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1
关键词：战略；；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04-02
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党选择和制定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理想目标模式，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贵州的发展问题就是这一宏伟框架中的一个方面。
一、开辟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先河的发展战略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关于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最初基本的设想是用10至15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可是，到了1957年11月，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至此，“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已基本形成[1]。这种发展战略，具有以下严重的局限性：第一，急于求成，使得发展战略严重脱离我国的国情；第二，对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对现代化独特道路意识形态意义过分关切，由此导致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三，从哲学上讲，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这一时期，其发展战略思想也有合理因素。
例如，同志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这说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多年的不懈努力虽然在实践中失败了，但其所取得的积极思想理论成果，仍为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依据。
二、扭转时局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概括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实现了对我国发展战略认识的一次飞跃。如在战略目标和步骤方面，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到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又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战略任务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他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2]63
在战略重点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2]9在战略布局方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2]345实践证明邓小平发展战略是正确的：第一，其“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赶超战略和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在其战略目标的设计上，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迅速地增强国家实力，早日实现现代化。不同之处是前者急于求成，而后者则循序渐进。第二，邓小平提出了合理、切实可行的战略重点。他指出了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三个战略重点，这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和突出环节，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把重工业，特别是把钢铁工业作为战略重点。这导致了发展的不协调和建设的巨大浪费。第三，在发展战略的依靠力量方面，二者都主张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但邓小平更加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则侧重于依靠工人、农民焕发出来的高昂的热情，而忽视依靠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邓小平同志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一次飞跃，制定了扭转时局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并使这一战略成为以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制定科学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指导思想。
三、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
同志对邓小平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运用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并使之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第二，还对今后五十年的第三步发展战略步骤进行了具体化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在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把未来的五十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战略机遇期；第二个阶段是后3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三，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个大局”思想到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3]。几代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的新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路线。
四、21世纪的发展战略
同志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情况出发，实现了发展战略思想的又一次飞跃。同志提出了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等具体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等等。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四必须”；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等的“五要求”[4]。这一发展战略，根本不同于工业文明时期工业化国家为解决发展问题而制定的转移和转嫁发展战略。为此，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转折时期，选择了又好又快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创建生态文明社会[5]，党的十产生了以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对上述战略又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实现中国梦的总体战略布局。
五、发展战略历史方位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几代党的领导集体所制定的发展战略，从历史方位来看，一方面，他们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愿望和决心，他们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不同的意义：同志的发展战略虽然有许多不足和局限性，毕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辟了先河；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战略是扭转时局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同志的发展战略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的发展战略，是我国发展战略的最新成果，是战略中心转变的又一次发展战略的质的飞跃。
由几展战略所构成的历史线索中，有两个关键环节。第一，邓小平发展战略具有特殊的历史方位，它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和阶段，处于我国发展战略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是发展战略最重要的质的飞跃，并为以后党的领导集体选择和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第二，发展战略也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他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成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成功与否的发展战略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通过研究我国发展战略，要认识到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做到：第一，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第二，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第三，一定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通过研究我国发展战略，我们还要认识到研究中国落后地区现代化生态文明路径的重要性。因为全国发展战略要依赖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才能实现，所以研究具有特殊性的中国西南落后省份贵州现代化生态文明路径，无论是对于促进贵州的发展，还是对于推动全国发展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笃武.与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陶晓颍.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运用与发展[J].理论界，2005（2）.
