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公司治理；三会四权；股权结构；信息披露；股权激励
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分析，来探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效应。
一、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1、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据统计，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平均持股为32%，最高的达到60%，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根本没有话语权。二是大股东主体虚拟。由于大股东为地方政府，缺乏一个真正明确的、以利润为目标的股东主体，因此，很容易形成对经营者监督不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成本高企等公司治理问题。
2、“三会四权”形同虚设。
根据《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前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根据本《规定》，每个城市商业银行内部都建立了所谓的“三会四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治理架构。但是，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对中小股东进行保护；董事会基本上是通过听取行长报告来对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不直接进行决策；由于行长是政府任命，常常出现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制约的局面。从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遍情况来看，其内部的三会四权的治理架构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3、信息披露不完善。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绝大部分尚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并且相关信息并不需要进行公开披露和接受公众监督，因此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年报在内容和格式上存在不规范现象，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有的甚至没有，在风险方面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非常少，信息披露存在巨大“缺口”。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除了存在上述公司治理问题以外，还存在激励机制不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除了在于城市商业银行产生时的先天性条件不足外，还与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制度基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解和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基础，对于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分析
1、关于股权结构。
《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城市合作银行股本由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入股资金构成。其中，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其入股比率不得超过城市合作银行股本总额的30%”。根据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即地方政府，其他出资人除城市信用社原有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两者加起来占股本的比例都很小)外，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是当地国有企业。
也就是说，国有成份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出资人出于同一座城市。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地方政府表现出较强的金融控制力，从而使城市商业银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变成地方政府的准行政部门，导致盲目投资和金融风险积累。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这一虚拟主体对剩余索取权的追逐要求无形中被软化，因此，很难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班子形成约束机制，“三会四权”的制衡职能严重弱化。
应该说2002年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主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股权结构开始逐渐分散，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的股权比例出现明显下降，民营资本参股比例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民营资本投资比例增加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后，在城市商业银行内外部制约机制原本就不到位的情况下，民营资本急功近利的逐利性特征显现出来，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治理问题开始凸现。
2、关于外资参股。
关于外资参股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的入股主体，仅仅包括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明确排除了外资参股的可能。在1994年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也明确禁止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应该说，这是和当时中国金融环境相适应的，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逐渐有所开放。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随着对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开放不断推进，许多城市商业银行逐渐被外来资本所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在带来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同时，还在董事会层面强化了制衡关系。从上海银行、南京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和济南商业银行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各行均为外资方提供董事会席位，增加外资话语权，强化双方合作与技术协助，对城市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所占股权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有限，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很难起到点石为金的效果。
3、关于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整体规范，规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2004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应当披露的内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包括主要财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股东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治理和重大事项六个方面，涵盖了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整体状况。自2004年11月起，银监会多次下发文件、通知，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分类明确了要求。
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审慎经营，加强自我约束，但由于所披露信息的关注主体主要是监管机构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而且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还有待于加强，因此，很难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压力。从目前来看，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受众群体十分有限，很难受到市场公众的监督，因此，其外部监督主要来自于监管部门的监督。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应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
理、监督和稽核，并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4、关于股权激励。
关于商业银行的股权激励问题，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条款或规定，对银行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和薪酬制度改革，虽然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进行尝试，但也只有部分上市银行才获得批准。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形成之初，有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这种员工持股与资本形成过程有关，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股权激励的范畴，确切地说是员工持股。
在公司资本形成过程中，员工和外部投资者出资取得股权，与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权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形式形成的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状况，能否在公司未来发展中体现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还不能确定。
三、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进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加快上市步伐，有效改善城商银行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以及完善公司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改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看，在上市前体现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增资扩股热潮，但股权结构集中的特征依然明显，而且体现出地方色彩。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公开募集股份，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投资主体范围得到广泛扩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将使公司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根据本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境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向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比例将突破25%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境外机构加大股权投资比例，增加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提高治理效率。
2、有助于改善信息披露，强化外部监督。
虽然监管机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不断强化，但由于关心信息披露的利益主体仍然不够公众化和普遍化，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上市前进行的信息披露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关心，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得不到纠正。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崭新的市场主体上市后，这将会极大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全面性，并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上市后，城市商业银行除了要遵循银行监管机构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相关财务制度，还要遵循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因此，将大大提高其披露质量和水平。
