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1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论文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来自免费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3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产要素；组织资本；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7．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51―05
收稿日期：2006―06―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十分活跃的部分。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着重大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总量和高端服务贸易领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对此现象，许多经济学家已从要素密集度、人力资本、竞争优势等角度来解释，本文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组织资本这一更为抽象的高级生产要素，拓展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传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及存在缺陷
1817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后，这一理论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的逻辑起点。赫克歇尔和俄林所提出要素禀赋论，在假设各国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的产生取决于各国或各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差异，以及不同商品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一般只包括普通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舒尔茨与贝克尔提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后，把人力资本列为新的生产要素，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比较优势的文献日益增多。舒尔茨(Schultz，1964)用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国的对外贸易类型。卢卡斯(Lucas，1988)以阿罗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蓝本，建立了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把国际贸易引入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杨小凯和博兰(1991)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贸易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格罗斯曼和麦吉(2000)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普遍认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服务贸易中也存在着比较优势，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之间。萨皮尔(A．Sapir，1983)认为物质资本丰裕的国家在运输服务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保险和其他私人服务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充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因此在服务贸易上拥有总体的比较优势。格雷．贝克和哈罗德．米瑟(1990)进一步提出，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比较利益外，人力资本这一服务产品所独有的生产要素是决定服务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决定了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密尔文(1989)认为，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主，而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以及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因此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取决于一个国家提供教育、培训和研究与开发等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他们都认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因为人力具有流动性，并且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取得，随着发展中国家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也可以在这些要素密集度高的服务业部门取得比较优势。
总之，从现有的讨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文献来看，大都在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来解释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认为服务贸易的生产中包含着三种要素：第一。体力要素，主要由非熟练劳动力(一般劳动力)提供；第二，物质资本，对于运用先进技术设备的服务，如电讯、数据处理，以及对技术不很先进但传统上依赖于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服务，如公路海洋运输等，尤为重要。第三是人力资本要素，已叙述相关研究。这三种要素决定了服务价值的大小，从而也决定了某个国家在这种服务项目上有无决定优势⑴。
引人人力资本这一高级生产要素来解释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能部分解释发达国家在金融、保险、咨询、会计、通讯、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也能部分解释当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要素增加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动态性问题。然而现实中生产要素的表现形式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机理远比这个更为复杂，不但一般劳动力、物质资本与纯粹人力资本决定着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另一个在研究中常被忽略掉的更抽象、更高级的要素形式――组织资本也决定着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对组织资本的忽略肇始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企业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这种黑箱思维彻底地将企业的组织问题排除在比较优势理论的视野之外，不仅大大影响了贸易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也造成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与企业的组织问题相互割裂的局面。因此，加入组织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来解释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将开拓贸易理论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特别是高端服务贸易的现实差距与这些差距来源，也将使得比较优势理论在逻辑上与企业理论、组织管理理论沟通起来，增强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二、组织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一)组织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学发展史中，对企业组织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注由来已久。奈特(Knight，1921)认识到提高生产力有多种投资选择，例如增加新的设备、发现或发展新的物质资源、改善组织或增加新的社会需要等。奈特(Knight，1967)进一步指出，有组织的努力使社会组织能够比个体单位生产出更多满足需要的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可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专业化，从而要求更为精细和更为有效的协调和控制机制⑵。潘罗斯(Penrose，1958)认为，组织资本代表了企业将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最终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的，即使组织成员离开，仍然留存在组织中的知识资产，其价值在于把企业资源凝聚起来，使企业的资源在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野中郁次郎(1990，2000)认为，当经验、知识、通过共同化(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和连接(combination)，并内化到个人的内隐知识基础之上的时候，它们就成为有价值的财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独特、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得以建立、维持和增强，即企业通过组织，获得那些不能通过市场获得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与企业组织资本是密切相关的⑶。从企业的知识角度出发，邸强等
