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范例

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1

 

0引言   塔拉滩地区位于共和盆地西南部,距海南州共和县城约3.0km。由于滩地的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未开发利用,塔拉滩地区居民人畜饮水及农灌水均来源于低于滩地带200余米黄河抽取,而地下蕴藏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没有利用,生态环境却因缺水而不断恶化、土地严重沙化、草原不断退化,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已迫在眉睫,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改造已刻不容缓。   1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   1.1地理位置   塔拉滩位于群山环抱的共和盆地中部黄河左岸,平面上呈东宽西窄的“葫芦”状北北西向展布,南北长约25km,东西宽约66km,面积约1.38万km2。地势上以3°~10°的坡降自北西向东南倾斜,至最低处的龙羊峡水库水面海拔高度仅为2574m。涉及共和县7个乡9个行政村、有人口21885人,有草地面积208843hm2,耕地面积662hm2,牲畜存栏25.3万头(只)。因受严重缺水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塔拉滩地区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也异常紧缺。   1.2气象及水文条件   塔拉滩地区具有日照强烈、冬寒夏凉、日温差较大、降水集中、干旱少雨、风沙大、无绝对无霜期、气温低、冷热剧变等特点。盆地多年平均气温1℃~5.2℃,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10.5mm,多年平均蒸发量1751.4mm,一般风速9m/s~10m/s,最大风速12.3m/s~18.3m/s。共和盆地干旱少雨,自然条件较差,导致地表水系不甚发育,区内主要有三大水系:1)沙珠玉河发源于盆地西部的阿拉丘一带,汇水总面积5703km2,全长95km,由泉水汇集而成,自西向东注入达连海湖,沙珠玉河多年平均径流量16232×104m3。2)恰卜恰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河流长约70km,流域面积817km2。山口处测得瞬时流量0.483m3/s,出山后2km~3km即渗入地下,转化为地下水,至上再次溢出,转为地表水,年径流量达2828.78×104m3/年,最终流入黄河。3)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山区,龙羊峡坝址断面的多年平均流量为640m3/s,总径流量202×108m3/年。   1.3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1.3.1地形地貌及地层条件   滩地由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组成,塔拉台表部地形平坦开阔,三个塔拉由北而南从低级到高级呈阶梯状排列,东西向自山区至平原区由高到低,滩地带高出黄河400余米,滩地东缘的黄河谷地形呈多级阶地,其中Ⅰ,Ⅱ,Ⅲ级阶地已被龙羊峡水库淹没。共和盆地在第四纪早~中更新世内陆沉积环境中,堆积了厚达300m~1000m的松散堆积物,下部为一套早更新统亚粘土、亚砂土、中粗砂、粉细砂地层,表部覆盖了上更新统亚砂土、亚粘土、砂砾石、中粗砂、中细砂层,为盆地第四系孔隙水的赋存运移创造了良好空间。   1.3.2地下水的形成与分布   具独立补径排水文地质系统特征的共和盆地地下水,严格受控于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及地貌环境背景条件。滩地西部及北部的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广大滩地带富含丰富的埋藏深、分布较广的松散岩类孔隙半承压、承压水。共和西盆地是一个半封闭的盆地,南北山区是地下水的形成区,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而山前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排泄区,地下水以径流为主,黄河谷地则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排泄区。   1.3.3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   1)滩地地下水来源于滩地周边基岩山区,周边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盆地北部的青海南山和南部的河卡南山,由于山区基岩裸露,构造、风化裂隙发育,地形陡峭,大气降水迅速汇集沟谷或渗入基岩裂隙中,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有利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另外山区气温低,降雪时间长达5个月,大量积雪于4月份融化,集中补给地下水,有利于地下水的形成。基岩裂隙水又以泉的形式排泄于沟谷中汇成地表径流,在出山口后大量渗入地下,形成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大气降水形成山区地表水和地下水,它们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因此山区是地下水的补给区,山区沟谷是盆地地下水的补给通道。   2)山前倾斜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区。无论是潜水、承压水或半承压水都是接受山区沟谷地下径流的补给和山区地表径流出山口后迅速入渗补给。其中盆地西部地区,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径流补给盆地中央带为半承压水,新哲农场以西,由于断裂及背斜的阻水作用,地下水位抬高,并形成大片沼泽、湿地,一部分地下水消耗于蒸发,另一部分地下水以泉的形式泄出地表形成泉集河,排泄于沙珠玉河中;南北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在山前断裂带附近形成地下跌水,补给盆地中央带地下水;沙珠玉河也从上游至下游由排泄地下水逐渐变为补给地下水;盆地东部地区,地下水主要接受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径流补给、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和山区地表水的渗入补给,并于恰卜恰河转弯处及黄河左岸溢出地表,分别排泄。3)黄河谷地是地下水排泄区。由于黄河深切,使共和盆地成为外泄盆地,共和西盆地上更新统含水层受黄河强烈切割影响,含水层直接裸露,地下水在黄河Ⅰ,Ⅱ,Ⅲ,Ⅳ级阶地前缘形成阶梯状泄出带。   2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前景   2.1地下水资源评价   据前人资料,利用泉水泄出量统计法,武雷村黄河左岸—沙有村一带测得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Q1=6.68×104m3/d,拉干峡—武雷村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泄出量Q2=21.58×104m3/d,二者之和即为整个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Q泄=Q1+Q2=28.26×104m3/d,由于龙羊峡水库的蓄水,部分泉水溢出点成为淹没区,2008年4月~6月测得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泉水总流量为15.571×104m3/d。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为5650.34m3/d,占整个塔拉滩地区泉水泄出量的3.63%,一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2.70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17.35%,即一塔拉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7.85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50.53%,三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5.017×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32.22%。塔拉滩地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HCO3•Cl•SO4—Na•Ca型或Cl•SO4—Na•Ca型或Cl•HCO3—Na•Ca型水,呈无色、无味、无嗅,透明,矿化度小于1.0g/L,水质达到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水质标准。#p#分页标题#e#   2.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   塔拉滩地区由于地下水位埋深较大,交通不便,主要为农牧民居住,基本上没有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铁盖乡位于黄河左岸塔拉台上,塔拉台高出黄河约300m~400m,目前铁盖乡居民饮用水靠从恰卜恰河谷采用泵站提水解决,农灌用水依靠从黄河采用三级泵站提灌解决。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没有能力负担高昂的水费,因此大部分费用均由政府承担,每年政府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解决铁盖乡的人畜饮用水及灌溉用水问题。而当地的地下水位埋深200m,水位高出黄河200m,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意味着可少做200m提水的无用功,还不包括泵站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及维护费用。因此合理开采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降低取水成本、减少黄河泵站运行成本及维护费用、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所以塔拉滩地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已势在必行。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地下水总排泄量达15.571×104m3/d,这个排泄量可近似认为是地下水天然径流量,恰卜恰河河谷右岸地下水泄出量为5650.34m3/d,一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2.7×104m3/d,二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7.85×104m3/d,三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5.017×104m3/d。这些地下水泄出量可近似作为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则一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5.017×104m3/d。目前,仅在一塔拉马汉台一带有少量机井开采地下水,开采量不足2000m3/d,其余地段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故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开采潜力巨大。地下水的开采方式为机井,抽水设备为深井潜水电泵。开采井宜垂直地下水流向布置。一塔拉地下水埋深100m~1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粗砂、中细砂,布井间距1.0km~1.5km,井径325mm~377mm,井深300m~400m,单井涌水量600m3/d~2000m3/d;二塔拉地下水埋深180m~2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中砂、细砂,布井间距0.8km~1.2km,井径325mm~377mm,井深500m~700m,单井涌水量在1000m3/d~3000m3/d;三塔拉地下水埋深300m~38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为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水位埋深大,开发利用成本较大,建议开采河卡滩地下水向三塔拉地区输水,或加大二塔拉地区的开采量向三塔拉输水。   2.3地下水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塔拉滩泉水泄出量15.571×104m3/d,黄河在龙羊峡坝址多年平均流量5529.6×104m3/d,泉水泄出量仅占河水流量的0.307%,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龙羊峡水库基本上没有影响。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黄河岸边的泉水有明显的影响,对由泉水形成的小湖泊影响较大,可能存在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现象。由于泉水及湖泊均位于龙羊峡库区的沙漠化地区,少量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塔拉滩地下水的开采会造成泉水流量的减小,在泉口附近生长的植被减少或消失,形成土地沙化,但泉口植被原本就很稀少,因而土地沙化基本可忽略不计。塔拉滩地区地下水位埋深100m~300m,现有旱生植被对地下水没有依赖性,因而开采地下水对塔拉滩地区植被影响甚微,仅对泉口泄出带的植被有较大影响,从地面测绘的调查结果来看,黄河岸边泉水泄出带多为沙化严重地区,泉水泄出量的减少不会产生更严重生态环境的问题。现状条件下塔拉滩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塔拉滩上现有的植被与地下水位埋深没有丝毫关系,地下水合理开采不会对现有植被造成危害,同时由于地下水的开采利用灌溉可有效的加强塔拉滩植被的生长,防止土地沙化的扩展,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对1985年~2006年的共和盆地牧草生长气象因素分析,除了气温因素对牧草的生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外,降雨量对牧草的生长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水对植被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利用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改善塔拉滩地区的生态环境。塔拉滩地区土地沙化缺水,而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水位高出黄河水100m~200m,就地开采地下水可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同时开采地下水并加以开发利用可避免大量的水资源白白流失。综上所述,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生产成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塔拉滩的合理开发利用。   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措施   3.1生态环境现状   塔拉滩总面积为2136km2,海拔2600m~3200m之间。因受缺水条件限制,土地利用率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区内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特别紧缺。塔拉滩地区土壤类型为栗钙土、轻壤或沙壤。土层厚度在40cm~60cm的约占60%,100cm左右的土层不足1/3,这种土壤一旦失去植被的保护,在强风的侵蚀下极易遭风蚀,造成沙漠化及水土流失。塔拉滩原生植被优势种为克氏针茅、紫花针茅、青海固沙草、岌岌草、扁穗冰草、细叶苔草等。由于气候温暖干旱,草地沙化、退化,草群的牧草种类单纯,以旱生丛生禾草克氏针茅、岌岌草、青海固沙草为优势种,伴生种有细叶苔草、针茅、赖草、早熟禾、火绒草、一裂委陵菜、多裂委陵菜等牧草。塔拉滩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2)草场退化加剧。3)水土流失日趋严重。4)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   3.2生态环境治理的措施   治理的主要措施:1)治理的核心是解决水的问题,兴建水利设施,建立草原灌溉系统,实施打井取水、建池蓄水和节约用水制度,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下水资源进行植树种草、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2)做好休牧育草工程,切实抓好草地退牧休牧育草工程。3)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林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4)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培育和引进适合塔拉滩地区气候特点的耐寒、耐旱经济林木与优良牧草种植,实施人工种草、飞播种草、围栏封育等措施。5)应建立健全水资源监测系统,做到科学用水、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提高用水效率,加强节约用水新观念,树立保护水资源思想意识,使水资源系统维持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以达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p#分页标题#e#   4结语   1)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的径流补给以及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其次为山区地表水的渗漏补给和南部阿让山地下水少量的侧向补给;径流区为沙珠玉河至塔拉滩东缘之间;排泄区为塔拉滩东缘黄河左岸及东北缘的恰卜恰河拐弯处,大部分以泉的形式、少部分以地下暗流的形式排泄于黄河及恰卜恰河中。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为第四系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层,地下水类型为承压、半承压水。   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据泉水泄出量调查结果:塔拉滩地区前缘地下水泄出量为15.571×104m3/d,其中恰卜恰河谷为5650.34m3/d、一塔拉地区2.7018×104m3/d、二塔拉地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为5.017×104m3/d。各地段天然资源也可近似看作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可以利用机井开采地下水,各地段地下水水质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适宜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改造措施。塔拉滩地区存在沙漠化处于扩展迅速和土地沙化严重、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加强塔拉滩地区草原环境建设改造已经刻不容缓了。需加强如下几点:a.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进行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b.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c.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采取人工种草植树等措施,改善共和盆地的生态环境状况。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2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生态环境;政府治理机制