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2
一、领导战略理念务实化
从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全新执政理念，再发展到十六大后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理念，党的领导从本质目标和思维上实现了逐步的升华。“以人为本”的提出体现了党的宗旨与落实对个人权利尊重的结合，体现了党的领导战略理念更加清晰，即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终落脚点都要放在每个人的生存权利、物质生活水平、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等具体的权利实现上，既要体现党的领导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要保证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能够惠及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为人民服务”是党在革命时出的号召。党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取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信任，从而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应该说，“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这不仅是体现党的基本性质的要求，也是每位党员个人的素质要求，更是党保持领导地位、完成历史使命的需要。当然，主观上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与实际领导过程中的效果并不总是能完全符合。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观上党认为自身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但客观效果却与党的领导初衷相去甚远。党在领导理念上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但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途径上却出现重大偏差。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就在于领导理念过于单一化和抽象化，领导理念的具体内容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及时更新与丰富，从而导致了在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一系列偏差。
“执政为民”是新时期党的领导理念的全新总结。执政为民实际上包含了几重含义。首先是党的领导理念的创新，在现代政治文明视野内，执政党要完善领导职能，必须把领导与执政统一起来，将领导更多地以执政的形式体现出来。其次，执政为民包含了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现实途径和方式。党要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就必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增强领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让广大人民能全面享受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丰富、社会和谐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从而从内心真正认可党的领导，增强党执政合法性。最后，执政为民还包含了对广大领导干部与党员的总体要求。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都是通过领导干部与党员在现实工作中具体执行体现的。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切实将党的方针政策与自身素质提高结合起来，将“为民”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而不是空谈为民或者公开为民私底下却做着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以人为本”的提出则反映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重大进步。党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把宏观上的“执政为民”与微观上解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党的领导也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否则就无法体现民主、平等、公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党的领导理念在走向具体化和现实化上的重大进步。
二、领导战略动力明晰化
党领导的事业要发展，必然要求党对推动发展的动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发展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难题。实践证明，党在这一阶段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动力。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而全球信息化的科技革命浪潮也要求我们党和国家将战略目光放在“创新”上。党的十六大后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及时回应，也是党在领导战略动力上的理智抉择。
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就创新的具体内容上来说，应该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增强党领导整个国家的理论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是党的传统与特色，只有执政党不断保持指导理论与指导思想上的更新与活力，才能激发整个国家的创新潜能。党一直按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不断实行着宏观指导理论与具体纲领、路线的创新，使党和国家总是能保持创新的活力；制度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难点，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或是具体体制、机制、法制的更新，都是推动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制度改革上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今后要在深入贯彻改革方针的指引下，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职能转型，建设责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法制建设；科技创新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也是适应全球化竞争新形势的基础。据报道，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把努力保持在科技领域的创新作为实现对中国领先地位的重要保证。21世纪是科技不断创新的世纪，没有科技的优势就没有综合国力的优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实践创新包括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每个人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新方法、开创新途径、解决新问题，注重以新的实践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创新不仅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是对新出现的问题、难题、课题以创造性的手段进行解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对当前的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民生利益等各种现实具体问题找到新的解决途径，才能体现实践创新的根本要求。
三、领导战略体系完善化
一个执政党要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要求与现实局势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必须注重对自身领导战略体系进行及时更新与完善。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将党的思想路线与现实要求相结合，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是对党的领导战略体系的向前推进。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党对“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全新总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发展”的全新指导思想，也是对党新阶段领导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新战略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不久，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落实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上来；落实到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持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落实到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上来；落实到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上来。
第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党的领导能力的根本保证。新阶段新时期，党能够继续保持先进的领导地位，能否完成执政使命，最关键还是决定于党自身的战斗力如何。执政党建设问题已成为党保持领导与执政地位的核心所在。十六大以来，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全新课题，既是对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使命的清醒认识，又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特色与本质的再认识。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统一于党的领导事业当中，统一于党为完成历史使命、实现自身纲领与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当中。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执政能力建设则是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结合的产物，是先进性在党的执政阶段的具体体现。由此出发，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走出了一系列新步伐，包括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干部培训与教育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党内民主与监督、人才工作等等，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领导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应是什么样的模式?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实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将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拓展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十六大开始，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全新模式。和谐社会不仅是缓和矛盾，还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利益等各个层面的全新要求，不仅要重视宏观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还要重视生态环境、群众实际利益、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从这段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党对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战略策略、步骤、方法手段等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贴近时代与现实要求。
四、领导价值体系理性化
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提出以“八荣八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理念。党越来越注重全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思想意识形态的理性引导，体现了党在领导意识战略层面的创新与进步。
