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1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是在财政分权和金融集权的框架中取得的。由此带来的困惑是，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作为理解各国经济成功的两大维度，为何在中国的解释力如此大相径庭?笔者注意到，不少学者的研究是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视为两条平行线索，并单线条地来理解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没有从两者相互关联的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脉络。事实上，财政与金融密不可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之间有个双向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资源的配置，最终关系到宏观经济绩效。考察1962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金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自己(金融压抑)承担着某些财政功能。此外，金融集权更成为控制财政分权负面效应的配套制度安排，并以此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因此，只有同财政分权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为何中田经济在金融改革缓慢的背景下能取得长足发展。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60多年来有过多次“放权――收权”的循环。但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得到的结论。梳理一下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金融改革也存在类似的周期循环，并且两者在时间上基本一致。当高度集权导致经济僵化停滞之时，中央政府就倾向于放权搞活，反之则收权整顿。这些调整大都出现在经济明显出现拐折之际，并最终改善了经济的长期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收放的互动博弈和反复调整中，中国从财政集权、金融集权体制，逐渐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制搭配。
在这种体制框架中，财政分权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提法，而金融集权则不是。所谓的“金融集权”是指，与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不同，中央政府在金融体制上维持着高度垄断和严格管制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价格管制、机构垄断和垂直管理等。金融集权与金融抑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主要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垂直管理。
在“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激励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另一方面为限制地方竞争的金融杠杆及其引发的经济过热，在金融体制上维持相对集权以保留调控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巧妙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体制。
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是导致中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体制性根源之一，这种体制既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目前诸多困境的原因。说起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提法正式列入五年规划已有15年，但总体实施效果并不佳，问题一部分就在于这种经济体制上。特别是当前的财政、金融体制没有转变，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是困难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只有作出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安排，同时在财政体制上加强改革力度，真正将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通过收入、支出总量以及结构安排，影响各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才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变。也就是说，财政金融体制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前提。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VAR模型
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条件就是金融与财政所带来的资本积累。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吸纳资金和配置资金的作用，能否充分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及有效配置资金是财政金融是否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目前,国内对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了实证研究,而其理论研究基本上是西方财政金融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和演化。本文以广西经济环境为研究背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广西财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经济的增长；从当前广西金融发展水平来看，金融支持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通过信贷途径，故用全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来表示；用财政支出总额来衡量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指标。
各指标来源于1978—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和《广西金融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因素，所有的数据均除以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而得到实际值。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GDP、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X1）、财政支出总额（FE）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得到相应的指标LGDP、LX1和LFE，相关数据的处理主要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我们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常用的是扩展的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式为：
yt=c+αt+ρyt-1+ +ut
其中，yt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c是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k是滞后期，ut是随机误差项。原假设是H0：ρ=0，备择假设是H1：ρ
在对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水平值进行检验时，发现结果并未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这三个变量均存在着单位根。进而对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则ADF检验结果显示LX1，LFE,LGDP均拒绝原假设，是一阶单整，具体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思路即:如果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随机变量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一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是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本文中采用的Johansen极大类似值估计法。
在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为一阶差分平稳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以检验在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某种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经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均显示，三个变量LGDP,LX1，LFE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GDP=3905.35+0.85872LX1+0.070924LFE
6.39600 16.43888 1.227709
R2 =0.996898 F= 482.8931 DW= 1.6531
