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2011年工作，部署2012年任务。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代表宁河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作工作报告。
2011年工作回顾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市志办的指导下，2011年，我县方志工作取得新的成绩。方志工作机构恢复建立。如期完成《天津区县年鉴》供稿任务。编辑《宁河年鉴》，年底出版。《宁河县志（1979-2010）》续修完成初稿修定工作，县志续修工作处于攻坚阶段。方志资料丛书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即将出版。
以下从机构建立、志鉴工作、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理顺志办隶属关系，方志工作机构重新建立。
年内，经县政府常务会讨论，报县委领导研究，经市编制委员会批准，2011年11月，恢复宁河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常设机构，隶属县政府办公室管理，副局级全额事业单位。县志办工作机构的重新建立，充分体现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
2011年初，我县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后，各单位成立了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方志工作形成县政府领导、专门机构管理、各单位分管领导负责和主笔人员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天津区县年鉴（2011）》供稿工作如期完成。
2011年4月底，完成《天津区县年鉴（2011）》供稿工作，供稿文字4万字，涉及概述、大事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乡镇章节内容，提供随文图片20张、彩页2版，刊载照片9幅，所刊照片重点反映了宁河园区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载体建设的新成果。
三、2011年《宁河年鉴》印刷出版。
在《宁河年鉴》编辑工作中，坚持“三审四校”制度，严把质量关。供稿单位主笔完成初稿后，分管领导修改、领导小组讨论、主要领导审定后上报稿件，体现了年鉴工作的严肃性，稿件质量逐年提升。县志办责任编辑初步修改后，由主笔人员审校并合编，形成蓝本，报县领导审定。编辑过程中，市志办领导及相关处室人员，跟踪指导服务，帮助解决地图版权问题。印刷排版过程中，县志办责任编辑反复校对稿件，确保年鉴出版质量。彩页设计水平、封面装帧质量与印刷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
该书由全县127名主笔人员撰写素材，52名摄影人员提供照片资料，县志办11名同志参与编辑，所刊载的内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县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全书设置23篇，分目126个，编辑文献16篇、动态条目981个、荣誉录4种、统计资料3种、附录23件。编辑彩页32版、随文图片35张，文字总量42万字。所记述的内容准确，体现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时代性、区域性、资料性和便查性七大特点。新编彩页重点反映了我县园区经济建设与民计民生工程建设的新成果。
在年鉴编辑工作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注重总结年鉴编辑工作经验，依据实际情况，调整篇目结构，完善记述内容。《宁河年鉴》从2009年创刊到2011年，已经连续出版3卷，依据新情况，每年都有新的局部调整，都力求反映时代进步的特征。
（二）丰富的基础材料，方便取材，提高了编辑质量。多数单位的基础稿件条目和文字总量超过框架条目要求的数量，从总体上说，方便了筛选工作。志办工作人员阅读与编辑的文字总量约500万字，从中择篇选目；搜集查看照片1.2万幅，从中选取彩页与插图，浩繁的工作量保障了编辑质量。
（三）反复核实，求真务实，提高了年鉴的准确性。如，对领导名单、基础数字、荣誉奖项等内容，反复校对，力求完善。对各单位领导名单以及任职情况的核实，由专人负责，到组织部完成校对工作。
（四）注重实用，基础数据的连续刊登，便于不同年度鉴书的对比。利用统计资料编辑《2010年宁河县乡镇农业经济情况表》、《2010年乡镇经济数据表》和《2010年天津市五区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表》，重点反映我县经济发展状况，突出年鉴实用性。
（五）规范综合性条目编写，确保记述要素完整无缺。重点对概况内容进行规范，要求组织沿革、基础数据、地理位置、户数人口、耕地面积、主要职能、工作业绩等要素齐全，排序一致。
（六）应用网络办公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网络即时通讯窗口，县志办与撰稿人员在工作指导、反馈意见、材料编辑与信息传输等方面，随时沟通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总结2011年，年鉴编辑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一）丰富了年鉴记述内容与反映形式。依据年度新情况，综述部分增加了《宁河县“十一五”期间发展概述》；文献部分新增《宁河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分目中新增了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服务、粮食储备、农村社会调查、邮政储蓄、汇鑫商贸、中行等10个单位的内容；新增了各单位副职人员的记载。年鉴内容不断完善，提高了年鉴资料的综合性。
《宁河年鉴（2011）》彩页中更新了《宁河县行政区划图》，添加随文图，以图文并茂形式，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各单位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提升了年鉴的耐读性。
（二）适时调整篇目内容的分布结构。2010年政府部门实施了机构改革，据此，我们对部分篇目结构的设置和内容的记述重新进行了调整。如，将人事工作归并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目下记述；将物价、粮食工作调整到发改委分目下记述；将林业、畜牧兽医、农机中心工作调整到农工委分目下记述；将编委办工作调整到县委工作序列中记述；将县志办工作调整到政府工作序列中记述；将潘庄工业区升格到县级工业经济园区篇目之中。篇目布局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年鉴的时代性。
