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1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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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体育；环境；共进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18-04
1 20世纪以来人类体育发展面临的课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健康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价值利益的最高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和实现健康的可持续性。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维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它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理论与方法（自然科学）、同时还包括人类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前者主要是通过获取自然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来为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医疗、卫生、体育、保健、教育、娱乐、养生等方式来适应环境,实现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可持续性。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然而,伴随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发展的理念完全忽视了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相反，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征服、统治的对象，肆意的掠夺和破坏，打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以后，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人类依赖大量的榨取自然资源、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大量的排放污染废弃物支撑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污染和破坏，全球气温上升、生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甚至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表明仅把人类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己。
另一方面，体育作为维护和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它的理论与方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理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伴随18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现代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众多新型体育项目以及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现代体育功能的背后，值得我们注意是：（1）依存于产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体育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以认识和挖掘人类自身能力为前提，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体育的理论、方法、手段）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理念，探索维护和创造人类经济、健康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体育理论和方法则不多见，因而，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化并威胁着生物界的可持续性时，体育显得无力。（2）近代以来的新兴体育活动（包括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进行的所有开发、资源利用等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一样都表现出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它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3）在全球性环境恶化、“地球数十万种生物减少和灭绝”［1］的今天，体育的功能和效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体育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怎样回答，这是体育面临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 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公害始于发达国家。例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河湾多诺拉事件，1953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2］。“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水俣事件，1931-1972年富山事件（骨痛病）和1968年九州的米糠油事件等，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残疾”［3］。因此，自50年代起，研究和治理由于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造成大气、水、土壤、森林、食物污染而导致损害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我国的环境健康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1980年以前并不严重，尽管“”时期的一些粗放型工业开发与生产给人居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相比公共卫生给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的多。环境与健康还没有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因此，这个时期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
1980年以后，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粗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也日益加重，西方发达国家40-50年代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现。从而促使环境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1989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晶（1984）浅谈环境与健康的辩证关系［4］；罗典荣（1989）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5］；耿精忠（1993）环境健康回顾与展望［6］；郑振佺(1994)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7］；王华东（1991）环境质量评价［8］；姚志麒（1993）环境卫生学［9］；王簃兰(1995)环境与健康［10］；张慧珍（1996）发电车作业环境及工作人员某些健康效应调查［11］；米玉华（1997）水环境与健康［12］；朱惠刚（1999）环境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3］；林绍颜(2001)环境与健康的评估问题和空间分析［14］；向全永(2004) 环境中氟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15］；陈威（2006）我国环境健康安全体系的现状及今后的对策［16］；孟伟（2007）国内外环境与健康的管理与研究［17］；薛文森(2008)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18］；王晓辉（2009）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法律制度研究［19］；黄静（2010）别让环境污染再预支健康［20］。从这些研究的总体内容来看，我国环境健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表现出了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研究中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及其理论方法、拓宽了环境健康研究的思路，也促进了环境健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以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影响与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功效的文献鲜见。
从现代体育的活动特点研究现代体育给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外部环境的视角研究它对体育功能影响，是从90年代开始的。即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 ［21］的呼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探索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从其他领域开始向体育渗透，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奥运会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如“德国Regerl Sburg大学Heinz Lutter教授（1990年）提出体育运动让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指出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体育面临的大问题”［22］。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南非等国的学者也对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展开了研究。1994年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项体育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定，指出“体育与环境密不可分” ［23］。 2003年国际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运动协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全球体育和环境论坛:2003”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制定了《体育与环境21世纪议程》［24］。另外，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都分别对“环保”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对“绿色”体育加速在全球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关于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9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推广，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研究；（2）体育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3）“绿色体育”、“生态体育”、“绿色奥运”基本特征和功能的研究；（4）推进生态体育和绿色体育的实证研究及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国内外不仅在高度重视环境与体育的研究，而且还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有关环境与体育健康的概念解释，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如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和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导致人类健康的伤害和社会福祉费用增大与体育功能受限的研究，有关评价和分析这种损失和代价及其代偿机制的研究，采取怎样的社会经营、评价、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发展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完善体育科学的发展， 促进民生和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的文献尚不多见。