由回归结果可知，在1978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相对具有较大正向作用的是金融机构，因为方程中系数是0.85，表明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GDP增加0.85%。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增长起正向的作用但并不是非常显著。这一结果与当前金融业成为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相符合。
（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判断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这就需要用到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了"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的基本思想是/现在和过去可以影响未来,但未来是不能影响到过去的0,这也就是说时间发生的时序是十分重要的"即:只有变量X的变化发生在变量Y之前,变量X才是引起变量Y的原因,同样如果变量Y是引起变量X的原因,那它也要发生在变量X之前。具体方法是,对于回归方程:
原假设为Y不构成对X的因果性,即H":p:=pZ=,日k=0,则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
～ F(k,T-2k)
其中SSEr为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也就是没有Y的情况下X自身做回归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没有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容量,k为最大滞后阶数，这个检验的思路是,如果考虑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小于没有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就认为Y和X有因果性。
为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经一阶差分运算后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GDP的增加是财政支出增加的原因，财政支出并同样是引起GDP值变化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同样金融机构贷款额LX1与GDP互为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1.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是显著的。其中，信贷投入的边际经济产出要高于财政支出的边际经济产出，即通过信贷途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比通过财政支出途径产生的经济效应要高。通过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可能提高资金利用的总体效率。
2.金融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总体偏低。计算信贷投入和财政投入的单位经济产出发现，各投入的产出基本属于较低水平，单位产出都不到1.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信贷投入的单位产出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2）对策建议
1.完善区域金融结构，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提高广西金融业的整体水平。有效的金融体系表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满足复杂、多层次和多样的金融需求，而广西目前的金融体系过于单一，只有通过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和刺激各种金融需求和引致需求，促进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2.规范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总的来说公共支出规模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改革公共支出规模应有效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并将其作为一个宏观调节经济的工具，保持财政支出的适当规模，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虽然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正比例关系，但不能盲目地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其次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财政投向应结合广西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框架，以规范财政支出预算体系，提高财政投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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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3
按照培训班的安排，今天由我和大家共同学习讨论当前财政经济有关问题，重点就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影响、如何正确把握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当前形势下的财政政策措施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希望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增进我们对财政工作背景的了解和把握，进一步坚定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信心和决心，全面推进财政改革发展，为完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做出贡献。
一、金融危机与财政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危机不仅使全球金融业遭受重创，而且已经严重波及到了实体经济。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变，将可能引发的是全球金融、经济乃至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影响十分深远。我想，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全面认识危机产生的复杂背景，深入了解危机给财政工作带来的巨大影响，对提高我们对全局工作的把握能力，增强财政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众所周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全称是发生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危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是指面向信用记录不好、偿还能力较差或者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这类贷款具有利息高、风险大的特点，很容易发生违约现象。但是，在美国利率不断降低、房价持续走高以及举债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次级住房贷款市场异常火爆。
进一步讲，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催生，更与美国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密不可分。2000年前后，为应对高科技、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遏制经济衰退，美国采取了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从2001年到2003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利率水平由6.5%降至46年来的最低点1%。宽松的货币政策令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大幅攀升，显著的财富效应更加激发了举债消费的热情，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消费信贷市场迅速扩张，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这一阶段，美国形成了依赖信贷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由于对未来房价的乐观预期，房贷金融机构竞相降低信用门槛，大量资信等级极低的贷款者涌入住房贷款市场，急剧放大了房地产泡沫。到2004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金融泡沫，美国低利率、扩张型货币政策开始转向，进入了一个长加息周期，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25%。连续加息导致房价迅速下跌，抵押贷款违约风险大量增加，成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线。2002年到2007年，美国个人债务积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同期个人储蓄急剧下降直至出现负数。随着利率的不断提高，贷款购房者的还贷能力下降，还款违约现象大规模发生，金融机构坏账增加直接带来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了次贷危机。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次贷放贷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增强资产流动性，将部分次贷包装成为规模庞大的证券（即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在市场公开发售，用高收益、高回报吸引大量投资机构购买。次贷危机的爆发，不仅造成以次贷为基础的次级债券大幅贬值，给全球次级债券投资者也带来巨大损失；而且通过投资机构金融产品的传递，使这场危机的影响和危害成几十倍的放大，其最终结果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引发了流动性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不久，迅速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出口下降等经济现象。那么，次贷危机如何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实体经济的呢？了解危机的机制性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把握实质、应对冲击十分重要。
