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范文1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2
针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平台的构建，结合安全工程高等教育“政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以重庆科技学院安全工程专业发展为例，阐述了其“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模式和内涵、初步的实践。该模式所取得的良好成效，为安全工程同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路。
关键词：
政产学研用；安全工程；人才培养；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现代企业工作流程和文化的了解、上岗适应慢、缺乏团队工作经验、沟通能力和动手能力差、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高等工程教育刻不容缓的使命［1］。高校、研究所虽然拥有较强的科研优势，但由于产学脱节，使得高校、研究所处于科研成果脱离产业需求和有市场需求的也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尴尬境地［2］。“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是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很多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始关注这一创新模式，从以前的“产学研”过渡到“政产学研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代表了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所和市场五方面为了共同整体利益联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所进行的政策服务、科研开发、生产营销、咨询服务等经济合作活动，是政府、生产、教育、科研、市场不同分工系统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游、中游、下游的对接与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模式［1-4］。安全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是运用安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工程实践，它既与安全理论息息相关，又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因此，对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4-5］。如何培养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素质，提高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高等工程教育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初步探析近6年来重庆科技学院在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的安监部门、安全产业、安全工程学院、重庆安科院和企业集团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阐述了该机制的模式和内容，以及其实践成效，为我国工程高等教育及其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意义。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初步实践及成效
（一）重庆科技学院安全工程专业发展情况
1．重庆科技学院安全工程专业教育概况
我校安全工程学院始建于2006年，由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重庆科技学院管理和建设，是集人才培养教育、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于一体的安全工程人才培养基地、安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中心。安全工程本科专业于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三届学生，共180多人。学院及安全工程专业在重庆市安监局的大力支持下，安全技术及工程于2011年被列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建设二级学科，安全工程2012年成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试点专业之一。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1000余人，专业学位研究生100余人。拥有一支专业背景、学历、年龄、职称等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学院拥有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国家安全评价甲级资质和安全技术培训二级资质。2008年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安科院重庆分院）在学院挂牌成立。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批准的国家职业危害实验基地、中国科学院批准的重庆安全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中心落户学院。学院拥有国家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2个省级中心实验室———重庆市非矿山安全与重大危险源监控实验室、重庆市职业危害检测鉴定实验室；已建成安全工程和消防工程等6个专业实验室。学院坚持政产学研合作，搭建多层次的政校企协同办学平台、应用技术研发平台，服务石油与冶金两大行业以及重庆市区域经济与安全生产领域。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同时，为石油、冶金、化工、建筑、矿山等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安全技术服务和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近年来学院在安全生产政策与规划、非矿山安全生产技术、职业危害检测与鉴定、安全风险控制等安全生产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有力的支撑了安全学科的发展，大幅度提高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2.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安全工程本科办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实施困难
安全工程本科实践教学实施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学生实践基地建设难。安全工程专业作为新办专业，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难度较大；作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应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安全工程专业校内外的实习环境和条件较差，学生的实习不能有效结合生产实际，可操作性差，实习实训效果不好。（2）实验室建设经费筹措难。仅仅满足本科教学的安全工程实验室建设经费非常有限，而且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实验室难度较大，不利于安全工程实验室向更高层次的发展。（3）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就业难。安全工程专业为新办专业，社会对安全工程专业的认识缺乏，对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质量还没有得到完全认可，同行业企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就业渠道，就业品味较低。
2）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难以提升
安全工程专业教师大部分是近5年的新进教师，缺乏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经验，理论难于在实践中得到深化，课堂教学不能有效结合工程实际，案例教学难以实施，有碍教学质量的提高。
3）学科专业特色和方向不明确，亟待凝练
一方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安全工程专业办学历史较短，在全国及区域内的影响力较小，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还未得到社会的全面认可；另一方面，安全工程专业特色和学科方向也尚未形成，需要进一步凝练；再次，专业建设和办学层次也尚待提高，应根据社会及行业对相关人才的要求，建立动态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运行机制，以适应国家和社会对安全生产的需求。
3.采取的措施及解决途径
针对安全工程专业存在的系列问题及面临的困境，结合实际，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办学。
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办学和大力支持，在招生就业、科研项目申报、实验室建设方面采取政策倾斜；行业协会推荐专兼职教师队伍，采取柔性引进办法，充实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和师资。
2）科技企业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政府主管的国家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所、安全生产协会等，结合人才培养要求，开展“项目式”工程教育，学生结合实习实训和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全程参与安全评价和标准化评审，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深化，增强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发挥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和企业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政府监管、技术服务和教学的有机融合。
安监部门作为纽带，搭建了行业企业和学校办学的桥梁，使教师和学生深入安全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合作，便于掌握安全学科发展前沿信息，并理论联系实践，更好地服务于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到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4）实验室建设与行业需求、科技服务紧密结合。实验室建设不仅仅满足于现有本科教学体系的需要，更紧密联系行业需求和科技服务，实施动态发展。一方面，根据行业内最新技术需求、发展动向以及科技服务实时增加功能。另一方面，根据行业需要建设科技服务反哺实验室，不断充实和完善安全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适应性。
（二）安全工程专业“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内涵
1.“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形成
安全工程学院是由重庆科技学院与重庆市安监局于2006年共同组建，双方成立办学协调组，由重庆市安监局局长任协调组组长。安监局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挥引导作用，从政策倾斜与导向、科技机构设置、实验室建设及资金投入等方面大力扶持安全工程学院办学，引导、推进安全工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企业则围绕安全工程人才能力需求，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教学工作，并提供实践教学平台；学院作为安全工程人才培养的主体，负责全面探索“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实施途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介入安全生产领域，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开展高危企业的安全监管、安全培训、安全评价、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另外，依托学院，还组建了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重庆分院）、中国科学院重庆安全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中心、重庆市交通安全研究所，启动了国家职业危害实验基地建设（国家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致力于学生“对路”、成果“管用”的教学思路，全面推动教学和科研深度融合。
2.较完备的安全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目前，学院构建了硕士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函授学历教育和安全生产培训非学历教育有机结合的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安全工程成为了重庆市重点建设学科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拥有国家安监总局认定的安全技术培训“二级资质”。安全工程本科专业设有油气生产安全、化工生产安全、矿山生产安全、建筑生产安全等4个专业方向。以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能力要求构建人才培养方案，设置课程教学体系，不断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依托学院的安全评价所（国家甲级资质）和职业危害检验检测中心，围绕安全评价、职业危害检测检验开展实验教学、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实践教学改革，着力打造学生在安全评价和检验检测方面的培养特色。
3.“政产学研用”有机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搭建
