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1
关键字：社会智力 儿童社会智力 儿童社会智力差异性
1 社会智力的定义
1920年，桑代克首次提出了社会智力的概念。虽然社会智力概念的提出距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界定的视角不同，研究者对社会智力的定义也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取向的定义：（1）基于行为表现的定义：该观点根据行为的后果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智力是个体社会能力的有效性或适宜性，即认为社会智力是在人际关系中采取明智行为的能力或与人融洽相处的能力等。（2）基于社会认知的定义：此类概念内涵比较狭窄，仅仅从对社会信息加以解释的角度定义，将社会智力看作是译解社会信息的能力。（3）社会认知与行为表现整合的定义：此类概念纠正了以往偏重于认知或行为的一个方面的倾向，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认为社会智力是一种理解人际情境中人们包括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行为，以及据此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总之，虽然研究者们对社会智力的定义仍难以达成共识，但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社会智力是一种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
2 儿童社会智力的特点
2.1 儿童的社会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叶斌（2003）认为，抽象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走下坡路，而社会智力、情感智力则有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这比较符合人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现实情况。社会智力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期间既有平稳发展的时期，也可能会出现发展延迟或停滞的时期。
2.2 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存在性别差异
福曼（1999）对260名学生的研究表明，男生言语智力、实践智力的自我评定高于女生，而社会智力的自我评定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儿童社会智力的自我评定存在显著性别差异，除社会焦虑外，女生在社会智力其余4个维度及总体水平上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具体原因可能是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女生社会敏感性比较高；其次，女生言语表达能力比较强；最后，女生身心成熟比较早。
3 儿童社会智力的影响因素
3.1 师生关系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说，教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学生常常以教师的行为、品质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他们倾向于把老师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态度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典范（高玉祥，1989）。因此，教师的言行举止和师生关系会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3.2 同伴关系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同伴关系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具有成人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和重要的适应价值。同伴关系是发展社会能力的重要背景；同伴关系是满足社交需要、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的重要源泉；同伴交往经验有利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发展（邹泓，1998）。简言之，同伴社会支持能够发展儿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技能，提高儿童理解和运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能力，缓解和克服与人交往的紧张心理，有利于儿童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进而能够促进和提高儿童的社会智力水平。
3.3 家庭因素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家庭中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因素非常多，在这里主要说一下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家长与孩子间的代际血缘关系，它既是儿童最早的人际关系，也是交往时间最长、最频繁、最为稳定的一种关系。积极的亲子关系，会使儿童感到被爱与被尊重，使他们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有积极、乐观的认知和期望。不良的亲子关系，则容易使儿童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产生不良认知和消极体验，并影响他们与同伴或教师的交往，致使他们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也较为消极（叶子等，1999）。由于亲子关系的好坏会影响儿童对人际交往的认识、情绪、体验和期望，所以它必然会对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产生影响。
3.4 儿童个体因素影响社会智力的发展
3.4.1 社会观点采择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通俗地讲，观点采择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或“从他人的眼中看世界”。社会观点采择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观点采择有利于儿童社会信息的沟通，有助于调整儿童对自身的评价与反应，便于儿童理解人际关系，影响儿童的社会行为，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促进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等。
3.4.2 一般自我效能感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自我效能感是儿童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个体对所面临的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的知觉或信念，反映的是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经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的社会智力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儿童对自我以及自己与人交往能力的看法，从而促使个体在人际交往情境中能主动与他人交往，关且在发生人际交往冲突时，个体也能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进而采取恰当的行为。
4 结语
社会智力培养应具有全员性，而不是专为少数社会智力低下者设计的补救措施。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提高儿童社会智力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觉将社会智力培养看作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内容和考核指标。进行素质教育，应在课程设置、制度保障、校风建设等方面，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智力培养工作。教师在培养儿童社会智力方面，应该注意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应该关爱学生，并及时与家长沟通。
参考文献：
[1]高玉祥.个性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刘在花，许燕.社会智力评估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03，11
[3]刘在花.儿童社会智力[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5
[4]柳夕浪.社会情境与社会智能训练[J].教育研究，1998，10
[5]叶斌.从社会智力到情感智力―对社会智力与情感智力理论的探讨[J].心理科学，2003
[6]叶子，庞丽娟.论儿童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相互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4
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2
美国智库的概念与起源
智库，从字面含义看，是指智慧中心，又称为“思想库”。一般认为，智库是指从事经济、政治科学、产业与技术发展战略以及政治军事问题研究的组织。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思想经纪人”或者“思想销售者”。智库自称“没有学生的大学”。①但智库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机构，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发挥政治影响力。虽然从外观上智库保持着科学组织的形式，但实际上与商业组织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在经费使用、人才聘任、项目开发等方面，智库极具商业组织的特点。
美国智库也被誉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②与国家权力机构不同的是，智库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以及客观中立性等特征。美国智库以强大的专家阵容和精湛的专业水准为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理念支持，为各届政府输送高端人才，引导民众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认识，成为美国提升公共政策效力的强大法宝。
