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 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 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中国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3 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2010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要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价格调控目标，也使得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
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2）适当调整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
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隐形财政风险”。
据估算，目前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本身不具备充分的还款能力，主要依靠综合效益来还款，这里蕴含着城市政府以及财政性的风险。
4 财政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来，世界金融危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波动与回升中，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将有所改善。但是我国国内经济尚未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上，还有必要保持扩张形态必要的连续性，并注意适当按实际经济走势进行宏观微调。
（1）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合。
从目前情况来看，前期为“保增长”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及时有效，但外需仍显疲弱，总需求仍然不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在财政政策实施中，把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和加快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2）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我国国内需求。
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避免对于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以下个方面出发：一，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gdp增速，但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却指出，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二，建立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
（3）大力支持“三农”，促进农村发展和劳动力转移。
理论界普遍认为，推动农村消费和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比积极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新农村运动的倡导者也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来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性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不断增长。
其次，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抓紧研究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并总结经验改造能繁母猪补贴机制。
（4）规范地方政府融资。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我国公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9年“登堂入室”的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地方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规模也已迅速扩大。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应当因势利导引导其规范发展。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2
在科技竞争http://的今天，各个国家纷纷着手规划产业布局，寄希望于新兴产业，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对这些产业制定了相应的支持和引导政策，为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中简单介绍金融危机后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并总结其值得借鉴之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美国近阶段将新能源、信息产业、生物、电动汽车等作为支持发展的重点。
一、美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税政策
（一）财政投入。2009年2月17日的《复兴法案》，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医疗信息化以及环境保护为投资的重点领域，分别投入1200亿美元、1059亿美元、199亿美元、190亿美元和145亿美元。
在《奥巴马—拜登新能源计划》中，提出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重点发展洁净煤技术、下一代生物燃料、混合动力汽车等产业；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10亿美元的风能法案，能源部为风能研究的支持力度，对3所高校进行了财政投资；为支持海洋发电技术的研发，美国能源部在2010年投入了4000万美元；对于潜在波浪和潮汐发电项目研究，计划在未来的15-20年，提供1720亿美元支持；又如，为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美国政府安排了20亿美元用于支持30家电动汽车制造企业。
重视对新兴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就将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提高到了历史最高值：gdp的3%，并承诺，在未来的10年内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将翻一番；2009年12月颁布的《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中，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计划的财政预算，从2009年的6000万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1亿美元，将制造业联盟伙伴计划（mep）的专项资金预算也提高一倍，从2008年的9000万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1.8亿美元。
（二）税收政策。2005年，美国通过《能源政策法案》的修正案，就提出了对使用新能源的种种鼓励措施：比如，为推动太阳能的开发使用，规定对购买太阳能设施的个人其购买费用30%可用来抵税，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获得成本30%或者2000美元的减税，等等。
在2009年的《复兴法案》中，其中税收方面的投入共2750亿美元。为鼓励节能设施的使用，为使用节能设施的家庭提供43亿美元的税收扣除；并提供13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给新能源厂商，这种优惠可享受到2014年。
美国政府曾规定：对于高技术研究所用的仪器设备，实行快速折旧，使其折旧期限3年，在所有设备中折旧年限中最短，以此来促进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就目前来说，美国每年折旧提成占投资的比重达到了66%-90%甚至更高的水平。
（三）政府采购。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航天航空、计算机、半导体等产业处于发展之初，政府采购给予了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有效降低了市场进入风险。1960年集成电路刚问世时，其产品100%是由联邦政府购买的。 ibm、惠普等国际it巨头在发展之初就受到了这种扶持。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关法律要求政府必须购买国产高能效产品和绿色产品，比如要求联邦政府 2005 年购买 10 万辆洁净汽车。
二、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比较发达，借贷市场、主板市场、纳斯达克市场、风险投资市场、民间资本市场等构成了完整的体系。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种措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在借贷市场方面。为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2008年，时任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为250亿美元的“高科技车辆制造激励计划”，为先进汽车制造商提供低息贷款，并对汽车商进行严格的审批。2009年6月，公布了首批名单：福特、日产和特斯拉分别获得59亿美元、16亿美元、4.65亿美元，用于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柴油车的研发。
值得我们借鉴的还有美国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专门成立的中小企业局，作为一个政府直接参与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贷款的方式有三种：既可以是中小企业局向中小企业全额发放贷款，也可以是中小企业局和银行协调贷款，即共同为企业提供贷款，另外一种是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额贷款，中小企业局为企业提供90%的担保。不管是那种贷款方式，其利率水平均低于市面利率。
