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理论范文1
大萧条以来,财政政策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但20世纪70年生的滞胀,却使这一政策的有效性遭受多方面的置疑。经济学界有关财政政策的作用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萨缪尔森指出,财政政策是指制定税收和公共开支的过程,其目的是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维持增长的高度就业的经济。从定义中可知,财政政策是为了减小经济波动而制定的。那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看法,就成为财政政策问题分歧的根源。 一、财政政策无效论 (一)经济和谐运转,不存在经济危机,勿需财政政策。 1、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对宏观经济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经济仅仅会在短期内偏离充分就业,因而不可能存在长期的衰退。合格的劳工在现行的市场工资下,能够迅速地找到工作。第二,总需求政策会影响价格水平,但不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持久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古典学派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职能仅限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治安以及举办某些公共工程。在财政问题上,古典学派主张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和举债,反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亚当•斯密就反对举借公债。他认为,公债侵蚀了资本。“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①”在他看来,公债豢养了食利阶层,并且使人民在战时的重负无限期拖延下去。 2、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赞成萨伊定理,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的倾向,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适应供求状况上下调整,劳动力市场可以出清。在新古典主义者那里,价格机制的精致与完美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因此,他们认为,任何随机的或非系统的总需求政策,都只会增加经济在自然水平附近的波动,财政政策也不例外。 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政府深受新古典学派的影响。即使在大萧条前期,英国政府仍然坚持着所谓的“财政部观点”,即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是完全的。“财政部观点”强调,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出售债券来筹资,诸如进行道路建设、公共房屋建设等政府支出项目,只不过是把资金从私人部门的投资中转移出来而已。而且,试图通过投资公共支出项目增加就业,作用也不大,因为即便公共支出项目更多地安排了劳动密集型活动,也会被公共部门更为低下的运作效率抵消效应。 (二)承认经济会陷入萧条,但认为财政政策无效。 1、货币周期论:应采用单一货币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几乎重新恢复了传统货币数量论(费雪方程:MV=PQ),即货币供应是外生的。他认为,从长期均衡趋势看,经济将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政府过多的干预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不仅具有挤出效应,而且政策时滞常常使政策实施后果与经济运行的需求背道而驰。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主张采用“单一货币规则”。 弗里德曼还提出了永久性收入理论,即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与消费者的永久性收入有关,只有较小部分与现期收入有关。这么一来,政府支出的变动就是无效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动不会对永久性收入产生影响。对于居民而言,临时性的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实际消费,其余都转化为储蓄,因而财政支出并没有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2、理性预期学说:公众的理性预期使财政政策失效。 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即使在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是劳动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调整工作与闲暇的跨时替代;经济波动的原因是货币供给冲击,波动的传导机制源于经济行为人对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1976年,卢卡斯提出了对传统政策评价方法的批评。他认为,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来预测不同经济政策的后果,因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主体会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这些模型的参数就可能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存在理性预期、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条件下,被人们预期到的政府政策无法影响实际的产出或失业。只有政府随机地改变财政政策、公众未预料到时,才会影响实际产出和失业,但代价是造成产出的剧烈波动。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波动本身就是自然和有效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满意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两种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其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货币冲击,后者则认为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技术和生产率冲击。 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这就意味着,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因为稳定政策达不到期望的政策目标。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使产量和就业偏离了市场决定的最优数量,那么政策就将造成很大的危害。一般而言,减轻经济的不稳定性会减少福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因为这一理论,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政策执行的扭曲导致财政政策无效。 #p#分页标题#e#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假定引入政府研究领域,认为由于政府内部成员的自利行为,政府积极运用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家们具有只花费而不向选民征税的自然倾向,理想化的凯恩斯政策体系———萧条时期实施财政赤字,繁荣时期实现财政盈余———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被证实是难以贯彻的。 布坎南认为,20世纪60—80年代如果美国政府不在财政上大肆挥霍,该国的资本储备会比现在高得多。他批评说,美国政府在预算赤字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发行公债,是为了满足公共或政府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公共或政府的投资。政府既没有做到“量入为出”,也没有将借来的钱用于生产,这样就双倍地违背了财政节约的传统原则。 (四)经济环境的制约致使财政政策失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普雷姆詹德在《预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赤字财政政策缺乏可行性。 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通过赤字政策增加需求,减少失业。这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可以带动原本没有被利用的资源,如资本、设备和管理技术。而在发展中国家,闲置资源有限,若刺激购买力,产生的效果是增加进口,抬高物价,而不会增加本国的生产力。其次,赤字的弥补也是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不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筹资数量通常是有限的。财政赤字对货币供应产生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 再次,一项政策的实施,在经济组织比较完备,市场机制完善而灵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并且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知。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统计资料也不透明,不仅政策的实施会遇到障碍,政策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信息。 费景汉也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衰退时期,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是由推进经济增长的使命感所驱使,而且受到支出权力情绪的起伏所支配。这就是说,财政政策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财政政策有效论 (一)有效需求不足说:财政政策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消费不足理论是周期性不稳定的最古老解释之一②”,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后来的凯恩斯都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危机的起因。霍布森曾分析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根源:一是消费的保守主义性质,即人民的消费习惯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突然有大量的增长;二是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储蓄之所以过度,不是由于储蓄者的愚蠢,而是由于收入分配中工人所占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份额太多。 其后,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提出: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并且低于充分就业的萧条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凯恩斯看来,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是总需求波动的结果: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化引起投资急剧下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带来严重的非自愿失业问题。如果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就能使这种不稳定性得到纠正,并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为了反驳当时的“财政部观点”,凯恩斯强调,以公共支出取代私人支出,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只有在资源已经充分利用时,挤出才是完全的。他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第一,现有储蓄并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第二,公共部门的支出会节约现有储蓄,甚至会创造额外的储蓄,这就是凯恩斯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乘数概念。乘数概念表明,给定的公共支出规模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增量,继而形成储蓄的增量。只要存在失业工人和闲置的工厂设备,乘数效应就会发生作用。乘数概念为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所采用,并加以精炼。哈维莫———盖尔廷平衡预算乘数定理就论证了,即使初始支出与税收完全相等,公共工程的就业效应仍然为正。 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保罗•克鲁格曼又举起凯恩斯的大旗,他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克鲁格曼看来,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③”他认为,教条地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只会使政府丧失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 (二)经济增长停滞说: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 1938年,汉森提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理论。汉森接纳了凯恩斯关于投资需求不足的观点,认为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推广应用,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投资需求的增长不能够自动实现潜在产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水平,结果从长期看,经济将趋于停滞状态。 而为了实现GDP实际产出水平和潜在产出水平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关键在于使新增的投资达到足够的水平,防止储蓄大于投资。汉森主张,为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必须实行持续和稳定的政府干预政策。 汉森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证明这一观点:实际总产出对时间求全微分:汉森认为,从长期看,支出乘数将趋于下降。同时,经济进入成熟资本主义阶段后,自然资源的开发速度是递减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也将逐步减慢;另外,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速度也会下降。这样,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其实际总产出将低于潜在总产出。 汉森认为,一个经济是否出现实际产出的下降,最终依赖于政府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如果政府支出足够大,政府支出增长率足够高,就可以抵消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力量。 汉森的理论把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支出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有效需求,增加就业量;而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则减少财政支出,实现预算平衡或结余,以降低有效需求,控制通货膨胀。这样,预算就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了平衡。#p#分页标题#e# (三)财政阻力说:实施增长性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赫勒与托宾提出增长性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长期赤字政策。托宾主张,只要实际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产量,哪怕是经济上升时期也应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这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赫勒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强调,美国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的原因在于,潜在生产能力与实际生产能力之间已形成越来越宽的“鸿沟”,而这是长期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恶果。因为这种政策要求在危机之后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来弥补反危机产生的赤字,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财政阻力”。在他看来,政府必须实行以1.5%的经济增长率和4%以下失业率为目标的长期赤字财政。 事实证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采用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使美国走出了经济的低谷,并出现了二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扩张,被称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赫勒与托宾之前,勒纳提出的功能财政论与增长性财政政策不谋而合。