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范例6篇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1

第一章前提与反思：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与历史演进，共有三节。第一节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与学说，分析了文化安全的历史演变，叙述国家文化安全的特征和学说。第二节为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项。第三节为研究教育安全的意义。教育安全对国家未来发展极其重要，不仅拓宽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拓宽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而且维护了国家文化安全。该章节内容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国家文化安全，并且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联。

第二章典型与极端：文化安全问题的教育视域，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蚀。教会大学对国家文化产生威胁，具有一定掠夺性和侵略性，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人的奴性，从思想上让教会大学生走入歧途，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收回教育主权进行抗争。第二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文化隐忧，即“弃美学苏”教育模式的文化困境、文化样态和文化隐患。高等教育的文化图景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形成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开放格局，但开放时期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也要居安思危。

第三章追求与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责任，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历史追求。高等教育的改革不能忘记，当今学生要牢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传统和时代内涵。第二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现实诉求。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高等教育要履行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责任，担负起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同样要在文化“走出去”中牢记责任和使命。第三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主体的文化责任。学生是高等教育文化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一定要牢记文化意义与文化使命，高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应主动维护国家安全，担负起文化责任。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2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4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在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利益，国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愿望和需求，并依此制定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愿望、需求及由此确立的政策目标就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和欲求。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

国家利益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只有在政党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后，民族国家中的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几大利益关系才能得以区分和确立，国家利益意识才会凸现。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实现，事实上是在国际秩序语境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民族国家只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国家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阐释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现代国家利益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体系或范式，各种理论体系都试图对作为国际政治研究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提供不同的解释模式：即物质权力、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经途径。

1.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生死存亡，是维系、持续和扩展它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就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权力和财富就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权力，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现实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军事权力等相关事业，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方面则强调国家权力支配的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格局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依据的。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强权就是公理。国家为了保证其安全与存续，就必然要追求权力，发展军事，积累财富，追求霸权。

2.自由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否定国家利益以权力、安全和财富等为基础，但更关注其取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和平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目的，战争只能是一种负价值。相对于现实主义对于（军事）权力的强调，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视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动力。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预设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间的冲突，而在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之间相互订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社会契约。

3.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在国家利益观上，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文化性结构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文化建构出来的，物质权力本身需要通过观念而赋予意义，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及其拓展

在原则确定后的近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类权势。当然，这四类权势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势的不同要素间此消彼长。在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重点在生存的维护上，与之相适应，军事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从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以经济、文化等为代表的非军事权力在国家利益实现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基本利益的边界在不断的调整和拓展。

（二）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有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的渗透工具。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上升，这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是推行或者反抗霸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

对于文化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软权力”概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通过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

（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期间，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使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和军事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态势。从全球来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而言，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弱化，不再属于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使得失去对手的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了潜在的对手，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由此，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以冷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更加尖锐。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安全主题与国家利益维护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界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化安全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民族文化认同安全：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一

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源于民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和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历史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共识等，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做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桥梁，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此国家区别于彼国家、此国公民区别于彼国公民的基础，主要包括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两部分。

（二）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维持一国基本国家利益――生存能力的精神前提，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民族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对于本民族文化知识进行改造更新的一种内驱力。培养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提倡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维持民族文化身份，传承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拥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在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经验，并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任务，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的安全压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向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新命题。

（三）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国家文化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三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乃至国家集团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政治学者福山和亨廷顿都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和“文明的冲突”的观点。福山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进入尾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再是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代之而起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未停止，“西强我弱”的总态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依然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5

l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

“所谓后殖民，可以在三重意义上把握:(l)用以指称曾经沦为殖民地而今已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2)用以指称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的反思、批评和研究，如后殖民理论、殖民批评;(3)用以指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川’](本文仅从第二重含义上考察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提供支撑。)后殖民主义，也叫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及其造成的后果从文化视角所作的反思，确切地说，是从文化视角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批荆不仅是针对以英法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而且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从黎巴嫩移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有译作“萨义德”的)的理论最具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批判情怀，直指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推行的文化舫权主义。反对西方文化精权、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有借鉴意义。