四、全面组织、整体推进，县志续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按照《县志续修总体规划》和《县志续修年度计划》，2011年县志续修按篇目结构设置要求，依次展开业务培训、搜集整理资料、编辑资料长编、编修初稿、意见反馈等工作。截止2011年12月，123个单位完成资料搜集工作，编写资料长编500万字，并且上报初稿，县志办完成133万字稿件的合编工作。初选照片1880幅。年内，邀请顾问参与前志补遗工作，该项工作基本完成。
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业务培训与指导工作。聘请市志办专家授课，讲解志书体例特征。在年初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以会代训，参考外省市二轮志书编修经验，志办重点讲解志书编修方法。编辑《修志辅导手册》，发行130份，组织主笔学习与交流，重点指导搜集资料与初稿撰写技巧。县志办深入卫生系统等单位进行行业志编纂的指导，加快了整体工作进度。
（二）充实编修力量。县志办聘请15名富有志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为修志补遗工作顾问，并颁发聘书。年内，杨霞副县长主持召开两次补遗工作座谈会，收集补遗材料4.5万字。政府办等单位聘请续志工好者帮助工作，充实了修志力量，为按时供稿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注重搜集基础资料，长编资料力求完整。教育、文化、人口中心、公安、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都及时到档案馆、上级部门搜集、复制资料，制作卡片，编写长编。公安、文化、水务等部门的基础资料均在10万字以上，保障了资料的全面性。气象与社保等部门充分利用图表体例，反映本单位发展变化情况，一目了然，值得借鉴。
（四）实行责任编辑分编、总纂通审制度。县志办深入供稿单位协商解决资料搜集与初稿撰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责任编辑分篇初审、志办主笔二审、总纂三审的流程，完成初稿合编工作。
五、开发方志资源，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文史资料编研取得新成果。
县志办研究制定了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编研计划，地方志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逐步规范，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积极为“发掘宁河历史文化，弘扬宁河人文精神，推动宁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继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第一辑《古代巨泽七里海》出版后，与市志办、市档案局联合编审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完成印刷前的准备工作。该书设置《梁城阁老》、《初登仕途》等22章，计15万字，详细记述了原籍宁河镇的杜阁老一生的业绩。为编审此书，县志办人员三赴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文史档案资料，核实历史事件，确保记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深入杜阁老后裔家中座谈，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核实相关情况；聘请天津古籍出版社专家审校；征求市志办及市档案局的意见和建议，协商解决业务规范、印刷质量等问题，确保出版质量。
六、加强方志干部队伍建设，业务能力有了新提高。
强化学习意识，方志工作人员注重研读前志与外省市志书，钻研市志办业务规范。注重积累材料，将统计年鉴、乡土教材、总结、报告、报刊文摘等相关资料汇集于县志办。及时总结经验，在已出版的年鉴书籍中寻找不足，不断完善新的年鉴结构。和谐共事，县志办与供稿单位的沟通能力逐步增强。强化职业操守，责任编辑在校对稿件过程中，觉察某单位贷款余额增加值的计量单位不合逻辑，立即核实，再行定稿，体现了志人性格。
积极组织全县修志人员学习应用排版与图片处理专用软件。研究出版流程，缩减不必要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注重提高摄影技术、图片处理与传输技术。为提高彩页质量，自行拍照2000余幅，从中选优。排版与彩页设计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版《宁河年鉴》实现自行排版。
总结2011年工作，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供稿方面存在“迟”、“缺”、“重”、“片”、“残”、“代”、“多”等现象。
――“迟”：因搜集资料难度大等原因，个别单位上报稿件较迟缓，影响整体编修进程。图表和人物资料上报整体较慢。
――“缺”：因材料搜集不细致等原因，部分单位上报的材料存在“缺项断线”等问题。
――“重”：因沟通不畅等原因，综合管理部门与具体职能部门的上报材料，存在重复交叉等问题。
――“片”：因个别单位综合协调缺乏力度，加之主笔人员年轻，对本单位工作不熟悉，上报材料不完整。
――“残”：因个别单位上报的材料体例不完备，“志体”多“述体”少；文字多、图表少；事物多、人物少。
――“代”：因业务规范不够熟悉等原因，存在以总结代替志鉴供稿的现象。上报材料存在论述性、报告性语言较多，不符合志鉴体例要求。
――“多”：因修订不够细致等原因，造成上报材料的文字过多。个别单位的初稿超过6万字，给志书编修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二、编修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志办人员综合素质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需要尽快了解掌握全县的重点工作和各单位的主要工作。
二是志办人员需要进一步提高志鉴编修能力，掌握编修规范。
三是组织协调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加强工作沟通与指导。
以上问题，急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2012年工作部署
2012年，宁河县地方志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市志办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县第十四次人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认真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组织开展志鉴编修、文史资料征集编研、方志理论学习研讨等工作，传承宁河优秀历史文化，弘扬宁河人文精神，充分发挥方志社会功能，为推动我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宁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继续开展《宁河县志》续修工作。按照《宁河县志续修规划》，在2011年县志资料长篇和初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精心修改，形成蓝本初稿。
