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1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2

〔关键词〕 国际安全研究,安全化分析,新框架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6-0072-05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恐怖主义问题、卫生领域的传染病问题、社会领域的贫穷问题、环境领域的气候问题都进入公众视域,成为政治精英、学者、专家探讨的中心议题。也有一些曾经一度风平浪静的问题一夜之间风起云涌,比如南海问题。为什么有些问题被人们忽略?有些议题进入公众视域?有些议题能吸引政治精英的眼球?有些议题则优先于其他一切议题,成为紧急状态下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以安全化理论研究为逻辑起点,以安全化分析新框架的建构为核心,落脚于安全化理论的完善,提供一个国际安全研究新视角,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范围内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安全化理论及其研究状况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研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越来越受关注。国际广义的安全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安全研究主要以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间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典型。“战略研究”中“安全”的唯一指涉对象就是国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对国际安全的研究都可以归于传统安全研究。两个学派都承认国际体系具有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特征。前者的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影响国家行为,而新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批评性安全研究质疑传统主义安全研究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重心,提倡转向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如果说“批评性安全研究”的兴起展现了国际政治中安全研究的成熟和多样化,那么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安全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在安全问题上,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建构对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也不再仅限于军事领域。学者们开始关注:什么事物会成为安全问题,并进一步思考是什么使某一特殊事物被认定为是安全问题。哥本哈根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利・维夫认为某事物被提上安全议程后,国家便可要求某种特殊的权力处理该事务。这个过程被称为“安全化”,也可以简单概括为“某事物被安全化了”。

(一)安全化理论的含义。一个问题从非公共议题成为安全议题经历了非政治化、隐形政治化、政治化、超政治化的四个阶段。当一个问题不被大众所关注时,它处于非政治化阶段,是一个非公共议题。隐形政治化阶段是《希腊恐怖主义的安全化和11月17日革命组织的被捕》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指某一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对象,但停留在政治讨论边缘的过程 〔1 〕。历经隐形政治化阶段,非公共议题已进入公众视域,成为公共议题。公共议题再经历政治化阶段,则上升为政治议题。政治化阶段与隐形政治化阶段有所区分。政治化阶段不仅将某议题置于政治讨论的核心,并将其与某种政治目的紧密相连。而政治问题要最终上升为安全议题,则必须经过超政治化阶段,也即安全化阶段。因为安全可以被视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 〔2 〕 (P13)。

由上分析可知,安全化可以被定义为:安全化是一种实践,安全化行为主体利用启发式的人为手段①,按照因某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情结出现而必须实施应对政策或采取应对行为的逻辑,试图在受众中建立关于某个指涉对象之脆弱的情境,以达到安全化行为主体的某种政治目的或满足某种需要。简言之,安全化是实施主体通过人为手段(包括言语行为)将客体建构为安全议题的一种实践过程。因此,安全化过程就是安全议题被建构的过程,即安全建构的过程。

从上述定义可见,安全化概念包括三个重要元素:主体、客体和过程。安全化行为主体又被称为安全化施动者,说服受众接受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胁,即谁来宣布“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客体又被称为安全化实施对象,也就是“存在性威胁”是什么。它可以是问题领域(生态、军事、经济、国家),也可以是个人和群体(、移民、难民)。但是安全化实践并非可以针对所有的对象实施。安全化实践首先是主体培养受众对客观性“不安全”(一种“存在性威胁”的出现)的一种主观性(对“存在性威胁”出现的意识),以赋予主体对客体采取应对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并非所有的客观对象都可以被建构为“存在性威胁”。

安全化实施过程是安全化实践中的核心要素,亦是最复杂的要素,因为安全化实施过程本身包含安全化实施逻辑、目的和途径。安全化实施逻辑是“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导致恶劣影响或严重损失。主体以这种逻辑对客体实施安全化,目的是使主体征集更多社会资源和要求更特殊的权力,以达到主体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

