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行政论文范文1
[关键词]流行文化；大学生；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04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20 [本刊网址]http：∥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世界范围的文化多元化已然形成。在多元的文化中，流行文化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流行文化以其内容的趣味性、娱乐性，形式的新颖性、灵活性，传播速度的迅捷性，从开始的崭露头角到如今的发展壮大，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流行文化作为一段时期内盛行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高潮和衰落都与大学生群体密不可分。尽管流行文化的行为主体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不同群体，但其在大学生这个群体蔓延的速度和广度却最为快捷和深远，大学生是流行文化主要的接受群体、传播群体和消费群体。
一、调查的目的、形式及主要内容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态度及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引导大学生更加理性、正确地看待流行文化，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
此次调查以调查问卷形式为主，一对一访谈、座谈会、网上调查为辅，主要针对几个方面开展了调研：（1）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主要了解大学生眼中流行文化的范畴；（2）流行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主要了解大学生接受和传播流行文化的主要媒介是什么，从而加强对该途径的管理；（3）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掌握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影响的主要方面，引导学生在物质文化生活中正确地对待流行文化；（4）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主要了解流行文化主要对学生的个体行为产生哪些影响及成因；（5）是否认同流行文化为主流文化，主要了解大学生能否很明确地界定出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界限。课题组对三所本科院校开展问卷调查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文科类学生（79.3%）理科类学生（20.7%），调查问卷涵盖了大一至大四年级的学生，女学生比例为70%，男学生比例为30%，回收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占93.3%。
二、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已成为大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严重影响着大学生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消费观念、理想追求。
（一）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你认为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的调查中，有96%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流行歌曲、流行影视剧、流行娱乐节目；72%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流行服饰；15%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饮食；92%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网络购物、微信、微博、QQ等网络文化产品。可见，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内容范围主要界定在娱乐和休闲方面，大量充满娱乐色彩的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以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丰富的视听信息和生动直白的感官享受吸引着思维活跃、追逐时尚的当代大学生。《小时代》、《来自星星的你》等影视作品被大学生所追捧和喜爱；《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娱乐节目也成为大学生度过闲暇时光的不错选择；刷微信、微博、聊QQ、网络购物更是大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而那些文化内涵深厚、教育意义深远的影视作品、红色歌曲却少人问津。
（二）流行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
在“流行文化主要传播途径”的调查中，互联网无疑成为了流行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当前，由于家庭、校园网络的全面覆盖，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交友、购物的主要媒介。大学生在接受、传播流行文化时，大多不会选择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方式，而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这种便捷、快速的互动平台来了解外界动态，掌握文化信息，增加相互交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网络产生依赖，他们认为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文化”流行的全过程，很多学生因为有了网络而“宅”在学校或者家里。例如，看电影、电视节目可以通过优酷、土豆等视频软件进行播放，购买商品也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却送货上门；交流可通过人人网、博客、BBS、QQ、手机、微信等互动平台实现互动交流，网络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成为大学生获取文化来源的重要载体。
（三）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影响
在“流行文化的哪些方面对大学生物质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调查中，流行服饰、流行语言、流行歌曲、流行影视、流行饮食等物质产品对大学生产生较大影响。作为展示自身气质形象的重要视觉形象载体，流行服饰对大学生有强烈的吸引力。大学生在穿衣打扮上突现个性并力求多变，不论是衣着、发型、妆容都追求流行。从铅笔裤、热裤到带洞的牛仔裤，从板寸、短碎发或者卷曲的长发，从“小萝莉”到“御姐”的妆容无一不体现出大学生性格张扬、崇尚与众不同的特点。
流行用语是大学生在校园口语交际中广泛使用的话语形式，流行文化对大学生流行用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网络流行语。“HOLD住”（把持住）、“OUT”（过时了）、“顶”（支持）、“亲”、“赞”、“给力”等网络用语深受大学生的推崇和喜爱；第二，影视流行语。一些热播的影视剧的台词也成为了时下大学生的常用语。《甄嫘传》中的“小主”、“本宫”、“极好的”，《天下无贼》中的“人心散了，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了”等影视剧台词也被大学生争相效仿。第三，日常流行语。大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实际创新了语言的使用方法。“郁闷”常用来形容大学生烦躁的心理状态，“特困生”专指上课爱睡觉的学生，大学生通过简化、省略的语言，展现他们一定时期的生活和行为习惯。
（四）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
在“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有哪些影响”的调查中，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交际方式、婚恋方式受到流行文化较大的影响。很多大学生把拥有一部IPHONE6，成为一名忠实的“果粉”看做是追求新潮的代名词，把通过微信朋友圈晒自己的各类奢侈品作为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大学生消费观念已从传统的“经济、实惠、实用”转向美观、新潮、炫耀、个性。大学生的恋爱也从我们熟知的“一见钟情”、“日久生情”转变到“网恋”，结婚方式从传统的“具有良好的感情基础上谈婚嫁”转变到闪恋闪婚的速食婚恋。交友方面，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更多地被微信、QQ所取代，网络的便捷把实际的人际交往虚拟化，这不仅局限了交际方式，更弱化了人际交往能力。
（五）流行文化是否为主流文化
在“你是否认同流行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调查中，88%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不能够替代主流文化，社会的主流文化应该是对全社会价值观、道德观都具有引领作用，体现正量的文化。
三、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现状分析
流行文化对于好奇心强、求知欲盛但社会阅历不足的大学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大学生在享受着流行文化带给他的愉悦的感官享受的同时，也被其消极因素影响着。
（一）影响了大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流行文化能够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但其娱乐性很容易使学生沉湎其中。网络游戏是流行文化的一个体现形式，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的例子屡见不鲜，网络游戏使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使其人际关系恶化，同时，网络游戏的暴力、色情的内容也使学生的心灵受到侵蚀。另外，网络购物的普及使大学生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并可能诱发一些经济犯罪。此外，学生3G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学生因为大量使用微信、QQ聊天不能集中精神上课而荒废学业。
（二）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消费观产生了影响
流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性就是其商业性，流行文化通过商业性的传播进入到大学生视野。品种繁多的流行文化产品让更多的大学生对它趋之若鹜。苹果、三星手机，香奈儿、GUG-GI、LV频繁地走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谈论话题中，大品牌、高品位已成为学生追求新潮、彰显个性的时尚阵地，豪华、浪漫、炫耀等虚幻、虚荣的行为却成为大学生津津乐道的“潮流”，大学生对名牌的追求，对物质的极大渴望，对及时享乐的渴求，正一点点蚕食着学生的心灵，使他们离中国传统美德装渐行渐远，这些蔓延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的庸俗消费观不仅会给学生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扭曲了他们原有的正确消费观，使他们偏离正常的学习状态。
（三）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观产生了影响