(2005)认为组织资本实质上是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的集合。企业需要从总体上把握组织运行所需的各类知识，并创造和促成知识之间的联系，使之产生价值。这样，企业需要一个有效的组织资本形成机制⑷。张钢(2000)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组织资本作为一种同人力资本密切联系的资本形式，并不是组织内个体人力资本之和，即员工的健康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存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根植于组织关系之中，由企业投资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资本形式。所以，组织资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关系资本。也正是这种关系资本反映了企业的组织特性对企业核心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所以把组织资本存量定义为企业在某个时点上的组织资本投资总额，并从企业战略存量、组织结构存量与企业文化存量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大小⑸。
总之，正如Zingales(2000)所指出的，虽然组织资本的特性和生成机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它已经像人力资本等一样，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认同⑹。根据以上所介绍的各种组织资本定义来看，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组织资本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但综合来看，都认为组织资本是一种与知识或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要素，强调了有效协调经济活动对组织效率的影响；都认为企业组织能力是组织资本的表现，企业的制度规范、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管理结构是各种观点都认同的组织资本的组成部分。
(二)组织资本的来源首先，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获取组织知识：一是企业的组织实验。在变动的技术经济环境中，经过生存检验的组织战略、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成为有效的组织形式(Alchian．1950，Friedman，1953)。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也认为，市场有发现有效率组织模式的功能，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实验，人们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组织知识⑺。二是组织知识的外溢。先进的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通过生存竞争的压力和其他企业学习模仿，形成全社会组织知识存量的提高。从这两点上看，技术经济领先的发达国家在企业组织实验和组织知识积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组织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个体企业对组织资源的投资开发，按照张钢(2000)的解释，组织资本存量分为战略资本存量、结构资本存量与文化资本存量。组织资本存量的大小就是企业对于其自身的战略、结构、文化等共享资源的货币形式与非货币形式的投资形成的。由于企业契约签定之前不存在组织资本，组织资本是在资本组合合约签定后，通过各种合约组合和资本整合的有机体；是在组织学习和创新中不断投资积累的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因此，组织资本存量是其他资本存量和时间的一个增函数；其他资本存量越大，合约组合存续的时间越久，组织资本的存量就越大。
(三)组织资本在服务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体现相对于商品贸易而言，组织资本在服务贸易，特别是高端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形成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是与服务行业的特性决定的。第一，相对于一般商品，服务是抽象的、不可触知的，这就要求服务提供者具有企业形象、品牌优势和创新优势。例如教育服务、餐饮服务等，购买这些服务的风险比购买货物风险更大，服务提供者的品牌和形象就成为购买者决策的依据。第二，服务具有不可储存性，没有库存，要求在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被消费掉，有的时间很短，需求受时间波动很大，这就要求服务提供企业进行有效的需求管理，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加以调节而不影响服务质量。第三，服务具有不稳定性，其质量难以标准化，因此，通过重构服务行为，加强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的培训，使得服务操作简化和标准化，服务质量稳定可靠，就要求企业具有管理资源和人员培训方面的优势⑻。服务贸易的这三个特点与企业组织资本的三个维度：企业战略、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紧密相联。
首先，服务贸易的不同行业组织资本优势的重要性不同。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概念，国际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142个小项。11大类包括：商业、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交通运输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每个大类下面又有若干个小项。由于发达国家在组织资本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高端服务贸易中，由异质型人力资本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咨询、会计、信息、通讯等行业与管理协调复杂的服务行业，如大规模的零售、物流、快递等对企业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组织资本优势明显。但具体分析，侧重点又是不同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人力资本作为企业核心的价值驱动因素，组织战略为创新型、成长型战略，组织结构为分权制与权变制，组织文化为项目导向的创新型企业文化。要体现组织的灵活性与对人力资本的良好激励机制。而分销、快递等行业，由于庞大的规模与复杂的协调管理，追求持续稳定的高效率，组织资本主要体现在营运管理、采购分销的信息系统和高效率的组织能力上。组织战略为稳定型、混合型战略，组织结构为职能制或分权制的结构，组织文化为正规化、秩序化的秩序型文化。如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公司美国联邦快递(FederalExpress)，专门从事在全美和许多国家范围内包裹和文件的专递服务。联邦快运拥有43500余辆卡车、662余架飞机。每日处理的货件数量多达330万份；联邦捷运公司通过建立一种被称为COSMOS的先进电子计算机处理系统，可以处理日益增多的咨询电话。任何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终端查到自己发送包裹的邮件的数据等。可以说，强大的组织能力是联邦捷运能在服务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另外一个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以其成功的市场竞争战略“天天低价”，为顾客创造价值。其背后是严格的成本控制(削减广告促销成本、大批量订购、直接向厂商订购等方式)以及世界上最高效的物流系统，通过自己的配送中心、车队和先进的计算机通讯网络来严格控制配销成本。这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组织工作。然而由于沃尔玛良好的组织管理，其配销成本只有销售额的3％，费用率仅仅为大多数折扣店的一半。
其次，组织资本在服务贸易的四种不同提供方式中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服务贸易有四种提供方式：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境外消费与商业存在。跨境交付是指一成员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境外消费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而获取报酬。如病人到国外就医、旅游者到国外旅游、学生到国外留学或进修等。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的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到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
以获取报酬。如专家教授到国外讲学、文化艺术从业者到国外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等。商业存在是指商业存在是指国际服务贸易中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为后者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⑼。
