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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1
关键词：社会风险；H7N9；消费者；禽肉类产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049-09
一、引言
2013年4月初H7N9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给我国禽类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社会风险发生后，全国各地大部分禽类市场几乎全部关停。人们谈“H7N9”色变，餐桌上的禽肉类产品很少被看到，当然也有部分消费者只是略微减少禽肉类产品的消费，甚至依然照常消费。那么究竟社会风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具体状况――影响的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如何？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深度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期限长短的因素又是什么？为了对这一系列系统化社会风险问题进行探索，需要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尤其是要对社会风险下的消费者情况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领域，侧重于经济数据的绩效对比分析，缺乏个体的实证研究。例如，学者杨翠红和陈锡康在《SARS对我国消费的影响程度分析》中，用同期数据对比法分析了2003年SARS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餐饮、食品消费、家禽（猪、鸡、鸭）、饲料、大豆、玉米等方面受到较大冲击，但并没有对疫情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分析。曹大卫、宋冬林、高峰在《非典对我省消费需求的影响与对策建议》中认为，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水平、商品（服务）及替代商品（服务）价格、人口变动、消费者心态等几大因素看，疫情风险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心态影响消费需求。指出非典具有极强传染性及较难治愈的特点，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的恐慌气氛，进而影响到居民心态，由此人们会有意识地减少当期消费，致使即期消费总量减少。李原在《试论非典后消费环境的营造》中从体制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非典表面上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事实却暴露出潜伏在我们社会深层沉淀下来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的危机。刘颖在《突发事件中消费心态的分析与扩大消费需求――以非典流行期间消费现象为例》中对非典期间的消费者消费心态特点进行分析表明，突发事件中消费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理性预期变化以及从众心态等方面，提出了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稳定消费者的心态预期的建议。总之，以上关于疫情与消费的研究都缺乏实证性科研分析，而在消费者行为的实证研究方面成果很多，值得借鉴。例如，王志刚、周应恒等、曾寅初等以超市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影响其食品安全认知及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周洁红对浙江城乡消费者蔬菜安全的认知及其购买行为的分析，提出政府应通过信息管制等手段提高蔬菜安全管理，提高城乡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仇焕广、黄季煜、杨军利用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行为等等。鉴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为此文章尝试借鉴消费者行为研究经验与方法，利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回归分析等步骤就H7N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的期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二、H7N险对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因素选择及分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在H7N9禽流感发生的背景下，由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成员于2013年4月至6月利用《中国水禽产品（肉鸭、鹅、蛋等）消费调查表》对黑龙江、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水禽主要产销区进行实地调查而获得。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40份，实际收回调查问卷330份，经检查剔除缺失关键变量数据的样本25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05份，问卷有效率为92.42%。对样本的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式调查，样本单位为单个消费者，受访对象包括企业人员、公务员、农民、学生等。无论是从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还是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收入等人口学特征来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用于分析。
（一）变量选取
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将取三个被解释变量，“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分别记为Y1、Y2、Y3。它们相对应三个假设条件：假设1：Y1=1表示存在影响，Y1=0表示不存在影响；假设2：Y2=0表示H7N险下禽肉类产品消费减少量低于30%，Y2=1表示H7N险下禽肉类产品消费减少量高于30%；假设3：Y3=O表示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内，Y3=1表示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上。与此同时，本研究把影响Y1、Y2、Y3的因素按照主体内容不同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消费者自身基本特征变量。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等是促使消费者在H7N险下对禽肉类产品消费受到影响的因素之一。第二类是消费者家庭特征变量，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家庭背景与H7N险对消费者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长短密切相关。第三类是消费者对禽肉产品的安全认知变量，也是H7N险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重要依据。第四类是消费者对H7N险的认知与评价变量，是消费者对H7N9影响的直接的主观评价。综合以往研究成果，联系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实际情况，对以上变量进行赋值描述与分析。
（二）变量赋值及描述性分析
文章以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Y1、H7N9禽流感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深度Y2、H7N9禽流感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Y3为三个被解释变量，以消费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安全认知与消费者H7N险认知与评价四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据此建立了三个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用来分析HT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存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1.被解释变量的描述分析
关于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的调查显示：82%的消费者明确表示有影响，将会减少消费，甚至不再消费；18%的消费者表示没有影响，将照常消费。同时，相对平常时期，54%的消费者对禽肉产品的消费减少量会在30%以内，46%的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消费减少量会在30%以上。另外，调查显示HTN险对68%的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内，32%的消费者受到影响在3个月以上。
2.解释变量的描述分析
（1）消费者个人特征分析
从被访者个人特征方面来看，男性所占比例为67.87%，女性所占比例为32.13%，男性的比例较高。从被调查者年龄分布情况来看，样本主要分布在20～29岁、30～39岁、40～49岁这3个年龄段，处于这3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30.49%、30.82%、25.5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据主要成分，分别占总样本的25.57%、23.28%、20.00%，其次就是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研究生及以上、职高或技校的消费者分别占14.43%、9.51%、7.21%。从职业构成来看，是企业中一般员工、一般打工人员、企业中管理人员、农民的这四类消费者占据多数，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36.72%、17.05%、13.77%、12.50%，其次是科技文卫工作者、公务员、学生和选择其他的消费者，这四类消费者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9.84%、3.61%、3.61%、2.90%。
（2）消费者家庭特征分析
从家庭月均收入来看，主要集中在2000～2999元、5000元及以上、1000～1999元的这三类消费者占据一半以上，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25.25%、21.50%、19.67%。其次是3 000～3 999元、4000～4999元、1000元以下的消费者，这三类消费者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17.70%、12.60 %、3.28%。从消费者的家庭特征来看，样本家庭成员个数以5人及以上居多，占34.42%。其次是3人和4人，分别占有比例为30.82%、24.59%。占有较少比例的是2人和1人，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6.56%、3.61%。家庭居住地在城镇的消费者为51.80%，而家庭居住在乡村的消费者为48.20%。
（3）消费者质量安全认知的描述分析
在H7N险下，消费者调查显示：71%的消费者关心产品质量安全，24%的消费者态度一般，5%的消费者对其表示不关心。关于消费者对禽肉类产品质量满意程度的调查显示：51%消费者持满意态度，5%消费者持不满意态度，44%的消费者持中立态度。另外，关于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监管满意程度的调查显示：47%的消费者持满意态度，9%消费者持不满意态度，44%的消费者给予一般评价。
（4）消费者对H7N险的认知与评价分析
在305个调查对象中，有30%的消费者了解H7N9禽流感，65%的消费者知道H7N9禽流感，5%消费者不知道H7N9禽流感。同时，在关于对H7N9心态认知的调查显示：21%的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持有恐惧心态，44%的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持有一些害怕心态，35%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没有畏惧心态。