（一）组织县志办编辑人员，集中力量，整合、浓缩各单位上报的资料长篇和初稿，完成篇章无题序的撰写，形成较为完整的合稿。
（二）按照横不缺主项，竖不断主线的规范要求，面向各供稿单位征求修改意见，甄别与核实数据、充实内容、优化节目结构。
（三）邀请前部《宁河县志》编修人员、二轮志书编修顾问及我县方志爱好者，广泛征求意见，对合稿内容进行补缺纠错。
（四）组织县内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保密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对志书合稿的特定内容进行专项把关。
（五）邀请市内志界同仁，对篇目框架结构提出修改意见。
（六）汇总各方面意见建议，对合稿进行全面修订，完成总纂，形成蓝本初稿。
二、编辑2012年版《宁河年鉴》。依据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状况，适时调整完善年鉴的框架结构，使其更具时展的特征，符合年鉴的规范要求。紧紧围绕2011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着重记述“三重”工作、民计民生工作和改革发展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力求全面、系统、完整记述我县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按照年鉴规范，精益求精，突出年度特色、时代特色和宁河县区域特色，力将《宁河年鉴》打造为精品佳作。
三、高质量完成供稿任务。一是按照市志办统一要求，3月底以前完成《天津区县年鉴》供稿任务。二是按照市档案局要求，6月底以前完成《天津档案志》供稿任务。
四、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编纂宁河县地情资料文献。深入研究我县地理、历史、人文演变发展的历程，发掘、征集、整理、编研具有历史价值的史志资料。年初，出版史料丛书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年内，编审历史名人《清代侍郎廉兆纶》，启动《当代宁河名人》资料征集的前期准备工作。
五、完善管理、加强培训。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明晰工作人员职责，建立及时顺畅的工作信息报送机制，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积极参加市志办组织的赴外省市学习交流活动，开阔眼界。适时邀请市地志专家进行辅导讲座，系统学习地方志业务知识。走出去，向先进区县学习，不断提高我县地方志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六、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发挥地方志书的社会效益。在中小学校举办“学家乡历史，爱宁河现在，为宁河未来发展做贡献”的主题宣传教育讲座活动。
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2
20世纪，我国对于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在经历了中师、5年制专科、3年制专科等层次的历史发展沿革之后，在21世纪初，开启了本科层次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探索。10多年来，虽然先后有部分高校对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目前国家尚未统一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因此，各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不仅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课程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并直接关系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所以在当前我国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培养的探索阶段，有必要对其课程设置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调整策略，以提升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质量。为此，本文选取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和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以下简称首师大初教院、湖南一师和重师大初教院)为样本，因为这3所院校都有师范教育办学的百年历史，且都是先后进行过各个层次小学音乐教师培养工作的院校。本文以其现行的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培养方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其课程结构、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三所院校的课程结构、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分析
(一)课程结构分析
注：为便于分析，本研究根据各院校的具体课程设置，将所有课程的类别均按照广义上的教师教育课程分类进行了备注。一共分为4类：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上表中的“分类总比”，即每类课程占总学分的百分比。
(1)3所院校课程类别的设置差异较大。如首师大初教院和重师大初教院将公共基础课程称为通识课程，湖南一师则称为公共必修课;首师大初教院将学科专业课程称为专业方向课，重师大初教院则分为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湖南一师又称为专业必修课等。还有，首师大初教院将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湖南一师将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在专业必修课里;重师大初教院的教师教育类课程则是单独设置。(2)3所院校各类课程结构比例都存在需要调整之处。第一，3所院校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百分比很接近，基本都是8∶2或85∶15的比例，这也显示出几所院校所设置的选修课比例都偏低。第二，公共基础课、学科专业课、教师教育课和实践教学环节这4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存在问题。