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教育的定义范文1
论文摘要：底线评价是一种应然取向的教育评价，这种评价观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教育评价的改革不能将底线与顶线割裂，要寻求二者的统一。追求和谐是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由之路。
底线评价即合格性评价，是针对顶线评价即选拔性评价而言的。底线评价说的主张是:选拔性评价替代合格性评价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根本症结，认为“这种取向异化了现代基础教育的性质，限制了青少年儿童的个性，也使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迷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起点。基础教育应当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具体目标，它的评价应当由选拔性评价转向合格性评价。具有法定权威的基础教育评价应当严格规约底线，宽松释放顶线，把基础教育从普通高等学校人学考试竞争中剥离出来”。这种评价观主张“只要合格，就是优秀学生”。底线评价是针对我国现阶段教育均衡问题而提出的教育评价观，它代表了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应然取向，是理想化的教育追求。底线评价说对于扭转人们过于注重考试的取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作为一种教育评价观，底线评价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笔者在此就底线评价的价值取向、现实困惑以及寻求底线评价与顶线评价的有机结合的方法做一些探讨。
一、底线评价追求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
底线评价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它表达的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教育理想，这种理想思考问题的基点是当下的教育评价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从当下的社会现实的角度来审视教育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评价问题，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兴趣出发来忽考当前的课程与教学评价，但他们的思考大多局限于“评价”本身，置课程与教学评价于一种应然状态，只就“教学评价”来言说“教学评价”，他们在言说“课程与教学评价”时没有顾及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因此在求得“一家之言”时，往往求得了深刻，丢失了全面，顾及了部分，忘记了全体。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虽然立论有据，却常常顾此失彼，不能左右逢源。众所周知，教育理论所追求的不仅是一种理想，它更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建议。由此出发，我们对底线评价的理论基础及其追求的教育平等进行了分析，以求澄清问题，接近真理。
(一)底线评价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教育哲学
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提倡“自然无不为”的教育。“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法自然”，教学培养学生自身内在的发展潜能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自知自化”。庄子更是走向极端，“睹无为之妙理，见自然之正理”，“行不言之教”，重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的发挥。但这种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反省式的，它注重内求，排斥客观的知识，因此其教学内容上是空洞无物的，其评价也是自我反观式的，这种评价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更无从论及评价的社会意义。道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其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上，但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它从来就未曾成为我国教育思想的主流。因此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只能为我们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中提供思维方式上的借鉴，而不能成为我们确定当前课程与教学评价的正面论据。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卢梭、杜威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底线评价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卢梭的教育思想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一种教育理想的追求，并没有考虑到这种理想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其自然主义教育理想只是基于他理想的社会观。
我国一些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进行批判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多数是自然主义教学思想的思维方式。底线评价观认为顶线评价限制了儿童发展的自然性，“基础教育的顶线评价在青少年儿童的发展中负载了太多的成人意志，编织了太多的成人约束，它迫使天性自然的儿童承担成人们不自然的欲望，而儿童们付出的可能是无奈的忍受，这使我们的基础教育越来越不自然了”。只看到课程与教学评价现实中的不合理性，并且将这种不合理性只局限于自然主义框架内进行批判。这只是一种教育理想化的追求，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
(二)底线评价追求的教育平等是理想主义的平等
社会平等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教育平等亦然，教育平等依托于社会平等。我们谈论教育平等时如果离开了社会平等这一具体前提，也就缺少现实意义。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真平等是要求大家的立脚点平等的观点，“你的脚站在什么地方，我的脚亦站在什么地方。大家在政治上要求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是大家立脚点平等，这才是真平等”。陶行知先生的言论有两个特殊的背景:旧中国的政治不平等，旧中国办的是旧教育。那时的中国教育非常落后，私塾等旧式教育的影响还很大，更不要说现代义务教育的普及了。因此真平等作为一种教育的理想诉求在当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现今社会与陶行知的时代已相去甚远，我们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部分省市已把普及高中教育写进了工作计划。陶先生的立脚点的教育平等是应当时之现状而提出的教育理想，充满了理想化的浪漫色彩。在现时的教育背景下再来把这种做法当作一种理想是很难切合实际的。底线评价观认为顶线评价造成了精英与平民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可以想见，这些可能的新生代步人社会之后，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光荣了，因为社会各界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从来也没有给予他们这种光荣，而且在基础教育的顶线评价中，他们已经被过早地烙上了失败者的耻辱印记。”川但在教学实践中，由于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存在，人们的学习结果和能力水平会有很大差异。而差异就是不平等，承认差异就是承认不平等，这是现实的态度。教育过程中理想化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
二、现实困惑:一曲教育理想者的田园牧歌
应然的教育价值取向与实然的教育现实必然存在着矛盾，教育理想的诉求往往变成了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独白，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一首浪漫的田园牧歌。底线评价的现实困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谁来评价?评价思想能否转化为评价制度是这种评价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底线评价的“培养具有良好素质、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这一宽泛的教育评价目的，怎样在现实的教育体系中实施?由谁来实施?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政府?不论哪一个部门，在操作意义上实施底线评价都有无法解决的困惑。因为“合格公民”是一种教育目的，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培养“合格公民”学校具有义不容辞的义务，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却远非学校所能完成，家庭、社区所起的作用或许具有更重的权衡。单由学校来实施底线评价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教育主管部门、政府又不可能越权去替代学校行使评价的责任。
2.如何评价?底线评价目的如何转化成具体的课程与教学目标?“课程与教学”是由学校组织的正规教育，“课程与教学评价”是学校组织的狭义的教育评价。“合格公民”的具体内涵十分丰富，学校教育只能涵盖其部分内涵，而对众多的合格公民的细节性目标，学校教育无法作出评价。
3.大众是否认同?评价方式源自社会现实，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教育评价方式。西欧国家的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后，很乐意选择去读职业学校，而我国的学生选择读职高却多数是迫不得已。为什么?社会背景使然。西欧学生读完职高，能找到工作，获得较好的待遇，实现人生的幸福。因此。评价问题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底线评价能否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
4.底线评价能否超越考试竞争?底线评价以培养劳动者为基本目标。“基础教育底线评价的具体培养目标，应该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即满足现代个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普通劳动者。这与顶线评价选拔精英的目标不同，但却是基础教育最现实的基础。”底线评价不能消解“评价”对青少年带来的压力。底线评价目标实现之后，该选择怎样新的标准来完成评价的分层与选拔功能?普通高等学校人学考试如何从基础教育评价中剥离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底线评价本身难以解决的。所以评价的压力是来自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而不是来自评价本身。底线评价最终要回归到顶线评价。
三、追求和谐: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由之路