现代政治文明理念认为，意识形态的根本作用之一，体现在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对于执政党来说，必须十分注意利用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扩大影响，取得民众支持。但意识形态一般反映特定阶层与阶级的利益，属于特定阶级的理论体系，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执政党在宣扬自身意识形态时可能会导致对其他不同思想意识潮流的压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曾有过这样的教训。“文革”时期动辄以右派分子的大帽子压制不同派别的思想，在文化领域错误地实行专制式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误用。“文革”的后果不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采取了更加科学和务实的态度，既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注意对一些具备普遍意义的中间性质的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和引导。例如，党注重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宣传，包括“八荣八耻”、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创新理念等，都表明党的领导在价值导向上越来越清晰化和民主化的趋势，也表明党将自身指导思想的更新与时代特色相结合的能力越来越强。
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3
关键词：网络战略 管理战略 网络
一、导言
随着internet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已步入网络时代，它将彻底改变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战略行为。网络时代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合作网络之间的竞争，这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网络竞争。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基于“公司是独立、自治实体”的假设和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研究企业战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必须从嵌入于企业的关系网络视角来研究企业战略。战略网络 (strategic network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新战略思想。
所谓战略网络，是指由社会的不同组织或个人为了共同的远景，通过一定的协议或契约联结在一起，以彼此间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为基础而构成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断进化和优化的动态合作网络。战略网络及其管理“必然将成为新的管理范式与新的竞争游戏规则”，“战略网络管理是当今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战略网络研究既是一个急需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正如《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在2000年3月出版“战略网络专集”时，编辑所评论的那样：“我们觉得认真地强调战略网络是如何影响公司的利润率问题——战略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的时机已成熟”。战略网络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现有的战略网络研究系统性不够，缺乏定量和动态分析及其支撑技术。为此，本文在评价现有战略网络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将是系统化、动态化和定量化，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可操作的战略网络理论与技术方法，使得战略网络理论能真正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之中。
二、战略网络研究沿革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资源稀缺，而且企业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控制和市场的份额上，网络参与者将网络视为一种投机选择，协调成本高和机会主义多，因而网络被许多学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缺乏效率，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认真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网络化日益凸现，而且网络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国际化经营效果显著，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并非以单个原子状态来活动，而是以一群合作企业或组织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了世界级的核心能力。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管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继出现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 ecosystem)、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网络组织(network organization)、组织域(organization field)、企业集群(enterprise cluster)、伙伴关系 (partnering)、关系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拓展企业(expanded enterprise)、合作竞争(co—petition)、组织间竞争优势(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关系能力(relational capability)、关系资源(relation resource)、网络资源(network resource)、联盟网络(alliance networks)、战略网络(strategic networks)、战略区域(strategic blocks)、公司间信任(inter—firm trust)、供应商网络(suppliers network)等新概念，有学者和先行的厂商已认识到企业隐含的、不可模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联盟伙伴，是“创新关键来源”、“组织学习的关键来源”、“学习和能力的关键来源”。r·gualti等人将这些具有持久性的、对进入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之间的节点构成的网络统称为战略网络，这些节点包括了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等。于是，战略网络研究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就战略管理学者对战略网络研究历程看，首先提出战略网络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题为“战略网络”的论文，可谓是战略网络理论的经典之作。该文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战略网络的内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关系网络，获取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网络组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战略管理研究者开始对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1992年n．nohria等编写出版的论文集《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汇集了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战略网络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战略网络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证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专著《战略网络》，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促进战略网络理论走向实践。2000年《战略管理杂志》出版“战略网络’论文专集，介绍了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这一理论要整合和系统化，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这标志着战略网络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研究阶段。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学派
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目前战略管理的学者们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略网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战略网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综合有关文献，将现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五大学派。
1．以r．gula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派。 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战略网络》、《联盟与网络》、《网络位置与学习：网络资源和公司能力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是：(1)规范了战略网络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网络的研究范围，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用社会网络理论的“嵌人性”和“结构洞”原理，证明了战略网络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说明战略网络及其管理能力是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战略网络参与者在参与网络后所获得的独特资源，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一种核心能力。(3)强调战略网络是一个公司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能够取得学习、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战略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4)嵌入于战略网络之中的网络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既有机会又有约束的资源。因为“网络也意味企业被锁定在非生产关系里或排除了与其他可行的组织结成伙伴的机会”。(5)提出要整合战略网络于企业战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从产业结构、产业内分析、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网络进化和企业收益来与现有的战略研究相结合。
该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如何整合战略网络于战略研究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缺乏技术方法研究，难于对企业的实践有实际指导作用。
2．以j．c．jar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组织学派。其主要代表作为《战略网络》、《战略网络——创造无边界的组织》(专著)。
他的主要观点有：(1)最早捉出战略网络的概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提出了用商业系统思想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他认为，实现产品／服务有效地传送到顾客手中，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要合作，如何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3)提出了组织商业系统活动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最大化组织效率与灵活性，并通过比较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织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经济时代最佳组织模式。(4)初步形成了战略网络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指导企业进行战略网络管理，包括网络选择的时机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何时建立网络为好，利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加强组织间信任的机制。
其主要不足是：没有考虑网络关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及其效率的影响，没有分析战略网络的成因、特征等基本问题，没有对战略网络中组织间学习过程和网络进化过程展开研究。