3.变量赋值
研究将各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家庭成员个数、消费者对禽肉产品质量安全关心程度、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H7N9禽流感常识认知、对H7N9禽流感持有的心态分别被设为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并被赋予数值。具体相关变量的代码、含义、赋值见表2。
三、模型选择及回归分析
（一）模型选择
当被解释变量为非度量二元变量时，可以选取的模型有判别分析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本文选取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主要考虑三方面原因：一是logit模型适应选取的被解释变量Y1“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是否有影响”（无影响为O，有影响为1）。同时为了计量研究口径的一致性且能够使用同一种logit模型分析Y1、Y2、Y3，以得到最终的计量模型结果，故将Y2、Y3也设定为了0～1变量，Y2"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深度”（30%以内为O，30%以上为1）、Y3“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期限”（3个月以内为O，3个月以上为1）；二是Logit回归模型所需前提假设条件较少，所得模型计量结果较为稳定；三是logit回归能包含非线性效果和大范围诊断。因此选取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所采取的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上述公式中，i取值为{1，2，3}，Y1表示被解释变量：Y1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是否有影响”；Y2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深度”；Y3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期限”。X1、X2、X3…Xk表示H7N险下影响消费者行为决策的因素；B0为常数，表示回归截距。B1、B2、B3……Bk分别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估计HTN险对消费者禽肉产品消费的影响及H7N9对消费者禽肉产品消费的影响深度与期限，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作为统计分析数据的工具，将收集到的数据带入logit回归模型得出最终结果。根据实际调研样本的特点，本文选择20%的显著性水平。
对结果分析发现，解释变量x1、x2、x3、x5、x6、x8、x9、x10的回归结果都十分不显著，说明致使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H7N险的消费影响对上述几个变量反应不敏感。因此在剔除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其结果如表6所示。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对H7N9的认识及持有的心态等四个变量系数较为显著，也就是说在HT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中，x4、x7、x11、x12起着关键作用。
原始模型表3与最终模型表4相比较发现，后者的McFadden R-squared和LR statistic值都变得越来越小，两者的Prob（LR statistic）值基本没有变，且比较显著，说明最终模型表4的预测效果比较好，故本文以最终模型表4为主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在该logit回归中，系数反映变化的方向而不反映变化的具体大小，因此本文仅讨论自变量变化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消费者对HTN险持有的心态”这一因素显著性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变量显著性也较高。
“受教育程度”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消费者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疫病事件越能保持理智的心态，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低。
“消费者对H7N9的知悉性”变量的系数也为负值，说明消费者对H7N险了解的越深越全面，其越能够在疫病面前保持理智，合理安排自己的消费，不会盲从那些道听途说的传言，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低。
“家庭人数”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说明消费者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在H7N险发生时对禽肉类产品的消费越谨慎，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高。
“消费者对HTN9持有的心态”变量对消费者的选择也为正值，说明消费者对H7N9越抱有恐惧的心态，H7N险越容易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其影响概率也越高。
至于解释变量x1、x2、x3、x5、x6、x8、x9、x10的显著性较低，说明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收入、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关心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政府监管程度等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不大。无论消费者性别是男或女；年龄大或小；居住地是在城镇或农村；职业是工人、农民或管理人员；收入高或低；对产品质量安全的关心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政府监管程度大或小，这些因素与H7N险对消费者消费禽肉类产品的影响均无关。
对于上述模型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5）所示，解释变量x1、x3、x6、x8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说明在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程度大小的众多因素中，这四个变量反应不敏感，说明影响较小。因此在剔除了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其结果如表6所示：“消费者对H7N9持有的心态”这一因素显著性也是最高，其次为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变量，它们的显著性也较明显。
同理，经过剔除部分变量再次回归后，模型表6的McFadden R-squared和LR statistic值都变小，说明最终模型表6的预测效果比较好。在最终模型表6所示的显著性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这四个显著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程度越小。即当H7N险发生时，消费者年龄越大，或文化水平越高，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或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越大。其禽肉类产品消费虽受到影响，但其消费的减少量越小，大幅减少禽肉类产品消费的概率越低。
另外，职业、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及持有的心态等四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表明：随着职业能力的提高，多流域的跨界交流更加广泛，该类消费者与科技信息接触机会增多。当H7N9发生时，其对事件影响的判断越理智化，其对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减少幅度较小；消费者家庭人口数量越大，消费者在H7N险发生时对禽肉类产品的消费越谨慎，其对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减少幅度也较大；消费者对H7N9了解程度越高，其消费一旦受到H7N9的影响，那么这一影响程度就越大；同时，消费者对H7N9抱有恐惧的心态越强，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分析结果表7显示，解释变量x1、x2、x4、x7、x8、x11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影响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期限度的众多因素中，这六个变量反应不敏感。因此应在剔除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再次回归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x3、x5、x6、x9、x10、x12这六个变量较为显著。
同理，经过剔除部分变量再次回归后，模型表8的预测效果比较好。在模型表8所示显著性变量中，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x9与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x10这两个显著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或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越大，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期限越短。而x3、x5、x6、x12四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说明：（1）城镇群体消费者受到H7N险影响的期限高于农村消费群体。这可能与农村的思想文化水平有关；（2）职业档次较高的群体，一方面由于其交际消费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对知识信息了解的加深，H7N险所产生的影响期限越短，即H7N险的风声一过，他们很快会恢复以往的消费习惯；（3）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该类消费者群体一方面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高质量生活，另一方面食品消费的选择面更加广泛，所以H7N险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期限相对较长；（4）消费者对H7N9越恐惧，对H7N9的负面印象越深刻，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期限也越长。
四、结论与建议
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2
关键词：质量状况；消费者感知；观测模型；实证分析
一、引言
中国质量举世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影响恶劣的质量安全事件如三鹿奶粉、皮革胶囊等被媒体曝光以后，人们对于中国的质量产生种种恐惧和忧虑，甚至认为中国的质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国内外的媒体对于中国质量几乎是骂声一片。但是与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现象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产品出口国，且主要的出口国是欧盟、美国、日本等质量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近十年间提高了3.43岁（国家统计局，2011）。如果说中国质量如此之糟糕，其产品又如何打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又是如何让国民的预期寿命稳步提升呢？这表明，人们对于中国质量的认识与中国质量的事实之间是存在较大差距的，这种偏差容易导致全社会对于质量的忧虑和恐惧。对于质量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普通消费者日常的消费选择，进而影响我国的内需水平，并且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战略问题”（程虹，2011），因而我国急需对宏观质量进行一个连续的、全面的和科学的评价，这种评价既要客观地呈现我国质量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又要能够真实反映我国质量所取得的进步。