人既是社会的人，又是个体的人。人的社会性和人的个体性是彼此统一的。学校教育中的人首先是个体的人，它要在人的自然性的基础上来发展人的社会性，因此人的自然性是按照人的社会性所提供的目的去发展自己、塑造自己。教育评价既要考虑生命个体的自然需求，又要考虑生命个体的社会性价值，在生命的个体性与生命的社会性之间寻求一种合适。这种合适就是课程与教学评价所追求的方式。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应然取向代表了个体生命本身的要求，评价的实然取向则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但这种社会功利性是社会的发展所赋予教育的。当我们在追求和谐的教育理想，毫不留情地批判功利性教育时，我们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功利性价值取向并非一无是处。教育价值功利性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具有实践意义的课程与教学评价就是要在应然的价值取向和实然的价值取向之间寻求一种合适。对于课程与教学评价来说，只有合适才是合理的，才能被个体和社会共同接纳，也才是可行的具有现实意义评价。课程与教学评价改革的合适性追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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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丰富 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和力量源泉，它所包含的要素是革命集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什么内容对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个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紧密相连。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关论述，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补充，但他强调得最多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这一理论不仅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且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理想信念教育
马克思曾经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人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而在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中，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和信念是居于主导、统领和核心的地位的。由于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和信念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为基础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确立了对未来某种社会制度的憧憬和追求，那么他相应地也就确立了与这一理想信念相统一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因此，是否确立了明确的理想信念也是一个人、一个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并把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根本内容。他多次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理想信念问题，对广大干部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精神支柱，获得充足的精神动力。他说:“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少年中间，也要讲信念。”
2.政治观教育
政治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曾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和任务，邓小平提出的政治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在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
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始终抓住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关键。对此，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作了明确的说明:“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外，就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同时，也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使“两个基本点”同“一个中心”真正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政治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中提高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增强民族自强精神和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教育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要教育全体人民，树立自己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以热爱祖国，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荣誉为最大耻辱。针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邓小平强调指出:“决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进行政治观教育，决不是单纯的政治理论上的说教。政治观教育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同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要有说服力，这就要求突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认为，“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这样，才能给人们一种可信感、可靠感。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通过联系实际，紧扣群众关心的时事和政策问题的教育，“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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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统一战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最有效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与实行的消极抗战截然不同，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关键，而宣传与教育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抗战初期、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巩固和发展全面抗战路线，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革命军人、各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抗日主张教育，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对抗日战争开始阶段的方针、政策、原则进行了明确阐述。1937年8月，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强调全面抗战的重要性，提出救国的十大纲领。10月，他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原则。1938年5月，作《论持久战》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提高了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年10月他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提出坚持统一战争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方针，使全国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团结一致对敌。
（二）抗战相持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以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日军加强对我军敌后解放区战场的进攻，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和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宣传教育。针对消极抗日、积极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口号。大生产运动中的“精神副产物”。解放区在抗战相持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还改善了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纪律观念。陕甘宁边区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为批判军队和地方存在的错误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军队和地方开展“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活动。部队干部和士兵通过学习文章、开军人大会、自我批评等方式，深刻认识了“军队离开人民就无法存在”的道理。的思想教育运动。随着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参差不齐，新党员对于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缺乏认识；并且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思想作风在党内还广泛存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加强了党的团结，成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创举。
（三）抗战反攻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战略反攻阶段，党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中由、主持，谭政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集中体现了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标志。1944年春，在国统区文化界人士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一起推进国统区民主力量的凝结。1945年七大的召开，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处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艰难困苦中曲折前进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以下特点：
