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1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2
【关键词】哈姆雷特 人文主义 悲剧意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4-0082-01
作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气质，吸引着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读者。在莎士比亚众多的作品中，《哈姆莱特》无疑是其戏剧“王冠上一颗最灿烂的金刚钻”，一直以来被誉为莎士比亚的巅峰之作，是英国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成就。莎士比亚将这一古老的历史故事赋予了新时代的思想内容，以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时代矛盾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的形象，对当时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作了高度浓缩和提炼，召唤、思考、展现了人性的本质特征，这正是《哈姆莱特》的永恒魅力所在。
主人公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出身王室却在大学里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他曾经是一位对一切都抱有积极乐观态度的高贵的丹麦王子，他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对人的价值与尊严有着深刻的理解，希望用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莎士比亚借用哈姆莱特的恋人奥菲莉亚之口这样描述他，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目的一朵娇花；时代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几乎人类所有崇高而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是灵魂极其深刻、感情非常丰富的形象。
现实的一切对单纯的他来讲，都如理想中那样的完美：父亲是一个理想、英明的君主，治国有方、深受丹麦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父亲与母亲葛特露相濡以沫、情深义重；他与女友奥菲莉亚之间有着高尚纯洁的爱情，与周围的朋友有着真挚的友谊，甚至他不愿让朋友和臣子们称他为“殿下”。他同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他的脑海中，整个丹麦、整个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都好像受到了上帝的眷顾与怜爱，使上帝不得不把爱的光辉撒向人间、散落到每个善良的人身上。理想中的一切，让哈姆莱特坚信人性是善良的，丑恶始终会被善所驱除，人类始终会生活在真善美的世界里。他代表的是一种把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的人文主义思想。
但是舞台上最初映入我们眼帘的哈姆莱特是一个忧郁的王子。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混乱、人世的卑劣与丑陋处处刺痛了他的眼睛，粉碎着他的理想。他的美好前途被颠倒了的时代颠覆了。
人文主义的理想在此时的他看来，不过是一幅用碎纸片黏合而成的水彩画，狂风一来，吹得四散零落，连他自己都被吹到了死亡的边缘。他喊出了“时代整个儿脱节了”的吼声，他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此时，在他的眼中，“大地这一幅大好的框架”变成了“伸到茫茫大海里的一座荒凉的山岬，天空这一顶极好的帐幕，这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点子的房顶，也无非是一大堆结聚在一起的乌烟瘴气”。至于“人”这一“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也只是一点点泥土罢了，这是哈姆莱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同时，他开始怀疑人生、社会、周围一切的人和物，精神世界的危机为他的忧郁注入了更深刻的内涵。可见，严酷的现实已击碎了他昔日的梦幻，他成了一个失去了信仰而面对未来矛盾重重、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浪儿”。他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对人性美好的认识，在丑恶的现实面前一点点消逝，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内心冲突中，哈姆莱特对人文主义产生了深度的怀疑，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支撑――人文主义。
虽然哈姆莱特对人文主义的理想产生了怀疑和顾虑，使他悲痛、失望，但他并不颓唐。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里，哈姆莱特抛开了复仇的行动，而去思考了人生、社会等重大问题，正是这样一段独白，使他在怀疑和顾虑中为自己寻找到了精神出路，重建已破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完成自己复仇的使命。他在痛苦的思索中了解现实，认识现实，同人性的丑恶作了殊死搏斗。他清醒地觉察到：“这是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把个人的复仇与“重整乾坤”结合起来，所以，他为父报仇，不仅是出于亲情，而且包括了对正义的维护，对邪恶不义的憎恨。于是，一个复仇计划就这样演绎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突围。
在这个复仇的过程中，结局是悲剧性的。在丹麦宫中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哈姆莱特用毒剑刺死了阴险恶毒的奸王，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完成了为父报仇的愿望，但他未能完成重整乾坤的重任，因为这是他个人所无法承担的。哈姆莱特的死，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这其中不仅暗含了人性之善的毁灭，也宣告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破产。他的悲剧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也是历史演变的悲剧。
《哈姆莱特》的悲剧意义，正是在于悲剧角色的内心激烈的冲突，撼人魂魄。《哈姆莱特》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现实社会的矛盾，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笼罩着一层人文主义的璀璨光辉，这部伟大的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审美与阐释空间，是西方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3