如从首师大初教院5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可以看出，虽然该院独创的52%兼教课程在培养师范生具有多学科教学能力方面具有创新之处，其余4类课程的结构比例总体也较为均衡，但若将各类课程的比例与具体设置的课程结合在一起分析就会发现，该院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略显单薄，毕竟在该院分科培养的模式下，学科专业课程的比例比教师教育课程的比例还低，易造成培养的人才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又如湖南一师的课程结构比例，可以看到该院的4类课程中，教师教育课程比例最低，仅为111%，而该院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的比例都达到35%左右，显示出该院重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轻教师教育课程的倾向。再如重师大初教院的4类课程比例，学科专业课程的比例达到400%，教师教育课程为179%，显示出该院也有重学科专业课程、轻教师教育课程的倾向。另外，该院的实践环节比例为158%，也略显偏低。以上分析表明， 3所院校的课程结构都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究竟如何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以及各类课程之间的结构比例，才更科学，更利于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改革需要的本科学历小学音乐教师，是各院校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调整的重点。
(二)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声乐、和声、舞蹈、合唱与指挥、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钢琴即兴伴奏、曲式、小学音乐教学研究、小学音乐教育心理学、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14门)
复调、器乐、钢琴、声乐、音乐欣赏、儿童歌曲创作、指挥常识、舞蹈、曲式、中国近现代音乐、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歌曲赏析、中国戏曲赏析、音乐教育科研方法、当代音乐教育与实践(14门)
湖南一师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基础声乐、基础钢琴、基础和声、艺术概论、小学音乐教学论、小学音乐教材与教法、合唱指挥、声乐演唱、钢琴演奏、器乐演奏、儿童歌曲即兴伴奏、形体舞蹈(14门)
中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外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小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研究、理论作曲、民族舞蹈、现代舞、器乐选修、电脑音乐制作、中外音乐作品赏析、中国声乐语言艺术、外国声乐语言艺术、音乐美学、中外小学音乐教育比较研究、艺术实践、声乐演唱、钢琴演奏、器乐演奏、儿童舞蹈表演与创作(18门)
重师大初教院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和声、钢琴与配奏、声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合唱与指挥、形体训练、舞蹈基础与编导、器乐、曲式与作品分析基础、儿童歌曲分析与写作、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与训练(18门)
音乐学概论、艺术概论、音乐美学基础、音乐心理学、钢琴与配奏、钢琴艺术简史与名作赏析、声乐、声乐艺术简史与名作赏析、意大利语音、器乐、童声合唱训练、儿童舞蹈编排、小学管乐队的组织与训练、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音乐基础、小型乐队编配、电脑音乐基础、钢琴教学法、声乐教学法、音乐教育学、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研究(22门)
注：上表所列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仅为3所院校设置的学科专业课程。另外，所列课程的顺序均按3所院校培养方案里设置的先后呈现。
各院校专业课程开设的数量看，重师大初教院专业必修课开设的数量最多，共有18门;首师大初教院和湖南一师专业必修课开设的数量均为14门。重师大初教院专业选修课开设的数量也最多，共有22门;首师大初教院和湖南一师专业选修课开设的数量分别为14门和18门。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首师大初教院和湖南一师的专业课程设置略显偏少，尤其是专业选修课程的范围有些偏窄。
各院校具体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看，3所院校的专业必修课开设相同或相近的课程有：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声乐、和声、舞蹈、合唱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3所院校的专业必修课开设不同的课程有：如首师大初教院单独开设了小学音乐教学研究和小学音乐教育心理学，并将器乐作为选修课;湖南一师将艺术概论作为必修课，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曲式作为选修课，并开设了小学音乐教学论和小学音乐教材与教法两门学科教学法课程;重师大初教院专业必修课开设了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儿童歌曲分析与写作，以及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与训练等3门学科教学法课程，而且，还将钢琴即兴伴奏课与钢琴课整合开设了钢琴与配奏课程。
各院校具体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看，3所院校的专业选修课程中，除了将钢琴、声乐、舞蹈这几门课程都在三年级作为选修课程继续开设外，3所院校其余设置的专业选修课程各不相同。如首师大初教院单独开设了复调、音乐欣赏、儿童歌曲创作、指挥常识、中国近现代音乐、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赏析、中国戏曲赏析、音乐教育科研方法、当代音乐教育与实践等专业选修课;湖南一师单独开设了中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外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小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研究、理论作曲、民族舞蹈、现代舞、电脑音乐制作、中外音乐作品赏析、中国声乐语言艺术、外国声乐语言艺术、音乐美学、中外小学音乐教育比较研究等专业选修课，但该院的专业课程中均没有开设复调这门课程。