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斌 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西方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及其促发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伴随人类繁荣的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社会文明发展之路。科考利特认为：“我们正生活在西方世界千年的转变时期。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不同于柏拉图时期和笛卡尔时期。一种世界观，现代机械论世界观，正逐渐让位于另一种世界观，谁知道未来的史学家们会如何称呼它———有机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系统世界观……”[1]贝塔朗菲则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文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同时己告结束。新的文明，将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文明。”[2]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素就曾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3]可以说，人类已经处于新世纪新千年之“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生态文明时代。可生态危机应当如何化解，生态文明应当如何建设，人类开始踏上了实现人和自然与人与人双重和谐的探寻之路。在这种探寻中，人类发现合法性政治除了自身内蕴的正义价值之外，还可能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生态环境问题应当被政府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来解决———理想的生态环境需借助政府的力量营造，高度的生态文明需要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理应顺应时代文明发展趋势把生态文明纳入价值视野，谋求一种与传统政治要素结构相容的新的政治观，即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是一个简称。其中，生态是前提性视阈，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政治是与生态相关、具有生态学视野的政治；政治是核心性内容，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需要运用政治力量才能得到解决的生态。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态政治表述为：围绕生态环境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现象、政治思想、政治行动的总和，包括由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政党政治、政策制定、政治思想等。生态政治的目的也主要是要运用政治力量和途径解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以及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政治相近的环境政治、绿色政治这两个术语基本上与之具有相同内涵。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环境政治是就问题产生的领域而言的，凸显的是问题域；生态政治是就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的，凸显的实质与方法；绿色政治则是表达上述两个术语的大众化的并带有文学色彩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政治也可以称为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它通过揭示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揭露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奥秘。也正是这个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到了对政治与环境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纯粹的生态观，而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生态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纽带。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6]这种“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环，也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环境破环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环境与政治的关系，从作为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来看，首先，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和浪费性使用的制度。它只把自然当作是原材料、有用物和增加金钱财富的东西，完全无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财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7]其次，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片面地发展物质生产，单纯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制度。这势必导致掠夺自然与剥削人并存，滥用主体性和践踏主体性并存，自然破坏与人的异化并存。在资本主义异化生产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现在洞穴己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科学技术、劳动产品甚至人本身也“都作为异化的、物的东西而存在并与人自然相对立。”[9]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的意识形态上看，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和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10]霸权主义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为土地而战、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以及原料产地而战，而且要为“价值观而战”，力图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构建一种“世界新秩序”。上升到价值观高度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就表现为“生态殖民主义”，它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急剧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冲突。#p#分页标题#e#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一基本思想启示我们，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人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与人类解放的根本保证。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在和谐的生产关系、正义的政治制度下，将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目的地调节自然界的发展，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也将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发展。
二、生态政治的核心：政治过程生态化
环境危机及其解决客观上产生了生态政治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则在理论上为我们生态政治构建指明了方向。接下来就是生态政治如何具体构建的问题了，即政治过程生态化问题，这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在这里，应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构建生态政治：一方面，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生态政治观。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如果说，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主要是关注和解决一国局部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那么，建立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则是关注和解决事关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非正义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过去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生态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以万亿美元计，而西方发达国家占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依赖这些金钱打造出来的政治、军事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维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旧秩序。即使只是把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保护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全球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就可取得实质性进展。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生态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生态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生态政治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反过来，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政治生态化也将成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生态政治并不奢求在短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环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决策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生态化，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
三、生态政治秩序：遵循“环境正义”的“理治社会”
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看，既然生态政治把生态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这种政治模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即政治过程生态化要遵循自然生态法则。自然生态法则是现代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发展进化的规律。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显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机械联合的现代性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是生态政治所必然不认同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生态政治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的视野，直接目的是为环境危机的解决确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则与传统政治目的相同：形成平等、正义、和谐的社会秩序，只是这里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之间的良好秩序，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
结合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性和政治的正义秩序，我们可以说，生态政治秩序就是遵循环境正义原则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理治社会”。生态政治主张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当代人与子孙万代之间的代际正义。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发生关系，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的。很显然，当代人破坏了生态环境，那么他们就以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后代人发生了关系，后代人就要承受当代人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对无法与当代人进行理性的契约谈判的后代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表述的是某种动态的过程、道路或途径，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的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人类进步的道路”[11]。生态政治主张发展循环低碳经济，追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自然环境是支撑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有力支撑。人类的发展是整体的发展，是生态发展持续、经济发展持续、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循环低碳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通过节约资源和提高生态效率，以环境优化的方式利用当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通过经济系统对环境资源系统的生态补偿，最终实现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的和谐统一，使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与能力，形成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协调的良性格局。因此，生态政治的循环低碳经济主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经济模式，将有助于种际正义的实现。生态政治综合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生态价值与对人类社会秩序重要性历经不衰的正义价值，统筹协调种际正义与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有环保的一面。它被称作‘环境正义运动’的主张和事业，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和权利被剥夺者是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的主要牺牲品。”[12]当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对生态福利的享有是不平等的，环境治理与环境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恶化肯定是强者的责任大，因为他们消耗着大量的以环境为代价的商品；生态福利的享有肯定也是强者占优，因为他们有财力和闲暇去旅游观光，去体验美妙风光，有权力和实力去规避环境污染，去转嫁环境破坏。因此，富人应比穷人对生态环境负有更多的责任，富国应比穷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与治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代内环境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问题不解决，体现类整体性的种际正义就难以实现。在这方面，生态政治应发挥利益调整与规范的功能，通过权力、经济结构的环境正义方向变革，均衡代内环境权利和义务以对称，从而保证种际正义的整体性。生态政治的上述主张和追求最终依赖于生态政治建构，即将环境正义原则转化为政治原则，通过生态立法建构生态政治制度文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可持续发展、环境教育、生态安全等问题，特别是循环经济需要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这时，作为道德原则的环境正义原则就要转化为生态政治的建构原则，关涉环境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遵循或体现环境正义原则。目前政治制度具体形式主要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治理方式等，这些具体形式如果不适应建立和谐、良好的以自然为中介的人类正义秩序，就应按照环境正义原则进行改革。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德国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垃圾处理法》、《包装条例》、《限制废车条例》和《循环经济法》等法规，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日本出台了《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家电循环法》、《汽车车循环法》、《建设设循环法》等法律，其目的就是要脱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循环型社会，促进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过程中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的的新型产业结构。遗憾的是，目前，生态政治只是在一些民族国家内部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因此，环境正义也只是在一些民族国家内部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国际与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政治即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的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更是远未形成。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研究生态政治问题，属于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阈，但研究的立足点是“现代性”的，对“现代性”的超越反思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的对话，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的融合”,因而难免存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诸神之争”，因此要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但由于我们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危机的约束，总会在某些观点上达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