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国家管理阶层一直注重吸引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作为重要事项决策的专家顾问。1863年，国会通过专门法令建立国家科学院作为国会和政府的集体顾问，科学院的50名初始成员分别以集体和个人身份被授予社会发展重要决策的政府顾问。国家工程学院和国家医学院被国会法律合并到国家科学院。他们一起组成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所有与科学和进步有关活动的专家顾问。因此，美国智库的出现，是专家参与解决实际问题逻辑的进一步拓展，这也是为什么智库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③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受过大学正规训练的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逐步增多，出现了一批研究如何改善和提高社会福利问题的专家。从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尝试建立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稳定联系。美国通过学习英国和德国的经验，186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协会，1885年建立了美国经济学协会，1903年建立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0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学协会。这些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专家的联合，这些新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与政治人物互动，专注于专家意见在政府重要决策中的作用。
在上述时期，美国出台了慈善基金组织制度，许多大的基金会被建立。像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07）、纽约卡内基公司（1911）和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这些基金会至今在资助科学研究活动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现代对智库的理解，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其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智库。在这家公司的主要企业家去世后，他妻子分配1000万美元研究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初，公司管理基层招聘知名大学的教授，通过给他们拨款让他们在课余时间研究。为了更好地完成资助者的愿望，基金会后来雇用专家作为他们的职员专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样，这个基金会就成了美国第一家智库。④
这个事件促使了第一波美国独立研究机构的建立。这一时期成立的机构依然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经济与社会政策智力支持中扮演重要角色。1910年，知名的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建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9年，未来的美国总统胡佛建立了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此外，其他众多的智库不断出现，如1916年的政府研究院、192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1921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建立；1943年美国企业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成立，后来成为了美国企业研究院。上述这些智库，为政治人物提供建议，分析外交事务的发展进程，预示社会当代面临的紧急挑战和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他们重视通过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不同的听众，虽然也偶有向决策者提供建议，但不直接影响某项特别政策制定，而是透过研究成果告知决策者和民众政策选择潜在的后果。他们将专业研究与政治过程分开以保持研究的专业化、独立性的原则，这种理念也正被许多当代智库放弃。⑤这一时期成立的智库被称为第一波智库。
二战后，由于智库针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阵营采取了一种独立的、无政治立场的观点，使其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因此，西方专家把第二波智库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发展直接联系。由于当时的美国政界需要客观、无偏私地评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和力量，智库也就当然成为了重要的思想输出平台。同时，又由于行政更迭，美国政府行政分支改变管理模式对第二波智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更倾向于直接雇用专家到政府工作。这个时期，许多政府资助的智库成立，其中，1948年建立的兰德公司就是在安全领域研究和保护美国利益的公司。1961年成立的哈德逊研究所以及1968年成立的美国城市研究所也都是由政府负责资助的。
1970年代初，美国智库又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波。该时期智库在目标定位上与以前不同。如果说在此之前成立的智库主要着眼于研究大规模的公共政策问题，第三波智库则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另外，这一时期的智库呈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这类机构包括1962年海军上将伯克和阿布希尔资助成立的战略国家研究中心，1973年创立的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1977年卡兰建立的卡托研究所。在这个时期，支付给独立机构提供专家服务的政府经费进一步增加。签订合同项目获得政府支持是该时期智库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特别的政治偏好也是第三波智库的重要特征。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冷战的结束以及跨国问题的出现，智库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增长，三分之二的智库是1970年代以后建立的，一半以上是1980年代建立的。
美国智库的分类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12年7月24日，全球有6603个智库，其中：非洲554个，占8.4%；亚洲1194个，占18%；欧洲1836个，占27.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721个，占11%；中东和北非339个，占5.1%；北美1919个，占29.1%；大洋洲40个，占0.6%。美国共有1823个智库，90.5%的智库是1951年之后建立的，其中31%的智库成立于1981年至1990年，约有25%的智库设在华盛顿。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智库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在排名靠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
智库的分类方式各种各样，智库可以是一种研究所、社团、公司等形式，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社会和科技问题、工业或商业政策以及军事咨询等。⑦其中美国著名的智库研究学者阿米得根据智库的附属关系、组织结构、研究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所作的分类最具有逻辑性。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智库可以分为学术型、合同型和游说型。⑧需要指出的是，也有智库包含上述三类智库的所有特征，也被称为混合型智库。⑨
学术型智库是指具有较高声誉和科学水准的独立研究组织。他们自己选择研究对象，其经费来源也能保障其独立性，具体的经费包括捐赠和赞助。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都是学术型智库的极好例子。学术型智库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他们追求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在研究旨趣确定上与大学一样，强调科学精神，追求客观知识，为政策精英提供“正确的”政策知识，从而长远地影响决策观念。在政府与学术界、知识与权力之间，它们更靠近知识和学术界，其研究成果主要以公开出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从而对决策者和大众产生影响。虽然学术型智库专家也零星地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咨询，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教育和警醒政治人物和公众认识到潜在的社会问题。他们始终保持与政治分离，他们追求独立，不直接影响某项具体的政策决定。⑩一般来说，学术型智库由不同的基金会、公司和个人资助，其研究日程自己内部制定，其中研究人员发挥关键作用。
合同型智库，有些类似学术型智库，他们聘用大学教授或者具有较高声誉的专家。合同型智库努力进行客观研究，不受政治立场的影响。他们和学术型智库最大的不同是资金来源和决定研究领域的程序。合同型智库主要是由政府发起，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资助，因此其研究方向也由政府确定，研究政府认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般是综合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资助方使用，而不是像学术型智库公开出版研究结果，但大多数研究报告也在网站上。如兰德公司就是典型的合同型智库，其成立的目的是为美国空军的国际交通提供咨询。虽然兰德公司的正式身份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但由于其接受政府大量的合同型项目而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中立机构。但另一方面，由于兰德公司努力保持去政治化的研究立场，也使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游说型智库，是指具有意识形态、政治化和问题导向的智库。该种类型智库就重要社会问题为政治人物提供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与学术型和合同型不同的是，游说型智库把他们的思想向特定的观众游说，而不是大众。这类智库的创办人负责资助活动，喜欢开展短平快的研究项目。游说型智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智库的理解，第一次用销售手段拓展研究工作，与之前拒绝卷入政治的智库大不相同。游说型智库有明确的价值观，从而缺乏中立的科学研究。很多人认为，这类智库不能产生新思想。尽管如此，游说型智库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影响，众多专家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传统基金会就是典型的游说型智库，该智库由一家公司组织成立，45%的经费由其负责资助。传统基金会公开宣布其政治偏好，其任务就是为了在政治人物和民众中转播保守主义思想。