学院全面拓展安全检测检验、安全生产科学研究、安全评价领域和校外实习基地内涵，在市安监局的支持下，建立了“重庆市非矿山安全与重大危险源监控实验室”和“重庆市职业危险检测与鉴定实验室”等2个国家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省级重点实验室，建成了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安全人机工程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训练实验室、安全风险预测与评价实验室、安全工程实验室等4个专业实验室，实验仪器设备总值1000万元，实验室面积4000m2，构建了高水平的安全工程专业校内实践教学平台。该实践教学平台不仅满足了安全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和技能训练的要求，也是重庆市安监局对高危企业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和检测鉴定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依托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重庆分院）、中国科学院重庆安全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中心、重庆市交通安全研究所、国家职业危害实验基地，形成了完善的安全科研新平台，提升学生科研创新的新能力；依托学院国家安全评价甲级机构，提高学生安全风险评估的实际操作和社会实践能力。另外，在市安监局的协调支持下，还建立了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长寿化工园区等10余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行企业导师责任制，推进学生顶岗实习到位，全面促进学生与岗位的深度融合。
4.具备协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打造
学院通过实施“四大计划”，培养造就了一支学术水平高、专业背景深厚、学历、年龄、职称等结构合理、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专兼职师资队伍。一是实施“高水平师资引进计划”。引进20名高水平中青年教师；二是实施“团队培育计划”。打造了安全生产专家教授和中国安科院、中国科学院兼职教授担纲的4个教学及科研团队；三是实施“特聘教授计划”。聘请了国务院安全生产专家组、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市安监局等一大批学术造诣很高的兼职教师；四是实施“能力提升计划”。每年选派2名优秀青年教师出国深造、2名到国内知名高校访问进修；举办“中国-加拿大职业卫生国际论坛”和“安全大讲堂”，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根据青年教师专业特点或岗位特点，选派部分教师到市安监局相关职能处室挂职锻炼，全面参与安全监管和科技服务工作；落实与区县安监局和相关企业的产学合作协议，选派专人与之对接。目前，学院有31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9人，占29％；副教授10人，占32％。部级安全生产专家3名、安全检测检验专家2名，重庆市安全生产专家10名，12名教师具有国家安全评价资质。在国家安监总局、重庆市安监局和行业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下，近4年承担了各类安全工程相关项目30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目4项，省部级科技项目、教研项目20项，承担横向合作项目300多项，完成科研合同金额达1200多万元。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在国内外发表科研、教研论文100多篇，其中国际论文30多篇，SCI、EI、ISTP等收录和检索50多篇。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在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
1.构建适应安全工程专业发展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
“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是以服务安全工程专业建设和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重庆市安监局为主要政府依托，安全工程学院为主要载体，整合重庆市安监局和主管行业的政策、行政资源，联合高危行业企业，构建联合办学协作体系，共同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实现了政校企优势互补、互动双赢的运行格局。目前，产学合作、联合育人的机制已步入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2.依托“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打造独具特色的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平台
学院先后与国家安监总局、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开展合作办学，成立了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安科院重庆分院、中国科学院重庆安全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中心、重庆市交通安全研究所、正在建设部级职业危害实验基地等科研机构；建有国家二级安全培训基地、国家甲级安全评价机构、重庆市安全标准化评审组织机构，注册安全工程师协会、安全文化协会、爆破协会也挂靠在学院。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政府决策咨询为一体的特色人才培养平台，不仅为行业企业提供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为政府安全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还为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实习实训基地，为安全工程专业教师提供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良好平台。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应用成效
1.为重庆建设全国首个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09年，国务院、国家安监总局决定在重庆建设全国首个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进行推进。实施“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打造高素质安全生产人才队伍，是建设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的重要内容。近几年，通过安全工程专业“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安全生产管理和技术人才，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市全国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建设和“平安重庆”建设。
2.有力地推动了安全工程专业的跨越式发展
依托重庆市安监局等政府部门和企业，走“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道路，形成了完备的安全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在实验室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学科建设、师资建设、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建成了2个国家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省级重点实验室、4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安全工程专业实验室，成立了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3个科研机构，启动了国家职业危害实验基地建设，拥有国家安全评价甲级资质和安全培训二级资质。安全工程学科已成为重庆科技学院乃至重庆市高等学校最具发展潜力和实力的特色学科。
3.为提高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保障
通过协同办学，安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更趋合理，人才培养过程更加优化、有效；通过建立政校企互动机制，师资队伍的科研能力、教学水平显著提高；通过多渠道投入机制，实验、实习及工程训练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为鼓励学生成长成才，市安监局和市教委在学院设立了300万元的“安全工程奖助学金”，部分企业在学校设立了多种奖学金；为推进学生就业，市安监局专门发文，向监管企业和单位推介应届大学毕业生。近年来，安全工程专业学生多次参加省级以上的各类竞赛活动，40余人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5个校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获学校资助；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和计算机二级通过率均在85%以上，升研率达11%；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8%，就业单位涉及安监部门、企事业单位、工程设计、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学院的生源质量也逐年提高，历届安全工程本科专业报到率达到100%，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4.为其他专业的建设与教改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发展途径
安全工程学院作为组建6年的新学院，牢牢把握了安全生产上升为国家战略和重庆市建设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等新机遇，探索和实践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新机制，形成了政校企优势互补、互动双赢的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安全工程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的新跨越。经过6年多的不断发展和内涵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新机制不仅为我校应用型的消防工程专业、安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及其他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办学模式借鉴，还为重庆市同类高校如重庆交通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重庆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和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安全工程本科专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定期指导办学。
三、展望
实施“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有效地改变了当前工程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实践证明，依托政府和企业，“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是安全工程专业建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保证和最明显的特色，也是高质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的成功实践，为国内同类高校以及我校进一步开展相关专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作者：王文和 邹碧海 徐茂 刘春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安国.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研究[J].中国地质教育，2012（4）.
[2]张瑾.工程教育“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12（11）.
[3]全国高校安全工程专业学术年会委员会.第23届全国高校安全工程专业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C].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3
一、编辑与国家文化安全
编辑一词，有两层含义：用作动词时，指对资料或文稿按一定要求进行策划、整理、加工；用作名词时，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本文主要探讨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即其名词范畴。说到编辑，人们会很自然地将其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文字是文化的一种书写符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地看，很少有文化能脱离文字而得以流传，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历时五千年流传至今，得益于文字——汉字的贡献，其中文字从业者——编辑功不可没。孔子可谓是最早的“编辑”，由他编辑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盛传至今，成为我国学术文化的源头。由此可见，在文化的传承中，编辑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从整个文化生产的过程和传播方式来看，编辑是当代文化生产的组织者与设计者、优秀文化传播的引导者和选择者、文化传承积累中的呵护者与发现者。文化，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复杂概念，它包含太多的内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立国之本。无论全球化发展势头多么强劲，各个国家的个性——文化依旧散发着其独有的光芒。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文化安全、尤其是国家文化安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构成。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也就是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没有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的构成有：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12个构成要素。