3．以p．j．richter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他根据自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担任国际跨国公司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长期交往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有关东亚企业成长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
richter的主要观点有：(1)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3)运用企业系统理论、成长理论和博弈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的动因，为战略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重点分析了战略网络企业间的网络学习过程，说明战略网络在知识管理和能力培养中的特殊意义。(5)论述了企业后勤合作、技术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战略网络管理问题，为战略网络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6)强调了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仅从文化视角研究战略网络，没有将战略网络管理整合于战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难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对战略网络进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对战略网络管理对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由于企业集群理论起源于区域经济研究，故我们将此学派称为区域经济学派。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结成的网络。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是战略网络的一种，集群研究也属于战略网络研究范畴。波特有关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国家竞争》、《亚当·斯密：区位、集群和竞争的“新”竞争微观经济学》、《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新议题》，其集群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国典型区域的企业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顿的高新产业区、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业集群等)的实务观察和研究所得，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观点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内获得异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个竞争优势。(2)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外部效应，同一地区内的公司或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共享知识，企业集群是一种“新竞争”和“新经济”。(3)企业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形成的，具有历史依赖性。(4)集群是空间布局上的新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是一种合作竞争思想，是一种群体思维的战略思想(突破单个实体的狭隘思想)。(5)分析了企业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网络关系，揭示了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丰富了战略网络研究的内容。
其主要缺点：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地点仍是竞争的根本”，产业选择首要问题是区位：过分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关系网络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利用集群理论侧重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商业生态学派。moor提出的企业商业系统包括了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对手、顾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所形成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战略网络，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也应属于战略网络研究领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 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和战略》。他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他强调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战略逻辑和新的实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论——商业生态学来全面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
moor的主要观点包括：(1)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透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和研究战略，拓宽了战略网络研究的视野。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这个系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价值，这个系统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2)按照自相似、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进化的原则来设计网状结构组织和商业生态系统(即战略网络)，通过共创愿景、系统思考、网络学习、共享知识、协同作用，使企业在创造未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立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共同进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中的合作效率和网络关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间相互合作演化过程，包括了开拓、发展、权威、重振或死亡，企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不断进化、异化和蜕变。(5)强调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渗透，企业的边界模糊。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其所在的系统制约，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
其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系统选择企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业核心能力对其战略行为的决定作用和对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仅强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的合作，忽视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有合作也有竞争，并认为合作有周期性，无法持久。
综观战略网络研究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研究有以下的特点：(1)应用一种理论从某个侧面研究的多，而综合各种理论从系统观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战略网络形成和企业战略网络案例分析的多，而对嵌入于战略网络的关系分析与战略网络结构分析的少。(3)侧重于战略网络的静态研究多，企业战略网络管理的动态研究少，更缺乏对深层次的网络管理问题和网络进化问题的研究。(4)在技术方法研究上，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动态性的技术方法，更缺乏有关动态战略分析方法、网络信息管理支撑技术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战略网络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基本战略理论及其技术与方法，使之未能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之中。
四、战略网络研究趋势和主要方向
从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是：(1)战略网络研究系统化。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的内容，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才能对战略网络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2)战略网络研究动态化。战略网络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变化和不断进化，只有引入社会网络技术、系统动力学、进化博弈、离散仿真的技术等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网络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才能真正揭示战略网络的演化规律。(3)战略网络研究定量化。由于战略网络涉及的组织多、相互的关系复杂，未来的研究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统计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利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分析网络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才有保证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统观进行战略网络理论框架研究。综合应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商务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从系统观的角度，构建战略网络理论框架。它包括战略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战略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动态关系网络分析，战略网络的目标与选择，战略网络的动态管理，战略网络绩效评价与网络进化。
2．战略网络中的组织间动态关系分析与技术方法研究。要运用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技术方法和离散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组织间动态关系网络分析与仿真模型优化，明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发挥不同作用网络节点之间的动态关系，保证战略网络的优化。
3．战略网络动态管理过程研究，要促进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和可操作性，这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包括：(1)利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网络学习中的博弈均衡问题，制定出企业在网络学习中的最优策略。(2)运用委托—理论，建立长期网络信任机制，保证网络知识有效转换、整合与创新。(3)运用协同商务的原理和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开发和实现基于协同商务观的企业战略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网络内部信息、知识的快速交流、处理和共享。
4．战略网络进化研究，体现动态性和共生性的特点。要以进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结合进化理论和遗传基因理论，揭示战略网络进化规律，针对有限理者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建立战略网络动态进化模型来描述其进化过程，研究网络行为的稳定性问题。
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4
关键词：“四个全面”；“五位一体”；逻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67-03
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历史经验、破解实践难题中，先后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随后又将其概括提升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那么，它与十七大上实际已经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是摆在当前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问题。总体看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下简称“两个布局”）在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但二者之间在“承”与“进”上又有一定的差别，并最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