在美国现代政治关系中，智库为政党和大型企业政治策略和行为模式的正当性提供研究基础。用今天流行的话说，智库为企业和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外包的机会。
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
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是智库分类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智库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运作。董事长或者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或者监理会负责。董事会或者监理会由企业或者资深学界代表、前议会或者政府官员组成，有时也会有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董事长在副董事长或者研究主管的协助下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如制定工作日程、贯彻行动纲领以及任命新雇员。董事会或者监理会任命董事长、负责公司的财政预算、制定重大规划以及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竞争复杂的环境中筹集资金。
中心的人员配置原则多种多样，成员身份非常复杂。研究人员一般称为学者、资深研究员、分析师等。研究人员中，有住所研究人员，即全职研究员。还有非住所研究员即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兼职研究人员或者是聘请的大学兼职人员，或者是辅助研究员，或者访问研究员。智库研究人员中，多学科交叉保证了其应对复杂问题的需要。一般来说，研究人员都是某学科公认的专家，或者在行政管理、法律事务等实践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研究活动由研究助理、图书资料人员、公共关系专家和新闻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虽然研究课题采用个人项目的形式，但团队工作是非常普遍的。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要求多名该智库专家的参与，甚至还有其他智库专家的联合公关。有些智库采用典型的研究所结构，由不同层次的研究主管、分析师、研究员组成。职员酬金或者是固定薪水，或者对临时聘用人员采用小时制。具体细节根据规模和人事政策不同变化很大。许多智库也设有顾问委员会。
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完成其通过传播信息发挥影响的目标。首先，智库每年通过举行多种多样的报告会、研讨会、新闻会以及情况介绍会等吸引大众的注意。其次，智库也非常注重通过出版研究成果的方式发挥影响决策和大众意见的功能。智库还对每天的热点新闻进行评论，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政治人物扩大影响。同时在智库的网站上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信息。再次，智库非常注重以专家身份在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和电视上发表评论。有些智库还建立了自己的广播和电视平台，大量转播信息。最后，智库还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外、政府或者法院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或者参与机关的各种论证、听证，或者邀请官员在智库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等研究中心的规模大小不一。根据规模大小不同，研究中心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大规模、多学科；大规模、专门化；小规模、专门化。其中所谓的华盛顿“大五”就是第一类：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院和卡托研究所。2005年，“大五”的花销达14000万美元，占华盛顿所有智库花销的34%。第二类较有影响的智库包括城市研究所、阿斯彭研究所、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心、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未来资源研究中心，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20900万美元，超过所有智库开支的一半。第三类有影响的中心包括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平观察研究所、北大西洋理事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是6300万美元，占15.2%。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筹集资金，如私人基金会、公司、个人、政府合同等。智库努力保持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尽量避免单一的资金来源而影响其独立性。
互联网出现之前，智库开展活动主要的组织原则是把专家召集到一起。他们认为不同学科的专家面对面地坐到一起能够有效地解决棘手问题。理由之一是政治学科的专家相对不多，短期组织在一起是开展有效工作所必需的。其次，直接的接触也能够帮助互相了解和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智库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大改变。智库不再是单一僵化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专家在不同的地方通过互联网联系开展研究活动。同时，网络工作也可以更灵活地利用更多的资源。传统意义上，智库主要领导办公室设在华盛顿，是为了和潜在的消费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但随着技术革命，这种必要性已经消失，智库可以设在国家的任何地方。
美国智库的效能评估
评估智库的效能是非常困难的，智库的影响会根据时间、问题等发生很大的变化。智库通过研究成果，对政治决策以及公众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问题的态度发挥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智库影响政治决定的方法是：提出原创的思想，为实践中贯彻政治决策提供资源和辅助，主持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评价智库也应当从其发挥的政治影响入手。美国著名的智库专家艾贝尔森提出了评估智库效能的标准是：一、吸引媒体、政府以及通过创造联合政府关注社会重要问题解决的程度；二、通过研究活动、报告、公共听证和项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三、以合同为基础通过咨询、顾问和分析参与政策；四、为有效完成研究任务拥有的财政和人事资源；五、作为顾问参与公共事件和会议在电视、新闻会和网络会的次数；六、建议被执行权威采用的情况。还有专家认为，评价智库可以从资源指标、需求指标和影响指标三方面进行。所谓资源指标就是专家层次、资金来源、影响决策者的渠道等。所谓需求指标是指网站点击量、媒体关注度、各类活动量、出版物发行量等。所谓影响指标就是建议被采用的情况，对政党、候选人或者过渡团队提供咨询的情况，奖励以及出版物被引用的情况等。总体看，这些评价标准是一致的。
智库在美国行政分支更迭期间扮演的角色特别明显。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在布什政府时期到美国进步中心任理事长，但奥巴马当选后又担任过渡小组副主席。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数来评估智库的工作，例如研究成果的传播程度，政治决策采用智库建议的情况，智库研究员担任其他有影响的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专栏作家和分析师的情况，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情况，智库成员的活动新闻报道的数量等。
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智库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保守主义智库对里根经济政策的影响，形成了里根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全国经济研究局和一些大学教授，对所谓的里根经济模式，包括规制改革、政府支出裁减、减税以及金融政策改革都发挥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智库积极参与议会通过的各类法案。
智库把自己作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接受数十亿免税的捐赠，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智库自称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这意味着大学的自治规则也应当适用于智库。现在，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涉及非盈利的新闻报道，一些信息。以遗产基金会为例，他们网站提供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他们雇用了160个专家，通过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和相关专家联系。
也有学者指出，随着智库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制定智库的行为法案，防止出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上的利益冲突。智库法案设计的主要问题就是：智库接受资助时的义务是什么？这些义务如何向公众？另外，智库目前被视为教育组织，根据法律规定是免税组织，智库每年需要确认其免税的身份。但现在有联邦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认为智库不是教育机构，不应该接受免税的待遇。
毋庸置疑，美国智库也存在着问题。但智库作为一种把科学作为参与政治手段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注释】
①R. Kent Weaver.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September 1989.
