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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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1

一、市值管理的基本内涵

国内学者对市值管理的研究始于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率先提出市值管理概念的是学者施光耀,他认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市值为基础,综合运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公司的金融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法和手段,顺应资本市场的规律,科学与合规地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管理工程。此外,比较典型的几种内涵解释包括:通过改变影响估值因素,比如内在价值、股利政策等,提高上市公司市值;市值管理的重点是溢价管理;市值管理是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经营的综合管理过程;市值管理是保证上市公司股价真实反映其内在价值,并通过提升内在价值拉动股价,进而提高股东收益。综合国内外主要专家、学者对市值管理的认识,本文认为,市值管理是基于内在价值创造最大化,通过有效的价值实现手段将公司价值传递至市场,并调节股价对内在价值的过度偏离,逐步提升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过程。

从本文对价值管理的界定,可知上市公司提升市值的基础是最大化创造内在价值,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传统会计方法评判市场价值的框架。传统会计方法在反映内在价值过程中仅仅考虑了资本的利息,而容易忽视上市公司资本的机会成本,相反EVA(经济增加值)的方法则是考量资本收益与资本成本的差额来反映上市公司市值,能够真实反映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基于EVA角度的市值提升,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资本收益,这通常与公司资源能力、治理结构、管理绩效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在传统价值管理背景下已经被重视;二是降低资本成本,传统的价值管理因忽略资本机会成本而高估了价值创造能力。因此,市值管理与以往公司价值管理最大的差异因素是资本成本,如何降低资本成本、采取最优的筹资模式就成为当前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核心。

二、上市公司资本成本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上市公司拥有两种主要的筹资方式:债务筹资与权益筹资,由于两种筹资方式成本的不同,那么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资本成本、提高资本投资回报,进而增加市值,该模型主要服务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价值创造。

(一)债务资本成本 如果不考虑上市公司资本所得税,债务资本成本由借贷人所要求实际报酬率,通常与市场无风险利率持平,那么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是无差异的,则不存在优化的资本结构。然而现实的公司经营中,是需要支付所得税,而债务资本的利息是税前支付,因此可以起到避税的作用、相应增加上市公司价值,说明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的负债经营可以提高公司市值。现考虑两种主要的债务筹资方式:借贷与发行债券,来确定债务资本成本率KD。

(1)借贷资本成本率。计算公式为:

KD=r(1-t) 。

其中,r为借贷利率(一般由银行借贷利率确定),t为上市公司所得税率。

(2)债券筹资成本率。估计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的现金流量是:债券的利息和到期本金。债券资本成本应是投资者(债权人)持有债券的实际报酬率,表示为:债券的市价PD,票面利率rA,债券面值A以及剩余期限n的函数。上市公司所得税率为t,税前报酬率KDb,税后报酬率KDa,债券的发行费用率f,则可得:

PD(1-f)=■■+■■

等式右边第一个式子表示债权人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的现值,第二个式子表示债权人购买公司债券期望的获得的投资收益(对公司而言也是一种债券成本)现值。在参数已知的情况下,可以求得税后报酬率KDa:

KDa=KDb×(1-t) 。

(2)权益资本成本。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包括投资者要求的无风险利率、投资风险溢价以及筹资费用。无风险利率反映了投资者资本的借款利率,而投资风险溢价则说明了投资者要投资上市公司的理由,这两项组成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报酬。投资风险溢价与资本市场运行状态、上市公司市值高低有关,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投资者行为分析加以确定。假定权益资本成本率为 KS,股利为g,权益资本筹资费用率为CS,则

KS=g+CS

通过上式可以发现权益资本收益由于是税后利润支出,所以无法获得避税价值。

三、上市公司最优筹资模型构建

(一)模型基本假设 首先,在负债比率达到一定限值之前债务成本率KD是保持平稳的,这种假设基于较低的债务率是不存在上市公司无法偿还的破产成本。当企业债务比率过高时,上市公司会陷入财务危机,增加债务资本成本,降低上市公司市值。破产成本包括上市公司清算或重组所付出的法律与管理成本,上市公司为挽救高负债危机或避免破产所支出的维持正常经营的额外成本,以及高负债危机下债权人为规避上市公司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所支付的增加的委托成本。破产成本的存在,债权人会要求更多的借债回报率(也可以看成风险补贴),表现为负债比例超过一定限值时债务资本成本率增加的现象。

其次,高比例负债的财务困境同样也会导致权益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率,因为财务困境或破产风险可能会侵蚀到股东的股本价值,负债比例越高则越需要较高的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来维持投资信心与投资行为。此处,也假定负债比例超过某一限值时,权益资本成本率开始增加。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2

关键词:公允价值 盈余管理 公平交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在会计准则中大量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我国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中涉及很多公允价值计量。有人担心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会引起经营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侵害投资者利益,扰乱社会秩序;另一些人认为,我国已具备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更能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从公允价值形成的原因、优点及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展开论述,并提出限制盈余管理的对策。