由此可见，文化安全是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国家文化安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这些恰恰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民众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常涉及的领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软保障”。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主席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由此拉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序幕。正如《愿景与行动》所言，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当然，“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一带一路”贯穿了欧亚非三个大陆，其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广大的腹地国家，几乎涵盖了大半个地球。“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它通过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由涉及的内容看，民心相通主要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联系，更多地体现着社会文化特征，确切地讲，其涉及的恰是文化安全问题。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称为“社会遗传”；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入另一个社会时，则可称为“文化扩散”。前者，我们称之为传承；后者，我们可称之为传播。“一带一路”沿线途径中亚、西亚、俄罗斯、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印度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延伸至欧洲，不难看出，其间各种文化有传承，但更多的是传播。“一带一路”沿线激荡着活力，给世人提供了充满想象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但其中也充斥着难以预期的风险和挑战：战乱频仍的中东、西亚、北非，深受“IS”影响的东南亚，极端势力和“三股势力”活跃的中亚，深陷“叙利亚难民”之苦的欧洲——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各异的价值观和信仰，亦各有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当然，此处的“生活方式”是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相对应的狭义的生产方式，而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是生活方式的广义范畴，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它是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是个人内在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外化，也是社会外在风俗习惯的个体性活化。随着地球村的形成、现代网络通讯的普及，各种文化的交往、交流、碰撞势在必然，国家的主流文化将受到直接影响。可以说，一定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导主流文化的导向。“一带一路”建设使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使各个国家的民众交流交往更加便捷，同时，各种价值观也相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汇聚、碰撞，其结果一定会带来富含促推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活动力，当然其间也难免掺杂着污泥浊水。在信息爆炸式传输的当今时代，少有国家能完全屏蔽这些污泥浊水，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沿线国家民众受到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似是在所难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将更为深远。对我国而言，这种文化的碰撞、冲击必将干扰我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对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三、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家文化安全
党的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认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里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共同点是“开放”。就好比河渠中久闭的闸门，一旦打开闸门，河渠中的水流会连同泥沙一股脑儿地涌入河道，此时，如何取舍，将是控制闸门的人艰难选择的过程，取精弃糟应是基本原则。那么，何为精、何为糟，如何取舍？这就需要“控闸人”有一双善于甄别的眼睛，期刊编辑有类与此。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开放”将逐步深化，不同意识形态必将交揉错杂，其间的冲突和斗争会不时闪现，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会不失时机地利用我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大开的“开放”之门实施对我的“西化”“分化”，对各种传播媒介的争夺将成为各方斗争的焦点。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媒介中的特殊一员——受众范围有限、出版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却能够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我国社科研究成果交流、展示的平台，是体现我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理应成为主力军、成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排头兵：社科学术期刊就如河渠，作者投来的稿件恰如渠中水流与泥沙的混合物，编辑便是那“控闸人”。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对不同的多元文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意识形态，守好社科学术期刊这个平台是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编辑有双重社会角色，是作者与读者的枢纽，既有意识地选择文化，又全方位地传播文化；既广泛捕捉信息，又严格筛选信息；既以编辑作品影响读者，又接受读者检验。说到底，编辑就是文化传播的中介和桥梁，编辑的选择、判断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社会需求，就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且能够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文化的缔造。故而，编辑、尤其是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在选稿、出刊过程中，要如党的报告所说的，“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带一路”建设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人员的交往、人们思想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的交流亦将更加便捷、通畅，随之而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也将是空前的，其时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编辑的把关作用愈益明显。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纪律性很强的工作，编辑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有较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社科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应如此，在工作中要时刻以国家利益为上、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动力。因为，编辑工作的产物是一国文化得以形成的源泉和基础，更是一国文化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当今市场经济对文化事业干扰极强的形势下，编辑能否担负起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对于引领我国主体文化的方向、优化和稳定我国文化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以为，在“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深化的当下，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要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提高思想认识。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要时时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学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党的精神，直面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要求，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对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也。思想认识到位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才更清晰，方向才更明确。
（二）拓宽学术视野。编辑，无论其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涉及的学科门类，他（她）首先必须是个“杂家”，社科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应如此，即应学识广博。社科学术期刊编辑既要懂得本领域的相关理论、又要纵览延伸学科的知识，既要随时了解当今时事、又须掌握历史演进过程，同时还要学点儿哲学，考虑问题时多点儿辩证思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社情也是千差万别，期刊编辑对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越深，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路将越清晰，编辑工作也将越得心应手。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4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凡事都有因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资企业表现出来的野蛮行政禁令，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国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资跨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自信与畏惧感。2008年9月15日由于次贷危机加剧而不得不宣布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在美国引爆了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从那以后，与全球市场疲软相向而行的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市场）的投资开始急剧增加，中国也由此取代了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尤其在通讯技术领域，中资企业从3G时代的跟跑、到4G时代的并跑、再到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为首的中国通讯公司终于实现了技术领跑。这也许正是昔日霸主美国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这才以莫须有的借口宣布了芯片出口禁令。客观地讲，虽然中资通讯公司在5G技术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目前市场上各种硬件的芯片却大多被美国公司所垄断。美国政府宣布的芯片出口禁令对于中兴通讯公司无异于釜底抽薪，而美国不惜牺牲自己芯片市场份额为代价企图把中兴扼杀在5G时代的摇篮里，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真的急眼了，非常害怕中国企业在5G时代全面领先。
（四）中兴事件对于中国科研发展的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行各业中一直弥漫着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回首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在此思想下催生了一件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现在依旧历历在目。1980年9月26日，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成功实现了首飞。由于后来轻信了与美国麦道航空公司的所谓合作，放弃了运10的自主研发，导致中国的第一次大飞机研发胎死腹中。直到30多年后的2017年5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在浦东机场首飞成功，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研发才重新步入正轨。上世纪90年代初，联想公司曾经在公司发展战略上面临关键的抉择。时任联想董事与总工程师的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全力研发“中国芯”，坚定走技术路线。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不应该在研发上浪费钱，芯片造不如买，对于企业利润才是最重要的。最终倪光南出局，联想ASIC芯片等项目中止，联想从此走上了专注贸易加工的不归路。中兴事件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有望扭转过去几十年“造不如买”的思想，从而达到对独立自主搞研发思想的高度统一，促进中国各行各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市场稳步迈进。
