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1
责任竞争力时代与营销伦理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特殊信息》一文中明确提出:消费者在市场活动中具有“安全权、认知权、选择权、呼吁权”四项基本权利;1969年,尼克松总统加上“索赔权”,将消费者权利扩展为五项基本权利,这标志着企业营销中的道德问题或伦理问题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新世纪与社会企业
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民主化进程加速推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加速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仅释放了生产力,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极大繁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扩展了我国人民的自由与发展权利。随着网络等沟通交流工具的普及,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研究已逐渐进入我国人民的视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了4.2亿,突破了4亿大关,较2009年底增加36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半年新增手机网民4334万。在4.2亿的网民中,宽带网民为36381万,使用电脑上网的群体中宽带普及率已经达到98.1%。农村网民达到11508万,占整体网民的27.4%,半年增长7.7%,低于城镇网民相应增幅。而网民年龄结构继续向成熟化发展,学历结构则呈低端化变动趋势。目前,我国正在从传统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向新媒体主导的传播转变,这必将带来公民传播权的历史回归与渐进实现,而新媒体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和组织。
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人们对企业及其功能的认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已经从单纯的经济组织转变为社会组织,不仅要实现利润,同时还要满足社会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员工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彼得・德鲁克说过,“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松下幸之助认为,为了促使企业能够合理经营,利益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追求利润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在于以事业提升共同生活的水准,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使命,利益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经营企业非私人之事,乃公众之事,企业是社会的公器”(松下幸之助语)。既然企业不是所有者的私人财产,而是社会的一分子,那么企业目的的决定依据应该是企业在社会中的使命、职责,而不仅仅是所有者的利益要求,更不是管理者、普通员工或其他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因此,市场经济及市场营销活动的存在必然要受伦理及道德的约束。
消费者行动与责任消费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的购买行为是一种力量,每个消费者手中的钱币其实都是自己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也是对企业的一张选票。基于这种观点,一种全新的消费态度与理念正在全球得到广泛推广,这就是责任消费。
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要求和选择权利以及消费者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的购买行为是一种力量,每个人手中的钱币其实都是自己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也是对企业的一张选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明白,对消费的关注、消费方式的改变、消费理念的革新可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社会和环境的健康、科学、和谐发展。基于这种观点,一种全新的消费态度与理念正在全球得到广泛推广,这就是责任消费。
责任消费是一种消费心理与消费态度,也是一种新型的消费理念与形式;责任消费是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实现方式;责任消费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力;责任消费不是不切实际地买高价,是健康消费的理;责任消费不是虚伪的道德姿态,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功;责任消费不是绿色乌托邦,而是如购买节能灯的简单小事。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通常说的消费多是指主体是个人的消费,对于这种新的消费形式,它的主体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责任消费,其消费主体是个人、家庭或其他以消费为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临时性群体,比如某产品的团购群体。而广义的责任消费除上述消费主体外,还包括商业企业、政府机构、NGO组织等并非以消费为目的而进行采购的群体,他们的“责任消费”行为通常也被称为“道德采购”。
但是,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责任消费,其消费主体都相信他们的消费和购买行为必定会对未来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为促成积极作用的形成,他们在购买、使用、保存和弃用消费品的过程中,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尽可能全方位地考虑下列因素:
(1)产品的来源和开发、生产、运输和销售等过程是否符合环保原则?
(2)产品是否会对社会稳定、长远发展带来危害?
(3)生产产品的劳动者是否获得公平合理的待遇?
(4)产品制造商是否关注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5)怎样使用、保存和弃用产品才不会对环境和他人带来危害和负担?