（二）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技术扩散和产业化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策也具有很强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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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近五年每年投资100亿美元推动清洁技术从研发走向商业化；甚至规定，从军事研究预算中每年拿出300亿美元，从事通信、计算机网络、生物等民用产业的研发，且要求726个军事研发实验室把现有预算的10%-20%拿出来与工业界合资兴办民用企业，以帮助高科技成果在民用工业中使用。这些都对社会资金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为新兴产业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三）建全交易机制融通资金。“能源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整个经济体内，建立碳排放额度的拍卖和交易机制；美国可再生能源使用标准（rps，规定了每个州可再生能源取得的比例）的实施细则规定了绿色证书制度，该制度规定合格新能源厂商每生产 1kwh电量就可得到一份绿色证书，这种证书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每份1.5美分），或者可以通过存入银行的方式实现融资。
（四）风险投资市场非常成熟。这是美国金融市场最显著的特征。除了主板市场外，美国还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和为新兴企业融资的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特别是nasdaq市场，不仅为新兴企业提供了好的融资渠道，还为风险投资进去和推出新兴产业提供了途径。风险投资市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亮点，有着“官助民营”的特点，政府只是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如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创造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政府则很少干预风险投资市场，这种运作方式是在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切实为新兴企业融资解决了难题。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风险投资为364家初期阶段的企业共提供了22.7亿美元的融资，有23.6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资金提供给了222家成长阶段的企业。2011年全年，美国的风险投资总额为284.3亿美元，项目数量为3673个。
三、经验总结
（一）财税支持投入力度大，支持方式灵活。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体现了政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决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创新出了很多支持措施：以旧换新政策刺激了新能源产品的推广和使用；不仅对企业进行补贴，还对居民个人使用新能源产品进行补贴，如：对电动汽车的购买者都提供一定额度的购车款返还和补贴等。
（二）重视自主研发，奥巴马执政后将科技研发支出提高到了历史最高值，甚至将一部分军用支出用来支持研发；英国规定中小企业的研发支出可实行150%的税款扣减，大企业则可全额税前扣除；德国对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追加计提折旧；日本的节能研发项目可减除6%的所得税，等等。
（三）重视科技园区的建设。由于产业集群有着专业分工、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等优点，新兴产业要想取得高效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是其必经之路。而科技园区往往可以作为产业集群形成的载体。美国的硅谷是成功的代表。新兴产业的兴起对科技园区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推动科技园区建设、鼓励企业入驻园区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目标。
（四）金融支持途径越来http://越广。除了传统的低息贷款和资本市场外，金融市场衍生出的更为积极有效的途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纳斯达克市场为新兴产业融资和资金的退出提供了保障；美国的“绿色证书制度”为企业生产绿色能源赋予新的价值，它规定新能源企业每生产1kwh电量就可得到一份绿色证书，这种证书有一定的价值，可以交易可以存入银行。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效应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人们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危机的中心是西方发达国家。但在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想避免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变得十分困难，尽管中国以过去30年成功的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实力。具备了一定的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但是，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非常严重的，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这成为我国当下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目前我们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手段，来缓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2008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总额达4万亿元；时间到2010年的投资计划，这一财政政策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何规划财政政策的取向？具体选择怎样的财政政策手段和对财政政策作出怎样的结构安排？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并加以研究的，为此。本文的研究涉及如下几个内容：当下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对中国影响的程度；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功能及取向；适应当下金融危机形势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当下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对中国影响的程度
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超预期的恶化。它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基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而出现更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下滑，同时还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现象。甚至还会伴随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然而，这些特征在不同的金融危机下表现得不尽相同，正是由于各次危机不同的具体特征。决定了应对金融危机时总是难以照搬其他的经验。本次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特点。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这是指我国金融机构购买美国金融创新产品遭受的损失。对此，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大规模开放，这形成了一道较好的“防火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金融危机向我国扩散。当然，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其次，金融危机通过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实体经济。由于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最密切的一个途径就是对外贸易。
二、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功能及取向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发挥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或政府想达到某种宏观经济目标时，就可以采取财政政策，有时是将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一起加以使用，有时则需要在两种政策中加以选择，或者加以组合。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使用不在于要不要采取财政政策，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某种财政政策或科学地组合各种财政政策。
在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最有利的举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笔总额达4万亿元并将在两年内完成的财政投资计划，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具有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力。