3、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并对激励对象、数量、股票期权、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做出了详细规定。2006年9月，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股权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及其确定的方式、行权时间限制或解锁期限、申报、考核和管理等具体内容。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基础，很难对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作出重大突破。两个试行办法的出台，为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开展长期股权激励，完善经理人长期激励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廷科,张旭阳.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及其改革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2;1
[2]谭震.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2
一、加强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基于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而进行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则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因为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文化密切相关，特定的产权结构往往导致特定的公司治理文化，同时，产权结构的变迁亦影响着公司治理文化的变迁。例如，在国有企业中常因政企不分而导致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行政官僚主义色彩，而民营企业特别是在家族式公司中，公司内部治理则也许不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而是依赖于家族内部的—整套不成文的非正式或正式规则。这些均系单一产权结构而致的特殊公司治理文化现象，其公司治理绩效整体不高亦均业已得到了证明。随着产权多元化变革的发展，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中国家族式公司，均须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适应性重塑，以期良好的公司治理绩效，而废除企业官本位文化或行政官僚文化与淡化家族资本和亲缓关系对公司的控制则应分别成为中国国有企业与中国家族式公司在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重点。此外，鉴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改革与深化尚须重视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产权融合中的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对于这点，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式公司抑或其它企业，均应予以重视并切实进行。
二、加强公司治理法律体系完善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公司是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为普遍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各国或地区均通过立法对其公司治理作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规定，但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形成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差异却往往导致了其各自公司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的不同。如美国崇尚股东主权，强调保护股东利益，而德国公司法则重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明确规定公司监事必须有员工代表等等。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定不仅限制了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选择，而且尚亦因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制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转型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既有公司治理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的法律体系，其并未有充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形，以致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治理尤其是治理结构层面整体上仅具形似，甚至只是呈一种“装饰状态”，由此而致的公司治理制度文化与其实际的公司治理实践其实并不充分适应。因此，在未来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所有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公司治理的法律理念、哲学与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的同时，更应着眼与联系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断地作出适宜的边际修正与补充，而各个公司或企业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则应依此自觉地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相应的重塑。
三、加强基于公司资源禀赋与经营环境差异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3
要］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对于公司治理模式“是什么”的方面多有直观的把握，而对于公司治理模式“何以如此”的方面则少深入的探究，结果给我们的启发相当有限。重新定位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比较制度（HCIA）的，有利于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关 键 词］比较公司治理 重新定位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基本维度
一、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及其局限
已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其中第一类是，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比较，根据其特征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进行一定的探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第一、“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划分方法。英美模式又叫做外部监控型或者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美、英公司治理结构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1）股权至上，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2）股权高度分散，流动性强，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是公司的主要持股主体，较少依赖机构，投资者股权和债权分离现象普遍；（3）存在较强的外部市场约束，“用脚投票”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大陆模式亦即德日模式，也被称为封闭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德国和日本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1）以相互持股为核心的法人所有制结构，这主要是说公司资金较多地依赖金融机构而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法人包括金融机构和公司是公司的主要持股主体，且交叉持股比较普遍，投资者既是股东又是债权人的情况较多；（2）股权集中度高，股票流动性差；（3）证券市场不够发达，管理者在公司当中占据重要地位，“用手投票”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管理者的合法性来自于股东或从业人员的信任。第二、“市场导向型”和“导向型”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莫兰德（Moerland）。根据莫兰德的，市场导向型的特征是：具有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股份所有权广泛分散的开放型公司大量存在、具有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这一类型的代表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而网络导向型的特征是：公司股权集中持有、集团成员发挥重要作用、全能银行在融资和公司监控方面有实质性的参与，这一类型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在此基础上莫兰德还对两种类型各自的利弊进行了具体的探讨。这种分类方法和将各国公司治理主要划分为“外部监控型”和“内部监控型”的方法类似。第三、趋同趋势分析。无论是从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对比角度还是从市场导向型和网络导向型的对比角度来对公司治理的比较分析，人们还发现各种模式之间存在某种趋同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各国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开始彼此借鉴吸纳对方的经验和做法。
可以看出，以上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主要侧重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构成以及不同物质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形式和对比格局，其背后一以贯之的线索主要是资本逻辑。但是，随着企业组织演进和企业制度的变迁，不仅公司当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包括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即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和同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普通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来，事实上许多公司外的主体如顾客等也对公司治理存在明显的。与此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从而把公司治理理论进而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就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第二种类别。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背景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将公司类型分为四种，即公司的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公司治理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这种类型公司治理结构的显著特征和极端表现，是古典企业中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绝对权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但这里的人力资本，仅限于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比如公司的经理人员，公司双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一般所谓公司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委托—”的博弈关系；（3）所谓三边治理，是在双边治理的基础上引入“员工参与”的公司治理形式。“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企业股东之间博弈制衡的复杂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和剩余分享而言。这四种公司治理类型，既反映了企业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的某种历史发展趋势，也同时并存于当中。随着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注重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的趋同趋势日益显著。不过，如下文将要说明的，所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事实上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现实公司治理的理论一般或者参照系，对于回答现实公司治理模式何以可能的其意义也相当有限。
大体上，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可作如上分类。很明显，第一种类别的比较公司治理内在遵循了物质资本的逻辑，无论是同企业理论还是同现实的企业实践相比其局限性都显而易见。第二种类别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背景，具体探讨了以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应格局为标志的四种不同的公司治理形式。应当说后者比较前者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两种比较公司治理研究都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普遍停留于对公司治理“是什么”的直观说明，而忽视了对公司治理的“何以如此”的深入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启发相当有限。甚而至于，由于理论上的缺陷，现实当中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对于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仅仅进行粗浅的“整合”之后就不加分析地引进和模仿。其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安排水土不服而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和较差经济绩效；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失去了其“现代性”的光芒，也导致了我国企业制度建设理论方向感的严重缺失。