另外，该院还将为期一周的艺术实践设置为专业选修课。重师大初教院单独开设了音乐学概论、艺术概论、音乐美学基础、音乐心理学、钢琴艺术简史与名作赏析、声乐艺术简史与名作赏析、意大利语音、童声合唱训练、儿童舞蹈编排、小学管乐队的组织与训练、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音乐基础、小型乐队编配、电脑音乐基础、钢琴教学法、声乐教学法、音乐教育学、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研究等专业选修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3所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以下问题：第一，3所院校设置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数量、比例均不合理，部分院校的专业必修课程数量略显不足、专业选修课程范围略为偏窄。第二，3所院校专业课程设置的深度和广度把握不足，造成部分院校的专业课程近似于专科层次小学教育(音乐)专业水平，部分院校的专业课程又接近本科层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水平。第三，3所院校所设的专业课程中，一些必要的课程没能呈现其中，而一些不太重要的课程却充斥其中。第四，3所院校所设专业课程总体上与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实际联系不够紧密，专业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不强。总的来说，3所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都需要进一步做出相应调整，以应对当前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的挑战。
(三)实践教学环节分析
分析3所院校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发现，各个院校的设置均不相同。首先，分析3所院校开设相同的实践环节部分。从表3中可以看到，虽然3所院校都开设有军事训练、教育见习、教育实习、艺术实践和毕业论文，但3所院校在具体的开课学期和学时(周数)的设置上各不相同。如军事训练，虽然3所院校都在第1学期开设，但学时长短不一。首师大初教院为18学时，湖南一师和重师大初教院均为2周。教育见习，首师大初教院在第3、4学期开设2周;湖南一师是在第2、4、6学期开设3周;重师大初教院仅在第3学期开设了1周。教育实习，首师大初教院独设2次，一次是第6学期在远郊乡村实习4周，之后，第7学期又在城区优质校实习6周;湖南一师和重师大初教院的教育实习均开设在第7学期，但湖南一师安排了18周的教育实习;重师大初教院则安排了15周的教育实习。艺术实践，首师大初教院在第7学期开设18学时、每周2节;湖南一师是将艺术实践开设为选修课，并只在第6学期开设1周;重师大初教院则分别在第4、6学期各开设2周。最后看毕业论文，3所院校都将毕业论文设置在第8学期，但首师大初教院没有规定具体学时;湖南一师和重师大初教院则都设置了8周的学时。
其次，分析3所院校开设不同的实践环节部分。首师大初教院开设的较为丰富的实践教学环节，其中一部分是将部分课程的实践部分也放在实践教学环节里，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实践、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实践、计算机实践、小学教师技能实训(口语)、小学教师技能实训(书法)、小学教师技能实训(教育技术)、小学学科教学技能等。此外，首师大初教院还开设了科研实践活动和学术前沿讲座这2门实践课程。湖南一师单独在假期开设了为期4周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重师大初教院单独开设了1-6学期的读书学分和汇报演出、第5学期为期2周的教育研习以及1-8学期选修的创新学分和创业学分项目。
对比3所院校的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发现，各院校都比较重视师范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从实践环节的设置及其开设的时间上，也能看出各院校都在尽力将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各院校在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设置和学时、学期的安排上存在一定问题。如各院校在教育实习、见习环节的时间安排上都相对集中;部分院校的实习、见习时间安排较短;部分院校对教育研习和艺术实践的安排较为薄弱;还有部分院校对教育研习和艺术实践重视不够等。这些问题也导致各院校的实践教学环节没能充分体现出全程实践的培养理念。如首师大初教院虽然将教育实习安排在远郊和城区分别进行2次，但教育见习和实习的时间总共只有12周，与教育部2011年颁布实施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里对教育见习和实习规定的18周相比，少了整整6周;该院的艺术实践也只是在第7学期开设了18个课时。又如湖南一师的教育见习和实习时间虽然达到了21周，但和首师大初教院一样都只分别安排在4个学期。而且，该院的艺术实践是仅仅作为专业选修课在第6学期开设1周。还有，该院没有设置教育研习这一实践环节。另外，重师大初教院也只开设了16周的教育见习、实习，并只分别安排在2个学期。并且，该院的教育研习也只是在第5学期设置了2周的时间。显然，3所院校不管是实践周期的安排，还是实践学期的安排上都有必要进行调整。总之，各院校在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全程性上体现不足。
二、建议
(一)调整课程结构，使各类课程结构比例更科学
首先，各院校的课程类别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设置标准。其实，大多数院校和研究者一般都将教师教育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4类。诚然，各院校在设置课程类别时突出自身的特色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像教育类课程设置的差异如此之大，将不利于整个专业的发展。