消费者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都是对生产者的一种积极的信息传递,通过这种传递,促进企业生产和提供更符合社会健康、长久发展的产品。他们的使用、保存和弃用方式也为其他消费者传递积极的信息。责任消费主体的这种消费行为一旦形成、固定并持续下来,就成了―种新型的消费形式。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在2008年对北京市民众的调查,依法纳税、确保产品质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保员工权益和诚信经营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五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73.O%的消费者认为消费行为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密切;97.1%的受访者在日常购物或者选择服务时会在意企业的社会形象;96.6%的消费者在同等条件下倾向于选择社会形象较好的企业产品;多数消费者能够接受责任产品比一般产品的定价高出10%左右,仅有2.3%的受访者不能接受绿色、责任产品的溢价。
责任竞争力与营销伦理
责任竞争力时代体现出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即由“为利润服务”逐渐转变为“为人服务”。这个时代要求企业除了与顾客、分销商等生意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外。还要顾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科学和文明日益昌明的21世纪,企业遵守道德准则、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除在生产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外,如何在营销过程中遵守商业伦理、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商业营销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经历了从以利润为核心的产品营销、以顾客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和以责任为宗旨的社会营销三个阶段。这一发展
历程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即由“为利润服务”逐渐转变为“为人服务”,经济利益与道德要求日益统一,表明了商业伦理的不断进步和商业秩序的不断和谐。营销者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而且也要符合消费者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其本质就是以和谐为宗旨,处理好企业与顾客、企业与社会、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注意将企业利润、消费者需要和社会利益、环境保护统一起来。
社会营销理论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使交易所涉及的各方形成一种互助、互利、和谐且长久的关系。这首先要求处理好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在营销者与顾客、分销商和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信任和互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靠高质量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公平的价格、良好的信誉,以及加强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联系来实现的。其次,就是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企业除与顾客、分销商等生意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外,还要顾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对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等。再次,社会营销还着眼于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的关系,与后代人的关系,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进行绿色营销,引导绿色消费,努力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其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环境保护相统一,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结合,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相处。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的重要性日显突出。
利益相关方视角与营销伦理建设
在中国古代,“道”和“德”这两个概念含义比较广泛。“道”的最初含义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或规律,以后引申为应该遵循的原则、规律或规范等。“德”的含义偏重于主观方面,表示对“道”的认识,指一个人在处理和他人的关系时,一方面能够“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另一方面又能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得其益”,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道德”二字联用,始自春秋时期,发展至今,它是指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以善恶为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利益相关方与企业道德
20世纪末期,西方管理学界提出了利益相关方理论。利益相关方是指“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组织或个人”(Freeman,1984)。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要与社会打交道,但并不是和整个社会打交道,而是和特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打交道,这些特定的组织或者个人,例如消费者、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债务人、地区社会、政府、NG0和NPO,有可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
例如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或者抵制购买产品来影响企业销售目标,股东可以通过投资特别是近年来盛行的社会责任投资(SRI)来影响企业股价,甚至更换企业管理层等。反过来,企业的经营也会影响这些组织和个人,例如员工可能因为企业的裁员或者扩员而面临失业或者升迁,企业所在地区也会因为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而受到或好或坏的影响。与企业之间具有直接互动关系的这些团体和个人,就是利益相关方。换言之,在社会中有一部分特定社会对象,它们是企业日常打交道的对象,和企业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就被称之为利益相关方(见图1)。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社会主要就是指利益相关方这一特定的社会对象,社会责任也就被具体化为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因此,欧盟2003年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要对利益相关各方的影响负责任”。
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2
媒介:消费时代鼓噪者
消费文化是刺激消费欲望或制造消费欲望的文化。费瑟斯通认为当代消费主要是意义的消费,是“文化渗透的消费”。而阿伯克龙比则指出“现代消费不只是关于概念的消费,它还是一种游戏的消费,特别是玩弄意义的游戏消费”。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中,消费已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
大众媒介极力鼓吹消费,传播消费理念,不仅引导消费,也制造消费。生产者和大众媒介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的目的,结成联盟。生产者以大众媒介的无处不在的传播力量,随心所欲地宣传自己的商品和消费观念,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媒体制造了商品的象征意义,它使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变成了对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涵的意义的消费”。②
媒介对消费享乐主义的宣扬,业已使消费者对其顶礼膜拜。消费至上的理念,使人们成为欲望的奴仆。“现代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人已成为机器的附件而不再是人本身”。③消费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扩散,不仅改变着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也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信仰观念等。
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而是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象征意义。