质量观测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质量现象进行科学的观察。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认为“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方法――冷静地建立并检验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各种理论”，科学的方法就是“观察、理论和进一步观察”（曼昆，2011）。对现象的观察是任何科学研究的起点，而对现象的研究又必须要基于数据的研究，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数据及其所承载的信息成为最宝贵的信息资源。大数据时代强调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舍恩伯格等，2012），只有掌握大量数据才能对现状进行研判和预测，对于质量的评价同样也需要“大数据”，建立基于定量数据的评价是认识宏观质量现象的基础。
目前对于我国总体质量评价的数据或报告十分丰富，如质量监督部门基于产品检验数据而的产品质量分析报告，消费者协会基于消费者投诉数据而形成的消费者质量报告，有关部门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测评指数，各类社会组织的质量评价报告（如大学排名、城市生活质量排名等）。但就目前的现状来说，还没有基于第三方调查的、定量的、年度连续的总体质量评价数据。
基于此，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从2012年开始，开展全国性的宏观质量评价的调查活动。该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国的宏观质量评价提供定量的年度分析数据支撑。本文就是基于该数据而对中国质量的现状进行总体评价。
本文余下的内容包含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回顾已有的宏观质量评价文献，同时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具体的评价方法、模型建构与数据解释；第四部分是基于2012年质量观测调查数据所反映的中国质量现状；第五部分是基于质量观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本文所研究的宏观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现象，即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关键质量领域的构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不仅是具体的微观质量现象的加总，还包括“在一个区域内，所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质量状况，比如，不同国家总体质量的基本特征和竞争优势”（程虹，2009）。围绕着宏观质量的度量与评价这一主题，国内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中的质量评价
宏观质量评价最早可追溯到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综合质量评价，其含义较为宽泛，但也包含了宏观质量评价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联合国每年的HDI实际上也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质量总体评价，其包含了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等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其每年的各国HDI指数及其排名，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与此类似的指数有OECD幸福指数，其指标包含住房、收入、工作、社区、教育、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等多个方面的衡量（OECD，2012）。不丹的国民幸福评价体系（尤拉，2011），以及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这些评价虽然没有直接地以质量评价为题，实际上也是对宏观质量的综合评价，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结果能否最大限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国也基于这些评价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广东地区率先了幸福指数，其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政府治理等多方面的指标。
（二）生活质量评价
宏观质量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注，生活质量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一个地区宏观质量状况的体现。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起源于GDP等经济衡量指标不能满足对整体社会福利评价的需求，因此生活质量主要强调人们福利的“非物质”指标。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与度量有多种不同的指标体系，总体而言对生活质量的度量有两种思路：一是客观生活质量指标，包括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享受医疗服务的水平等，即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方法；另一种是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方法，强调的是人们主观报告的幸福感，即美国生活质量评价方法（Noll，2004；Easterlin，Angelescu，2009）。周长城（2006）从主观层面构建了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主要包含了工作状况、休闲娱乐、家庭与社会生活、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自我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等七个方面。Li & Wang（2011）从收入、消费、健康、科教、社会安全、污染处理率以及文化生活等七个方面评价了中国的主观生活质量状况。
（三）具体的宏观质量评价
世界银行专家托马斯（2001）在《增长的质量》一书中，提出了评价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主要包含人类发展、收入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的评价；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每年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从制度、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等12个竞争力因素，对一国的整体质量水平进行定量的评价和排名；经济学家Barro（2001）则从预期寿命、生育率、环境条件、收入不平等性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来指代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Bils & Klenow（2000）具体地提出度量产品质量的方法，其提出的一个测度模型是将单位产品价格的增长分解为质量增长部分和通货膨胀部分（即普遍的物价上涨因素）。
我国的一些机构和学者也提出了具体地针对经济社会质量的评价体系，如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绿色GDP指数，主要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将GDP中减去环境成本而得到的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经济质量指数。牛文元（2011）从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行政资本三个方面来评价GDP的质量。任保平、钞小静（2012）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主要从经济的结构、稳定性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等方面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由上海质量科学研究院提出的质量竞争力指数，是包含2个二级指标（质量水平和发展能力）、6个三级指标（标准与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水平、质量监督与检验水平、研发与技术改造能力、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以及12个统计指标的一种反映制造业质量的指数。
（四）顾客满意度评价
顾客满意是指顾客对于产品或服务的评价，这种评价是顾客基于“感知质量”和“顾客预期”之间的比较（Fornell，1992）。顾客满意度评价最早主要是用于公司或行业的分析，通过评价顾客满意与产品质量的分析而获得产品或服务提供的改进策略；后来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也被用于宏观质量，如Fornell（1996）用结构方程的方法构建了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该指数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总体评价（Overall Satisfaction），只有这样才能对不同的行业进行比较和加总，与之类似的还有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ECSI，Fornell，1998）。顾客满意上升到宏观质量评价指标以后，就被赋予更多的含义，被当成了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被证实其与经济发展速度有正相关的关系（Frank，Enkawa，2008），与股票价格有密切关系（Fornell，Mithas，Morgeson，et a1.，2008）。因此，顾客满意度指数到后期越来越被赋予了宏观质量评价的功能，也成为宏观质量评价的主要方法。
（五）对已有文献的几点评论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中所包含的各类评价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其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能够从总体上反映人们生活不同方面的质量评价，虽然研究角度各异，但在方法上与发展方向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趋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越来越强调对人的关注。不管是宏观质量还是生活质量评价，都以人的感受作为主要的评价对象。顾客满意度评价直接是对消费者的心理感知的度量，各类宏观经济质量的评价指数，如HDI、HPI、MDP等都将人的发展放于核心地位，基于此，在进行评价时，越来越多的评价方法体系聚焦于从质量的感知者获得评价数据。
第二，日益强调定量化分析。质量是一个与数量相对的概念，但是要对其加以研究，必须以某种定量的形式来呈现。早期的宏观质量评价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提供一个综合性指数，而近来的宏观质量评价日益强调定量化的指数方法。国家顾客满意度指数是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可以进行加总和比较，宏观经济中的质量评价指数的构建均有指数化指标。
第三，重视结构的分析。不管是早期的还是近期的，都比较强调对质量的结构分析。Gronroos（1984）将质量分为技术性质量和功能性质量；Fronell（1996）将质量分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即硬质量和软质量，认为这两种质量内在含义与作用上都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质量评价则更加强调结构性分析，结构成为度量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经济增长质量中就将经济结构评价直接作为评价指标之一（任保平，2011），同时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收入结构、与人的幸福评价相关的时间分配结构等也是MDP、HPI等宏观质量评价指数的重要指标。