服务贸易的这四种提供方式中，自然人流动方式是提供纯粹劳动力或个人人力资本，不涉及企业组织资本的问题。境外消费更多的依赖于当地资源(如旅游资源)，跨境交付由于其间接性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发达国家的组织资本优势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现实中，商业存在作为提供服务贸易的最重要的形式，与组织资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由于组织资本的知识特性决定的。首先，组织资本具有知识特性，容易低成本复制。其次，组织资本一般的并非以显性知识。而是大部分以默示知识的形式存在于组织之中，具有很强的组织专用性，难以出售出让。因此，具有组织资本优势的服务贸易企业，通过商业存在方式可以将组织资本从发达国家低成本地移植至发展中国家境内提供服务。特别是在信息密集、产品品牌与公司形象显著、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型服务企业以及拥有商标和版权等无形资产的企业，企业的组织资本优势更为明显，商业存在便成为一种最为有利的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这与邓宁(Denning，1980)的跨国投资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几乎每一个国际服务贸易中成功的跨国企业，都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如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在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信用卡业务方面的卓越绩效得益于交易的清算和执行、会计服务到风险管理的能力；世界第一大快餐特许经营企业麦当劳，在59个国家开设20000多家分店，通过收取特许费、合同契约、货物分销等形式建立特许制度而不断发展。象沃尔玛和麦当劳这样的零售企业与餐饮企业，其员工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与很高的知识技能，其优势来源用人力资本要素密集度理论是很难解释的，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最核心的是其对经济资源高效率的组织能力。同理，由于组织资本的匮乏，同样的经济资源，对于不具备这样组织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来说，是无法实现类似的市场价值的。
(四)影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要素综合分析加入组织资本之后，我们把影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拓展到四种，分别是一般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可以表示如下：
在表1中，一般劳动力是先天的，取决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可以看作“自然禀赋”，这个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早已经论述过。一般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丰裕。下面一栏中的物质资本存量，主要来源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积累，体现了分工的迂回程度，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要素要丰裕，这也是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所考虑到的生产要素。在人力资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新拓展，人力资本体现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其来源在于政府、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教育培训的结果，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丰裕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前所述，萨皮尔(A．Sapir，1983)、密尔文(1989)、格雷，贝克和哈罗德・米瑟(1990)等人在建立服务贸易理论模型时也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考虑。而最后一栏的组织资本，是在先前的理论研究文献中未予注意到的，组织资本来源于经济实践中的大量创新型的组织实验与个体企业对组织资源的投资开发，其依托背景是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复杂的技术经济环境，发达国家也比发展中国家有优势，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四种生产要素当中，只有一般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丰裕。由于不同企业组织之间组织资本的差异性、专用性，因此，与异质型人力资本一样，组织资本难以定价，在服务贸易中比较优势并不体现在组织资本这一要素价格上，而体现在企业的组织能力上，最终表现为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服务贸易领域的经济效率上。
三、结论
本文将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归纳为一般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的有机结合。加入组织资本这一更为抽象和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只见具体要素而不见组织资本这种机械决定论范式的弊端，使比较优势理论在逻辑上与企业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结合起来。
由于组织资本的知识特性，使其往往随着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结合发展中国家廉价的一般劳动力，以商业存在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更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当服务贸易壁垒限制发达国家物质资本的投资与人力资本要素的移动的时候，通过非股权形式，如服务业的特许经营也体现出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组织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来。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三种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归根到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动态比较优势，仅靠投资增加物质资本存量和通过政府、企业、个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模仿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知识，在实践中探索各种高效率的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加大对组织资源开发的投资，以实现企业组织资本的积累和整个国家组织资本存量的增加。结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才能逐渐在高端服务贸易取得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虽然本文通过引入组织资本这一更为抽象的高级生产要素，以经典的赫克歇尔一俄林要素丰裕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把企业的组织问题纳入比较优势理论框架内，以解释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问题。但是，本文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织资本存量和丰裕程度的比较还处于一个定性的的层次上。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度量企业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行业组织资本存量大小，以及组织资本在服务贸易不同行业、不同提供方式中的重要程度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者简介：
尚涛(1979-)，陕西成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组织与公司治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现阶段，各国经济活动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即逐渐超越国界范围，即商品、技术和信息等均不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流动，而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该种新趋势的出现直接影响着各国多方面的变化，国际关系是变化的其中之一。因此，本次将深入探究两者之间新趋势的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述
20世纪末期，T丶莱维首次提出“经济全球化”一词，从字面意思理解来看，是指世界各国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即从本国逐渐扩展至全球范围；从宏观层面理解而言，具体是指各国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范围并构建成为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经济整体。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性地观点，但多数研究者一致认同起源的时间为20世纪，而具体年代时间并未达成一致，本文认同国外研究者塞拉斯丶比纳的观点，即将世界货币体系作为缘起的标志。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学术界观点也不够明确化，但大致划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发展趋势能够为各国发展带来持续性地动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趋势影响各个国界均衡性地发展，致使贫富差距的拉大。笔者认为各国应客观性地看待以上两方面，通过调整本国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二、经济与国际关系发展的关系分析
从客观层面分析而言，国家关系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文化、交通等，而发挥主要影响力的是经济。两者之间表现为同步性的关系，一方面，财富欲求促使了国家调整经济政策以及行为，通过向外扩展的形式达到目的，于是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各国国际关系的变化成为了不同国家对外做出经济活动的催化剂，使得国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总体而言，虽然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资源的流动使得竞争力不断增强，只有不断提升本国的竞争实力，才能够把握发展机遇，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1.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促使国际关系民主化