在财政政策的两种手段中，财政支出是与消费、投资以及净出口并列构成国内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支出政策就是通过调整政府的支出来达到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为避免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经济衰退的关键是想尽办法扩大内需。因为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是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对此，设法保持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速自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面。但是，以扩大内需来补充出口的降低更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对外贸的较大依赖严重地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扩大内需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从一般的逻辑来讲，扩大内需必须要增加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就增加居民的消费来说，除了增长居民的收入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本身是一个需要综合和系统解决的问题，其中一定不能忽视的就是政府的作用，或者政府借助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的效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达到，一个是通过减税和扩大转移支付水平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三、适应当下金融危机形势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金融危机不可替代的政策工具。因为在人们的信心遭受打击而一时难以恢复时，政府站出来施以积极的经济行为不仅是对人们信心不足的弥补，而且也是恢复人们信心的保障。因此，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效应，而是如何正确地选择实施财政政策的手段。从财政政策本身来看，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此，进行财政政策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形势下，到底该实行财政支出政策，还是实行税收政策，或者是二者的某种组合。从财政政策调控的对象来看，财政政策通过调控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施以影响，还会对就业、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等产生作用。因此，财政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这些调控对象的特点进行，或单独采取财政支出政策或税收政策，或进行这些政策手段的某种组合。
参考文献：
[1]许成钢.解释金融危机的新框架和中国的应对建议[J].比较，2009，（39）.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4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1.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不同。财政政策更多地偏重于公平。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它的主要责任是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调节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差别，保持适当合理的分配差距，以防止过度的收入悬殊，并从收入和支出两部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货币政策则更多地偏重于效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来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引导资源流向效益好的领域。（1）
2.从两种政策调节的方式和途径看，财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和调节来实现，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可立见成效；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政策目标。货币政策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若抑制总需求则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若刺激总需求则降低比率，商业银行则立即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影响社会需求，从而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2）
3.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对国民经济施以影响，其功能是向流通领域提供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保证物价稳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4.两大政策调节的对象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
5.两大政策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则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从财政政策看，它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支出规模，达到增加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但这种调节从根本上说也是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则通过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措施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直接调节，达到稳定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当然货币政策也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通过选择贷款方向，间接对结构发生调节作用。
6.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政策制定上看，财政政策的时滞较货币政策长，因为在决定财政政策时，政府提出的有关税收变动和支出调整财政措施，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批准过程。而货币政策制定则不需要那么长的批准过程。从政策的执行上看，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财政政策长，因为货币政策无论是通过扩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还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有效需求增长，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财政政策只要能使政府扩大或紧缩支出，便可以较快地对社会总供求产生影响。
7.两大政策调节的透明度不同。财政预算一收一支，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一清二楚，因而，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银行信用一存一贷，银行贷款源于存款，但贷款本身又可以创造派生存款，这样信贷投放的合理规模、货币发行的合理界限很难掌握。（3）
8.两大政策的实施者不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则由中央银行具体实施。尽管某些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名义上归属财政部领导，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由中央银行独立操作。
9.两大政策的作用过程不同。财政政策的直接对象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为初步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货币政策的直接对象是货币运动过程，以调控货币供给的结构和数量为最初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10.两大政策工具不同。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产生税收和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是税收和政府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和补贴；而短期内强有力的调节手段是增加或者削弱政府支出，通过平衡的、有盈余的或有赤字的财政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运用是否得当，不仅与财政收支在总量上是否平衡有关，而且也受财政收支结构是否合理的影响。货币政策使用的工具通常与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业务活动相关，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或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4）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5）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2.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3.“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6）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体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上则是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方面，压缩了当年财政基建投资，财政赤字有所降低；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当年实现盈余；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实行“双松”配合，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方面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财政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达21.7%.