关键词：近情 人性 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88-01
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和发明家，他称自己为“一团矛盾”，这主要是因为他最大限度地接受了中西文化，造成了思想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中西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林语堂最为热爱的是人文主义，他在《从基督教到异教徒》一文中写道：“我热爱这种理论，我已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了人文主义者。”他将他挚爱的人文主义理论完全放入到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中。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他将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观定义为“近情”，他说：“近情，中文译作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元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性元素，而理则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的“近情”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人类生活为描写对象，二是注重情感，尊重事理，三是文学肯定人性。钱谷融在《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提出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因此文学是“人学”。林语堂的“近情”理论关注人的生活，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人性，林语堂的“近情”观至始至终践行者文学是人学的原则。
一、以人类生活为描写对象
林语堂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围绕着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创作。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对人类享受生活的事件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从躺在椅中，抽着烟卷到是穿西装还是中装。每件极其细小的事件他都可以用很大的笔触写出，着装的不同表现了他对自由的看法，烟卷和躺椅体现了如何享受生活。林语堂的《坡传》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坡的生活状态为目的。他的散文、小说对生活的细枝末节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叙述。他说：“文学最要紧的必须是打动人心，只要它把生活描写得真实。”“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为生活的。”林语堂正是在把握生活的基础上才创作出了很多艺术价值很高的文学作品。卡希尔在《人论》中提出艺术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林语堂通过文学创作表述了自己向往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终级目标。由于对人性的崇拜林语堂推崇莎士比亚式的创作，反对席勒式的传声筒。他的文学创作以生活为基础但是并不是单纯地模仿，他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提升到了展现人性美和人性力量的角度，使文学创作高于生活，具有了典型化的功能。《京华烟云》中姚木兰的爱恋和婚姻代表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具有新思想女性的爱情观，同时她一生命运多舛，经历了别人或许一生都不会经历的事件。林语堂通过姚木兰的生活表现了中国人乐天知足的生活，达到了以一个典型人物代替整体生活的目的。
二、注重情感，尊重事理
林语堂认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人的心灵的表达，情感的抒发，林语堂认为文学创作要蕴含人的情感，而不能一味单纯地呐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林语堂在文学创造中将自己的情感体验投射到创作对象上，得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林语堂以一种形象生动的方式表现了人性的舒展。红牡丹》中牡丹摆脱了世俗的眼光，勇于追求爱情的自由和自由的人性。同时林语堂认为文学描写的对象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都有自己的的事理，文学创作不能忽视这些事理而随意写作。失去了这些事理，文学就丧失了真实性，我们必定要正确认识我们文学创作的对象，以种内在的尺度使客体事物人性化。林语堂在《论西装》中没有忽视中西装的客观事理，把中装松垮的特征硬加到西装上，而是原原本本的还原了西装原有的属性。
三、文学肯定人性
从人类诞生文明一直到现在，古今先哲们一直在探索人类生存的意义或者人生的本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众说纷纭，柏拉图认为是理式，老子认为是“道”。但这些说法有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让人类能够发展完美的人性，走向最终的自由。林语堂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一生都以自由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践行者着人性的最高理想。从小生活的环境让他度过了淳朴而天真的童年。坂仔的居民日出而作，闲暇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童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对林语堂今后的文学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青年时期林语堂的文学活动遵循言论自由，想说什么就什么，毫无禁忌。中年时期思想成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幽默和闲适，快乐自由的享受生活，完善着自己的人性。晚年儿孙满堂，林语堂更加珍爱生命，更加豪爽不羁，一生的积淀都在此刻化为了能够享受自由的赞歌。林语堂认为只有合乎人的天性才能够在人世中自在的生活，人世中自在的生活才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幸福。他说：“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林语堂强调人的自由，追求人类的幸福。在这种幸福中林语堂高度赞扬，肯定了人性。钱谷融在《文学是人学》中提到：“凡是能够美化人们的灵魂，引导人们向上、刺激人们起来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之就是坏作品。”林语堂的文学创作通过“近情”理论中肯定了人的情感和人性，引导我们积极向上，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最后走向人类的自由。