②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只是指智库在权力运行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对其作出的评价，它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关，应当属于市民社会组织，非国家机构。
③G.B. Kochetkov and V.B.Supyan. Think tanks in the USA：Science as an Instrument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on Russian Ecnomic Development， 2010， Vol21， No 5.
④不少学者提出智库是二战后出现，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虽然美国智库的概念是二战后出现，但事实上发挥智库职能的组织20世纪早期都已经建立。智库概念正式使用，最早是在1940年代末用于兰德公司，这也是不少观点主张智库是二战后产生的重要原因。
⑤崔珏：“美国的智库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探求》，2009年第5期。
⑥截止到2012年7月24日，中国大陆地区有智库429个。
⑦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Think Tank， and 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Think Tank.
⑧余章宝：“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美国智库与公共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⑨此外，还有学者把智库划分为独立型或者附属型，原则上智库应当是独立的，但由于美国的两党制度，政党建立了自己的智库推行其政治理念，影响公众和决策。
⑩Mahmood.Ahmad. 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Role， 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9，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8.
也许，也就是应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而选民对政治的运作是无知的。具体可参见Ilya Somin，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gnorance： Why Smaller Government Is Smar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hmood.Ahmad. 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Role， 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9，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8.
关于美国智库运行机制的研究，可参阅李婧：“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年第3期。
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举行近700次类似的活动扩大影响。
Murray Weidenbaum. 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0.Vol47.
奇怪的是，智库不是说客。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免税的非营利组织不能直接影响特定法律的制定，因此智库在谈论这方面影响时总是轻描淡写。
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3
在过去几年里，人工智能已经从科幻小说中走进现实，对我们的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人工智能不仅仅会让现有的无数种职业逐渐消失，造成成千上万人失业，而且还会逼迫人类去面对许多新的难题，如隐私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等。在纪念英国传奇数学家乔治-布尔活动中，科学家们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乔治-布尔出生于200年前的1815年，是19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由于其在符号逻辑运算中的特殊贡献，很多计算机语言中将逻辑运算称为布尔运算，将其结果称为布尔值。
许多理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布尔于1864年英年早逝，数字革命可能会因此提前数十年。后来，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依据布尔逻辑理论发明了开关电路，将其应用于电子学领域。其实，布尔本人也是早期人工智能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所有人类思想都可以换算成数学公式。布尔的传记作者戴斯-麦克海尔回忆道，在一次前往伦敦的途中，布尔对英国数学家、计算机先驱查尔斯-巴贝奇的差分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差分机相当于一种早期的计算机。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依据布尔逻辑理论发明了开关电路，将其应用于电子学领域。
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依据布尔逻辑理论发明了开关电路，将其应用于电子学领域。
考虑到布尔对于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贡献，在纪念活动中，科学家将其与现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计算机软件能够理解输入指令并执行，无论是解释一条搜寻指令、还是导航一条道路，或是翻译一种外国语言，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已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比如，谷歌搜索引擎的搜索算法，微软Excel表格的自动计算功能，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人工智能向更高层次发展，人们对于这些最最普通的应用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不觉得它们是一种人工智能。当然，这也和著名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等人的作品对人们的影响有关。
如今，人工智能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数据的汇集与共享引发了一场新的人工智能革命。科技能够更接近地理解和模仿人类智力，比如苹果iPhone手机中的Siri能够理解人类的语音指令，并做出相应反应；图像识别软件可以根据照片识别出人和动物的脸，这些功能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此外，人工智能在医学扫描、疾病诊断、建筑结构检测等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苹果iPhone手机中的Siri能够理解人类的语音指令，并做出相应反应，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工智能。苹果iPhone手机中的Siri能够理解人类的语音指令，并做出相应反应，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工智能。
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美国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负责人奥伦-埃兹奥尼表示，“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春天。在几年前，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说法了。人工智能将带来更为广泛的商业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是极其巨大的。未来，绝大多数体力工作都将交给机器人完成，而人类也应该学会信任它们。
但是，人力劳动被取代，社会失业率是否会大增？人工智能是否会最终主宰世界？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新的担忧。机器人不需要薪水和福利，不需要周末和假日，也不需要睡觉；它们不会因为宿醉而影响工作，不会迟到，也不会与工友发生不愉快。当它们变得越来便宜、功能越来越强大，企业主难道不想用它们来替代工人吗？其实，早在150多年前，布尔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据布尔的妻子玛丽回忆，布尔曾经指出，“同样的工作，如果机器完成的速度比你快得多，当然要使用机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象证明，机器人正在逐渐替代劳动力，如自助结账超市、无人驾驶货运列车等已经出现。
关于机器人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就业的影响的态度，科学家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观点认为，就像工作革命打破了农耕社会的作业秩序又建立了生产工厂一样，机器人的出现也会促进新的机会的出现，培养新的职业，未来的许多事物我们如今也许想像不到而已。另一方观点认为，未来的工作将更加专业化和科技化，现有的大量职业将消失。埃兹奥尼表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确实要好好讨论一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影响问题。”现实生活中机器人接管的一个领域。现实生活中机器人接管的一个领域。
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4