二、重新定位比较公司治理，引入比较制度分析方法
造成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如上现状及消极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比较公司治理本身的定位失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研究方法的不。因此，要推进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首先需要确切定位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本身，然后，引入对应的研究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
1、比较公司治理研究——重新定位
比较公司治理并非单纯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公司治理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所以要进行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则是希图通过对别国公司治理形式的考察来获得对于本国企业制度建设的有益借鉴。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的两个核心问题是：（1）如何“异中求同”，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特殊中寻找到一般？（2）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哪些制度性特征？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澄清一对概念：公司治理一般和公司治理模式；更广义的概括，是需要澄清企业制度一般和企业制度特殊这样一对概念。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制度是企业契约的外化。以博弈论的观点透视，企业制度实质上代表了企业各产权主体之间不断进行再谈判的动态博弈均衡。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企业制度对各产权主体发挥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内的激励兼容，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对制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制度的激励和约束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在各个产权主体之间对企业产权（或企业所有权［1］，或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来实现的。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在企业契约达成之前的“产权”，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权”，主要反映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其权限往往是绝对和无限的；而在企业契约达成之后的“产权”即“企业所有权”，则是对各经济主体之间责权利的界定，主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权限则是相对并有限的。企业产权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表明，单个产权主体自身的理性选择要受到其他产权主体的约束，这也正是对企业内竞争与合作这样一对基本矛盾的反映。既然企业产权本质上是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界定，那么其契约签约人并不必然由传统的物的所有者充当，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应当是产权主体，这与人力资本客观上存在的作为未来满足或者未来收入源泉的“投资品”属性是相一致的。也正因此，周其仁把企业看作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约。［2］更广泛的意义上，科斯把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3］从而隐含地指出：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从逻辑上讲，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剩余权利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
但是，尽管从理论上讲“共同治理”是企业制度的一般原则，“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观察表明，现实的企业治理遵循的是特殊“相机治理”［4］的原则。也就是说，由于某些原因总有若干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参与到企业治理当中来，不同情境下参与企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其在企业剩余权利配置当中的地位和对比格局也各自不同，亦即在不同条件下企业“共同治理”的一般原则的实现程度和实现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在古典企业当中，由于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而言更强更明显的“相对稀缺性”，结果资本要素的产权主体在企业契约进而企业制度当中基本上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在现代企业中，物质资本的稀缺性和作用大大减弱，甚至沦落为了“消极货币”，人力资本特别是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和作用逐渐提升，这种情况对企业制度不断的边际修正积累到一定程度，如魏杰所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5］；又比如，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现代世界上存在着许多风格不同（不同利益相关者制衡格局）然而同样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等等。事实上，绝对意义上的“共同治理”从来没有也不大可能在现实的企业中得到完全实现，我们甚至也可以把企业“共同治理”的一般原则看作为研究现实企业制度安排的理想“参照系”，而遵循“相机治理”原则的现实企业制度，都是企业制度一般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同企业制度一般相对应的“企业制度特殊”。所谓公司治理模式，就是企业制度特殊在现代公司制企业当中的具体表现。这潜在地喻示：任何企业制度或者公司治理模式都只有在其相应的“情境”下才有意义。
一般来说，造成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格局具体不同进而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特征、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以及宏观制度环境。其中，技术进步本身即是同制度相对应的范畴，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制度是技术进步的原因而不是相反。生产要素的特性，包括相对稀缺性、对企业剩余创造的贡献、可控制和可监测性等参数对企业制度的影响，是现代企业理论着重考察的对象之一并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但是，生产要素特性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在同一历史它同技术因素一样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并且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可能对企业制度的某种影响。事实上从理论角度讲，对效率的理解从新古典理论的纯粹“经济效率”到德布鲁（Gerard Debreu）“效率分解”（the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理论把效率分解为“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technological efficiency，类似于制度效率）［6］，对生产过程的认知和考察从简单的对生产要素和技术特征的关注到科斯把生产过程展开为带有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本来就是近现代经济理论演进的脉络之一，并且对于比较欠缺“技术效率”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具有针对性的意义。即使从公司治理模式本身的特征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企业制度特殊的主要根源，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主要与其发达的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有关，而公司治理的大陆模式则与相互持股的法人所有制结构和“主银行制”存在密切关联。这就是说，制度能够促进系统的效率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它同人和组织的“适应”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化”的人或组织同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如何；或更直接地说，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
于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内容开始显现出来：除了关注公司治理本身的特征和异同之外，比较公司治理更要具体分析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同其背后制度环境之间的契合关系。这是因为前者只是说明了公司治理本身的“是什么”，而后者则是对公司治理“何以如此”深刻根源的探究。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形式？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模式又将具有何种制度特征？
2、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及其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从分析构成制度的最小单位到直接试图说明制度整体的活动，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逐渐独立为一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新经济领域。CIA建立在以下两点基本认识之上：（1）制度是重要的；（2）制度是多样化的。它试图从如下一些基本视角来研究现实的制度系统：（1）制度系统的多样性及制度系统之间的异质性；（2）制度系统内部的制度互补性或者制度诸“域”之间的战略互补性关系；（3）制度系统的进化与路径依赖性；（4）制度系统演进的渐进性及均衡性。这几点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持的。CIA方法将多样化的、进化的特别是系统论的观点带到了对实际制度系统的分析中，因而它给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问题的线索。对应于我们对比较公司治理是研究公司治理特征与其制度环境关系的重新定位，CIA正是一种非常适用的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一个新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是“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HCIA），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其主要代表。HCIA方法的主要学术特征可概括为：（1）把比较制度分析从现实制度层面拓展到历史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层面；（2）主要运用了博弈论（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前者与社会制度的自发“适应性进化”过程相对应，后者说明了历史因素对行为人预期进而对博弈均衡的影响）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3）主要研究对象为“自我实施制度”及其运行机制；（4）把制度视为结果而非外生变量，进而着重研究制度生成与进化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制度差异性的根源之根源；（5）研究的视野不断地从市场制度向非市场制度，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尤其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见，HCIA方法可以将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制度纳入同一视野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可以从新的视角分析制度的多样性、进化与变迁轨迹等，也可以更便利地研究采用何种制度更加具有“适应性效率”［7］，以及研究社会制度中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
HCIA的引入对于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微观机理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前提假设为“有限理性”、“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比较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种进步，但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就是说现实的人并非是生活于孤岛上的鲁滨逊，而是都带有特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就是说现实的人都是面临诸多历史和社会制度约束的人，如果忽略了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样两个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从宏观层面看，如新经济社会学（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从批判的角度所揭示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经济组织和经济行为对于社会的“嵌入性”。这就是说，经济组织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经济理性是受社会制度环境约束的；另如诺斯所言，过去的选择决定未来的选择，社会也不过是流动的历史。因此，企业制度或者公司治理结构也必然会具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性，这正是公司治理模式的本质内涵，也正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所应当重视却一直受到忽视了的方面。HCIA方法的引入，正好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三、公司治理比较制度的三个基本维度