3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3.1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明确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环境体育健康学就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制度和体制、政策及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人们对待生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推进健康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理念与行为方式）与人类体育健康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以推进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为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具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
（1）通过重新反思现代以来体育在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强化和确定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观在体育学科构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21世纪中国“绿色·人文·科技奥运”和“全民健身”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2）从体育的外部环境来系统地研究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特别是研究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体育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的构建问题，这在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尚不多见。这一研究将会丰富与完善体育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3)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探索和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理论体系,可为21世纪体育科学朝着有利于推进人类体育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总体思路是：维护和推进人类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未来的一切活动（包括体育活动）的宗旨都必须以维护生命永存（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共存）为首要使命，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促进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简称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体育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仅要满足当代人与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体育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护和满足未来人增强健康、发展体育的需求。遵循这样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我们把提倡和推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共存，追求多样利益主体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人类体育健康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最佳良策，作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4 探索和研究环境体育健康学基本步骤与研究内容
4.1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研究步骤
1. 研究环境体育健康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2. 开发和研制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体系与环境体育健康的效应分析体系(体育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3. 开展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手段与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理论与实证（我国环境体育健康的经营模式的研究）研究；4. 探索和研究我国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运作模式。
4.2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主要内容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科涉及的领域与内容甚多，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入手，阐述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以及环境体育健康的概念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必要性。明确环境健康与环境体育健康的共异点，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学研究对象与性质，阐明环境体育健康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宗旨、任务及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首先从环境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社会、文化、体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变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环境变化给人类的体育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大气、水土、森林、草原的环境变化对健康的研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年化趋势对健康的影响；休闲新时代兴起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生物世纪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影响。其次，再从现代体育环境的变迁研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现代体育资源的开发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现代体育的市场机制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大规模体育商品生产与消费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总之，通过人类健康环境的两个方面(体育外部环境与体育内部环境)来把握人类健康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第三，应用环境经济解析社会资本积累制度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尤其是要通过环境经济的外部性理论阐述外部不经济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影响；运用效应理论阐明体育健康的效应产生过程及其边界效应的特征，从而更加客观认识和把握产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出现根源。客观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顺应现代化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体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体育的发展给人类的健康及健康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与消极），由此，通过帕累托效应理论,揭示和阐述生态体育、绿色体育、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体育生态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政策的完善以及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第四，当代的人生存与发展与产业革命以前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质量下降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给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即采用传统的方法认识与评价体育锻炼的效果是不是客观，环境质量的好与坏究竟给体育功能及其发展身心带来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越发关注的问题。围绕这样的问题，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讨论和阐述环境质量概念、环境质量变化的特点、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的定义与意义、作用、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内容、方法与程序；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与健康；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意义、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项目类型、程序与方法、特点与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方向。从而明确环境质量与体育健康的关系及其规律。
第五，不同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的体育健康效应，这种效应的背后都包含有一定的费用或代价。如何认识和评价（定性与定量分析与评价）不同环境质量下带来不同体育健康效果的费用或代价是进一步把握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关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康复代价，最大限度的减少体育健康的费用，提高环境与体育资源效应的关键。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地阐述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它应当包括：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特点、原则、方法；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开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公共体育资源闲置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等。尤其是环境污染与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的代价评价及其代偿机制的构建则是解决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避免或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体育健康负效应的关键是要解决环境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地开发、经营与管理环境，促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则是21世纪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的阐述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概念、意义、原则、类型及其不同经营管理手段的特点、作用、方法与实施条件。它包括：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政策手段；经济管理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教育手段。以此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第七，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实质是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环境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又简称为环境体育健康的共进化。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基本理论。即阐述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概念、目标、理论基础（公平〈代际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社会人文意识与价值主张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体育资源与设施对体育健康的影响；“绿色”体育盛事对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阐述实现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
