持久性与营利的长期性。
凯夫斯的观点抓住了创意产业的重要特点，是颇有见地的。
那么，综合起来，创意产业具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我认为，创意产业的基本经济特点可以从创意需求、创意产品、创意人员等三方面来探索。包括：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产业的风险；创意为王与创意产业的精神特质；创意产品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纵向区别与横向区别。
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产业的风险
创意产业生产的产品不再是过去时代的基本的物质性产品，而是精神性、文化性、娱乐性、心理性的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种精神性的产品的需求在总体上日益提升，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广告片、MTV、动漫、网络游戏来说，这种需求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一创意产品对于消费者需求来说，存在着时尚潮流、个体嗜好、传播炒作、时机选择、社会环境、文化差异、地域特色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因而也大大增加了创意产品的风险。
从当代经济发展来看，创意产业无疑是风险产业，对创意产业的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以知识创新与高新科技为支持体系，具有可能的高收益、高回报和高增长潜力的特性，但这种高收益也可能遭遇风险。即使是十分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同一个著名导演，他也无法保证他的电影每一部都能成功。成功与风险并存，这就是创意产业的魅力。
创意为王与创意产业的精神特质
当代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创意产品成了买方市场，而眼球和注意力则成了卖方市场，成了稀缺商品。创意产业的产品最忌讳沿袭陈规俗套，它在总体上必须凸现产品独具的特色，才能“击中”人心，在市场上获得超值的效益。
创意产业的精神性、流动性、易逝性性质决定了创意产业的根本：创意为王。尽管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十分复杂，但其核心仍然是创意。创造性是创意产业的生命线。当代消费社会，大众流行文化遵循时尚化浪潮化的运行方式，使得文化产品的新颖性、短时性和强烈的空间（视觉）特征空前凸现出来。创意产业所包含的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游戏与网络有游戏、以及动漫、DV、FLASH、短信、手机视频无不强烈地依凭新的创意，新的设计。
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是与消费社会的架构方式相表里的。比如，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就十分强调创意群体的团队组合；创意产品的包装、复制、传播、销售（如软、硬广告、签名售书、见面会、媒体曝光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创意产品消费者的培育、涵养、组织（歌友会、影迷会、社区团体、俱乐部）则是供奉“上帝”的必修功课。
创意产业精神性、流动性、易逝性和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表明了创意产业必然超越过去时代的产业水平和产业模式，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它既要求创意产业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之上，又具有自身对文化承传、精神创造、意境营构和可遇不可求的艺术天才及其灵感的追求。
创意产品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纵向区别与横向区别
创意产业尽管十分推崇创造者的个人创造力，但它又不同于过去时代文学家艺术家在象牙之塔中闭门造车的那种“独创性”，不同于过去时代艺术作品如绘画完全由画家个人独自完成的情形。当代创意产品必须由创意策划、技术制作、传播操作、管理协调、商品销售等多方合作才能最终完成，它是各方协同联合的产物。这只要看看一部最简单的电视剧片头片尾有多少参与创作的人员就一目了然了。
因而，创意产品的创作过程远比一般产品复杂。这就要求创意产品的所有创造投入都要达到和超出一般流水线上的熟练水平，才能生产出合格的创意产品。这样的创意行为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增值生产功能。在这种可增值的生产关系中，“如果要得到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出，每个生产投入必须到位，或是生产行为至少达到精通或是超出精通水平。零的倍数仍然是零。这就是迈克•科米尔称之为关联性生产理论。”（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第7页。
创意产品具有创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于创意产业更多地具有文化艺术的特性，因而其风格、基调、艺术特色更多地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创意产品的差异性既包含纵向区别，也包含横向区别。所谓纵向区别，是指产品与产品之间在产品水平、等级或质量的区别，它关乎产品的“原创性”、“技巧性”或艺术境界的评价。好莱坞的剧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对剧作家的好坏又一致的评价，能断定谁应属“一流”剧作家，谁应属“二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创意型的产品在纵向上（或本质上）是又区别的。这就是‘一流/二流’特性。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产品与其他产品都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将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在同时播放的电影或电视节目中，一个观众就会选取这一部作品观看，而不是选择那一部。因为在尝试了两个产品之后，买方认为甲种产品比乙种产品好，如果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同，就没有人会买乙种产品。
而横向区别则是指不同类别不同特色之间的区别。同样质量同样水平的创意产品之间会因为消费者的习惯、偏爱而做出选择。“两首歌曲，两部动作片，在消费者看来，其特点和质量可能非常相同，但它们又不完全相同。用经济术语来说，它们具有横向区别。”横向区别激发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激发艺术家从各种可能中做出选择，刺激消费者或中间商从一系列真正具有创意性的产品中做出选择。
文化基础论文范文5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梳理出了实践哲学框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有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闪烁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后，葛兰西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形成了著名的《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葛兰西把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在狱中，他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理论研究，涉及领域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一、研究现状
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对此也有诸多研究。其研究多是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产生渊源；二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三是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指出：“‘市民社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前提”“‘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力量”“‘阵地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基础上，结合欧洲革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出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内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最终让民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达到顺理成章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3］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批判性吸收了克罗齐的伦理哲学。”［4］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指出，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5］。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阵地战”策略