卡希尔在《人论》中：“艺术家不仅必须感受事物的‘内在意义’和它们的道德生命，他还必须给他的情感以外形。”林语堂的“近情”理论正是在重视人的道德生命的基础上，展开了对生活的赞美和人性的推崇。林语堂的理论将他推向了“人学”的行列。
四、结语
林语堂一生都在追求人性的解放，即使是在战火年代，人人都以政治为重，他都没有放弃。他通过融入自己血液的“近情”观尽情地进行对人性的歌颂。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2]卡希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J].文艺研究，1980（03）.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4
关键词：戏剧阅读教学；鉴赏；人物；体验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指出：中职语文课程要指导学生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掌握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包容性，有着良好的文学基础和人文内涵，蕴含着丰富、广泛、深刻的文化意蕴，教育感化作用很强。同时，戏剧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学生进行戏剧演出中必须学会与他人沟通，在合作时互相尊重及聆听对方，需要不断培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沟通能力。因此，在戏剧阅读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体悟团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基。
一、中职语文戏剧阅读教学现状
当前，中职语文戏剧教学和研究，仍未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关注。由于戏剧自身的特点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戏剧似乎成了语文教学的边缘地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戏剧教学研究备受冷落。
1.教学方法老套
当前中职学校语文戏剧阅读教学中，部分语文教师机械地给学生传授背景、剧情、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人物语言等内容，破坏了戏剧文本的完整性，或者完全依赖信息化手段，为了一味迎合学生的趣味，让学生观看由戏剧改编的电影等艺术形式，或者仅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对于戏剧情境和意象等内容草草涉及，忽视了学生对戏剧的艺术感知和审美体验。
2.评价方式单一
目前，中职语文戏剧教学的评价手段就是通过一纸试卷来完成，这种评价方式具有很大的功利性，且评价内容片面，评价方式单一。这种评价方式无法准确衡量出学生的审美情感等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戏剧教学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作用。
二、戏剧阅读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1.阅读鉴赏――整体感知，品味语言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对于戏剧的教学内容做如此表述：阅读各种优秀作品，体会其丰富内涵，加深和拓宽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能了解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特点。注重阅读中的情感体验，感受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艺术魅力，学会初步欣赏文学作品。就作品中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讨论，说出自己的理解、体验或感悟。初步掌握欣赏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方法，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品味文学作品的形象、情感、语言，能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体验或感悟。
戏剧的灵魂是戏剧语言，戏剧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以及戏剧情节都通过语言展现出来。所以，笔者在进行戏剧阅读教学的时候，首先让学生先把剧本读通读懂，然后再深入品味、揣摩戏剧语言。在《雷雨》和《茶馆》的教学中，笔者注重引导学生认真品味戏剧语言。这两篇戏剧节选部分的戏剧语言都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有丰富的潜台词。将《雷雨》中周朴园与《茶馆》中王利发作一比较。周朴园的语言变化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尤其是在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的那段经典对话，当他问鲁侍萍“你――你贵姓”时，他是怀着一种猜疑的心理。得知侍萍没死，突然站起，说：“你是谁？”内心的不安与忐忑显现出来。当鲁侍萍问他想不想见时，他慌忙说不，这时的他惊恐了，并想极力回避这个话题，让鲁侍萍“先下去”。随着情节的发展，周朴园认出侍萍之后，先是恐吓：“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语气严厉而又绝情。接着哄骗：“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了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着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这时语气又转向温柔和善，生意人的本性体现出来，想用钱来平息这件事时，“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茶馆》中的人物王利发的语言变化是随着人物的性格变化而变化。第一幕中，王利发处于青年期，涉世不深，但讲话圆滑，如秦仲义来茶馆提议涨房租，王利发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第二幕中，王利发进入中年期，生活清贫，牢骚话、埋怨的话就多了。就在茶馆准备开张之时，王利发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听到远处的炮声，他对妻子说：“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你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第三幕中，王利发进入暮年，他似乎看透了世间的冷暖，语言中多的是嘲讽与反抗。小丁宝向他问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直接回答，而是说：“要是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小唐铁嘴威逼他交出康妈妈，“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王利发愤然说：“万一我下半天死了呢？”