流行文化注重娱乐性，强调感官享受。为了实现其娱乐性功效，流行文化往往会迎合人性的某些弱点和阴暗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社会道德感的缺失。大量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拜金女”的角色，婚恋中的“婚外恋”、“多角恋”、“虐心恋”的婚恋模式，都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的善恶观逐渐淡化，使大学生走上道德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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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教育环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并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十七大后,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贯穿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部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学内容重复泛化,教学方法简单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掣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使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社会的客观因素,既考虑教学主体与课题,又考虑教学中介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此态度指导教学改革,才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关键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导,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能否促进学生主动、和谐、活泼地发展,关键在教师。”所以,要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理论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创新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品质在于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从思想上认识上跟上形势,不断提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必须具有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根本,他在认识论中再三强调理论必须回到现时中去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是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具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鲜活的教育意义。
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这都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方面。因此,能否及时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揭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论本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才能在大学生普遍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刻,及时为其做出解答,也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实践中,我们要大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人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鼓励教师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此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全能型”的教师队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良性湖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完善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基础
教材是制约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给“教材”下的定义是:“所谓教材,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在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是把教材作为活的知识来把握的。这里的“知识”决非死的、静态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是活的、动态的、生成的知识。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教材”的知识,应该具有及时更新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功能。
但在现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作为其教学知识的教材却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内容重复泛化。主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据统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学政治课有近1/4的课程是简单重复,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和滞后性,教材编写的特点决定了教材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现实,导致了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从教材和教师口中得不到对现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
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改革就成了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重要环节和内容。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这个《意见》最终确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格局,即:在高校四年制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并决定举全国之力编写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力争于2006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国高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统一使用。新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反映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大学生关心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根据教育部要求,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和补充,及时把十七大相关精神加入教材,反映了教材编写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核心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是继“文明冲突论”后又一重大社会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此讲的“自知之明”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而且包含对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理解、探寻。以便明白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中,本民族文化处于何境地,较之他族文化,我族文化有何特色,在未来发展中该往何去。这是一种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殿堂并筹划和追求民族文化理想的探索历程。二是认知的升华,即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也就是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把自身视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主客,合二为一。这样,就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身使命,把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和行动指南,在新形势、新环境中自觉地去继承它,保护它,弘扬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它。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文化自觉,就是要让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自知之明”,即使大学生在认知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及其相关知识的同时,把此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指南,自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念和准则,主动将之付诸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
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取向选择方面,部分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多数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性,对社会主导价值和信仰抱有更多的“游离”态度。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有些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有的大学生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
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世界多元文化互相冲突和激荡中,在多重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碰撞与交融下,文化自觉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应有的、正在增强的新型文化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是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大学生是传统文化及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扞卫者,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意识。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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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行文化；教学法改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89-02