在葛兰西的政治革命思想中，阵地战是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里发动的先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形式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的革命，这是在对比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与中、俄社会现状中得出的结论。在分析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中，葛兰西比较俄国十月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结果，分析出两种命运不同的根源所在，即源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属性的差异。他认为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少市民社会这一中介，所以是由国家主导一切，因而不存在文化领导权问题。只要通过暴力专制统治，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社会结构，革命也就可以成功，以俄国十月革命论证这一点。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国家机器不能完全取得革命成功，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导致文化领导权依旧支撑着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完全胜利，并且他认为这影响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在分析东西方革命不同命运的根源问题，葛兰西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提出“阵地战”策略，指出“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6］19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原因在于西方市民社会拥有文化领导权，所以传统的运动战策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暴力革命不能像在东方那样一经成功就可完全取得胜利。“阵地战”策略就是指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进而服务于国家领导权的获得。
（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阵地战”的执行力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和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定义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在文化领导权中所体现的部分。葛兰西通过社会关系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认为“因此，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6］4，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者、革命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建设者、组织者。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隶属于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全面的统治，政党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发挥作用。在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也强调了政党的革命性，这与他强调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实践性是一致的。他认为政党同领导权的形成有巨大联系，是培养领导艺术的便利手段：“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人”［6］246，同时政党应着重把自身的干部教育为知识分子：“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的社会集团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6］10这里的教育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起到文化启蒙的功能的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创造“新人”，进而实现人民的思想解放。
（三）文化领导权“同意”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前提是群众自发而非强制地接受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文化领导权，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问题。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整合其他阶级知识分子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制定的道德标准要与各个阶层的实际契合，在满足其需求中引导其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在学习内化中认可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合法性。“同意”问题的核心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获得依靠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是一个从“受影响”到“去捍卫”的过程。并且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运动无法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链”［6］194。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哲学
关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解读，有倾向于葛兰西是出于防止法西斯对自己书稿检查的目的而选择将实践哲学代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研究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显然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并通过文化领导权中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并不独立于革命理论之外，而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反对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范畴，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精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而这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强调了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批判历史宿命论：“人就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地，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6］36强调实践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在看待实践问题上容易滑向唯意志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但其始终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具体模式上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他虽然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是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集体意志”时指出“‘何时才能说唤醒和组织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必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历史（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并且‘戏剧地’表现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醒集体意志所采取的种种尝试及其相继失败的各种原因。”［6］94可以看出对待集体意志，葛兰西并没有脱离经济和历史，并要求从经济历史方面去分析，这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辩证法，并且葛兰西在关于知识分子论述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不可使得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独立于大众之外的领导，提出促进全体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概念：“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集团”［6］24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史观。同时葛兰西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思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地方。
结语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侧重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阵地战”策略、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市民社会群众的文化“同意”问题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10）：87．
［2］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2）：49．
［3］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长治学院学报，2020（5）：43－44．
［4］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论坛，2020（3）：10．
［5］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J］．甘肃理论学刊，2020（4）：31－35．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2016．