第一、次贷危机如何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一是金融衍生品的传导。美国的次级债规模并不太大，投资机构的债券账面损失只有几千亿美元。但是，由于欧美众多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各种新型金融衍生产品，急剧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把次贷危机扩散到全球金融系统。这当中，尤以高杠杆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CDS）的危害最大。有关资料显示，在约1.5万亿美元美国次级债的基础上，演变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让“虚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失去了支撑基础，给全球金融业带来的损失达1万多亿美元，许多欧美金融机构陷入倒闭。
二是流动性紧缩的传导。金融风暴重创了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针对次级债及衍生品的巨额损失，众多的欧美银行不得不大量计提坏账准备以应对危机，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不但企业因为银行“惜贷”得不到贷款支持，而且还导致全球信贷市场、利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并由此形成了系统性金融危机。同时，为补充自身流动性风险，欧美金融机构大量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撤资，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直接冲击。
三是国际债务的传导。东欧国家的金融机构渐渐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重灾区，特别是今年以来，东欧国家资本外逃加速与货币急剧贬值。金融危机向东欧传导的根源是东欧国家债台高筑。2008年东欧国家的外债与GDP的比率都超过了50%，其主要债权国是西欧。金融危机导致西欧银行流动性紧缩，引起东欧国家外汇短缺和各国货币集体贬值，进而加重了东欧国家的偿债负担。一旦东欧出现债务危机，危机将循着传导机制传向债权国，这将使本已身处险境的西欧银行系统面临新一轮冲击，从而陷入西欧银行危机与东欧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当前金融危机向东欧的传导与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十分相似。
第二、金融危机如何蔓延至全球实体经济？
一是消费需求萎缩。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的消费需求萎缩。金融危机导致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居民财富缩水，举债能力下降。同时，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和还贷压力的增大，居民主动削减消费支出。对深受危机影响的银行来讲，也将减少消费信贷规模。消费支撑着美国70%以上的GD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萎缩必然造成美国经济衰退。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患感冒”，全球其他经济体也难独善其身。
二是投资需求萎缩。不言而喻，消费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企业投资信心，投资需求的减少又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减少。从金融危机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看，金融流动性紧缩导致信贷市场冻结和贷款利率提高，企业难以融资用于生产投资；危机造成企业现金流减少、资产净值下降，企业融资困难，增加投资的能力大大削弱。总之，金融危机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交替下降，必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下滑。
三是出口贸易萎缩。美国是最重要的产品进口市场，进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15%左右。美国经济陷入困境将直接导致其进口需求萎缩，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尤其是那些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将较大规模地出现企业减产、亏损、倒闭等现实问题。同时，金融危机导致美元疲软，不但影响了亚洲地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还将加剧各国间的出口竞争，引发汇率波动，影响地区汇率关系和金融市场稳定。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讲，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尚未发生动摇。
一是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直接持有美国次债资产只有约120亿美元，占金融资产规模的比例很小；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开放度有限，并实施了严格监管。2008年，我国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贷款余额、负债额度占全国金融机构的比重只有2%左右。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然不能自由兑换，大大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程度，我国金融系统仍然十分健康。
二是对区域影响差异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带来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影响的周期也更长。以我国外贸第一大省广东为例，外贸依存度超过了150%，在危机冲击中首当其冲，受到较大影响。2008年，广东GDP增速下降了4.4个百分点；进出口增幅大幅回落12.4个百分点；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回落9.2个百分点，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增幅更是大幅回落4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降了13.1个百分点。比较而言，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所受冲击较小。2008年，我省外贸出口仍然实现了52.3%的增长。
三是对行业影响较为集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关系最为紧密，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业的冲击也最明显。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较上年下降了19.7%，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回落明显。此外，钢铁、有色、化工、纺织、服装、电子等主要出口行业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
从金融危机对我省经济的影响看：尽管四川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不高，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业、工商企业和外商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市场萎缩、资本市场低迷、产业承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等等。
（四）金融危机对财政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财政增收的基础。金融危机的影响最终将传导到财政收支上来，给财政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由于我省面临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财政形势更为严峻。
一是财政收入增速和质量下滑。受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自去年10月以来，我省地方财政收入连续5个月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下滑使财政收入增长的质量也有所下降。2008年，全省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29.7%，比上年上升了3.6个百分点。个别地方主要依靠非税收入来填补收入增长的空白。
二是财政支出压力巨大。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表现为因失业人员增加、居民收入下降等带来的大量增支。今年，各级财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加快灾后重建、确保止滑提速，需要大量增加投入，加大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大量增加支出。