2016年是世界围棋界极不寻常的一年，3月份在“阿尔法围棋”（AlphaGo，一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之间展开的一场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的胜出震惊全球。7月份世界职业围棋排名网站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阿法围棋”以3612分，超越3608分的柯洁成为新的世界第一。
2016年12月29日到2017年1月4日，一个名叫 “Master”的神秘网络围棋手横扫中、韩、日围棋界。它凭借惊人的稳定性一路高唱凯歌，获胜60场，没有败绩。最终神秘的“Master”揭开了庐山真面目，宣布自己就是“阿尔法围棋”。
2017年1月，谷歌Deep Mind公司宣布推出真正2.0版本的“阿尔法围棋”，成为第一个不借助让子，在全尺寸19×19的棋盘上击败职业围棋棋手的电脑围棋程序，其特点是摈弃了人类棋谱，只靠“深度学习”的方式成长起来挑战围棋的极限。
围棋是人类最具智慧的竞技之一，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研发是人类最具挑战性的科技探索。人机大战的经典对决将被同时载入围棋史册和科技史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围棋本身，人们热衷谈论“阿尔法围棋”更多是出于对AI技术的关切。从诞生到日益成熟，AI理论和技术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人类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AI时代，互联网、金融、医疗、教育、物流、娱乐、传媒等行业都在加速自己智能化的进程。可以想见，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 而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和机器智慧的冲突与共存，已经由人机大战开始不断升温。
“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项目
2014年秋季，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启了“人工智能百年研究”（AI100）项目。这是一个超大型长期项目，该项目发起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协会会长、前微软研究员埃里克・霍维茨博士表示，“我们的职责是研究人工智能在2030年前对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而“研究的核心是，人类不能丧失对人工智能的控制能力”。 “人机大战”
2016年9月1日，“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项目的第一项成果《人工智能与2030年的生活》。这是一份试图定义北美城市在未来10多年间将要面临的可以模拟人类行为的计算机和机器人系统 （即人工智能）问题的报告，涉及交通、家庭/服务、健康医疗、教育、低资源社区、公共安全与防护、就业、娱乐等关注领域，目的是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业内人士认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目前正在联手倒逼政府出台人工智能的相关政策，希望可以获得更大力度的资金和法律扶持。
《人工智能与2030年的生活》所列举的关注领域，均面临着人工智能的影响和挑战。例如开发安全可信赖的硬件的困难（交通工具和服务机器人），获得工作信赖的困难（低资源社区和公共安防），对劳动力可能被边缘化的担忧（就业和职业），以及人际交往减少带来的社会副作用（娱乐）等等。
1.交通：自动驾驶的汽车、卡车、无人机投递将改变城市里的工作、购物和休闲娱乐模式，但需要增加可靠性、安全性和用户接受度，并根据新的交通模式改进当前的相关法规和基础设施。
2.家庭/服务机器人：现在进入家庭的扫地机器人或特种机器人能够为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清洁和安保服务，当务之急是技术方面的挑战和机器人成本过高的问题。
3.健康医疗：个人健康监测装备与手术机器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工智能软件将最终对某些疾病自动进行诊断和治疗。目前的关键是获取医疗从业者的信任。
4.教育：互动辅导系统在帮助学生进行语言、数学以及其他技能的学习方面已经发挥出作用，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将为这一领域的应用带来全新的方式。当务之急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及教、学双方直接互动的减少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
5.低资源社区：投资最新技术领域有助于更充分地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比如避免铅污染和改进食品分配等，重要的是让公众参与进来以增强相互信任。
6.公共安全与防护：利用相机、无人机和软件进行犯罪模式分析，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降低人类判断的主观偏见，与此同时在不侵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情况下增强安全性。目前需注意的是如何保护隐私和避免固有偏见。
7.就业和职业：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岗位开始被新岗位取而代之，有关人类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的相关工作需要立即展开，比如如何妥善处理劳动力下岗以及人工智能对新工作岗位不适应的问题。
8.娱乐：内容创建工具、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开创全新的媒体内容收集、组织和分发模式。但问题是新的娱乐方式如何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
《人工智能与2030年的生活》在回顾发展历程和展望发展趋势时指出，人类正加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试图建立一个能与人高效协作的智能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学习的成熟，它受到了数字经济崛起的部分影响――数字经济为机器学习提供了大量数据。此外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云计算资源的崛起，以及消费者对语音识别和导航支持等技术服务的需求。研究人员认为，不管是从基本方法上还是应用领域，包括大规模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增强学习、机器人、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协作系统、众包和人类计算、算法游戏理论和计算的社会选择、物联网、神经形态芯片在内的研究趋势，共同促进了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潮。
这份报告试图严肃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引导人工智能来丰富和服务于人类生活，同时推动和激励这一领域的创新。因为人类目前并不能清晰而完美地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影响，所以一定要对相关政策进行评估。未来几年公众在交通和医疗等领域内应用人工智能的机会日渐增多，因此必须以一种能构建信任和理解的方式将其引入，确保在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保护隐私和安全，维护广泛而公正的利益分配等方面措施周备。 世界经济论坛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到2020年可以取代510万个工作岗位。
研究人员指出，传统的人工智能范式已被数据驱动型范式成功取代，对于定理证明、基于逻辑的知识表征与推理这些程序的关注度在降低。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一根支柱，规划（ Planning ）强烈依赖于建模假设，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满足；视觉方面基于物理的方法和机器人技术中的传统控制与制图，正让位于通过检测手边任务的动作结果来实现闭环的数据驱动型方法；还有曾颇受欢迎的贝叶斯推理和图形模式，在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显著成果前也显得相形见绌。在未来15年中，针对人类意识系统开发，按照能够互动的人类特点进行建模和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成为人们的兴趣点。在考虑社会和经济维度的人工智能时，物联网型的系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数据驱动型产品的数量及其市场规模将会扩大。
“为机器人安装‘死亡开关’”
2017年1月，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呼吁制定“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的全面规则”。议公布的报告对机器人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道德问题、对人类造成的伤害等情况进行了讨论，探讨是否需要为机器人安装“死亡开关”、研究机器人抢走人类工作的应对措施等等，要求欧盟为民用机器人制订法律框架。专家认为，这或将是首个涉及管制机器人的立法草案，将有利于人类应对机器人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
会议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动的新工业革命可能影响到所有的社会阶层。机器人可能创造无限的繁荣，与此同时将影响人类未来的就业情况。机器人取代人类在许多行业是大势所趋。在德国，每1万个雇员中就有301个是工业机器人。报告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各国民众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重点关注极易被机器人取而代之的职位。如果机器人成为职位“杀手”，欧盟各成员国应考虑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埃里克・希尔根多夫是一名德国法律教授，他非常认同欧洲议会讨论的这项议题。“这不仅在政治上是可取的，从法律角度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及时应对机器人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他指出，“即使是银行顾问、教师和记者等要求严格的职业，未来也无法在这场科技洪流中幸免。”