（一）
从思想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看，这“两个布局”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主要表现在：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紧紧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理论主题展开并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这是它们之间共同的“脉”。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个布局”共同的理论基础。仔细研读的系列讲话，不难发现这“两个布局”都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并集中体现在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中。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浓缩，也是党的理论基础。之后，从党的十三大一直到十，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却一字未动。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科学性、真理性决定了其无需修改；二是全党已经统一在这一思想路线之下，并且已经成为全党自觉的行动指南。这也说明从十二大到十以来的历届党中央所遵循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布局”共同的理论主题。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并概括起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理论主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的中心议题，每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必将承接这一接力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这一思想的继承和接力也不例外，其理论主题理所当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布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认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它“集中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3]28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新的判断。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从社会形态上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上论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五位一体”总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展开，都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服务的。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当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为当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直接的指导，也对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这“两个布局”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共同价值诉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考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布局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进行设计，而且其指标体系也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但是，从当下整体情况看，一方面“时”和“势”有利于实现这一布局，有利于完成这些指标体系，可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艰”和“险”又在增多，不利于这一布局的实现。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群众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高、愿望更加强烈。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适应这种新期待、新要求适时提出的，这一布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化解挑战，是攻坚克难、实现全面小康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由此可见，这“两个布局”之间的价值诉求是相通的。
第四，这“两个布局”都坚持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射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视域中，就不难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是对我们党历史上各个阶段发展布局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奠基；十五大继承了这一布局并使其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十七大则发展了这一布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布局，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尽管这些布局都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突出矛盾而提出来的，但是其基本精神和内核仍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且在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如何依法治国、如何管党治党，在发展的目标、动力、保证、保障等重大理论原则和思想上都是一致的。虽然不同的布局有不同的表述和要求，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讲，都保持着基本一致，或者说是在基本一致基础上的发展。
此外，这“两个布局”之间呈现出前后相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梯，也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实现的阶梯；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也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实现的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法治保障，也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实现的法律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实现的根本保证。因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现创造条件，是后者实现的基础所在。
（二）
从理论创新发展的视野看，这“两个布局”具有相同的“脉”，在“承”与“进”上又凸显出一定的差异，彰显出各自的特征。
第一，这“两个布局”的内涵和实质有差别。尽管都是布局，但是细心推敲，就会发现“五位一体”总布局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的是如何保证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字面理解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差别，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五位一体”总布局强调的是“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的是“战略”。总布局的“总”从时间上看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内容上看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部。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而战略布局的“战略”从时间上看主要是从当下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这一时间段；从内容看主要指的是以全面小康为中心的战略体系，包括战略目标、动力、保证和保障等。具体而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目标指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拥有可靠的保证和保障。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奋斗目标，又有具体的战略措施和保障，分工明确、内容具体、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则是针对我们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的一个宏伟目标，具有导向性和激励性。这一目标的实现之日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向更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之时。与此同时，这一目标的也为实现这一过渡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当然这一布局也具体阐明了实现“五位一体”总布局应坚持的基本制度、具体措施等。相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言，这个布局更为宏伟，更为原则。
第二，这“两个布局”提出的依据有差别。“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目标而提出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直接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所规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基本纲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化和展开。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要是为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而提出的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战略构想，基本依据是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直接依据是“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因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质上就是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基本是与总布局的五个方面相对应的”，[3]22-23是总布局的具体化和展开，是新一届中央集体治国理政的思路与蓝图的集中体现。简而言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管长远、管全局、管根本的，‘四个全面’则是确定的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3]29可以这样说，“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紧密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展开，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每前进一步也都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提供保障。另外，从总体看，两个布局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的，尽管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二者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却有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三，这“两个布局”的逻辑层次有差别。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为解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是一个全局性的整体规划。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具体展开的基本纲领，则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基本政策。而“五位一体”总布局则是党的基本纲领进一步的具体化，具体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实现“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党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基于这一阶段性的战略目标而提出的更为具体的线路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将抽象的和具体的连接起来、贯通起来，需要有一个牵牛鼻子的抓手。‘四个全面’就是一个战略抓手”，[5]“‘四个全面’把远大理想转化为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把相对抽象的‘五大建设’”转化为明确的战略举措。”[4]这就凸显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逻辑层次上的差异。