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的持续增长及通货膨胀,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会计信息日益失去相关性,公允价值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会计准则开始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观念,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广泛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指向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因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价格是波动的,需要根据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的再确认。部分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也使用了公允价值,如通过资产减值试图部分地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其实质是对减值资产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刘玉廷等,2005)。这样,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基础上的收益更符合经济学收益概念,因而能提供更真实、相关的会计信息。

(二)经济的虚拟化

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金融为核心的信用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经济也因此呈“虚拟化”趋势,即各种金融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约束,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另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异军突起。例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产品所创造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产值,收入与成本相差上百倍。因而成本与价格的高度脱离形成了虚拟资产与传统商品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虚拟资产历史成本计量会使会计信息失去相关性,虚拟资产唯一相关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三)会计目标的转变

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会计目标发生转变,由受托责任观转向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受托人)要保证所有者的资产保值增值,历史成本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要能满足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决策是对未来的判断,既包括已完成交易循环的历史信息,也包括尚未完成交易循环的,甚至是将要发生的重大交易事项和情况的信息。历史成本是对历史信息的计量,而公允价值是对历史、现在、将来信息(如现值)的计量,显然公允价值更能满足决策有用的要求,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信贷等决策,以实现会计目标。

公允价值的属性及计量优势

(一)公允价值是传统计量属性的目标

传统的计量属性具有可以被量化,能够描述具体金额来源的能力,属于技术层面,历史成本在交易之初是重要、公允的,但由于通货膨胀、生产技术进步等影响,资产价格波动很大,历史成本等就不能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而公允价值强调的是一种交易状态,要求交易价格必须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客观评价,公开、公平活跃的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代表了公允价值的最佳量度,在完全有效的市场上,公允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内在价值。资本市场的发展,网络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公允价值的取得变得容易。200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公允价值称为会计计量的目标,其他计量属性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计价的公允。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导向

在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比较(见表1)。历史成本计量低估企业价值,低估盈余,不反映资产持有收益,提供虚假的信息。而公允价值恰恰相反。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资产负债率低,企业财务风险小,有利于企业与债权人债权契约的签订;真实的高企业价值,体现企业的经营实力,有利于股权契约的签订;高的盈余,减少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有利于薪酬契约的签订;真实的应纳税所得额有利于税收契约的履行。

(三)公允价值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

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稳健的计量属性(如历史成本)低估了资产价值、盈利、企业价值,储存了企业盈余,使投资者丧失了投资机会;当增长放缓,低估的盈余又释放出来(如处置资产),此时加大了盈余,但这种盈余是前期的利润,是人为的盈余管理,高估了企业价值,但因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并不知道企业价值被高估,又吸引了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所以,历史成本计量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四)公允价值有利于企业资本的保全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耗费资源,同时为了进行再生产,又必须购回这些资源,若企业耗费的生产能力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则计量得出的金额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将购不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生产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反过来,若企业耗费的生产能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此时不管是何时耗费的生产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则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使是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在现时情况下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物资本得到维护,企业的生产将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综上所述,公允价值恰恰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体现了真实的企业价值,更符合全面收益观、资产负债观,具有相关性、如实反映等质量信息特征。

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关于盈余管理,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共识,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企业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和职业判断操纵利润,让信息使用人作出有利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包括合理地利用会计政策及职业判断(狭义盈余管理),也包括以非法、欺诈的手段制造虚假的盈余数据。

盈余管理的理论基础有:产权理论说、契约理论说、委托代理理论说、博弈理论说。Paul M Healy & James M Wahlen(1999)述及盈余管理的动机有: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等。秦荣生(2001)认为盈余管理的原因是:委托责任关系、债务合同约束、合理避税考虑、避免巨额政治成本、规避经营风险等。

可见,公允价值不是盈余管理产生的理论根源,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相反公允价值能限制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认为,公允价值要想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需要同时具有三个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会计、审计人员失去职业道德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事实上,具备了这三个要素,任何制度也不能发挥防护作用,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就如同汽车的发明给人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不能因为罪犯可能利用汽车犯罪而不去制造汽车。

限制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增加信息披露

增加低级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要遵循严格分级原则,第三级次金融资产信息披露设计成“金字塔”结构,其中,一级金融资产(如股票期权)根据成熟的股价模型,二级金融资产(类似SPV)按照公司的估价原理估价,此估价存在大量假设和预测(属主观概率),需强制性单独披露项目的估价关键影响因素,范围估计、置信区间及引起公允价值变化的敏感因素,并从质量上详细披露衍生金融工具潜在的风险性质和程度。

要求强制性披露。在自律尚未达到有效均衡的制度下,严厉的监管是有效的。强制性明确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和责任,可以直接将空泛的公平、公开披露原则转化为实际的法律程序义务和责任。从中航油巨亏案例可以看出强制性披露的重要意义。