在党的上,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因此,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必将成为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是,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无论是在政府投入还是在治理效果上都存在较大差距[1]。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特殊性,简单地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照搬到农村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破坏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复杂化,政府的单一治理模式也越来越受到挑战[3]。因此,我们亟须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事实上,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相并列的“第三只手”。对于农村的生态治理来说,一方面,政府在农村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基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相对有限[4],而农村污染的范围则是日益扩大,并具有显著的面源污染特征,因此,“有形之手”在很多情况下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农村的生态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主体既很难因为环境破坏而受到应有的处罚,也很难从环境治理中获得足够的补偿,因此,“无形之手”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无计可施。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沉淀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部分社会资本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形之手”的职能空白,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遗憾的是,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却并没有有效利用这种优势,本文在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以全方位、全地域地推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

根据普特南的研究,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组织包含的信任、网络和规范的特征,其作用在于协调行动和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5]。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同,但是学者们都普遍认同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社会资本也主要通过这三种机制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网络机制

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以行政村作为基本单位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如下特征:(1)封闭性。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农村基层单位通常是以某个大姓家族为中心,其中又有若干小姓,不同的村通常具有不同的大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姓家族对于小姓家族的封闭。通常来讲,大姓家族在村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小姓家族则处于附属地位。另一方面,不同大姓家族之间的封闭性。不同村之间由于姓氏家族的不同,通常来往较少,处于弱关系网络状态。(2)同质性。通常来讲,我们可以将关系网络分为两种:水平关系网络和垂直关系网络。对于农村基层单位而言,更多属于水平关系网络。大姓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一般具有血缘关系,个体成员也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其生活经历相似,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相近,因此,彼此之间很容易交往,成员之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2.这种具有封闭性和同质性的关系网络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1)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而言,关系网络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既有可能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也有可能加剧环境破坏中的“羊群效应”。因此,如果大家族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就能有效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绩效。但是,如果大家族为了获得更多收入而采取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也将很难得到纠正。因此,关系网络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其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破坏都具有极高的效率。(2)对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而言,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使得环境治理和环境破坏的难度都增大。由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大姓家族之间的共同行动,而由于以姓氏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家族之间的合作很难实现,导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很难在既有的关系网络下得以实现。同样,如果某一个家族的行动破坏了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那么受此影响的大家族就会采取集体行动对此进行抵制,从而延缓生态环境破坏的进度或者降低其被破坏的程度。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大范围和小范围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生态环境的治理是否涉及不同姓氏的大家族。综上,农村基层单位基于血缘形成的关系网络具有封闭性和同质性的特征,这既降低了关系网络采取内部集体行动的成本,也提高了关系网络之间进行合作的难度。因此,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或破坏的效率较高,而对于大范围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或破坏的效率则较低。

