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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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1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国家综合安全,它是由多种安全协调组成的系统工程,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根本要素。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安全就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就难以维系。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国家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国家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国家综合安全就丧失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国家政治安全也是构成一个系统。构成国家政治安全系统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独立与政权稳定;执政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成熟的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合适与政治秩序良好;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包容;政治发展有序,以及能营造相适合的外部政治环境。国家政治安全一般是政治制度合理有效性、意识形态正当性、国家独立性、领土完整性等多种形式的综合表现。

国家政治安全一般可以包括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国内政治安全是根本,是关键;国际政治安全与外交安全是依托,其根本出发点首先是有助于维护国内政治安全。

二、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是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原则。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是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都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必然成为国家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本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思想、理论与作风的先进性,保持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性安全;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保持强大的依法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安全。

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只要政治安全基本得到保障,其他安全要素一时缺失与不够完善尚可补救与替代,例如,经济安全出现暂时的波动,社会安全发生一些事件,一般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综合安全,往往可以找到替代缓解的方法,但是一旦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危机,就难较快克服,国家综合安全也容易陷入困境。

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可能遭遇的危机表现主要有:

1.如果执政党党员普遍出现理想信念动摇,党纪松弛,党风涣散,党群关系紧张现象,如果执政党长期无力治理公权力的腐败顽症,执政党就会丧失政治先进性与领导话语权,难以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执政党就可能遭遇代表性危机。

2.如果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执政党缺乏依宪治国理政的能力,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问题丛丛,经济凋敝、贫富差距悬殊、文化颓废,民生不振,执政党就会丧失执政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执政能力危机。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实际上是一种领导话语权安全,执政合法性安全,归根到底是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大众信任与支持的政治安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安全,继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领导安全曾经遭遇过多次危机。在革命战争年代,王明、李立三等领导集体的左倾路线几乎使党与人民军队遭遇全军覆没的危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内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话语权,迎得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领导并发动的“”运动,几乎使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导话语权。在“”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将党内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作为无产阶级的对象,几乎导致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瘫痪,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陷入停滞不前,“”的一系列错误,严重侵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语权,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牢记历史教训,执政党应该从思想理念、工作作风、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各个方面全面系统推进执政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与国家的政治安全。

三、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的几点思考

从综合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重视维护与不断完善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需要紧紧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与党的领导干部

维护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武器,武装全党,尤其是武装党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首先“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上”,〔1〕增强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与制度的自信,坚定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是维护与完善执政党领导安全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从严治党以加强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

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需要依托执政党自身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能力。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来自于自身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一个政党只有具备严密的组织与纪律,一致的行动步伐,才可能产生统一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历经90多年的磨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是来自党的组织纪律的严明。

改革开放时期,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党内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引发不少消极后果,包括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松懈;重大问题处理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对领导个人负责,不对组织负责等等,“组织纪律松懈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2〕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切实加强党组织的管理,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发扬党的组织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只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组织必然涣散无力。只有从严治党,充分发扬党的严明组织纪律的政治组织优势,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依法治国理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根本的权威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制度保障。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大课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还有许多不足,未来还可能遭遇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任务,维护自身的领导安全,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不断推进治国理政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此需要依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需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水平,才能不断取得治国理政的新成果,不断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3〕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执政党依宪治国理政的执政合法性,只有依宪治国理政,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才具有法律基础与制度保障。

(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本身绝无私利可图”。〔4〕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5〕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与党的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成功有效的群众工作,有力维护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在建设年代依然需要有效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有效维护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党的群众工作是一项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本质都是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并内化为群众对党的理解、支持与拥护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党的主张与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领导的事业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历史地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党的首要任务与工作重心也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人民群众发生明显的阶层分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以便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

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首先需要认真考虑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特点,执政党必须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需要提高不同利益的协调能力;其次,需要积极引导与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行为,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利,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当家作主;第三,整肃党的作风,厉行反腐倡廉,用制度监督约束公权力。整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加强党的纪律检查、监察与巡视等制度建设,遏制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防止其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使党丧失民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党的宗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更加重视党的群众工作,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才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 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才是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国家政治安全与综合安全的根本保证。

四、政治安全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需要党政联手、党群团结,协力推进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建设

尽管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但是作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它也离不开其他安全要素的支撑与依托,它最终是为实现人民安全服务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个安全部分的目标实现都需要其他安全部分的协调与配合。在国家政治安全中,执政党的领导安全的重要性尽管十分明显,但是不能片面地把政治安全简单地归为执政党的事,简单地归为政府公家的事,或者仅仅关乎领导干部的事。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目标时,如果党所领导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得不到广大群众认同、没有人民大众真心实意地维护与遵守,没有广大公务员的忠实贯彻落实,这些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就可能丧失它们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一纸空文;同样党所领导制定的确保政治安全的各项制度,如果没有广大干部与群众认同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

