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 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 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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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解决建构主义的上述困难有种种途径，只是都不令人满意。例如康德为了解释建构的有效性，便把建构活动归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康德并且区分开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自在之物不是人类的建构，但也非人类认识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现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这就使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的区别。针对康德的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说拒绝谈论自在之物，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中放弃了超验的普遍主体，因此在《逻辑 哲学 论》中，他不得不假定实在论主体和唯我论主体是同一的。〔8〕不过，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构主义，他抛弃了那种认为所有语言都能达到同样目标的主张，而认为主体性是在诸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实现的。他也抛弃了为认识寻求某种同一的资质的想法。〔9〕
瓦尔纳教授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并且通过区分环境界和现实界来避免其旧有困难。环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人类活动所运作的。与之同时人类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环境界，换句话说，人类的此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逻辑地测度的。在运作环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起一些“实体”，譬如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个 电子 等等，这些实体并不原本地摹写环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类认识中进行建构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总和便是人类认识的参照——现实界（实在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瓦尔纳试图区分“运行的有效性”和“建构的可理解性”来解决建构主义的困难。换言之，运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构的对象，而是通过建构来实现的，因此不能成为认识论的适当话题。知识意味着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构，使知识的范围局限于现实界。
关于“运行”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早已有人做出。不过，传统的认识论始终相信，人类认识能在“运行”与“阐释”之间建立同一。可运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标志，而理解也就意味着可以运作。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补充上“力量即知识”，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在瓦尔纳看来，此种思想混淆了人类的两种不同资质，模糊了人类的自我。他认为不能假设人类思维的同一性。这一观点进一步导向了如下结论。
第三，建构实在论强调“阐释”（理解）对 科学 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于此的“异离化”策略的运用，为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学正在变得工具主义化，瓦尔纳教授认为，这是在运行与阐释之间不作区分，最终以运行代替阐释（理解）的必然后果。“欧洲 历史 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对知识的仲裁权信托给了经验事实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条）
瓦尔纳不但区分开运行和阐释，而且认为阐释对知识而言比运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学科（瓦尔纳称为“精神科学”）向 自然 科学靠拢，追求运行的有效性，便显出是一条歧路。“从事精神科学的人们必须被看成是阐释的主人，他们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训练员。”（[9]，第2章第5.16条）“在‘硬科学，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 社会 的和心理的 影响 而污染了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将被阐释的不定程度之间的差别所取代，被那些更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和较不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之间的区分所取代。在阐释上的低水准将和知识上的低水准联系在一起。”（[ 9]，第2章第5.17条）这样，学科际合作的图景就改变了。
为了有效地进行阐释， 瓦尔纳教授引入了“异离化”（verfremdung）的概念。 这个德文词在此处是从释悟学（hermeneutics）借用过来的，
意味着把一种本文（text ）从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来，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学科际 问题 上，异离化要求科学家们能用别种学科的语言表达自己学科内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本学科语言的反思，并达到理解。我们看到，这正是实践中的学科际合作（或称跨学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学科 研究 中，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它领域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的工作中还有某某环节不能实现，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只是运作上的相互补充和衔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种跨学科合作虽能形成科学运作体系的庞大增殖，却无助于理解科学的本性，更白白丧失了在学科际合作中发掘 方法 论革新之路的机会。
在文化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丧失异离化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异离化是适用于文化际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论，在科学交流方面有特殊意义。科学原本处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当把它“输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时，实际上是一个对科学进行异离化的过程。通过详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便能真正理解何谓科学，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态，最终有可能使科学交流过程不再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其它各种文化的压服。
三、小结
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站在文化际与学科际潮流最前列的学说，试图对抗的是有至少70年传统的主流科学哲学，其所遭到的批评，其所暴露出来的不成熟之处，都是很多的。笔者曾就建构实在论请教于一些主流科学哲学家，包括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这样的学术泰斗，他们多数对该学说并不持激赏的态度。但是该学说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学者最前沿的大胆探索。
中国 是最大的 发展 中国家，拥有悠久和强壮的非西方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维艰。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 现代 化目标，70年代“科学是生产力”与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科学不但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与生长点，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 应用 于并推动全社会的发展。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探讨科学在文化际“异离化”的科学哲学，就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72,vol 7,p407.