消费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追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中所说的“炫耀性的消费”。以禁欲、自律、勤劳、节俭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的“宗教冲动力”,“已经被一种贪婪的追求最大利益的摄取性所代表的‘经济冲动力’所代替”。④新教伦理解体后,享乐主义盛行,一个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到来了。享乐主义摧毁了作为喉舌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
现代媒介日益呈现出消费主义的倾向,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媒介对受众文化需求的引导作用逐步趋于弱化,而受众对媒介形态的影响力却逐步增强。媒介在市场化的推动下,调整传播内容,关注普通受众的生活。由于利润的驱动,传播内容日益步入消费主义的樊笼。
现代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表现在:
1.媒介主体形象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转变。
2.突出“生活方式”报道。通过大量的股票行情、休闲娱乐、营养保健、服饰购物等方面的报道诱导受众的消费观念。
3.媒介文本变革。文本内容上,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大行其道,聚焦于明星绯闻、色情、暴力、犯罪等社会事件。选取富有震撼力的图片给受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文本形式上,版面编辑、字号选择、色彩设计等方面精心编排,满足受众的感官享受。
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将昔日主导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媒介从神坛拖入了大众的欲望之谷,媒介已经放低了身段,同大众一起来朝拜商品的“庙宇”。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媒介已经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
沦落的媒介文化
“我们正在见证艺术的终结,消费文化的蔓延,尤其是批量生产与商品符号和影像的泛滥,宣告了一个孤立的文化领域的终结”,⑤“艺术的终结”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在文化产品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将‘利润最大化’、‘收入最大化’、‘满足最佳化’、‘收益和增值最大化’作为最高追求的工于算计的市场经济,似乎正在中国扮演很不地道的角色,它的选择似乎已使一向羞于自售的文化产品的女神遭遇冷落,而使善于乔装打扮的文化产品的婢女备受青睐”。⑥消费主义的泛滥,使媒介文化呈现出颓废与沦落的趋势。媒介文化的沦落主要表现在:
1.意义的危机
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现代媒介文化本质上已沦落为一种“同一化”的文化。“同一化”是指文化已经成为物化的产物,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和精神性。媒介文化呈现出“意义的危机”。媒介正把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媒介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媒介滋生了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空洞、肤浅的内容成为媒介文化的主要内容,社会批判功能逐渐减弱,粉饰性却日渐增强。
2.娱乐至死
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深深地根植于媒介文化的娘胎里。“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他们换上娱乐的包装”。⑦媒介坚守的绝大部分阵地已经让位于娱乐。电视节目中,娱乐节目迅速蔓延。即使新闻节目也在媒介的装饰下借以消遣。“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 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 也就是说, 新闻变成了纯粹的娱乐”。⑧受众的欲望通过媒介的“欲望生产”得到满足。媒介文化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和忠实的奴仆,“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必然是如波兹曼所预言的,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⑨
3.感官的刺激
媒介文化向“声色犬马”俯首称臣,与形而上的道路渐行渐远。在读图时代,图像取代文字成为文化主调。“话语”文化向“形象”文化的转变与当前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直接的感性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抽象的理性探索已经在交锋中败下阵来。“无处不在的女性,对少年和男人培养理性的超脱力和鉴赏力是没有好处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思想的丰富和情感的成熟,实在是无从谈起”,⑩“眼神的魅力”给人们带来的幻觉已经消弭了肉体和精神客体的差别。娱乐媒体和各种广告就像一样,腐蚀着受众的身心。媒介传播低俗的娱乐文化,与专业主义的操守日益分道扬镳。
4.朝拜商品的庙宇
媒介文化抛弃了它所一贯坚持的自律性,以能够在消费品中占据一席之地为荣,与疯狂的消费者一起,朝拜商品的庙宇。消费主义时代,一切东西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爱情像商品一样出租,信仰、知识和良心成为买卖的对象。
结语
以梦想、影像、、狂欢、仿真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使媒介文化逐步坠入颓废的深渊。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放纵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导向,使传统文化精神日渐枯萎。媒介要主动抵制消费主义的侵蚀,才能走出颓废的低谷,提高受众的审美与情操,建构一种积极向上的媒介文化。
注释:
①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②④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09页
③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⑤【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杨渝东译:《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⑥陈立旭:《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⑦⑧⑨【美】尼尔・波兹曼著, 章艳译:《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207、131、4页
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3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循环经济较大规模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循环经济终于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
（一）责任规定不严密
但《循环经济促进法》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些条文规定也比较原则不明确，比较笼统，可实际的操作性并不强。尤其在责任规定方面有以下不足：《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对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职责规定不够明确、具体，也没有专章进行规定，散见于其他章节之中。关于公民个人的法律责任，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十条中规定："公民应当增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尽可能使用节能、节水和再生产品，减少废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和包装物，消费者应当将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交给生产者或者其委托回收的销售者或者其他组织"。这种比较分散式的规定，不能让各类主体从宏观上领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不能具体明确自己的职责这是循环经济促经法对责任规定的相关情况。
（二）未明确执法部门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进口列入淘汰名录的设备、材料或者产品的，由海关责令退运，可以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口者不明的，由承运人承担退运责任，或者承担有关处置费用。"本条对进口者和承运人规定了程度不同的法律责任，进口者承担退运责任并被处以罚款，而承运人只在进口者不明的情况下才承担退运责任或是相关处置费用。如若进口者和承运人双方串通，违反规定进口淘汰名录内的设备、材料或者产品，一旦被海关查获，只要进口者不明，就只需由承运人承担退运或处置费用。该处罚远轻于对进口者的直接处罚，这就很有可能造成进口者和承运人串通规避法律。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全国循环经济发展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有关循环经济的管理工作。"循环经济法要真正落到实处，关键靠执法。但是循环经济法仍没有明确的执法部门。到底是否由哪个部门统领整个循环经法执法没有定论。多头管理很容易造成无人管理或大家争抢管理，到头来只会对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消费者绿色消费义务
（一）消费责任与消费义务