过去，强权政治时代各国不断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妄图借以经济发展的渠道垄断国际事务，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政治霸权的趋势。但伴随着国与国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使得各国之间联系逐渐密切化，而且一国只有做出对外做出民主、自由的外交方针，才能够吸引更过国家生产要素流入本国，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仍保留过去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和意图，那么该国可能被排挤于全球化的趋势之外。从以上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能够为各国发展提供更多地平台和机会，同时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民主化。
2.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各国生产要素流向国外其他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入和流出促使其搭建起长期合作的关系，而且为了能够不断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制定出长期合作和沟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而且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合作的主旋律。但从另一方面分析而言，由于对外市场的扩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均希望通过扩大国外市场推进本国发展，但流入国需求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致使流出国之间形成了无形的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大国基于其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希望通过该形式以实现政治上的垄断和控制，于是出现了合作和竞争并存的现状。
3.国际关系呈现经济政治双化倾向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地发展促进了各国范围内多方面的共同发展，表现在经济中政治方面而言，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关系政治化加强，二是政治功能的经济化发展。一方面，各国在生产要素不断流入和流出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矛盾或者冲突，缓解这些冲突的根本在于各国政府的介入，即通过国家出台政策以及制定政治解决方案以解决该问题。于是在该趋势之下，为各国政治对话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于是出现了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出台和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方案等往往需要依托于经济途径和手段得以实现，例如为了与其他各国进行政治上的合作，采取经济上合作的形式，即政治功能经济化发展。
4.各国外交关系呈现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外交政策不断调整，为了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外交关系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其一，外交新目标逐渐形成。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是各个国家现阶段对外发展的根本，因此，目前各国制定的外交新目标大多为保持国家和平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等安全；其二，外交实施范围逐渐扩大。为了能够吸引更多地生产资源流入国，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往往从多边协调和合作方面制定政策；其三，逐步实现外交过程的民主化。各国公开透明化地外交使得一国内外交人员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员更好地沟通，而且外交过程平等性地接受国民的监督。
5.国家间多极化发展趋势复杂化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和联系的经济联合体，同时也是共同发展的联合体，新时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且在不断地变动和重组之中，合作和竞争仍未国家间发展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各国逐渐构建出“世界网络”，使得政治与经济朝着多重化、多极化、分散化地方向发展，一些国家出台和颁布了新的规定、制度等，国家之间以及本国内安全问题也呈现出新特点，使得国际新秩序逐渐构成，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变得复杂化。
总之，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新趋势，新型趋势为国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各国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难题。一国要想在该趋势下更好地发展，需要客观看待当前的发展形势，顺应趋势发展的方向，不断地审时度势，同时尽量避免负面化因素的影响，以经济发展带动多方面的共同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卿中思（1986～）女，本科，学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成都创源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董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J].北方论丛，2012（3）：115-116.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6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53-03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阐述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做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理解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必修课。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政策水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指导形势与政策课中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不但符合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而且符合形势与政策课综合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一、运用理论体系确定讲解国际形势部分的立足点
1.国际形势讲解要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观察形势的立场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观察形势，能否抓住形势的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迅速激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只有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舞台，判断国际形势，充分认识我国为创造改革开放良好外部环境所接受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
2.国际形势的讲解要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
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方向。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毕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讲解国际形势，要求教师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使学生认识到国际形势部分要讲述的国家关系、世界组织、经济格局，都不同程度地能为我国进一步抓住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提供决策帮助，引导青年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审视和观察世界，明确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二、运用理论体系中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握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内容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中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辨明时展主题、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实现机动灵活策略”的红线是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的正确指导。[3]
1.用理论体系指导国际形势回顾的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