目前，流行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校是各种文化产生和聚集的重要场所，当代大学生也是流行文化的最主要受众之一。因此，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强大影响力势必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特别是网络以及手机上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流行文化在我国的高校校园中蓬勃发展。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将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方法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机遇。流行文化为何在高校传播如此迅速？如何合理利用流行文化，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文试图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以期对我国的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当代流行文化现象诠释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属于文化范畴，当代流行文化具有复杂性和灵活性。吉登斯认为：“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是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娱乐活动。”[1]海蒂兹则认为：“流行文化主要是如同时装、电影、CO、VCO、电视节目一类的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2]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如流行音乐、叫座的影片、广告艺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流行文化产品等。流行文化与商业、消费、娱乐、政治有机结合，形成了物质化的、虚假的文化，并满足人们消极、被动、虚假的需要[3]。流行文化风行于现代都市中，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息。流行文化始于西方，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产生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同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前言中所说：“在其一般现代用法上，文化这个词进入英语思想界是在工业革命期间。”[4]因此，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流行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对高校大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萌山庆司说，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大学生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喜欢追求新奇刺激，是社会生活中最有生机、最具开放思想的人群。他们不仅充实了流行文化的内容，还革新了流行文化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或延缓流行文化的进程。大学生能够较早接触一些新兴的流行文化形式，甚至对其进行改造，进而传播他们自己的流行形式。他们往往会用一些流行文化的形式来演绎传统或主流文化。比如，在动漫作品中配着古典音乐的国画风格的场景，或者是革命歌曲的摇滚版，这些都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欢迎，并且，在同学们之间广泛传播着。当代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创造力与传播力都很强，他们会创造流行文化的形式，通过网络等媒介加以引导传播，高校大学生成为流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流行文化在高校的广泛传播，其本身的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和互动性对大学生消极面日益凸显，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课紧跟时代的发展，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对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的认真研究和反思，我们发现，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了多方面的困境。
首先，从教育对象方面来看，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兴趣程度不高、认可度不够。总体来说，大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并不浓烈，但大部分同学对它并不抵触，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和积极态度，学生认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程度较低，学习态度较为消极、被动，认为课教学内容抽象、空洞，并且与就业相关性小。
其次，从教育者方面来看，存在着创新意识不高，采用较为单一的教学手段，习惯于单纯地传授知识，缺乏对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的现象。有些教师继续采用一个教室、一名教师、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巴的“五个一”方法，枯燥乏味，使得理论与现实相脱节；有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就是“坐讲”，就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拘泥于书本的纯理论，缺乏实践；有的老师虽然采用了现代教学技术，但仅仅停留在以投影替代板书上；有的平时不注意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和现象，不能给学生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
最后，从教学内容来看，内容较为重复陈旧。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内容已十分丰富，因此，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时，既要顾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要说明每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具体内容，哪一快都不能忽视，从而造成课程体系十分庞杂。这些内容当中，有一部分的内容与中学课程存在低水平重复，某些课程之间也有内容的交叉重叠。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教材缺乏许多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观点和内容，缺乏时代感和超前性。
三、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同样，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上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着力降低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并有效结合流行文化的特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有效性。
（一）利用流行文化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学的方式和手段
流行文化具有形象、生动又富有感染力等特点，很多艰涩难懂的理论，通过流行俗语的形象表达，就变得很容易被高校大学生接受和理解。同时，可以充分运用电视录像、投影、网络、多媒体教学软件等现代科学技术，当代大学生崇尚创新，关注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而且非常希望亲身体会和尝试，希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学习知识。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又能创新教学手段。可以把理性的内容具体化，把抽象的道理直观化，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受教育者造成鲜明清晰的视觉印象和冲击力，可以有效改变传统枯燥乏味的教学活动。
（二）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引导学生正确对待
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流行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求，是一个特定的模拟，它提供了最一般的条件，使每位个体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榜样。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师是流行文化影响方式、传播途径中的重要变量。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只有对流行文化充分把握，并且从专业角度有针对性地看待流行文化，通过对大学生主要需求的分析，挖掘流行文化中的亮点，使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流行文化的内涵，分析其利弊，创造师生、生生之间的和谐互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三）重视优秀流行文化，开拓教育教学资源
随着高校与社会联系的加强，我们不能用简单抵制与堵截的方式对待流行文化以消除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正确分析流行文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充分认识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时展需求，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选择部分优秀的流行文化纳入到思想政治教学资源之中，顺应时展要求。应充分挖掘优秀流行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开阔大学生眼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时代性，促进教学有效的充分实现。要认同学生对优秀流行文化的学习与创造，但同时要严格抵制低级、粗俗的流行文化及其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这样既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趣味性，又可以让大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理论。
（四）以流行文化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
流行文化本身具有实践的条件，包括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与整合、实践教学运行和保障机制。流行文化会引领出许多新鲜事物和新鲜问题，这些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可以利用流行文化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到实践中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将实践作为思想政治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要坚持以主导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精神内涵，抵制流行文化中低俗和反主流的负面因素，充分利用流行文化的鲜活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
四、结语
要改革教学方法，使流行文化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手段，教学是整个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当代大学生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以改革促发展，以建设求提高。只要积极营造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氛围，坚持真理，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达到百年树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A.Giddens. Sociolog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the Third Edition，1997：364.