(二)重视独立评估机构的作用

在公允价值计量中,二、三级次计量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主体的估计和判断。这些估计和判断受制于主体的利益取向,破坏计量的公允性。独立资产评估机构不受主体利益取向的影响,在可观察价格不存在的情况下,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成为可靠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依据。国际会计准则(IAS)16对通过独立评估机构计量“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的公允价值颇为青睐(IASB,2004);新西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企业用新的评估结果调整先前记录,影响了会计报表,则该结果必须源于独立的评估机构(Herrmannetal,2006)。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财务报告中的公允价值计量更需要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协助。陈小悦(2006)认为,我国企业应尽量委托合乎资格的评估机构来估算会计计量所涉及的公允价值。刘玉廷(2006)指出,会计与评估行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关性,评估界与会计界形成联动机制是大势所趋。

(三)建立目标导向会计准则体系

目标导向会计准则既贯彻了会计目标,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又有了足够的操纵指南,以使准则能在一致的基础上得到应用,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正是为了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公平交易的价格,并且使用了相应的约束条件。如,基本准则第43条指出公允价值计量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在具体准则第10条(CAS10)明确规定只有在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情况下,才可对其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并对可靠取得的含义、条件进行规定)。此外,公允价值使用的限定性条件还在金融工具、股份支付、套期保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准则中均有规定。CAS8和CAS22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南。新会计准则向企业传达的信息是严肃而鲜明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资产负债的计量;公允价值不是随便估价的金额;禁止含有较多假设的估值技术的应用。

目标导向会计准则要求转变收益观念,强化资产负债观,淡化利润表观念。追求企业真实资产负债条件下的净资产的增加,体现综合收益和资本保全,削弱盈余管理的根基,降低盈余管理发生的频率。目标导向会计准则还要求增加对将来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新业务的预见性,不能出现例外情况,这样才能对新业务下的盈余管理的可能环节、方式和方法有预见和预案,同时降低会计准则制定成本。

另外,限制盈余管理,还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监督;完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消除企业管理者调节盈余的动力;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增强外部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魏明海,龚凯颂.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6(3)

3.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应用.会计研究,2006(4)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3

现今,中国的证券资本市场呈现出1派繁荣景象。在上交所、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大增。企业的发展走出了原先的闭门造车,而是纷纷倾向于1个圈钱为王的时代。“今天你分到蛋糕了吗”成了企业家们见面的招呼语。将企业做大做强,上市成了1条必经之路。而上市的名额在中国又是1项稀缺资源,衡量是否能获得这个资格的1系列指标中最关键的是利润,也可以称之为“盈余”。可以说,企业家的本质都是利润追逐者,谁能掌控利润高低,谁就拥有了笑傲市场的资本。于是,从上世纪810年代以来,“盈余管理”1词逐渐走红,至今仍余温不减。

这方面的探讨相当有必要。有部分人士认为盈余管理是中性的,它们合情合理,完全在规则内跳舞,因此通过盈余管理获得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对于这种“盈余中性论”,我的看法截然相反。这种行为所受益的是企业盈余管理当局,比如经理、大股东,而受害者往往为底层雇员、中小股东和政府。因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财务报告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是两个团体,而使用者处于了企业的外部。如果企业将粉饰过的财务报表传达给使用者,从而造成了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甚至逆向选择的话,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和公平竞争也存在损害。

正如不久前,科龙由于爆出顾雏军涉嫌多年来虚构报表利润,占用公司资金而成为媒体的焦点[1]。其实,最早让人对科龙年报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要追溯到02年,格林科尔刚入住科龙后,科龙实现了2年巨亏后的扭亏为盈,外界对此1片赞扬。顾雏军管理有方,低成本策略大获成功,科龙甚至被称为又1个神话的诞生。但今日看来,科龙当时的成功不仅涉及了违反会计规则,拟建虚假交易等,很明显地,还运用了原资产减值相关规定的漏洞,任意地计提减值,达到盈利目的。

科龙01年中报显示收入27.9亿元,净利润1975万元。年报收入47.2亿元,净利润为-15.56亿元。为何在收入稳步增加的情况下,半年之内净利润会出现将近16亿元的亏损呢?其中包括了激进地提取减值准备6.35亿元,还有1些预计负债等具有减值性质的科目的大量计提。

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可以被看成为来年盈余管理时减值转回做准备的征兆。果然在第2年的年报中,资产减值转回将近3.5亿元,公司盈利2亿元,后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而调整掉1亿元利润,但剩余1亿元盈利的事实让科龙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摆脱ST帽子的申请。

通过详细数据,我们看到它01年计提了坏账准备2.04亿元、存货跌价准备1.26亿元、长期投资减值准备0.71亿元,02年转回坏账准备0.55亿元、存货跌价准备2.21亿元、长期投资减值准备0.74亿元[2]。如果扣除这3.5亿元非经常性损益后,企业利润依旧亏损2.5亿元。科龙对此的解释牵强而难以使人信服。这种随意地通过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被外界所斥责。因为盈利的背后是业绩并没有实质性的好转,不得不说为此购买了科龙股票的投资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我们对于盈余管理的控制有多种方式,比如外部审计、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等都有1定遏制作用,但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只能间接影响盈余管理行为,外部审计也只是在事后才进行,具有1定的心理警示作用而已。最直接、最普遍、且能在事前予以防范的无疑是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好比运动员的竞赛,企业会计准则担任了裁判员的角色,保证了这场比赛的公平公正,抵制了企业的弄虚作假行为,维护了优良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也保全了广大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真实情况的知情权。

所以,本文希望探讨企业惯用的盈余管理手段之1——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以及新的减值准则出台以后对这种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令人惊讶的科龙盈余管理事件背后,是否可以通过准则强而有力的游戏规则来抑制它企图逃避亏损,欺骗股民的行为呢?