在循环经济基本法中，确定公民的义务与责任，鼓励每一社会个体为循环经济做出努力。打破现有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采取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相分离的责任体系。在法典当中进行专章规定社会公众的职责。我国已有地方政府开始向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收取垃圾处理费，这就是消费者责任的一种体现。这些费用实际上是消费者为自己在生活产生的环境污染而买的单，主要支付给垃圾处理机构，一般用做垃圾处理经费和垃圾处理机构的运作费用。在完善循环经济法时可以通过确定个人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较轻的违规排污罚款来实现对消费者环境责任的承担。例如，可以以小区、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实现消费者责任的承担向垃圾公司支付少量费用，作为其排污费用；对于违规排污的，应该对其进行适度罚款。这种消费者付费的模式值得商榷。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极大地提升，但是我国人均财富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生活压力比较大，大多数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在消费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况且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已经支付了一定的环境资源受益费用。低端产品的使用和废物的排放一般都是较为贫困的民众，往往不可利用的污染物都是低端的产品。这部分责任应当由政府承担，而不是消费者。
（二）绿色消费义务
绿色消费，不仅包括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对物种的保护等消耗物质和能量的过程。绿色消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家环保总局等六个部门在1999年启动了"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和"提倡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三绿工程，中国消费者协会把2001年定位绿色消费主题年。我国现行消费模式主要问题有：污染性消费严重，挥霍性消费盛行，野蛮性消费惊心，倾斜性消费失衡。社会再生产的末端是消费者，鼓励消费者树立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购买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产品，提倡和促进适度消费。
消费刺激生产，生产保障消费的经济规律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公民的消费行为对生产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建立起环境责任，提高环境意识，消费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尽可能用自己正确的消费选择影响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推动整个社会营造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包括以下内容：
1．反对攀比炫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人的消费动机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本不是坏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热衷于攀比，追求奢华，炫耀，很多消费不是出于生产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刺激人们超前消费。这对资源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起到了坏的作用。
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4
论文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消费行为 符号价值
论文摘要：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完成，多数国家成为“富裕社会”中的一员。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的消费模式从主要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从消费物品本身到消费符号价值，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过以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性以及消费的过程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是一种符号化的消费。
一、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工业化的完成，特别是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推展，以及其著名的工人每周薪水不低于6美元的工资标准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并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繁荣下资本的扩大和商品的大量生产带来了各种新型的消费品，使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使得人们在购买这些新型消费品方面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二战及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入“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相对富裕，消费模式从主要考虑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这时，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的社会，人们在消费上背离了使用价值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致，即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普遍化、大众化和民主化。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经济大发展与工业化的产物，消费主义文化则是消费主义的特定表现。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在传媒的宣传与影响下，消费需求被不断的创造，消费者总是处于“欲购情节”中，追求体面的消费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与盛行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煽动了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了人们不断购买的欲望。
二、消费文化的核心——符号价值
消费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它代表了抑或勤俭节约、抑或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它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通过这个沟通系统中，人们借由所消费和购买的物品来实现人际交往与身份归属，亦即人们购买的商品具有了语言和符号的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各种符号被不断地制造与传播，使得当代人犹如置身于符号王国之中，符号成为了当代人的图腾。特别地，每个人都处于由流行催生的符号系统之中，一味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符号的过度供应或者符号生产的泛滥，使得拟像与真实相背离，真实消失，世界成为拟像的世界。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符号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只是消费物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以承载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因素来计价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的价值区分和标示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这是鲍德里亚构建消费文化的核心。
三、消费符号化——消费文化构建的消费行为
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所表现的形态，可以把消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消费是纯粹的物品消费，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即通过交换来表现自己富有，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第三个层次的消费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信念，是构建消费行为、培养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第三层次的消费即对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一种趋势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最明显的一种消费行为就是消费的符号化。