国家政治安全需要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夯实党群关系。不断完善执政党自身的领导安全,也需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积极支持执政党的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主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维护与发展国家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

〔1〕〔2〕〔3〕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66,765,464.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国家观念;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尽管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并存与交织却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迫切需要和平环境来实现文明崛起的中国而言,深入思考与理性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尤显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由与安全(秩序)是法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本文试图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路,在借鉴中外国家安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和分析工具,探索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福祉提供理论上的点滴贡献。

一 “新安全观”维度下“国家观念”要素的方法论启示

目前,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流行着国家安全因素的“两分法”: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观问世后,许多学者将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而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将这种观念和学说统称为“新安全观”。可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见,中国主流国家安全观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又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观念中还刚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

正如国家安全学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新安全观”倡导者巴瑞·布赞教授所言:“随着冷战结束,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在传统的“军事一政治”安全模式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新安全观则强调,安全不过是适用于一切广泛问题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或者说,“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进而言之,以综合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立场上体现为五大维度:“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攻击和防御能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和维护可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从中可见,这种新安全观已突破既有的局限,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等观念层面上来研究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在国家构成要素上,该学派深刻反思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家三要素”说,在新安全观分析框架内提出了以“国家观念”、“领土和居民”、“主权与政治机构”三大要素为核心的“国家构成”理论;将传统中被人们所忽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凝聚力”等国家观念要素作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研究对象;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政治两大要素间和谐一致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为中国法学界从法学理论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换言之,国家观念所包含的国家认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间认同、宗教自由与限制等观念性因素,涉及国家安全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维度。将“国家观念”要素纳入国家安全视野中有助于我们将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综合地看待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

二 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的辩证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实体就是国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是由主权观念所定义的,“主权就是以被确认的领土及其人口为基础的独立政府的排他性权力”。这种国家观念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价值中立性”界定。但是,从一国之内来看。国家观念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主体上,既涉及代表统治阶层的政府(含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以及执政党的国家观念,同时还包括各在野党、各利益集团、被统治阶层的国家观念;在内容上既包含着对国家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又无法摆脱多元主体在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该国所演进至今的历史,人们永远将无法真正理解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观念”。

在国家视角下,使国民聚合在一起的观念主要是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光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国家实体,并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内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大多数人的认同,国家也同样难以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而这种认同感又与合法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观念塑造了国家这个实体。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多所民间研究机构从1936年至1970年关于“人们对待包括无政府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等激进主义言论的态度”的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均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待当时美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在立场上普遍一致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意基础。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在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安全主要指的是政党的安全,因为不同的政党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具有不同的影响。严格地说,这里所指的政党属于集合性和抽象性范畴,指在根本性质上或基本指导原则上相同或类似的政党,并非指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样轮流执政的特定政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说执政党是政权的直接体现,它属于对政治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

“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在内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和信仰体系,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又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交往和互动的粘合剂。”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稳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领域存在着诸多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待“国家”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立场而引起的。“政府是国家一般性合法的代言人。但在更为理性的层面上,政府只能在国家受到某种威胁时,方能使用国家安全话语进行辩论。如果政府主张其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只是对国家机构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的威胁。”不过,话虽如此,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无不将统治阶层的安全及其意识形态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区别只在于冲突的形态、内容和强度不同而已。在实证意义上,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安全在内的政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国家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它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给政府施压以产生一个特殊政策,从挑起分裂(或分立)主义进而推翻现行政府,从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进而在军事攻击之前使其先遭到致命削弱。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其民族认同与组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机制,是政治威胁的一般目标。既然国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那么政治威胁就可能向军事威胁一样恐怖。

可见,复杂多样的国家观念对一国政治安全的状况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一国良好的政治安全状况意味着国家观念在社会中的稳定性、相对同质性和可通约性。反之,一旦国家政治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该国在社会认同、民族(或国族)共识、宗教宽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必定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或者激烈的冲突;换言之,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已然(或者极有可能)成为了国家统一与良性发展的离心力。

三 国家认同意识的“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治安全

在本文分析框架内,社会是关于认同、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某共同体一员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异化现象。但这种政治国家内部形态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完全割裂的。在一国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和谐程度不一的互动关系。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对社会整体构成威胁就是对国家构成威胁,或者社会安全就等于是国家政治安全。使国家聚合在一起的认同观念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样的威胁可能是针对政府的现存结构,也可能是针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或者针对国家自身的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对其主权以及主权乃以建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高度关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总体说来,并没有对苏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权国家提出质疑,但瞄准的却是它的内部合法性(即国家政体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种‘缺乏善治’的流行说法使得西方干涉行为似乎合法化了。”