引入HCIA的，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推进比较公司治理。首先，HCIA方法改变了比较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特别注重制度环境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其次，HCIA拓展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不仅研究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同公司治理的关联关系，而且也关注制度的动态演进过程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转轨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三个基本维度和方向。
1、市场模式与公司治理
如上述，关于比较公司治理，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在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之间进行着争论。但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我们知道，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制度安排”才有效率，脱离开不同国家具体制度环境的差异，讨论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的优劣就失去了其基本的参照系。由此我们认为，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区分，并不是因为其公司治理本身的不同特征，而是根源于英美国家和大陆国家制度环境的不同，特别是市场模式的不同。这正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维度。
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又叫做市场导向型，这种模式是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以美国为例，美国股东主权加上外部市场约束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美国那种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前提和基础的。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持股人多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买卖股票“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的治理绩效作出反应，因而董事会作用相对较小；由于资本的化、分散化导致的股权的分散，单个股权人对于公司治理的力比较微弱，这得到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立法执法制度的补充；由于经理人市场的发达，经理虽然在股东和董事会那里得到了较多的权力，但他们也会自觉地追求经营业绩的最优化……。可见，尽管从上讲，利用市场来控制公司是一种间接手段因而成本较高，但在美国的企业实践中，由于其市场的成熟度相对较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在全球经济居于首位，它仍然是有效的。
公司治理的大陆模式则又与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市场模式相对应。以大陆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为例，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可称为封闭型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与其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日本是一个后发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战时统制经济时期经济制度所发生的特定演变过程并未终止，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形成一种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从未把经济发展推诿给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资源配置以政府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市场价格机制的相当部分功能被替代了。这个特征在微观经济组织上的体现，就是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也就是说在国家目标的导引下，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按照美国收益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查德A贝尔纳的说法，日本的企业成为一种不是以股东利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装置。仅从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角度来看，企业替代市场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日本市场结构的特殊性：相互持股和主银行制替代了资本市场的很多功能；企业之间的长期交易关系并非完全在竞争性市场上建立起来，终身雇佣制以及从企业内部选任管理者造成了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的不完全，系列交易习惯和特殊的流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公平的国际竞争原则；等等。
可见，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在公司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和地位的具体框架，那么这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格局，是与不同的市场体制紧密关联的。因此，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必然要把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类型作为一个基本的依据。
2、文化传统与公司治理
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在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以外，一般还附带提及在东亚、东南亚一带存在较多的家族模式。虽然有时也把家族模式和前两种模式相提并论，但这往往是一种方便的划分方法，对此的研究并没有提升到理性自觉的应有高度，甚至每当人们提起家族模式的时候还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某种贬义的色彩，认为这种模式代表了企业本身还不够成熟或者经济发展尚不够发达的经济体的选择，因而暗示家族模式是一种未来必遭淘汰的公司治理模式。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既然文化传统是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和主体部分，非正式制度又是制度构成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那么文化传统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考察就必然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使同属于一个文化类型的不同国家之间其文化传统往往也有显著的区别。国别文化传统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截然不同和对比。
以家族模式为例。尽管从具体的公司治理特征上比较，从文化传统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同人们一般所认识的家族模式有许多类似甚至的相同的地方，但是，这两者毕竟存在本质的区别。（1）前者代表了东方文化（低文本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作用，与西方个人本位文化传统（高文本文化）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相对应；后者则一般是由企业对其物质资本规模、生产的技术性特征、企业创始的交易成本节约等考虑所决定的，与企业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2）前者主要分布在受东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和东南亚一带，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后者则主要是一种企业发展阶段上的概念，可能分布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3）因由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而言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前者一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后者则由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只具有相对短暂的生命周期。等等。
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仅仅是东方文化传统影响下典型公司治理形式之一种，事实上，作为一个同样受东方文化较深影响的国家，日本企业或公司治理也具有许多独特特征或制度安排，比如日本企业中曾广泛存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制度安排，也与文化传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在西方那种个人本位、自由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下，其公司治理也一般具有若干类似或者相同的特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揭示。
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公司治理会相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反过来，这些公司治理特征也只有在与之相互契合的文化传统下才可能具有“适应性”效率。显然，任何只对公司治理结构关注一点而对于文化传统不计其余的做法，都不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因此，对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和标准。这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二个重要的维度。
3、经济转轨与公司治理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现有学术主要反映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经验，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人们总是本能地去模仿和复制那些经济绩效比较显著的制度安排。但是，对于象这样一个经济转轨中国家来说，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所要解决的一个，就是要“异中求同”寻找到有关公司治理结构设置和企业制度建设的一般。一般来说，企业本身是一个微观的经济组织，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生规则，在完善的企业成长制度下，企业制度创新和变迁主要是一种自发自为的过程。但是，中国历史上一贯比较缺乏有利于企业组织成长和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国至今仍没能建立起明晰而健康的企业成长制度，中国的企业制度建设的经济实践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历史惯性仍在延续，其结果，企业制度创新的起点是空茫的，结果是虚置的。
因此，作为一个经济转轨中国家，对于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来说，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更应关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企业成长制度，也就是说要研究如何为企业组织演进和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有效、健康的制度环境。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国家市场发育和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在这方面它们并不能够给我们多少有价值的启发，倒是那些后发的经济转轨国家在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研究。这其中，尤其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之后，随着大量私营公司的出现，即开始了对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从设计方案上看，俄罗斯公司基本达到了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性要求”，但之后的经济发展表明，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绩效”并未变成现实，转轨期间的多项经济指标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制度建设和经济绩效的强烈反差促进了人们对转轨过程的反思。普京认为沉重的教训“雄辩的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8］由此，俄罗斯开始强调国家需要发挥的作用：第一、保护所有权；第二、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第三、保护经营自由；第四，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第五、实施社会政策。这些措施主要的都属于对宏观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建设，可见，俄罗斯也已经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与企业制度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关系。与之相比，尽管我国渐进式改革已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某些关键性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事实上在企业成长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不少事情要做，这也需要我们加强对经济转轨同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这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三个维度和发展方向。