其次，各院校应该体现各类课程结构比例的科学性。具体说，各院校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类课程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第一，处理好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比例关系。如前所述，3所院校设置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比例基本都是8：2或85：15的比例，显然，选修课的比例都略为偏低。这既不利于拓展师范生的知识面，也不利于其个性的发展。因此，各院校应适当增加选修课的比例，同时，增加选修课的门类，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第二，处理好公共基础课、学科专业课、教师教育课和实践教学环节这4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各院校都采用学科分科模式培养该专业师范生的前提下，首先在保证学科专业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课程比例略向学科专业课程倾斜。然后，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同时，适当降低公共基础课程的比例。最终，使4类课程之间达到一个基本均衡，但又有所侧重的比例。4类课程比例设置的原则是，既要强调学术性，又要突出师范性;既要使学生充满后劲，又要使学生充满活力。那么，4类课程之间究竟设置多大的比例才算科学?这很难有一个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4类课程中的每一类都不应该过于单薄或过于偏重。总的来说，各院校应尽量统一课程类别的设置标准，使各类课程结构的比例更加科学合理。
(二)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契合小学音乐课程改革需要
第一，结合当前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实际，设置一些既能满足师范生将来的小学音乐教育教学需要，又对师范生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的课程。第二，在设置具体课程时，也不能在一些课程的名称前随意冠以“小学”二字，就将其作为培养小学音乐教师的一门专业课，还应充分考虑课程设置的依据，以及与课程实施配套的如教材、课程资源、师资等因素。第三，基于当今世界课程发展的整合化趋势，各院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还应注重专业课程的整合。将一些内在逻辑联系紧密的课程加以整合，使学生形成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知识体系，而非相互割裂的学科知识体系。
具体说，在专业必修课方面，除了几所院校均已开设的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声乐、和声、舞蹈、合唱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等课程外，笔者认为，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曲式和器乐这几门课程应该列入专业必修课程。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规定的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和小学音乐教学设计也应该作为重要的学科教学法课程加入专业必修课。再有，鉴于钢琴即兴伴奏能力对小学音乐教师的重要性，各院校可在单独开设钢琴即兴伴奏课的同时，在钢琴课程中也整合进即兴伴奏的课程内容，同时将已开设的乐理和视唱练耳整合为一门课程开设。另外，在几所院校已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中，艺术概论可作为选修课程开设，而小学音乐教学研究、小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的开设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在专业选修课方面，3所院校设置的差异很大。3所院校除了在三年级都开设了钢琴、声乐、舞蹈这几门专业选修课外，其余的专业选修课各不相同。而且，在诸多不同的专业选修课程中，部分专业选修课与专业必修课衔接不当，如在专业必修课程中开设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合唱与指挥等课程，然后，在专业选修课程中又开设音乐欣赏、指挥常识;又如，在专业必修课程中仅开设了基本乐理、和声，然后，在专业选修课中就直接开设理论作曲。部分对小学音乐教师用处不大的专业选修课也设置其中，如中国近现代音乐、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赏析、中国戏曲赏析、中国声乐语言艺术、外国声乐语言艺术、电脑音乐制作、意大利语音等课程。其中，部分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也值得商榷，如小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研究、中外小学音乐教育比较研究等。还有，在专业选修课程中既开设中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外国音乐史及作品欣赏，又开设中外音乐作品赏析;将仅仅为期一周的艺术实践作为专业选修课开设等。以上分析表明，各院校在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上还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各院校应增设更多实用性较强的专业选修课程，如儿童歌曲即兴伴奏、儿童歌曲分析与写作、童声合唱训练、儿童舞蹈编排、小学管乐队的组织与训练、音乐微格教学、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等课程。
(三)调整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实践能力全程培养的模式
实践教学环节是职前小学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师范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院校都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如首师大初教院就明确提出：在大学人才培养的全部过程中贯穿实践教育的思想，通过课内外各个环节，构建完整的实践教育体系[4]，即倡导“全程实践”的培养模式。首先，各院校应依据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对实践教学环节做相应调整。具体讲，一是各院校应保证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的时间至少达到《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规定的18周;二是各院校都应该设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提出的教育研习这一实践环节;三是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这三项教育实践环节在保证课时达标的前提下，应统筹安排贯穿于师范生4年的学习生活之中。同时，各院校应增加艺术实践的课时，并在第2-7学期都增设艺术实践环节。另外，如首师大初教院1-8学期设置的学术前沿讲座、第6-7学期设置的小学学科教学技能等实践环节值得借鉴。再如重师大初教院1-6学期的读书学分、1-8学期的创新学分也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教学环节。不过，该院实践环节设置的汇报演出和创业学分值得商榷。