（五）独立自主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
中兴事件爆发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改革开放之前，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思想，中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记录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自主研发。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外国技术封锁，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出了一大批国之重器：中国空警-200、量子通讯技术、北斗导航系统、第四代隐身战斗机J20、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国产航母等。“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说：“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不仅是中国的军用领域，在中国的民用领域同样如此。2008年以前，中国“红外探测器”全部依赖进口，美国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2009年开始，高德红外开始致力于国产研制与批产化。2014年，高德红外完成了国产自主红外芯片的研发及批量化生产，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成立了不少汽车合资企业，然而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却是从2004年开始自主研发新能源技术的比亚迪，就连汽车工业的老大哥奔驰也跑来中国主动寻求与比亚迪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无数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被别人掐脖子的危险处境。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升级中国的产业能力，占据高端产业链，掌握话语权与定价权。
二、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中兴之痛”
中兴事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引发巨大的社会思潮，在于这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件能够引发中国人痛定思痛的去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的催化剂。中兴事件的发生虽然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单单的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其背后所产生的威慑程度才是需要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能够被一个政府禁令威慑到其生存，根本原因还是太过于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自身的研发水平跟不上企业高速发展的步伐。不仅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在中国的高校当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中兴之痛”。目前高校的教育科研对于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此现状是多种情况综合产生的。有中国高校学术界“崇洋媚外”的心理因素造成的，有中国自主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相对国际化程度不够高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中国高校的职称与论文评价体系重洋轻中的体系因素造成的。笔者对目前近20年里中国引进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整体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国外期刊数据库的数量、价格、合同条款和服务分别进行了总结归纳。
（一）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引进数量
目前来讲，中国各大高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经费超过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这种现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有效改变。而与美国公司在芯片产业的垄断地位相似，在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行业美国公司也长期保持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美国EBSCO公司、美国ProQuest公司、美国JohnWilley公司、美国CengageLearningGale公司、美国JSTOR公司、美国LexisNexis公司等[14]。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2017年的统计数据，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从1997年引入到中国开始的前几年发展较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开始急速增长。直到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一增长趋势才开始逐渐放缓。2010年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措施见成效，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又引来小高峰。到2016年为止，整整二十年时间内，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从1个增长到了140个，涨幅非常惊人。
（二）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垄断价格
由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目前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国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不得不被迫接受高定价。2016年中国引进140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花费了近13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使用费高达一千万人民币[14]。这个价格还仅仅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当年的访问与使用下载费，第二年要想要继续使用的话必须续费，而且这个续费的费用还在以近10%的涨幅每年递增。值得注意的是，10%的年涨幅不仅远远高于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约2%的年涨幅数据，更是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近7%的年涨幅数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涨幅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短期来看，中国高校面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这种高定价与高年涨幅的“双高”不合理窘境难以改变。
（三）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霸王条款
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在与中国各大高校签订具体商业合同的时候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这也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谈判专家组与这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进行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14]目前在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高校一千多所，类别繁多，包括985大学、211大学、普通本科大学、独立本科大学、高职高专学校。这些高校的经费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985高校拥有雄厚的经费，而一些高职高专学校的经费就少得可怜。同样的，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客观存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程度不统一的状况，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对比较欠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倾向于以中国发达地区高校的985高校的购买价格为标准,来推广给中国的其他地区的高校，不情愿考虑地域差异与高校类别不同的区别。除此之外，中国高校在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没有选择，基本上只能以包年包库的方式进行购买，无法按照具体使用量或下载量来付费。
（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糟糕服务
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统计，高校图书馆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服务有很大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交流培训、平台使用、售后服务这三大方面。首先是交流培训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是只关心签合同卖钱，卖完等于完事，缺乏长期面向高校开展专业的培训活动，即教在校师生如何使用数据库，尤其是宣传、推广、培训活动这些做得不够到位。其次是平台使用的问题。根据高校图书馆的反映，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平台响应较慢。比如工程索引数据库（EI）在访问的时候体验较差，服务器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无法访问或响应速度极慢的情况。最后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人员经常出现变动，导致很多时候不能对访问使用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部分中小规模高校反映的访问使用问题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得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方面的反馈，明显不被重视。
三、有效解决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中的“中兴之痛”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兴事件注定成为本世纪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此事件的影响也必然异常深远，其背后的真正博弈不仅仅是公司与公司的对抗，而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弈。最终的胜负不仅关系到通讯技术行业、芯片行业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与格局，更关系到中美两国各个层面产业链的再平衡，甚至关系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与地位。这也是为何在最近多次强调目前世界正处于近百年未有的历史重大变革当中[15]。总书记说的比较委婉，直白一点的意思就是：此役之后，中国将重新主导世界的发展与国际秩序。在此激烈斗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科学研究的信息化资源体系建设的高地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去争夺的阵地。针对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在中国垄断地位的情况，中国的各类高校、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也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这一不合理的不利现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笔者也尝试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决上文所提到的问题。
（一）团结壮大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中国各类高校如果有意向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该积极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迅速壮大组织规模，团结一心，一致对外，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谈判权。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经在2016年高调在美国投资建厂，却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被美国工会搞得很没有脾气。假如中国的高校能像美国工会这样团结在一起，相信一定能够让曾经趾高气昂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们头疼一阵的了。
（二）加大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的谈判力度