总之，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推进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它不仅在合理定位比较公司治理的基础上转换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视角，而且也大大拓宽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更重要的，由于引入了宏观制度环境的维度，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为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改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注释：
①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事实上“所有权”的概念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而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概念。
②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京］1996年第六期。
③ 科斯：1960，《成本》，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p191。
④ 杨瑞龙认为共同治理是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相机治理是企业在运营当中为了应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我们认为，企业共同治理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推论或理想的参照系，现实企业治理普遍遵循的是特殊“相机治理”原则。其理由是：一方面现实中的企业从来没有真正做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另一方面现实的企业事实上总会依据资源禀赋、技术特征、制度环境等不同条件在企业治理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制衡格局，进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可以说，对于公司（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的原则，杨瑞龙的理解是狭义的、微观的、纵向序列的时间概念，是为了说明公司的具体运营状态；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宏观的、横向比较的空间概念，是为了说明公司治理的不同模式何以可能（参见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⑤ 见《经济日报》，2002年06月20日。
⑥ 转引自汪丁丁：《制度基础》，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制度在形成和发展哟过程中，理念的指导贯穿其中，这个理念即是企业理论的内核。在以资本结构为基础进行企业责权利的配置过程中，股东在企业委托一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主流企业理论和奋司治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现阶段作为一个非主流的企业理论，它顺应现代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也是对主流企业理论的扬弃。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改变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配置方式。
0引言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公司—这一企业的主要形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伴而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一个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滞企业的发展。公司的治理就离不开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日渐成熟。本文将就现时期下的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最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我国的经济现实对此展开探讨，提出针对中国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1基础理论概述
本文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理的理论，现就这两个理论的概述以及最新的发展情况展开论述说明，奠定本文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公司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着重解决的是委托问题，即如何选拔称职的经理人员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使其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公司治理理论最初建立在公司的传统法律模型之上，强调股东权利。这种理论又被称为股东中心理论或是股东优先理论或是股东控制理论。由此理论的源泉看，问题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故公司治理的主目标是监督和制衡经营者.实现股东的资产收益最大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义和范围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源于企业理论的发展和人们对于企业管理认识的逐步深化。从国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分为实证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论相关者理论和规范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义，由于上述三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各不相同，定义各异。
1.2公司治理机制理论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伴随着公司这一经济组织结构的产生而出现，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逐渐走向完善。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本国相关公司的财富增加，而公司财富的增加离不开公司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实现，公司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则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
要理解公司治理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的各方面利益。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1.2.1基于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公司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着重解决的是委托问题，即如何选拔称职的经理人员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使其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公司治理理论最初建立在公司的传统法律模型之上，强调股东权利。
1.2.2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团体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使价值的增值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贯穿于公司治理的整个过程，从而保证基于价值的管理处于正确的运营轨道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人或者参与，他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人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或者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或者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所以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公司治理的架构中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并且给予他们相关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将会威胁撤出其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机制现状的研究及比较
国外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要研究国外的公司治理情况，我们无法详细的去了解每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因此只能选择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那些有效的机制，以供我们的改革参考。
3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是公司治理的“晴雨表”、“温度计”，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构建是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其得出结果，能够有效的指导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能够促进公司提高其公司治理的质量。
4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
纵观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机制，虽然在某些方面上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是总体来说，股东之上的逻辑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公司的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恰恰是偏离这一逻辑的。
4.1改革的方向
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的基础性因素是企业的产权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并且现行的官本位的人事制度和激励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很重要的原因，监督的不严是外部因素。在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中，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的基础，市场化的人事选聘和有效的激励制度是公司治理有效的必要条件，另外更要辅之以严格的外部监督。
4.2具体的改革措施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在公司治理的改革中。公司的治理作为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作为关键得环节，其关系到一个公司企业的生死存亡。本文拟就从三个角度展开探讨:首先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改革，其次是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最后是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改革。
4.2.1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改革
1)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必须要抓住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股权凝固这两大症结，从强化公司的内部治理人手，加快股权的分置改革，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促进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依据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减持国有股，降低比重，培育机构投资者，构建多元化阶梯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基金组织，正确的引导基金持有上市股票，改善股权结构，缓解国有股减持的压力。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就应该从制度建设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方面人手。构建合理的董事会成员比例，严格控制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数量，逐步解决董事和经理人员交叉任职的现象，扩大独立董事的比例，从根本上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存进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另外还应该增强董事会的责任意识，推行董事问责制。