本文基于消费者获得宏观质量评价，是对已有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结合中国质量发展的实际，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考虑到现有宏观质量评价方法中仍存在着以下需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其一，评价的内容或有所偏重，或过于宽泛，如质量竞争力指数主要是对于产品中的制造业领域的质量进行评价，而HDI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等则涵盖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内涵很广的“大质量”，缺乏一定的边界约束，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质量相距较远，其理论价值往往大于实际价值。
其二，现有的质量评价方法中并没有主要以消费者作为评价主体。消费者作为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对质量最有发言权，而现有的质量评价方法中却忽视了基于消费者来获得质量信息，要么基于产品属性的指标（如质量竞争力指数），要么基于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GDP质量指数）等。这些数据很多是过程性指标，如质量竞争力指数中的新产品货值率等，并不能直接地反映消费者对于质量的感受，因而其对于质量的评价也是间接的，这也是这些宏观质量评价缺乏政策的直接导向性的原因。
其三，质量评价主要是基于二手的统计数据。消费者是最终的质量评价者也是质量评价的最终受益者，因而质量评价应主要基于消费者的评价。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消费者调查中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而这正是现有的质量评价中所缺乏的。虽然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强调对人的关注，但是在数据获取时，较少直接利用基于消费者调查的数据，而是通过相关的数据指标来反映。
本文的质量评价方法从质量的基本定义出发，重新界定宏观质量评价应有的内容和范畴，并基于质量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论提出质量观测的模型，弥补了已有的宏观质量评价指标的缺陷。
三、评价方法、模型建构与数据解释
（一）评价方法
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能力”（ISO，2000）。因此对于质量的评价应主要从质量的承受者或者使用者来进行评价，而质量的承受者无疑是消费者或社会公众。对于质量信息源的分析表明，基于消费者的质量相对于基于产品和企业的质量信息，无论是从其数量的广泛性还是对于质量安全状况的反映来说，都是最为有效的信息源（程虹、范寒冰、肖宇，2012）。基于消费者获得质量评价的信息，可以纵向上反映宏观质量的变化动态，也可以横向上反映不同的产业、领域或区域之间的质量满意度状态，从而成为宏观质量监管的公共政策实施的依据。
此外，本文的分析还强调了定量化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对于总体状况的描述还是对于结构的分析，都基于定量化的可比较的数据。定量数据不仅可以为定性分析提供较为精确的分析基础，而且可使得年度的质量发展水平的比较变得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回归的方法进一步得到各要素间的相关性关系。
（二）模型建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质量包含非常宽泛的内容，任何一个评价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根据一定的理论来对评价的模型进行建构。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理论是宏观质量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宏观质量的基本状态是质量安全与质量发展的统一（程虹、李丹丹、范寒冰，2011）。质量安全是指社会对于质量所能容忍的底线水平，即产品不能对消费者造成生理上的伤害。质量发展是指质量状态不断地进步与提升的过程，能够在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对质量观测模型的建构主要围绕这两个维度来展开，从与这两个方面最相关的方面来构建质量观测的模型。
要对区域宏观质量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应得到关于区域质量的总体特征，其满意度的总体得分如何，其全局性的质量安全风险状况怎样。这是任何一个质量评价的通常做法，如HDI最终得到的一个国家发展质量水平就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得分，GDP质量指数也由GDP质量总得分和各分项的得分组成。本文对于总体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从质量发展与质量安全两个维度来进行，把握住了质量发展的水平以及质量安全的总体状况，也就可以对一个地区的质量总体状况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在总体特征之下，还应对质量的结构进行解析。结构决定了功能，区域质量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其结构的影响。在已有的质量评价文献中，也非常强调对于结构的分析，如经济增长质量中一般把对经济结构（包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分析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结构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分析选取了质量发展的内部结构（即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软硬结构（即质量发展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构）两个方面。质量发展的内部结构是质量评价中常规的做法，而软硬结构的分析则是本文首次提出来的。
质量的发展离不开质量的制度设计。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行为，而制度创新也成为推动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质量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评价，有利于找到质量发展的制度背景以及存在的制度问题。质量管理制度一般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监管机制。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质量的责任分担机制，这是质量的基础性制度。质量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因而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对质量发展起作用以及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是否有效地承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质量管理制度的成熟度。二是投入机制。质量还具有社会属性，因为大量的质量服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投入，因而对投入机制的评价也是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信息机制。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政府作为质量信息的者之一，能否有效地质量信息，对于消费者的决策和质量的整体发展水平也非常重要。
最后，质量的发展与质量安全的治理是由质量主体的行为来实现的，质量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方面。政府作为质量的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塑造质量制度的主体；企业是质量的直接提供者，其对于质量的责任直接决定了质量水平；消费者是质量的需求者，其质量素质（包括质量知识水平、质量维权的意识与能力等方面）决定了质量的需求水平，从而直接影响企业的质量行为。对于这三个质量主体的分析，是认识一个地区质量发展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
归纳起来，本文的质量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三）数据解释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写的《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该报告是基于消费者的从质量满意度、质量安全感受、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四个方面而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共有226个指标的数据，涵盖了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等四大领域的质量状况。质量观测调查是基于宏观质量分析的理论模型所建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它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的分析需求，本文基于这四个方面和四大领域的质量调查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出关于中国总体质量的10个方面特征。质量发展与质量安全的总体状况的评价分别来自于质量满意度和质量安全感受的总体数据；对于结构的分析主要来自于质量满意度中不同领域和不同区域的得分评价；对于制度的评价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调查，如对于政府监管效果、质量投入、信息有效性和渠道等方面的看法；对于质量主体的分析来源于质量公共服务中消费者对责任分担的看法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的各项调查。本文所得到的关于中国质量现状的10个方面完全基于宏观质量观测调查的四大领域。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以及宏观质量评价模型，本文得出了以下关于我国质量发展现状最重要的10个方面。
（一）质量发展稳中有进
我国质量发展状况是稳定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全国的质量满意度总体得分为62.02分，同时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大领域的单项质量满意度得分均在60分以上，处于一个低于“较满意”而高于“较不满意”的区间。从统计数据上看，即使在当前公众较不信任的乳制品领域，其满意度也达到了62.65分，并没有落入“不满意”的区间范围。
在调查的所有122个满意度指标中（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四个领域），得分在60分以下的为28个，占22.95%，其余均为60分以上；在工程和环境质量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指标也占较低比例，其总得分及大多数指标均在60分以上（如表1）。
在消费者最不满意的医疗服务中，主要是医疗价格这一项得分较低，对于医疗服务本身的质量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评价均接近或超过了60分。在质量安全感受方面，60.88%的消费者认为质量安全风险的感受是介于“较高”和“较低”的“一般”状态，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对质量安全感到忧虑的情况。这都表明，我国的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一个平稳的正常水平，没有整体性地陷入“不满意”的状态。