消费符号化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性，对这种商品的消费表现为对符号的消费;第二方面是人们把消费本身作为一种符号，通过消费这程来实现社会表现与社会交流。首先商品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导致了消费者对符号的消费。因此，符号的消费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它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对品牌或名牌的消费上。其次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人们把这一符号作为区分身分、社会地位的依据。人们在消费时，对物品的选择其实是对依附于这些物品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选择，人们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使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消费不但是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它是人们用以建立身份识别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5
论文摘要: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具有主观性、可计量性、递减性、可再生性等主要特性。通过效用论来论证理性的消费者能够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满足自己的最大欲望，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1效用的涵义和性质
1. 1效用的涵义
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用，最初出现于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51年出版的《论货币》，其含义为“事物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属性”。现代经济学对效用的理解，正如萨缪尔森(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可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把精神的、非物质的内容从效用中“清除”出去，避免经济学卷人伦理道德的争论中。萨谬尔森在上述定义之后紧接着加了一句，“更准确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形成现在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效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理解:效用是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满足，则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则是负效用。基数效用论者的基本理解是:效用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或快乐，是幸福的增加，并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序数效用论者的基本认识是:效用反映个人的偏好，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可以计量，也不可能加总求和，只能排列顺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数来表示。
1. 2效用的性质
(1)效用的主观性。效用是对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首先，表现在效用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即对不同的人，同样的物品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比如面包和饮料两种物品，张某认为面包的效用大于饮料的效用，恰恰相反，王某认为饮料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对同一个人而言，同一种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件羽绒服，在冬天和寒冷的地带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大，在夏天和热带则可能给人们带来了负效用。其次，效用的主观性指消费者心理上的主观感受，而非物品本身的属性，物品本身的属性由其物理或化学性质决定的，一般称之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它描述的是物品客观属性，不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效用从物品对人的角度所进行的描述，反映人与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强调的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带来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一件物品不论其客观上具有多大的有用性，但对某个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效用只取决于这一物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主观评价。再次，效用的主观性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理想等，克制一些无关生存的欲望，于人于己不利的欲望或者自己正常情况下无法满足的欲望，降低相应商品或行为的效用水平。克制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不仅可以让人们的灵魂远离痛苦，而且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比用商品或行为填满不合理欲望的沟壑所能得到的满足还要大。而对一些合理的、自己有能力满足的欲望极力主张人们去实现。最后，效用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含伦理学判断。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物品就有效用，欲望本身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不在效用评价范围之内。
（2)效用的可计量性。效用一词，经济学发展史上有过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主要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的，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以计量，更不可以加总。在经济学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竟可以相安无事，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其原因就在于，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无论“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分析方法虽不同但得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两种理论能够和平共处。序数效用论虽然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反映了个人的偏好，不可以计量，只能排列顺序，否认了效用的计量性，那么消费者主观评价系统对特定商品欲望满足程度是如何排序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萨谬尔森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处心积虑地构建“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商品或劳务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数量描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其实消费者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显示偏好，就是依据自己的主观评价体系对欲望强度进行排序，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认定效用作为欲望强度，存在着强弱、大小的不同，默认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否则消费者无法对商品的效用进行排序，无法在市场上进行选择商品，由此可见，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效用可以计量的默认系统。所以，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不可以计量的，指经济学家无法也无需对效用进行计量，但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可以对效用进行计量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对效用的共同理解，即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才会对消费者行为得出一致的结论。
(3)效用具有递减性和可再生性。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是减少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消费这种物品的效用又可恢复如初。
2消费者行为理论 1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假定
（1)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指消费者将自己“付出”与“获得”进行比较:当“付出”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多的“获得”;当“获得”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付出”与“获得”时，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按这一“理性”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在进行行为决策均符合消费者均衡条件。