毫无疑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值得肯定，而在有些方面依然可以有更大的谈判空间。首先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的年涨幅平均在10%左右，但是数据库每年进行更新的数据量并不能保证比上一年增加10%，甚至有的数据库更新量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因此10%的价格年涨幅并没有实际的数据支持。数据库合同方案应该充分考虑普通本科、高职高专学校、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优惠折扣力度。更理想的一种订购方式是所有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高校作为一个整体来采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然后各大高校根据实际的访问使用量来按比例分摊订购费用。其次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付款方式。由于目前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存在无法正常访问、平台响应时间较慢的问题，可以采用扣除小部分购买费用作为服务押金的方式，在完整合同年执行完毕之后根据数据库平台的访问服务实际情况支付尾款。最后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服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应该提供长期、稳定、有效的售后管理服务体系，及时完善数据库平台的统计数据，向高校用户开放统计数据的后台查询权限，为高校的师生提供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来指导如何更加科学有效便捷地使用数据库。
（三）优化中国的高校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
世界上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一个是迷之自信的印度，一个是迷之不自信的中国。著名国家安全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前不久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讲座中表示：“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一种崇洋媚外的不正当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学术界尤为突出”。在当今中国高校的论文评价体系当中，同一篇论文，在外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在中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正是这种不平衡的论文评价体系，让中国的学者们纷纷热衷于紧跟外文科技期刊的研究热点、使用外文科技期刊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甚至为了达到外文科技期刊的发表要求而在其他地方做牺牲。这种削足适履的学术氛围必然造成学术界崇洋媚外的风气。高校里的职称评价体系同样如此，许多高校在评选教授的条件中硬性要求必须有留学或者访问学者的经历。如此可笑的评价体系岂不是让中国本土培养的伟大核物理学家于敏再世也无法评上教授了？霸权在手的美国到处喊“美国优先”而毫无违和感，那是因为“美国优先”代表了美国本国的利益。在中国高校里面喊“美国优先”却是为哪般，难不成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四个职称称谓当中有三个含有“教”字，讲师的中心词也是“讲”，而高级职称当中的教授与副教授除了要“教”之外还要会“授”，正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两千多年前，孔子等诸子百家游学四方，宣讲自己的学说，从来没有忘记“教”与“授”的重要性。而在当今的职称体系之下，不少高校的教师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甚至连课都不愿意教，却凭借取巧发论文、蹭课题，堂而皇之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不能不说是目前教育行业极大的悲哀。“论文至上”指导思想下的中国高校的确在论文数量上出现了大爆发，甚至发文数已经雄踞世界之首。然而这么多论文当中有多少是东拼西凑、模仿抄袭、为了论文而写论文的“垃圾论文”呢？也许我们从最终的论文—成果—应用转化率上可以得到答案。人的行为是因目标变化而改变的，在这个中华崛起的最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自信应该在教育界形成普遍共识，早日优化中国高校的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也就势在必行。在2018年5月28日的两院院士会议上的讲话高屋建瓴，为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与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曾经说过，中国要走向富裕、走向发达、走向现代化，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近在考察烽火集团有限公司的时候也再次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靠自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根本法则，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这条路必须走。目前三大老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均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中国知网，仗着在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比较垄断的地位，学着外文期刊数据库那样每年都在疯狂涨价，年涨幅达到10%左右；而在期刊内容建设与服务上面却有点不思进取，平台界面的操作性与导航分类等实用性功能依旧大而不精。重庆维普与万方从市场格局上有效打破了中国知网的市场垄断，在内容上也收录了不少中国知网没有收录的期刊，填补了缺口与空白；与高校合作的价格保持稳定，没有像中国知网那样每年都肆意涨价；某些操作界面的友好度与实用性超过中国知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重庆维普与万方的收录期刊有不少存在的现象等学术不端正行为；此外在某些数据比如影响因子、某些描述比如是否为核心期刊的归纳总结上存在低级错误。笔者认为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这三家期刊数据库商业化氛围过于浓烈，而学术化氛围有待加强，距离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万方收录中某些期刊存在的圈钱行为，笔者有两个有效解决方案。以万方收录的《青春岁月》为例，此刊物为旬刊，每年发36期，可是每期杂志居然厚得像一本书一样有近300页。此刊物大部分收录的论文都是两页甚至一页的快餐文。高校可以加强制度建设来杜绝此类现象的大量存在:(1)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对于无法提供对公汇款凭证的不予报销。(2)规范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一到两页的快餐文不予认定科研成果。值得肯定的是，目前中国部分顶尖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有效探索，纷纷建立了大数据知识资源中心、知识服务平台及服务体系。北京大学推出了“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复旦大学了“社会科学数据平台”、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机制与平台”、中国科学院创建了国际专利检索服务平台，融合了汤森路透国际专利数据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涵盖108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超过9000万条数据。此外，中国科学院还设立了中国开放获取科研知识云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平台（ChinaXiv）。在这场战役当中，国家的意志与力量不可或缺。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的要求。同年9月，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配合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这是一项由国家投入的公益工程，由国家免费向公众提供学术资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在国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家研究机构落地使用,有力促进了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有力推动了文化“走出去”。
（五）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
就像拥有大量优质的商户支撑起了走向世界的淘宝，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因为没有大量优质的中国科技期刊就不可能建成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所以，中国的顶尖高校可以尝试带头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让中国的一批优秀学者们在中国的大学科技期刊上就能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论文。复合材料研究方面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创刊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8年前录用自亚洲的稿件只占15%，该数目至2015年却达到76%；1999年中国发表了19936篇SCI论文，其中38%发表于中国期刊，2016年中国发表了290600篇SCI论文，其中只有8.8%发表于中国期刊；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而中国的贡献在亚洲地区又是最多的。但让人感叹的是目前中国没有出现顶级科技期刊。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在国外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能够转向投稿在中国的顶尖科技期刊上，那么，国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然下滑而中国顶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此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建设目标当中，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高校走在了前列。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建设并运营“北京大学期刊网”，承担北京大学各种学术期刊的出版、保存、展示与宣传工作。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5
关键词:物联网；智能终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面向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办公等应用场景的物联网智能终端也迅速发展起来，广泛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之中。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2019—2020年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突破12亿，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已经成为物联网第一大国［1］。然而，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传统终端不同，物联网智能终端种类繁杂、安全防护性弱，普遍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灾区，不仅对企业和个人的隐私、财产甚至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国家安全也构成了严峻挑战。分析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的现状及根源，研判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对国家安全威胁影响，形成强化物联网领域国家安全的思路办法，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对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发展现状
(一)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事件多发频发
在物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物联网安全事件频发，据Gartner调查，近20%的企业或相关机构在过去三年内遭受了至少一次基于物联网的攻击［2］。2019年4月，安全研究者披露了可能是迄今最为严重的物联网摄像头安全漏洞，受影响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200万个，来自包括HiChip、TENVIS、SV3C、VStarcam、Wanscam、Sricam、和HVCAM等多个摄像头厂商，该漏洞可能使黑客能够访问监视摄像机，监视和操纵视频源或植入恶意软件［3］。2020年6月16日，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JSOF公开了19个严重影响TreckTCP/IP协议栈的0day漏洞(又名“Ripple20”)，全球数亿台物联网终端设备，小到家用打印机、摄像头，大到工业控制系统和楼宇自动化设备，都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这一漏洞涉及医疗、航空、运输、家用设备、企业、能源、电信、零售等行业，众多世界500强的公司，如惠普，施耐德电气，英特尔等，都深受其害［4］。2020年12月，美国FBI公告称，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劫持安全性较弱的智能设备，包括具有视频和音频功能的家庭监控设备，进行swatting攻击［5］。
(二)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成为研究热点