(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规范机制

1.农村基层关系网络之所以能够较有效率地采取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某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范,关系网络内部的成员如果违反了规范,就会受到组织的惩罚,正是这种规范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也大大提高了组织行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关系网络的规范具有如下特征:(1)非正式规范为主,重视家族族长的权威性。与政府部门或者公司等科层制组织不同,农村关系网络的规范多是非正式的,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得以维持,因此,能够传授该规范的家族的族长就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家族事务的决策权上,还体现在违反规范之后的仲裁权和惩罚权上。(2)以道德规范为主,重视个人的声誉。虽然家族族长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权威性通常并不能延伸到家庭生活内部,也通常并不会以事前约束的方式来进行。一般而言,农村关系网络的运行主要依靠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组织成员在进行个体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仔细权衡该决策是否符合一般的道德规范,由此声誉就成为该规范运行的重要结果。组织成员内部通常很重视个人的声誉,一旦违反了道德规范,个人的声誉就会受损,甚至丧失组织成员的资格。2.基于信任的声誉监督机制约束了“搭便车”行为,缓和了信息不对称问题[6],这种以非正式和重视道德声誉为特征的规范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1)单纯以追求个人目标而进行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受到有效抵制。由于道德和声誉是对组织内部成员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相应的,金钱的标准就退居次要地位。因此,如果为了追求金钱而破坏组织成员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会违反组织内部的道德规范,从而受到组织成员的集体声讨,并面临丧失声誉甚至是组织成员资格的风险,由此以追求收入为目的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会受到有效抵制,这也是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能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2)以追求组织目标而进行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受到有效鼓励。尽管组织内部成员个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抵制,但是,如果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而不得不破坏生态环境,这么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有效鼓励。尽管组织内部的个别成员可能会对这种行为持反对意见,但是只要该行为获得组织的许可,那么相关的规范就会迫使这部分成员不得不遵守组织的决定或者选择退出组织,并且声誉会大大提高组织成员执行组织决定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是农村基层的关系网络能够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从而提高组织行动效率的根源所在。综上,通过社会资本的规范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小范围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破坏路径。具体来说,在以非正式和道德声誉为特征的规范作用下,追求个人目标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受到有效抵制,而追求组织目标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受到极大鼓励,二者都体现了规范作用下的关系网络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有效性。

(三)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信任机制

1.在农村关系网络中,经过长期的非正式规范和声誉机制的作用,就会形成一种能够极大降低交易成本的均衡,这就是社会资本的第三个核心要素———信任,福山(1998)甚至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7]。我国农村的关系网络中的信任具有如下特征:(1)信任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是典型的人际信任。正是这种人际信任推动了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又进一步强化了成员之间的信任。当社会关系处于高度信任状态,人们将有较高的意愿与他人进行交易或合作性的互动[8]。根据费孝通的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的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事实上,这种人际信任不仅能够推动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还能够降低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协调成本和监督成本[9]。(2)信任半径极为有限,并呈现出断层式的变化。由于农村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是建立在熟人和反复交往的基础上,因此,如果交往范围扩展到关系网络以外,这种信任感就会呈现断崖式下跌,由于农村基层社会的信任半径极为有限,个体在对待组织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的态度上截然不同。2.这种信任半径极为有限的人际信任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成员对于组织所进行的环境治理行为能够进行有效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金钱、人力和精神方面,由于环境的治理需要一定的投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投入不是单个的农民家庭所能承担的,而且治理的效果也不能为一个人所独享,因此,小范围的环境治理通常需要由组织内部的成员共同出资来完成,这就涉及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组织是否会最有效地使用这部分集体基金。由于农村关系网络中经过长期交往所形成的人际信任大大降低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于是成员对于组织所进行的环境治理行为能够有效支持,从而使得小范围的环境治理能够得以顺利进行。(2)成员对于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环境治理行为持怀疑态度,从而不利于大范围环境治理的顺利进行。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人际信任的信任半径极为有限,由于组织成员与其他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成员交往较少,因此,很难形成有效的信任。当其他组织以大范围的环境治理为理由筹集资金时,这种较低程度的信任并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给组织成员带来的疑虑,因此,大范围的环境治理很难在信任半径有限的农村关系网络中得以顺利进行。综上,通过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我们可以对社会资本能够起作用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范围进行有效界定。具体来说,在信任半径极为有限的人际信任作用下,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够通过社会资本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并不能通过社会资本得以顺利实现。总之,通过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网络机制、规范机制和信任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是其在小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大于其在大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此外,社会资本可以有效阻止为追求个体目标而进行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但是却不能阻止追求组织目标的集体破坏行为。

二、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机制,实际上,我国此前主要实行的是政府单一治理机制,即主要由政府担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主体。正如我们在开篇中所提到的,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差距较大,并且随着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进行,很多污染企业开始向环境管制较弱的农村地区转移,这就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与政府单一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一)政府单一治理机制的困境

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政府一直是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主体,其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来推进农村的生态治理工程,但是,与城市的生态治理相比,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存在如下困境:1.治理能力有限性的困境。农村环境污染源类型多,点多面广[10],既包括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污染企业,也有本地乡镇企业带来的污染,更有农业、畜牧业和生活污染等带来的环境破坏,尤其是后者呈现出面源污染的显著特征,这与城市的点源污染显著不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治理,而后期的监督成本更是难以预估。但是,与基层环境治理体制比较完善的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的环境治理机构仅到县一级,下面的村镇都没有设立专门的配套机构,甚至连兼职人员都十分有限,许多村干部缺乏责任意识[11],这就使得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政府在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上也极为有限,总体的投入规模甚至还不到城市投入规模的1%,这就在农村污染范围的广泛性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2.污染关系人参与渠道有限性的困境。由于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主要重视政府力量的发挥,而实际上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与自身的主要目标即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而且这也与“谁污染谁治理”的治污原则相违背,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性进行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相反,与治理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的关系人却缺乏必要的参与渠道。一方面,广大的农业和畜牧业经营者无法从治理环境中获得必要的奖励,而且从治理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成本还需要自己承担,尤其是对于那些养活自己需要破坏生态环境的人来说成本更加巨大。另一方面,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人———农民缺乏自身利益的表达渠道,更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执行机构,这就导致广大的农民无法参与到生态环境的实时监督和即时治理中,也导致基层的生态治理意见无法有效传递到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层,从而使得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极其低下。3.治理方式有限性的困境。政府作为行政机器,其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方式极为有限,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财政投入、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其中,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一般都具有一刀切的特性,很难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极为有限,而从行政命令的角度来看,由于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环境保护局、林业局和水利局等存在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因此,很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或者相互推诿的问题。相对来说,财政投入的方式比较灵活,也更富有成效,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上与城市相差巨大,而且有限的投入也不能实现合理的配置,从而折射出政府单一治理机制下农村生态治理方式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局限性