(2)消费者的收人和商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同的收人条件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不同，获得的商品的效用不同。只有在相同的收人条件下，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才有意义。同理，商品的价格不同，导致最佳消费组合不同，只有商品的价格不变，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最佳消费组合才有意义。
(3)消费者的偏好是即定的。由于效用的主观性，消费者对同一商品组合的效用会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确定最佳消费决策，只有消费行为发生在既定的时间、地点才有意义。
(4)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对消费者是相同的。消费者用货币交换商品，实际上用货币的效用去交换商品的效用，只有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才能用货币的效用衡量商品的效用。 2消费者均衡
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假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总是购买效用最大的消费品组合，则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转化为一个求解效用函数条件极值的数学问题。设I为消费者的收人，Pi为i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则P1X1=P2X2+…十PnXn= I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以此条件求效用函数:U=u(X1，X2，……，Xn)(注:式中U表示消费者一定时期内消费各种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量，X1，X2，……，X 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的最大值，得:
式中MUn=du/dxn，即Xn的边际效用;a为货币收人的边际效用。即:消费者均衡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差异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如果消费者购买两种商品X1，X2，且给定一个效用水平UO，则效用函数为:
UO=u(X1，X 2)
(1)
式(1)表示一定的效用水平，可以从Xl和X2的不同组合中获得;由于X1的减少必须由X2的增加来弥补，所以即函数(1)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称为X1和X2的“边际替代率”，如果要使总效用维持不变，则随着某一商品消费数量增加而必须放弃的另一商品数量将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说明，函数(1)为一条突向原点的曲线;在序数效用论中，这条体现同一效用水平、向右下倾斜并凸向原点的曲线被称为“无差异曲线”;如果给定预算约束I=P1X1十P2X2，必有一条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切点即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在切点处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因此有: X2/Xl=Pl/P2。
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范文6
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涵盖所有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方式。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通过减少生活作息中所消耗的能量，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减缓生态恶化，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的生活方式。由于大多数人认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碳的排放主要是在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以提出了低碳生活作为低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也是人类应对地球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反映了人类面对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和能源枯竭的威胁而对未来的担心，或者是一种源自人类传统的未雨绸缪的心理。低碳生活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近年在国内也开始逐渐被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看作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一个标志。
低碳生活就是人类通过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变生存发展观念，以更合理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生活因为与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密不可分，所以低碳生活本身蕴含着伦理的意味，同时，低碳生活是为了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其相应的蕴涵着生态伦理的因素。低碳生活这种方式，表明了当代人对于保持与大自然的更安全、更和谐关系的诉求。
二、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应对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新型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人际伦理和社会伦理，它是对伦理概念的崭新突破，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了自然界，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同时，生态伦理又是产生于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又对活动起着重大影响的实践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古希腊的自然神论哲学等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在对人与自然同一关系的领悟、体会基础之上确立的，是原始的具有生态伦理意味的价值理念。生态伦理还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责任意识的体现，生态伦理的实现有“契约式”和“美德式”的两种，其中“美德式”的生态伦理跳出了权利、义务相互交换的窠臼，主张生态伦理是道德主体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德性的完满展现，对自然爱护与否，是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标志。生态伦理还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即人类处理自身与其周围的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三、低碳生活的生态伦理意蕴
（一）低碳生活提出了公正分配资源的生态理念。
公正（正义）是处理自身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利益问题的重要准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的正义就是自愿同另一个或更多的人分享共同福利方面的正义”[1]，它对于人类尤为重要，是维持人类社会及人类与自然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亚当·斯密指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摆脱上帝、神权束缚的自由幻化成了个体的无限制的欲望，这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加之科技知识的发展，让人体会到了控制自然的乐趣，最终导致人的异化，让人与自然在本质意义上渐行渐远。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于自然的掠夺也让人类对于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公正（正义）在代内代际都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当约束对保存环境来说必不可少时，似乎每个人都应当根据适当的正义原理获得其公正的部分并受到某种公正程度的制约”。[3]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在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工业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以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为标志的，这种高碳模式不仅表现在生产中，也表现在生活中，石油危机和气候变化让人类体会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更应当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负起更多的道义责任，不考虑发展程度、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来谈治理环境责任是不公正的。从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到2005年的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开始了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历史，都表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已对温室气体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达成共识，并在考虑承担义务的问题。但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让人对于各国在公正分配自然资源、承担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的真诚度打了问号。