早在2014年9月，工信部电信研究院《2014年物联网白皮书》，预见性地指出，物联网安全将成为未来热点［6］。2017年12月26日，中国首部《物联网智能终端信息安全白皮书》正式，至今已连续4年。中国学术界对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的研究热度也在持续升高，截至2021年3月18日，在中国期刊网以“物联网+终端+安全”收索篇关摘(篇名、关键词、摘要)，共获论文2752篇，年度分布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如图1所示)，其主题包括智能家居、监控系统、车联网、传感器、隐私保护、安全管控等。随着物联网快速发展，其安全问题也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2019年7月，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物联网感知层网关安全技术要求》《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物联网感知层接入通信网的安全要求》等5项国家标准。2021年1月，工信部就《物联网基础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到2022年初步建立物联网基础安全标准体系，到2025年推进形成完善的物联网基础安全标准体系［7］。
(三)各国高度重视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
万物互联时代的智能终端安全威胁，已经从单一的信息安全扩展到民生安全、经济安全、城市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8］。2016年10月，美国域名解析服务商“动态网络服务公司”的物联网设备被“未来”恶意软件攻击，导致美国主要公共服务、社交平台、民众网络服务瘫痪。为此，美国国土安全部紧急于2016年11月15日了《保障物联网安全战略原则(1.0版)》，其部长杰伊•约翰逊表示，“保障物联网安全已演变为国土安全问题”［9］。2018年10月，英国政府针对物联网设备制造商了一项新的自愿行为准则，旨在确保智能家居设备、智能摄像头、可穿戴设备和联网玩具等物联网终端设备免受外部攻击和数据泄露［10］。2020年9月3日，澳大利亚政府《实践准则:为消费者保护物联网》，提出“实施漏洞披露策略”“确保实施个人数据保护”“确保通信安全”等13项基础原则［11］。2020年9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0年物联网网络安全改进法案》，明确终端设备安全性是对国家安全的新兴挑战，要求将终端设备引入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前必须解决网络安全问题［12］。2020年11月，欧盟网络安全局了《物联网安全准则》，涵盖了整个物联网供应链，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整个物联网生命周期，为构建、部署和评估物联网技术提供安全指南［13］。
二、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主要根源
(一)防护体系尚未形成
在系统层面，传统的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是建立在Linux和Windows两类系统之上的，而由于物联网终端设备往往追求小型化、轻量化甚至迷你化，导致其电源、性能及相关硬件资源极为有限，只能采用UClinux、Freertos、Openwrt等嵌入式操作系统［14］，有的甚至是非标准的定制系统，致使传统网络终端安全方案无法与其适配;在协议层面，目前物联网普遍使用ZigBee、NB—IOT、4\5G等通信协议［15］，这些协议在互联网上很少使用，传统网络安全策略也难对其有效覆盖;在应用层面，物联网智能终端的应用程序不仅要与云端通信，甚至要与其他设备直接进行数据交换，整个应用链路需要多重安全管理，如设备身份认证、硬件加解密、OTA升级等，环节越多风险越大;在数据层面，物联网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会产生大量数据，比如生物信息数据、用户行为数据、运动轨迹数据、地理环境数据等等，这些数据的产生、存储、传输、处理、应用等过程涉及用户、设备和云端资源的复杂交互，建立完整有效的防护策略和安全架构，防止数据被恶意盗采、泄露、篡改、销毁，是对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的重要挑战。
(二)攻防实力对比失衡
首先，由于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种类繁杂，更新速度快，缺乏完整的共用安全体系，尤其是对新型产品而言，其安全防护开发需要企业独立承担，这对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而言是一项巨大的附加成本。据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公布的数据显示，所有物联网终端中，80%的设备存在隐私泄露或滥用风险，80%的设备使用弱密码，70%的设备的网络通讯没有加密，60%设备的web界面存在漏洞，60%设备的软件更新未做加密［16］。其次，大部分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源于对传统电子电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例如智能电视、智能冰箱、智能照明等，相关企业往往重点关注“物联网+”对其产品的赋能作用，但却忽视了随之而来网络安全问题，或者说在安全观念和技术能力上无法满足安全防护要求。例如，根据网络安全公司PaloAltoNetworks研究显示，医院中83%互联网医学成像设备运行在过时的软件上，即使这些软件包含黑客可以利用的已知漏洞，也无法更新［17］。最后，反观网络进攻一方，全球的网络黑客已经将目光聚焦到数以亿计的近乎于“裸奔”的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上，通过入侵这些网络终端设备窃取数据、传播病毒、发起网络攻击等。根据NETSCOUT在2018年下半年的威胁情报报告显示，物联网设备一旦连接到互联网就会受到攻击所需的平均时间仅为五分钟［18］。
(三)短板效应防不胜防
物联网是传统互联网的一种延伸和拓展。然而，以计算机为主要终端的互联网，其网络行为主体主要是人，计算机只是人的行为工具;而物联网中的行为主体则主要是各种智能设备，这些设备普遍具有自主能力，可以通过物联网自主进行设备间的信息交互和操作控制。类型多样、规模巨大的网络终端链接成一个庞大的、动态的、复杂的物联网系统，任一接入这一系统的智能终端都会对整个物联网以及互联网产生安全影响，任何微小的节点都有可能成为发动网络攻击的起点，终端设备的“技术最短板”决定了整个物联网的“安全水位”。例如，2017年北美一家遭受一起网络攻击，黑客利用该的一个连接互联网的智能鱼缸，入侵到内部网络，找到了网络中的其他漏洞，从而对系统进行攻击，并利用鱼缸把数据传回位于芬兰的一台设备［19］。当前，许多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制造企业尚在消费级物联网部署的初期，都会将安全性作为低优先级的考虑因素，很难付出额外的精力投入在安全能力研发上，更不会考虑具体产品如何与整个安全系统对接，致使安全漏洞频出，严重拉低了整个网络的安全水平。
三、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对国家安全威胁影响
(一)个人生物信息恐被窃取利用
目前，大多数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都使用了生物身份识别技术进行用户登录和设备管理。与传统口令密码不同，指纹、声纹、人脸、虹膜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且不可更改，一旦被窃取，其后果不可逆转。2019年，在一个名为“Genesis”的网络犯罪市场上，有6万多组全数字指纹被公开销售［20］;2021年2月26日，公安部信息称，2020年全国破获窃取和贩卖人脸数据案件2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0名［21］。个人生物信息一旦出现大规模失泄，犯罪分子和敌对势力便可利用其接管相关设备和网络，不仅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更关键的是，金融、电信、能源、交通、医疗等所有涉及网络和终端设备的领域都将面临巨大安全挑战，并由此可能引发社会恐慌。
(二)社会生产生活恐受严密监视
物联网智能终端数据采集能力非常强，小到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话筒，大到智能汽车、无人机，都配置有图像、声音、位置等信息采集功能。这些智能终端及其数据一旦失管失控，它们将成为敌对势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我生产生活将遭受严密监视。2019年7月，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亚马逊、谷歌和苹果的智能音箱存在严重的隐私侵犯问题，一份安全报告甚至披露亚马逊雇佣了数千名审计员来收听智能音箱Echo用户的语音记录［22］;2019年12月，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控制家用摄像头案，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遭破解，用户隐私惨遭泄露［23］;当前，众多新型汽车安装有GPS、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在行驶过程中实时采集道路以及周边的环境信息，据不完全统计，特斯拉汽车自动行驶一天，将有3.9G数据上传至海外服务器［24］。显然，物联网智能终端的广泛使用已经对国家安全保密工作产生严重冲击。
(三)国家基础设施恐遭跨网袭击
关系国计民生和公共安全的国家基础设施历来是敌对势力攻击的重点。2019年3月，委内瑞拉遭受网络攻击，包括首都在内的18个州电力中断，持续超过24小时，导致地铁无法运行和大规模交通拥堵，机场、医院、移动网络等基础设施均受到极大影响［25］。2019年4月26日，黑客袭击了色列国家供水系统，致使数百台机器同时崩溃，并企图将水氯含量提升到危险水平［26］。当前，我国金融、电力、水利、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控制已经实现信息化和网络化。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这些领域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一些新型物联网智能设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个人物联网智能终端被带入工作场所甚至接入工作网络的情况。这些安全性较低的智能终端，无疑是网络防护“大堤”上的“蚁穴”，成为敌对势力对我核心网络和关键系统进行入侵攻击的通道和跳板，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四)虚拟网络攻击恐变物理杀伤
连接互联网的物联网智能终端在成为网络空间新门户的同时，也成为了通过虚拟世界操控物理世界的新媒介。2020年7月，腾讯研究报告称，黑客可远程控制设备充电行为，造成元器件烧毁甚至爆炸等严重后果，影响全球数亿台相关终端设备安全［27］;2020年9月，以色列推出新型反无人机系统，可以入侵目标无人机控制网络，“接管”其飞行活动和攻击行为［28］;2020年10月，研究人员成功演示通过入侵广告牌来误导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碰撞［29］。从智能医疗器械、智能交通工具到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工业机器人，物联网智能终端作为物理实体，普遍具备威胁人身安全、破坏生产生活的潜在能力。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一旦成为敌人对我实施远程攻击的武器，并从体系内部对我核心部位进行物理打击，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极其严重。
四、维护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的思路举措
(一)加强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技术研发
强化计算、存储等通用芯片自主可控，尤其要提升安全芯片、通信射频芯片和身份识别芯片等核心安全部件的国产化水平，确保底层硬件安全;发展物联网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全验证、分级控制和漏洞检测技术，加紧传感器访问控制、接口管理、移动通信加密等技术研发，确保应用层软件安全;加强物联网智能终端数据防护，创新本地用户数据访问管理技术，强化云端用户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信息层数据安全。
(二)建立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认证制度
针对不同智能终端类型的安全风险特点，按行业分领域细化安全能力要求和安全检测标准;设立智能终端安全认证权威机构，负责相关产品的安全测试、鉴定和认证管理;实施安全风险一票否决制度，对未获安全认证许可的智能终端设备一律禁止销售、使用;推动安全认证由终端产品向供应链上游发展，系统防范安全风险链条;建立认证标准、检测手段、等级管理、产品清单等动态发展机制，不断完善安全认证体系。
(三)规范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使用管理
严格规定党政军核心涉密人员、院校企业科技研发人员、重要基础设施运行维护人员等使用智能终端保密要求;对政府机关、军事单位、涉密企业、科研机构等采购、使用智能终端设备施行安全等级管理和备案审查;完善重大活动安全保密制度，加强对活动现场音视频设备的安全检查，严禁人员佩戴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设备参加涉密活动;建立涉密单位智能设备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升级维护。
(四)完善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法规体系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6
关键词:物联网;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这一名词最早在1991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KevinAshton教授提出。自2009年8月总理提出“感知中国”以来，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物联网在中国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2011年5月，工信部《中国物联网白皮书(2011)》，该白皮书认为:“物联网是通信网和互联网的拓展应用和网络延伸，它利用感知技术与智能装?对物理世界进行感知识别，通过网络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挖掘，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达到对物理世界实时控制、精确管理和科学决策目的。”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刘云浩教授认为物联网具有三大特征: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以及普适服务智能化。目前，我国物联网技术适用领域广泛，应用范围几乎覆盖各行各业。例如城市管理，(包括智能交通(公路、桥梁、公交、停车场等)、智能建筑(绿色照明、安全检测等)、文物保护和数字博物馆、古迹古树实时监测和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等)、智能家居、手机二维码、定位导航、现代物流管理、食品安全控制、零售、智能医疗、防入侵系统等。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物联网终端将达到数千亿个。物联网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着许多法律上的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物联网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的部分，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物联网信息安全概述