正是因为作为国家观念的国家认同意识如此之重要,“社会整合”就成为了一国政府维护政治安全的必由之路。对外,国家是以固定的领土和正式成员资格为存在基础的;对内,“社会整合”则是一个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象。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整合”的确需要政治智慧和使社会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灵活的政策及法律调整机制。一国诸多社会群体的历史,既可能成为社会整合的积极动力,也可能成为统一化的包袱。这些历史因素处理不好,就可能留下祸患,成为民族极端主义言论和行为勃兴的社会意识沃土。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典型国家是中国大陆的民族政策,而明显存在问题的国家则包括殖民地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英国(北爱尔兰独立问题)、土耳其(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前苏联(白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关系冲突)等等。可见,基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需要,社会群体意识的整合不可或缺,但在整合路径和指导原则上,则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在“政治安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导致不同的后果。

四 宽松、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与国家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状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范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在冷战时期,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表现。

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它既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也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应当承认,以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的后冷战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复杂,更加隐蔽。在这一点上,许多研究和倡导国际人权的西方学者也不乏类似看法。

在对内意义上,政治威胁针对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与定义国家的其他基本观念的合法性。而“国家的合法性与经济或社会成功牢牢地维系在一起”。一国经济不发展,财富再分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社会保障体系羸弱,都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最终危及政体的合法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间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比较优势”的较量。保障国民安全、社会安全的不仅仅只是来自物质文明的成果,还包含着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成果。可见,社会秩序的安全和包括执政党安全在内的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靠的是“内因”起作用,牢牢把握住基本原则,不断地修炼内功,不断加大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努力地进行民主与法治建设,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发展,方能真正赢得民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十分复杂,而新旧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更使安全问题扑朔迷离,难以琢磨。这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向前,否则就只能在原地兜圈子,难以实现在既有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笔者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为搞垮冷战时期能与美国抗衡的唯一对手(前苏联),瓦解东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尽了各种手段,通过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进而对政治发展了如指掌,每每在关键时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快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长期以来,含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从未能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鸣和相互借鉴,导致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极端片面性和武断性。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势必会深刻地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导致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下降,民怨沸腾。而广大民众在“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分裂,又使执政党和政治运作机制丧失了民意的坚实基础。前东欧各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非“极左”就“极右”的大政方针,必然会导致“国家认同意识”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变乃至巨变的可能性。换言之,长期以来“言路不畅通”、“理论不争鸣”的事实,导致一经“开党禁”、“开报禁”(如前苏联在叶利钦主导下),就极可能形成“一边倒”的话语霸权,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就会在各种势力支持下,通过各种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可见,在法律和政治双层机制保障(与合理限制)下“解放表达”,有利于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执政党长治久安。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全机制的有效运转,加之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变革机制,是保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根本之所在。这种安全之保障需要激发民众在内心上的认同,因为正是这种社会各界发自内心的认同感,才能形成一种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才能转化成一种不可阻挡的主流国家认同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从而维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安全。

五 民族意识、宗教信仰与国家政治安全

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是国家观念的组成要素,因而民族观念和宗教信仰自然是国家政治安全所指涉的对象。民族既是一种绚烂多彩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了民族精神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深层次作用。它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国族文化认同能够完全取代国内各民族对各自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依恋、坚持和固守。”当然,民族精神的历史继承性特征并不能成为借鉴和排斥他国或他族文明的理由或借口。北美和西欧许多奉行宪政主义的民族国家遵循的是一种宽泛的“国家观念认同”理念,即主张“多样性”。不过,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主次的差异。因为对主流文化和传统的呵护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多样性”也只是在不危及主流国家观念形态安全的前提下的“多样性”。这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主义能够上升为爱国主义,它就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强大聚合力量;如果民族主义表现为狭隘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分裂主义,它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统一、发展和开放的大敌。

在此,有必要再思考与“民族自决权”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与国际法文件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曾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它却又成为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借以合法与正当化的工具。这说明,任何理论一旦被视为超出一定历史条件的“绝对真理”,并将之作为教条来遵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荒谬的结果。在此,西方学界部分人权法研究者的观点值得借鉴。例如,国际法学家福兰克教授(T.M.Franck)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的视角指出,“除非是在非殖民化语境下,现行国际法并不承认某一(些)民族或种族享有脱离所在国管辖的自决权,但是国际法也并未确认这些民族或种族必须承当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义务。可见,自决权享有与否的问题,属国内法范畴。只有当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涉及到国际法的适用问题。”而赫斯特翰·纳莫姆教授(Hurst Hannum)则从国际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主张“只要一国中某个民族在实质上受到了平等的对待,不存在暴政威胁或压制等大规模的人权侵害活动,就不应当在所属国内主张所居住区域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分离要求”。即使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设想,“如果当今世界上约3000个民族都要求独立建国并付诸行动,那么整个人类社会起步时都将陷入争夺权力、领土、资源的空前浩劫之中。如此,人类文明将毁于一旦”。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只是在一定语境下肯定了民族自决权的合法性。该宪章第一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1960年,联大通过了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阐述了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广大被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权利。在《独立宣言》通过后不久,联合国大会对民族自决权的行使规定了明确的限制与条件:被视为拥有自决权的领土指的是其统治国不仅“在地理上与其分离,而且种族或文化上也与其不同的地域”。由此,就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区的各种自决要求。该《独立宣言》成为了西方列强统治下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合法武器。近年来,在并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歧视和隔离,甚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权侵害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仍然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应该说,这种分崩离析是执政政府历来民族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妥当处理或者对分裂行径处置不果断所致。可见,只有将国家政治安全与民族安全、个人安全统一起来予以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方可能对自决权所产生的“悖论”,形成一种实践理性上的客观立场和应对之策。