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3
但是，由于《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实验稿”）存在三大缺陷：一是内容标准部分将历史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分为三个层次要求,用若干个行为动词来表述，要求不详，如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使用的是“了解”和“知道南昌起义、讲述井冈山会师的故事”同处于识记层次，使原本应是理解的要求变成去机械地记忆。尤其是有的表述不在上述行为动词之内,如何理解、如何操作只能靠揣测、摸索。
例如“实验稿”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就是作“初步了解”的要求，表述非常含糊不清。二是课标要求与教科书编写脱节。以本地使用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为例,课标要求认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等重点知识,但教科书中都没有表述和涉及,造成教学的无所适从。三是内容标准虽然按历史的时序编排，但有别于学科体系。
这就使各级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对课程标准的重视程度大打折扣。即将实施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修订）》（以下简称“修订稿”）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意见报告、座谈会等形式，有效弥补了“实验稿”的不足之处。如何根据新的课程标准—《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修订）》有效开展教学，笔者总结如下：
一、在研读课程前言中把握教学导向
“修改稿”前言阐述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历史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制定《标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它体现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纲要”）关于义务教育的精神和课改理念，其主旨精神集中于三个方面：
1.育人为本。“修改稿”前言首先提出：历史教育要在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为提高国民素质，加强民族凝聚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发挥重大的作用。“修改稿”课程性质强调：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历史素养，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学生逐步形成社会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环境意识，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增强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历史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使学生逐步掌握历史思维的方法，逐步形成实事求是、注重证据的意识，养成辩证地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教学中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培育学生的公民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新课改坚定不移的方向。
2.贯彻“三性”。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对此，“修改稿”课程理念部分强调：历史课程的编制，要精选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要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使课程内容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落实好这一“强调”有利于我们明确航向、提高课堂实效。
3.服务社会。历史学是认识和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不仅具有教育的功能，而且具有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修改稿”前言指出：历史教育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提高国民的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历史课程的实施，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服务于社会。分析、领悟这一精神，对于进一步搞好课改新阶段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在研读课程目标中体现学科特征
“修订稿”课程目标总体体现出尊重历史，求真求实的原则，强调让学生学会获取历史真相的方法。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实践上可操作的规范。它突出专业层面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口号式、概念化的词句。他使课程标准能够在教学中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1.以课标为依据，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克服教科书相对滞后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博览群书，关注史学动态，善学习、勤思考，这是讲真实的前提，2007年任世江老师在《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一文中探讨的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英国的殖民统治阻碍了北美经济的发展还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引发了史学界的一次求真、求实教学的讨论，也促使了历史真实教学的发展。二是要有冲破教学的理念和胆识，这是讲真实的保证。