第四，这“两个布局”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差别。党的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做出了新的科学规划，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途中的两座新的里程碑。现在我们离第一个百年的目标越来越近，基于这个考虑，新一届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一步。这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和举措，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而“五位一体”总布局则主要是就整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的，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第二个百年目标服务的，其时间将延续到建国一百年。相比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言的建党一百年近在咫尺的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布局目标的时间跨度显然要大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标的时间跨度，更为长远。如果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近期目标，那么，“五位一体”总布局则是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更为长远、宏观。当然，“五位一体”的布局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指导作用。
（三）
尽管这“两个布局”之间既有共同的“脉”，又凸显出一定的差异，但归根结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这是二者之间的实践逻辑。
第一，这“两个布局”归根到底都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总目标。按照中央的构想，“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现之时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日。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第三步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一环。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两个布局”的实现体现了我们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的统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我们今天所要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也是‘五位一体’。在‘四个全面’中，由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实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阶段性目标的战略举措”。[6]换句话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基础，是为“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现作量的积累。而“五位一体”总布局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整个初级阶段总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布局”都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总目标的。
第二，这“两个布局”都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逐步推进，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最初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是邓小平，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战略思想；到了十五大，伴随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更加深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从最初的“两手抓”发展到“三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十六大，这种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到十七大，这种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到了十，除了继续坚持“五位一体”的认识外，在阶段性目标要求上也实现了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的飞跃。十以后，为加快实现大会确定的既定目标，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勾勒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图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布局都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
第三，这“两个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内容上看，“五位一体”总布局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建设目标和要求，“四个全面”之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建设目标和要求。因而只要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将创造新的辉煌，“两个百年”的目标一定会实现，这必将推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的战略布局和宏伟蓝图，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并增添新的精彩篇章”，[7]13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由此可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这两个布局。
总而言之，“四位一体”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布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坚定“四个自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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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5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资源稀缺，而且企业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控制和市场的份额上，网络参与者将网络视为一种投机选择，协调成本高和机会主义多，因而网络被许多学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缺乏效率，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认真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网络化日益凸现，而且网络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国际化经营效果显著，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并非以单个原子状态来活动，而是以一群合作企业或组织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了世界级的核心能力。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管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继出现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Ecosystem)、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组织域(OrganizationField)、企业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关系(Partnering)、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业(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竞争(Co—petition)、组织间竞争优势(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关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关系资源(RelationResource)、网络资源(NetworkResource)、联盟网络(AllianceNetworks)、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战略区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间信任(Inter—firmTrust)、供应商网络(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学者和先行的厂商已认识到企业隐含的、不可模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联盟伙伴，是“创新关键来源”、“组织学习的关键来源”、“学习和能力的关键来源”。R·Gualti等人将这些具有持久性的、对进入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之间的节点构成的网络统称为战略网络，这些节点包括了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等。于是，战略网络研究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就战略管理学者对战略网络研究历程看，首先提出战略网络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题为“战略网络”的论文，可谓是战略网络理论的经典之作。该文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战略网络的内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关系网络，获取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网络组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战略管理研究者开始对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1992年N．Nohria等编写出版的论文集《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汇集了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战略网络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战略网络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证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专著《战略网络》，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促进战略网络理论走向实践。2000年《战略管理杂志》出版“战略网络’论文专集，介绍了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这一理论要整合和系统化，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这标志着战略网络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研究阶段。
2、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学派
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目前战略管理的学者们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略网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战略网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综合有关文献，将现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五大学派。