在我国质量水平总体趋稳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工业产品制造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从观测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家用电器质量满意度，不论是在总得分还是5个分项指标的得分（除热水器以外）均超过了“较满意”的底线水平70分，这表明我国在工业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调查的5项产品中，消费者愿意选择国产产品的有2项（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国产与进口的选择比例接近的有1项（家用电器），选择进口比例超过国产的有2项（汽车和药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竞争，依然能够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两大类商品中获得更多消费者的信赖，表明我国的质量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看到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状况是稳中有进，虽然在水平上没有达到“满意”的层次，但也并没有落入“不满意”层次，在有些领域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是基于定量的调查数据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此不应对中国质量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质量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消费者的肯定。
（二）质量安全状况总体平稳
质量观测的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形势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系统性的不安全感，仅在部分领域内出现了一定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风险的认知相对地集中于食品和药品等领域，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上是平稳的，其问题是局部性或结构性的。
调查数据显示，60.88%的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感受”是介于“较低”和“较高”的中间水平，并且感受为“较好”的比例为22.68%，高出“较差”的比例约10个百分点；对于“质量安全事件的感受”，46.86%的消费者的选择是介于“较少”和“较多”之间的“一般”水平，并且认为“较少”的比例为27.93%，高出“较多”的比例约10个百分点。
进一步地对消费者质量安全感受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质量安全感受的评价均无显著性影响。而户口和受到过质量伤害两个变量对于质量安全感受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城市居民对于质量安全感受的评价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这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感受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受到过质量伤害对于质量安全感受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质量伤害对于消费者会产生较强的心理效应，一旦受到实际的质量伤害可能会产生较强的负面质量安全心理感受。
消费者“在实际生活中受到质量伤害的比例”为13.41%（其中包括一些轻微的伤害），这一比例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在调查的5项受质量伤害的公共设施中，质量伤害相对地集中于公共汽车（受到伤害的比例为9.22%）和电梯（受到伤害的比例为6.85%）这两个领域，并且其统计还包括了一些较为轻微的伤害，实际较为严重的公共设施质量伤害比例是很低的。这一点从消费者受到质量伤害以后的处理方式就可以看到，有33%的消费者受到质量伤害以后是自己简单处理，这间接地表明消费者所报告的质量伤害有相当的比例是并不严重的质量伤害。在人们对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中，几乎绝大部分集中于食品和药品，其风险值分别为88.27%和77.05%，日用消费者、家用电器、住房、公共交通、环境等领域均在40%以下。
这都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质量安全环境持基本信任的态度，对其总体评价并不是“不安全”的。虽然我国的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上并没有达到消费者满意的状态，但也绝不是总体性的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不管是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感受还是消费者所受到的质量伤害的定量统计数据都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从这一事实的反差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质量安全形势的过度悲观心态，实际上是被少数严重的质量安全事件渲染所造成的，同时也表明质量安全在我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一旦出现了某些负面事件，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恐慌。基于真实数据的质量安全信息的宣传，对于质量安全治理工作也显得尤其重要。
（三）质量发展结构性特征明显
质量的结构对于质量发展的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认识到结构的问题才能认识到质量的现状。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状况在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呈现出差异化的、不平衡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其主要表现是：
在质量满意度方面，四大领域的质量呈现出产品和服务的得分相对较高、工程和环境的得分相对较低的结构特征，产品中的家用电器得分进入到了70以上的较满意水平，最高的“电视”得分为73.97分，而工程中的“管道”得分为54.77分，与得分最高的“电视”相差近20分。在各个领域的内部也具有差异化的结构性特征，如产品质量满意度最低的“农药”得分为61.19分，与最高的“电视”相比，相差12.78分。在总体质量满意度较低的环境领域，最高的水源充足度得分为67.53分，高于最低的交通运输噪音近14分，在调查的12个环境指标中，4个低于60分的及格线，8个高于及格线。教育服务质量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幼儿园和大学的得分分别是61.35和62.12分，相较于得分最高的高中，分别低了4.59分和3.82分，因此各个阶段的教育服务质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非义务教育质量低于义务教育质量的结构特征。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阶段的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不可或缺，解决教育质量的结构性问题是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在工程质量领域，得分最低的两项“管道”和“道路”分别为54.77分和58.07分，与得分最高的广场分别相差12.67分和9.37分。在进出口产品的比较上，消费者对国产食品和日用品的选择比例要高于进口产品，而对于汽车和药品的选择比例要低于进口产品，表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质量赢得了更多国内消费者的信赖，而汽车和药品质量则与国外产品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质量在城乡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产品质量呈现明显的城市高于农村特征，在调查的6个大类产品中，有5类是城市质量满意度高于农村，28个产品子类中，23个是城市质量满意度高于农村，而在工程和环境领域则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市的特征。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性的问题，其质量发展的结构也是极不平衡的和错综复杂的，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四）市场开始在质量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领域中，主要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领域，其质量满意度总体上要高于主要由政府供给的（即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程和环境质量满意度。这表明，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此外，在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环境中，国产的食品与日月消费品已经获得了我国消费者更高的信赖，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产产品而非进口产品，这也说明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产品质量的提升。在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通信，其得分分别为67.36分和67.16分，而市场化相对较低的（主要是指存在着市场进入壁垒的）检测、公共交通和医疗，得分分别只有62.09分、61.69分和59.89分。
如果用民营化程度来度量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化比例高于50%）的行业领域，如家用电器、汽车、银行、通信等，其质量满意度分别为69.5分、68.66分、67.36分和67.16分，平均得分为67.59分，而在中等市场化的行业领域（民营化比例为30%-50%），如公共交通，其满意度为61.89分，而在低市场化的领域（民营化比例低于30%），主要有文娱服务、医疗、教育，其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60.99分，总体上都呈现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或领域其质量满意度越高的趋势。
人们习惯地把质量的发展水平与政府监管的力度相联系，认为更好的质量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政府监管，而对于市场是否起到了作用，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缺乏客观的认识，这容易导致政府在质量治理中承担过多的责任而使得质量治理的有效性降低。质量观测的数据，从各个维度，以定量化的统计数据证明，市场化在我国的质量发展中开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包括市场化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驱动，市场化促进国际的质量竞争力的提升，对消费者市场化的质量观念的形成等方面。虽然我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仍在不断地完善，但转型过程中市场对于质量的提升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五）质量的“软实力”不足
“软实力”的概念诞生于国际关系领域，原来指的是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一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后来不断地演化出了文化软实力、制度软实力等概念。在质量领域我们也可以将涉及文化、人的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归结为“软实力”，而将物质投入等方面归结为硬实力。我国的质量发展中，呈现明显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不足。其主要表现是：
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软实力”总体不足。在总体质量满意度中，服务的质量满意度为62.3分，比产品质量满意度要低2.42分，说明服务业中从业者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等“软实力”相对不足；在汽车质量满意度中，最能体现“软实力”的售后服务满意度以64.98分排在所有8个汽车质量满意度得分中的倒数第二位，比外观、安全性能等指标，分别低了6.85分和5.71分，说明汽车的质量满意度短板主要还是在于“软实力”的欠缺；在医疗服务中，人们对医生态度、医生能力等软实力的满意度评价分别是59.14分和59.77分，而对医院分布、医院环境等“硬实力”的评价则分别是62.98分和62.57分，医疗“软实力”得分比“硬实力”得分要低3分左右，呈现明显的医疗“软实力”不足的特点。