宗教是相信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主宰万物与人类的社会意识。汤因比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会想起宗教。”“宗教既能使社会目标神圣化,以此来稳定社会现存秩序,它同时也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其神圣化,促成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目前全球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无不打着“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旗号,以主张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西方强国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一贯采取内外有别的两面政策,使得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化。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跨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已然上升为影响中国领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新近发生的“藏独”事件和近年来在国际上比较活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泛突厥主义均波及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事实上,有关保护宗教自由的国际法律文件和相关国际、区域性法院、人权委员会的司法案例和咨询报告均强调:“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受限于法律的规定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者道德或者其他人基本人权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内;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强暴者,应用法律加以制止。”

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一直采取一种多元民族文化的整合策略。作为国家与民族概念的“中华民族”被理解为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有机整体。按照这种民族间整合的逻辑和历史经验,为了追求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运而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好地化解了民族间的冲突,为民族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西藏,新疆的分裂与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的刻意弥散。因此,为了抑制分裂活动,增强民族团结,如何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民族间认同为基本目标,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宗教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长期任务。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治理;公安改革;深化改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概述

(一)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政体与国家治理的概念。国家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或类型,具体体现为国家政权按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组织,这是国家政体,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国家治理则是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政权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它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它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人们说国家治理的概念就是治国理政,统治加管理,国家治理就是这么多内容。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包括这样四个方面,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1、民主化本身就是谁来授权,谁来监督问责的问题,能不能使人民和人民的代表真正成为授权主体,特别是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监督问责的主体,这是治理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法治化。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多元行动者的合作管理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以规范彼此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管理方可持续。3、文明化。与过去强调统治,裸的,裸的暴力相比,更多强制、压制、控制相比,国家治理更多要强调服务、协商、合作、自治。4、科学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与行政、政治与法律、政治与经济、咨询参谋与政治决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专业分工、多元协调的机制。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

1.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2)使党的干部成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依法进入各级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这是执政活动本身性质所要求的。

(3)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党提出的各种执政主张,包括党的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措施和工作部署,应当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并以此在全社会推行。

(4)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监督法律法规、决议决定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2.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突出位置

(1)在国家治理体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在国家治理能力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人类创造制度反制自身的行为,正是认识到人性中不能自我克服的局限和不足,需要通过外在的制度予以弥补。

(3)在制度与发展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力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科学发展是接受制度约束的发展。要明确资源配置和交易行为准则,消除不确定性,降低合作成本,形成稳定预期,促进交易安全,从而激发社会主体活力、促进主体间合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4)在制度创设与制度优化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优化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前提基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治理国家,需要创设大量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有必要解除国家机关对制度创设权的垄断,彻底跳出“政策治国”的窠臼。科学发展需要的是良法善治。

(5)在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落实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贯彻落实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落实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总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原则,将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进而把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公安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公安事权不明晰

公安改革面临的难题是:人多、事杂、面广、要求高。公安队伍基数大,职数少,接触广,风险高,压力大,各警种涉及公共安全行政事务繁杂,承担除由检察机关职侦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内保部门直接侦查案件之外的刑事侦查事权。转型社会,公安机关进入全媒体时代和法治时代,信息化、法治化对公安工作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晰公安事权,理清纷繁头绪,分清轻重缓急。长期以来,公安事权总体不够清晰,存在职能无限扩大、警种职能交叉、层级效能混淆、事权财权分离等倾向,集中表现为:第一,上下不清。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划分缺乏科学明确的界定,尤其在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央引导与鼓励性事权上边界不清,导致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机关职责高度交叉重叠。有的观点建议学习国外经验改革警察体制归并单列刑事侦查权,将公安行政事权逐级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和运行的适应性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左右不清

1995年警察法明确人民警察14项职责,范围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职权划分静态分析并无问题,但制度具体运行中,公安机关因具有国家强制力、队伍规模大等多重因素,往往被地方政府“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各项工作“吃重”,超越法定权力边界,形成所谓的“多家洒水一家拖地”的格局。加之,地方公安机关受制于地方财政,因事权财权分离――“不得不”听话,“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三)前后不清