安全化通过“言语行为”途径实施。奥利・维夫最初提出的“言语行为”意指话语途径。不少学者日后批判其狭隘性,认为“言语行为”在除话语之外,还应包含图像情感、政策工具、行为实践等。在安全化实践中,话语发出者便是安全化行为主体,话语接受者则是受众,话语承载者也即主体向受众传递信息的媒介。安全化实践是受众通过话语媒介不断接收主体传递信息的过程。

(二)安全化理论研究状况。安全化理论旨在以建构威胁的话语为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学建构主义分析工具研究安全问题。该理论本身融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思想。因此,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特点在诸多涉及安全化理论的研究中较明显。这些研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牵涉议题广泛。另一大特点是就安全化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而言,存在厚“公共卫生”和“移民”问题,薄其他问题的客观现象。在这两个研究议题中的安全化理论应用分析中,专著不多,多以论文形式出现。而论文欠缺系统性,较为零散,且中文论文不多。

从对安全化理论的评价来讲,聚焦安全化理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基本围绕该理论的适用性展开讨论,另一类是对安全化的研究方法展开批评性讨论。从主要内容来讲,多数有关安全化理论应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大议题:移民和公共卫生问题。杰夫・海斯曼在《欧盟与移民安全化》一文中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移民问题逐渐成为欧洲许多国家政策辩论的焦点。文章详细分析了移民问题在欧盟国家被安全化的进程,最后总结行为主体通过将移民问题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中将其安全化,其实质是对知识、资源和权力的再争夺 〔3 〕。21世纪之后安全化理论主要应用于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在《使传染病安全化》一文中考察国际卫生组织和西方国家将传染病安全化的过程。论文在详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国际卫生组织如何将传染病安全化,最后评价到这是一则成功的安全化案例 〔4 〕。在太平洋论坛上的两篇报告《传染病的威胁:为何不安全化》和《使非典成为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认为传染病在许多国家仍然被认定为医学问题。这很难使政府采取及时和必要的手段来应对它,除非传染病被看作是一个安全议题 〔5 〕。

安全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虽然有些应用研究更是相当细化深化,但是仔细思考,笔者亦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即理论解释力不足。

“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中的一大核心概念。在安全议程被不断拓宽的背景下,奥利・维夫从社会学建构主义的路径重新审视安全的定义,考察安全的本质,颠覆了对安全的传统认知并丰富了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随着该学派的“安全与安全化”被学界不断研究和使用,它的解释力日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安全逻辑和言语行为两个概念的静态化。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逻辑”使得安全研究得以扩展至各个领域的各种威胁。静态的安全逻辑具有扩展性,但同时,这种逻辑的固定化也难以有效应对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挑战。因此将安全逻辑本身置于动态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并对安全的修辞结构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作进一步阐释是很有必要的。

二、安全化分析框架构建

安全话语内容所涉及的是行为主体如何对客体实施安全化。一项成功的安全化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在主体成功地对某客体实施安全化的时候,受众需要接受和认可主体对客体的“塑造”和“建构”。在对安全化实践的研究中,受众是很重要的考虑部分。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一项安全议题的建构可以从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建构一个“存在性威胁”,让“存在性威胁”出现。围绕这个“存在性威胁”,受众需要明白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功能性主体、安全领域、指涉对象、威胁逻辑。这五个基本要素串起来,恰好回答如下这样一个问题:谁宣布谁(或什么)在什么领域给谁(或什么)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个大问题分解为几个小问题,就能与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相对应。

具体而言,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具有位置权力,宣布“存在性威胁”出现。那么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必然伴随安全化的五个基本要素。是谁宣布的?有可信度吗?这里对应的是安全化行为主体的要素。一般情况下,安全化行为主体都处在权威的位置。谁或什么是威胁?这个问题对应的是功能性主体的要素。功能性主体是指安全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既不同于指涉对象又区别于安全行为主体。比如,在经济领域,投资银行的倒闭加重了次贷危机,投行对这一领域而言是功能性主体,但它不是安全的指涉对象,更不是安全化的行为主体。再如,一个化工企业在环境领域造成污染,这个化工企业就是功能性主体。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功能性主体多数充当了威胁来源,也即谁或什么是一种威胁。谁或什么受到威胁?这个问题与指涉对象的要素相对应。指涉对象就是威胁指涉的对象,具体可指受到功能性主体威胁的人、或物。在什么领域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对应的是安全领域和威胁逻辑两个要素。安全领域是指“存在性威胁”涉及在什么领域的安全问题。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以俄罗斯的安全化实践为例。俄罗斯政府在2000年11月通过政治话语这一言语行为对关乎本国核心利益的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最初,政府批准颁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承认“能源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已经具有完全现实的性质”,指出“能源安全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最重要组成部分” 〔6 〕。