勒纳认为,财政的首要功能是稳定经济,而平衡预算———无论是年度的,还是周期的,都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他把功能财政解释为“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与税收,政府的债务收入与债务清偿,政府的新货币发行与货币紧缩等政策运用,都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对经济产生的后果,而不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是否遵循了既定的传统学说,顾虑这些传统学说是否好听。⑤”勒纳强调,扩大政府支出是保持繁荣的常用方法,当失业问题严重时,政府大可增加支出,而不必担忧过大的国债数量。 (四)新凯恩斯主义: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微观基础。 新凯恩斯学派与原凯恩斯主义学派一样,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向。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了微观理论基础。他们指出,工资、价格具有粘性,还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两方面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从而在结合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思想。 新凯恩斯主义者中,格雷戈里•曼丘、劳伦斯•鲍尔和大卫•罗默等人侧重从有成本的价格调整(菜单成本)、价格与工资交错调整等形成的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等人则侧重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风险等形成的实际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两方面有所会通,实际粘性会强化名义粘性,导致货币非中性、非自愿失业、信贷配给等市场非均衡现象,加强或延长宏观经济偏离自然率的波动。 他们认为,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价格在遭受到总供求的冲击后,从一个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均衡的恢复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缓慢调整,因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因此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总供求,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新凯恩斯主义与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把经济周期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新凯恩斯主义也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但更倾向于一种较为温和的表述方法,即: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抑制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上,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从而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三、小结 其实,经济学家们在争论不休的同时,政治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财政政策的运用。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第204条中的记录,早在北宋仁宗皇?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当时管辖这一带的范仲淹就采取了纵民竞渡,令佛寺主持大兴土木、翻修公家粮仓和官吏住房等措施,来扩大就业,度过灾荒。这些工程“日役千夫”,从而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沈括认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范仲淹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总需求。这说明,早在近100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就已经在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了。 至于西方国家,自大萧条以来,政治家更是财政政策的积极奉行者。以美国为例,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政府的减税潮,从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无一不是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调控。1998年至2003年,中国政府也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地启动经济,拉动经济增长。这些都证明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可见,理论家们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妨碍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2
［关键词］财政政策;房地产业;理论依据;国外实践
1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事关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房地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有助于国家经济建设转型升级。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发挥财政政策的协调功能，从根本上可以保证房地产业健康良性运行。
2财政政策介入房地产业的理论依据
2.1市场失灵理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手段具有计划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市场也存在垄断、外部性、分配不公等问题。［1］我国1996年住房商品化以来，国家房地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人们滋生规模庞大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在人们规模庞大的投机性需求刺激下，房地产业如何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然而当前，随着房地产业市场经济发展，房地产业日益脱离其作为消费品的本位，而成为投资品。因此，促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单纯依靠市场化手段很难奏效，还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2.2社会本位理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经济发展应当以社会本位为原则，社会本位是指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即公共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一项法律或政策符合社会利益，其就符合社会本位利益。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社会利益其实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市场环境变得错综复杂，“看不见的手”出现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所有奉行自由竞争理论的国家都存在着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与盲目逐利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大量社会问题因此而产生，诸如产能过剩问题、环境问题、公共产品短缺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困扰着各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时，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都能够在“无形的手”的调控下，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可调和，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树立“社会本位”观念，为合理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提供根本解决路径。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进房地产市场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房地产市场诸多乱象，成为房地产业良性发展的障碍。如果放任一小部分开发商和极少数富裕群体借国家正值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机会大肆炒地皮、炒房子，无节制地从中牟利套利，无疑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高额的房价面前望洋兴叹或举步维艰。广大人民群众分享不到国家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国家就不能保持长治久安。因此，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必须以“社会本位”为原则，国家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引导和规范个体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3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以经济合理为限。［2］超过了这个界限，人与自然则不能相和谐，长此下去还会导致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尖锐对立，其结果必然是人类最终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同样，可持续发展理论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新时代背景下，民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不再仅满足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开始对直接关系其自身生活经济平等日益关注。经济平等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当更多地向着实实在在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倾斜，更多地向社会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倾斜，因为关注弱势群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依靠全体社会成员觉悟水平的骤然上升，也不能依靠部分先进社会成员分散的自发行为，国家必须制定法律或政策以规制和引导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尽可能符合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财政政策是国家运用财政税收的手段来引导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落实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房地产业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支柱行业，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证。因此，国家高度重视房地产业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相关行业的协同发展。在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和刺激下，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过快发展的局面。开发商疯狂开发，投资商疯狂炒作，导致房地产市场在暴涨之后的暴跌，社会富裕阶层利用其经济优势占有过多的社会资源，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为保证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要采用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多种手段稳定市场。
3国外房地产业财政政策调控的实践
3.1日本公营住宅保障制度的实践日本地方政府作为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高度重视对房地产业的财政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房地产需求，推进了国家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3.1.1地方政府对“公营住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在日本，各级地方政府为满足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需求，必须自建、购买或租借提供低价廉租住房。根据《公营住宅法》，地方政府作为“公营住宅”的政策主体，有义务为辖区内居民建造“公营住宅”，解决辖区内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时对申请“公营住宅”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即只有2人以上的家庭，才能够申请入住“公营住宅”。3.1.2中央政府对“公营住宅”提供多样化的财政补贴。在日本，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业的发展，通过多种财政补贴形式支持“公营住宅”购买，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问题。例如中央政府对翻建住宅可补贴1/3的费用，［3］补贴形式包括“公营住宅”建设和房租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公营住宅”建设和房租补贴形式，解决低收入群体对住房的需求，有效提高政府财政资金运营效率，实现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
3.2新加坡建立了确保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组屋制度。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对房地产业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考察学习新加坡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房地产业良性健康发展。3.2.1通过筹措资金形式实行财政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筹措资金的形式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法律规定，居民可以通过贷款进行购房。但是为保障购房者基本生活，规定购房者每月还款比例不能过高，以其收入的40%为限，分期付款不超过30年。［5］另外，住房发展局为购房者提供低贷款率，即低于商业银行3%～4%，为居民购买组屋提供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3.2.2通过抽润制度限制房地产非法行为。新加坡政府为防止炒楼花行为发生，通过实行抽润制度限制房地产非法行为，杜绝从房地产中牟取不正当利益。所谓“抽润制度”是指业主从建屋局购买组屋之后，如果高于购买价格出售组屋，必须将中间差价按一定比例交给建屋局，两室式、三室式、四室式、五室式组屋比例分别为15%、20%、22.5%和25%。通过抽润制度限制房地产非法行为。
参考文献:
［1］李新仓，阎其华.建设用地指标市场配置法律制度正当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2):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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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理论范文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是当前我国各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该政策提出了全国医改2009—2011年的五项重点改革，实则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全国范围内医药卫生领域的最主要改革内容。这五项改革中的“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后来被卫生部确定为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的公立医院改革，而其余四项原本就主要针对于县级政府所负责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包括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施，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根据我国分税制财政的原则，县级政府所负责的卫生机构，包括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由县级财政负责投入。根据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国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可知:我国是属于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进行卫生投入的国家，对于这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地方政府对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足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我国学术界的前期大量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理论;而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又主要聚焦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即由县级财政负责投入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基本假设: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对县级财政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执行应存在着不足。本文按照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地理分布的差异，选择了东部(北京、福建)、中部(河南、山西)和西部(重庆、内蒙古)的六个省(市、区)。通过收集其近几年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卫生投入对县级财政的压力状况进行分析，以验证上文所提出的推断和假设，为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县级财政投入的科学化提供政策参考和依据。
县级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现状与压力分析
(一)各级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现状
据历年全国财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08年，中央财政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仅限于中央本级医疗卫生单位的财政投入;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中，除对本级医疗卫生单位的投入外，专设了“中央对地方卫生转移支付”这一科目，但具体数量仍有限。因而，本文未将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卫生专项支出列入研究范围。据2011年各省统计年鉴等数据显示:2010年各抽样省的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均占各级财政卫生支出的绝大部分，该比例为63.2%～84．8%，其中重庆最高(84．8%)，内蒙古最低(63.2%)，具体见表1。上述数据及其分析结果充分表明: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支出主要由地方财政负责，而且在地方财政中又以县级财政投入为主。
(二)卫生支出对县级财政的压力分析
考虑到各抽样省历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河南省和重庆市在2006—2010年期间各级地方政府历年卫生支出来分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的压力状况。据表2数据显示:在2006—2010年期间，河南省的县级卫生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为51．8%，远高于同期的省级卫生支出和地级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二者分别为25．6%和37．2%;而对于同期的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状况，县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与省和地级财政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分别为19．3%、16．7%和18．3%。由图1显示:河南省在2006—2010年期间，县级卫生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值呈持续增长状态，由14．1%增长到36．9%;县级卫生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值同其省级该比值相比，2006—2007年二者数值接近，2008年之后县级该比值已高于省级该比值;县级该比值同其地级比值相比较，历年县级该数据均远高于其地级该数据，基本维持在县级该比值是地级比值的3～4倍;而且同县级该比值持续增长相比，其地级和省级该比值并未显现出严格的持续增长状态。由表3（表略）数据可知:重庆市的县级卫生支出同上述河南省的情况基本一致。在2006—2010年期间，县级卫生支出历年均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57．4%，为同期省级卫生支出年均增长速度(14．6%)的4倍;而县级财政收入同其省级财政年均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二者分别为35．8%和32．2%。由图1（图略）可知，在2006—2010年期间，重庆市的县级卫生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值，由8．3%增长到15．1%，增长了近一倍;而同期省级卫生支出占省级财政收入的比例，由5．9%下降到了3．3%，而且该比值基本呈连续下降趋势。由上述河南省和重庆市的数据分析可知:在县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同省、地级财政年均增长速度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县级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县级以上政府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且县级卫生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值也远高于其上级部门的该比值。按照河南省的数据，2010年县级卫生财政支出已占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1/3。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卫生支出对县级财政的压力已逐年增大。随着中央政府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按照目前的趋势，县级财政不可能承担得起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的各项支出。
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压力不断增大产生的后果
(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2010)进一步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补偿机制改革原则和内容等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界定，且财政投入也被明确为由县级政府承担。上文已述，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根据分级财政负责的原则，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全由县级财政承担;而且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压力又逐年增大。因而，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和要求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但由于仅依靠县级财政来投入，在目前尚未有其他配套政策的前提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将无法实现。甚至，即使不考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各级财政的压力状况，仅考虑全国各县级财政的收支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如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全依靠县级财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p#分页标题#e#
(二)县级财政对医药卫生体制各项改革投入的不足和各项要求的执行不足
药品零加成政策是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也是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五项重点内容之一，被认为是解决“看病贵”的主要对策。目前药品零加成政策主要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试点和应用，其要求地方政府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采取药品零加成而损失的医疗业务收入由政府财政足额补偿。国内学者通过对各地药品零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研究指出:我国大多数地区县级政府均按照药品15%的差价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零差率的政策进行补偿，但其原先药品加成率都超过30%，又由于药品收入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的60%以上，因此，药品零加成政策及其县级财政的财政补助政策实则导致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的巨大损失［13］。由于县级财政的投入未能足额弥补改革的损失，医疗卫生机构为保持收支的平衡，又选择了“市场化”的道路，药品零加成政策可以使得医疗卫生机构放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前的“大处方”方式，但补偿机制改革后，其又转变为主要依赖于增加医学检查、检验等方式来增加医疗机构的收入，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市场化导向依然未能转变，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药品零加成政策又被认为是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根据上述分析，由于二者均由县级财政负责，考虑到我国各县级财政差异巨大的实际，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的实施效果的评估，本文可以得出结论:根据目前的财政分级负责体制，仅依靠县级财政的能力，将无法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即使医疗机构实行了药品零加成，也无法真正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导向建立起来，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出，按照目前的财政体制和县级财政的压力状况，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将无法得到实现。
卫生支出对县级财政压力过大所产生的原因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协调
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分税制的基本原则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分税制财权相统一的要求，划分各级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分税制的事权和财权划分的依据是上世纪时期各级政府的事权。本世纪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得到了巨大的变革，各级政府的卫生投入责任和总量在不断增大。由于最近几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和主要领域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即县级政府的卫生事权在不断扩大，县级财政卫生支出不断增长。而另一方面，县级财政的财权则依然如同上世纪的财权，而且自2006年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后，县级财政的财权范围被减少。《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11)提到在全国2858个县级政府中，仅有54个(1．9%)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之所以出现县级财政基本卫生支出压力逐年增大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使得县级政府的卫生事权和投入责任不断扩大，同时县级政府的财权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和配套政策欠缺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利益共同体的共同推进。目前国内尚未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成本核算系统;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投入的依据依然是对一般差额事业单位财政补偿的方法，尚未有针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特点的财政投入依据;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监管部门，其同时又是办医主体，尚未实现管办分离。由于医疗卫生机构的特殊性，即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生相比较于患者和政府拥有信息的绝对优势，其可以诱导产生出患者的不必要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进而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因此，在上述基础性工作尚未开展，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也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医疗卫生机构将是各级政府投入的“无底洞”，进而不可避免出现如下局面: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持续增长，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压力越来越重;同时，医疗卫生机构的趋利导向依然无法得到改变，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目标无法实现。
政策建议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配套政策的建立和完善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要求的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必须要建立在科学和合理的投入测算的基础上。相比较于公立医院服务内容的复杂和种类的繁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内容相对简单得多，而且全国又实行统一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目录(各省在国家药品目录上增加了部分省内统一的药品目录)以及药品零加成政策，因此，完全可以首先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成本核算系统，进而建立起各类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标准(对于某些公共产品，如计划免疫等，可以是免费提供)，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投入的依据和标准。同时，为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防止“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现象发生，应建立起基于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激励和奖惩机制，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导向的监管和引导。当然，无论各级政府的卫生事权如何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需投入必然是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主体，其所占比例必是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最大份额，因而上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配套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实则是建立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依据。
(二)基于财政的支付能力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权