低碳生活主张能源的低消耗，强调全球的每个公民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倡导对资源进行平等公正的分配，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把大自然看成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自然资源，共同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同时，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尽可能的给他们留下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对利益的享有保持公平。低碳生活方式让大家站到了一起，一起去尽责任，一起为后代子孙考虑，在限制人的欲望、重新分配资源中实现伦理的公正。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生活承担了代内代际资源分配消费公正的责任。
（二）低碳生活提供了适度消费的生态规范。
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规范。低碳生活以适度消费等体现了生态伦理的规范内涵。传统的高碳生活，大肆铺张浪费，比拼消费规格，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带来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正是在应对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威胁中，低碳生活应运而生，其提倡的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向西方消费至上主义、享乐主义倾斜，超前消费、一次性便捷消费等观念受到热捧，但高消费在刺激生产，提高生产的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与消费领域的高碳排放、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 染，“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4]所以，从长远来看，过度消费是一种不顾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视行为。毕竟，地球可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要，但是始终满足不了人类无止境的贪婪。
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是以能源的耗费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飞跃、科技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能源的耗费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石油危机就已经表明其问题所在。人类必须估计到，非再生矿物能源资源枯竭可能带来的危机，从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能源结构上，尽早探索、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同时，在生活中处处注意能源的节约。
消费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它还有伦理意义，而适度消费是一种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崇尚节俭，“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左传》）。在西方，节制（节俭）与智慧、勇敢、公正并称为古希腊“四主德”。亚当·斯密认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5]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于适度消费的认可和提倡。
低碳生活的消费观念主张，消费主体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他人及子孙后代消费需求的满足，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的数据显示，每节约1度电就可以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双一次性筷子，减排0.2千克；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机洗衣，减排0.3千克。所以，为了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平衡，就要节制，适度消费，使消费更加符合道德价值要求。具体来讲，就是选择健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让舒适、环保和可持续共同主导自己的生活。
低碳生活引导公民重新认识传统的消费观，强调节约身边的各种资源，破除过度消费观念，适度消费不是提倡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就抑制生产的发展和个体的合理需求，而是在满足正当需求的同时注重精神需求，让适度消费不仅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也成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最终目的是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三）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的生态品性。
低碳生活作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道德实践主体密不可分，是道德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
这种责任是单向度的。汉斯·约纳斯指出，人类与自然都是存在，都有被保护的渴求，但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力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所以人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人对自然的这种道德保护，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可逆”的。按照这个理解，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责任，面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污染及气候变化，道德主体自觉的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无需任何回报。
这种责任是整体的、长远的。低碳生活指向的责任客体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子孙后代，不仅是人类社会，还有自然界。每个公民都将自身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切实承担起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保护人自身也保护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道德主体让自己的日常行为与他人、与后代甚至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用长远的、整体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体现了整体、长远的责任意识。
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自身的善良品性。中国传统儒家的观点主张，道德是一个主体去自觉显现自身固有善良本性并努力实现其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愿意并选择去做。因为人性是上天所赋予的，是天道的体现。儒家伦理学认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有主观努力的自我实现行为，更有作为基础的道德心。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对功能的完满实现。低碳生活呼唤大家面对自然，时刻注意去显现并努力实现自身爱护自然的善良本性，要倾听自身内部理性声音并认真遵循其指导，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展现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德性。
总之，低碳生活不仅需要人类秉持公正的价值理念，也需要建立保护环境、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同时需要道德主体显示爱护自然的责任感与内在品性，以真正地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生态伦理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3][美]温茨著：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