1.1批判西方文化舫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z]二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国家经过战争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了崭新民族国家，与政治独立相继而来的是经济上的“一穷二白”、文化上的“支离破碎”，经济富强的任务繁重，文化建设任务艰巨。

首先，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舫权，消除文化殖民影响。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有效统治，往往通过学校、教堂等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各种形式的文化殖民活动对殖民地国家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克服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民族文化的扭曲。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有利于维护殖民统治的扭曲性解释，部分解释甚至已经被认同，因此，重新确立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就成为新独立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最后，正确认识和处理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客观地讲，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性部分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有用资源，因此，在克服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同时，要借鉴其积极成果，绝不能全盘否定(实践证明这是不可取的)，更不能有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现实任务促进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

1.2维护民族文化独立与发展

如果说文化猫权是殖民时代的特征，那么，在后殖民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国际市场为其资本寻找出路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也随之而来。在一心致富思想笼罩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对民族文化安全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足够的重视，很快，许多国家在这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其中尤以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危害最大，加上拜金主义、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价值观错位等的影响，民族文化安全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如何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等现实问题促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完普，也客观要求这些国家在富国的道路上必须重视文化安全，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真正圆强国之梦。

1.3摆脱西方文化控制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战争与革命”被“和平与发展”取代，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更加隐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交往带动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如何使国际文化交往所生成的共同空间摆脱西方文化控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首先要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2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研究中国文化安全提供新视角

“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31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蕴含的基本精神为应对中国文化安全、提高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1中国也是西方文化姗权的受容者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经济统治、军事统治的同时，利用宗教、学校等大搞文化殖民活动，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说是西方人给原始、落后、愚昧的东方带来了文明，其实质是掩盖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曳化殖民活动对中国影响深远，香港、澳门等地至今仍受其害。因此，在强调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2.2中国也面临粉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任务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近代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输出商品的同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很大，这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时我们也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一个现代化过程—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事实上，也只有不断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维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和繁荣。

2.3中国也同样面对摆脱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

20世纪末，影响世界政治格局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体制上的，也有指导思想上的，但谁也不能否认西化与和平演变发挥的作用。1989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西化、和平演变使然，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如英语对汉语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特别是在香港、澳门等地，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再如，相当部分的青年更热衷于过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而对中国传统节日缺乏热情。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工业产品、文化制品等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2.4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对民族文化安全认识不够，普遍缺乏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为保存民族文化而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建设态度，文化建设中的激进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全盘西化等思潮。文化建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应对中国当代文化安全

冲突与重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这种冲突与重构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激烈而有影响。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对欧洲殖民活动及其后果反思和批判的墓础上提出了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当代中国文化安全，从国内讲就是要发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从国际讲就是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树立和培养文化安全意识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3.1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殖民是伴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海外殖民扩张出现的一种文化人侵现象，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殖民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l’1。随着国际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不可避免，这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面临的这种现实，一方面，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消极影响，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更要自觉维护民族文化尊严，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不断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优秀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3.2提离传统文化的传承力

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实质就是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传统文化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反映时代特色，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通过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竞争力和传承力，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将海内外华人联结起来的精神纽带。由儒家文化发育起来的对家庭、国家、民族伦理共同体的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为深刻的精神根源。当前，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激烈的文化竟争中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是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关键所在。

3.3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问题，这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团结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科学的理论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永远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失去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持，否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文化上得到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也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同。

3.4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更持久、更核心的竞争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将“软实力”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一文化软实力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中华文化软实力作用就必须激发民族文化活力、创新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中外实践一再证明，忽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忽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最终要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就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完全统一方面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5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执行“走出去”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担心全球化会粉碎传统文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若忽视了它对于提高个人能力、丰富文化内容的意义，将会忽视其潜在的对人类自由与多样化的积极作用。”[s]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比较弱，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阴影短期内也不能完全消除，“中国”及对中国的妖魔化宜传等对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产生负作用，可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21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以营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19-05

作者简介：张学亮（1980-），男，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王永友（1971-）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意识形态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当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与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常处于“失语” “被动辩解”等尴尬境地，这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课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前提