来自于人的“软实力”不足。在银行服务中，消费者最不满意的一个方面是“等待时间”，其满意度得分为56.74分，比得分最高的服务种类要低12.12分，而这显然是一个主要与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制度建设相关的软环境问题；在消费者的质量素质方面，受到政府的质量教育的比例只有不足20%，具有举报假冒盗版产品意识的消费者只占14.2%的比例，说明我国的消费者在质量的观念意识以及质量行动能力上还很欠缺，消费者作为质量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作用并未有效地发挥。
制度“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管理工作效果的总体评价以及对于质量安全事件预警和防范的评价，都是介于“效果很不理想”和“有效”之间，并且与“有效”还有较大的差距；对于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也是低于“有效”的水平，同时对于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看法中，“体系不科学”的比例为53.2%，占到了最高的比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不仅对政府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评价未达到“有效”的水平（51.89%的消费者评价为高于“效果不理想”和低于“有效”的区间），而且有超过80%的消费者将我国消费者维权的效果评价在“好”之下。这些都表明我国质量的制度“软实力”相对不足。
影响我国质量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的，但从质量观测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不是硬件的投入，而主要是“软实力”的问题，在质量“软实力”中又主要是人的素质、能力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六）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地位未得到真正确立
质量治理是一个由企业、政府、社会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因而其责任体系也应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企业作为质量的生产者，应当在质量安全上承担主要的责任，这是我国质量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质量观测的数据首次以定量的数据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质量的主体责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确立，主要表现是对企业质量违法行为的惩罚不够。
调查表明，消费者对于“谁应该为质量安全负总责的”看法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位的是政府占38.07%，第二位是企业占36.36%，这表明我国的质量责任中过多地被政府所承担，作为质量的生产者――企业并没有承担起首要的责任，从而使得消费者将质量安全的责任过多地放在政府身上。
在“对于质量安全风险发生的原因看法”中，“企业不诚信”和对企业“惩罚力度不够”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表明在消费者的意识中企业对质量安全风险的产生仍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对企业制造质量安全风险的责任没有相应地进行惩罚。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没有把企业的风险和责任相对应，风险的制造者却没有相应地承担最大的责任。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0%的消费者购买过盗版或者假冒产品，这更是表明，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缺乏相应的惩罚而大量地生产假冒产品，生产或销售假冒产品的违法成本较低，使得大量企业愿意去生产假冒产品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此外，我国的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质量总体满意度在“满意”水平之下，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产品、服务或工程的企业以及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没有承担起必要的责任，从而没有充分地约束和激励去提高质量。
质量的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明确责任的划分，在我国现有的质量责任划分中，实际上并没有明确企业的主体责任。企业作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其就是质量的生产者，理应在质量中承担起首要的责任，但现实是政府被赋予了过大的责任，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公众将对质量的不满过多地归结于政府的质量治理责任，而忽视了企业的首要责任。这样一种质量责任的认识，很容易误导我国的宏观质量决策。
（七）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消费者是整个社会中最好的质量监管者，同时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也决定了其对于质量的需求能力，因而其对于整体的质量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者对于质量的追求以及全民对于质量违法行为的举报意识，是质量水平提升的重要优势，这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监管的投入。从质量观测数据中可以发现，我国的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性与矛盾性，这是我国转型质量复杂性的表现。
调查表明，消费者受到实际伤害的比例为13.41%，若考虑到一些消费者将一些非常轻微的质量伤害报告上来，这一比例会更低。但在质量伤害几率（即对于潜在的质量伤害的感受，而并不一定遭受过实际的质量伤害）的调查中，有22.77%的消费者认为“高”，有3.64%的消费者认为“很高”，两者相加共计26.41%，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受到的质量伤害只有其感知的质量伤害的一半，至少有一半以上认为质量伤害几率很高的消费者是由于心理的恐慌而造成的。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对于“质量安全状态评价”为“很差”的消费者中受到实际伤害的比例为56.8%，评价为“较差”的消费者受到实际的质量伤害的比例为37.4%（如表3）；在对于质量伤害几率的调查中，评价为“很高”的消费者所受到的实际的质量伤害比例为52%，评价为“较高”的消费者受到的质量伤害的比例为42.1%（如表4）；在对于质量伤害的担心这一问题中，表示“经常担心质量伤害”的消费者实际受到的质量伤害比例为47.5%（如表5）。以上三组数据均表明，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的程度与实际的质量伤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即使是评价为“很差”或者感觉风险“很高”的消费者，其实际受到质量伤害的比例均在50%左右。
在质量安全感受调查中，大多数的消费者（60.88%）将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为介于“较低”和“较高”的一般状态，即总体而言并没有认为自己所处的质量环境是很不安全的。但在对政府的质量安全预警评价中，几乎将其放在了“效果不理想”的边缘，有29.62%的消费者认为“不理想”，6.4%的消费者认为“很不理想”。虽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感受相对地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实际所受到的质量伤害也较少。但是对于政府的质量工作评价又不高，认为质量的治理效果并不好。在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中，食品和药品的质量满意度分别为63.38分和63.33分，实际上要高于大部分的环境质量（如空气环境、声环境等）指标。环境质量是消费者最不满意的质量领域，但在对质量安全风险的看法中，食品和药品分别以88.27%和77.05%的风险值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调查还表明，41.12%的消费者认为盗版产品与正品差别较大，也就是说大部分消费者都能够认识到盗版产品与正品的差别。但实际调查却表明有超过90%的消费者购买过盗版产品，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形下消费者明明知道是假冒产品却仍然购买，并且在购买到假冒产品以后会采取举报行为的只有14.2%。在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认识中，可以看到“企业不诚信”和对企业“惩罚力度不够”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两者之和远超过“政府监管不力”的比例；但同时消费者对于“谁应该对质量安全负总责”的回答中，认为是政府的比例是最高的，达38.07%，将质量安全的首要责任归结于政府。以上事实都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在质量意识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通过对于消费者购买盗版行为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表6），消费者是否购买盗版，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购买盗版的可能性越低；但是控制这些因素之后发现，是否接受质量教育，以及消费者对于正版与盗版的认识，对于消费者购买版次的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一方面我国的消费者教育在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盗版的认识并不能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盗版的行为选择。这也表明了消费者在质量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与背离。
（八）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
我国质量信息有效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于质量信息源的把握不够全面、对于消费者的质量信息提供渠道不够通畅，消费者对政府提供的质量信息有效评价不高等。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信息较为信赖。72.95%的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信息“基本相信”，有10.22%的消费者是“完全相信”，并且有67.97%的消费者认为政府的质量信息“有点作用”，17.54%的消费者认为“作用很大”。不过，在实际获取质量信息的渠道上，从电视或互联网以及亲朋好友三个渠道获取的比例占据了前三位，分别为64.69%、61.25%和54.03%；政府的渠道如质量的主题宣传活动、政府信息公开栏、信息查询栏等均在30%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这表明政府在质量信息的上，与消费者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大部分消费者会将政府的质量信息作为其消费的参考，但实际上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又不畅通，导致政府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作为质量信息的重要第三方――质量技术机构提供的质量信息服务也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普通消费者很难享受到质量技术机构所提供的质量信息服务，因为其有较高的进入门槛。据调查，有半数以上（53.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检测机构在提供服务时不应该收费。