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1998-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1998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增加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7）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上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进度不够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一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协调的现象。如银行商业性质的确定，意味着银行经营要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长期下滑，亏损不断加重，不少企业长期无力归还贷款，形成了坏账、呆账，更使银行对企业放贷越来越持严格谨慎的态度，自90年代就逐渐开始不再向经营不善、效益不好、无力还贷的企业贷款。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的步调不够一致。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国家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不一致。1998年2月财政部发行国债，当这笔国债还没有认购完毕时，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25日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国债发行利率，给财政部造成很大压力。财政部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暂停这次国债的发行工作，把国债的利率降低到与银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继续发行。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国债变成了代价高昂的收入。如1997年国债发行规模为2500亿元，发债成本就在450亿元左右。
3、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中的政策不配合。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决定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金融部门却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和潜力，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国家财政的风险。（8）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的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这一“空档”，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至今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财政、银行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使得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9）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两大政策存在着不协调，最直接、最关键的是两大政策错位：1、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致使不明确各自功能，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2、两大政策相互“越位”。主要表现是：一是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二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三用银行贷款支撑着巨额“自筹投资”；四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缴纳税收；五是财政信贷严重扭曲。3、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与大量扭曲和畸形发展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流”严重并存。（10）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表现在：（1）联结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国债市场分割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国债发行体制在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品种多样化和国债期限分布平绥化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使央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微调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很难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国债管理部门难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有效地实施国债发行和债务管理操作。（2）财政投融资体制尚不完善，财政、金融部门职能界定不清。（3）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构安排有待改进。宏观经济政策政出多门，而各部门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和实施政策，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11）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的历史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是“大财政、小银行”。财政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银行信贷则只是对于财政起补充和配合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体制改革和中央银行的独立，使财政和货币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财政财力不足，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则不断膨胀、迅速上升，成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作用突出的擎天大树，反通货膨胀的主角，“吃饭财政”则过于依赖银行信用行使其职能。
2、财政和货币当局并不能左右财政和货币政策。概括起来讲，应该是政治决定经济发展方向，我国的表现也比较明显。2003年央行用450亿美元向建行和中国银行注资就是一例。其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不允许政府（财政）向央行直接透资和借款的，财政和央行背后的系统行动都包含有一些并不为市场所完全明白的用意。维护金融稳定，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以及是否需要收缩，只能由最高层进行决策，而绝非央行和财政能够决定得了的。央行和财政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左右出拳，以此向公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3、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财政与货币当局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不一，导致了各自政策取向和政策选择的不同。而且，由于“本位主义”考虑，依据自己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常设的沟通机构，两大部门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坐到一起协商研究，相互交流。这种不自觉配合的方式，很难把握政策的松紧程度和调控力度，有时过大，甚至相反，达不到预期效果。
4、政策决策滞后。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而且财政时滞在两年以上。财政政策缺乏货币政策对形势嗅觉的灵敏性和政策决策的灵活性，财政政策出台需要立法机构批准是一方面原因，财政部门对时事的分辨力和决策的果断性也有待于提高。（12）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有机配合的主要原因：
首先，两大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总体效益不够。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分别根据自己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程度，依据自己的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而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各部门制定政策只考虑微观，忽视了宏观；只重视部门调控效果，忽视了国家整体调控的效果，从而造成政策制定之间的不协调。
其次，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还没有完全丢掉原来的行政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主要是调控经济总量，而很少考虑优化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总量的调控主要依靠的是“两把刀”，一把刀砍财政支出规模，压缩贷款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依靠这“两把刀”的行政力量，简单地压缩贷款规模或压缩支出规模已不行了，必须坚持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密切配合，既要有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有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调控方式也必须从以行政调控方式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为主。