三是财政工作面临新挑战。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周期长，给财政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首先，金融危机凸显了财政减收增支矛盾，给财政的稳健运行带来了压力，也考验着财政的管理调控能力；其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波动充满变数，给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了困难。比如，为扩大内需需要增加政府投资，但妥善处理扩大政府投资与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的矛盾，对各级而言又将会是一场严峻的挑战；第三，面对当前困难，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财政的公共保障水平和经济调控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财政运行与规律把握
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以其特殊的职能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充分发挥财政调控职能，迫切需要我们对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予以把握，对一些关系重大、影响全局的问题作出思考，对财政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一）理性看待财政收入的增长变化。
财政收入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由于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省财政步入快速增长期。2005-2007年，全省地方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29.7%，高于三十年来任何一个阶段性区间增长水平；2008年，由于经济形势急转向下，财政收入格局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体现在不同产业、行业和税种上，其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一是从三次产业税收增长的变化看。2005年-2007年，全省来自三次产业的税收分别占税收总量的0.6%、52%和47.4%,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8%、46.6%、55.2%。由于经济形势变化，来自三次产业的收入结构因此发生相应变化。2008年，全省来自三次产业的税收分别占税收总量的0.6.%、47.9%和51.5%,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8.%、34.5%和63.7%。
二是从重点行业税收增长的变化看。2005-2007年，来自制造业、水电气生产供应业和建筑业的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量的47.3%，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40.2%；来自房地产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量的13.1%，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达24.9%。由于经济形势变化，来自上述行业的收入结构同样发生了显著的结构变化。2008年，来自制造业、水电气生产供应业和建筑业的税收占税收总量的比重下降为42.1%，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24.5%；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占税收总量的比重与前三年基本持平，但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3.9%，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87.3个、0.7个、47个百分点。
三是从四大主体税种的增长变化看。2005-2007年，全省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四大主体税种年均总体增幅达30.3%，对税收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为77.8%。四大税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企业经济效益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那么，面对今年的严峻形势，税种结构又如何呢？2008年，四大主体税种总体增幅为10%，较前三年平均增幅回落20.3个百分点；对税收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下降为56%。回落速度快于全省税收回落速度，也快于全国主体税种回落速度。
财政收入的增长变化体现了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同时也反映出我省财政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对三次产业税收增长变化的分析，反映出全省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仍然十分突出；对重点行业税收增长变化的分析，反映出近年我省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对少数行业超常规发展的过度依赖；对四大主体税种增长变化的分析，反映出我省税源结构不够均衡、收入增长依赖少数税种的问题。更进一步讲，通过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对全省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深入思考，引发了我们对经济运行风险、财政安全稳健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准确把握财政经济的互动规律。
经济增长带来财政增收，财政通过产业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减缓使财政增收面临困难，财政通过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维系经济平稳运行。二者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原理。而且，在经济运行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经济相互作用的方式、程度和结果又有所不同。准确把握这些规律，有利于我们相机决策、把握主动。
近十年来，国家为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交替实施积极财政和稳健财政政策，对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1998年～2001年期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全省内需扩大，经济增长提速，GDP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自然（下同）增长7.3%和11.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从1998年的1.53提高到2001年的1.71，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从1998年的5.51%增加到2001年的6.13%。财政与经济实现同步增长，收入质量稳步提升。二是2002年到2004年期间，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但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等部分行业投资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虽然此间GDP和财政收入都保持了16.2%和20%的较高增幅，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等问题出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下降。2002-2004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从2002年的1.36降低到2004年的1.09，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2002年的6.18%降低到2004年的6.05%。三是2005年到2007期间，中央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全省GDP仍然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从2005年的1.54猛增到2007年的1.85，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同时从6.5%猛增到8.1%，财政收入增长提速，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四是进入2008年以来，受汶川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省GDP和财政收入增幅双双回落。为防止经济高位“硬着陆”，中央再次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1.04，较上年下降0.85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为8.1%，与上年基本持平。
通过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十分显著。第二，在经济运行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变化揭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整体质量和综合效益呈动态变化趋势。第三，把握财政经济增长变化的一般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财政收入的增长变化趋势。
（三）积极维护财政自身的稳健运行。