鉴于财政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重新依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变更来调整财权。因此，本文提出在不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财权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和划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事权。鉴于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必然需要将一部分卫生投入责任交由县级以上财政负责。具体哪些服务应交由县级以上财政负责，应依据医疗卫生服务的属性。对于全国统一要求的专项卫生投入，尤其是上级政府部门指派并要求县级财政相应配套的卫生专项经费，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专项投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清理投入等，应由县级以上财政负责。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为例，对于该专项投入，中央政府虽然要求主要由县级以上政府财政负责，但实际上县级财政依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筹资的主体。以山东省为例，《2012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情况的通报》指出:2012年县级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总量占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总筹资的35．4%，高于其余各级政府的筹资比例。因此，如全国统一的各项卫生专项投入不再由县级财政承担，将大大减轻县级财政的负担。#p#分页标题#e#
(三)基于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合理压力水平的上级转移支付标准和方案的确立
考虑到全国各县级财政支出能力的巨大差异，单纯依靠上述政策，还难以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仍需要进一步确定出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合理压力水平和警戒水平。县财政卫生支出合理水平需要既能体现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由县财政负责为主的原则，又不能损害或压制财政状况较差的县级政府对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合理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提出最低和最高的限制标准;考虑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明确要求省级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改革进行总负责，因而各省级政府可在全国最低和最高限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出各省统一的县级财政卫生支出的合理水平和压力警戒水平;对于超过各县级财政卫生支出压力警戒水平的部分，将由省和市两级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其进行足额补助，而不能再由县级财政承担。
结语
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各级政府增加对卫生的财政投入，但由于近期全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聚焦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其又由县级政府负责，这必将对县级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的分析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充分验证了前期的研究假设和推论，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造成了较大压力，县级财政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需投入总量不足，进而推断出在不改变卫生支出主要由县级财政负责的前提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将难以实现。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研究［14］。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4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五、结束语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5
关键词：多课程协作式教学；《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关联课程；异同比较分析
学生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内容，对于今后学习其他的专业课程将会有很大帮助，也为今后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忽略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关联性，未注意强调并引导学生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里所学到的内容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进行相同和相异之处的对比分析，教学方式也忽略了多课程协作式教学，因此，笔者在此提出协作式教学方案，引导学生主动查找相关书籍，分析并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经济学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相关联之处。这项任务对学生理解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为基础，主要与《财政学》和《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这两门学科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一、《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这两门学科主要在政府支出问题上存在共性。虽然两门学科均讲授到财政政策和税收，但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讲授《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财政政策与税收这部分内容时，老师将会建议同学们课下自主找寻财政学的相关教材，比较《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相关内容的相同与相异之处。通过对比分析王福重主编的《财政学》第十一章财政政策及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编著的《财政学（第十版）》第4篇第14章税收与收入分配及第15章税收与效率的相关内容发现，《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关于财政政策和税收的讲解有所不同。在学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老师讲课时会告知同学们关于财政政策概述、国内外财政政策评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税收与收入分配、税收与效率、有效且公平的课税等内容[2]，财政学授课老师会在财政学中详细讲解，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我们应重点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效果、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及财政政策及效果中提及的税收部分[1]。课上通过问答，与学生互动、交流，提高学生的听课质量和学习效率。财政学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主要交叉点在政府支出的基本概念及组成部分。政府支出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为了实现其公共职能，购买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劳务时进行各种财政资金的支付活动，其本质是政府向社会必须付出的成本。一般来说，各级政府支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购买，比如政府出资修路、设立法院、提供国防、开办学校等，这一部分的支出需要计入GDP；另一部分政府支出不需要计入GDP，有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1]。综上来看，《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和财政学都讨论了政府支出带来的经济影响。在引导学生对比了解两门课关于财政政策的阐述区别的前提下，作为《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在授课时主要着重讲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该内容也是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时重点应当学习掌握的。如果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处于萧条状态，这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以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可以将两种政策混合使用。假设最初时刻经济处于图中的E点，相对应的收入为y0，利率为r0，而实现充分就业时的收入为y*。为了渡过经济发展的萧条阶段，使社会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使得IS曲线右移，也可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右移。这两种政策的实施虽然都会使得收入水平达到充分就业时的y*，但利率将会发生大幅度上升或下降。如果政府既想使收入水平从y0增加到y*，同时又不想让利率水平发生变动，则可以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混合使用。如上图中所示，如果政府为了使收入水平从最初的y0提高到充分就业时的y*，可采取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从而使得产出水平上升，但为了使利率不会因为产出水平的上升而跟着上升，可相应地采取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办法，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利率能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从图1中可见，如果政府仅仅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IS曲线移到IS′的位置，此时的均衡点为E′，利率会随之上升到均衡水平时的r0之上，发生“挤出效应”，所以产量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时的y*水平；如果政府采取“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即按照利率水平不会上升的要求，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移到LM′的位置，这时利率水平可以保持原有水平不发生变化，投资也不会被挤出，这时产量能够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的y*[1]。除上述情形之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多种多样，这种因两种政策结合产生的效应，有的事先可以进行预计，而有的则必须根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个效果更大而决定，因而这种效应事先并不能进行预计，是不确定的。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混合使用时对利率水平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下列表2给出各种政策结合使用的效应。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实现目标的不同，从而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第一种组合在经济发展处于萧条时期但是又不太严重时更适用；第二种组合更适合于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但是不太严重的时候，考虑采纳第三种组合；当经济发展出现严重萧条时，可用第四种组合。如果IS曲线为垂直线而LM曲线为水平线的极端情况出现时，此时财政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将完全无效。这种情况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情况。一方面，LM曲线水平，这表明当利率降低到r0这样的低水平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这时，人们将货币持有手中而不购买债券的行为所带来的利息损失相当小，反而购买债券所带来的资本损失风险会相当大，因此，这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都只想持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货币当局想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方式来使利率水平下降，从而刺激投资，这种决策是不可能产生效果的。水平状态的LM曲线也就是上文提过的“凯恩斯陷阱”，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通过使用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的财政政策来使社会总需求增加，产生的效果将会十分显著，因为政府实行这类扩张性财政政策向私人部门借钱（出售公债券），并不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不会产生任何“挤出效应”。综上所说，在凯恩斯陷阱中，即使IS曲线不是垂直状态而是向右下方倾斜，政府实行财政政策也会十分有效。另一方面，图2中的IS曲线呈垂直状，这表明投资需求的利率系数为零，即不管利率发生怎样的变化，投资都不会随利率变动而变动。在经济停滞时期，利率即使发生了变化，也不会对投资发生明显的影响。对经济比较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商业行情的研究也说明，信贷成本对投资决策没有什么作用。垂直的投资需求曲线产生垂直的IS曲线，这时，即使货币政策能改变利率，对收入也没有作用。如果LM是水平的，IS是垂直的，则必然是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而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这种情况之所以称凯恩斯极端，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当利率较低，而投资对利率反应又不很灵敏时，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对克服萧条、增加就业和收入产生效果，货币政策效果很小。水平的LM和垂直的IS模型只是把凯恩斯这一看法推到了极端而已。与凯恩斯极端情况相反，如果水平的IS和垂直的LM相交，则就出现了所谓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一方面，LM曲线垂直，说明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等于零，人们不愿意为投机而持有货币，这时候，如果政府推行一项增加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向私人部门借钱的话，私人部门没有闲置货币，只有在私人部门认为将投资支出减少的数值等于政府借款数目是合算的时候，政府才能借到这笔款项。因此，利率（政府借款利率）一定要上涨到足以使政府公债产生的收益大于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怎样增加政府支出都将伴随着私人投资的等量减少。显然，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就是完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使收入水平发生任何改变。另一方面，IS曲线呈水平状，说明投资需求的利率系数达到无限大，利率稍有变动，投资就会发生大幅度变动。因此，政府因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而需要向私人部门借钱时，利率只要稍有上升，就会使私人投资大大减少，产生完全“挤出效应”。总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完全无效，但如果实行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则效果会很大。这是因为，当货币当局想要通过购买公债的办法增加货币供给量时，公债价格必须上升到足够高，人们才肯卖出公债将货币换回。因为人们对货币没有投机需求，他们将把这些因出卖公债而得到的货币用于购买其他生息资产，这些生息资产可以是新证券，也可以是购买现有的生息证券。IS呈水平状，也可用来说明货币政策效果极大。因为IS的斜率为零，说明投资对利率极其敏感，因此，当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利率稍有下降，投资便会极大地增加，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国民收入。图3所示情况之所以称为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是因为古典学派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只有产出水平，而利率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极不敏感，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几乎接近于零。因此。LM是一条垂直曲线，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动都对产出有极大影响，因此货币政策是唯一有效的政策[1]。《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对税收等措施的讨论，更加侧重经济政策对其他经济因素造成的影响，能否有效调节经济指标，能否定向引导某一指标的变动，进而选取不同方向导向的措施。在税收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在第十六章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第二节财政政策中进行阐述。政府收入中最主要部分就是税收，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一个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因此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税收可作为实行财政政策的有力手段之一。根据不同的标准，税收的种类也不同。根据课税对象，税收可分为财产税、所得税和流转税三类。根据收入中被扣除的比例，税收分为累退税、累进税和比例税三类。税收作为政府收入手段，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一样，税收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即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税收乘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税率的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另一种是税收绝对量的变动对点收入的影响。因此作为政策工具的税收，既可以通过改变税率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变动税收总量来实现，比如要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的目的，可通过一次性减税来实现。对税率而言，由于所得税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改变税率主要改变的是所得税的税率。一般来说，降低税率、减少税收都会引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和国民产出的增长，反之则引起社会总需求和国民产出的降低。因此在需求不足时，可采取减税措施来抑制经济衰退；在需求过旺时可采取增税措施抑制通货膨胀[1]。