再次，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或依靠财政调控而忽视金融调控的特点。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宏观调控一度主要依赖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而忽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在社会财力的支配上银行远大于财政；从扩大内需以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调控而忽视了金融政策的调控，扩大内需的财力主要由财政发行国债提供。这种单靠一种政策或偏重某种政策调控的做法，也容易影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13）
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
思路一：为了防范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应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案研究，发挥货币政策的主导调控作用，财政政策予以适当配合。
一是建议选择合适的时机适度浮动汇率，如将汇率的浮动控制在2%上下范围内，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是建议适时提高利率，改变负利率的局面。随着美元利率的进一步上调，应考虑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提高利率水平可能引起的国际游资的进一步流入，可通过加强结售汇管理，加大对资本流入的监管力度来进行监控和调节。
三是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财政化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应出资的问题，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濒临倒闭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农信社等）提供救助资金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贷款。去年以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600亿美元补充3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实际上应属于国家财政的职能。按现代企业资本保全的原则，这部分注资不能随意抽回，而且一旦银行股份制改造完成，注资外汇是否结汇将成为董事会或管理层决策的问题，一旦结汇就意味着流通中再次增加货币投放，导致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运用应避免形成财政性救助支出和争取监管权力的砝码，避免因功能错位而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
四是实行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当前财政收入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建议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草案内，着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清理财政的历史欠账。同时，建议加大压缩财政赤字的力度，通过控制建设性国债的发行和项目资金支出的节奏，可考虑减少建设性国债的发行额度，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缓解投资品价格上涨压力。
五是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优化政策环境。一要结合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全面清理促进出口的优惠税收政策，不合适的应抓紧取消，并尽快制定出台能源资源税、对部分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等政策。二要研究税收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抑制房价的进一步攀升。
六是改革国债管理制度，由国债发行额管理转变为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并推动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加强国库现金管理，提高财政存款的使用效率，促进财政预算、赤字管理的科学性，配合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流动性管理。（14）
思路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与对策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开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
4.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可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15）
思路三：为了实现财政与金融制度的协调，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从利率基准的确定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即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财政的角度来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尚处割裂状态之时，中国国债市场还无法形成基准利率体系，其他小规模债券品种也无成为基准的可能。然而，就基准利率形成中的工具发行进行合作，自然有利于降低财政与金融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协调成本。
其次，金融市场的完善是财政与金融进行制度协调的另一重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整体金融市场的完善，可以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配合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除了市场的统一和完善、有效机制的建设等问题，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金融市场的主体建设，即通过促进金融主体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来使得财政和金融政策能够在现实经济和货币经济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因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效果，往往就是从这些金融主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二是对金融创新的财政支持。在一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是全方位的。就金融创新来看，无论是金融产品的开发还是交易过程的创新，通常都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才能实现。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说是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创新点，这当然需要财政的税收中性理念的支持。（16）
资料来源：
《1》《5》《8》《13》胡德期《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年第31期
《2》《7》《9》盛强《试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6》曹健《试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北方经贸》2004年第4期
《4》王秋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广西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10》兰长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初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黄燕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研究》《人民日报》2004年04月23日
《12》范炜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绩效研究》《财政研究》2005年第2期
《14》徐放鸣《拓展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中国财经报》2005年05月17日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5
一、日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
日本此次经济衰退两个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实体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并向金融领域波及；二是外需急剧下滑导致内需低迷。日本政府自2008年4月至2010年9月，按此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累计事业规模超过160万亿日元，在改善就业、稳定金融环境和促进企业融资方面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2009年4月推出了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成为日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1．财政政策
日本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政府支出、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重点领域投资，目标在于支援国民生活的领域和有助于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项目。为了实现刺激经济的目标，2009年4月出台的日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中涉及财政支出为创记录的15.4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增加了对民生方面的财政补贴和增加重点领域的财政投资构成，增加家计、医疗和健康保健费用、就业保险等项目的财政补贴，加大对教育和节能等涉及尖端技术研发领域、再就业促进事业以及发挥地方潜力的各项事业的投资。日本政府在短期内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主要采取减免税、降低税率、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方式，共减税达到1.07万亿日元；此外还对节能设备投资采取及时折旧的投资减税措施。日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是“低碳革命”领域、充实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健康长寿社会”领域和旅游观光的“发挥日本魅力”领域。日本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为危机过后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2．货币政策