〔2〕collingridge,d & c.reeve, science speaks to power, london,1986,pp.37—39.
〔3 〕wallner, fritz, acht vorlesungen ii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wien,1990,pp.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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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4
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应该做的工作首先是冷静地不卑不亢地审视、反思与追问,清醒理论意识,清理研究思路,明白问题与症结,寻求理论突破的切入点,然后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 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Kant,I.(1790).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tans.Meredith,J.C.(195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古代文论；学科；规驯；科学
作者简介：周仁成，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19-08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热点便是它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谈到转换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1]。中国古代文论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日起就已经丧失了言说的对象，成为学者研究的“秦砖汉瓦”，成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故纸堆”。当然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失语，“失语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2]。中国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到底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一番知识学的考古。
首先，“学科”（discipline）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它首先是各种权力规驯的结果。据霍斯金（Keith W. Hoskin）与麦克夫（Richard H.Macve）《清算与审查：学科权力的一个谱系》一文考证：“（学科）源自一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均同。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3]可见西方现代学科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新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兴起。后来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谈道：“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4]（P45-46）“因此，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标志着历史延续性中断的时刻，人们传统以来学习与求知的方法都割断了。”[4]（P51-52）
这一理论似乎是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而量身打造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分经设科中的“诗文评”，面对西方体系化的种种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时，必然还要经过它的“规驯”。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西学学科教育权力“规驯”的结果。
一、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 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5]。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6]（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P4416），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1
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6]（P4）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
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中国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6]（P610）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8]（P123）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辨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8]（P152）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9]（P237）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其中“国文学类”包括：“（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 [9]（P698-699）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10]（P382-383）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
至此，“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二、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中国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11]。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10]（398）。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12]（P317）
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13]（P63）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14]（P400）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15]（P335）。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17]
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18]（P108）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中国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19]（P459）。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19]（P459）。
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1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
“自近世科学兴， 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 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中国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20]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 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P93）。
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
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
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2]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 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3]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24]
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中国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 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5]（P116）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26]（序，P1）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7]
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中国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28]。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