（一）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抗日战争要赢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战。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对象来看，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以及复杂性，不仅覆盖了抗日统一战线内的全体成员，还涉及敌对阵营的相关成员。具体包括对党内和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宣传教育，对海外同胞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员的宣传动员工作，对日伪军的政治宣传和分化瓦解工作。其中前两类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由于教育对象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思想政治教育在抗日战争的主题下又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矛盾上。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党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思想工作，协调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建立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复杂的环境中提高了中央自身的组织能力、斗争能力，逐步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二）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是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抗日战争初期，在其《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宣传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下，围绕党内思想教育、军队思想教育、干部思想教育、人民群众思想教育等主要内容展开。在党内思想教育中，以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基本内容，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确保了正确抗战方针策略的实施。在军队思想教育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全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作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对抗战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军事策略的宣传教育，有效地促进了策略的转变，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在干部教育中，党在抗战时期将干部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运动由干部学习逐步转向全体党员学习，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在人民群众思想教育中，主要是进行全面抗战主张的宣传和动员，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动员群众、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以上教育内容组成了抗战时期思想教育内容的科学体系，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教育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在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党根据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有效地宣传和动员了全体人民群众。这些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通过正规组织、职能部门进行宣传教育。例如建立抗的战统战组织，在红军各部队普遍设立了工作机构，团以上单位设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或工作组，连以上单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小组，连队支部设抗日宣传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通过建立部队政治工作巡查制度、宣传鼓动纲领、颁布政治工作要则等，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2.利用各种会议、演讲、报刊、文章等进行宣传教育。各种会议形式如中央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发表讲话、演讲、报告等形式，广泛地在党内、军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传教育。同时，《群众》《新华日报》等刊物以及等中央领导人发表的重要文章，都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起到巨大的鼓舞动员作用。3.开展丰富多样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党在对根据地群众进行宣传时，充分利用地方性歌谣、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政策的教育解释工作。党在国统区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刊物《抗战文艺》，组织战地服务团、访问团、组织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三、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围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任务，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进行了规模空前、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做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巩固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生命线”的论断最早是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提出的，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能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抗日战争中，党坚持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根据革命实践需要，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把它作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的保证。在当前“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凝聚力和推动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握党的中心工作。正确把握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判断后，实行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并确立了“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应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是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的方针，从而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土地革命时期为阶级斗争服务向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历史性转变。只有明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会有明确的目标。当前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科学把握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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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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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路线；常态化；教育实践活动
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的意义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焦虑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问题解决好，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因此，要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就要让全体党员重新认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实践活动的监督考核力度。
（一）有利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有利于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三）有利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密切党群关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增强党员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四）有利于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的开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与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党自己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科学为基准的方法。群众路线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和胜利之本。我们的党要想长期执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坚持和人民群众相联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部分党员干部因为其自身所拥有的权利，由此产生了自高自大的心理，有了的行为活动，违反了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时候就需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深入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要求。