1.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由于农村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以及信任半径极为有限的人际信任,导致组织成员很难信任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同时也很难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因此,一旦生态环境的治理涉及不同的姓氏家族就会导致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功能的弱化甚至是丧失,这是由我国农村地区特殊的社会资本特性所决定的。但是,相对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较高的效率,其可以通过非正式规范和道德声誉对组织成员实现有效的激励与监督,从而大大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绩效。2.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不能解决一些新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的推进和逐步对外开放,很多原来的公共生态资源被承包给个人,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就不再涉及组织内部集体的合作,这样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也就不能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的改革与开放,作为新的重要污染源的乡镇企业和从城市迁移过来的污染企业,其本身的经营者甚至是工作人员已经不再是本地的居民,因此,与本地的关系网络不存在天然的关系,导致社会资本很难对这种全新的环境污染发挥作用。此外,近年来,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开始逐渐扩展到土地保护、规模利用以及退耕还林和村容卫生等领域,这些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威胁到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也很难在该领域发挥作用。3.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某些治理方式正在丧失作用。正如上文中所提到,非正式规范和道德声誉是约束、监督和激励关系网络中组织成员的重要方式,正是这些方式帮助社会资本来推进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方面,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组织成员开始走出关系网络,并变得富有,组织成员内部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另一方面,随着关系网络封闭性的打破,越来越多新的观念和规范不断冲击旧的规范,同时与物质收入相比,声誉在组织成员心目的地位大幅下降,导致非正式规范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本治理方式失去原有的效力,组织对于组织成员以提高收入为目的所进行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抵制作用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三)政府治理机制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市场无法解决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无论是政府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幸运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可以弥补政府治理机制的缺陷,同时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也将有利于社会资本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1.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政府治理机制在治理能力上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较高的治理成本和监督成本方面:一方面,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很难在农村基层设置环境治理的正式机构和人员,因此其治理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另一方面,对于面源污染而言,其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因此,监督成本巨大。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本身则可以利用农村地区丰厚的社会资本对组织成员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进行治理和监督:一方面,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由于人际信任,使得组织成员能够直接筹资来解决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非正式规范的存在,使得追求个人目标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能够得到有效抑制,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治理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提高政府理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2.政府治理机制可以解决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所不能应对的一系列新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由于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使得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不能得以解决。但对于以点源污染为特征的不属于传统关系网络的企业以及承包给个人的公共生态资源的治理,政府可以直接照搬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式对其加以有效应对。此外,对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全新的问题,政府治理机制都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加以有效解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政府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对于政府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社会资本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而对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3.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针对政府治理机制中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所具有的一刀切的属性,可以辅之以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中的非正式规范以及道德和声誉的约束,这样就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和最合理的方式来获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针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约束以及声誉机制的弱化,应该尽快完善政府治理机制中的法律法规,使得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有法可依。此外,针对物质收入在组织个体心目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该辅之以政府治理机制中的财政补贴手段,这样就可以将政府治理机制和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取得最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三、社会资本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性:一是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二是规范的非正式性和道德声誉的重要性;三是信任的人际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这三个特征导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是其在小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大于其在大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同时,无论是目前主导的政府治理机制还是本文分析的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而政府治理机制可以解决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所不能应对的一系列新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社会资本机制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绩效,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一)合理划分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边界,使两种机制能够相互配合,实现最佳的治理效果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进行如下划分:1.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主要在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同质性和信任的人际性,通过社会资本中的非正式规范以及道德声誉的约束作用,来增强小范围环境治理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城市文明对于农村文明的入侵,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效果可能会逐步减弱,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文明建设,增强农村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力度。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增量水平。2.政府治理机制主要是在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由于社会资本的封闭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在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很难促进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因此,需要政府治理机制通过强制或者外部约束的方式来促进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尤其需要实现治理的执行机构。因此,应该借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东风,提高政府治理机制在农村的成效,可以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基层堡垒作用,成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增强政府治理的效果。3.对于农村地区出现的新型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比如,以点源污染为特征的污染企业,应该将政府治理机制和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有机结合,通过政府治理机制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而通过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方式来进行监督。要注意的是,对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实现的监督应给予必要的奖励或者补贴,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此外,对于影响组织成员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则应该通过政府治理机制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比如,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财政补贴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合理确定补贴的数额,并且要防止补贴过程中寻租问题的出现。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以正式的规范代替非正式的规范,以适应改革开放对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社会资本受到一定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受到冲击,基层组织内部的成员开始在组织外部赚取更高的收入,因此,对于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不再保护,同时其收入的提高也使得原有的非正式规范和道德声誉的重要性受到较大冲击,这就导致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机制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用正式的规范代替非正式规范,以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约束力代替道德和声誉的软性约束力。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正式的规范还是非正式的规范,其最终目标都是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只不过在正式规范的约束下,传统的人际信任将逐渐向非人格化的信任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也将以新的形式和特性发挥作用,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政府治理机制的推进能够推动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三)转变经济增长机制,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

无论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都离不开利益机制的驱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党的报告再次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来说,如何实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其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来说,目前有效的路径就是通过土地的承包和转租,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并且在成立农村合作社或者合作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在引进外部资金的过程中,将部分污染企业转移到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农村。与此同时,进一步将生态扶贫和财政补贴扶贫有机结合,支持贫困地区农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来实现收入的提高。

(四)对现有的基层行政边界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行政边界与生态边界的耦合,加强农村基层合作组织的建设,加大农村生态治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由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本身的低成本和高效率,我们应该尽可能拓宽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具体来说,可以对现有的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整合,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行政边界,将原本属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转化为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单纯去掉行政边界并不能立即促进新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该在并村的同时,加强农村基层合作组织的建设,尤其要加强基层合作组织内部的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对于组织的认同感和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感。同时,应该加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在必要时,通过人才输出的方式来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具体来说,人才的输出既可以是兼职方式也可以是全职方式,对于全职的人才应该提供必要的就业优惠政策,比如,若干年之后可以重新回到城市工作,或者在某些工作机会上获得优先选择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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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范文3

关键词: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措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十四五’是推动减污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而且之前在甘肃省视察时特别提出:“要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并明确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加快生态产业,努力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造福各族群众。

一、甘肃省乡村生态环境要况

甘肃省虽地处中国西北部,属大陆性气候,但实际各地气候差别较大,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北部是水土流失严重的高原地带,西部是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的沙漠、戈壁与山地,南部则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原山地地区。并且农村人口众多,城镇化率低,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东部农村地区,生产方式落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频繁,导致许多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有害行为频发。因此,每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不同形成治理要求的差异化,则更加需要跨区域协同治理。

二、甘肃省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问题

(一)农村生活生产污染严重,环保意识不高

1、生活垃圾污染。虽然给每个村庄都设置了固定的垃圾收集点,较重视的则会放置一定数量的垃圾桶,并配备专门人员运输垃圾,但垃圾处理方式还是一直采用传统的垃圾填埋和焚烧,完全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回收以及利用的相关设施。更有村民为省时省力将日常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河道旁或者路边,造成河水二次污染与堵塞,并给大气、土壤带来严重危害。

2、工业垃圾污染。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趋势向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很多人对建工厂、办企业趋之若鹜。但是,工业生产毕竟会产生工业污染问题,一是乡村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因此缺少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去处理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物,造成对周边土地和水体的污染,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二是企业经营者大多都是文化和管理素质较低的农民,注重眼前利益,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够重视。

3、农业生产污染。甘肃省农民的经济来源一部分来自农业种植,因此农业种植较为广泛。对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民为提高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经常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等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农用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治效果,但实际上产生的白色垃圾、土地酸化、水体富营养化会对大气、河流、土壤环境产生严重损坏。还有焚烧秸秆、乱砍乱伐的行为更是屡禁不止,严重会引发和加深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如,2021年2月份祁连山生态保护区因违规过度开发遭到严重破坏。

4、家禽养殖和水产养殖污染。自2019年以来,甘肃推出多个乡村养殖补贴项目,吸引许多未经专门培训的家庭直接上手进行养殖业的发展,所以引发出家禽养殖和水产养殖污染环境的问题。虽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明令禁止污染物随意排放,要对污染物进行妥善处理,但部分大规模养殖场人员在缺乏环保意识和利益驱使下,钻法律的空子,直接向河道排放。粪便经过发酵后,其中含有大量物质会产生有害气体,空气污染问题随之而来,很多居住周边的村民提出的意见政府只是口头警告,不予重视,这对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造成很大阻碍。

(二)政府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主导性作用发挥不明显,调节不够积极、控制不够严谨、力度不够强硬、政策不够完善,如部分政府官员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对容易做的和见效快的治理项目铺天盖地地推进,而对于难度大和见效慢的工程始终是蜻蜓点水,做一下表面功夫。简单来讲,政府部门人员对乡村生态治理问题没有足够重视和发挥效用。同时,各个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监督不到位,导致治理无序化、部门之间信息不畅通,使实现效果不明显;另外,没有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于监督管理县内污染物、污染源的防治工作做得不够,在调查处理县内环境污染纠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时办事效率不高。

(三)农村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一直受到甘肃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制定了一系列控制农村环境污染风险的规章制度。尽管这些法律法规为农村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但由于不少村干部、农民群众、生产经营者在环保法律意识方面的欠缺,存在侥幸、懈怠心理,影响了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少部分农村地处偏远山区,环境执法部门实行监管具有一定难度,甚至部分村庄以缺少资金,治理难度大为由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执法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消极应对,甚至是不闻不问。