此外，质量标识的质量信号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据调查有近30%的消费者不认识QS标志，更是有超过90%的消费者不认识HACCP和UL标识，这也表明了政府在质量标识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一些常见的质量标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质量信号功能。
以上事实表明，政府所提供的质量信息有效性还不高。而限制质量信息有效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政府没有畅通的质量信息机制，以及对消费者的质量信息服务和质量标识宣传教育服务不足。消费者缺乏有效的质量信息，成为限制其质量行动能力的一个重要障碍。
（九）质量的全社会总投入不足
调查表明，我国当前的质量现状是在一个社会总投入不足的前提下产生的。我国质量的全社会投入不足的主要表现是：
政府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调查显示，认为政府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要的达到52.41%，而认为能满足需要的仅为9%，表明消费者对于政府各方面的质量投入总体上还是不满意。大部分消费者（比例为55.02%）认为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机构应该是纯公共性的，希望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机构在对企业或消费者质量服务时应该是免费的，并且有55.2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在质量监管时，不应该向被监管者收费。但由于我国当前相关的投入不够，质量监管和服务机构在工作中缺乏相应的经费保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消费者所期待的效果，一些本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仍需要收费。
表7的结果表明，不同的人群对于政府的质量投入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都更加倾向于认为政府的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求，表明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投入有着更高的期待；而城市居民则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政府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要方面有着显著更低的倾向，其原因可能是质量投入在城市的缺口要小于农村。
质量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政府不仅具有质量监管的职能，还应承担质量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其服务职能日益重要。但调查数据显示，由于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使得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很多领域是缺失的。超过80%的消费者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于政府的质量教育服务；此外，虽然有高达60.91%的消费者认为应在高风险领域采取强制保险措施，在中学生中进行必要的质量教育，但是目前这两项工作由于缺乏公共投入而没有开展。
制度建设的投入不足。前文分析已经表明，大多数的消费者质量维权的行动能力较差，即使发现假冒产品也不愿意去举报（举报的比例仅为14.2%），主要是由于维权成本太高，而维权成本高的背后是由于制度建设的投入不足。我国缺乏较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也没有建立起能够将消费者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而使得消费者集体行动能力差，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公共投入来支撑。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的质量投入实际在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欠缺的，这是分析我国质量现状的一个基本前提。要实现质量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公共服务上、制度建设上不断地加大投入，特别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质量检测服务机构、质量的社会组织，都应有相应的投入来保障。
（十）政府质量监管正处在转型之中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处于转型的经济体，转型使得我国的经济充满着复杂性。我国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诺顿，2010）。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一样，我国政府质量监管的模式也在经历着转型，其主要表现是从对质量的微观干预式的管理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监管式的治理转型。但这种转型是不完全的，因此导致了我国质量监管现状的复杂性。
调查数据表明，在面对“谁应该为质量安全负总责”这一问题时，消费者将政府排在第一位（占38.07%）；同时在消费者所信任的质量检测机构中，“政府所属的检测机构”以61.13%的比例高居第一位，高出第二位“国有检测机构”（企业）近40个百分点，更是高出“外资检测机构”48.23个百分点，高出“民营检测机构”56.7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我国的消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监管职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在质量治理过程中，仍过多地参与具体的微观事务，如质量检测信息的提供这一本应由市场提供的服务，却仍以政府所属的质检机构为主。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管理工作效果的评价”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水平，而是处在高于“较不满意”的“一般”水平，表明在质量治理中，政府过多的参与，对于质量治理的效果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政府在质量治理上的转型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推进
表8的回归分析表明，对于政府是否为质量安全责任主体的看法中，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群体并无显著差别；而年龄与户口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在55―60岁的年龄组，会更倾向于将质量安全责任归于政府，而城市户口的居民则在这一倾向上显著地低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在对于质量监管的主体责任方面，中老年人群和农村居民相对保守。
数据还表明，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地发挥。“监管型”的政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要立足于公共服务，但我国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政府在质量公共教育方面所提供的服务不足；在中小学没有开展质量公共教育，政府通过其渠道的质量信息（如质量主题宣传活动、信息查询平台等）在消费者中的接受面很小，在所调查的11个获取质量信息渠道中，政府的质量信息渠道主题宣传活动、政府信息公开栏、电子信息屏、信息查询点、咨询电话四类分别以26.79%、9.48%、4.73%和4.17%的比例排在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位。此外，由于缺乏对消费者的质量救济与保护，使得消费者认为质量的维权成本较高，认为我国维权成本为“高”的消费者占38.2%，“很高”的占14.49%，均大幅地超出了选择为“不高”和“很低”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质量监管方面经历着由干预式的治理向监管式的治理的转型，政府逐步地从对企业的微观干预中退出，市场主体在质量提供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在消费者投诉举报等公共服务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种转型是并不完善的，政府仍在质量检测检验等具体工作中承担太多事务性工作，而公共服务提供又显得不足，特别是对消费者的质量权益的保护还没有有效地体现。这些事实都表明我国的政府质量监管是处在转型之中的，这一点对于认识我国质量的复杂性特征是极其重要的。
从以上10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国质量总体上是稳定和向前进步的，但其在内部结构上，发展的外部环境上以及机制设计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表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大国质量、二元质量和转型质量，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我国质量的复杂现状。大国质量是指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导致的质量发展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的质量发展环境；二元质量是指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先进的质量与落后的质量、市场化的质量治理方式和观念意识与非市场化的质量治理方式和观念意识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转型质量是指由于我国的体制转型仍没有完成而导致的政府在监管方式上，以及质量发展形态上和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上的混杂性特征。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所反映的所有特征，大体上都是由以上三个方面所决定的。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根据质量观测的数据，我国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质量安全总体状况也是平稳的；但质量发展与质量治理领域存在着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某些非市场化领域的质量满意度低下，全社会对于质量的总体投入不足，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发挥不足，消费者质量素质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政府质量监管模式正处于干预式治理向监管式治理的转型。
（一）政策建议
基于质量观测的主要结论，面对大国质量、二元质量和转型质量的基本国情，本文提出我国质量发展的主要对策是，注重解决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重视质量“软实力”的建设，加大消费者质量权益保护的投入，提升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水平。具体而言应重视以下6个方面。
1.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提升市场对于质量的促进功能
调查结果清晰地表明，市场化在质量进步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等领域，其质量满意度远高于教育、医疗以及市政工程等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因此要进一步地提高我国的质量发展水平，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企业在质量中的主体责任地位，让好的质量能够得到更高的市场收益，让市场竞争将劣质产品淘汰出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领域内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一些满意度较低的领域，如市政工程、公交服务、医疗等领域要引入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竞争的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质量行为的微观干预，让市场主体来执行质量评定的功能，将现有检测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让质量信息的提供者也能够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同时也提高消费者的质量市场化意识，认同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降低其质量意识中的矛盾与冲突的一面。