面对金融危机，日本央行采取了零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此外也创新性的使用了一些临时性的非传统非常规性的金融手段来强化银行资本金、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自2007年2月21日以来日本调控目标一直保持在隔夜拆借利率0.5%、基准贷款利率0.75%的水平，面对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分分大规模降息。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宣布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5%下调至0.3%，，同时将基准贷款利率从0.75%下调至0.5%；12月19日再次降息，将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1%，基准贷款利率降至0.3%。这是继1999年采取零利率政策以后，日本银行再次把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至此，日本重回“零利率时代”。2008年9月开始，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其手段主要是向同业拆借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给流动性紧张的金融机构提供美元资金支持、对超额准备付息、改善短期国债回购市场流动性、提供跨年或跨财年资金以及加大长期国债购买力度等。
日本的非传统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企业贷款和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一种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企业融资渠道受阻，融资环境恶化，进而对实体经济的恢复造成影响。为了促进银行向急需资金的企业以及地方经济提供信贷支持，日本银行推出了包括向金融机构提供短期低息贷款、放宽ABCP适用条件、增强商业票据（CP）逆回购力度、放宽资产担保商业票据(CP)、放宽民间债务担保标准、支持企业融资特别操作以及购买企业商业票据和公司债等。
截至2009年3月末，日本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此类资金已经超过12万亿日元。进入2009年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外汇市场的动荡和克服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状况，日本中央银行继续推进超宽松的金融政策，也就是“广义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为了应对迪拜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日元急剧升值的态势，2009年12月1日，日本银行紧急召开了金融政策临时会议，决定实施新型资金供给方式，按照与政策利率相同的0.1%的超低固定利率，向金融市场投放10万亿日元资金。市场对此项政策反响热烈，金融机构认购意愿旺盛。2010年3月日本银行决定再次将贷款额度从10万亿日元扩大到20万亿日元，同时增加了新型操作的实施频率，由每周一次增加至每周两次，每次均保持8000亿日元的额度。日本银行在2009年12月18日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明确了对“中长期物价稳定”的理解，也就是日本银行不允许物价为负值，将消费者价格指数区间定为0%~2%，其中心值为1%，这项措施被称为“广义的时间轴效果”，也就是政策承诺的效果。新型贷款制度指的是日本银行与政府的“新增长战略”相配合自2010年4月30日推出的，2010年8月末开始实施的一项贷款制度，以向环境、能源等成长型企业提供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为对象，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总额3万亿日元，利率与政策利率相同，贷款期限为一年，但可以展期三次，也就是能够提供最长四年的贷款。这跟日本银行的传统贷款规定相比，罕有的延长了贷款期限，给予成长型企业最强有力的支持。
二、韩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
韩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财政支出、减免税收、提供民生保障资金并提前执行财政预算。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不仅立足于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的果断有效，还立足长远，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目的是通过财政支出经费的引导，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完成上述的财政政策，韩国政府通过扩大财政预算、追加财政预算和提前执行财政预算的方式保证资金的充足。韩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范围集中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新兴增长产业。韩国企划财政部2009年颁布了《2009年利用公共预算基金操作计划应对经济危机》，将今后几个财政年度的公共支出提前列支，集中建设以交通网络为主的社会基础设施。
与以往不同的是，为了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危机之后韩国中央财政承担了大量本来应当依靠地方财政完成的建设项目。扩大财政支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集中在对新兴增长产业的培训，韩国财政部列支1.21万亿韩元为包括环境、能源、运输、新型智能机器人、融合技术和知识服务业等六大部门22个新兴增长产业提供为期五年的扶持，并设定出明确的工作目标，包括到2012年韩国将出现14个环境能源城，到2020年将拥有600个40%能源能够自给的绿色低碳村落等。
韩国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短期项目也涉及长期项目，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减税额度达到35.3万亿韩元，减税的税种主要是企业税和收入税。短期项目集中在2008年实行，减税额度达到了9.8万亿韩元，长期项目主要集中在2009年和2010年实行，减税额度达到35.5万亿韩元。在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设计中，韩国政府推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新政”。“低碳绿色增长战略”主要是投入巨资对现有的能源结构进行改善，通过减少石油、煤炭等化工染料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提升高新、再生能源所占的比重，此外，韩国政府通过增加50万亿韩元支出启动“绿色新政”，项目囊括林业、江河、自行车道、铁路、环境友好型住宅和能源消费效率化等。韩国政府在设计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以上提到的两个项目的巨额投资中，是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
韩国政府投放巨资用于民生保障。为了稳定国民生活，韩国政府在2009年3月宣布，将紧急投入6万亿韩元以现金发放的形式帮助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士度过金融危机。截止2009年2月底，韩国政府已投入5.9万亿韩元用于帮助低收入群体维持生计和提供医疗补助，同时，政府还向培训和研修投入1.2万亿韩元。2009年1月12日，韩国政府制定了关注春节民生及稳定物价的政策，由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在节前提供16万亿韩元涉及民生的资金。
2．货币政策
韩国政府通过连续降息、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向市场直接注资、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采取传统与创新工具等方式达到稳定金融市场和外汇汇率、增加市场流动性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各国政府面对危机时，降息是最先祭出的政策手段。韩国中央银行从2008年10月份开始到2009年2月，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六次紧急降息，基准利率屡次刷新历史新低，从一开始微调25个基点到猛降100个基点，从5.25%一路降低至2.00%，由于韩国实行盯住目标利率制度的利率目标区间是2.5%～3.5%，韩国此次降息后的基准利率实际上已经低于利率目标区的下限，已经丧失了继续调控的空间。韩国央行运用降息这一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密集程度和剧烈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2008年10月19日，韩国政府正式公布了《克服国际金融市场不安因素的方案》，宣布自10月20日起开始实施总额高达13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10月22日，韩国央行启动向市场紧急注入美元和欧元的行动；10月30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克服国际金融市场不安因素的方案》中由政府为银行外债提供1000亿美元担保的提案，政府为18家商业银行将于2009年6月底前到期的外币债务提供最高1000亿美元的担保；11月14日，政府向16家国内银行提供140亿美元的外汇贷款担保；银行保证用政府提供的担保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并向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从2008年11月17日起，韩国央行投入1万亿韩元分配给各金融机构，分配额度达到各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减免本息等实际出资金额的50%；同时，额外向金融系统注资160亿韩元，帮助解决进出口企业面临信贷冻结形势下的美元短缺问题。11月21日，韩国央行进行公开招标，以债券回购（RP）的方式回购2万亿韩元的国债、政府担保债券、货币稳定证券、银行债券及特殊债券，以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为减少汇率波动幅度，韩国央行分别与美、中、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解决韩国金融市场上美元短缺的问题，缓解外汇流动性压力，安抚市场情绪，稳定金融市场。