3)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应当向全体股东负责，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同时对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其人员的组成，除了股东和职工代表外，还应该有债权人。
4.2.2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
基于目前我国垄断行业领域里，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是主流的形式，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完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培育垄断行业的企业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为垄断行业经过市场化改革逐步从政府运作走向企业运作创造条件，是现阶段工作的重点。对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革，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人手:
1)明确利益相关者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实践表明，除了传统的股东外，党委、债权人、高管、职工、供应商、客户和社区以及其他的挖补主体都有必要介人企业的治理。但是就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此多的利益相关者的介人，会大大加大决策的成本和公司的运营成本。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以及国企的特点，我们可以尝试增加债权人和职工这两类主体介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现有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是监事会由股东代表、职工代表和独立监事三个部分，我们需要增加债权人的代表席位，使之各占四分之一，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民主化。
2)完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
加强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国企治理机制的工作重点，董事会一定要强化其战略决策功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注意明确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功能定位，是单纯的决策还是内涵监督?董事会的规模及构成，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董事长的来源，是内部还是外部?以及明确董事会各个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本文对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探讨，并与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相比较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虽然存在缺陷，但仍然具有竞争力，而且这些缺陷是可以克服的。相反,新兴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某些缺陷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尚不能取代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现行的公司治理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模式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传统的以“股东至上”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典型的代表是英美等国家，而且这种治理模式也是当今较为流行的；二是新兴的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司治理模式，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共同治理，其典型代表为德日等国家。虽然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尚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却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三是在总结出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各自缺陷后，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即出资者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应该说，由于美国的公司法在维护股东利益方面出现了松动，倡导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学者们才得以活跃的机会。但是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究竟能否取代传统的以股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在实施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后，能否达到那些倡导该模式的学者们在理论上所勾勒出的美好前景这一预期，以及能否会出现中小股东因此而抛弃我们公司的局面等诸多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本文正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入手，通过对其与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出存在的缺陷后，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提出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作为出资者的股东，由于是企业的剩余风险的唯一承担者，理应主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企业的董事会和总经理作为股东的人，应该对股东负责，企业的运营目标也应该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也是新古典产权学派所倡导的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其代表人物有阿尔钦（Alchian）、德姆塞茨（H•Demsetz）、曼内（Manne）、詹森（Jensen）、麦克林（Meckling）、哈特（Hart）等。然而，随着人们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关注， 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尤其到了8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公司之间“恶意收购”的浪潮，更引发了人们对“股东至上”逻辑的声讨。因为，在这次“恶意收购”中，股东们发了大财而公司雇员却大量被解雇，而且更不能让“社会公正”的代表们所容忍的是，股东增加的财富恰恰是重组后雇员们失去的财富，也就是说，“恶意收购”并没有增加财富，只是将雇员们的财富转移给了股东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促使了美国29个州的公司法出现了松动，要求“公司应该为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服务，而不应该是仅仅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至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并最终由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框架得以完善。
但是，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什么呢？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又是怎样呢？虽然最早提出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思想是在1929年，但是真正为利益相关者给出定义的却是在1963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而且时至今日，已经衍生出近30种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弗里曼、纳斯和布莱尔给出的。笔者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其进行分类：从广义上讲，泛指所有受公司经营活动影响或者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如弗里曼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从狭义上讲，特指与公司有直接联系的或在公司下了“赌注”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如纳斯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与企业有关系的人，他们使企业运营成为可能”。布莱尔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为便于我们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以下采用了布莱尔的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关于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布莱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董事会成员必须懂得，他们是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分别投资于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且投资处于风险。由此，那些明确代表关键相关利益者的人应该进入董事会”，“而且，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还应该被设计用来分配控制权、回报和责任给这些相应的相关治理者——那些贡献了专用化投入的企业参与者”。他还主张将公司的运营目标设定为公司的总财富创造，以取代股东财富最大化，并应该发展一种能够衡量投资和总财富创造的测量方法（在这一难题上，作者并没有给出具体解决办法，而是推给了会计工作者们）。此外，布莱尔还具体阐述了与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有关的组织创新、融资合约期限、信息披露原则和养老基金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
尽管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从理论上讲十分具有诱惑力，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其或缺乏可操作性，或缺乏实证检验而使得其竞争能力大打折扣，而且有些缺陷是无法克服的。
该模式倡导者的某些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维护者们常用德日的企业作为例子来论证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优越性，但是，他们殊不知，正如股东“能够通过其投票权影响公司决策的情况下他们就能通过将资产转移到风险投资，以牺牲固定求偿者为代价而使自己获利”一样，德日的“银行及其他固定求偿者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或者，就如德国，通过由其他人拥有的股票股份）影响公司决策，以牺牲股东为代价而使自己受益”。而且，由于固定求偿者们的“过渡风险规避，也会有效地阻碍了健全的初级和二级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银行主导公司治理的机制实际上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健全的公司治理市场的发展”。而按照布莱尔的观点，公司应该追求财富创造最大化而不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由于公司的目标定位在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使其财富创造的效率低下。但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创造财富的效率并没有高于传统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公司，而且从长期来看，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代价是高昂的（例如阻碍了健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市场）。批评者也用“恶意收购”的缺陷对传统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攻击，认为“恶意收购”只是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恶意收购”导致了大量雇员的失业等等。我们不完全否认个别“恶意收购”确实存在这些缺陷，但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敌意接管能限制经理和改善公司业绩”，而且，“研究表明敌意接管并没有导致大批雇员解雇”，“解雇发生在中层经理人员之间，而这些人找到替代性工作之快令人吃惊”。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是对公司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种误解。某些学者试图运用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企业进行定位，并对如何考虑利益相关者这一问题提出了七点建议。这七点建议的确能给人以鼓舞和振奋，但在经仔细琢磨后，我们会发现，如果企业真的达到这种要求，那么对企业的各种法律规章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作者完全将企业的角色和政府的角色相混淆，将道德的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相混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要把企业的行为同非盈利组织相等同，更不要将其看作慈善机构，否则就失去了企业本来的意义。此外，批评者们对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声讨中，经常以假冒伪劣产品、克扣职工工资以及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作为论据。笔者认为，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这些现象是不应该出现的，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所致，而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所以这种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今采用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大公司正在逐渐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因为公司的管理层们深信，股东的财富最大化目标是与各利益相关者高度相关的。例如很多企业为满足顾客而不断追求高质量的产品，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而同债权人和谐相处，为了使得企业更具有竞争力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决策提供信息和创新等。因此，企业要想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是离不开利益相关者。