在行刑衔接问题上,对于归属其他行政机关处理还是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存在争议,对于某类事项,公安机关作为治安行政处理而司法机关认为构成犯罪的,也归属于不清之列。理论与实务界建议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创新行刑衔接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明晰公安事权,这是推进公安改革的前提。

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公安改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公安改革方式

1.事权划分要清晰

首先,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当前关键是要明确哪些属于中央事权,哪些属于地方事权,哪些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其次,要依法规范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限,要牢固确立警察权力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保障和最后手段的理念,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是政府各项行政权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当政府的其他行政权力的行使遇到严重阻碍时,国家才动用警察权这一最严厉的权力来支持。

再次,要依法规范公安机关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和范围,公安机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要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责来实现的,而不能越俎代庖、包打天下,这与依法治国,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治理理念相悖。

2.形成统一领导、事权清晰、条块结合、责任与保障到位的公安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是在现行体制运行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它以事权划分为切入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机关在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中充分发挥“条”与“块”两个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责任清晰、运转高效、保障到位。

3.独立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和职业保障制度化是公安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公安民警是国家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按照警察职位的性质、任务与特点管理警察队伍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反映了警察队伍管理的规律性。

要利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通过修订公务员法,在公务员法中明确对警察实行不同于一般公务员的特殊管理制度,并据此建立警察在招收、培训、考核、任用、授衔、晋升、淘汰、退休和职业保障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公安工作特点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4.公安工作全面深化改革要依法推进,于法有据

要把顶层设计、代表性区域改革试点与末端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这一方向,要不断深入开展研究,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努力形成一套指挥科学、反应灵敏、信息共享、运转协调、实战高效、执法规范、服务优质的公安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公安改革的着力点

从公共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着手建设人民公安是必然要求,公正需要听得见、看得见、摸得着,她包括实体和程序,需要及时高效低成本实现,需要被群众切切实实感知感受;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加快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推进大数据公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执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法治时代,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法治公安建设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公安改革领域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在公安改革领域的必然要求。三是公安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这是改革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顶层设计作为系统工程学的基本概念,为规划与部署的总体构想,是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与蓝图,既具有目标的明确性,又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加强公安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公安机关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发展的急迫需求。公安属于国家强力部门,公安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整体上应当“自上而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主导权在中央。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公安改革的目标

1.我国公安改革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我国公安改革的日标。通过改革,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相适应,信息灵敏、快速高效、便于分散执勤与合成作战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与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相衔接,事权划分明晰、机构i殳置合理的公安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与围家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人峰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队伍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褶协凋,有利于公安职能充分发挥的警务保障机制。

2.新世纪我国公安改革的主要内容

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尽快建立警察职务序列制度。公安队伍人数众多,领导职数很少,压职压级现象极为突出.不仪严重影响了公安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是造成公安机关机构膨胀的深层次原闭。二是建立领导职务任期制度。任期制度应与交流制度紧密结合。公安机关提供的领导职位有限,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4年还没有升迁就应交流,在新的岗位上过4年还没有升迂,就应改任非领导职务。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用以增强队伍的活力,提高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三是制定各级公安机关编制表。应明确规定各级公安机关的机构数和编制总数,明确规定各内设机构的具体数额、职位数额和人员编制数额,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各职位的具体职责和任职条件。四是完善民警考核激励机制。要把握好三个环节: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绩效考核及其结果的运用。此外,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还缺乏科学性。改革后的考核制度在内容上应突出工作成绩的考核,应制作绩效考评量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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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穆欣.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中央特科[J].党史文汇,2002(2)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5

网络推手大多隶属于网络公关公司或网络营销公司,应顾客的要求,由成百上千的网络人员共同发帖、回帖,进行造势。网络推手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熟知网络操作规则。能够制造出吸引眼球和有争议的话题,引起多数网民关注、跟帖,成功营造网络舆论热点。第二,熟谙网民心理。善于分析网民的心态,能够把普通网民吸引过来参与其中,并让他们无意识中帮助其无偿推广。第三,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网络推手是网络论坛以及各大贴吧的活跃分子,有些还是贴吧的吧主和版主,有一定知名度和号召力,在网上信息能够迅速引起网民注意,引起多人跟帖转发,影响舆论。网络推手的运行模式,通常是先由网络公关公司或者网络营销公司接收订单,然后分析受众心理,根据客户提出的要求制作帖子,再交由网络推手密集发帖、转帖、顶帖、投票,最终达成目的。网络推手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普通网民,热衷于浏览网络论坛,查看热点议题,并对热点议题留言跟帖,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进行转发,无形中促成了热点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类是涉政推手,他们对于当前的政治事件有很强的参与性,加强“正面”或者“负面”的宣传引导,出于控制舆论或者激发民怨的目的。第三种是商业推手,由网络公关公司接收订单,根据客户要求完成产品的宣传或者传播网络谣言打击对手,一般受金钱利益的驱动。网络推手的产业链一般有三个级别:第一级是分派任务、发放工资的网络营销公司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第二级是协调工作任务和管理网络水军的管理层,第三级是网民所组成的网络水军。还有一些网络推手只有上下两级,上级负责网络推手的管理工作,派发任务和进行指导;下级则是执行发帖、回帖和造势的网络水军。完成任务的网络推手需要把自己所发帖的链接、账号和支付宝账号提交给网络营销公司或者网络推手管理的会计进行审核,之后通过支付宝获得酬劳。网络公关公司的策划活动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具有特定的运行方式:文案部门负责文案的起草;策划部门负责策划活动;执行部门负责指挥和调度水军,并组织和调动数以万计的网络推手进行密集地发贴和跟帖;监测部门负责分析和反馈舆论情况;对外业务部门负责与客户谈方案、收定金和签合同;技术部门则负责制作发帖所需的配套图片、音频和视频,吸引网民眼球的同时确保公司信息安全。