文化基础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宪政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宪政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与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安排的认识。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与这些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认识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恐惧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认识的特点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安排。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认识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安排。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作用是对严重违反社会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个体和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是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独立性要求不依赖于他人，必须由平等作为前提。主动性要求行动自由，而无论平等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权利加以表现，也必须通过权利才能实现。主体性要求就变成了对权利的需求。因此，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以及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来实现人的本质，无疑权利诉求正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形式。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上定位人，就必然要求重新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即变原来不平等的人身隶属关系为平等自由的关系，要求以权利为中心来调整社会关系。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意识。西方权利文化的发生和演化是与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法治意识密切关联的，并通过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表现出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成了论证法律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契约的理论形态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
权利观念在古希腊的正义学说中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古罗马私法体系中也有了初步体现。位于在半岛之上的古希腊，是一个从事海运的商业社会。商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运动，推动了古希腊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契约意识成为古希腊公民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希腊神话中正义之神和专司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最初的权利意识的象征。后人于1863年至1864年在克里特岛发现公元前5世纪的歌地那法典，载有关于人、家庭、奴隶、担保、财产、赠与、抵押、诉讼程序条文70条。权利由习惯而来的观念到歌地那法典的形成标志着希腊城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有权利文化的萌芽。古希腊的权利文化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有机整合。希腊很早就认识到
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的相互依存性。他们都通过积极参加城邦管理、决策和法制建设活动来保障自己的私法权利。与这种古代法治社会相适应，古希腊生发了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的约定论。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的人类学命题，突出了人的理性地位。在智者看来，法律的权威与人们之间的约定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人们为了防止相互残杀，避免趋于灭亡的一种维系力量，而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城邦政治则体现了公正与谨教，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最好的方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正义与理念的产物，是个人行为正义性和城邦国家正义秩序的保障。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城邦动物”的论题出发，强调城邦和法律的绝对至上性权威。希腊化时期，注重个人主义的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智者学派的传统，把约定论思想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法律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协议，人们缔结契约的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而斯多葛学派的法律观，超越了城邦国家的范围，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宣称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人定法的普遍效力。
古希腊法律及其权利观念对罗马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罗德岛的海商法、雅典的债权法和诉讼法都曾被罗马法所借鉴，希腊有关法的概念以及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权利文化在罗马私法中获得更为典型的表达，罗马人形成了法律人格平等、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等观念构成了西方近现代私法的精神支柱。雅典宪法以及某些民主制度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私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古希腊被人们看作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故乡。由于希腊各城邦囿于长期的对抗战争，使得希腊发达的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没有向当时的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因而，第一次法律全球化运动的使命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希腊化时代”，城邦法律文化演化为希腊化法律文明，适用于希腊人及其定居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古代近东其他一些国家的希腊化居民。从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的记录等的羊皮纸和碑文的解读中发现，这些国家在私法方面适用当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国家政制及其组织等公法方面适用征服者所带来的殖民地法。可以看出希腊城邦时代的权利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里施加极其深刻的影响。
罗马法深刻影响了日尔曼人的权利观念。在日尔曼人那里，习惯权利高于一切制定法是其粗陋的权利文化形态。这同时也是英国人的权利意识的历史观念基础。伴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权利观念在十四五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中有了更完整的阐述。但观念要变成现实，需要制度性结构的确认和维护，然而现存的社会结构是客观化了的旧观念，所以首先要打破旧社会的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和商品经济的推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权利变成现实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性追求，又由于法律是现代社会制度性安排的主要手段，因此，对权利的制度性追求变成了法律的追求，对法律权利的维护和享有成了司法的价值取向，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司法权威才得以确立。
总之，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应有关系，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权利关系的凝结。社会关系结构的行政化以及建立在血缘、身份基础上的特权观念与司法权威是大相径庭的。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个人在家族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结构基础也就必然要制约和阻碍公民形成独立的人格精神和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平等的品格，否定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式微，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观念和诉讼观念也会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沉淀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阻碍社会主体健康诉讼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绊脚石，从而也限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司法的权威性。诚然，必须看到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一些反映简单商品经济法权关系的商事习惯甚至具有较大的现代性，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应有的调整方式受到专制集权和农业自然经济的压抑不可能获得生长的机会和空间。