[2]D.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M]. London： Rout 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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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京红色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南京晓庄学院
作者简介：陈红英（1969-），女，湖南娄底人，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教授。（江苏 南京 210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改项目“地方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开发利用”（项目编号：40234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5-0099-02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近年来，南京晓庄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就是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坚持从南京晓庄学院地方性高校的实际出发，把南京红色文化资源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凸显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南京红色文化特色，大大地提高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实效。南京晓庄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因而成绩显著，曾多次获得部、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一、南京蕴藏丰富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至今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一般认为红色文化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标志，以建功立业时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并以这些载体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为内涵而组成的具有宝贵历史意义与价值的文化体系。红色文化是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优秀精神品质为内核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一种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作风、共同信念、共同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1]据此，红色文化应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因此，南京红色文化应包括南京的各类遗址遗迹、陵园、纪念碑馆、名人故居旧址等各种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南京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革命文艺、励志事迹等所有这些无形的资源。南京历来被誉为“六朝古都”、“十朝都城”，特别是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饱尝忧患，历尽沧桑，地位特殊，南京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的革命斗争史迹、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名人资源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表明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南京地方高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生动的教材。
二、南京红色文化走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
作为一种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南京地方红色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一方面，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有利于提高南京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南京红色文化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优质资源，能够促进南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能为南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前进动力和精神支柱。具体来说：
第一，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内涵，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试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给学员们讲深奥的哲学，教室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究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而不照本宣科。须知理论必须彻底才能说服人，而理论要彻底就必须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也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和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具有地方特色的，才是为人所最喜爱的，这正说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想说服人，必须有其民族、地方特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因此，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选择运用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地方红色文化，把南京地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在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而且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抓住同学们急于要了解南京、认识南京的心理，诱发在宁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大学生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第二，南京红色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增强抵御西方社会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能够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传递正能量。南京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1700多年跨度的建都史，特别是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南京现在共拥有6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7个在省委宣传部命名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京市委宣传部命名的28处市级基地（含部级、省级）。除此之外，各县、区党委、政府还命名了一大批县、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外南京还拥有281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级9处，省级77处，文物保护单位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互重叠。[2]可见，南京已经形成部级、省级、市级、区级多层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充分利用上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有选择地组织大学生参观南京渡江战役纪念馆、静海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梅园新村纪念馆、中山陵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南京！南京》等影视资料，使学生们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多少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而建立起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明白当代青年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远大的社会理想，从内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并立志为尽早实现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稳步推进，成绩明显。改革的一个突出举措就是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坚持从南京晓庄学院地方性高校的实际出发，始终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要联系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实际，注意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一，联系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实际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教材，使南京红色文化进课堂，进教室，进学生头脑。课堂是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教材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核心材料，于是我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自身所教的课程，有代表性地选择南京红色文化将其编进校本教材，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如将南京晓庄学院的老校长陶行知先生改名的革命斗争故事编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校本课程，让学生进一步明白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如将雨花台烈士陵园中的晓庄英烈馆，晓庄英烈们英勇反抗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事迹编进《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校本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爱国主义意识；还有将渡江战役纪念馆、中山陵、南京的诸多名人事迹，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等素材编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校本课程，让广大学生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并为了实现祖国繁荣富强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同时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总统府、梅园新村纪念馆等素材编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校本课程，时时提醒广大学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落后要挨打的历史，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奋发图强，誓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活用南京红色文化资源，生动活泼地对大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仰等价值观教育，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达到了为大学生提供真信真用的价值观导向的目的。