二、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包含国家和领土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威胁国家和政权安全国家和政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网络推手对国家和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网络推手散播分裂言论境内外分裂势力和组织等通过网络推手策划分裂国家的活动。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以及组织妄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国家、分裂国家。网络推手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壮大,以各种形式把分裂国家的谣言散布在网络论坛,谣言的散布甚至达到了专业化、组织化。有些网络推手被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反华组织收买,帮助他们宣传颠覆、打击、破坏等行动,破坏国家团结和统一。网络推手的隐蔽性,使得相关部门对其散播人员无从查证,使得分裂言论在网络广为流传。网络推手捏造的网络谣言无孔不入,政府的辟谣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民众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三人成虎的最终可能就是损害国家的统一。

(2)网络推手绑架民意网络时代,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电子政务逐渐发展,政府部门开始成立网络办事处,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网络能让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政府行政决策不能离开网络,网络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网络平台的公开和匿名,使得网络推手能在网上拥有成百上千个账号,为了其政治目的造成虚假的“民众声音”,能够方便地绑架民意,影响政府决策,减损政府公信力,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2、影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安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民主的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1)网络推手淡化了爱国主义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是各国人民历经千百年所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最深厚的感情。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网络推手的推动下,各种反民主的言论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冲击,民众会对我国现有的意识形态产生质疑,产生崇洋的心理,甚至出现爱国主义淡化和反动的心理。

(2)网络推手促使不良文化的盛行网络推手是一种短期运作方式,它造成了网络世界中不良的文化氛围。网络推手推动一些低俗的网络文化,如暴力、色情、诽谤、侮辱、非主流和等主题层出不穷,浮夸、浮躁、、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横行,使得社会风气向低俗化发展。一方面,匿名的网络世界中,网民能够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不用考虑法律、法规的制裁以及旁人的指责。网络推手的煽动则会使得高雅文化在网络中得不到应有的传播,低俗文化却能受到大批网民的推崇。另一方面,大批网民中,不乏未成年人,在还没有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时候,长期浸染在不良的网络氛围里,将低俗文化认为是流行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不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会使得主流文化方向出现偏差。

3、不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网络推手绑架民意,造成信任危机,威胁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民与政府在网络时代能够进行平等对话。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汇集了各种信息,任何公民都能够从电脑等终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能让政府从中了解民意并做出正确决策。然而,网络推手的参与破坏了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对话,互联网政治这个真实平等的舆论氛围中,大众无法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单一网民的个体意见不能与网络推手有组织的“大众意见”相抗衡。政府所接受的“民意”实质上却是被网络推手制造的。政府制定决策时无法分辨哪些是真正需要收集的信息,制定出来的决策就会与公众期待的出现偏差,公众也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

三、网络推手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构建

整体性治理,就是“在政策、规则、服务供给、监控等过程中实现整合,体现于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内部、不同职能间以及政府、私人部门与非政府间等三个维度中”[9]。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各个部门、机构、业务及其它公共服务参与者的整合,实现对网络推手的有效治理。但是现实中,每个机构的成立都是按照其功能设立的,横向之间缺少沟通、纵向联系信息失真,对网络推手的治理难以形成有效的控制,因此需要通过整体性治理实现公私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走向相互整合、涉入,有效地治理网络推手。

1、国家政治安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价值取向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中具有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试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保持原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10]。政治性是国家的首要特征和根本属性,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必须先保证政治安全,才能有效地维护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之所以需要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单一性不能实现网络推手的有效治理。传统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实现治理的单一主体,主要采用行政手段,而网络推手的形式多样性和成员的隐蔽性,使得单一的治理主体不能根治网络推手。另一方面,网络推手的主体多元性需要整体性治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整体性治理的内在逻辑要求,整体性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能全方位监测藏匿的网络推手,更易挖掘出不同领域的网络推手,是根治传统“碎片化”管理的良方。以往“碎片化”的治理模式不能应对网络推手的主体多元性,因为网络推手开展活动的形式存在多样性、参与成员极具隐蔽性的特征决定了只有通过整体性治理才能得到有效整治。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不仅能避免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和组织分裂国家的企图,而且能让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有效避免网络推手绑架民意,实现国家和领土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从而保障国家的政治安全。