三、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一)积极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政府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可持续循环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和新发展理念,推行绿色农业发展,加大农村绿色发展的投资力度和政策支持,不断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把国家所需、甘肃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统一起来,坚定不移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首先,政府应积极提倡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宣传保护环境的益处,讲授环保相关知识,让广大村民意识到不应只为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做出危害环境的行为。通过教育宣传来改变他们乱丢垃圾、乱排废水的不良习惯;同时,通过视频介绍和宣传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不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反而会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和带来环境污染,借此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其次,农村环境治理的基础建设存在资金不足、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弱、人才配备不完善等现象,因而政府应加强治理力度,抓紧生态文明建设,资金上对农村贫困地区给予帮助,以及配备相关的专业人士积极帮助宣传环境治理知识,传授农民环境治理方法,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2021年甘肃省政府花费3个月时间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进行排查整治,专门成立工作专班,一方面进行督促指导;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掌握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此外,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加强督导检查和执法监管,加快推进全省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最后,政府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落实保护环境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农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合理吸收。一是政府对一些贫困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禁止乱砍乱伐,破坏生态平衡;二是设置垃圾收集站和处理点,可以让村民承担打扫道路卫生、回收垃圾的工作,并对他们发放工资,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三是对一些乡村企业进行监管,对随便乱排废水污水进河流的工厂监督他们做好污水处理工作,从而实现生态治理全域覆盖、全域达标,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和监督体制。在完善农村环境立法上,可以积极鉴借其他省市先进经验和合理吸收人们的意见,建立农村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工作问责制、建立完善的农村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考核结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有法可依的、有法必依的乡村环境。一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网开设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的专题和专栏,方便人们随时信访举报和提出问题,随时查阅生态环境保护的督查信息。二是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违法行为,可以对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施物质嘉奖并表彰,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而且公众可采用电话、网络、微信、来信来访等途径进行举报。三是政府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修订。如《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在2020年1月1日起实施,2020年修订《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制定《甘肃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和《甘肃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这些条例法规的修订可以更加有力地督促人们对环境的爱护和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三)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农村生态环境与每个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良好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需要每个村民身体力行做到切实维护和保持,并且村民作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应当充分发挥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激发调动农民参与环境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各方面益处。首先,培养村民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文化水平低,很少接受环保理念教育,所以需要党委、政府、企业通过大力宣传,逐步提高他们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的意识观念,改变环境与他们无关的错误想法以及了解危害和污染环境产生的严重后果,了解法律常识,清楚明白保护环境已经上升至法律层面,造成严重破坏会依法处置。此外,可以充分利用宣传片、纪录片和讲座的形式,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定期推送关于生态保护的文章和微视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措施,选择多推送关于农业种植技术和环境治理的讲解,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落后、过时传统思想的群众,需要政府工作人员亲自谈话或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和照顾。其次,在实践中落实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每个村都配备农业技术员和科技特派员,他们可以教授村民关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相关技术知识。一是积极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农药、化肥、地膜的使用量,对于一些农作物可以采用无土栽培技术,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薄膜,改进农膜使用技术,并设置专门农膜回收机构。二是调整种植结构,在高污染风险区优先种植需肥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推行田间合理灌排,发展节水农业。三是积极开发农村新能源,如沼气建设,光伏、水能、风能发电,减少木材秸秆的焚烧,改灶节柴,控制农村林草植被砍伐利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四是对于畜禽养殖应加强污染防治,科学、合理地进行规模化养殖,牲畜产生的粪便应无害化处理,可以通过建设沼气池和生产有机肥的方式让废弃物变成有用之物,造福村民,实现利益和环保双赢的局面。最后,对于荒漠化,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应提倡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应改善灌溉技术,科学合理灌溉,提倡人们保护水源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降水量稀少,植被覆盖率较低,人们种植庄稼单纯依赖天气,水灾、旱灾、暴雪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会产生难以估计的经济重创。虽然目前拥有先进技术设备,但是试用的地方较少,大多数地区仍遭受着自然危害,所以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尽快形成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整体治理,顺应生态环保的内在规律,取得生态治理的最优绩效。

(四)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应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各市的生态保护区环境监管点多、线长、面广以及高度分散等问题,监测方法时空间隔大、费时费力,传统的人巡环境监管方式已力不从心。现阶段可以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建立天地一体化、信息共享、覆盖全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于是,智慧化建设、大数据监控对比和管护巡查成为当下重点生态保护区的日常之举,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管格局,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对环境质量、生态状况、森林覆盖、草原植被、气象防雷、水利资源、水土流失、地理信息、农田灌溉等遥感数据的有效集成,为国土、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提供长期的网络数据共享服务,从而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提高治理效率。

四、结语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4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治理途径;农村建设

1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简述

生态文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与方向,在新的时代与新的阶段中,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与前途。但是,在具体的落实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一直出现漏洞,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与重要内容,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却一直频发,相关的管理部门与政府单位对此也没有开展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就使得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直难以良好的开展进行。本文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现阶段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具体的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治理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分析

2.1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开展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整体居民生活环境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及我国的农村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路线与方向,合理积极的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于我国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2.2生态环境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对于农村来说,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仅可以为村子带来良好的居住环境与现代化进步,还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村的旅游业与农村的农家乐、生态园等建设,这些都有助于带动整个村子的经济发展。

3现阶段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中仍然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具体列举了三个现阶段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问题。

3.1农村土地重金属污染严重

首先就是重金属污染问题,在农村,由于一些工厂、战争或者落后时期遗留下来的重金属大量的被埋在土地中,这些重金属如汞、铅、锌等都是对于土地以及人体有着非常重要伤害的元素与物质,这些金属埋在农村的土地中不仅污染土地还对附近的水质都有污染,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3.2地下水污染现象明显

第二点就是地下水污染现象,地下水是农村主要的采水以及饮水的渠道,但是,经过相关专业单位的检测数据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农村地下水污染严重,地下水的水质普遍出现问题,如果直接进行饮用的话很容易导致饮用者身体出现疾病或者威胁。

3.3气体污染与违法焚烧现象仍然存在

与此同时,气体污染也是农村重要的污染项目,农村气体污染主要出现的问题是秸秆焚烧与各种生活垃圾焚烧的情况存在,这些违法焚烧的现象一直都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然而在我国的农村中还依然出现。

4基于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

根据上文中提出的相应问题,本文基于生态文明的视阈下进行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的提出与研究,只有针对问题对症下药才能尽快尽好的解决我国存在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4.1完善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定

完善地方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若想开展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首先需要对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法律的强制性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与基础。各地政府应根据党的指令与国家出台的一些如《环境保护法》等条令进行整治与更改,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4.2相关单位做好认真负责的管理工作

与此同时,相关的生态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好管理工作,对于一些违法焚烧以及违法填埋等现象应进行较为严厉的管理方法,做到真正的违法必究,这样才能肃清农村的违法破坏环境行为。

4.3提高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除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之外,村民还应从自身做起首先做好自我监督工作,因此,管理人员应更多的宣传农村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村的生态环境。

4.4提高农村的科技生产力

有些农村出现生态污染现象大部分出自于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原因,因此,在进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还应着重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村的科技生产力[2]。

4.5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政府还应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生态环境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向,因此,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设施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5总结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开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因此,认真落实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内容,相关的政府单位应首先提高重视,从官方的角度给予充分的支持与肯定,然后提高村民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村的生态环境不会遭受破坏。只有这样一步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根本要素,针对现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更好的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文婧.公众参与视域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5,(10):23.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生态行政学逐步兴起,引起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以襄阳市尹集乡为例,分析了尹集目前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优势与劣势比较,最后提出了尹集生态治理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生态行政生态治理