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明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供给侧改革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国内各种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处于交互作用中的特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2]就当代中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可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获得真理，进而，理论才能够满足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4]的现象，譬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理论与当前“资强社弱”的发展现实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理解人类具有的“共同价值”，又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等等。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够对现实作出彻底的解释，即理论研究不够彻底，“四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教育必然会大打折扣，进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然会出现认同问题。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和满足实践的需要，即是理论研究的供给侧出现问题。理论研究要彻底，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发挥理论供给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因此，着力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提高理论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高质量（更彻底）的供给，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在经济学领域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是供给大于需求，还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都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家意识形态也同样面临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伴随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工具的日新月异，文化（文明）供给主体更加多元，不同的供给主体之间因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碰撞与摩擦；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论”为借口，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以潜在或隐性的方式肆意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实施文化（文明）霸权，鼓吹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加强对其他文化（文明）的价值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由此，因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差异性和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供给方式等的复杂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更加激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档次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通畅，但由于目前我国文化生产力水平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要，这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封建迷信思想等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这些良莠不齐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往往又披着“真善美”的外衣，模糊人们视线，混淆人们视听，动摇了人们的意志，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同经济领域一样，意识形态供给和需求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

3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依据。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既体现了问题意识，又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很多关于“灌输”的论述，其中，列宁是“灌输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5]列宁的这段论述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形成的肇始。显然，既然要灌输，就要有灌输主体、灌输客体和灌输介体，这里的灌输主体即是理论的掌握者，也可称为理论供给主体；灌输客体即理论灌输的对象，即理论的供给客体；灌输介体包括灌输的内容、方法和载体等要素。在灌输过程中，供给主体借助于供给介体对供给客体实施教育和影响。因此，在各种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导、沉渣泛起、西化和分化等思潮甚嚣尘上的当下，只有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信息或理论传播的导向性和有效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的理论。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驱力，马克思历来高度重视人的需要的作用，甚至把它提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呈现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提出了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的理论，第一是人的生存和生理需要，第二是谋生和占有的需要，第三是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的阶梯性（发展性）也就客观上要求，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以不断满足人的发展着的各种需求，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现实生活中，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为人民群众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掌握群众和引导群众。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就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多元的社会思潮和西方话语霸权是影响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外因，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等意识形态掌控者和传播者在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清晰”“不重视”“不管控”“不创新”，则是造成国家意识形态不安全的内因。换言之，有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对本民族（国家）文化上的不自信、不自觉，甚至崇洋，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毒瘤。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论”等都为提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归因

同经济领域一样，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同样面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供给主体的非协同性、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是提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原因。

1供给主体的非单一性。供给主体是意识形态的源头和文化、思想观念的传播者，对供给客体具有价值导向和引领的作用。尽管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掌握“麦克风”，但受制于话语权的不平衡性，真正能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直接和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群体：一是普通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党媒”。党员和领导干部站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第一线，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要出事，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6]当前，部分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淡化、甚至妖魔化意识形态，对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是造成国家意识形态防线失守的主要原因。同时，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腐败问题也给党的政治权威性造成严重危害，进而影响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媒”作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要敢于发声、旗帜鲜明。然而，个别“党媒”缺少姓党意识、责任意识和能力意识，不加甄别地刊发或转发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言论，在一些是非面前，由于缺少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常出现“选择性失明”和“习惯性沉默”，这样，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常面临“被动防守”甚至“阵地失守”的局面。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必然会危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学界或理论界、教育界。学界或理论界、教育界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骨干力量，担负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责任。近些年来，针对学界或理论界出现刻意“淡化”甚至歪曲意识形态的现象值得警惕，如关于人权、民主、法治之争的问题，关于“依宪治国”还是“主义”争论，关于某些高校教师“呲必中国”的问题，表面是看是学术问题，实质上是打着学术自由之名，做着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实。三是自媒体人，尤其是“网络大V”。随着“微时代”的到来，自媒体人，尤其是某些“网络大V”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所散发的观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更甚更强，少数“网络大V”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散布一些违反宪法、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歪曲党的领导和丑化历史人物等的言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加强对这类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群体的治理和整顿，是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四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15年底，在中国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661861个，这些社会组织广泛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社会工作、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领域，这些社会组织大多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且又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由此所发出的声音往往也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近年来， “郭美美事件”“宋庆龄基金会事件”等社会组织所暴露出的问题，不断冲击着公众的道德底线和社会道德良知，其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进而会破坏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党的威信。另外，借助互联网科技方面的优势，西方媒体、政客以及一些所谓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等，都在为宣传西方价值观摇旗呐喊，对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进行价值输出，给这些国家受众带来严重的思想困扰，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可见，文化全球化和宣传媒介飞速发展的当下，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和多样，因此，加强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建设，也就成为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首要任务。