2、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网络推手的主体多样性使得传统单一的监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无法控制网络推手的肆虐,而整体性治理能够整合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功能,采用多种手段从根源上遏制不良网络势力的发展壮大,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1)政府是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主体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是人民为维护秩序、保障安全而创造的,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公民让渡部分自然权利而获得的,政府的目标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益。因此,政府的政治职能主要在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网络推手主要活跃在娱乐、商业和政治等领域,往往受金钱利益驱动而散播网络谣言,有时暗中推动社会公共事件的演变,控制舆论、绑架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可见,网络推手是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网络主体,政府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的首要主体,毋庸置疑也应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主体。此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拥有行政权力的权威主体,同时掌握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政府的行政地位、治理能力和资源优势奠定其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中的主导地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电子政务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这为治理网络推手提供了权威的信息公开平台和高效的信息技术支撑,同时也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行政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网络运营商和主流媒体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中坚力量网络平台是网络推手赖以生存的土壤,若能管理好网络平台,网络推手便会失去依托而无所遁形。政府官网、媒体网络和主流网站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平台,所以网络运营商应该保证网络环境的纯洁性和真实性,主流媒体应该提高公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两者都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中坚力量。网络推手的信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是因为没有官方发言说明事实的真相。当人们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件的认知产生盲点或误解,而政府和主流媒体“失声”,没有真实的信息来解除人们的好奇和疑惑,网络推手的信息便恰逢其时的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这为网络推手提供了活跃契机。因此,主流媒体要把握好传媒资源,不为私利所动,不因权势而屈服,不被表象所蒙蔽,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及时、准确、完整地公布真实信息,抨击网络谣言,正确引导舆论。同时,网络运营商应当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测,过滤网络推手的不良信息,及时删除网络推手散播的网络谣言,通过置顶、链接等方式将政府和主流媒体公布的信息置于显眼处,使网民更方便快捷地接收真实信息,让网络推手无机可乘。

(3)广大网民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主要成员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发展,我国网民数量规模愈来愈大,据2014年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普通网民是网络推手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再传播者,他们是最接近网络推手的社会主体,能够最快速地察觉网络推手的“阴谋”。另外,意见领袖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网民群体,积累了丰富的网络信息鉴别经验,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性深入剖析网络信息,揭露网络推手的险恶用心。网民应对网络推手时,首先应该提升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从信息的可疑性、相似度、源头和传播频率来判断、追踪网络推手。然后,尽可能地向政府和主流媒体印证信息的真实性,一旦发现网络推手疯传不实信息,及时向政府或主流媒体举报,或者提醒政府和主流媒体公布相关的真实信息。最后,广大网民要明确自身的网络传播责任,不能盲目跟风地传播一些未加证实的网络信息,注重维持网络舆论的理性走向,避免成为网络推手的帮凶。

3、网络化模式: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网民等治理主体之间缺少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的治理方式不能抑制网络推手的嚣张势头,因此,需要采用整体性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运行机制是整体性治理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才能消除分离,实现对网络推手的整体性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1)完善政府内部合作机制政府内部合作机制应当以“治理网络推手”为协作目标,组建一个跨组织、多层次、多部门的联合治理结构。克服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弊病,摒弃、部门主义等狭隘自闭的文化理念,加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11],提升政府部门应对网络推手的能力。首先,重塑政府理念。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为基点,坚持公平、秩序、法治和民主等行政理念,强化行政责任意识,对政府的部门文化和内部结构进行全方位整合,努力消除因理念分歧、目标差异而导致的行动不一、相互掣肘的治理问题,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增进公共价值[12],控制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其次,设立政府机构新模式。通过对接政府不同层级的权力,整合政府各部门功能,缝合政府权力和功能的缝隙,构建整体性治理网络。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过程中,政府应建立伞状结构的网络化组织,根据网络推手的行为特点和活动规律,构建不同层级之间和各部门之间主动合作、有序运行的治理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组织壁垒和信息鸿沟。伞状结构有助于实现政府执行的效率,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内部能够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同时能够强化部门间合作,构建无缝隙政府。再次,设立大部门管理体制。大部门管理体制是一种由核心化的行政决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门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一般采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它能有效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的现象,能统一规范行政事务的手续和流程,进而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执行的效能性。最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速度更加快捷,政府部门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更加密切。政府部门之间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共享、上传下达和协同办公,尤其是电子政务的发展,改变了政府内部的传统工作模式,冲击着政府条块分割的功能结构,通过电子政务提升政府部门的整体治理能力,是治理网络推手的必然选择。同时,政府应构建多样化的信息公开平台,通过政府官网、电子邮件等网络方式公开社会亟需的信息,使网络推手的不实言论不攻自破。