在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下，如何衡量经理层的业绩和公司达到整个公司财富最大化的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或解决的不好，再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只是纸上谈兵。有些学者试图借用平衡积分卡来构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业绩评价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却是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即使可以借用的话，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点，即诸如消费者满意度、与供应商的关系、劳动生产率和劳工关系等一系列指标最终都集中在EVA一点上，既然一个指标就可以衡量企业的各阶层的业绩，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这么多的指标体系呢？
最后，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管理层平衡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能力、企业目标多元化以及董事会的决策困境等诸多问题，都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尚无具体的解决办法而又必须面对的。只要有一个问题解决的不好，就有可能使得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美好设想前功尽弃。
虽然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也有许多缺陷，但是它的魅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减，而且这些缺陷也不是不能克服的。笔者认为，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通过对自身进行不断修正、调整（例如赋予职工们更多的参与公司管理的机会），会变得更有竞争力。已经有证据表明，目前德日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对股东价值的提倡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还有理由继续主张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么？在即将结束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也要引用政治上的一句至理明言，以作为本文的结尾，即“民主制度确实是一种很差的政府形式，但比它好的形式现在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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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6
20__年，是陕北矿业公司“强一进一”战略目标实施的起步年，也是公司广大干部凝心聚力、奋力拚搏，加快发展、做强做大的一年。一年来，在公司党政的领导下，在集团公司党群部的指导下，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企业工作中心，以凝心聚力、营造氛围、构建和谐、促进发展为目标，扎实工作，稳步推进，较好地发挥了阵地和凝聚作用，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为公司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主要工作和特点
陕北矿业公司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理论教育工作有所创新；形势任务教育扎实有效；日常宣传教育积极主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持续活跃；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显著；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深化；宣传队伍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主要抓了以下四项重点工作：
（一）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发挥了阵地和凝聚作用
按照公司党委的工作部署，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和发展需要，针对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认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为各项工作顺利进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是政治理论学习常抓不懈。公司党委修订完善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制定了学习计划，明确了学习的内容、时间、形式和考核办法，使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各单位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了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制度，保证了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二是学习内容不断充实。各级党政把学习党建理论、企业管理知识和上级的文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拓宽了学习的知识面，增强了学习的实效性。三是学习方法形式多样。各级党政把集中学习、外出培训、个人自学、知识竞赛和形势任务教育结合起来，使学习更加贴近干部职工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工作。
在全体党员和职工中深入开展了“献计献策” 活动和“管理质量达标年”活动；开展了“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选树了集团公司文明单位包头运销公司、韩家湾煤矿和劳动模范冯刚等先进典型，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路作用，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学习实践活动，培育了广大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政治坚定性、品德纯洁性和行为先进性，为今后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注重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利用和发挥板报、橱窗、标语、《陕北矿业》和互联网等阵地的作用，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观念引导和形势任务教育，深入宣传了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积极开展了安全生产知识学习、党员答题竞赛、先进典型宣传等系列活动；组建了公司门户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络作用，扎实推进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为公司快速发展，构建和谐矿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
利用《陕北矿业》这一宣传阵地，大力推广各单位在践行科学发展观中的新鲜经验和好的做法，宣传重点工程和先进典型。对外宣传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代表集团公司参展了在榆林举办的第三届榆林国际煤炭暨能源产业博览会，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通报表彰；并在《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榆林日报》等平面媒体对公司三个文明建设进行了大力宣传，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
进一步健全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网络，下发了政研课题，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调查研究，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中心工作之中，先后组织开展了纪念“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开展了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等活动，共收到研究论文17篇，为公司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编撰《陕北矿业公司志》一书，目前，正在征集各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修订。
（二）日常宣传教育得到了加强，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
日常宣传教育始终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抓好党的政策学习、集团公司文件精神传达，公司重要会议贯彻落实和社会宣传等工作，多方鼓舞士气、凝聚力量，积极宣传企业形象，增强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和修订了公司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新闻宣传报道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和通讯员队伍建设等有关制度，注重新闻宣传队伍建设，保证了公司重大事项、重大决策、中心工作及各类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各单位成立了新闻宣传报道小组，组建了通讯员队伍，制定了管理制度，完善了激励机制，明确了目标任务，并努力改善通讯员的学习、工作环境，激发了宣传干部的积极性、事业心和成就感。
在工作创新上，公司对《陕北矿业》报进行了改版，增强了新闻宣传的时效性，突出了知识性、趣味性和指导性，并在版面设计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增设了《安全漫画连载》、《读书》、《工作研究》、《亲情底片》、《艺海拾贝》、《爱心榜》等十多个栏目。同时，我们对公司三个文明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进行专版宣传，彰显了以人为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栏目组稿上，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公司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中心这一主题，突出指导工作、交流经验、鼓舞士气、营造氛围这一职责，及时根据企业发展状况、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和职工思想动态进行针对性组稿，并狠抓稿件质量的提高和报纸版面的美化，有力地配合了公司党政工作。
在服务生产上，开展了以“美化生态环境、岗位建功立业、构建和谐矿区”为主题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青年节能减排”活动、“百日安全”活动等；在《陕北矿业》上开辟了《安全漫画连载》、《工作研究》等栏目，连续刊登安全生产知识，发挥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安全生产的作用，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了浓厚的安全宣传教育氛围，使 “安全高于一切、安全先于一切、安全影响一切、安全重于一切”的理念深入人心。
（三）队伍和阵地建设得到了加强，营造了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在队伍建设上，首先是狠抓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公司党群部利用各种时机为通讯员提供学习资料，解决生活工作困难，面对面耐心辅导，交流采编心得，及时为通讯员传授新闻写作知识，激发了通讯员的写稿热情，培育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其次是发挥了《陕北矿业》内外宣传和通讯员培养双重作用，加强了队伍建设，提高了报纸质量。