例如，近代以来的列强侵华战争，目前使用的课本在介绍起因时远远落后于学术界的进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缘起于洋人入广州城问题，学术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考证清楚了，但我们的教材仍然因袭旧说。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咸丰皇帝从拒绝公使进京到坚持要洋人行跪拜大礼，又下旨扣押英、法使臣及随行人员，包括记者在内共计39人，在刑部大牢里折磨死20人。介绍这些火烧圆明园的诱因能充分看清楚清政府的愚昧，进而可引导学生分辨中外交往上的复杂是非，从一件一件历史事实上摈弃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逐渐培养文明、开放的世界意识。
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4
一、 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 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1、批判精神；2、经世思想；3、科学精神；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 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纲常的需要。另外, 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 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 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3] 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5
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5
一、 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伞⒅扉Φ热舜匆荡诱?娜耍??约呵咨砭??幕蚨?拍慷玫氖虑榧锹枷吕础H缯餐?⑺五サ仁敲鞒醯拿?迹??亲?吹摹洞竺魅绽??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 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1、批判精神；2、经世思想；3、科学精神；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 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纲常的需要。另外, 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 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 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3] 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5
初中历史研修总结范文6
学史明理，筑牢思想根基。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守初心担使命的历史,就是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也是不断完善党的政治理论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上,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走向伟大复兴，和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政治理论学习分不开,通过政治理论武装全党头脑，才能使得党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政治方向更加明确,才取得了如此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党的初心使命熠熠生辉。每一名党员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学党史、悟原理的重要意义,要再做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政治上的提高、党性上的锤炼，既要读好有字之书,深入学习思想理论知识,不断用政治理论知识武装头脑,把学习党史与学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做到学而不厌、常学常新，又要读好无字之书,深悟原理,品读精神，体味其中的理论精髓、思想精华、精神实质，做政治理论上的明白人。
学史增信,增强理想信念。回溯中华民族的历史,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路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迎难而上，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变成可能。究其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使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的新时代，我们共产党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更加紧密地围绕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不改共产党人的本色，以史为鉴,从中鉴古今、知兴替,从中明方向、强自信,从正反两方面汲取经验教训,取其精华、指引工作,真正形成经验之“盾”,为民族复兴之路保驾护航。
学史祟德,提升道德修养。百年风雨中,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甘洒热血，或是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一段革命历史、每一名革命英雄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是党和国家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历史银河中璀璨的星光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党史学习中,我们应常怀敬重之心,向历史学、向革命先辈学,学习红色精神,延续精神血脉,真正把初心融入血液中。“天下至德，莫大乎忠”，首先要做到对党忠诚。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其次，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要严于修身律己、勇于吃苦奉献、追求高尚情操，自觉把个人追求和人生价值体现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之中，不断提升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