第八，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问题。无论任何一个地域的污染或破坏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的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化的环境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对无疆界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揭示国际化的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与规律。阐述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体育健康的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内容、原则、措施、途径。当今环境体育健康面临的国际化课题主要包括：（1）环境体育健康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矛盾、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育健康评价与管理机制以及代偿机制的问题（3）环境体育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世代公平的指标体系框架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探索和研究21世纪人类体育的发展道路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言而喻，继续沿用20世纪的体育理论、方法、手段，（即更多侧重人类自我能力的表达和机能潜力挖掘的体育理论与方法，而很少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被污染与破坏的外部环境给予人类体育功能的制约影响）来解决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课题是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从人类的外部环境探索和研究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人类体育健康带来的影响，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方法，尤其是构建基于环境·健康·体育的三维立体化和谐发展的“共进化”经营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这对完善和充实人类对于体育科学的认识，寻求21世纪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走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也是本文提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科的目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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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3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国人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在各种讨论中，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把健康投资置于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致力于分析我国现阶段健康投资的现状．从市场失效入手探索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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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iglitz，J．E．著．曾 强等译．政府经济学(中文版)[M]．春秋出版社，1988：114－115．
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4
健康，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和目标，是构建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分论坛”旨在搭建社会学与医学及健康相关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科学研究共同体发展与壮大，促进健康议题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齐心协力为健康中国献计献策。近日，“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分论坛”在西南大学召开。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出发，对医学社会学发展中的重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发掘社会结构因素 探索健康获得机制
医疗制度思想建基于医疗社会生态，而医疗制度又是医事知信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探析医疗社会生态有助于治理医疗环境。清华大学景军利用死亡叙事分析我国医疗社会生态的一些深层问题，指出尊严死可以作为检验医疗社会生态的一把尺度。我国医疗社会生态出现内卷和局部倒卷的成因，包括肉身经济的固化、工厂式的诊疗过程、沃尔玛特式的就医行为、托关系看病的惯习、医疗家庭主义的悖论以及轻视疾病预防等弊端；以上问题之合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整体向上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北京大学刘继同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特色现代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体系百年历史，指出构建中国现代安宁疗护服务体系以助力健康中国和福利中国制度建设已成为新时代的新目标。
医学社会人类学的观点认为，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嵌入“人体—社会—文化”的体系中。中山大学方芗与汪琴琴在医学人文视角下研究了损伤型患者的康复过程，认为医患间建立起从专业信任到伙伴信任的良性互动关系，是让“停摆的身体”回归正常生活的关键环节；四川农业大学包坤回顾了围绕慢性病患者人生进程所形成的理论观点，认为患者疾病认知的文化建构会影响个体对健康问题的感受。疾病受文化影响，源于地方性知识的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则反映了人们健康自我治理的意识与能力。复旦大学潘天舒及王焱以祝由术为例，展现了多元医疗模式下知识主体间的多元矛盾；中山大学余成普及陈丹颖基于广西巴马的实地调查，发现巴马的养生知识框架兼具生态主义、科学主义和替代医学主义三种思路，是一座结合地方情境、兼容外来文化的知识库。
总结本土实证经验 推进健康知识体系创新
党的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总结当前健康政策与健康行动的成就、经验与不足，将为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提供助力。中央财经大学张杰采用扭力理论剖析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自杀率的显著下降趋势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南京大学彭华民在福利三角视角下探讨了儿童体重健康与家庭居住结构、经济发展和教育投入关系，最后指出中国需要健康服务资源的合理地域分布和以儿童为导向的健康政策，以促进儿童的身体健康；南开大学吕小康从个体、省级、区域健康治理三个层面比较分析了其对健康获得感的影响，指出重视健康治理的公平性与精准性是提升区域整体健康获得感的关键；河北大学任杰慧基于广州、成都和南京三地的田野调查，运用“倡导、赋权、协调”三个基本策略探讨了促进失独老人心理健康的实践和方法；中央财经大学孙薇薇及王燕以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社会学干预研究为实证材料，初步探讨了行动研究中行动与研究的互构、互嵌关系，为未来社会学研究更好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总结当前健康理论、健康行动与健康政策的成就、经验与不足，能有效促进本土健康知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为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提供助力。在中国制造、中国话语、中国故事正在产生举世瞩目影响力的当今时代，包括医学社会学在内的中国各领域学者更应投身其中，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影响力与价值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景军在论坛结束时发出倡议，虽然目前西方的理论知识框架对中国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学者应该致力于世界知识生产运动，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趋于本土化的思想学派，我们不能只做中国的理论，而要做世界的理论。
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26-04
1．引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面临着公共健康的挑战。特别是SARS的爆发和近来禽流感的出现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健康问题愈来愈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共健康及其投资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因此，有必要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探索我国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Grossman认为，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2］。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of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3］。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4］。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作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5］。
2．市场失效下政府对健康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及其财政也正是以其公共性为市场服务的。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是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6］。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也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若有保障或得到改善，意味着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将得到保障和改善，并能获得更长的寿命期望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等等。显然，个人必然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2.1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了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干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量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7］。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地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2.2外部效应的存在
从上述分析看，健康似乎应由个人提供，而个人也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8］曾以中国为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9］。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3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是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为特点的行业垄断。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足够大，以有效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范围经济则要求将密切相关的业务很好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由此决定了自然垄断行业由一家经营比多家厂商竞争更有效率，资源配置更为优化［10］。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2.4社会分配不公