物联网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制约。网络信息安全主要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可审查性。结合上述五个基本要素的要求，可以从物联网目前的主流体系架构，分别从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分析:
(一)感知层的安全问题
针对RFID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物理攻击、信道攻击、伪造攻击、假冒攻击、复制攻击、重放攻击以及信息篡改等。针对无线传感网的安全威胁。无线传感网是感知层重要的感知数据来源，在物联网M2M模式下，如智能电网和智能交通等，感知信息包括国家、行业或个人的敏感数据，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目前，针对无线传感网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网关节点捕获、普通节点捕获、传感信息窃听、DOS攻击、重放攻击、完整性攻击、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Sinkhole攻击、Sybil攻击、Wormholes冲动攻击、HelloFlood、确认欺骗以及海量节点认证问题。针对移动智能终端的安全威胁。随着移动智能设备的迅速发展，以移动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设备将是物联网感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其可能发动恶意软件、僵尸网络、操作系统缺陷和隐私泄露等安全问题。2016年10月21日，美国遭遇史上最严重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美国东海岸出现了大面积断网事件，造成包括Twitter、Spotify、Netflix、Github、Airbnb、Visa、CNN、华尔街日报等上百家网站都无法访问。此次“断网”事件是由于美国最主要DNS服务商Dyn遭遇了大规模DDoS攻击所致。调查分析认为，攻击来源于Mirai病毒，成为发起攻击的“僵尸节点”。主要操控的是路由器、DVR或者WebIP摄像机、Linux服务器以及运行有Busybox的物联网设备等。
(二)传输层的安全问题
物联网的特点之一体现为海量节点和海量数据，这对传输层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面临海量、集群方式存在的物联网节点的数据传输需求是，很容易导致网络堵塞，产生拒绝服务。同时物联网传输层存在不同架构的网络需要彼此互联互通，因此传输层可能存在异构网络跨网认证等安全问题，将可能受到DoS攻击、中间人攻击、异步攻击和合谋攻击等。
(三)应用层的安全问题
在物联网应用层的某行业或某应用必然会收集用户大量隐私数据，例如其健康状况、通讯簿、出行路线、消费习惯等。
二、物联网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一)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涉及不同的主体时，存在着不同的法律问题。就个人而言，主要涉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2017年10月，搭载NB－IoT物联网智能锁以及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奇点”系统的共享单车ofo小黄车，在4．0时布会上表示，其技术已经实现了通过对用户特征、车辆位置、骑行轨迹、速度、市场、地域等精密数据进行分析，并具备预知用户出行需求功能，比如城市高峰堵车路段、公交路线规划较少的线路等。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ofo小黄车为数以亿计的海量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精准服务，满足了智能生活的需要，但通过分析骑行轨迹和行车时间等数据，单个用户的住址、办公场所、经常出入的酒店饭店等隐私信息都会暴露，不排除有商家会利用小黄车分析得出的信息进行精准营销。此外，微信中提供的朋友圈分组可见、照片实时位置显示、微信运动的时间和运动轨迹、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等功能，都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信息泄露，目前已经出现大量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的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这意味着物联网时代个人的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在将面临更大危机。
(二)造成企业财产损失
就企业而言，由于物联网以RFID技术为核心，企业的竞争对手可以很方便地通过被标记产品远程收集企业的供应链数据，并以此进行数据分析，可能会造成企业商业秘密的泄露。此外，信息保护问题事关企业实体财产安全。例如，在使用RFID标签的无人超市中，黑客可以通过篡改商品标签上的电子代码EPC(e-lectronicproductcode)来修改商品价格，以极低的金额购得商品，使企业不可避免地遭受财产损失。
(三)危害国家安全稳定
同时物联网普及后，其安全问题也会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最典型的物联网安全事件，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主要机场的电脑网络遭遇网络攻击、以色列电力供应系统遭受历史最大规模的网络侵袭、德国核电站负责燃料装卸系统遭受攻击以及乌克兰再次因黑客攻击导致电力中断等事件。这些针对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动的物联网攻击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对我国而言，该问题尤为严峻，尤其是在涉及能源、金融、交通、教育、科研、水利、工业制造、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等部分。此外，我国物联网中使用的主流操作系统几乎都由美国支配，缺少国产研发的产品。芯片和读写器核心模块有一半以上从美国进口，国内从事高端芯片IC设计研发的公司很少实现创新。实际上，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谷歌(Google)、国际商用机器(IBM)等美国公司正在主导着国际物联网的发展。倪光南院士也多年呼吁:“从网络安全角度，中国要成为网络强国，必须解决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被垄断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物联网是受美国制约下的国际物联网的一部分。相关行业的物联网一旦发生问题，将会对严重影响该行业发挥社会功能，影响国家和经济的有效运行，甚至对国家安全造成破坏性影响。因此，重视物联网的安全问题关系到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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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范文7
【关键词】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管理制度；标准
1引言
人防工程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也是最基础和关键的内容，有助于更好地改善民生、完善城市的功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我们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战略下全面思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防护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严格执行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体系，用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托，使人防工程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后盾。
2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体系发展历程概述
我国为了加强人防工程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定额管理在人防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效能，从人防工程的建设项目评估、项目决策、投资、质量控制、考核评价等方面，对人防工程建设实施全国统一的定额标准，这是一种适用于各类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标准，其中也包括对附建式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定额规定和标准，是一项专项的经济法规性内容[2]，在对我国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编制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编制进程。
2.1初始阶段（1988—1992年）
在这一阶段中，是我国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编制的开端，随着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工程建设的需要，由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正式下文，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的人防工程建设定额，并成立了人防工程建设定额全国编制组，即国家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站的初期阶段。随后，在全国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编制组的群思广益下，开始了对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编制，并于1987年年底最终完成，形成了《人防工程预算定额》，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册中的掘开式工程定额标准、第二册中的坑地道工程定额标准、《人防工程工期定额》《人防工程建设费用项目划分及调整暂行规定》等。基于上述初期阶段的定额编制探索，又编制出了《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三册安装工程、《人防工程概算定额》等。历经艰辛和相关人员的努力，最终整体形成了我国第一部人防工程建设定额，除了《人防工程估算指标》尚未编制，这个定额标准夯实了我国人防工程建设的基础，并为人防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开创了编制条件和依据。
2.2第二阶段（1992—2008年）
我国的人防工程建设在施工技术应用不断提升的条件下，需要对人防工程建设定额加以规范化，以适应人防工程建设的公平有序竞争环境。鉴于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人民防空办公室对第一部人防工程建设定额进行修订和完善，开始编制第二部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以更好地为人防工程建设提供造价依据和参考，促进人防工程建设竞争市场的有序与和谐。在这个阶段中，我国为了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出于国有资金的现实需求，编制了《人防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并由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上报审批后颁发。为了更好地在全国推行《人防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国家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站又根据各个地域实际建设的需求，编制了《人防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以推动各地的人防工程建设。
2.3第三阶段（2009—2013年）
由于我国实际人防工程建设的需要，遵循国家和社会的“平战结合”的方针和政策，我国依照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预留有防护功能的平战转换项目，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防工程建设的现实需求，这项具有防护功能的平战转换项目更具规模，成为人防应急准备的重要举措和任务。对于这些防护功能的平战转换项目，需要拟定和编制相关的平战转换预案，在其平战转换预案中，还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建设经费的预算，以更好地实现防护功能的平战转换项目的建设。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勘察和设计，我国人民防空办公室编制了《人防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费用编制办法》，并于2009年实施。在这个防护功能的平战转换项目的人防工程建设中，出于审核投资估算的编制需要，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又编制了《人防工程估算编制规程》和《人防工程估算指标》，于2012年实施。基于人防工程建设的现实需求，我国于2010年开始对相关的定额进行了重新的全面修编，这些定额内容包括《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一册掘开式工程》（HYD99-01-1999）、《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二册坑地道工程》（HYD99-02-2002）、《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三册安装工程》（HYD99-03-2003），经过修编之后，形成了新的《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一册掘开式工程》（HYD99-01-2013）、《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二册坑地道工程》（HYD99-02-2013）、《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三册安装工程》（HYD99-03-2013），于2013年实施。同时，为了更好地规范执行人防工程建设清单计价，国家人防办公室又编制了《人民防空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RFJ03—2009）和《人防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在2013年之后，国家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站从维护管理的角度，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预算定额》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并拟定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预算定额》大纲，并于2014年编制完成并实施。由上述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完善进程，它是根据国家人防工程建设的需要，对人防工程建设全过程不同阶段的造价计价的补充和完善。