1．以R．Gula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战略网络》、《联盟与网络》、《网络位置与学习：网络资源和公司能力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是：(1)规范了战略网络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网络的研究范围，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用社会网络理论的“嵌人性”和“结构洞”原理，证明了战略网络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说明战略网络及其管理能力是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战略网络参与者在参与网络后所获得的独特资源，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一种核心能力。(3)强调战略网络是一个公司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能够取得学习、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战略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4)嵌入于战略网络之中的网络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既有机会又有约束的资源。因为“网络也意味企业被锁定在非生产关系里或排除了与其他可行的组织结成伙伴的机会”。(5)提出要整合战略网络于企业战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从产业结构、产业内分析、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网络进化和企业收益来与现有的战略研究相结合。
该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如何整合战略网络于战略研究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缺乏技术方法研究，难于对企业的实践有实际指导作用。
2．以J．C．Jar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组织学派。其主要代表作为《战略网络》、《战略网络——创造无边界的组织》(专著)。
他的主要观点有：(1)最早捉出战略网络的概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提出了用商业系统思想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他认为，实现产品／服务有效地传送到顾客手中，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要合作，如何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3)提出了组织商业系统活动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最大化组织效率与灵活性，并通过比较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织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经济时代最佳组织模式。(4)初步形成了战略网络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指导企业进行战略网络管理，包括网络选择的时机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何时建立网络为好，利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加强组织间信任的机制。
其主要不足是：没有考虑网络关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及其效率的影响，没有分析战略网络的成因、特征等基本问题，没有对战略网络中组织间学习过程和网络进化过程展开研究。
3．以P．J．Richter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他根据自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担任国际跨国公司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长期交往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有关东亚企业成长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
Richter的主要观点有：(1)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3)运用企业系统理论、成长理论和博弈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的动因，为战略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重点分析了战略网络企业间的网络学习过程，说明战略网络在知识管理和能力培养中的特殊意义。(5)论述了企业后勤合作、技术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战略网络管理问题，为战略网络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6)强调了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仅从文化视角研究战略网络，没有将战略网络管理整合于战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难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对战略网络进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对战略网络管理对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由于企业集群理论起源于区域经济研究，故我们将此学派称为区域经济学派。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结成的网络。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是战略网络的一种，集群研究也属于战略网络研究范畴。波特有关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国家竞争》、《亚当·斯密：区位、集群和竞争的“新”竞争微观经济学》、《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新议题》，其集群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国典型区域的企业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顿的高新产业区、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业集群等)的实务观察和研究所得，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观点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内获得异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个竞争优势。(2)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外部效应，同一地区内的公司或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共享知识，企业集群是一种“新竞争”和“新经济”。(3)企业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形成的，具有历史依赖性。(4)集群是空间布局上的新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是一种合作竞争思想，是一种群体思维的战略思想(突破单个实体的狭隘思想)。(5)分析了企业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网络关系，揭示了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丰富了战略网络研究的内容。
其主要缺点：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地点仍是竞争的根本”，产业选择首要问题是区位：过分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关系网络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利用集群理论侧重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商业生态学派。Moor提出的企业商业系统包括了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对手、顾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所形成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战略网络，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也应属于战略网络研究领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和战略》。他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他强调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战略逻辑和新的实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论——商业生态学来全面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
Moor的主要观点包括：(1)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透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和研究战略，拓宽了战略网络研究的视野。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这个系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价值，这个系统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2)按照自相似、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进化的原则来设计网状结构组织和商业生态系统(即战略网络)，通过共创愿景、系统思考、网络学习、共享知识、协同作用，使企业在创造未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立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共同进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中的合作效率和网络关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间相互合作演化过程，包括了开拓、发展、权威、重振或死亡，企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不断进化、异化和蜕变。(5)强调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渗透，企业的边界模糊。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其所在的系统制约，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
其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系统选择企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业核心能力对其战略行为的决定作用和对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仅强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的合作，忽视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有合作也有竞争，并认为合作有周期性，无法持久。
综观战略网络研究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研究有以下的特点：(1)应用一种理论从某个侧面研究的多，而综合各种理论从系统观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战略网络形成和企业战略网络案例分析的多，而对嵌入于战略网络的关系分析与战略网络结构分析的少。(3)侧重于战略网络的静态研究多，企业战略网络管理的动态研究少，更缺乏对深层次的网络管理问题和网络进化问题的研究。(4)在技术方法研究上，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动态性的技术方法，更缺乏有关动态战略分析方法、网络信息管理支撑技术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战略网络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基本战略理论及其技术与方法，使之未能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之中。
3、战略网络研究趋势和主要方向