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工效机制”的指示精神，南京晓庄学院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加强实践环节教学。首先，保证实践教学课时。现在我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按三分之二课时上理论课、三分之一课时上实践课安排。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实践课时分别为14课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实践课时为28课时，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实践课时为8课时。其次，每一门课程本着依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的“三贴近”原则，着重突出南京红色文化资源，每一个教研室都制订了相对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和实践教学实施项目。如在实践教学中，考虑到经费不足、时间有限以及学生人数较多等因素的限制，我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项目基本上都是围绕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南京红色文化实践调查选题主要有：南京晓庄学院的产生发展历史调查；南京晓庄师范（南京晓庄学院的前身）早期革命斗争史调查；新时期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经济收入与支出情况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受众群体及原因调查；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现状调查；南京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调查；南京红色文化对培养大学生“三观” 的作用调查；南京红色文化在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开发和运用情况调查；南京红色文化的正能量调查——以南京晓庄学院在雨花台烈士陵园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志愿者的成长为例；南京晓庄学院校园文化中的隐性文化资源状况调查等。
同学们在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通过认真制订调查问卷，依据统计数据分析现状，找出原因，并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几年来，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实践成果，同学们也在这社会实践中得到了素质和能力的同步提高。与此同时，南京晓庄学院思政部主持申报的《教学做合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也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以此为基础申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荣获“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点立项建设试点项目”。这些成果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三，共同开展以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高校校园文化“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3]南京晓庄学院的历史就是老校长陶行知及其早期晓庄革命英烈的斗争历史，因此，南京晓庄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始终以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以及早期晓庄革命英烈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坚持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南京红色文化有机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把志愿服务工作作为推动晓庄“陶子”成才的重要阵地，努力营造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良好文化氛围。于是，学校各个部门协调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成立了立足南京、服务南京的各种志愿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有益的志愿服务活动。如南京晓庄学院的学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国内外游客义务讲解南京大屠杀历史这一活动已坚持不懈地开展了18年。至今已有400多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到志愿讲解工作的行列，累计讲解时间为8.28万个小时，累计讲解对象达260多万人次，参加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重大悼念活动190多次，参加纪念馆的外事接待工作100余次。结果南京晓庄学院《志愿者在行动：晓庄学子18年义务为游客讲解南京大屠杀历史》项目获得教育部2012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南京晓庄学院学生在《江东门纪念馆志愿讲解服务队》被授予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班学生李国荣同学被授予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近几年，由于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南京晓庄学院先后涌现出了胡小五同学等感动南京十大杰出人物、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并感动宁夏的王景光同学等一批模范人物。可见，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激发起了青年学生的激情，唤起了当代青年学生对高尚的、独立的人格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促进了青年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
总之，南京红色文化资源蕴藏丰富，南京晓庄学院通过将南京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编写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教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晓庄学院校史等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以及共同开展以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有南京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等举措，使南京红色文化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走进高校教室，走进大学生们的头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抵御西方社会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使之迅速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参考文献：
[1秦洪涛.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意义与途径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3，（8）.
大学生行政论文范文5
一、有关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的“新释”
在我国行政法学基本理论中，行政法律关系被公认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有些著作与教材还主张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组织行政法学教学研究体系的主线，因此探讨这一概念很有学术价值。《新论》一文首先列举了目前国内行政法学界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六种表述，然后提出了作者的观点，认为“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受法律调控的因行政权行使而形成（或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接着又对这一概念作了解释，但根据我们的看法，《新论》一文对这个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东西，在唯一的一点新认识-“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并不仅指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上，我们则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根据《新论》一文作者的意见：“行政诉讼的条件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合法权益并不只限于行政法上的权益，它还应包括其他法律上的权利及其利益。”然而，众所周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所以能提起行政诉讼，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些“合法权益”是受行政法保护的，因此它应该就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并涉及义务），因此说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并没有错，说行政法律关系是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因行政权行使而形成（或产生）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错。《新论》一文的观点对现代教科书、论文的认识并没有什么突破，也谈不到属于“新释”。《新论》一文作者恰恰提出了与自己观点相矛盾、却为我们所赞同的观点。他们说：“公民的权利义务也并无所谓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和私法上的权利义务之分”，“一项权利或义务有可能表现为民事上的权利义务也有可能表现为行政上的权利义务。”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能说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呢？作者的“新释”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关于“行政关系本身也是种法律关系”