因此，戏剧是运用人物语言和舞台语言来展现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加上教材中戏剧选文的缘故，因此对戏剧的阅读鉴赏不应仅仅着眼于局部，而应该从整个戏剧整体出发，把握文本的结构，让学生体会戏剧的形式美和艺术美，才能让学生在戏剧的阅读鉴赏中知人论世。
2.实践体验――深化认识，提升素养
（1）引导学生学会自学自演
学习戏剧单元，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学习和探究，对戏剧人物、剧情的鉴赏，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对剧本加以修改，然后自己把戏剧演出来。在此活动中，教师不能完全放手，一定要充当好导演或者监制人的角色，引导学生在深入体验角色的性格特征后，在表演中加入个性化元素，对于人物形象有更深刻和更丰满的理解和演绎。如，学生在表演《茶馆》片段时，有个学生演员只有一句台词。演的是一个到茶馆卖牙签的老人，进茶馆时，一个好心的店伙计嘱咐他不要乱走，因为里面有一群打手，为了争一只鸽子而差点大打出手，正在里面喝和解酒呢！老人万分感慨地说：“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该学生演得惟妙惟肖，语言苍老缓慢，充分揣度到老人的心境，演出了老者悲凉的心境，周围的学生也听得非常入神。这样的表演，应该说很好地达到了预设的教学目标，学生的能动性、积极性得到发挥，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充分培养。
（2）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
在学生排演剧本时，学生的综合素养当然不及专业演员，再加之语文基本功不是非常扎实，所以不可能像专业演员那样举手投足就能将人物演得有韵味。因此，学生必须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合作探究完成各个项目和任务。活动中，要设置学生导演，统筹安排演出的各项事务。排演中，小组内同学要各司其职，负责道具的同学要准备各种道具，负责舞台布置的同学要根据剧本设计好舞台美工，负责舞台音乐的同学要准备好各个环节的背景。每个音乐演员必须要熟记剧本，确保演出成功，甚至要把对手的台词也要记在心里，这样学生在演的时候才会流利通畅。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可以让学生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共同探讨剧本，出谋划策，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在演出中不仅学习了语文知识，更培养了更好的职业素养。
（3）体会戏剧人物身上的人文精神
在阅读教学《哈姆雷特》的时候，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深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通过阅读鉴赏，学生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天主教的宗教观，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才是宇宙的主宰，用“人权”和“神权”相对抗；反对封建思想，提倡个性解放，颂扬个性解放，颂扬俗世社会的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批判中世纪对科学、对文化的摧残，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等。学生阅读鉴赏完《哈姆雷特》后，不仅了解了什么是人文主义的特点，而且对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有了系统的认识，更是从主人公哈姆雷特身上学到敢于反抗、勇于拼搏的精神品质。
3.创新评价――激发兴趣，陶冶情操
如若按照传统的语文教学质量观评判当下中职语文戏剧阅读教学，一定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语文教学要达到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目前，在戏剧教学中对语文知识和语文素养的要求贪多、求全、求难，导致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程度弱化的情况比较普遍，戏剧教学的体验性、综合性、人文性特点得不到彰显，人文性特长得不到有效发挥，在短期的功利性数字化考试评价制度面前，戏剧教学往往费力不讨好。只有充分认识戏剧教学的人文性，只有高度重视戏剧教学的育人功能，才会实现主动追求情感体验和美化学生心灵的教学效果。教学管理者用模糊的而非精确的质量标准考查戏剧教学，能促使师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能活化课堂，真正使学习过程变成研读文本、品味人生、净化灵魂、弘扬人性的生命历程。
总之，戏剧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也同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一样担负着教育的重任，通过戏剧生动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艺术形象，优美的个性化语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通过剧本的阅读、欣赏，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从而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因此，广大中职语文教师要明确加强戏剧教学是时展的需要，要精心设计教学方案，不断提高戏剧教学水平。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5
1. 某学者评价启蒙运动说：“‘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哲学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坚信自然科学将会让人类更有力地支配整个世界，而人类理性则引领每个人走向自由，并建立起一个繁荣、公正、平等的社会。”引文所想表达的深层含义是（ ）
A. 理性思考引领社会进步
B. 哲学意识支配世界繁荣
C. 近代科学追求王权公平
D. 启蒙运动倡导阶级平等
2. 下列关于李贽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都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B. 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C. 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D. 都宣扬了个性自由和解放