一、生态行政的定义与内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目前进入了一个高频发的阶段,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描绘了生态文明,提出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这是我国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一个改革方向。面对这样的形势,高小平教授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生态行政管理”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生态行政就是政府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的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政府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

二、尹集乡生态环境现状

1.优势

(1)交通区位。

尹集乡地处襄阳市西南,距市中心城区8公里,随着襄南大道、汉江三桥等重大市政项目的相继竣工,未来尹集乡的公路交通网络还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将在尹集乡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体系。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不仅能为将来的尹集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还会为旅游业和商贸服务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资源丰富。

一是土地资源、水资源丰富。尹集乡的耕地、林场、水面、山场等土地资源,其中山林面积18000亩,约占尹集总面积的24%,其中80%用于种植用材林。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尹集境内有许多迷人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奇异风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业渐渐成为尹集的一大支柱产业。尹集主要的旅游景点有:岘山森林公园、黄家湾风景区、中华紫薇园等。三是文化资源优势。尹集乡环境优美,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自然景观丰富,文化遗产丰富,人文景观众多。尹集乡建立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300年历史,其文化底蕴十分淳厚,境内拥有清凉寺、老虎洞、桃花井、岁月岛、莫家店等多处人文景观。

(3)靠近中心城区。

尹集乡距襄阳中心城区8公里,随着襄阳城市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中心城区毗邻的空间距离优势也愈发明显。

2.劣势

(1)建成区扩展受限。

整个尹集乡,东南有岘山森林公园、千弓水库,向北有黄家湾风景区,向西发展需要跨越襄荆高速,能用得土地面积极为有限。

(2)市政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尹集乡的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还在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支撑,农村基础设施十分短缺。陆路交通是现代城市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对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尹集乡相关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现状却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要求。

(3)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尤其是第一产业中,粮食作物仍是行业产值的主要贡献者,隶属现代农业产业的苗木花卉培育、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等产业规模仍然较小。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在尹集还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现有的制造业技术含量偏低,资源耗散严重,经济效益不甚理想;产业空间布局较分散,区域发展不均衡,还没有形成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区域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满足未来尹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的需求。

三、尹集乡生态环境治理的几点建议

1.水环境功能整治

一是要建立排污总量控制管理机制,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严格环境执法,强化各项环保制度的实施。二是加强农业生态建设,改变传统的灌溉方式,逐渐推行新的节水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三是推广节水器具,加强餐饮业废水集中处理,全力推进生活污水厂建设。

2.大气环境功能整治

一是应尽快建立污染物控制体系,严格控制审批燃料设施,控制区域内无大的污染源。二是改变尹集燃料结构,提高燃气普及率并在尹集逐步实施集中供气,对机动车尾气进行检测,逐步使用无铅汽油以减少尾气对尹集的污染。三是提高绿化覆盖率,充分利用绿色植物的自然特性减少空气中的灰尘和污染物的含量。

3.声环境整治

一是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分期、分批解决污染重、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工业噪声污染源。噪声干扰严重的工业区必须用防护地带与居住区分开;现有居住区内高噪声级的工厂应迁出居住区,或改变生产性质,采用低噪声工艺或经过降噪处理来保证邻近住房的安静。二是强化交通管理措施,限制某些车辆通行和汽车最高时速,实行经济对策,制定噪声违章收费制度,强化违反交通规则罚款制度。三是加强尹集绿化,在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和小区周围多种植高大乔木和灌木相间的绿化隔离带,净化空气和降低交通噪音的影响。

作者:刘海棠 单位:中共襄阳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行政学研究,2006(1):56-60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6

城镇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提。城镇生态环境是城镇人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空间,根据生态环境的整体结构、功能特点和基本属性等,可将城镇生态环境分为三大类:一是水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河流、护坡、水库等;二是地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政府机关、商贸、住宅、工业企业、开发区、绿化、公路、铁路、机场、古迹旅游等建设用地;三是空域生态环境,即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雾霾和空气粉尘等。城镇生态环境大部分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存在多种模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1.1政府垄断的单一模式

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既是资金的提供者,也是城镇生态环境主要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政府的治理方式主要有管制、强制执法和严格征税等,而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这种单一模式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首先是资金的短缺。城镇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充足的资金,这关系到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只能依靠政府来提供。近些年来,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由于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不仅会导致政府寻租,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陷入“治理—破坏—再治理—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使过度治理和治理不足并存。在政府垄断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容易使政府陷入官僚制困境,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此外,政府垄断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边际效用递减,影响治理效果。

1.2政府与企业结合的二维模式

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与企业进行合作治理,既可以克服政府失灵,又可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实现城镇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而企业则是以追求营利为最终目标,出售产品和服务获取最大利润。在政府与企业的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为了公共治理发挥最大效用,会允许或授权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因为企业既拥有政府无法比拟的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专业设备,又能够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源头治理,而政府只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这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提供相应的政策工具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的积极参与性,从而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双赢。

1.3政府、企业和社会联合治理的多元模式

在多元的联合治理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关系。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和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减压阀”和“稳定器”,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更具专业性和灵活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城镇生态环境更为敏感和关注,能创造出比政府更低的公共治理成本和带来更高的效率。与企业相比,社会组织更具有志愿性和公益性。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规模较小,力量薄弱,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等形式给予社会组织鼓励和扶持,发挥其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应有的作用。此外,社会组织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动机的群体组成的,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从社会的全局考虑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引导和规范管理,使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这三种模式中,多元治理模式可以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全覆盖,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治理。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要从多元治理模式出发设计政策工具。

2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种类

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应该进行分类,以方便政府确定选择的范围。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分类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在这里,我们将借鉴华中科技大学徐顽强教授提出的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所作的分类,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七大类,并按照政府介入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即管制、直接供给、市场性政策工具、财政性政策工具、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下面,按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程度,对主要的政策工具分别进行描述:

2.1政治性工具

政治性工具就是政府在政治权威和公权力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法规等约束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政治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和直接供给。管制首先是确定一个政策目标,然后对政策目标群体某些特定的进行强行要求和禁止。其中管制的内容有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主要是对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修复效益,以及对一些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进行管制。企业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对政府来说,经济管制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而社会管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一些污染企业进行取缔。直接提供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前提下,由政府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在政策工具中属于消费性支出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和绿化用地等更多地要靠政府直接提供。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性需求领域较为广泛且处于政府内部运作,必须掌握重要的信息和资源,允许内部化交易,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政策工具。但由于政府是参与生态环境活动的唯一主体,可能导致治理成本过高,而且,还存在着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使工作人员执行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现行财政体系和转移支付不足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高效治理。

2.2经济性工具

经济性工具就是在市场规律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利用工商管理技巧和经济刺激措施来指导和规范社会目标群体行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手段。政府运用经济性工具,既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又能不同程度介入其决策的形成过程。经济性工具主要有市场性政策工具和财政性政策工具这两种,其中市场化政策工具的内容包括市场自由化、市场促进化和市场活泼化。市场自由化主要是允许更多的参与者(企业、社会组织)进入到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解除市场管制。市场促进化主要是创造市场化的产品,政府可以发放污染许可证,允许企业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但要其付费。市场活泼化主要是通过契约外包,与营利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签订契约,来提供垃圾清理、街道清洁、道路绿化等公共服务。总之,市场机制的政策工具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在财政性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征费、课税等方式,对企业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行为(如空气污染)征收税费,约束企业行为,从而达到政府治理目的。

2.3社会性工具

社会性工具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很少或几乎没有政府的介入,以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分配社会福利为目标。其主要包括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城镇社区内的垃圾处理、绿化等,可以由社区居民自行规划,政府可在此基础上给予相应的补贴。志愿者组织又被称为“社会中介组织”或“民间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城镇大部分生态环境的治理,志愿者组织都可以参加,如街道清洁、植树种花、生态文明宣传、垃圾回收、环保巡逻纠察等。志愿者组织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有利于减低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但这必须以志愿者组织的发育状况为前提。总之,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第三部门的发育,社会性工具的使用将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3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的依据