《新论》一文所展示的“新视野”中一个令人注目的“新观点”是关于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问题。该文批评一般理论中认为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观点，认为“人们关于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区别的认识，还有待重新审视。”他们“重新审视”的结论则认为：“实际上，行政关系本身也是种法律关系。行政关系是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发生的，而行政权不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倒是一种法定权力。”其理由是因为“没有宪法、法律的赋予或授权，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不得行使任何行政权力，无法律依据即不得作出行政行为。”即所有行政权力，都是法定权力，所有行政关系都是行政法律关系。
《新论》一文作者显然把“应然”和“实然”两种情况混淆了。我们认为：在行政法治化的过程中，在实行和依法行政原则下，越来越多的行政关系将纳入行政法律关系，这是我们的目标和实践，但是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还没有经过法律规范调整的行政关系，这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不能绝对地、笼统地称“行政关系本身也是种法律关系”，“行政权不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这样表述，在理论上犯了绝对主义的毛病，否认了“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同时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按照《新论》一文作者的逻辑，历史上就不存在裸的不受法律羁束的行政权力，如果行政权从来不存在那种“事实上的权力”的形态的话，那么提出“依法行政”就是无的放矢；如果按照《新论》一文作者的逻辑，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有了《共同纲领》这一具有临时宪法效力的文件，中国早就进入“依法行政”的法治社会了；如果按照《新论》一文作者的逻辑，今天我们已有了宪法和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的组织法，一切行政行为都有了法律依据，就万事大吉了，提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目标统统成为多余之举。显然，事情并非如此。这种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与作者自己的观点又是自相矛盾的，正是在该文中，作者又写道：“就我们的观点而言，行政关系大多也同时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一般来说是一种法律关系（宪法关系）的关系。”作者在另一处正面解释其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时也指出：“法律规范的调控，既应包括将已有的行政关系（人们一般认为它是种事实关系）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也应包括通过法律规则促进新的行政关系的形成（即创设新的法律关系）。”既然承认有的行政关系要经法律规范调整才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那就承认了非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行政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事实上的行政权力和行政关系都是存在的。“真理只要再朝前一步就变成荒谬”，发现许多行政关系本身已是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法律规范促进新的行政关系的形成等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反过来，不承认行政关系的存在就未必恰当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认为“行政关系大多也同时是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并非是作者的首创或“重新审视”。据笔者所知，前苏联出版的《苏维埃行政法》就已指出：“行政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备法律形式的时候才能作为现实的关系而存在”（注：[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一书第37页， 群众出版社出版。）也就是说，前苏联学者早已看到了行政关系同行政法律关系之间关系紧密联系的特点，已经对此作了“重新审视”，当然，他们也犯了过于绝对化的毛病。（注：需要自我检讨的是，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一书中也有近似的有绝对化之嫌的表述，认为“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创造作用”、“行政管理关系实质上就是行政法律关系”（见该书第84、85页）。）我们认为：把别人已经提出或论证过的观点完全说成是自己的“重新审视”未必恰当。
三、关于是否存在“抽象的行政法律关系”问题
《新论》一文作者指出目前行政法学界有一种将行政法律关系划分为抽象行政法律关系与具体行政法律关系的分类，笔者主编
的教材就很早尝试过这样分类：认为“行政法律规范，包括由行政机关作出的普遍行政行为所确认和调整的行政关系形成普遍的行政法律关系，亦被称为抽象的行政法律关系。”（注：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第15—16页，法律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当然，这在行政法学界仍是一家之说，可以进一步讨论。
《新论》一文作者不同意“行政关系的范围要大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关系并不必然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般观点，认为“现实的法律关系只能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只能是具体的。”显然不同意“抽象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确实，目前法学界有关是否存在抽象法律关系问题尚有分歧，有的学者否认为有抽象法律关系的存在，认为凡法律关系都是具体的。但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例如法理学界知名学者张文显教授就认为：按照法律关系的存在形态，可以将其分为抽象法律关系和具体法律关系。抽象法律关系是以法律设定、宣告的模式形态存在的法律关系，其中主体是法律角色（公民、法人、国家机关等），权利义务没有人格化，没有实质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具体的法律关系则是法的实践主体根据法定的法律关系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以具体的、可感受的、可以认知的、人格化的权利和义务联系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注：参见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应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探讨。 《新论》一文的作者实际上在论文中也承认了这种“抽象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例如文中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予以概括，即以类的形式来表述”，另外作者在讨论行政立法关系时又指出：“虽然行政立法机关可通过立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权利义务，但它只是一种立法上的设定，并不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构成一种具体和特定的法律关系。即使有这种法律关系的存在，它也只是一种预设关系，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显然，这里《新论》一文作者又承认了“预设”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而这同作者否认有抽象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
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有抽象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而在于证明“行政法律关系只能是具体的”观点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新论》一文作者是这样论证的：“现实的法律关系只能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只能是具体的。”在这里，“现实的法律关系”的外延显然比“法律关系”的外延小，从“现实的法律关系只能是具体的”的前提，只能推导出“现实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只能是具体的”这样的结论。而《新论》一文作者在这里改换了概念，得出了“（凡是）行政法律关系也只能是具体的”的片面结构。可见，作者在论证逻辑上存在常识性错误，但作者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了。
四、关于“权力关系”与“非权力关系”的分类
《新论》一文作者照搬外国行政法学者关于权关系与非权力关系的理论，认为我国行政法律关系首先应该作权力关系与非权力关系的分类。因而“行政活动可分为权力行政与非权力行政”：“所谓权力行政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使用权力手段，即在法律上站在优越地位施行行政活动；而所谓非权力行政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使用非权力手段，即在法律上站在对等地位施行行政活动。与权力行政和非权力行政相联系，行政法律关系相应地表现为权力关系与非权力关系，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中，有关权力行政的法律关系是权力关系，有关非权力行政的法律关系是非权力关系。
把行政活动分为权力行政与非权力行政是德国、日本等国行政法学者的一种见解，但在这些国家也属一种学派的见解。我们认为：对国外的理论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搬。首先，这一分类方法与《新论》一文作者在该文中所主张的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相矛盾，因为该文曾提出：行政法律关系“既应包括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上（或其他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包括因行政权的行使而产生的救济或监督关系。”以上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形成或产生的管理关系或监督关系等显而易见都属于权力关系和监督权力关系范围，那么非权力关系又放在什么位置呢？如果行政法律关系又包括了“非权力关系”，而且包括了行政主体“站在对等地位施行行政活动”的关系，那么这种“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的外延显然大于前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的外延，这就违反了形式逻辑上概念同一性的要求。况且这种“非权力关系”又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如何区别呢？按照《新论》一文作者的逻辑：“行政权行使”概念既包括“权力行政”，又包括“非权力行政”，岂非矛盾？该文作者又在另一处论述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时说：“行政法律关系是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权力关系或者权力性关系，具有权力性。”这岂不又与“非权力（行政）关系”发生矛盾了吗？特别是对“权力性关系”又如何理解？它是否能同“非权力关系”划等号呢？这一连串问题都使读者产生疑惑。