会议强调，因为人工智能在几十年内可能超越人类的智力，将对人类控制机器人构成挑战。随着机器人自我意识的崛起，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近年来，机器人“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2015年6月，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一名工人安装机器人时反被它抓起推向金属板压死；2016年6月，美国一家汽车零件生产商的一名女员工正在修理出现故障的机器人时，它突然启动，将修理女工活活压死。
报告参照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将其作为立法框架，对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包括： 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2.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法则。3.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法则。由于规则无法转化为代码，欧洲议会正在着手建立一个针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发的机构，为设计、生产和操作机器人的人员提供技术、伦理和监管方面的专门知识等。
报告还提出：1.在设计新型机器人时，设计师应该尊重人类的基本人权，事先获得道德研究委员会的批准。2.必须为机器人注册，以便在调查事故时查找涉事的机器人。3.确保机器人安装有“死亡开关”，可以随时被关闭。4.机器人不能对使用者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如果酿成事故，机器人不能逃脱责任。机器人所负担的责任应该与其接收的实际指令及其自主程度相对应：它的学习能力和自主性越高，那么人的责任就较低；倘若它“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教它的“老师”负的责任就越大。报告还指出，机器人的生产商或拥有者将来需要购买保险，来承担机器人可能造成的损失。
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将会引起一场涉及私隐、尊严和安全的大讨论，在欧洲议会投票赞成立法之前，各成员国政府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辩论和修正。
“机器人应当纳税”
英国牛津大学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今后数十年间，自动化改变生产线的速度将超过20世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57%的工作岗位有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预测，在自动化浪潮中，危在旦夕的英国工作岗位多达1500万个。美国白宫2016年预测，机器人取代时薪低于20美元以下岗位、介于20～40美元岗位和时薪40美元以上岗位的概率分别为83%、31%和4%。
在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看来，为暂时性减缓自动化蔓延速度，很有必要向企业为雇用机器人员工而征税，税单将是阻止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岗位的杀伤性武器。如果机器人将大范围取代人类工作岗位，那它们至少应为此买单。“目前一个人类员工在工厂中创造了5万美元的价值，这个价值会被征税。人类员工需要缴纳各种税，如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其他税款。如果一个机器人在工厂做与某个工人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应按同等水平向它征税。”
盖茨同时认为，尽管一些工作岗位可能被机器人取代，但人们可以在那些所需技能是机器人无法复制的领域里继续工作。世界需要抓住机遇解放劳动力，让人们从事更好的工作，例如关爱老人和帮扶特需群体。在这些领域，人类具有独特的同情心和理解力。
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也呼吁法国对机器人征税，部分税收用于补贴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和硅谷富翁支持推出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以化解自动化引发的大范围失业。而反对机器人税的人士则持这样的观点：自动化即使在短期也可以借助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人类需要成为‘半机器人’”
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2017年2月13日迪拜举行的 “世界政府峰会”上表示，未来20年，驾驶人员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颠覆，之后全球12%～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从技术角度讲，最迫切的影响会来自自动驾驶汽车。它到来的速度将远快于人们的预期，当然它会为人类提供极大的方便。”
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5
论文摘要：组织中员工行为的选择关系着组织整体绩效水平的高低。本文从行动理论行为过程中分析了从个体对环境引发因素的认知做出判断，并导致情绪变化和特定行为倾向，最终导致行为的发生。提出了个体的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有缓冲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和竞争的加剧，员工的行为选择和与之相关的绩效水平对组织的竞争优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Salovey和Mayer提出的情绪智力的概念引起了学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兴趣，尽管情绪智力的概念存在诸如缺乏具体模型和有效的测量方法等问题，但其仍然是组织行为研究的热点领域。许多研究关注于情绪智力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探讨了情绪智力和情绪管理水平与绩效的关系，但对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揭示还不够充分。本文从行为过程视角分析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对行为选择的影响，以期能剖析个性特征对行为及绩效的作用机理。
1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的内涵
1．1情感倾向及其内涵
情感倾向相似于人格个性特征的部分内容，但又不等同于人格个性特征，它是个性构成中某些成分和特质的组合或集合体。Berry和Han—sen等人将情感反应分为积极情感(trait—positiveaffect，PA)和消极情感(trait—negativeaffect，NA)两个大的纬度，并指出这两个纬度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因此对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这两者可以同时以较高或较低的程度存在，也可以是一个纬度程度较高而另一个纬度表现极不明显。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独立性和两极性的特性，但一个具有积极情感的个体表现得更为自信、热情、向上而富有激情，相反一个具有消极情感的个体表现为懒散、冷漠和情绪低落，消极情感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担忧焦虑、害怕紧张和愤怒等情绪，而消极情感程度低的个体通常表现为平静和满足。
1．2工作场景中的情感倾向
在工作场景中，情感倾向影响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Spector等人认为，由于人际冲突是职业活动中的主要压力源，态度和行为研究中人际关系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态度的形成特别是态度的情感层次与个体的情感倾向密切关联。积极情感的个体显示出较好的社会支持，更满意于人际关系，因而可能会积极的面对引发事件，成功地处理压力环境，通常会具有较高的工作和组织认可度。Levin等人研究了情感倾向和工作态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消极情感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呈现反向关系，Cropanzano等人发现消极情感反应以情感倾向为基础，不仅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而且与组织承诺负相关，但与流动意向及流动率正相关。George解释为工作态度是个体对工作环境的情感反应，这一过程受到个体情感倾向的影响，所以积极情感的个体对工作环境会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进而反映在工作态度上。另一方面，情感倾向与工作压力的关系也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Burke和Watson等人研究发现，高消极情感的个体容易产生压力感和不满意，他(们)总是盯着自己的不足和失败，倾向于思考环境中的负面的、消极的特征，因而会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而情绪智力通过情绪过程和情绪状态同样对这一过程发生作用(通过影响判断结果)。因此，高消极情感的个体面对困难时，会作出相对悲观的判断结果，并感觉到压抑和较低的心理幸福感。
1．3情绪智力及其内涵