二、权利意识的制度化推动了司法程序理性化
基于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社会利益之上的权利文化内涵的自由、平等观念必然要求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和终局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的产品是“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使法律也成为一般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在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伦理评价也日趋多元化，古代社会那种作为权威规范的宗教和伦理已不复存在，一般社会生活的规则治理也只得让位于法律。诚如庞德所言：“所有其它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家庭、教会和各种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道德的作用，它们都是在法律规定限度内活动并服从法院的审查。”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其基本的法律文化精神以特权和依附关系为特征，义务是该社会调整体系的立足点。其工具性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社会调整中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典型地体现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依靠人身依附关系来调解纠纷乃是必然的选择；二是依靠内心的道德强制力、神秘的道德压力来左右人们的行为，这正好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人消极容耐的道德要求以及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工具特质相耦合。这种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价值指向显然对社会主体心目中司法权威的确立具有巨大的阻却作用。此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质和权力运作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司法观念和诉讼观念，权力至上、官本位的文化精神也制约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司法权威的价值蕴涵与权利本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司法的中立性、程序平等性是权利文化的价值需求。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权利本位的社会文化是司法权威成长的精神养分和文化基石，而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产生不了司法的权威性，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本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权力居于司法之上，形成拜权教，司法体现的是行政权威。义务本位以及权力本位文化是身份等级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权利本位文化是契约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
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要求建立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要求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威形式来保护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而司法审查作为阐明或界定权力范围以及限制权力的尝试，在20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一种比过去更富有惊奇力的工具出现了。正如弗雷德曼所言：“法院不再那么墨守成规，十分热衷于实现公民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权利。至少，法院在整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因此，美国法院的权威在20世纪的急剧提升，与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并且也与司法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密切关联。“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当然，无风不起浪。革命的
根源由来于美国司法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或者说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中所处的德高望重的地位。但仅仅使用历史的或传统的术语是难以解释这场革命的。对此，只要翻开美国宪法就可以找出答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是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司法审查通过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对司法的权威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司法权威的两个推进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较好地契合了权利文化的诉求。
法律要得到执行必须得到社会心理势力的足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原有的文化观念相契合。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实施，与权利文化的支撑密切相关。违宪审查的文化基础是一种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所谓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强调自我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以及实现个人欲求和目标的必要性，要求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个性，充分考虑社会群体的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丰富的人性基础上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观念。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指纹一样特殊，如脸部表情一般独特。群体在很多方面只是增加主权者权利的载体。”这种个人主义在法律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表现个人主义与利用法院作为宣布扩张或恢复权利的机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关系。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显著之处，表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迅速推广。法院权限的突然扩张超过了单纯的构造改革，并助长了“权利意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缺乏司法审查传统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德国宪法法院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这个法院是新创建的，但现在已变得极其积极和强大，或许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使大不列颠这一个公认的保守派，近来也因为同欧共体的结盟而悄悄地发展了一种司法审查制度。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革命，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权威被日益削弱，个人主义却不断成长和壮大。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个人主义在司法层面上的表现就是运用诉讼程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立宪主义的爆炸式增长，即新权利的急剧增加(创造)和旧权利的不断扩张，不断向人们阐示着自由的实质及其程度。毫无疑问，这属于个人主义的又一大产物。人们总想最大限度地控制或把握自己的生活权利，并且是多多益善；想得到自我表达的自由、基本性的经济保障、尊严以及尊重；还想要自己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倍受保障，以及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正当性。为此，人们就将法院视为实现这些权利的保护神”。于是通过司法追求权利是无数美国人的神圣愿望。美国人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论是基本权利，还是对人身伤害提起诉讼的权利。权利意识在美国或许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又似乎不是哪一个国家独特的要素。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现代产业化的福利国家，而且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是发挥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的前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因之，可以说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是司法权威增强的不竭能源。
三、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司法权威的形成与权利文化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给司法权威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司法权威的文化基石。另一方面司法权威的功能又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