我们认为，当代社会生活发展迅速，行政权的运行呈现多方面功能。行政管理行为也呈现多样性，但行政权始终是一种权力，因此部分西方学者称“公法的私法化”潮流也好，国内学者称“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多样化”也好，（注：如罗豪才、方世荣《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一文，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无非是行政权力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值得欢迎的。例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就非常值得关注，有的学者把这类行为称之为“非强制行政行为”，（注：如崔卓兰《非强制行政行为初探》一文，载《行政与法》1998年第3期；杨海坤、 黄学贤《行政指导的比较研究》一文，载《东吴法学1998年号，都持这种观点。）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目前实践正在突破行政行为传统的划分标准，行政行为的分类理论正有待深化。但把行政行为分为“权力行为”与“非权力行为是不妥的，而只能作诸如”强权力行为“与”弱权力行为“、”强制“与”非强制“的划分。例如行政指导仍然是行政主体权力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是传统行政权力弱化的新功能，它至少是一种”影响力“，但依然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否则就不能称为”行政“的指导了。行政合同亦然，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保留某些”特权“，就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否则就不能称”行政“合同了。
五、关于“（名义）行政主体”和“行政受体”等“新概念”的创造
《新论》一文作者在开辟“新视野”过程中抛出了许多“新概念”。如“（名义）行政主体”就是一例。对“（名义）行政主体”概念，作者通篇未作任何解释。望文生义，“名义”应与“实质”相对，“名义”行政主体应与“实质”行政主体相对，是否可以理解为表面上看来是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个人，实质上不是行政主体，它们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例如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但仔细看作者原文，“名义”却又不是这层意思。《新论》中说：“并不是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个人都可成为（名义）行政主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组织才能作为（名义）行政主体，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构成（名义）行政主体。”看了这段话，才明白《新论》一文作者讲的“（名义）行政主体”乃是可以以其自己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这种“名义”和一般人所理解的“名义”又大相径庭。呜呼，世人大多恐难作如是理解！在我们看来，“（名义）行政主体”概念中的“名义”两字完全是多余的。
《新政》一文作者的又一概念创造是所谓“行政受体”。大家知道，在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创建过程中，大家约定俗成把行政主体和被行政主体管理的另一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简称为行政相对方（相对人），尽管这一概念不妨还可以推敲，但其意思是比较明白的
。然而《新论》一文作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新视野”，对“相对人”概念批判了一通，文中说：“在行政法学中，将与行政主体相应的一方，人们一般称之为相对人或者行政客体”（我们猎涉范围不广，还没有看到目前仍把行政相对方称为“行政客体”的著作或论文，《新论》一文作者注解中也未注明其出处）。接着又说：“笔者认为，相对人一词的使用易引起歧义。”理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被管理者，与行政主体而言是相对人；反过来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相对于被管理者而言也是相对人……”够了，作者在这里似乎有意在把读者引向混乱。其实，读者本来都十分清楚“相对人”是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的，而《新论》作者则有意把人们引入相对主义的模糊状态，完全是对“行政相对人”概念吹毛求疵的挑剔。可能是《新论》一文作者自己也觉得这种挑剔过份了，又补了一句，说：“如果使用‘行政相对人’一词专指与行政主体相对的另一方，则尚可。”这岂不是在做文字游戏。其实“（名义）行政主体”也好，“行政受体”也好，这种别出心裁的“创造”出来的、只有作者能够理解的概念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实在《新论》一文中也大量出现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概念，例如该文在论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不对等性时指出：“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往往赋予了其许多优越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作者丢掉了大家明白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概念，提出所谓“（名义）行政主体”、“行政受体”等“新概念”，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新视野”，恰恰相反，只能把人们引向迷途，使人们离朴素的真理越来越远。
事实上，“行政管理主体”和“行政管理客体”（或对象）是行政管理学上的概念，在现代行政法学中，根本没有人使用所谓“行政客体”概念。而《新论》一文作者发明了所谓“行政受体”概念，似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存在接受行政主体的管理的义务，那么现代行政法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何行使自己监督行政权运作、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体地位呢？如果说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一对概念还能较好反映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的话，那么，“行政受体”概念的提出恰恰是行政法学民主性方面的倒退，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完全丧失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性质和身份！因为单纯的“行政权力受体”又如何能对“行政权力主体”进行监督和制约呢？！这种观点，恰恰与《新论》一文作者所持的一个观点-“行政法律关系不仅是权力关系，它同时还是种权利关系”-完全针锋相对的。总之，玩弄概念的结果必定被概念所玩弄，这是《新论》一文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六、余论
《新论》一文的作者在大作结束时，还余意未尽，写了一段“余论”，本文亦仿效之。在我们看来，《新论》的余论确属多余之论，第一，《新论》一文全文详尽地论证行政法律关系的诸多问题，正如该文开门见山所指出的：“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可是作者在文末却说：“行政法律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尚值得探讨的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行政法律关系有无讨论的必要“，看罢”余论“，弄不清楚《新论》一文作者到底对讨论有无必要持什么态度，如果同意没有必要讨论的意见，又何必洋洋洒洒写上一大篇《新论》；如认为有必要讨论，为什么又引证”各国行政法学中亦很少讲行政法律关系的“，并说”目前已有人从行政权、行政职权的研究入手来安排行政法学体系。这一探索无疑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野。“令我们困惑的是，《新论》作者是否也归入这种”新的思路和视野“？
第二，关于“亚文化”问题，《新论》一文说：“在行政法律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亚文化关系”，如凭借多种特殊关系（如老乡、裙带关系等关系网）“来解决靠正常的法律关系难以解决的问题。论文既没有解释清楚这种”亚文化“到底指什么，也没有说明它与行政法律关系本题的探讨又有什么密切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与行政法律关系的严肃学术课题的讨论相距甚远，放在余论中纯属画蛇添足。
第三，其实，行政法律关系课题中有着值得开拓的广阔的“新视野”，例如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就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但《新论》一文作者似乎对此认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竟以“略”字一笔带过，非常可惜。
大学生行政论文范文6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硬性灌输 软性灌输
[作者简介]房咏梅（1970- ），女，山东汶上人，通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吉林 通化 134002）周丹（1988- ），女，吉林通化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056-02
“硬性灌输”指采用有形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特定的内容传授给教育对象。主要包括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教育形式，其在高校中表现为各高校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传授的教学形式。“软性灌输”指采用无形的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灌输的内容融入一定的载体之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软性灌输”贯彻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原则、民主原则、层次原则、激励原则等重要原则，是上述诸原则综合运用的一种理论成果。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落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等问题，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的作用。