今年1-10月，《陕北矿业》共出版20期，刊稿500多篇。其中，韩家湾矿采用稿件117篇、大哈拉矿采用稿件50篇、包头运销公司采用稿件73篇、神木运销公司采用稿件30篇，全部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上稿任务。对外宣传报道（平面纸质媒体）刊用27篇，其中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刊稿25篇，树立了公司良好的外部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对外宣传工作在20__年实现了新的突破, 即在《陕西日报》和《陕西工人报》等报刊外发稿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均实现了新的突破; 在《陕西日报》对公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行了专版重点宣传，有力地宣传和展示了公司形象。
（四）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得到了加强，加快了和谐矿区的创建
一年来，公司从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出发，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当知识型职工活动为抓手，着力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公司投资1万多元为包头运销公司新建了图书室，为职工进一步学习创造了条件。包头运销公司在抓好职工自学的基础上，聘请了铁路管理人员给职工讲解铁路运输知识。韩家湾矿每季度组织全矿职工培训集中培训一次，区队每月组织集中培训一次，班组在每个班前会组织学习岗位应知应会，培养了职工的文明习惯，提高了安全生产技能。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公司以文明单位创建为动力，把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加强基础建设结合起来，对重点部位进行绿化美化，基本做到环境卫生整洁化、日常管理牌板化、各项工作标准化，进一步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荣誉感。韩家湾矿结合矿井产业升级，对生产、生活主要设施进行了改造，矿区面貌焕然一新。包头运销公司对办公楼进行了修缮，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施，进一步改善了职工的办公和生活环境。今年上半年，包头运销公司、韩家湾矿被评为集团公司文明单位，包头运销公司经理冯刚同志被评为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包头运销公司对征集的理念进行了整理，并设置了宣传牌板、刷新了警示标语。大哈拉矿在办公区设置了安全警示牌板，在生产区悬挂了安全理念横幅。韩家湾矿在产业升级中不忘企业文化硬件投入，建设安全文化长廊，在路灯上设置了宣传牌板，在区队开展了班前安全礼仪活动。
20__年10月20日至27日，公司组织部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二级单位党委（支部）书记一行8人，先后赴黄陵、蒲白、澄河、韩城等单位考察学习企业文化建设情况，通过座谈、观看专题宣传片、实地查看，切实感受到了兄弟单位企业文化建设的力度和文化的魅力；10月29日上午，邀请西安交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思锋教授来公司为公司机关和二级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举办《核心竞争力及其培植--论企业文化建设》的专题讲座。10月29日下午至11月2日，由公司党群部和西安交大公共管理学院组成的6人调研小组深入公司机关及各二级单位开展调研活动，为下一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整体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陕北矿业公司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的成绩，但与集团公司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不够，办法不多，步子不快；基层单位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20__年重点工作设想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担负着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大任务，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使命。”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总书记20__年元月22日在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陕北矿业公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陕北矿业公司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工作。 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迫切需要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为公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着力巩固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把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继续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重点。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全面领会、准确把握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点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制定公司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安排意见和具体措施，安排部署好全年的理论学习，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分层次、有重点地组织好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学习。要充分利用党委中心组学习这一主要形式，使领导干部自觉成为学习宣传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模范，提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公司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能力。同时，要认真抓好干部职工的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宣讲科学发展观、举办轮训班、撰写心得体会等不同形式，深入推进科学发展观学习热潮，努力使党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走进生活，切近群众，推动企业发展。
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始终不渝地将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宣传贯彻同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同影响和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等突出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澄清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的有力武器，成为谋划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思路，成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有效措施，努力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实效。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继续组织好形势任务和理想信念教育。明年是陕北矿业公司建局20周年，也是实现跨越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充分运用各种媒体、以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公司发生的巨大变化，宣传公司改革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坚定广大干部职工做强做大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我们将紧密结合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工作和干部职工普遍关注的热点、疑点问题，摸准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组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搞好公司的热情和信心转化为加快发展、创建和谐矿区的强大力量，切实达到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内部管理、优化职工队伍、提高劳动技能的目的，着力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力开展科学发展观实践教育活动。用广大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其更多地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公司“强一进一”战略目标，创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推动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推动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认真做好公司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把服务公司中心工作、维护职工权益作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点，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鼓动和解疑释惑工作，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积极引导职工支持和参与改革，树立与公司快速发展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
加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探索。要重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紧密结合生产经营管理的实际和重大举措，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着力增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我们将适时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矿区进行理论研讨。
（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努力构建公司
快速发展的的良好舆论环境
认真组织开展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大讨论活动。着眼于以思想大解放、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公司科学发展为目的，积极开展思想大解放大讨论活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强化发展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争先意识，为切实加快公司科学发展破除思想障碍，为做强做大陕北矿业公司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全面深入地宣传公司改革发展成果。充分运用各种信息载体，大力宣传报道公司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新思路新举措，大力宣传公司近年来所取得新进展新成就，着力塑造陕北矿业公司良好的外部形象。20__年，矿井产业升级即将结束，安山井田就要开工，公司新项目开发将全面铺开。为此，我们要深入开展宣传报道活动，为公司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推动和谐矿区创建
深入开展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重点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将其融入干部职工教育的全过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干部群众，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推动公司形成文明和谐的良好风尚。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紧紧抓住陕北矿业公司建局20周年的有利契机，开展形式多样庆祝活动，融洽人际关系，促进企业和谐，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为企业实现做强做大创造优良的人文环境。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深化拓展文明创建的内容，大力推进和谐公司创建活动。继续组织开展文明单位、文明班组、文明示范岗等创建活动，不断推进公司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文明素质和公司文明水平。
极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要严格按照公司即将推行的企业文化实施纲要的总体部署，扎实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品位，塑造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提升企业竞争力。公司适时举办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推介会，总结推广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
（五）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建设，提升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多种方法，加大对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深化对党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树立良好形象、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增强业务本领、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推动工作上取得明显成效，不断提高宣传思想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