2、文献回顾

  首先,先来看看资产减值方面的文献。

从前,在会计准则中没有单独涉及资产减值的问题,较为详细的规定是出现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它描述了减值的1些基本概念。《企业会计制度》还规定,“当企业资产发生价值减损时,应对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如果资产价值回升,则再按资产价值回升金额转回相应已提取的减值准备[3]。”但是其中关于如何确认减值的条件,和可收回金额等的确定是非常模糊和主观的。

另外,《企业会计制度》也规定了,“如果企业滥用会计估计,应当作为重大会计差错,按照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但是基于判断减值的标准10分粗糙来看,实际应用中被判定为滥用会计估计的企业少之又少。

从国外来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 在1999 年7 月了第36 号国际会计准则《资产减值》( IAS36)。其中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说法是“在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只有在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除商誉外的资产减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的账面金额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这种增加即为资产减值的转回[4]。”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于2001 年6 月颁布了第144 号财务会计准则《长期资产减值或处置的会计处理》,“确认减值损失后,调整后的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就是新的成本计量基础…… 不允许恢复以前确认的减值损失[5]。”目前只有美国和我国规定了资产的减值1旦确认不可转回,其他地区和国际准则都对此没有限定。

接着,再来看1下对于盈余管理的内涵有哪些经典的理论研究。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纷纷给出了很多解释。这些解释相互之间只有几字之差,但是却可能代表了两种相对的观点和看法。以下是国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定义。

Schipper: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1989)

Healy等人:企业管理当局在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时,利用职业判断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19

99) Scott:当经营者在1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时,他们会选择那些使自身利益或公司股票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盈余管理。(2000)

Daviden和Weil:在公认会计原则的允许范围内,为达到预期的报告收益水平而采取的经过周密安排的过程。[6]

将上述4种不同的定义罗列在1起,基本就可以窥探出目前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存在的主要分歧。

首先的争论在于盈余管理是否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认同“是”的1方依据是如果超出了会计准则所允许的范围进行利润操纵是1种财务舞弊,与盈余管理要严格区分;回答“否”的则认为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的界限很难划分,因为会计准则是否被遵守本身就很难判断。这两种观点无所谓对错,只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本文设定盈余管理不超出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

其次,Schipper和Healy的定义中是通过控制财务报表的手段,而Scott和Daviden未明确说明盈余管理的方式,他们认为除了调整财务报表,还有类似于选择交易时间,选择使用新准则的时间等手段也是盈余管理。显然,后1种说法填补了前者的缺陷和定义的狭隘。

再来看看国内的学者给出的定义:

陆建桥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做出的会计选择。”

刘峰说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为特定目的而对盈余进行操纵的行为。”[7]

同样存在那两种主要的分歧。纵观上述定义,我认为盈余管理定义应该是,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情况下,利用会计估计,会计政策,交易构建等手法达到希望获得的财务目标的行为。

基于上述前人对于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的研究基础上,展开我对于资产减值转回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的研究。

3、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原理和动机

(1)、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原理

资产减值转回是指“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资产减值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得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则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损失可以转回”。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中都允许资产减值转回的做法。这是出于对资产价值更合理地估计的目的。因为外界的市场价格和法律、政策等环境因素都是在不停地变化,当这些因素变化很大时,就需要合理地计提减值或者转回减值来保证资产账面价值与现实情况的相关性。但是,由于其所指的“可收回金额”很难被准确估计,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所以减值是否恢复的判断就很主观,为人为地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前提条件。

企业是如何利用资产减值转回来调整利润、盈余管理的?从下面跨越了几个会计年度,减值被计提,然后又转回的分录中可见12。

仅以固定资产为例,其他资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会计科目上的处理如下:[8]

第1年减值计提时: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后几年减值转回时: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累计折旧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4

关键词: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可行性

一、引言

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顺应时展的潮流,施光耀首次提出市值管理这一全新概念,并做了进一步阐述:市值是衡量上市公司实力大小的一个新标杆;市值是考核经理层绩效好坏的一个新标杆;市值是决定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能力强弱的一个新标杆;市值是决定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高低的一个新标杆;市值是决定投资者财富大小的一个新标杆[1]。