2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之需，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存在供给内容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制约和影响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越位，即供给内容超越公众的认知能力或消费能力，不能为公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常见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通常借助于电影、电视剧、期刊图书、历史文物等丰富多彩且有价值导向的文化产品来实现，但是，当前部分文化产品，要么过于追求“高大上”的外在形式包装，使人消费不起，如2014年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公布的一项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调查显示，“在北京，如果看一场大型演出，门票平均价格为523元，但被调查者实际可接受的价格却为65元，由于传统文化消费过高，使得国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网络文化消费。”[7]要么是过于追求“学术性”“学理性”的文化作品，使人难以理解，这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与“下里巴人”在文化产品供给上的矛盾就会发生，其本应承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功能也就无从发挥。这样，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越位，致使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价值性无法全部释放。二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错位，即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现偏差。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上升，但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质量和水平远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如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抗日神剧”、换汤不换药的“选秀节目”、粗制滥造的“改编原著”等等，片面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文化产品所应承载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却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8]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上的错位，很难让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9]这实质上也造成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同样面临“去库存”的问题。三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缺位。即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出现“真空地带”。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供给，其典型表现就是某些地区出现的“文化沙漠化”，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因地方文化资金投入少、不重视，致使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因外出务工人员多，致使农村文化人才出现断层，因文化服务队伍缺乏和不接地气，致使文化下乡流于形式。这样，农村文化供给内容上的缺位，就客观上助长了封建迷信、金钱至上、盲目攀比在农村的盛行。不仅在农村，许多城市的文化供给也存在突出问题，2016年，《人民日报》以“票房屡破纪录、文化+旅游成时尚、博物馆前排起长队”等来描绘春节期间全国各地文化需求的旺盛，一方面，体现了公共文化场所越来越成为人们假日闲暇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文化生活选择的单调性，公共文化产品仍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样，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作为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文化供给上的缺位，必然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空虚化，这也为不良社会习俗盛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3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要提升供给的有效性，就必须创新供给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掌握群众，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同，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仍存在一些不科学的供给方式，制约了供给的有效性。一是“命令式”供给，这种供给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推进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如某市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求全体市民熟记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城市精神”，体现了该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上的急迫心情。不可否认，这种宣教方式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这种“命令式”的宣教方式背后可能引起的逆反心理也是值得警惕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威廉.葛德文指出，“凡是企图不用说理而用压力来维护任何意见的权威性的人，也许用意是好的，但事实上却会造成严重的危害。”[10]这种“命令式”的“硬灌输”供给方式违背了教育规律。二是“补救式”供给，这种供给方式是指，在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出现之后，以事后补救的方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种供给方式体现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上的被动性。如针对丑化和抹杀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的言论，针对解构国史、党史的思潮，各种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的系列谬论，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力量和声音常常以被动应对或事后补救的方式。显然，这种“亡羊补牢”的供给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被侵蚀的情况下，重新荡涤和纠偏人们的价值认知，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补救式”的供给方式违背了人的认知规律。三是“跟风式”供给，这种供给方式，在实践中，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瞄准问题精准发力，而是随大流，人云亦云，是以牺牲创新和调研为前提的供给，是不去主动探究事件真相，仅以转载、截取、分享等方式对事件进行传播；而自媒体的网络传播规律，无疑又扩展了舆论空间，助长了事件的发酵；尤其是掌握大量受众的“官媒”，如果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事实不够用”，“谣言满天飞”，是这种供给方式的真实写照。这种供给方式反映在新闻作品和文化产品的创造中，表现为忽视创新，造成文化产品质量的同质化和低质化，进而满足不了不同受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占领不了人们的头脑，也就必然担当不起“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责任。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要求