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共同组成西方经济学，这两门学科研究角度虽不同，但是在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及后果三方面有相同之处。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两门学科各有其研究角度。《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刚开课时，同学们刚刚结束《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课程学习，对基本的微观经济问题印象还比较深刻，老师引导同学们课下自主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不同点，进行比较，促进这两门课程的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一脉相承。《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及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概括来说都是一定意义上的需求与供给行为，因此，《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决定价格和产量。需求是指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每一个价格水平上能够并且愿意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需求可以通过需求函数和需求曲线表现出来，需求曲线可以直观地反映出需求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影响需求的经济因素除商品自身价格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消费者的偏好、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等。供给是与需求相对应的，它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同样，供给也可以通过供给函数和供给曲线表现出来，供给曲线是反映供给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变动关系的曲线。除商品自身价格外，生产产品的成本、生产者对其所生产产品的预期、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可对供给产生影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共同决定了商品的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体现在曲线上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无论是从经济个体角度还是整个社会总体角度，都会存在需求和供给，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从而产生均衡，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一个比较大的相同点，研究这部分内容时唯一的不同就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微观部分研究的是单个经济个体，而宏观部分则是研究整个社会总体。在经济政策方面，《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都是政府为了引导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而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使经济行为趋向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两门学科都认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合理的，并且均利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研究对象虽然各有不同，一个以社会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则是研究单个经济个体；两者解决的经济问题也不同，一个是以解决资源的利用问题为目标，另一个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纠正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失灵”。两者虽交叉不多，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是同学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也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一个延伸，二者共同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1]。
三、小结
对于经济学相关专业来说，《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学习各专业知识的基础，也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同学们如果能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学到的内容，对于后续的专业课程来说，学习过程将会更轻松，对于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的教学模式忽略了建立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只是在被动接受老师讲授的内容，而多课程协作式的教学模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督促同学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时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思考，课下通过查找相关书籍资料等途径，主动对比分析《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经济学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关联性，找出各学科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多课程协作式的教学模式无疑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带来很多益处：一方面，同学们端正了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理论知识掌握更加熟练，为今后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带来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同学们在学习经济学后续的专业课程时，通过多课程协作式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锻炼，对于除《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以外的其他专业课程，同学们会主动分析、自主思考，比较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摆脱传统被动“填鸭式”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同学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课程，同时也会不断巩固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学习到的内容。总之，多课程协作式教学模式是一个有益于老师和学生双方的新型教学方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学习与教学手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6
一、中国54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回顾 (一)“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 调控机制的形成实现工业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理论关于走出二元、摆脱落后的通行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正如布瑞斯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本世纪中叶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由战后恢复发展转人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又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比如，在“一五”计划重点建设的156项工程中，属于民用的104项工程平均每项投资达15008.22万元，其中重工业平均每项投资达15258.55万元，而钢铁工业平均每项投资更高达80906.29万元。 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主要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不存在可以替代的路径。因此，毛择东认为，在中国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换育之，在建国初期，中国若选择以发展轻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虽有道理，但却不适应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只能而且必须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赶超战略。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形式。林毅夫、蔡舫、李周三学者在其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 首先，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解决20世纪50年代我国资本稀缺的资源察赋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国家只能人为地压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从而造成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斋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撅;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还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因此，只要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徽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便会相继形成，闺这种“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徽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上。它具体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小岗农民则首创“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在中央经历了由“不许”变为“不要”(1978)，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1979)，继而“肯定”(1980)，最终完全放开(1983)的过程。[aj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不仅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而且第一次概括地提出了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双层经营思想，从而标志着农村新的徽观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其二是几城镇国企改革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国企都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依托。正因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搞好国企进行了各种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和探索。 1978年国家对国有企业一改统收统支，实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一1980年，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1一1982年，试行多种形式的经曹贵任制，如利润包干、利润递增包干、亏损包千等;1983一1984年9月，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10月一1986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1987年至今，又进行了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全国各地实行的办法很多。主要有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租赁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并、企业托管等等，并最终提出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主张，从而为我国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还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的市场取向改革上。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即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选择上，就是引进和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只有市场化，才能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分支，并在经济全球化中谋求自己应有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24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又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五个小的阶段。(l)市场化的准备阶段，或萌芽阶段(1979一1991年)。其主要特征是:“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又可区分为以下三个小阶段:经济调整与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一1984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推行全面经济改革的阶段(1984一1988年)，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l治理整顿、维护稳定阶段(1988一1991年);(2)市场化改革的实施阶段，或生长阶段(1992一至今)。其主要特征是“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也可区分为以下两个小阶段: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一1997);市场化改革的攻坚阶段(1997一至今)。总之，经过二十四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目前我国商品市场调节价比重已超过90%，即我国九成以上商品价格已是“市场说了算”。 (三)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我国又连续近六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分别发行国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一2001年间，国俊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事实呱卯，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p#分页标题#e# 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偏差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摇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濡求刺激与供给推动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近六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具体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 二、对中国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中国实践的悖论运行，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政策本身进行反思。概括起来，其中的症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不同。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对西方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仿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却忽视了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西方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若溯起源头，在实践上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其理论源头却来自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其共同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稳定政策的现代方法产生于大萧条。关于大萦条的知识，在60年代以后，仍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和美国经济的要点。”[s]一句话，西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大危机”、“大萧条”的产物，凯恩斯理论亦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而自1998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只是市场疲软，通货紧缩，而不是大危机、大萧条。而且中国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无效供给(过剩)问题，而不是真正有效需求不足，是过剩供给与孺求各踞一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运作既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制度基础(体制完善)和结构条件(结构优化)，还必须积极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的宏观经挤环境对政策导向的选择及其目标都有不同要求。历史背景不同，即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则解决问题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使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出现“水土不服”，这正如《晏子春秋》所言:“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权。” (二)我国尚不具备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适用条件。西方正统经济学在论述宏观经济政策时均是以经济结构稳定和制度结构既定为假定前提的。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实施或有效运行必须具备和依赖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一方面，必须具备高度发达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墓础条件，包括真正独立的国企制度;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与运作体制;建立独立的具有一定权威的中央银行制度;相对完普的商业银行体制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化利率制度;高效廉活的政府体制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另一方面还必须拥有一个合理和优化的结构条件，如合理、优化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供佑结构及相应的收人分配结构、区域结构及城乡一体化等。 积极财政政策范式在中国的不适应或失效的症结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徽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等问题。换育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有效运行所必须依赖的制度基础与结构条件在中国目前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从而导致其水土不服。一方面，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包括尚未建立起真正独立的企业制度，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相应的徽观墓础汤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尤其是资本等要素市场严重滞后;金触机构具有很高的非独立性，并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金融市场还不健全、不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缺乏中介环节，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利率弹性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发挥不到位、不彻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其他配套调控手段十分缺乏，从而大大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行政府体制尚存在种种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收人分配结构不合理;区域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城市经济“过刹”与农村经济“短缺”并存等结构性扭曲国情状况也严重制约了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三)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自身的缺陷或局限性。凯恩斯的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该政策与理论存在一系列暗含假定前提。包括假定制度既定，即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一种自然水恒的制度，而仅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其主观色彩浓厚的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假定:“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盈，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t，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之啥尚与习恨，各种各类劳力(包括监借组织等劳心活动)之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包括(除了下举变数之外)决定国民所得之分配之种种势力.”t’j而只着重分析三个自变t(消费倾向、资本边际、利率)和两个因变t(就业t、国民收人)。 而且其建立在只有三个自变t基础上的分析，也是过分强调主观心理因家的作用，比如他认为，“在礁汁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顺及:那些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费是否良好，对天气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能影响一人之悄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决定于由然自发的情绪。，闭此外，它还假定供给正常，包括供给者自身及供给品的质t和层次、结构的完美无缺等，而把市场萧条的症结全部归替于有效裕求不足，局限在错求领域做如何拉上或扩张的文章，这不仅在西方已受到批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其次，该政策与理论本身的错误性或不完备性也很明显。比如机思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首先值得怀疑。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规律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动用统计分析否证了这一规律。库兹捏茨根据1929一1941年的逐年资料进行回归拟合，美国的消费函数为:C二47.6+0.73YD，而根据1948一1985年的资料，拟合出的消费函数为C=13.3+0.90YD。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平均消费倾向在长期内是稳定的;(2)战后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战前有所提高.[s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且发达程度不同类型国家存在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储蓄率的现实就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形成鲜明的悖论。1989一1993年，储蓄占GDP3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韩国、日本，占30写以上国家中有泰国、印度、阿尔及利亚、伊朗、荷兰，占20%以上的国家中有智利、印度、德国、法国、以色列，占1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因此对凯恩斯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规律应该作具体分析。再次，该政策的实施也存在一系列苛刻条件。如经济萧条背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真正的企业市场经济法制健全，政策透明;人们习惯于自我判断和自我预期等，一句话，其有效实施还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此外，该政策由于片面地强调需求边的反危机政策在实践中也无法彻底消除市场萧条。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效率下降，尤其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灵或破产。#p#分页标题#e# (四)衰退的内生性。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写道，“一个又一个国家进人衰退，它们都发现传统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更加恶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内已经抵消了过去的经济成长。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图而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濡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在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l[l。〕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就无法达到我们描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和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荣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l[l门这正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过的，“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的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威胁。”[lz〕(五)国际上也没有很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政府赤字和债务是很容易具有“刚性”和“惯性”的，而长期使用赤字和值务政策的结果往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作为中长期宏观政策的基调。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既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在20世纪中叶的空前繁荣，同时也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舒尔茨在写给美国的一个备忘录中就说过，“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措施不能搞长。我国前财政部门项怀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国际上也没有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ls1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未来取向我国虽已连续近六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较快，并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决定了我们既有必要也有条件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近期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转变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增加国债投资的简单化观念。充分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是包括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运用税收政策、调整收人分配政策、实行财政贴息政策等在内的组合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调控需要，正确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形式和作用力度，进而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今年的当务之急是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因为投资拉动只是扩大内需拉动的一个方面，旺盛的内需最终要靠经济‘内在机制的形成。而内生机制的形成首先要启动消费需求。而启动消费需求的先决条件是增加居民的收人。重点又应该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的收人。因为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他们的收人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因此，今年我国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财政支出、国债投资应向能够启动消费，特别是能够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收人的方向倾斜。 (二)重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具体包括:1.在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上，首先投资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基础设施建设内部项目的选择上，不仅应重视大的项目，而且应重视中小型项目，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更应成为重中之重。其次，在国债投资资金中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并重视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此外，还应重视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 务纳人规范化管理轨道，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为企业担保等.4.重视政策创新，如在国债投资中适当多安排一些有利于增加农民务工收人的项目，如退耕还林还草、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农村道路、教育、卫生设施等，从而实现以工代娠的国债效应。这正如拉格纳•纳克斯所说的，欠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可以实现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纳克斯，1953)。 (三)从观念、市场准人、税费负担、融资体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对民间投资以更大的支持，从而最终真正启动民间投资。首先，在观念上应提升民营经济的地位，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举措。