情绪智力的概念最早出现在Gardner的著作里，尽管没有用到情绪智力这个词汇，但其含义与今天的情绪智力的定义十分相近：即知晓并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和意图，在此基础上指导自己的行为。Salovey和Mayer在1990年正式提出了情绪智力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正确、有效处理情绪信息(包括自我和他人的情绪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与情绪识别、情绪构建、情绪调节控制相关”，Salovey和Mayer指出情绪智力体现于情绪的感知、吸收同化、理解和管理过程，其结构包括四个要素：情绪的语言和非语言方式的表达和评价；自我和他人情绪的调节规制；有助于成长的情绪知识；产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情绪的能力等。Golema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绪智力的“五胜任力模型”，即：自我感知、自我调节、自我激励、社会感知(移情思考)和社会技能(关系管理)。可见，情绪智力是关于个体感知并管理自身和他人情绪及意图的能力。
1．4情绪智力与绩效的关系
在情绪智力与个体成功的关系的研究中，Goleman认为情绪智力在个人成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个人成功的80％应该归功于情商，而智商只有20％的贡献。Salovey和Mayer认为如果从学术成就和职业地位两方面评价个人成功，情绪智力可以解释个人成功的10％到20％，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智商(IQ)与个人成功存在相关(r=0．45，Mayer、Salovey和Caruso,2000。他们同时指出，单一个性因素只能解释个体成功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关于情商与个人成功的关系的结论仍然缺乏实证支持。Jordan和Ashkanasy研究了团队情绪智力水平与团队效能的关系，发现高情绪智力水平的团队在研究期间一直保持高绩效水平，低情绪智力水平的小组初始绩效不高。Lennox和wolfe认为，在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中，自我表现的调整修正能力和对他人敏感性是重要的因素，它可以有效促进自我地位的改善，获取相关资源的支持，从而提高任务效率。
2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在工作行为选择中的缓冲效应
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互动过程是多维且复杂的。Wallbott和Scherer的情绪经历五步骤模型对这一过程的解释为：个体随时监控并评估着环境，不寻常的事件导致身体和心理的变化，随着生理应激水平的提高，一定的身体动作和脸部表情就会出现，个体因刺激而产生特定的行动倾向，对环境事件的认知和解读是情绪经历的基础，如果感知到环境事件能增进自我福利，则会产生积极情绪，反之产生消极情绪。情绪所激发的行动会降低先前的消极的、负面的感觉，这些行动要么意在直接改变环境，要么回避摆脱环境。在工作场景中，有些行动可能对组织是有利的，有些行动则是有害的。在工作场所，比较典型的员工行为可以分为两类：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OCB)和反工作行为(counterproductiveworkbehavior，CWB)。分析框架如图1。
2．1环境及情感反应
环境是引发行为的刺激因素，环境的引发因素复杂多样，可以简单的分为工作引发因素和生活引发因素，但其应激行为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一些因素容易引发消极反应，而另一些因素更容易引发积极情绪。高强度引发因素和低强度引发因素对个体环境评价结果有不同影响，Geddes和Baron研究发现低强度引发因素如消极的绩效反馈或不公平的待遇会使员工产生委屈和气恼，导致敌对性挑衅反应；而高强度引发因素可能导致阻碍目标实现的挫败感和压力的产生，这些压力和挫折感与敌视、人际挑衅和工作撤出意图等显著相关。
2．2监控评价
环境的监控评价是一个感知识别过程，这一过程对情感变化和情绪经历起着关键作用。个体持续的监测环境，是自我体验和经历的活跃行动者。由于个体差异如监控方式和评价标准不同，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个体评价结果也会有差异。比如在绩效反馈中，对于低绩效水平的反馈，有的员工认为找到了以后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因而受到鼓舞，而有的员工认为受到挫败，感觉很沮丧，士气受损。毫无疑问，背景条件是一个影响因素，消极的互动背景能导致敌对的感知和判断，组织行为和文化可能毫无意识的引发消极行为。个体因素对判断结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个体的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作为预设的判断模式和框架影响判断结果。Felson认为“对事件的主观反应不仅与事件本身而且与反应主体有关”。个体的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影响着个体对环境引发因素的监测、感知和理解，从而影响判断结果。
2．3情感变化和情绪经历
个体的基本情绪状态、对控制的理解和个性影响环境引发因素的判断结果，Spector和Fox认为，判断结果反过来影响情绪状态，两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Bies等人认为归因是评价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个体将外部压力(或引发因素)视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挑战，在自我概念和忧虑不断堆积膨胀的情况下，会采取攻击以保护自尊。特定的组织事件(引发事件)会导致消极情绪和负面认知，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报复行为。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影响情感变化方向、情绪经历强度和水平。消极情感特性的人更容易外部归因经历不安、焦虑、不满甚至愤怒等情绪，高情绪智力水平的人能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反应，恰当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波动。
2．4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对工作行为选择的影响
情绪引起行为倾向，增加了某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必然引发行动，即使行为发生，也不一定是紧随其后。个体经历强烈的消极情绪时，会有激烈而直接的行动冲动，情绪经历促使个体产生行动的意图和准备，当机会出现时这些行为会被实施。从组织目标角度来看，员工的行为可分为OCB和CWB，Lazarus把有利于组织的行为称为建设，否则为破坏，认为“这些破坏并没有什么功能性目的，只是觉得达到了平衡让个人感到好受些”。哪类行为会发生，不仅与情感变化和情绪经历有关，而且与个体的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高低有关。Aspinwall和Taylor发现，当面临压力时，积极情感的人以一种健康的、可被接受的方式克服负面认知，表现得更积极和合作、更好的社会支持和调适，应对压力环境不会显得很困难。Fisher研究发现工作背景中改善和增强情绪状态可能会提高整体工作态度，而低情绪智力水平的员工由于不能有效实现自我调节和控制自我，很容易转化为挑衅，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薄弱的个体很可能做出不体面、不文明的举动。
以上分析框架表明了从环境引发因素到行为选择过程中，情感倾向和情绪智力的缓冲效应。情绪智力的界定告诉我们，情绪智力水平的高低通过影响个体在人际互动中的情绪认知和判断、情绪调节、情绪表达方式以及社会技能的运用，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Mandler指出，在组织完好的、正在进行的行为被打断而被迫关注与心理需求相关的或扰乱认知关联的紧急事件的情景下，情绪倾向是一种功能性机制，调节环境因素对行为的效应，情绪特质的角色是激发生理活动，诱发相应行为倾向。
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的影响范文6
一、引言
我国正处于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阶段，近年来，在大量政策文件的影响下，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步伐加快。2018年1月，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2017中国企业社会责任500优评价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已远超过外资企业，入围企业中的中资企业所占比例有近八成。此外，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非上市公司。不过从质量上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有必要探索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针对此问题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将视角停留在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外部制度环境、企业财务绩效、市场发展因素、行业、企业规模等方面。
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涉及新的影响因素。如李文茜等（2017）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投入会使客户或消费者更容易获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方面的信息。张正勇等[1]提出学历越高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决策的理性更强，能够意识到并理解利益相关者对相关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问题的诉求，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变量[2]。以上研究所涉及的广告投入、学历等都是企业智力资本层面的内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涉及智力资本层面。