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之外，韩国央行还通过使用创新性的金融政策手段稳定金融市场。韩国使用的创新性工具主要是包括运用总信贷上限贷款政策、向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设立稳定基金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深度和广度等。在韩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韩国央行把总信贷上限贷款作为以基准利率为主的常备融资便利遭遇政策障碍时使用的配套政策工具。在韩国央行将利率政策用到极致之后，一方面，将总信贷上限贷款的利率从3.5%下调至1.25%；另一方面，提高了总信贷上限贷款的额度，以刺激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此外，与我国现行的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不同，韩国货币制度仿效美联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是不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此次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方式达到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大商业银行资本流动性的目的。2008年12月17日，韩国央行和91家金融公司分别出资50%设立了五万亿韩元规模的债券市场稳定基金（BondStabilizationFund），该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到期转换发行和新发行得债券，允许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具有优先购买权；2009年2月，由韩国银行和韩国发展银行共同出资20万亿韩元设立银行资本重组基金，基金对其运作过程中的投资方向有明确的限制，在确保达到增加流动性的政策目的的同时，也保障了基金运作的空间。韩国央行通过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范围和交易对象，加深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了韩国银行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的政策辐射效应。
三、日韩两国金融危机的共性政策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日韩两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很多共性的选择。从宏观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两国政府都选择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具体的政策工具选择来说，就财政政策而言，两国政府都选择了减免税收、增加公共投资、增加困难群体的财政补贴的政策工具；就货币政策而言，两国货币当局都选择了降息、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展开金融救援、向困难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强国际金融协作联动稳定市场等政策手段。
四、主要启示
1.注重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
面对金融危机的来势汹汹，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状况不断恶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紧缩的问题。日韩两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笔者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工具主要是以下三个类型：通过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深度和广度直接为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金融机构的特殊政策，支持企业贷款的特殊政策。目的也都非常明确，通过这些创新性的政策工具，突破传统货币政策的壁垒，保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给予困境中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以资金支持，以实现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事实证明，这些创新措施在稳定金融市场、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2.政策制定和运营时同时兼顾短期效果和长期调控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饱受经济萧条和国内金融危机之苦，而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应该说，日韩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丰富经验体现在他们的政策制定有突出的中长期视点。日本的财政货币政策紧紧围绕之前制定的未来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低碳革命”领域、“健康长寿社会”领域和“发挥日本魅力”领域，日本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为危机过后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韩国政府政策的当期干预，短期见效，中长期获益的基本思路，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有突出的体现，不仅立足于于应对当前危机的短期政策的果断有效，还立足长远，按照五年的政策调控周期来制定政策，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经费的引导，推进“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新政”，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韩国政府在设计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以上两个项目的巨额投资，都是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预防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的前提下，还对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未来经济增长的领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6
一、陕西财政促进农业农村贷款的现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陕西省财政部门高度重视金融支农工作，主要实行四类财政政策，探索发挥财政杠杆作用，积极培育和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信贷投入呈逐年增加趋势。全省涉农贷款余额从2008年末的1140.2亿元增加到2011年末的2536.9亿元，3年平均增长30.55%，有效缓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一是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2009年起，财政部开始在全国实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2011年，陕西省财政部门对于全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9个市120个基础金融服务薄弱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按照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费用补贴，补贴资金共计2313万元，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由此带动农村金融机构为陕西37个县发放各类贷款11.6亿元。
二是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起，财政部在全国进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工作。财政部门对县域金融机构当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奖励政策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把财政奖补政策与信贷政策有机结合，加强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衔接，在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财政部正式将陕西省列入奖励政策试点地区，奖励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7∶3比例共同负担，其中地方负担的30%部分，由省、县财政按8∶2比例负担。2011年陕西省75个县的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1952.2亿元，比上年增加390.7亿元，同比增长25%，共获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2.23亿元。
三是财政涉农贷款贴息补助政策。涉农贷款贴息补助政策主要有扶贫贷款贴息（分为项目贴息和小额到户贷款贴息）和农发产业化项目贷款贴息政策。通过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贷款予以一定的贴息补助，放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充分引导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2011年陕西省涉农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共1.20亿元，拉动贷款40亿元以上。
四是农民资金互助政策。2006年，财政部支持在陕西省贫困村建立和发展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由财政扶贫资金和贫困村农户以入股方式投入自有资金组成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缓解贫困农户发展资金短缺问题，推进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可持续发展。目前，陕西省已在1750个贫困村建立互助资金组织。2011年财政扶贫资金安排4500万元支持建立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组织。