其次，为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国债扩张对民间经济的带动作用，国债政策孺要进行适度调整。比如，增大国债用于技术改造贴息的比例，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开放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或担保等方式，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再次，鉴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融资体制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应重视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一个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小金融机构为辅的间接融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此外，还应重视清理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限制，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等等。 (四)重视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投资的腐败。首先，对国债资金投向要严格审核，坚决制止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和“半拉子”工程;其次，对所有国债建设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规范操作。我国招标法明确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者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而且，法律明文规定，项目法人、行政主管部门和评标委员会的专家都应彼此独立;再次，对部分国俊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持，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挤占和挪用;最后，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此外，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并不断完善管理办法，从而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p#分页标题#e# (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重视考虑体制格局与开放经济两个因素。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从中长期看，深化经挤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对外开放应是基本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应为基本政策“保驾护航”，从而防止政府赤字和债务对改革的“挤出效应”。 (六)坚持濡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的“两手抓”(“双轮”启动)原则。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长期的历史经验，结合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二者之长，坚持“两手抓”原则，即一手抓需求(治标之策)，一手抓供给(治本之策)，坚持以供给带动需求。既要重视从需求的角度人手，通过实施一段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需求困境，从而实现拉动需求的短期目标;又要坚持从长远出发，重视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从而兼顾经济增长、供给优化的长期目标，从根本上协调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真正踩准国民经济的平衡点，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适当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快由以需求拉动为主转向需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从单轮启动转向双轮启动，从而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 (七)重视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的政策的协调配套。首先，应重视加强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持适当较快的货币供应增长、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以有效地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其次，配以宽松的税收政策，以免产生“挤出效应”。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对策取向。采取适应减税与适度增税并举，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应重视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调整中优化供化，刺激有效播求，从而充分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效应.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7
[关键词]智慧城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智慧城市最早在1990年5月由美国提出，城市建设被冠以“SapientialCities”的新主旨，希望以智慧来寻求城市规划及资金统筹等系列建设的最佳方案[1]。1996年，第一个智慧社区项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地，成为智慧城市概念的首次实践。2017年，党的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并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智慧社会”[2]。在我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地方债务激增、城市建设创新不足、促进城市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等许多问题逐渐显露，关于财税政策实施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值得探讨。
(二)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关于财税政策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本文从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地方财政、政府公债角度分析财税政策与智慧城市建设联动性；通过文献研究法，归纳目前在财税政策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综合两者基础上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有助于丰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财税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实践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财政资金对于项目的扶持与引导、财政部门对于资金运营的监管与评估都会影响到这个系统工程能否正常有序推进。通过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财税对策，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
二、内涵概述
智慧城市是运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通过对城市运行过程中的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进行整合与分析，从而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多领域的不同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进而为城市中的居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以实现城市运行管理的智慧化，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智慧城市建设财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智慧城市核心产业财政扶持力度不足。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智慧人力短缺、智慧技术企业不足等现象。在此种情况下，财政对于相关大数据信息技术类企业的扶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而一些中小型的技术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得不到支持。此外，由于区域位置导致高精尖产品研发受限，国家对于此处的专项补贴力度也存在不足，因此致使智慧城市建设缓慢。
(二)财政投融资运管政策不完善。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过程中，各地区出现建设成熟度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其主要归因于财政资金不足。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由政府占据主导的地位。由于对符合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企业缺乏财税政策鼓励与保障，进而使得对社会资本的吸收与利用能力低。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单一，加大了财政负担与财政资金风险。第三，财政资金管理政策不健全，财政资金投资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智慧城市整体性建设也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三)财税政策的碎片化现象明显。第一，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财税政策的碎片化现象十分显著，缺乏整体性和联动性。第二，当前各地方政府扶持智能制造发展的财税政策较多，但是较为分散，涉及到的职能部门多，政策种类繁多，缺乏统一性。第三，地方政府财税政策的协调能动性不强，大多政策是根据国家发展规划而制定，在具体项目落实上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能力不足。
四、促进智慧城市建设财税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智慧城市核心产业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放缓，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不仅需要市场的作用，还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财税手段引导产业的发展。1.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我国科研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出总额增加所致，并非对科技活动和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视。应立足国情与城市现状，增加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资金拨款，增加科研经费支出的比重、加大补贴力度以达成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目标。要明确财政补贴的对象并建立差额补贴机制。2.拓宽财政资金的惠普范围。目前，智慧城市核心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除了财政科技拨款，直接市场融资和间接银行融资外，其他来源还包括财政专项基金和风险投资。但各省企业规模不一，因此可以为创新产业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实行专户管理，提高基金专户的效率。
(二)完善财政顶层设计政策。1.财政扶持突出重点导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注重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财政部而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重点建设项目财政优先扶持，吸引社会各界共同出力，从而做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新模式。对于适度引入的社会资本，财政部门应强化宏观指导、监督管理作用，通过制定扶持政策、统筹管理等措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督导作用。2.财政支出注重民生。智慧城市建设应以惠及民生为重点建设方向，同时也是财政重点支出方向[3]。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相关财政投入需要围绕广大居民的生活需求，对于线上服务以及公共事物和交通出行等方面重点投资，将智慧成果落到实处，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3.建设项目注重整体性。智慧城市应注重建设项目的整体性。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应整体考虑当前民众需求和长期发展目标、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审核各项目间整体关联度，形成完整的智慧化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体系。财政部门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扶持作用，通过财政投资使智慧城市进行整体化建设。以此改善原有的项目间信息传导困难，项目建设零散，建设水平不成熟等问题。
(三)完善财政投融资运管政策。1.创新财政融资政策。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应建立以PPP模式为主体的融资方式，同时，根据不同项目多种融资方式以其特点出发，灵活使用。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型财政融资政策。第一，对于不同类型的项目，采用的融资方式应差异化处理。根据不同类型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融资，可以同时考虑PPP模式及其相关的变形模式，对于不同项目间各主体所占资本比例的差异也使得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科学合理，财政压力大大减轻。第二，对于参与建设主体的保障，尤其是私人资本方面的风险保障，应由财政部门对相关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严地风险预估与管理，并进一步完善相关财政政策框架和运营管理，避免可能发生的不确定风险。第三，就智慧城市建设而言，资金供给是其建设的重要保障。财政对于不同建设项目融资方式采用差异化实施政策，以项目的不同属性进行差别化制定。2.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多样化。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因具体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基础设施投资理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一的政府投资方式难以满足灵活多样的公共产品需求，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也愈加强烈。需要各种投资方式并行[4]。财政部门对于不同的建设项目采用多样化的财政出资政策能够有效地降低财政压力，使建设主体更加多元化。3.完善财政资金管理政策财政部门应对智慧城市建设涉及的财政资金的投资与支出进行合理的绩效管理，以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资源的合理配置。财政部门需对投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进行统筹规划与管理，统一使用、统一管理、统一监督，以达到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同时，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保障力度，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准则，建立智慧城市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完善智慧城市发展的财政投资评价指标，加强对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考核。