从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是：(1)战略网络研究系统化。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的内容，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才能对战略网络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2)战略网络研究动态化。战略网络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变化和不断进化，只有引入社会网络技术、系统动力学、进化博弈、离散仿真的技术等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网络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才能真正揭示战略网络的演化规律。(3)战略网络研究定量化。由于战略网络涉及的组织多、相互的关系复杂，未来的研究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统计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利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分析网络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才有保证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统观进行战略网络理论框架研究。综合应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商务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从系统观的角度，构建战略网络理论框架。它包括战略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战略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动态关系网络分析，战略网络的目标与选择，战略网络的动态管理，战略网络绩效评价与网络进化。
2．战略网络中的组织间动态关系分析与技术方法研究。要运用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技术方法和离散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组织间动态关系网络分析与仿真模型优化，明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发挥不同作用网络节点之间的动态关系，保证战略网络的优化。
3．战略网络动态管理过程研究，要促进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和可操作性，这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包括：(1)利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网络学习中的博弈均衡问题，制定出企业在网络学习中的最优策略。(2)运用委托—理论，建立长期网络信任机制，保证网络知识有效转换、整合与创新。(3)运用协同商务的原理和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开发和实现基于协同商务观的企业战略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网络内部信息、知识的快速交流、处理和共享。
4．战略网络进化研究，体现动态性和共生性的特点。要以进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结合进化理论和遗传基因理论，揭示战略网络进化规律，针对有限理者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建立战略网络动态进化模型来描述其进化过程，研究网络行为的稳定性问题。
而动态能力(DynamicsCapabilities)则把企业动态的环境与企业资源和知识所提供的能力结合起来，以企业的动态能力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因此，关于企业分析的基本单元及研究演化轨迹是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内外结合。正是不同学科分支把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的研究分裂开来，从而得到不同的解释、应用工具及学派丛林，常常也让战略研究者和实践者感到无所适从，这些问题呼唤系统的方法论来研究战略管理。
总之，战略网络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企业战略网络理论与技术方法。这既是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及其技术方法的创新，为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如何制定和实施网络战略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分析技术方法：也对现有核心能力不强的我国企业，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竞争中，迅速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范文6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刘宓庆，2007）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功利的翻译事业，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罗马帝国（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从古希腊进行文化输血以补充其匮乏的文化资源； 中世纪教会为加强其宗教统治对《圣经》的翻译； 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给沉闷衰退的西汉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本文由收集整理； 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陈福康，2000）的翻译则是直接为革命服务。因而，对翻译的考量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我们“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刘宓庆，2007）。
一、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战略观
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无一不是配合着当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国情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古以来翻译就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文字转化过程，而是文化交流、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外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时期新的战略发展点。刘宓庆教授所提出的“翻译文化战略观”正是顺应当前历史潮流，反映时代使命的翻译理念。在《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一文中，刘宓庆向中国当今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问题：翻译界是否对当前的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有充分认识？中国的翻译队伍是否站在文化战略考量的制高点来观照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从业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战略考量这个中国翻译思想的价值观核心（刘宓庆，2006：7）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以文化一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而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国人应该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翻译文化战略观的内涵定义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中国翻译事业；其次，要心系国运盛衰，继承发扬译界先驱精神，将个人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第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第四，要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将中国翻译理论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翻译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所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刘宓庆教授将翻译的文化观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中国翻译文化战略的原因
首先，中国译学孕育于丰富的中华文化母体中，无处不留下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就与西方译论迥然不同，二者在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环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发轫于宗法分封制，长期属于农耕自然经济，地处半封闭的温带大河大陆，周边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者发轫于城邦共和制，长期属于农商——农工相结合的“领主经济”，地处开放性海洋型认为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汇。以上三个大的方面的差异派生出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言文字结构、语言流通版图和语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异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分数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源上的“同根联系”这一基本的语言，文化现实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十分重视“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并将我们的语言转化理论描写建筑在“语言-文化比较描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之一。
其次，中国久远的人文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意义”（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义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义命题“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将孔墨时代的主题意念进行深化，表现为“命题三维化”（意、言、象）。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和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意义和形式都不要诉求“单打一”的手段，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关注意义，兼顾审美。后世的很多翻译理论都没有离开“重意义”这条主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原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强调了重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翻译十分重视意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解理论，并将译学意义理论建筑在广泛的基础研究，如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话语结构研究，句法转换机制等。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这是中国翻译意义观的一大特色，这个源远流长的特色是十分可贵的，应该加以阐扬。
中国翻译也与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汉语历来重视感性，突出整体意境和美感，富于结构美、符号美、韵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号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时又及语音提示性和语义提示性于一身，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层又一层的语义涵蕴，汉语的语义涵蕴常常与物质感性相联系。语言审美感性也深深的参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斟词酌句过程。汉语这门感性的语言，与视觉感性和听觉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国翻译传统意义观中感性把握、重体悟的思想源头，这种体悟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美。中国人倾向于以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抒情、遣词、造句、谋篇（起承转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语言美感心态”被刘勰叫做“文心”。中国人的“文心”成分体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形态语言想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汉语的美学素质是气质性的、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汉语表现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