各县区为解决农户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分别采取各项措施，大力推广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例如汉中市勉县，在对农业农村小额扶贫贷款按政策进行财政贴息基础上，启动金融支持订单农业试点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强力推进名、优、新、特农产品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对农户的信用状况、道德品质、致富能力、家庭资产等情况进行综合调查来确定农户的评级结果，给予2万至5万元的授信额度，农户持“信用证”到信用社办理贷款，无需任何抵押担保手续，随用随贷，方便快捷。
二、陕西省农业农村贷款难问题的剖析
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网点后，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撑，造成农村资本的大量“城市化”，农村金融体系“失血”严重。总体来说，虽然涉农贷款数量逐年增长，但是仍远远不能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
一是农民贷款渠道少。大多数县区内只有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面向农户发放贷款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互助资金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速度还不快，专门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服务的机构尚处于发展初期，数量少、规模小，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贷款担保需求，加大了农民贷款的难度。
二是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投放额度小。由于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分散经营，现金交易普遍，经济行为的可核查性差，经营风险较高，而收益率相对较低，金融机构对农民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发放贷款资金额逐年呈现出下降趋势。再加上农民一般没有足够的可供抵押的有效资产，难以达到金融部门信贷支持的条件，也是造成贷款难的重要原因。目前，各金融机构发放农户信贷资金以短期小额信贷为主，单笔贷款额度小。
三是审批手续复杂。农户每申请一笔贷款需要提供担保，还需复杂的审批程序，耗费时间长，很容易错过农忙时节。
四是支持政策的“缺位”和“错位”。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相对不足，农村水、电、交通、农业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滞后，加大了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从全省面上来看，直接用于支持农户小额贷款发展农业产业的资金量很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各级政府近年来不断出台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但各类扶持政策零星，对金融机构的扶持方式单一，体系也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介入金融机构具体业务过程，使地方农村金融机构承担了过多的行政性和政策性业务，干扰了金融机构遵循市场化运作。
三、支持破解农业农村贷款难题的财政政策
农村金融是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在现阶段如果完全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风险不可能做到持续经营。解决好金融支持“三农”与分散风险这对矛盾，破解农业农村贷款难题，需要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资金引导，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以及建立完善激励机制、担保基金等方式，适当补偿涉农金融机构的风险，降低经营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提供“三农”发展的资金需要。
1.支持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要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支持和引导，推动农村金融改革，逐步构建以农信社为主，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为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农村商业信贷服务体系，让农村广大群体享受到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一是支持建立多元化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完善“正向激励”的农村金融政策体系，对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入门槛、存款准备金率和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政策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社区性金融机构，为农村金融注入新鲜血液，拓展农村经济融资渠道，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支持政策，以一定的财政奖补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增设机构网点。例如，对新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银行金融机构在基础服务薄弱地区（空白乡镇）的新设网点，省上给予20万至30万元开办费补助，调动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积极性，力争尽快消除全省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增加金融服务网点，切实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2.支持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要针对不同区域生产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试点，加紧研究和制定政策，有效解决农民贷款无抵押物问题。一是拓展“一卡通”抵押贷款范围。2010年，陕西省开始在渭南蒲城县和泾阳县开展“一卡通”抵押贷款试点。下一步，要继续完善“一卡通”抵押贷款机制，加大对“一卡通”抵押贷款支持力度，支持更多的县区开展这项工作。二是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保贷款。重点支持增加合作社开展社员资金互助的银行保证金、开展社员生产互助保险的风险基金，利用现有的小额贷款担保公司、金融机构，财政贴息，用于开展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抵押机制，放宽贷款条件，稳步增加信贷规模，解决合作社贷款难问题。三是加快开展住房、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抵押质押贷款试点，逐步完善机制，待政策调整许可后，迅速推广。
3.完善金融业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信贷投放力度。在加强新增贷款激励、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定向费用补贴等力度的同时，通过制定科学规范的贷款考核奖励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实现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加大信贷投放。一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新增贷款考核指标的，根据增长幅度，给予50万至300万元奖励；二是完善财政专项资金存放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加大对商业银行支持“三农”的考核指标权重；三是设立金融发展贡献奖和金融创新奖，对支持省域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及金融创新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20万至50万元奖励。
4、完善农村金融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支持农村金融创新服务。一是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支持力度，建立农业风险转移机制。通过增加保费补贴资金规模，增加保费补贴品种，扩大政策覆盖面，探索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增强保险机构涉农保险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二是建立和完善农业担保机制，不断完善农业担保资金补偿和风险分担机制。按照“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以财政资金引导，吸引金融资本注入、民间资本投入，整合国有资产，不断增加农业担保机构注册资本，推动农业担保公司持续发展。为防范、化解担保风险，建立以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提取风险准备金为主，以财政风险补助资金为补充的担保风险金补偿机制，逐步探索建立政策性再担保基金制度，构建农业担保风险分担的长效机制。三是通过设立网点补助，费用补贴、税费减免等支持措施，建立政府风险补偿机制，确保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基本金融服务。
综上所述，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创新财政支持手段和方式，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引导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支持，解决“农村金融”失灵问题，是财政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课题组长：苏新泉
课题副组长：程涛 乔朴 苏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