3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的主要特征分析
我国的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主要使用统一的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以及配套的费用定额，依据其计算规则实现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实施，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人防工程建设经费的节约，更好地规范了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其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对我国人防工程施工现场的实际勘探和测量，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通过这些真实可靠的实测资料，可以成为我国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的消耗量标准参考和依据。2）在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的消耗量规定中，可以真实地反映人防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损耗，而非估量损耗值。3）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的消耗量符合科学的标准，反映了合理的水平。4）在《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一册掘开式工程》中的支护子目和降水子目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对其他行业来说具有引用价值和功能，并在建设定额的空白处填补了重要的一笔。5）在《人防工程预算定额第二册坑地道工程》的内容之中，还可以对军队和粮食等系统行业所引用。6）人防工程预算定额体系充分反映出防护的实际要求，具体体现在：（1）掘开式工程中，由于要使用大量的混凝土和钢筋，人工费占直接费的比例较小。（2）在坑地道工程中，由于掘进的断面较多，因而其人工费占直接费的比例较高。（3）在安装工程中，由于其施工环境相对封闭，因而要增加更多的人工消耗量。
4人防工程建设定额的管理制度研究
4.1建构和完善人防工程配套的定额管理制度
我国的人防工程定额管理推行三级管理体制，分别负责指定区域的定额站或工程部门。在这三级管理体制下，它们分别履行以下职责：（1）国家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管理站。负责对全国统一的人防工程定额和费用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负责拟定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管理方面的制度及具体办法；负责对人防工程定额相关问题的解释及仲裁；负责对人防工程定额管理的理论研究，并对典型的人防工程造价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2）省级定额管理站。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负责对区域内的人防工程建设费用定额、补充定额加以系数的调整，并拟定区域内的定额管理和概预算管理制度和具体办法；监督区域内人防工程概预算、招投标管理过程是否公平合理；对区域内的人防工程定额及费用给予解释和仲裁。（3）重点城市人防定额管理站。具体测算人防工程材料价差调整系数；审查预算及决算及招标是否公正合理；交流执行人防工程定额的具体实践经验，并及时反馈执行人防定额标准的基层意见和建议[3]。另外，《人民防空建设造价审计资质（格）考评暂行办法》（[1996]99号）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内部审计办法》（[1998]186号）也是人防工程建设实施统一清单计价模式的制度保证，对于推行人防工程建设项目有极大的作用。
4.2建构和完善人防工程配套的造价管理制度
人防工程相配套的造价管理制度是定额管理制度的有效延伸和拓展，是定额管理制度实施的重要依据和参考，为了更好地实现人防工程建设项目的发展，我国在2009年重新修订了《人防戒建设造价管理办法》和《人防工程建设内部审计办法》，并于2010年重新颁布了4个人防工程造价管理制度，以更好地实现对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制度的完善。
5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人防工程建设项目是重要的战略性建设项目，它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连，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要以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和管理制度为研究重点，探讨不同发展时期和阶段的人防工程建设定额标准计价体系，并不断完善和规范人防工程建设的管理制度，在提升人防工程建设定额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同时，更好地促进我国人防工程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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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兵.可持续发展角度下的人防工程建设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36):254.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8
【关键词】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国际经验
《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前并没有给大众呈现出一个比较正式的形式，这次的形式非常正式。这不仅凸显出我国对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重视性，更重要的是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球背景和效果
（一）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国内背景总体来说不是很好。首先以国际视角出发来看，全世界投资情况不是非常令人满意，许多事情一团糟，甚至说一些发达的国家在投资状态上显现出顽固的形式，例如因为美国政府采用了全面的保护政策，结果就导致了在向外国投资方面有着非常大的阻碍，这都从某种角度中增强了逆全球化的形势。从而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种不好的状态，即压迫了中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类型的外商投资。得出结果就是：之前的竞争优势减小，但无法迅速凸显再一轮的竞争，使其占领上风。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在乎智造，所以许多事情很容易被覆盖。从国内经济看，经济新常态下国内的经济结构，现如今应该连贯地调节、转移和升华。使对外开放政策更加深入并且实施全新的开放经济体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可以推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是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以及自由贸易港，我们不畏惧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一切经济手段，可以冲破层层抵御和障碍。现在从国家内部看，负面清单的实施和推进，促使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型。
（二）取得的正面效果
1．使负面清单更有益于发展。我们使负面清单的具体内容更有益于发展，是为了不断地引进外商投资，加速经济发展。直接表现在特别管理措施中的负面清单中条目不断被降低。外商投资禁止逐步放宽意味着清单条目的一次次缩减。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内容和范围渐渐被扩大和丰富。最开始上海自贸区先实施了该制度，因为效果显著，所以到后来慢慢将范围扩大，扩大路线基本是最初先扩大到广东、天津和福建，后来开始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取得良好的成果。2．跟国际高水准对齐。我们不仅要着眼自己内部的发展，也要将眼光望向世界。最初采用的和现在采用的管理制度截然，全世界通行使用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其也相当不同。有很多双边谈判在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进行，例如中韩FTA谈判等。所以，建立并且与国际建设沟通合作的桥梁直接变成一系列全新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迫切的需要。《外商投资法》在2019年3月15日正式，之前，这部法律研究之久，因此进一步说明法律的正式公布使得负面清单的运行更加顺畅和有意义。3．经济发展迅速。以其中一个自贸区举例,自从其建成以来，外资呈直线式增加，总数算下来收到外资263亿美元。在2018年，1300家外资企业设立在上海自贸区，外资额总数达到67．7亿美元，可以得出，占上海全市的一小半之多。经济好转和整构产业主要依靠外资企业。
二、存在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仍与国际高标准存在差距
我们当下应该清楚透明度的定义。“透明度”（transparency）是指不是模糊不清的，是能够让大家比较容易获取信息。其在OECD的概念体现在：第一，“规则透明度”可以用来解释透明度能解决什么，也就是说在法律法规的条件下，被规制的物体有责任去认识、理解他们，以及将对该义务的观点和看法的可能性充分发挥。第二，“信息透明度”对于透明度原则至关重要。信息透明度将利益相关人的听证、通过透明的程序管控规定转让的实施和上诉序次的建立包括在内。我们在了解其含义是怎么出现和美国BIT范本中涉及到一些关于它的说明，可以看出：具有以下这些内在要素存在于国际投资规则的透明度中，如公开义务、公众参与、程序保障等。
（二）相配套的法制保障存在缺陷
我们可以看出，无法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风险防御与法制化发展分割开来。怎样才能做到在运用和实施负面清单的风险稍微小一些呢？国内法制必须越来越健全。但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立法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外商投资是否影响着我国内部的环境等。虽然促进外资流入国内市场得益于使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但是，假如使用不齐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会导致国内市场朝着不利的方向延伸。（1）不全面的安全审查制度。现阶段，我们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外商投资法》第35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正是因为大家如此看重审查制度，才给外商投资者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境。但该制度仍有其缺点，例如：联席会议存在着体制、权力分配模糊；不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种种。（2）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过于单薄。对于环境污染的忽视，很容易使得环境保护变成一句空的口号，最终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假使污染环境的处罚强度不大，外资企业就不会去在乎破坏环境的成本有多高，滥用环境，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
三、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怎样发展
（一）负面清单亟待提高
负面清单透明度的检验指标包括：1．信息透明度。2．信息透明度质量标准。3．“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与透明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判断。4．透明度的过程。根据全新的2019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可以看出，其表明了股权占比，而且全面说明了对高层提出的一连串特殊管理措施；除掉“中国法律另外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外商投资的限制非常小，外商可以尽情发挥和投资，实现了最开始说的所有管控都以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这样做使我国负面清单实行更加的透明有序。但我们通过看其他国家针对负面清单在这方面怎么管理实施，得出在几个阶段还是更加强调透明度，依次是在“制定前通知、制定中参与、制定后评估”。
（二）健全相一致的法制
要制定相一致的法制，需要我们做许多工作，把制度放在首先是不容易得出成果的。这就要求拥有全面清晰的措施快速跟进和精细准确的变通法律法规等政策。2019年3月15日《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为此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该法律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个举动使我国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迈了一大步。2020年1月1日此法将正式实施。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将大范围开放市场准入在外商投资领域，去除负面清单以外的行全对外资开放。即使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确实还是有许多方面的规定不清楚，必须深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确定香港澳门台湾投资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期间转换问题在实施后必须得到验证。此外，还要及时处理外商投资相关领域的立法完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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