在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是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从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

3.1纯公共产品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纯公共产品性质的生态环境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较为典型的是空气、环境保护、免费公园、公共座椅、公共厕所等。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大部分的生态环境都属于这一类,如公共草坪、矿产资源、公共牧场、公共池塘、公共河流、公共渔场等等。对于这类性质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选择政治性政策工具来进行治理。

3.2俱乐部产品或公共资源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7

关键词:环境治理;农村发展;生态建设;困境

在我国农村工作中,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生态环境建设在农村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各类农村工作的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也得到广泛关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环境综合建设是实现农村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却是以高昂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改变粗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时展的强音。而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城市推广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污染行业向农村的转移,加之农业生产与生活中,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造成的土壤退化、土地污染与水源污染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当地人们生产生活。随着农村居民的生态观念逐步提高,对环境改善与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日益迫切。但是,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供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且在传统发展方式视角下,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两难困境。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实现农村环境优良宜居是开展本文研究的初衷,有利于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治理主体较为单一影响治理投入。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应该包括农业生产主体、农村企业等,而从受益主体来看,可以包括政府、公众、农村基层组织以及第三方组织等。但是,公众普遍认为环境污染与治理不是自己的事,缺乏污染治理的动力。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只能又是污染治理的发起者,又是执行者,其他主体的参与度明显不足。一方面,是为了快速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重要的,环境污染是必然的,农村环境污染主体不仅不会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一旦政府对环境污染不加监管,甚至会出现竞相污染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性不足,生活垃圾丢弃与污染物排放较为随意,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物资过度使用,工业生产污染排放成本低等,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2.治理权责划分不清不利于治理效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只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才能各司其职,有利于一致目标的实现。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从理论上看,这与我国缺乏明确的环境产权制度有关。而从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并不明确。由于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环保、农业、工业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无法实现工作协同,甚至会存在工作目标的冲突,这就导致政府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更遑论对污染责任主体的划分。这就造成在政府层面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态度的不明确,进而造成污染责任主体的职责不明晰,难以形成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上传下达和令行禁止,无法有效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3.农村环境监管相对不足导致治理难度大。虽然在各类农村政策中,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各级政府也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农村环境监管的各类工作并不严格,甚至存在环境监管腐败。具体表现在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中,缺乏合理的资源投入规划;对各类环境治理的执行弹性较大,当政府对环境较为重视时,环境治理监管较为严格,一旦政府环境监察结束,环境治理监管就较为宽松。另外是在农村环境监管中,由于农村污染源具有多样化、分散性等特点,环境监测需要充分了解农村土壤、水与生物资源等的特性,对监测的投入与能力要求较高,困难较大,不利于后续生态环境治理。

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1.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不足行动受限。由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并不确定,农村居民为了发展经济,更倾向于以环境换发展,因此,生态环境理念并没有深入到影响经济行为。尽管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仍然没有形成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情形,这也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宣传有关。我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很难清楚明了政府的农村环境政策,很难主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农民已经具有环境治理的意识,但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大多限制在政府行为中,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宣传不到位,农村居民是环境治理的受益者,却不是参与者。

2.政府农村环保管理机制不健全。在农村各类政策影响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工作的具体推进,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却缺乏明确的管理机制,从横向看,政府部门之间对环境治理的责任划分很难清晰明了,甚至有些部门间存在职责冲突和责任重叠,这就导致政府部门间不仅无法形成合力,反而容易产生工作过程中的多头管理、重复投入与不作为、难作为,不利于农村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而从政府部门上下级关系来看,上级部门工作职责的不明确进而导致下级单位工作的难开展,各类政府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影响环境治理效率。

3.环境公共性导致缺乏治理的内在激励。环境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在我国缺乏环境产权情况下,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容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在污染排放过程中,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由此导致农户与企业污染治理缺乏内在激励。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很多地区存在经济为上的理念,以环境污染换取经济发展是较为普遍的做法,长期经济滞后也导致农村居民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情,宁愿付出生活在污染中也要获得经济收益。因此,农村居民、小微企业缺乏环境治理的内在激励,不具备治理的动力。

4.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要求较高。农村环境污染的来源具有多样化和分散性,现有单一技术很难快速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具体表现在农村污染的监测技术与治理技术。从污染源来看,农村污染包括生活污染、农业生产污染以及工业生产,以往政策与研究大多针对工业污染,由于工业污染来源于企业,污染主体与污染类型锁定相对简单,污染的无害化处理也相对容易。而生活污染主要来源于农村日常生活与家禽饲养等,各类监管与治理也相对容易。最难的是土壤污染和与之相伴的水源污染等,我国是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化肥、农药以及地膜等的使用已经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想实现农业污染控制,不仅需要污染治理技术,还需要从污染源头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这也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最难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很难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突破性进展。

三、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1.发挥政府作用,明确环境治理权责体系。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农村环境工作管理机制。首先,要从政府层面改变传统发展理念,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摒弃工作中要经济不要环境的想法与做法。其次,建立农村环境管理体系与沟通体系,成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导小组,协助各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的实现,并协调政府部门,负责农村环境治理的资源整合与投入,弱化政府部门间因权责划分对农村环境建设工作的负面影响。三是,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管与管理,对于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实行责任追究,防止各级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最后,要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与监管治理等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2.提高农村环保治理意识,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农村居民既是农村环境的重要污染主体,也是环境治理的受益者,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不应该忽视广大农村居民的力量。首先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大政府环境治理宣传,改变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让他们切实体会到环境保护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为了增加收入积极污染而消极治理的态度不可取,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责任感与参与度。其次,要引导第三方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以市场化方式引进环保企业等非政府组织进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集中社会资源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3.增加环保投入,推进现代技术应用。首先,政府要增加农村环境治理投入,通过将资金投入向现代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倾斜,完善农村环境监测设施,提高农村环境监控的技术水平。其次,增加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研发,强化技术沟通。我国农村地域的广阔性限制了农村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范围,因此,各地区在农村污染治理技术探索中,要预留农村治污技术研发专项资金,根据农村污染排放特点以及环境治理需要,以技术创新推动污染治理效率提高。同时,还要建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公开与服务制度,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4.建立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内部化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目前,我国已经探索了多种市场化环境管理方式,比如征收环境税,但是,并没有将农业生产的污染排放纳入环境税征收。下一步,应该逐步将农业生产排放、农村小微企业污染排放问题纳入市场化管理领域,通过将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为农户生产与生活成本中,倒逼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增加与效率提升。

参考文献

[1]魏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研究[J].生态经济,2020(2):79-80.