3. “造物者创造了人并对他说：‘我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你塑造成你喜欢的形体。你也许会蜕化，变成无理性的牲畜；但是，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升华，变得神圣。’”材料表达的主旨是（ ）
A. 肯定人和人性 B. 否定教皇权威
C. 反对君主专制 D. 提倡因信称义
4. 某中学研究性学习课上，针对教师提出的“对比宋明理学和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某学习小组得出下列四个结论，观点正确的是（ ）
①前者以儒家道德压制个人欲求，后者提倡思想自由 ②前者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工业经济为基础 ③前者服务于官僚政治，后者服务于新兴的资产阶级 ④前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后者遭到封建专制王权的压制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5.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欧洲向近代社会迈进时期发生的三次重大思想解放潮流，它们共同的历史作用有（ ）
①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 ②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 ③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精神束缚 ④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A. ①②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6. 对于近代欧洲思想运动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根据这一结论，认识正确的有（ ）
[选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①＼&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②＼&要求简化宗教仪式，进行宗教改革 ＼&抨击天主教会，扩大宗教改革＼&③＼&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④＼&对人的崇拜＼&对理性的崇拜＼&]
A. ②④ B. ①③④
C. ①②③④ D. ②③④
7. 如果说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那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政治方面的关键性用语当属（ ）
A. 在民 B. 社会契约
C. 三权分立 D. 开明专制
8. 学者们喜欢这样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拷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拷问世界时他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拷问世界”方面的“伟大”史实有 （ ）
①德国启蒙思想家掀起了欧洲启蒙运动 ②的诞生 ③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 ④德国文学家创作了大量反思“理性王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A. ①④ B. ②③
C. ①②③ D. 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
9.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发现有可能用多种方法，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者至少互相容纳起来。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观，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神圣的东西仍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的中心主题。”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人们热切地从各个层面来审视。虽然基督教在很多方面受到抨击，抨击者本身却潜心研究和神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人们考察的基础，运用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和观念来求得答案。宗教批判者和宗教学者充分运用理性、比较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确实，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使法国社会世俗化合基督教化的运动，但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只是启蒙人士所持的多种宗教现中的一种。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强烈地要求实行宗教宽容。
――摘编自彼得・赖尔等编《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1）根据上述材料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艺术家和18世纪的启蒙学者怎样对待宗教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打破教会和宗教神学思想禁锢上所起的作用。
10.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人文主义者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攻击禁欲主义，背弃来世观念，放眼现实世界。
――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材料二 十八世纪，牛顿的学说通过伏尔泰传播到了法国，从而使法国人首次感受到牛顿思维的优势。牛顿的学说证实了在对客观真理的探索中，最可靠的是人的理性，而非信仰。牛顿的理性精神对法国的人文及其它众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
――《牛顿引力理论给法国带来的冲击》
材料三 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所谓习惯法，就理论上讲，就是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材料四 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以上两段材料摘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法国启蒙运动兴起的条件。
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6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