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内涵。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汶川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我省经济增速高位回落，灾后恢复重建和扩大内需支出急剧增长，财政减收增支压力巨大，财政稳健运行面临特殊考验。近年来，各级财政收支规模迅速扩大。2005-2007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0%，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27.5%。支出规模急剧扩大的背后，有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2005-2007，全省一般预算支出4000多亿元中，超过50%的支出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的支持。我们认为，支出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强力支撑，同时收入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支出增长的强烈预期，由此形成的支出刚性给财政的稳健运行带来了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过度依赖和财政整体形势的恶化，降低了地方财政应对风险的自主能力。因此，要高度重视财政运行风险问题，切实加强财政中长期战略分析，加快运行预警和稳定调节机制建设，不断提升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
以上从财政收入增长变化、财政经济互动规律、财政自身稳健运行三个角度，对我省近年来财政运行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描述。正是基于这种系统分析和准确把握，厅党组于2008年年初提出未来五年全省财政工作“明确三大目标、完善四大体系、谋求五个突破”的总体工作思路，研究制定了《四川财政2008-2012年发展规划》。一年多来，在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扭转不利局面，最终圆满完成2008年全年收入任务，在今年一季度实现财政收入“开门红”，这不仅全面考验了各级财政对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的正确把握，同时也充分印证了厅党组“三、四、五”工作思路的科学性。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思维、有这样的方法，准确判断形势，善于把握规律，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好这些成果，努力争取工作的主动。
三、当前形势与应对措施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去年四季度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的重大机遇，坚定“止滑提速、爬坡上行”的信心和决心，全面推进“两个加快”，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全省经济逐步扭转持续下滑的势头。一季度，全省经济实现了“开门红”的预定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815亿元，增长10.8%；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91.4亿元，增长7.6%。我们分析，取得这样的成绩，灾后重建的巨大投资拉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表明中央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已经初现成效。但是，现在就对经济已经触底回升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全省经济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对当前财政经济济形的基本判断应该是“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形势依然严峻”。
（一）积极变化。
当前全省经济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在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项目建设的带动下，全省投资出现少有的高速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158.6亿元，增长78.2%。其中，3月当月完成投资1168亿元，创出我省单月投资的历史新高。灾后重建、中央新增投资项目和500个省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222亿元，占全省投资的56.6%，成为拉动投资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二是工业开始止滑回升。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5%，比去年12月份高6.2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2.4百分点；全省1149户大中型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30.2%，比全省高12.7个百分点；在巨大的投资拉动下，钢材、水泥、建筑机械、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行业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比今年前2个月提高0.3个百分点。
三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减征车辆购置税等一系列财税政策的刺激下，全省消费市场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2.3亿元，增长18%，实际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出现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9.4%；旅游业恢复发展势头良好，增长12.1%；出口增长29.9%，增速居全国前列。
四是灾区正在加快恢复。重灾区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好转，全省经济止跌回升形成了有效支撑。一季度，6个重灾市（州）投资高速增长，增速达97.4%，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4%；部分停产、半停产企业逐步恢复生产，德阳、绵阳、广元和阿坝四个市（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去年全年回升7.8、6.7、8.1和14.9个百分点。
当前全省财政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收入止跌回升。一季度，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91.4亿元，为年初预算的27.7%，同比增长7.6%。其中，3月当月增长35.1%，一举扭转了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五个月负增长的局面。与全国比较：我省收入增幅、收入进度分别比全国地方财政平均水平高4.6和3.2个百分点，其中3月当月收入增幅比全国高24.8个百分点。从省内地区看：一季度，负增长的市（州）已从1月末的13个减至3月份末的2个；15个非重灾市（州）中，除甘孜州外的其余14个市均出现较快增长。其中，7个市增幅超过20%；6个重灾市（州）中，除阿坝州外的其余5个市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的良好势头，绵阳、广元两市增幅达到14.4%和18.6%。
二是税收收入明显企稳。一季度，全省税收收入完成210.6亿元，同比增长8%。税收收入增收额占财政收入增收额的75.2%，是我省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2.3%，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收入质量有所改善。从税种看：主体税种增幅回升，营业税、增值税合计增加7.75亿元，同比增长7.1%。从行业看：制造业和采矿业税收增长5.6%；建筑业税收增长24%；金融保险业税收增长12.5%；商业税收增长15.7%；房地产税收下降8.1%，但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四项税收分别增长25.2%、14.5%、61.2%和385.7%，出现积极变化。
三是重点支出保障有力。一季度，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完成541.3亿元，为预算的22%，增长43.3%，增幅创近十年新高，比上年同期提高1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社保、就业、卫生等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57.3%，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下拨中央和省级灾后恢复重建基金800多亿元。总体上看，全省支出增长强劲，支出进度平稳，为灾后重建、扩大内需和保障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
（二）严峻形势。
在看到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面对严峻形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国内经济走势充满变数，财政经济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保持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难度较大。从民间投资看：主要问题是信心不强、动力不足。一季度，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只有21.5%和10.4%，远低于全省投资增速；港澳台企业投资出现负增长19.3%。从房地产投资看：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增长乏力。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仅增长0.2%，新开工商品房下降35.6%。从资金筹措看：主要问题是渠道有限、增量不多。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已达4.58万亿元，与去年全年相差无几，后三季度新增贷款将十分有限，可能将影响我省投资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部分领域还存在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到位率下降等诸多问题。