[2]杨雪锋,李爽,王淼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社区营造”[J].开放导报,2019(6):81-84.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8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治理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四个时期。即环保意识觉醒到环境保护法确立的探索起步期;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大会到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形成期;坚持“科学发展”原则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不断成熟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到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完善期。在生态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但对照新时代新形势的新要求,部分地区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短板。迁西县作为河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具有重要生态涵养作用,抓牢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工作责任,更是政治任务。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面对突出问题,要按照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形成共同认识,推动共同行动,实现共同治理,采取多种共治方式,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成效。

一、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思想情绪化

在思想认识上,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生态环境治理是赔钱赚吆喝、只投入不产出的事,费力不讨好。因此,在环境治理上,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即使治理也是在考核趋紧、项目限批、追责问责施压下的被动为之、被迫为之。存在着上级抓紧了就干干,抓松了就停停,甚至对上级督查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还有的认为,抓生态治理迟滞了地方发展,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包袱,存在着躲的倾向、推的做法。比如,迁西县森林覆盖率达63.5%,连续3次入选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生态底子好、条件优。也正是由于这样,个别干部认为抓生态不如抓经济发展成效明显、政绩可观,甚至仍有唯“GDP”论的思想惯性。

(二)手段粗放化

在环境治理的手段上,往往以行政干预、经济处罚为主,表现为一关了之、一停了之、一罚了之。运用差异化税收、差别化电价水价等市场化手段治理环境的思路不宽、方法不活。对如何与企业一道研究生态环保问题缺乏成熟的思路、完整的体系,仍未完全摆脱传统治理的思维定式。

(三)治理形式化

突出表现为被动应付、表面整改,对存在的问题打马虎眼、塞责敷衍。有的采取少报问题、不报问题等手段或暂停封堵排污口、沙土掩埋、简单苫盖、调换样品、数据作假等手段;有的欺骗上级环保督查,搪塞人民群众举报,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政府的公信力。从近期生态环保部曝光的一些典型案件看,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假整改问题依然突出。

(四)监管程序化

对群众举报的问题,有的执法部门一般采取到现场走一走、到企业看一看、就问题简单点一点,下发个整改通知书,给相关设备贴个封条,下个督办通知单等程序化手段虚以应付。至于后期如何整改、整改了多少、整改得怎么样,缺乏“一竿子插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致使整改工作流于形势、浮于表面。

(五)投入单一化

从目前看,环保治理投入多以企业为主体。地方政府对生态环保治理的投入不足。而企业在生产经营好的情况下,可能愿意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环保设施建设。一旦经济效益下滑,为减少生产成本,就容易减少环保治理的投入。即使上了环保设备也不使用,或少使用,或白天用晚上关,或上级督察部门来了就用、走了就停。

(六)关系复杂化

生态环境整治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个方面,包括政企关系、银企关系、商企关系、村企关系等。特别是一些企业和干部在利益上有纠葛,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充当非法生产企业的“保护伞”和“通风筒”,一有风吹草动,就提前通风报信,造成执法难、取证难、处罚难。有的干部怕涉事企业出问题,拔出萝卜带出泥,尽量帮企业遮掩问题,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七)责任悬空化

生态环保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住建、商务、环保、交通、公安、国土、矿山等多个部门,单独靠环保部门牵头,既做不好,也做不了。在整个责任体系中,存在着九龙治水、谁都想管、谁也管不好的局面。往往是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形不成治理合力,攥不紧治理拳头,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责任不落实。

(八)体系扁平化

从目前看,县级环保问题治理,多限于县直相关部门,治理网络向下延伸不够。即使向基层延伸,乡镇层面因没有相应执法权而无法执法,对域内的相关违法企业缺乏有效的约束,没有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立体化治理体系,使治理效果打了折扣。

(九)行为短期化

一些地方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出了问题就治理哪里,甚至存在着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一个部位有病、全身检查的情况。缺乏长远的规划,对应该治理哪些部位、哪些领域,缺乏深入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和有效的手段。能应付一时是一时,能应付一回是一回,缺乏系统化的治理思维、统筹化的治理方法。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路和实践

(一)人与自然的共生模式

迁西县有一个河北唯一、全国十家的花乡果巷田园综合体试点,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同步、“一产二产三产”三产融合的共生模式。在实践探索中我们认识到,按照生态循环理论,人生于自然,最终也会归于自然。如果对环境过度掠夺,对资源过度开采,势必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就资源型县域经济来说,资源挖一点少一点,修复的成本往往要比收益大很多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掠夺、过度开采,造成水体污染、房屋塌陷、饮水困难、环境恶化,一些曾经辉煌的矿区甚至变成了“无人区”。建立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人与自然要像朋友一样相处,各得其所、共享其乐,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观念要在干部心中扎根,在治理修复中见效,决不能出现企业老板一人发财、党和政府担责、普通群众受害的现象。

(二)区域之间的共建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行政分割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区域与区域之间越来越多地由竞争走向合作,由拆台走向补台。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树立大局观念、全局观念和“一盘棋”思想,自觉跳出一地一域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思维定式,打破行政分割、部门割据的局面,要求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治理链。只有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做到不分彼此、荣辱与共。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需要共同治理环境污染。迁西县潘家口、大黑汀两座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引滦入津水源地。2016年10月,我们全面开启了潘大库区网箱养鱼清理攻坚战,历时5个月清理网箱养鱼各类设施1.9万个、库鱼8400万斤,使潘大库区再现一池碧波美景。

(三)治理成果的共享模式

共享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也蕴含着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向世界宣布,“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这一宣言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彰显了生态治理的中国气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同。但治理方案、治理目标要靠各地以实际行动去支撑、去实现。只有这样,世界人民才能共享蓝天、碧水、白云、净土,才能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环境治理上必须以共享促共治。

(四)责任体系的共赢模式

在治理责任上,只有各个部门齐想办法、齐用力,各个地方多下气力、多努力,才能护卫蓝天白云、净水清气,才能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添砖加瓦、加油助力。这种共赢不仅要赢在起点上,更要赢在重点上;不仅要赢在治理方式上,更要赢在治理效果上;不仅要赢在大国担当上,更要赢在具体工作上;不仅要赢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领跑上,更要赢在生态治理的中国标准制定上。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方法和要求

(一)强化综合治理

在治理内容上,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综合治理,才能达到山绿、水清、林茂、田丰、湖美、草绿。在治理方式上,要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行政上要突出服务和监管,法律上突出配套和精准,经济上突出宏观和微观,通过多措并举,才能使治理无死角、全覆盖。在治理目标上,要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其实质就是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起来,把经济产出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把民生福祉和政府形象统一起来,真正实现各领域、各方面的共建、共赢、共享。

(二)强化分类治理

生态治理要突出针对性,区分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不同类别,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加以区分和指导。在主体分类上,企业正在生产经营的,以企业为治理主体,督促企业增投入、上设备,提高治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盘活僵尸企业;对已破产的企业,在破产清算中,要预留出一部分治理费用,避免“一破了之”、烂摊子没人管、欠账没人还,最后政府买单的情况。在监管服务上,对屡次触碰治理底线、屡教不改的,造成生态环境事件和恶劣影响的,要出重拳、下狠手,坚决予以打击,一律关闭关停,彰显铁腕治污;对有改造和提升空间的,以教育引导为主,督促其提高环保意识、增加环保投入、多上环保设施;对有发展空间、前景广阔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帮助其谋划发展路径,争取做好做大做强。在治理实效上,对规模大、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要多为企业想办法,采取积极稳妥的方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决不能简单粗暴、顾此失彼、一棍子打死。既要强化生态环保,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

(三)强化依法治理

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生态治理必须依法依规,减少人为因素、社会干扰。凡事用制度和法律来约束和规范。要高扬法律利剑,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勇气,破除唯“GDP”论思维,宁可舍弃短期利益也要守住生态底线。具体说,要将法律依据找足,围绕涉事企业的违法违规问题,留存影像资料、及时固定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要把法律程序走好,严格按照行政法规赋予的执法权力,从问题发现、立案调查,到案件分析、处分下达,都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确保案件经得起推敲、经得住检验。要让法律效果凸显,对环境违法案件坚持“一案双查”,既追究涉事企业责任,又要深挖严惩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起到查处一企、震慑一片的效果。

(四)强化系统治理

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必须强化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系统思维不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不是分散的,而是聚合的。要根据区域定位、生态条件、工作实际、发展基础,研究出台配套的相关制度,明确工作目标、阶段任务、责任落实、资金保障等内容,防止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要凝聚系统力量,整合各方面、各部门资源,打破条块分割,突破行政区划、部门分工的限制,形成生态治理联防联治、群访群治、共防共治大格局。要运用系统方法,既做横向比较,又做纵向分析,既要避免对涉事企业“一棍子”打死,又要防止涉事企业逃避责任、躲避制裁,做到多措并举、多点发力。

(五)强化精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