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29]（P3）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性为中国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30]（序，P2）。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
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判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30]（P7）。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30]（P6）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30]（P7）。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31]（P105）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32]（P342）。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中国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随后通过“整理国故”与“科玄论战”，已经死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再一次接受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系统改造，基本上成为一门科学性的体系性的独立学科。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致使出现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当然在当时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由此，关于“失语症”的论争似乎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建构与独立成科的过程中早已注定，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不过被科学的权力话语与“规驯”长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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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论文范文6
回顾上音的发展历程，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都拥有重量级的大师作为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也由此形成了扎实、严谨、细致和开放的学科传统。
自1996年以来，上音连续取得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三第四期建设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优势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的学科建设扶持。2005年“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落户我院，成为我院音乐学创新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就在我院音乐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正式起步之时，经e-研究院孵化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又获得了“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的支持，进一步夯实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学术研究基石。此外，在表演学科的建设方面，我院在2007年又分别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支持的“声学-声乐艺术实验室”，以及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钢琴艺术”学科，还有以“周小燕声乐工作室”命名的上海市第一家市级大师艺术工作室的系列支持。凡此，充分显示了我院学科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并在更新理念、聚焦内涵、调整布局、增加投入、凝聚人才（培养和引进并重）等措施的促进下，形成了以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以音乐表演艺术学科为基础的音乐艺术学科体系。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在新世纪经济与文化高速发展的当前，我国的音乐创作、音乐理论以及更大意义上的音乐文化事业，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理念迎接时代的挑战，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好地接纳和吸收外来的文化养料，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局势中理顺和摆正创作和理论的位置与功能，如何在严肃艺术音乐、本土传统音乐、流行通俗音乐、以及外来异邦音乐中保持动态的平衡和发展，这些问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当前中国的音乐工作者。而这些也正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力图面对和解答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音乐学学科，理应具有“海派文化”新颖、敏锐、开放和包容的特色，以应对我国当前音乐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围绕文化建设的需求，上音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将立足中国音乐的当下实际，秉持聚集优秀人才，构筑人才高地；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本土传统与当代潮流构成融汇；音乐艺术和现代科技相互支持；思想先导与介入现实平行并重的原则，围绕1.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2.当代电子音乐设计与传媒；3.音乐形态学研究与应用：4.音乐人类学；5.音乐文化史；6.当代音乐文化批判六个子学科方向进行建设。
我们知道，学科内涵建设的核心在于创新能力，它离不开“学科内部的理论创新”和“跨学科领域的新兴、交叉”。在六个子学科方向的建设中，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将保持和发展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方向的创造性优势和学术特色，注重“创学研”三方面同步、可持续化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创造多元的、丰富的艺术佳品的同时，更加旗帜鲜明地鼓励作曲家作个性化的、新的尝试和探索。当代电子音乐设计与传媒，将建设并完善音乐科技与艺术开放性实验基地，从事本方向高端理论、设计、创意、技术与科学研究或研发工作。音乐形态学研究与应用，将按照音乐创作的规律，淡化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传统分界，建立具有整合意义的各子领域相互交叉的新型音乐形态学体系；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形成更为突出的有本土文化特征的音乐形态学。音乐人类学方向，将在理论方法研究上着重从理论层面建构起“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理论框架”；在资料积累和数据库建设中，以收集、整理和认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为思路；在实践应用方面突出人文关怀，关注音乐在社会、文化及人中的作用和影响，积极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以及以音乐人类学思想、方法和实践的传播。音乐文化史方向，将一方面以“文化的历史性理解”和“历史的文化性理解”为先导，突出中国视角，从中国当前的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外文化，由此寻找理论切入点，达到理论创新；一方面将填补学术空白点与传统课题的深入开掘并举；并在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文化个案与区域性关联，异时空文化间的比较性研究方面进行探索，由此逐渐形成覆盖性的音乐文化史论研究框架。当代音乐文化批判方向，将面对音乐艺术作品与音乐文化现象，以音乐思想与音乐作品研究为轴心，依托当代哲学，从历史、观念与形态诸方面切入，通过学科资源配置之后的有机增长与合理整合，立足中国当代音乐的实际，深化音乐美学、音乐分析、音乐教育和当代文化思潮研究。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科建设需要体制与机制的保证。因此，在发展思路上，上音将在学科建设所辖科学研究（以课题规划与项目实施为主）、人才培养（以团队成员及其研究生梯队建设为主）、基地培育（以重要学术活动、学刊创编与网站建设为主）三大任务的范围内，展开以学理-学院-学会-学刊-学派-学统六个功能分明又交互支撑的结构运作。强化学科意识，在已有基础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每一具体学科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范畴；围绕科研搭建人才梯队，充分利用不同层级研究生的招生与教学，进一步合理配置乃至有机整合学科资源；加强与全国性专业学会乃至国际性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在扩大学科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科整体水平；组织具理论原创性的优秀成果发表，通过高质量的成果展示与具前沿性的课题推进，建设学科高地；建立有明确学科目标指向的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术俱乐部，并以教授工作室体制来统领科研与教学以及内外交流，尝试体制创新；通过学科建设成就一种持续增长的机制，逐渐从“小学”基础（知识奠基）的积累到“中学”能力（理论架构）的历练，最后再到“大学”精神（思想升华）的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