在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当中,市值等同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财富价值。然而在我国这种弱式有效资本市场当中,股本与股价的乘积只是市值的外在表现。朱陵川(2007)认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从稳定和提升公司市值出发,提升自身估值水平,致力于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股东创造价值,上市公司的一切经营行为,无论是投资、融资及股利政策等等,都要紧紧围绕追求长期、持续的市值最大化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2]。张济建(2010)认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通过公司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将公司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经营价值的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使股价充分反映公司内在价值,并努力实现以内在价值为支撑的市值最大化的管理活动[3]。虽然上述表述不同,但都认为市值管理要服从公司整体战略;要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和手段;市值管理离不开投资者关系管理。市值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市值管理的基础工作、市值管理中的价值创造活动、市值管理中的价值实现活动和市值管理中的价值经营活动。

市值管理与价值管理都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内容,依据价值增长规律,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不同之处主要有:市值管理以市值最大化为目标,价值管理以内在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市值管理强调价值实现,价值管理强调价值创造;市值管理仅适用于弱式有效资本市场,价值管理对市场环境要求较为宽泛;市值管理只适用于上市公司,价值管理适用于任何企业[4]。

二、山西省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重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开展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政府管理部门已经提出要把上市公司市值纳入绩效考核。从利润管理转变为市值管理将是上市公司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的深刻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过渡。近年来,很多上市公司不断进行市值管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市值管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新事物,许多上市公司对市值管理这一新的管理命题还存在着不少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

(一)山西省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重要意义

1.开展市值管理有助于上市公司系统性管理思维形成。市值管理不是应急性操纵股价的行为,是一项科学管理的系统性工程[5]。市值管理不仅需要面对牛市,也需要面对熊市,市值管理的定位直接影响市值管理的成效。采取“低买”和“高卖”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意愿。市值管理意味着要辩证的动态的观察市场形势,需要对反周期理论娴熟运用。反之就有可能实际造成“低卖”和“高买”的后果,削弱价值实现能力。所以,市值管理必须放在公司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化考虑。有的公司尽管不断“增持”,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实际情况,增持方案缺乏科学性,时机选择不当,使得增持行动不但未能提振市场信心,反而导致股价下跌。

2.开展市值管理可以有效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的关系合约,它规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权力制衡、控制与激励并存的机制。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变化”,收益和损失的边界模糊不稳定,使得现代企业制度所带来的委托风险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了高度叠加。由于经理人本身对企业财产不具有所有权,目标函数和股东目标函数不同,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就会被高度释放出来,其市值管理行为(比如选择不当融资方式)就会偏离股东利益,注重短期效益,当企业出现问题时推卸责任。因而,市值管理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行为实践,也在深层次上推动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只有股东的偏好等同于经理人的偏好,股东与经理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最大程度上做好市值管理。

3.开展市值管理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转型跨越。长期以来,我国把净资产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导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够积极,转型跨越意识不强。以市值来衡量上市公司实力和经营绩效,上市公司自然更关心自身价值的提升和长期增值,会自觉把公司的长期发展和短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会不断地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维持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5

论文关键词:公司控制,控制权,公司治理,公司金融

自从1932年,Berle A. 和 Means G. 在其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开创性提出有关公司控制的论题以来,多年来,国际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研究从未间断,特别是Jensen M公司金融,Leech D, La Porta等国际著名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深入研究的推动,开创了公司控制权研究的新领域。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近年的事,自从中国开始企业制度改革与资本市场完善,中国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的研究空前活跃。在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多个领域都有数量庞大的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在跟踪国外学者研究热点的同时,还紧密联系中国现实背景展开研究,产生出一批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对近十多年来,国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公司金融,意图对国内学者的研究特色与研究趋势作一个简要的阐述,为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学者研究的角度各具特色,而研究主题与内容上相对比较集中,而其中有关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关系、控制权的转移、控制权价值、收益是其中的其中的研究热点。下面具体对这一问题展开阐述。关于公司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关联研究,主要从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性质、股权制衡,两权分离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研究。