(2)完善协调机制协调是整体性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并非定义不精确的行动[13]。完善协调机制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沟通机制。加强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在政府部门间建立电子政务、内部网络等信息沟通平台,在各治理主体间构建对话协商制度和沟通协作机制,通过构建网络沟通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主体内部之间和各主体之间高效的信息共享、沟通对话。网络推手的运作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信息量大而且传播速度很快。任何单一的部门都不能有效地处理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完善的沟通机制,加快部门之间的沟通,实现整体性治理。第二,完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治理网络推手、维护政治安全,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促进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可见,治理网络推手能够实现多元主体多方共赢的局面。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平等协商、共治互利的利益关系,是多元治理主体化解矛盾争端、实现互惠共赢的关键性机制。抑制网络推手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可以采用新的利益分享和补偿方法引导其发挥正面效应引导舆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第三,完善激励和动员机制。激励和动员机制可以刺激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到网络推手的治理活动之中,在整体性治理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独特的比较优势,甄别网络推手传达信息的善恶,从根本上遏制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

(3)完善信任机制整体性治理内生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共同协作的结构,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强制力的伙伴关系,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多元治理主体在缺失领导权威和行政强制的治理框架中,信任就是合作的核心凝聚力。首先,与其他机构对话。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中,多个机构部门在共同协作时,对于其他部门的运作方式不了解,就无法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因此,要取得其他部门的协作就需要进行对话,从而更好地实现治理。同时,为了应对新的管理观点和能力与组织现有知识基础和能力之间的张力,可以推选出具有合法性的权威领导主体或领导人,新的领导主体应该熟悉整体性治理结构的信息资源和沟通机制。然后,建立承诺。建立承诺可以使得多元主体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过程中产生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承诺之后可以采用分散的团队、分散的结构以及激励机制来推行抵制较少的整体性运作方法。最后,进行培训。对参与整体性治理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各治理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了解网络推手的活动规律,明确各自在整体性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同时对整体性治理的整个运作机制有全面深入的认知,增强应对网络推手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治理网络推手的效能。一方面需要在运行方式和技术层面上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对一些从事跨边界工作的人,在专业、职位和支付等方面也应采用非正式的方法来鼓励。

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6

公安机关是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同时它又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因而它又是国家的司法机关之一。

一、职能

公安部门具有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的基本职能:

1.专政职能,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有依法对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和其它犯罪分子实施打击、制裁、监控和改造的社会效能;

2.民主职能,即公安机关有依靠人民、保护人民、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人服务,充当人民公仆与卫士的社会效能。

二、作用

1.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

2.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3.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4.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5.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

6.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

7.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8.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扩展资料:

一、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这是公安机关的阶级属性,也是它的根本属性。因为它表明了公安机关的阶级本质,是公安机关性质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公安机关的这一阶级属性表明:

第一,公安机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持对人民实行民主,保护人民的利益;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第二,公安机关在国家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强制机构一道构成了国家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军队与警察是最主要的支柱。周恩来讲:“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第三,公安机关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公安机关是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建立的,忠实地执行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以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任务为公安工作的总根据、总目标,以国家政策和法律为全部活动的依据,因而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公安机关的这一阶级属性,使它与剥削阶级国家警察机关划清了界限:

第一,两种警察所维护的阶级利益不同。人民警察是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长远利益的,因而他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剥削阶级警察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为剥削阶级的金钱所雇佣,成为剥削阶级的打手。

第二,两种警察在专政对象上不同。人民警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敌对势力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警察的专政对象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是剥削者极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

第三,两种警察在专政的目的上不同。人民警察所代表的人民民主专政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乃至最终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这种专政是革命的专政。剥削阶级警察所代表的剥削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维护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

第四,两种警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人民警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是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1333366303137人民的公仆和忠诚的卫士,因而得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剥削阶级警察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对立的。他们为了缓和同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也要做一些为公众服务的事,但这仅仅是将此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和策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同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

(一)公安机关是国家治安行政机关

在我国,公安机关是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行政职能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安机关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机关,它是掌管社会治安,行使国家治安管理权的专门机关。治安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作用极其重要,涉及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大局。与此相适应,国家赋予公安机关以不同于普通行政机关的各种强制手段,以完成公安机关所担负的治安管理的职能,同时也使公安机关成为国家其他行政管理活动的坚强后盾。

(二)公安机关是国家刑事执法机关

我国的公安机关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警察机关。我国的公安机关不单纯属于行政执法机关,而是兼有刑事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和执行刑罚的职能,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因而公安机关又是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刑事执法机关。

三、公安机关具有武装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