其次,行为主体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传播“存在性威胁”,让“存在性威胁”蔓延。布赞指出,安全话语需要被一定范围的受众所接受。受众是否能接受并认同主体发出的信息是一项安全化实践能否成功的关键。换言之,威胁需要自行蔓延,其实质,是被扩大,是被安全化行为主体扩大。安全化行为主体需要将安全化的其他四个基本要素以信息的方式传递给更广范围的受众,比如同一地域不同族群或不同阶层的受众,甚至是在国际范围内来自不同疆域的受众。行为主体需要将功能性主体、指涉对象、安全领域、威胁逻辑四个基本要素综合起来,让不同群体的受众都相信“威胁”的出现以及它的持续存在。这些受众也许来自不同群体,但有着共同的逻辑:均感受到来自同一个威胁来源,或面临来自相似的功能性主体的威胁。也许在不同的安全领域带有不同的威胁逻辑,但是都有共同的“威胁”,即共同的“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这些不同群体的受众形成一个新的“我们”,即广泛的受威胁同盟。既然“新我们”受到共同威胁,那么“新我们”应该共同应对“威胁”。如此,安全化行为主体才能调动国内和国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获取更特殊的权利,为安全化第三步的实施做准备――“存在性威胁”应对。对于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能源问题,俄罗斯政府先后利用2002年的美俄首脑峰会、2006年八国集团首脑峰会、2007年“天然气出口国论坛”、2008年欧盟-俄罗斯峰会以及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场合,加深国际社会成员对“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形成新的安全共同体应对“存在性威胁”。

最后,在说服更广范围的受众后,在征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后,安全化行为体主体出台解决方案,推行各式政策应对“存在性威胁”。“存在性威胁”应对与“存在性威胁”出现、“存在性威胁”蔓延是密切相关的。对症下药的道理众所周知,即什么威胁决定了什么对策。若是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威胁,或仅是伤及皮毛的威胁,又怎能兴师动众、百万大军齐上阵式地应对呢?这种逻辑必然不能被大多数受众所接受。这样的安全化实践必定会“流产”。究其安全化的本质,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安全化行为体主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有“正当的”、“合法的”理由征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应对某项议题。那么在达到应对“存在性威胁”的目的之前,“存在性威胁”的出现及蔓延都需要“精心策划”。俄罗斯政府在建构和扩大“能源安全威胁”之后,于2006年7月在八国首脑峰会上通过了《圣彼得堡能源安全行动计划》,于2012年6月在APEC能源部长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圣彼得堡宣言》。至此各国能源部长在应对能源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推行三大策略:扩大天然气使用比重,努力提高能效,大力发展替代能源。俄罗斯将能源问题提升为“存在性威胁”,再将其“广而告之”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对能源安全予以重视,并展开国际合作与俄罗斯共同应对能源安全议题,最终完成对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个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实践的完美案例。