1.控制权中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公司价值关系。孙永祥、黄祖辉(1999)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研究结论表明与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的结构相比 ,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 ,总体而言最有利于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机制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 ,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王力军(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模式中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财务杠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控制上市公司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U形关系公司金融,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则呈倒U形关系;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则正相关。潘杰(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中基于大股东控制的,存在大股东代理问题下的并购财富效应及其形成机理。研究认为:大股东发起的收购行为通常导致并购方及其关联企业的总利润减少, 竞争对手的利润增加, 消费者剩余减少。尽管收购活动对并购方而言没有创造价值, 但并购事件依然发生。这是因为收购后控制性股东将偏袒他拥有现金流权相对较多的企业, 而侵害其他企业小股东利益。陈晓红、尹哲、吴旭雷(2007)研究了家族企业控制权模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论文范文。家族控制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型控制模式又是家族控制企业的形式。研究显示: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 ;成“系”企业加大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概率和程度;家族控制企业一致行动人累计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一定的 U 型关系 ;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亦没有起到制度上防止掏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2.控制权中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毛世平(2009) 研究了控制权模式中,金字塔控制结构与股权制衡效应。该研究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为研究主体,研究发现,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的股权制衡效应在中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股权制衡正面治理效应的发挥是有其条件限制的。在多个终极控制人共同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各自对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治理效应和正面治理效应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股权制衡能够产生权益效应;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公司金融,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降低了公司价值,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则提高了公司价值。黄渝祥、孙艳、邵颖红、王树娟(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中,股权制衡对 内部人掠夺行为的抑制作用。其研究认为而可以通过合理的股权配置,达到提升公司业绩的作用。李学伟、马忠(2007)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下多个控制性大股东的制衡效应。当中国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存在多个大股东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力的影响 ,考察了当多个控制性大股东股权性质不同时 ,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与最终控制人之间既存在监督效应 ,也存在合谋效应。当其他多个控制性大股东性质不同时 ,对终极控制人的监督动机超过了合谋动机,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刘运国、高亚男(2007)研究了公司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发现 ,股权集中类公司的业绩明显好于股权分散类公司;股权制衡类公司的业绩好于股权集中类公司,但是差异并不显著。用 Z作为股权制衡度的衡量指标 ,当 Z∈(1.0189, 6.0287)时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 ,股权制衡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发现 ,与股权分散相比 ,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合理的选择。邓建平、曾勇、李金诺(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3.控制权中控股主体性质与公司绩效关系。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的终极控制者、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该研究以终极产权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重新进行分类 ,结果发现 ,中国 84 %的上市公司最终仍由政府控制 ,而非政府控制的比例仅为 16 % ,因此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仍然是国家主导型的。并且按照新的控股主体分类标准对不同的控股类型———如国家直接控股模式与国家间接控股模式等 ,进行了绩效筛选比较 ,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确实密切相关。具体来说 ,在国家最终掌控的上市公司中 ,相对来讲代理效率损失最低的企业具有以下特点: (1) 国家间接控股; (2) 同行同专业的公司控股; (3) 整体上市。田利辉(2005)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作为控制权主体之一的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 型关系。总体而言 ,国家持股企业的表现不及非国家持股企业。同时 ,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 ,企业绩效起初随之下降;但是 ,当国家持股比例足够大时 ,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 ,企业绩效上升。即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田进而认为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 ,从而既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 ,又借助公司治理和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论文范文。国有股减持应该避免 U型曲线的底部价值陷阱。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研究了控制权构成中的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其研究将中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四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央直属 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结论是不同的国有产权行使主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 ,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其研究表明在中国转型经济体中, 上市公司的私有产权控股面临比较严重的代理问题。 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 ,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 ,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 ,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 ,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 ,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 ,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陈信元、汪辉(2004)研究了股东制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问题。他们通过建立一个模型说明股东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第二大股东是如何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增加公司价值的 。本文还讨论了股权性质的差异对股东制衡效果的影响。夏立军、方轶强(2005)研究了公司控制中以政府控制为主体的控股股东,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 ,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 、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以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许永斌、郑金芳(2007)研究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控制权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该研究以最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为基础 ,整理和计算了我国家族控制权及其现金流权;并从家族控制权的持有比例、取得途径、实现方式、内部结构 ,以及现金流权比例、管理参与度、所在地域差异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控制权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4.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王鹏、周黎安(2006)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即所有权) 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有负的“侵占效应”,现金流权则有正的“激励效应”;控制权的“侵占效应”强于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随着两者分离程度的增加 ,公司绩效将下降 ,并体现出递增的边际效应。而作者进一步从资金占用的角度验证了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这两种效应。许永斌、彭白颖(2007)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以 2004 年底在深市和沪市上市交易的238 家民营公司作为样本,通过追溯控制链的最终控制股东,考察了最终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及其偏离的程度,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最终控制股东控制权的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其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存在着偏离。最终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叶勇、胡培、谭德庆、黄雷(2007)研究了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问题。研究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5 与控制权相关的其他公司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李汉军、张俊喜(2006)研究了上市企业治理与绩效间的内生性程度,实证分析充分表明, 上市企业治理机制和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生性关系: 治理不仅对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绩效对治理也有强烈的反馈作用。也就是说, 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权小锋、蒋军锋(2009)研究了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论文范文。该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合约分析剩余控制权存在条件,探讨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转化关系;结合古典边际分析框架考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代表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的边际产出公司金融,将剩余控制权收益从公司绩效中分离出来;最后,引入奈特的保险机制研究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在公司中的转移特征,并研究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发现:(1)信息不完全与谋取经济利润目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剩余控制权;(2)剩余控制权依赖于特定控制权的界定并在其行使过程中持续向特定控制权转化,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完整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3)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决定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通过人力资本在公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来刻度;(4)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