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均衡供给和科学供给，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要求。

1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实现供给的有效性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要求，要保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及同化，就要增强国家意识形态供给的有效性，实现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是指供给内容契合公众需要，并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那么，“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给出让人接受的理由，而且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11]因此，要实现有效供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供给主体要充分把握供给客体的内在需要。首先，人的需要具有发展性，决定了供给主体要时刻敏锐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观察供给客体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并从变化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出发，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进行教育和引导。其次，人的需要具有差异性，不同的供给客体因所处环境、所受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等的不同，在需要方面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性。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12]人的需要的差异性，决定了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分众性和层次性。再次，人的需要与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3]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要切实关注人的利益要求，既要满足人们正当合法的利益，又要帮助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供给内容必须真实、可靠，经得起检验。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这就要求：一是供给主体要切实加强自律。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只有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以高尚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恪守为官准则和为民服务，才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是以事实为依据，增强理论权威性。供给主体作为信息和理论的主要源头，对于供给内容都要全面审核，多下基层、多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始终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舆论宣传，才能使一切错误谬论无处藏身。三是惩治造谣和谎言制造者。要通过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彻底清除一些扰乱人们思想的杂音和噪音，使谣言、谎言制造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净化网络，还原事实真相。

2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均衡供给。实现供给的均衡化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要求。基于当前城市与农村、不同阶层或群体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熏陶的不均衡现状，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均衡化供给也就成为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一方面，要实现城市与农村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均衡化。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同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无论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都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2014年5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社会文化卷》调查显示，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在调查的180个有效样本村庄中，9.44%的村庄文化设施是年久失修的，13.33%的村庄不清楚设施维修情况。即便有的村庄建设了公共文化设施，但配备了文化设施管理人员的村庄占比仅为6.18%，而在配备文化设施管理人员的村庄中，93.82%的管理人员为兼职管理。文化产品供给方面，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营业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为例，根据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县城以下上述比例分别仅占12.2%、4.9%和4.4%，而同期，县城和城市两者共占比为87.8%、95.1%和95.6%。这一数据既说明农村文化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又反映出农村文化产品的极度贫乏，还表明城市与农村文化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均衡。因此，今后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文化资源的配置，为农村文化生活创设基础条件，以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另一方面，要实现不同阶层的国家意识形态均衡供给。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些新阶层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阶层。”[15]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阶层之间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方面是不均等的，对于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很少拥有这三种资源，城乡失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基本不拥有上述资源，而这些不占用资源或很少占用资源的阶层又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资源占用上的差别性，必然会引起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有课题组调查显示，“不少农村地区‘神婆’‘先生’普遍存在，兴建‘寺庙’‘祠堂’相信占卜、迷信妖魔鬼怪的现象非常突出。”[16]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由此可能会爆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政治认同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促进各阶层意识形态教育资源供给的均衡化，是提升国民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之需。

3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供给。实现供给的科学性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要求。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供给是指，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方面的短板，即通过创新供给方式、创新供给内容和创新供给主体建设推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掌握群众。一是要创新供给方式。意识形态实质上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17]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统治思想，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这一基本属性，就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创新供给方式。尤其在文化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因素增多，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宣教往往很难取得实效，这就要求创新供给方式，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掌控群众。二是要创新供给内容。在毫不动摇坚持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同时，也要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与时俱进。换言之，当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要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新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理论解释现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是创新供给主体建设。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使意识形态供给主体步调一致，形成合力。既要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以凝聚党心民心；也要听取不同政见、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声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以实现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对于一些意见和批评，都要热忱欢迎，积极采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效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参考文献：

[1]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2]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3，（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4]王永友.贯穿科学思维方法的思政课教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9）.

[5]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

[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4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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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4.

[9]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0.

[10]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2、3卷）[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33.

[11]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

[14]用典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1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