三、安全化分析框架在我国的运用

俄罗斯在对能源问题实施安全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安全化新框架的三阶段――威胁出现、威胁蔓延、威胁应对。我国也有利用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对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实施安全化的案例,如《人民日报》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恐怖主义――实施安全化,通过威胁出现、威胁蔓延、威胁应对三个阶段成功地将该问题建构为国际安全议题 〔7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将借助安全化分析新框架来思考目前我国安全议题的建构问题,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建构“存在性威胁”之时,要注意扩大安全化行为主体、功能性主体及指涉对象的范围。这三个要素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将政府作为唯一的安全化行为主体,将他人武力作为唯一的功能性主体,将国家作为指涉的唯一对象。随着我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的安全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安全内涵越来越丰富,主要体现在安全化的实施不仅发生在传统的安全领域,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被安全化,比如边疆安全、水资源安全、气候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因此,将他人武力作为唯一威胁来源的情形早已不合时宜。伴随着各种新问题被安全化的同时,安全化实施的主体也愈发多元化,体现在过去由中央政府发现和界定安全问题到现今不仅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社会精英、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 〔8 〕。这些安全化过程中的指涉对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的对国家的指涉转变为现在对人的指涉。“人的安全”已经成为当下安全化的价值基础。显著的例子有气候安全、水资源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金融安全目前也愈发强调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边疆安全也将边疆人民的安全作为安全保护的内容,具体而言,这个议题被安全化的目的应是使边疆人民免于恐惧(减少暴力)和匮乏(发展经济) 〔9 〕。

(二)在安全化的第二阶段,“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绝不应仅限在国内层面进行,应超越国家和地区,拓宽受众的涵盖范围。一般来讲,安全化动力基本来自全球、地区、国内三个层面。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安全问题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个体和所有、地区和全球的交互影响。看似独立的安全问题都与全球安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怖主义案例是最为明显的案例之一。任何恐怖组织已不再是对某个单一的国家造成不安全,比如“基地”组织、“东突”组织,或是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异常活跃的“伊斯兰国”等,它们已经对地区和全球、国家和个人安全都造成最直接的威胁。食品安全的应对亦超越了传统的某个国家单一治理的模式。如上海福喜“过期肉”风波再此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上海福喜采用“问题肉”原料进行生产,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上海,包括河北、河南、安徽等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快餐食品质量全部亮“红灯”,甚至日本部分快餐店的食品也“被下架”,美国福喜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因此,对于要联合地区力量甚至全球力量来处理的安全问题,安全行为主体必须超越国内层面实施安全化――扩大受众的涵盖范围,超越国家和地区,着眼于全球范围。

(三)在“存在性威胁”应对阶段,应使用多种手段,实现由“抵御疾病”到“强身健体”的转变。换句话说,安全化的实施主体应向受众表达“什么对什么会/可能造成什么威胁”这样逻辑的“言语―行为”,而非“什么对什么已经造成什么威胁”,使广大受众知晓“存在性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在解决问题层面,则超越消极的威胁应对,使用积极的多元的应对手段。一方面,可以合理使用或强化法律手段。对可能造成受众利益损害的“存在性威胁”实施相关法律条例,并严格加以监督实施,预防“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甚至可以有效预防它的出现。如早在1995年,我国就颁布了《食品卫生法》,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和产品治理问题。近几年,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一滴香等食品安全危机爆发之后,食品安全更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和讨论的议题。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食品安全提高到政府工作的高度。201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替代了之前的《食品卫生法》。可以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存在性威胁”的蔓延。另一方面,还可以多元化地利用经济和文化等手段积极建设安全环境。如在治理边疆安全问题上,制止暴力事件或抓捕暴力分子并不是积极的应对措施,而应从根本上铲除其根源,大力发展边疆经济,综合考虑边疆人民的信仰、语言、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帮助边疆人民增强安全感和认同感,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暴力事件,维护边疆稳定。因此,在实施安全化的第三阶段,应更加积极的建设安全环境,预防“存在性威胁”的蔓延甚至预防它的出现。

四、结语

“存在性威胁”出现、蔓延、应对的三阶段安全化分析新框架可以弥补安全化理论解释力的不足。此分析框架从受众接受度来评判,并非当一个事物被认定为安全问题,它就是安全问题,而是受众认知某事物为“存在性威胁”,它便成为安全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完全是从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出发的。至于言语行为,安全化行为主体可以针对受众这一整体内的差异群体进行不同的话语实践。因此,安全逻辑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为受众群体自身就是由一个动态的社会群体构成。