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的对策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体现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理解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十分重要。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具体方法如下。
（一）牢牢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照镜子，主要是以《》为镜，学会“照镜子”才能完善自我，谈到“照镜子”就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格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衣冠，党中央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敢于触及党员的思想，正视自己的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自己改起，端正行为，自觉的把党性修养坚持正派，把身为一名党员的义务清理清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来保持我们党中央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员干部应该经常洗澡，不仅身体上需要洗澡，思想上也需要洗澡，去除一下身体上、思想上、作风上的不实土，形式之土，官僚之土，享乐之土，奢靡之土，增强党的意识，坚定党的态度，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根据情况，对症下药，对于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当前，中央提出改进作风的要求，就是救命的苦口良药，灵丹妙药，找出病症，对症下药，真正把作风改好，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
（二）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制止浪费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严重铺张浪费问题，讲究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映强烈。目前，政府和公务员行为的铺张浪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顾实际需求，大建楼堂馆所，大兴“形象工程”，滥占城乡土地，甚至举债建设，形成很大的财政包袱。二是公务消费、公务接待奢侈之风盛行。公务接待不按标准，动辄“燕鲍翅”天价盛宴，出手之阔绰，甚至令外商都吃惊。三是政府采购浪费现象严重。政府采购行为中出现的一味追求高档、重进口轻国产等问题，使政府采购并未实现节约、高效的目的。制止铺张浪费，建设节约型政府，要以完善制度做保障，以执行制度为关键。目前，我国公务消费、公务接待虽然有一定制度，但政府成本核算的理念仍显薄弱。应当在办公场所、汽车配备、办公设施、公务接待等方面制定严格详细的标准。加快公务保障的社会化进程，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强化政务成本核算，向社会公开公务消费情况，厉行“阳光采购”，接受社会监督。此外，应当将政务成本和公务消费制度执行的情况，列入政府部门负责人和公务员的廉政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有了制度的规范和制约，节约型政府才有保证。
（三）坚决反对和克制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一种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抓工作落实不能没有一定的形式，必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主义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了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伤害群众感情，引起基层反感，降低政府威信。形式主义与求真务实的要求直接相悖，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失去对工作的指导作用；使党员干部往往失去对客观情况的真实了解，导致决策失误。正因为如此，在合法的外衣下，形式主义就更具有欺骗性，因而它也就更具有危害性。形式主义不除，的要害是脱离群众，但它由于形式主义的遮盖，并多发生在领导状态和领导环境中，因而，它比形式主义更隐蔽，在许多情况下，群众并不易察觉。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比表现范围要广，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就是的温床，它滋生，助长，成为得以生存的土壤。因此，要杜绝形式主义就应该树立主观和客观、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大力弘扬求证务实的思想作风。
（四）建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来完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需要建立和完善党员干部的培训机制。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一定要建立和完善党员干部的培训制度，鼓励并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健全和完善所有党员干部帮助有困难群众的制度。充分发挥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还要完善信息沟通制度，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所以，有必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去武装所有党员干部的头脑，使所有党员干部的头脑当中都能坚信共产党主义的信念，心目中时刻牢记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五）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考核机制
要想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常态化，需要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考核机制。开展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需要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机制。通过考核机制的建立可以可以更好的了解党员干部的工作情况，了解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群众路线贯彻落实的如何，群众工作做得如何，群众的反应评价有评判资格。在现阶段，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的评判主体多数受限于党的各组织，主体是党的组织系统内部的评判，但事实上这种评判结果不能够保证全面和客观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封闭式，自己考核的模式，要把群众的评判加入党员干部的考核之内，把群众的评判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依据，把群众工作能力与群众工作状况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完善群众有效参与、信息沟通平台畅通、评判标准正确，发挥考核机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参考文献
[1]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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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党的优良传统再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再武装。同时，在系统重温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的理解，增强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价值追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性。具体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分必要、意义非凡
党的十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开展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体现了从严治党、执政为民的要求。开展这一活动，是直面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创造力的需要；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按照十的战略部署，向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奋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正如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积极投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结合主观世界的改造，联系岗位的职责任务，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践之于行。
二、教育实践活动贵在力见实效，下功夫查摆和整改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是党内脱离群众问题的集中表现。“”继续蔓延，积重难返，就会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离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中央明确要求把解决“”问题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号脉很准，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尽管“”问题在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不同党员身上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存在程度也有差别，但无疑都需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对此，我们必须端正认识，克服“与己无关”思想和畏难情绪，不左右观望、消极对待，切实做到：横不攀竖不比，老老实实正自己。我们一定要瞄准“”这个靶子，在查摆自身问题、寻找差距中认清自我，在找准抓住存在问题、认清自我中接受教育、获得提高。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自觉利用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契机，把自己置于群众的“透视”式监督中，原汁原味地听取群众的心声和的意见，从中汲取纠正“”的政治营养。总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扫除“”积弊，必须深入扎实，不走过场，决不能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以糊弄。这对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对我们的党性观念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