6.是对公司控制权价值的研究。 施东晖(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价值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的问题。其研究通过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的价格差额来估算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价值平均为24%左右,稍高于国际水平。根据中国股市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股权结构,我们认为这种控制权价值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行为以及公司本身具有的“ 壳”价值。还发现,公司盈利状况和现金流动性对控制权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而控制权竞争程度则对控制权价值具有负向影响。叶会、李善民(2008)研究了控制权交易的定价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控制权的交易价格;对政府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定价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控制权的支付价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治理环境对控制权定价的负向作用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影响更大。

汪昌云、汪勇祥(2004)研究了股权分裂背景下国有股流动性溢价问题。研究认为国有股和法人股进行流动性变革,可以提升控制权的价值公司金融,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流动性变革的关键在于国有股的合理定价,因此 ,在国有股定价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到非流通股的控制权溢价、非流通股在投资者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流通所受限制时间的长短及股价波动性等因素。张屹山、董直庆、王林辉(2007)研究了控制权因素对股权价值的影响问题。研究指出 ,股权价值取决于股东的资源和权力禀赋结构。即股东资源价值越大,则控制权越大、剩余分配越多 ,该股东实际股权价值越高;股东间资源禀赋越不对等,控制权结构越不平衡,企业利益侵占越严重 ,弱势股东的实际股权价值越低;在现实经济中,股票并非天然体现“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特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公司控制权问题做出了持续不断的跟踪研究,研究的视角相互不同,但研究的内容上,表现比较集中,正如同本文所整理的,有关公司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最热点,在这个方面不同学者焦点也不相同,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有关控股比例、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有关公司控制主体性质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有关股权制衡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研究;有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以及公司控制权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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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范文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2)

摘要: 高管薪酬是委托代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行业2013年数据为依据,并就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因素:企业绩效、股权集中程度,公司规模和治理结构等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一定的相关性,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相关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 : 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4-0028-04

作者简介:任艳(1990-),女,山西汾阳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谢瑞峰(1964-),男,山东鄄城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在准入门槛、投资风险、监管制度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不同,相比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多数从事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风险大,成长性相对较高。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按行业进行区分,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行业因素也是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行业大多属于技术型产业,国家近年来的政策都大力扶持,另外针对创业板该行业高管薪酬的研究并不多,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关键因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激励机制提供借鉴。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Murphy(1985)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业绩越好,高管薪酬越高,薪酬对业绩敏感程度很高。而Aggarwal (1999)认为二者不存在相关性.Steven(2007)实证结果发现,更多的权益性薪酬(股票和期权)能够挽留 CEO 继续留在公司工作。这说明公司要适当地激励管理人员,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以避免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

我国学者魏刚(2000),张晖明、陈志广(2002),赵西萍(2002),刘斌(2003),张俊瑞(2003)等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乔丽以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为依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总资产、营业收入、研发经费、高管的学历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柯可、邱凯(2009)基于沪深股市分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得出高管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是否发行B股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监事会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李增泉、王健(2009)认为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不显著正相关,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国有股、行业因素都是影响高管人员报酬的重要因素。认为公司规模与高管人员报酬显著正相关。周运兰、李彤采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最新数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正相关,但不显著。张金麟等(2010)将2005-2007年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全部上市公司共841家作为样本,实证了地区变量对高管薪酬的显著影响。黄乘政(2010)以200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并且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贡献力水平更高。胡嘉慧(2013)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地区、行业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

目前研究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文章较多,但我国创业板市场设立时间较短,因此研究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文献并不多。鉴于创业板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具有我国上市企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文将以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 研究设计

高管薪酬构成一般由工资、奖金、长期激励性报酬构成。工资是固定薪酬,体现职位价值以及市场薪酬水平。长期激励性报酬是公司吸引、激励、保留人才的媒介和手段,一般要在若干年之上才能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文通过提出假设,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等影响因素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相关性。

3.1 样本选取

行业的差异对高管薪酬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深交所资料,创业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占多数,其中,信息技术企业70家,制造业企业275家,现有研究中对制造业研究较多,而信息技术企业与我国现有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创业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行业的2013年数据为依据,研究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巨潮咨询网以及上市公司年报等,有些数据是直接获得,有些数据是加工取得,将这些数据运用excel、SPSS软件等进行处理,采用回归分析进行研究。

3.2 研究假设

假设1: 企业绩效(ROE&EPS)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息息相关,按照相关文献,公司绩效的提高将使得高管从中获益,因此做出此假设。公司计较主要通过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来反映,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绩效越好;每股收益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因此,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与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关系。

假设2:企业规模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

公司规模越大,对高管人员精力要求越多,知识技术水平要求越高,高管人员的薪酬会相应提高。在股权集中度方面,Firth(1999)的研究表明,如果股权分散的话,管理层的权力会更大,他们就会倾向于给自己更高的报酬。股权集中有助于克服代理人的缺陷,实现有效的监督和激励。

假设3:股权集中度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呈现负相关。

第一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过高的高管薪酬就越容易得到遏制,反之亦然。股权结构越集中,高管薪酬越低,二者呈现负相关。