(四)细化创新产业税收优惠政策。1.分阶段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特点，对智慧城市新兴制造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鼓励和指导。第二，当企业的基础研发取得一定成果时，会向下一步转移，即基础研究阶段成果与现实技术结合的应用试验阶段，此阶段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要齐头并进，以促进研发设备的升级和技术的引进。第三，经过这一阶段的不断开发试验，取得一定成果后，企业通常会过渡到试验扩展阶段，这一阶段可以通过调节消费税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智慧城市新兴制造企业的产出转化提供大力支持[5]。第四，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税收优惠，同时，外来科研人才的安家落户也是一个减税渠道，激发科研人员的研发激情，促进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2.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税收优惠方式有所差异。为了使税收发挥辅助作用，建议对税收的优惠政策灵活运用，间接优惠与直接优惠双向齐发，共同营造和谐的税收环境。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8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有很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具有乘数效应: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就会使投资品的供给者收入增加,这些人获取收入后,会储蓄一部分,而将另一部分收入进行次级消费。消费也是购买投资品或劳务,于是形成第二轮的收入增加、储蓄、消费,这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会引起数倍于初始投资增量的投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财政投资乘数失灵的原因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以扩大财政赤字的形式实现的。弥补赤字的途径就是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发行国债。无论是透支还是发行国债,都可能降低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削弱货币乘数的作用。因此,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政府预算赤字不仅有乘数效应,同时还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谁占优势。挤出效应指的是政府预算赤字减少了国民储蓄,使均衡利率上升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产生挤出效应、以及产生多大的挤出效应,关键取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如果是“财松币紧”,这种挤出效应就比较明显,如果是“财松币松”,那么挤出效应就很弱小。由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行,银行不断的降息使得挤出效应发生的前提基本丧失(即使实际利率上升了也是银行降息的不到位和物价水平偏低造成的,与财政政策关系不大)。所以要评价我国近期财政政策效果,关键就要看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了。从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年大幅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使通货紧缩的趋势有所缓解,经济增长下滑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较低,物价指数未得到有效回升。1998年—2000年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当年预算内投资额的比例分别为41.82%、35.35%和20%,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预算内投资的大幅增加并未带来全社会投资的同步增长。1998—2000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量占当年全社会投资额的比例与1998年以前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全社会投资增量的比例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这说明近3年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力并不显著,投资乘数效应不明显。那么造成我国政府投资乘数一度失灵的原因何在?通过对乘数效应发生的机制进行思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几年大口径宏观税负趋于上升
人们常用的计算投资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K=1/(1-MPC),其中MPC是边际消费倾向。这个公式忽略了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税收、费收等政府行为对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在研究当前的投资乘数效应时应将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在内的宏观税负因素考虑进来。在税收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下,有:t=t(y)(1)则国民收入均衡条件为:c[y-t(y)]+i+g=y(2)整理后,有:y-c[y-t(y)]=i+g(3)求微分后,有:dy=c′(dy-t′dy)+di+dg(4)从而有投资乘数K=dy/dg=1/[1-c′(1-t′)](5)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t′可以看作是宏观税负。把这个公式与上面那个不考虑税(费)因素的公式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收(费收)的存在使得投资乘数变小了。为了进一步说明宏观税负对我国政府投资乘数的影响,我们编制以下表格进行分析。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有明显的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使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比不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要小得多,而且使二者间的差值保持在较大的水平。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自1998年以来有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本来可以明显提高投资乘数,但是宏观税负的上升削弱了边际消费倾向上升对提高投资乘数的贡献。如果再将难以估计的政府制度外收入考虑进来,那么宏观税负上升的消极影响就应该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了。
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首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主体由过去以政府为主,变为政府、企业、民间个人和外资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后,正在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逐步趋于硬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依据不再是规模和产量,而是预期利润率。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再加上逐年上升的宏观税负,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利润预期,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投资需求。第二,目前我国供给过剩的现状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投入资金的持续循环,即不断实现“货币———商品———货币”的周转循环。否则,乘数效应就要大打折扣。实现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产品的供给能力大都集中于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领域,而技术层次高的产品却需大量的进口来满足。我国不仅在事关综合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供给不足,而且在具有一定优势的家电行业里其核心技术依然难以自主。在以往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十分旺盛,但在投资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却没有跟上,形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商品不能顺利或不能充分地还原为货币资金,使投资效益系数不断下降。这也是抑制现在企业投资需求的一个原因。第三,非国有企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非国有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1998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了71.5%,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但是当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所扩大的支出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大多都给了国有企业。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结算工具等方面对非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事实上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其明晰的产权和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他们进行技术投资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受到抑制是民间投资上不去的重要原因。由于投资乘数是一轮一轮投资消费循环形成的,企业投资需求不足使投资乘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障碍,结果导致乘数的实际值比理论值偏小。
三、市场效率低下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一轮又一轮次级消费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评价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通常是看一个单位时间如一年内的投资乘数。显然,在这一年内完成次级消费的次数越多,这一年内的投资乘数就越大。与单位时间内消费次数一致的经济指标是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这个指标可以用GDP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来衡量。有数据表明,我国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影响投资乘数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呢?答案是市场的效率。市场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交易费费用的高低。如果市场效率低下,交易费用过高,企业和家庭就会推迟或减少交易,产品和劳务的市场流动就会受到阻碍。决定市场效率高低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其二是产权是否明晰。首先,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还没有真正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各种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地方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典型现象。第二,在我国,由于产权不明,各种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现象加大了成本,降低了收益。而现代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对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成本过高,收益过低。所以产权不明晰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市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有损市场制度的政府行为时有发生。政府究竟如何定位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如何规范自身的行为是转型时期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p#分页标题#e#
扩大财政投资乘数的途径
基于以上对我国近期财政投资乘数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提高企业投资需求以及提高市场效率入手,找出扩大投资乘数的途径。
一、进行有关的税制改革
加快社会保障税制度的建立,近期居民消费倾向的上升主要是得益于特殊的时期的特殊政策,要想一直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当前的任务还是应加强居民的“安全预期”。在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税制度首先要求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这一举措可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法律地位,有效地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和使用,保证资金的安全,而且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使一切有工薪和劳务收入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参保成员享受社会保障,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发挥其“安全网”和“减震器”作用,必然能使公众产生安全预期,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深化税费改革。各种乱收费是造成我国企业和居民负担重,大口径宏观税负偏高的原因。以费代税,不但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影响政府支出政策效果的因素。“费改税”,就是要对现行收费项目通过取消、规范、转制、改税等措施,使税费归位,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费收为辅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其实质在于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法制化。政府收入机制规范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自然会降下来,投资的经济预期也会乐观。加快完成增值税转型。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对资本品购入价值或折旧不进行抵扣,相当于对资本品征税,这不利于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只对增值部分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较好的途径是将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全额扣除。这个不仅有利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还考虑了财政的承受力。减少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适当调高增值税率来部分弥补。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增值税率的适量提高对企业投资的利润预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合理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
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为企业某项贷款代付部分或全部利息,以此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的资金投入。这显然与财政直接投资不同,但是财政贴息能取得的乘数效应却比直接投资大得多。假设政府直接投资额为G,当前边际消费倾向为c′,则政府直接投资最终带来的投资需求量将为G/(1-c′)。但若将直接投资G全部改为年贴息率为i的财政贴息支出,则理论上最终可带出的资金投入将为(G/i)/(1-c′)。这意味着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条件下,年贴息率5%的财政贴息,将把财政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放大20倍。将财政贴息用于纳米、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产业的技术改造,更能发挥它们产业关联度高,乘数效应大的特点。财政贴息是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创造出更多需求的方法。在当前的形势下,财政贴息不仅具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它还可以为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条件。
三、对非国有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
首先各家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将非国有企业作为支持的对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要扩大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允许有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发放债券或上市融资。同时,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经引入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发展。
四、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