以员工作为主要载体的智力资本是当代企业最为关键的竞争性资源之一[3]。智力资本不仅包括企业员工的个人智力，更多涉及组织智力，是指通过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企业内部的个人知识被一定的机制和形式转化为可持续拥有的组织知识[4]。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当企业业绩良好时，会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向社会和利益相关者传递。然而，目前尚无文献专门就智力资本是否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以企业智力资本各维度为切入点，试图探究在中国资本市场背景下，智力资本能否有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业知识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企业合理投资智力资本、充分利用智力资本提供参考。
二、理论假设
Edvinsson[6]将智力资本划分为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在内的三个维度，其中结构资本可细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文章借鉴此划分方式，分别探讨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客户资本是否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
（一）人力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中最核心、最基础的资源，具有较高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是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持续投资以获得更多知识，既包括对员工的物质投资，也包括对员工的教育投资（如培训、在职教育等），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员工的工作经验、对客户服务的能力等。
学历作为人力资本板块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近年受到了众学者的普遍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学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张勇等（2013）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张晓（2016）和陶莹（2013）均通过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学历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如此种种研究，都暗含着人力资本在促进企业社会信息披露水平的过程中可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人力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
（二）创新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创新资本是企业开发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在发明、革新等方面的投入，主要体现在研发活动中。企业在研发活动方面的投入，不仅能够形成专利技术，也可促使研发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得以积累，从而转化为人力资本；此外，还可形成高效率的管理模式、质量和成本的控制技术等。
企业进行创新资本投资会创造其在产品研发方面的优势，进而提高其对环境责任、客户责任等的承担能力。如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创新能够提高资源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7]；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投入能够使企业充分了解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研发过程中对技术类创新人才选用、对新型生产设备的投入，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设计、更新和服务提升，最终实现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8]。而企业为了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在产品和服务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良好状态，会倾向于加强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创新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
（三）流程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流程资本是企业为了维持良好的内部运行而在程序和制度建设、信息系统、团队保持、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投入，是企业员工长期的知识投入经过累积而形成的有效的工作流程和方法[9]。
企业流程资本的完善有利于企业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评估，同时根据动态的环境变化及时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加以实施，提高公司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一方面，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基础上很可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好的管理能力有利于企业应对来自社会各方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诉求[10]。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力是流程资本的重要维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利用指标替代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如表6所示。采用的方法如下：（1）人力资本以“员工价值增值”（营业利润+应付职工薪酬①+利息支出）指标衡量；（2）创新资本以“研发费用”指标衡量；（3）流程资本以“员工人均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员工人数）指标衡量；（4）客户资本以“销售费用”指标衡量。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客户资本等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即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客户资本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以2010―2014年间被润灵环球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21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智力资本的四维度――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客户资本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客户资本均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一，作为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所产生的积极性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本保证。企业的人力资本越高，员工所受到的法律、会计或管理类教育使得他们更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的良好声誉和长期收益，因此更加重视推动企业对社会责任相关制度政策的落实，以及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较为详尽的披露。对于企业而言，应重视人力资本的核心作用，聘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员工，加强对员工培训、在职教育的投资，提高员工的价值追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理解，从而推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第二，企业通过创新和研发为更好地承担对消费者以及环境保护的责任奠定了基础，促进企业履行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有动力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他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优异表现。对于企业而言，应注重创新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增加研发投入，增强对各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感知能力和需求的满足能力，并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展示良好的研发能力和责任表现。
第三，当企业实现目标的方法、组织流程是清晰的，便会遵循一定规范程序或构建某种制度来稳定自身的合法性，包括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良好的流程资本能够为人力资本的最佳利用创造条件，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有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因此，企业应健全程序和制度、企业文化等流程资本的建设，以保证企业拥有稳固的人、财、物资源和良好的运行能力、控制能力及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