所谓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所存在的与当时社会公认的公平准则不相符合的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分布状态［6］。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上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如Foster和Rosenzweig,1992［11］,1994［12］；张车伟［13］，2003；魏众［14］，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5其他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健康投入是由诸多产品、服务和时间组成的，但人们在面对健康风险的时候，往往只侧重于如何应对和化解健康风险而忽略了健康风险的防范。也就是说，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3．浅析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的现状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3.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4］。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4］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3.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且略有降低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而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3］。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一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3.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17］。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2000)和Fuchs［18］(1974)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到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4．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由于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该市场的失效，而且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外部效应和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以及其他市场失效的情况，这些都要求公共部门的介入，参与健康的投资。同时，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能保障健康资源的更为有效的利用和更为公平的分配，而且通过国民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特别是贫病者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质量，从而降低贫困率，缓和贫富矛盾。可见，政府参与健康的公共投资不仅是健康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责使然，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健康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了。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健康投资中的作用。一方面，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是法治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活动和运作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健康领域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依靠法律手段，不断完善和健全与公众健康相关的卫生法律体系，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健康投资活动，从而确保政府的公共活动能遵循市场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健康投资领域里市场不能做的，政府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干预。政府不仅要确保健康投资的总量需求，以保障健康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还要注重其结构安排，确保健康资源在城乡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公平的安排，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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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职德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必要性
纵观近几年来我国中职德育现状，很多专家通过实地调查指出，中职德育课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为什么中职德育一线教师不懈的努力，得到的效果却甚微呢？其主要原因就是中职德育课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本文论述了德育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标，分析了中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提出：治标先治本，中职德育课若想取得显著成效，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中职德育教育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在中职德育课教学过程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一、《职业生涯规划》课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1.中职《职业生涯规划》课的特点
中职职业生涯规划是对学生未来从事职业的主观、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使中职生对自己兴趣与爱好、能力与特点进行综合分析、权衡，结合时展特点，根据自我的职业倾向，确定其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规划与设计。所以，《职业生涯规划》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其课程特点和目标就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和职业理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和职业理想，学会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以此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为顺利就业、择业、创业创造条件。使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知识和常用方法，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以及成才观，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增强提高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自觉性，做好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和就业、创业的准备。
2.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对其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中职学生心理取向的消极因素较多，同时具有较强失落感和自卑感。很大一部分学生自控能力差、时常贪图玩乐且学习不得法，成绩普遍不理想，来到职业学校前又饱受老师的批评、家长的训斥， 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自卑心理。试想在这种状态下何谈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这就要求德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一是要增强他们的职业感;二是要从心理上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理想;三是要使学生基本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四是要使学生形成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及未来职业发展的态度。因此，德育教师可以采用贴近学生心理特点的一些案例来完成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比如列举往届优秀毕业学生的案例，请优秀毕业生来校演讲，以此树立行行出状元、中职生能成才的信念。请一些社会企业名家来校做报告，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价值取向，有目的、有计划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真正建立为自己职业奋斗的信心。可见，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1.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特点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是教育部规定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校过程中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本课程的特点和总体目标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对中职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并明确中职德育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2.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对其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学习的影响
中职学校的多数学生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外，其思想道德素质有待于提高。这就要求中职德育教师在进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的一是使学生了解与自己生活密切法律常识，树立依法从事日常活动的信念。目的二是使学生认同法律、遵法守法。德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心理状况，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 如社会调查、志愿服务、旁听审判、模拟法庭等。教师要对学生活动的全过程给予指导。通过撰写调查报告、活动总结等方式，整理学生的收获，交流学生的体会，使学生从心理得完全的教育。
三、《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1.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的特点
《经济政治与社会》课同样是中职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本课程是对中职生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常识教育。使中职学生认同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了解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极投身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2.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对其《经济政治与社会》课学习的影响
现在的中职学生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现象：大部分没有正确的金钱观，政治观念比较淡薄。试想，不改善这样的心理状，盲目的教授学生《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能取得好的效果吗？这就要求中职德育教师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的一是使学生通过了解经济学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的经济观;目的二是使学生通过相关的政治及社会理论学习，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这就要求中职德育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心理状况，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效果，如收集社会上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素材做为案例教学材料。可见，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相当重要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中职生的德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真正提高德育课的育人功能，必须在各个课程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治标才能治本，改善中职生的心理状态，转变中职生的心理观念，提高德育课的教学效果才能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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