一、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助于“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它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最直接的方式。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活动载体之一，能较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化”，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只能在将受教育者个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道德生活的直接经验与社会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智慧相结合的形式中才能取得，所以需要有一种媒介将两者联系起来，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两者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生动、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使受教育者能够直接感知它，并将对教育内容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又在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产生直接经验，能够更好地将教育内容内化，极大地感染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因此，为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我们提倡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让受教育者知道了“硬性灌输”教育方法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让受教育者在知其然的同时又知其所以然，使受教育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首先，高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其次，教育者要及时将受教育者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将这些经验与书本中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行比较，让受教育者在比较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参加社区服务可以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社会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高校应坚持理论学习，同时与各种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开展“科技、文化、教育”下基层、进社区活动，让学生到基层接受锻炼、增长才干、坚定信仰，让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入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作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之一，有利于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主人翁应有的权利。同时，它也间接地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改变原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抽象的问题。
二、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校风、教风、学风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内在教育导向和潜移默化的功能，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载体。因此，在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方面，我们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从而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载体相结合的具体措施之一，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建筑景观、校园绿化和美化、场馆布置、文体设施、教育教学设施等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让受教育者随时随地接受现阶段国家正在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校还可以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对校园建筑、公共设施、主要道路、办公场所等进行全方位的设计，赋予物质环境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充分发挥它们导向、凝聚、激励、协调等教育作用。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它主要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治学态度、道德观、价值观、校风等。社会转型期，当代大学生往往处于反抗与屈从、自负与自卑、自信与气馁等困惑和矛盾之中。通过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入受教育者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让受教育者在学习和工作中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并让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更加细化地渗透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校园精神文化载体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起到巨大的作用。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制度文化载体相结合。在高校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制度载体相结合，可以防止“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再次落入思想政治教育重制度轻育人的误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可以使校园制度更加合理化、人性化，使校园制度发挥其本来应该具有的育人功能，这也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发挥育人作用奠定了基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师生道德行为规范、校园管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奖惩制度和社团活动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促进学生养成文明举止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长期存在。
三、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学生社区载体相结合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与学生社区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社区载体对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积极作用，让学生在学生公寓和学生社团的各种活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的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公寓。首先，在学生公寓内设置党团的工作点，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发挥党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在各公寓中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使其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重要载体；再次，通过创建文明宿舍、宿舍文化建设竞赛、公寓板报、宣传橱窗，开展遵守公寓规定、诚实守信等活动，让大学生时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素质。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学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场所，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进学生公寓，更有利于促进“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社团。丰富的社团活动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它不仅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还可以反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极佳渠道。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不断强化学生社团干部的学习和培训，配备专任指导教师对社团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和管理相结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载体相结合
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上，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体载体相结合，正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时效性强的特点。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电波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其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采用广播电视这样形象化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弥补了过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僵化、时效性不强、内容传送滞后等方面的不足，为广大的学生更快捷、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因此，高校应积极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高校中得以实施。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媒介。充分发挥平面媒体的作用，使“硬性灌输”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软性灌输”教育方法的帮助下，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得到传播和弘扬。因此，我们提倡在高校中要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做到从无形中推动“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媒体。提倡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缺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媒体相结合这个重要的措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领域，实质上就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助推器，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网络领域中，高校通过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得到拓展，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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