二是工业发展形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当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趋势仍在继续。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额同比下降6.3%；企业亏损面达17.8%，比去年底扩大4.3个百分点。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工业产品价格回升乏力，一季度我省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进价同比下跌2.2%，反映出工业发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三是城乡就业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截止4月初，全省还有71.9万返乡农民工没有找到就业门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到4月底，全省应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率仅为40%左右。灾区群众就业稳定性较差，重灾市（州）还有20多万人需要就业，部分群众面临再就业问题。
四是财政减收增支压力更加明显。一方面，财政减收因素影响较大。初步测算，今年因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全省将减收10亿元左右；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和省减免13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省将减收10亿元左右；执行灾后重建税费优惠政策，全省将减收约16亿元左右。另外，执行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还将减少地方收入10多亿元。以上合计减收将达到47亿元以上。另一方面，财政增支因素影响突出。初步测算，落实今年已经出台的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村社干部补助提标、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增支政策，全省财政增支将超过百亿元。
（三）应对措施。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演化，世界经济将步入艰难的重构期，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和经济重心也将被重新划定。站在更大范围和长远角度看，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就能将挑战变为发展的动力，将危机变为发展的机遇，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我省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两个加快”形成了严峻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灾后重建的独特优势，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现实条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对特殊形势、特殊要求，有效地筹集资金、科学地制定政策并严格地执行好这些政策，不仅体现我们的勇气和责任，更考验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一是提高财政的统筹调控能力。要通过深化管理改革、科学配置资源、增强调控能力，最大可能地统筹集中资金，增强对重点支出的保障能力；要把握政府投资的方向，保证政府投资安排用于民生发展、基础瓶颈、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努力形成有效需求；要创新财政投融资手段，通过财政贴息政策、企业融资激励、企业发展激励等政策创新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子”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发展。
二是完善促进发展的政策体系。要以提高收入质量为目标，提倡绿色财政收入，建立行之有效的收入考核评价体系，使财政收入增长建立在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确保收入质量改善；要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既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弱化其与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从健全财政体制、设计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支持主体功能区布局等多方面着手，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强化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由于财政支出特有的公共性和复杂性，使支出管理面临特殊的困难。要把确保财政支出的合规和有效作为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对影响全局发展、事关群众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发展项目、民生项目全面实施绩效考评和跟踪监督，从根本上改变只花钱、不问效的问题。要研究探索有效的绩效评价方法，选择适当的重点，建立有效的机制，不断获取财政运行的有用信息，为推进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支出决策的科学化和监督约束的指数化提供依据。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施策略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各自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均未能明确，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第二，两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用银行贷款支撑巨额“自筹投资”，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纳税，财政信贷严重扭曲。第三，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扭曲严重，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并存，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目流动并存。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不默契。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并不一致。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这期间金融部门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使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的风险。
3.财政与货币政策更深层次上的配合问题。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实践中，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两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
三、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建设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其本质上具有经济运行共同目标决定的协调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任务。
四、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对策与建议
1.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体来讲，财政体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为基础，进一步规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税收征管机制，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切实强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则继续将精力放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开创国有商业银行依靠市场竞争、自主经营的新局面，不断消除影响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种种不利因素。
2.宏观调控中处理好两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各异。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时刻处理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主次地位。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弊病，而在一个时期又不可能同时有效地解决两个问题。经济总量问题上，应该运用货币政策来处理好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强调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经济结构问题上，则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调控而忽略财政调控的情形，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要与经济形势相适应。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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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5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6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 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2005年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