借助安全化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定位目前的泛安全化现象,如文化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等议题。究竟某个问题成为安全议题是安全议程的扩容还是“安全化”学术名词的滥用?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人们挖掘安全化背后动因的空间:某一问题从进入公共视域到成为政治议题再上升为安全议题的逻辑是什么,又是谁在推动这一过程。安全化理论将安全议题定义为一种话语建构,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安全议程上各项议题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某个议题优先于其他各项议题,而在另一个时期,这项议题却不被决策者们所重视?当决策者面临众多议题并且这些议题彼此发生冲突时,决策者们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重视某项议题,并使该项议题的应对策略合法化?在国际社会层面,只有更加了解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国家行为体才能更自如地应对安全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某种规范和制度并形成良性互动。

注 释:

① 奥利・维夫最初提出的“言语行为”意指话语途径。不少学者日后批判指出其狭隘性,认为“言语行为”在除话语之外,还应包含图像情感、政策工具、行为实践等。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启发式的人为手段”而非“言语行为”。

参考文献:

〔1〕 Georgios Karyotis. Securitization of Greek Terrorism and Arrest of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November 17 〔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2007(3).

〔2〕 〔英〕巴瑞・布赞.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Jef Huysman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0(5).

〔4〕Sara E. Davi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J〕.International Affairs,2008(2).

〔5〕涂晓艳.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 国际政治研究,2013 (4).

〔6〕韦进深. 俄罗斯能源安全议程设置―安全化的视角 〔M〕. 国际展望, 2013 (3).

〔7〕方 芳. 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 国家安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233-03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备案课题《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C1215052]

参考文献:

[1] 林喜庆.对新时期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2] 边和平,闫淑楠.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独立体系的背景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11)

[3] 徐奎.全球化浪潮与国家安全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03)

[4] 郑声文.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J].青年探索,2006(02)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还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将食品安全监管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来抓。但是,近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食品所引起的灾难性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阜阳奶粉事件、金华毒火腿事件、喷药多宝鱼事件、吊白块腐竹事件、假牛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已升级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府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它对百姓的身心造成伤害,对创建和谐社会产生副作用。人民公众要求并呼吁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每年两会期间都有很多议题是关于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如今已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卫生、化学或生物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多样性、复杂性问题。现今世界,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对其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中国政府也对其越来越重视。本文以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为研究对象,从无锡的监管体制出发,结合近年来无锡在食品监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揭示出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从理论角度来阐述政府监管失灵的原因,最后从法律法规、监管职能、技术标准、信用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从而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2)现实意义

导致无锡现在食品经营单位数量多,规模小。那些地下加工、无证无照小作坊大量存在,这也给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锡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无锡市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历来高度重视,每年都会采取很多措施,花很多钱,用于食品安全监管。但是,由于现行的食品安全体制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标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无锡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发生。如何面对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探讨一条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保障无锡快速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方法,结合无锡现在通用的食品监督管理体系,提出一系列措施用于解决食品监督管理问题,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研究思路与施

鉴于上述目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来阐述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再以无锡为例,列举多个发生在无锡的案例来深层次剖析现行的食品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再结合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最后提出完善我国食品监管体制的一些措施。

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分析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查阅我国相关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监管相关著作、文献。搜索一些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以及食品安全改革的相关资料,初步了解了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动态、前沿进展,对前人己取得的成果及研究现状有了较深的了解,也为本文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全球公域;巧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9-06

一、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波森(Barry R.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对全球公域包括公海、领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 commerce)。不同于英国对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是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而美国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2570亿美元产业。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急需制订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 a11)、“公治”(by a11)、“公享”(for a11)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四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有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一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霸权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我包容性全球公域观。

二、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订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机会。

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从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挑战: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

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强调超越国家层面,为人类共同关切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2.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4.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

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5.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

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6.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的最合法、最权威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从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一手段矛盾:目标是全球的,手段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订全球公域规则,但往往被美国架空。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典型的是,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Raja 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

三、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将新兴国家赋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取代“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其二,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美国近年就是在南海问题这样混淆是非的。

其三,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国际层面,越来越多以全球层面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倡导“空海一体战”,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发展。

其五,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凸显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于是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认为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甚至提出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于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六,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概念,既有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 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四、中国的对策

对美式全球公域论及全球公域战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在美国,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我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