假设4:信息技术行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董事会规模呈现正相关。

在公司治理方面,董事会规模越大,层级越多,董事会成员越容易为自己设计较高的薪酬。因此,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

假设5 :信息技术行业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独立董事呈现负相关。

独立董事在公司中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独立董事数量的提高增强公司独立性,有助于遏制过高的高管薪酬。

3.3 变量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为高管薪酬,以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平均数的对数作为高管从薪酬变量的数值,其中,研究所指薪酬只包括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开披露的高管的货币收入,由于隐形薪酬难以计量,所以不予考虑。

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为公司业绩、高管持股比例、治理结构。公司业绩: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采取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作为变量。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出的百分比,用来反映公司股东的收益水平,衡量投资带来的收益。每股收益是指税后利润除以股本总数的百分比,用来测量股票投资价值,衡量公司综合盈利能力。股权结构的集中程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自变量,研究股权集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治理结构的研究方面,本文主要从董事会规模(董事人数)和独立董事比例,两个方面分析治理结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表1)

本文选取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68家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为统计样本,通过因变量、自变量构建模型,提出假设,探讨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关系,运用SPS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4 创业板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如表2所示,在选取的68个样本中,2013年高管薪酬前三名总额的平均值为16250.4207万元,最大值为572666.67万元,最小值仅为9.73万元,差距明显,同行业中高管薪酬差距较大。净资产收益率中,最大值为27%,均值达到9.54%,总体上净资产收益率反应偏低,但总体形势良好。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最大值为2.41,最小值为-0.36,差距较大,大部分公司的获利水平较好。创业板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各不相同,差距较大。第一大持股比例来看,最大值为66.48%,最小值为10.88%,均值为32.49%,方差和标准差均较小,与平均数的偏差较小,大部分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30%左右。从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看,董事会规模的最大值为16,最小值为5,总体规模较小。独立董事的比例基本在30%以上,最大值达到60%,基本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规定,选取样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设置得比较合理。

4.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

4.3 回归分析

根据表4,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式:

lnComp=α+β1ROE+β2EPS+β3lnSize+β4CR_1+β5Bsize+β6RID+ε

其中,α代表常数,β代表各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ε代表随机误差。

将收集到的68个样本公司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后,通过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表4)

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中的相关系数R为0.309,调整后的R2为0.006,拟合度较好,因变量的变化中有0.6%是由于自变量引起的,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小。自变量ROE、EPS、lnSize、CR_1、Bsize、RID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06、0.232、0.057、0.145、0.231、0.055,其系数的T检验值为-0.208、0.025、0.94、0.464、1.133、1.676、0.41。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支持假设1,说明信息技术行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越好,企业高管薪酬越高。公司的良好业绩为高管的较高薪酬奠定了基础。

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支持假设2,说明企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公司规模越大,对高管个人能力及日常工作中的精力要求越高,相应的报酬也会随之提高,公司规模越大,所需要的人力成本越高,这与国内外的研究基本相同。

信息技术行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高管薪酬越低,假设3成立。董事会规模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比例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与假设相符。董事会规模增大时,企业内部之间层级增多,沟通困难,进行健全的薪酬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容易产生高管薪酬过高的现象。

独立董事的比例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越高,高管薪酬越高,与假设5不相符,这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创业板上市公司起步较晚,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和高管薪酬的发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使得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本文样本选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该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同时,本文选取的样本数量有限,只是选择了6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研究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5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行业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呈现正相关关系,与股权集中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提出政策性建议。

第一,将高管薪酬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绩效挂钩,并且与公司规模紧密结合来作为考虑高管薪酬的因素。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与企业高管的薪酬密切相关,且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应该着力提高公司绩效水平,增大公司的规模,将公司做强做大,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产品和服务服务的质量,利用高新技术推广产品。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是信息技术产业,其本身依托于强有力的核心技术,要想让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等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就必须着力研发新技术,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在市场是立足,使得企业绩效不断发展,由此提高高管人员的薪酬。

第二,充分发挥股权集中对信息技术行业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积极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加强大股东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有效遏制过高的高管薪酬对企业的恶性影响。

第三,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是实现高管有效约束的制度保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要不断强化独立董事制度,加强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使得独立董事真正步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由于我国独立董事起步较晚,独立董事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没有使过高薪酬得到有效的遏制。因而应该加强独立董事相关的培训和管理,建设高素质的独立董事人才队伍,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储备库,为上市公司提供选择的余地,加强独立董事的竞争和激励制度,不能让独立董事只是董事会中的摆设。不断完善独立董事权责一体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真正发挥独立的董事在高管薪酬方面的监督作用,遏制过高的高管薪酬对公司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第四,合理设计信息技术行业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多元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从财务和非财务角度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针对高管薪酬出台制度性文件,发挥高管绩效评价体系的知道作用,加强绩效指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行业的指导作用,使得高管薪酬更加合理化、透明化,发挥高管在企业中的价值。继续推进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高效的董事会治理机制,避免不合理的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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