2.加大对乳制品、地方小吃等关键领域的质量安全风险治理，降低质量事件发生风险
调查显示，我国的质量安全风险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聚焦于某些特定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对消费者的心理伤害极大，因此应重点加强高风险领域的质量治理。根据质量观测数据，应重点加强以乳制品、地方小吃为主要代表的食品以及药品的质量安全风险治理，因为这两个领域是消费者最为敏感也是认为质量安全风险最大的领域，其质量风险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其他领域；重点加强以霾治理为重点的空气环境质量，以及以交通运输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为重点的声环境治理工作；大力加强市政工程中的道路和管道的治理，提升市政工程质量满意度；加强对于电梯、公共汽车等公共设施的服务质量治理，降低公共场所伤人事故的发生。
3.大力改善质量中的结构性短板，不断优化质量发展的结构
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极为敏感，食品、药品等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容易导致对于整体的质量安全形势的担忧，结构性短板是限制我国多个领域总体质量满意度提升的主要问题。因此，加强各个领域质量发展的结构优化，是提升总体质量满意度的重要方面。具体地，针对比较突出的质量区域结构问题，要加强质量的城乡二元结构治理，重视农村质量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要重视农村的产品质量，加大对农村的质量监管和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对于农村地区的质量公共服务和监管投入；针对环境质量在总体质量中满意度较低的现状，应加强城市的市政工程整治以及以噪音治理为主的环境质量的治理；针对教育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满意度较低的现状，应重点加强学前教育，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和投入，以提高教育的质量水平。
4.重点加强质量的“软实力”建设，提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数据表明，我国质量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硬实力”不够，而是“软实力”不足。重视质量的“软实力”建设，推进以从业人员服务能力为核心内容的服务质量提升工程，重视各个领域中人的素质提升，特别是医疗服务中医生能力和服务态度的提高和转变，以及公交服务中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的转变。加强对消费者的质量知识教育，提升消费者对于质量的意识与行动能力，让消费者成为质量的有效的监管者；强化制度“软实力”建设，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从而加强整个社会的质量“软实力”。
5.切实保障质量监管、质量教育、质量检测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夯实质量发展基础
政府在质量监管有效性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针对调查中所反映的问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全额保障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的经费投入，尽快免除监督部门向被监管者的收费，保证监督执法活动的独立性；加大对公共的质量技术机构的投入，增强其服务的公共性，为社会提供免费的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服务；加强对于消费者的质量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于中小学生的质量知识教育，以及面向消费者的质量标识与质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的质量素质；加强对于质量信息有效性的建设，拓展质量信息的渠道，鼓励不同主体特别是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到质量信息的获取与评价中来，为消费者提供有用的质量信息，政府以专项基金投入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来支持质量信息的有效性建设。
6.加强对于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提升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
质量监管不仅要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要有无数双来自于消费者的“有形的眼”。而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消费者的质量行动能力较差，我国的质量治理还很缺乏“有形的眼”。其突出表现为对于质量知识与维权途径掌握程度较低，对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行动能力低下，从而不足以支撑起对我国质量的监管功能，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于消费者保护的投入，提升消费者质量维权的能力。探索推出质量的吹哨法案，鼓励消费者行动起来，打击质量违法行为，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奖励举报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建立消费者救济基金，使得消费者在受到质量伤害时，有最底线的保护和救助；加强消费者组织的建设，鼓励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制度上探索和创新消费者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使其真正成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团体，提升消费者的集体行动能力。
（二）研究展望
质量观测的方法对于评价中国质量现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已有的调查数据中得到了大量的其他数据所不能得到的创新性结论。但2012年仅是该研究的启动之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要进一步地认识中国质量现状并更好地指导质量发展决策，还应将质量观测的数据与评价方法进一步地深入。在质量评价的数据方面，本研究还没有对质量满意度、质量安全感受、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加权，因而还未能对区域质量总体状况进行可量化的比较，仅有不同行业质量状况的比较。未来应在现有基础之上，探讨区域宏观综合指数的构建，以得到我国质量发展的区域结构特征，使得宏观质量决策能够对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在质量评价的方法方面，本文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满意度的调查，而对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方面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相关的问卷设计实现对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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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2006：《质量竞争力》，中国科学出版社。
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3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足迹；汉江流域
0 引言
生态安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通常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1]，生态安全所表征的是一种存在于人类与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及不受胁迫的状态，其最终落脚点是人类安全[2]。由于流域生态安全对流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明确流域生态安全问题，对与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为的影响。对流域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不同的学者基于特定的研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但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类在景观尺度上基于景观的空间格局指数的评价[4]；一类是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UCC）构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乘数模型来进行评价，其框架常参照联合国经济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即P-S-R）框架模型[5]。然而，适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生态模型则并不多。生态足迹法因其能够较好地将生态学原理和数学模型、资源承载力相结合，以此来分析某地区的资源和能源生态性消费，并与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源相比较，从而判断其生态性消费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及其安全性，同时由于其引入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使得不同地区间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是作为生态安全评价中一种原理简单、方法明确的具有生命力的评价方法[2，6，7]。
生态足迹是指，现有的生活水平下人类占用的能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空间[8]。生态足迹分析法引入了“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为各类自然资本提供了统一的度量基础，所谓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是指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9]。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将全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六类，即：化石能源用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水面。生态足迹分析法通过划分消费项目，计算人均年消费量，并将其消费量折算为人均占用的生态生产性用地的面积，再通过相应的均衡因子将人均占用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汇总为区域总的生态足迹，以此来衡量某一区域内人口的生态性消费。
在生态足迹分析中通过引入了生态生产性面积的概念，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统一性描述，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使用联系起来，并引入均衡因子和生产力系数，进一步实现各国各个地区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可比性和可加性，此方法在是目前较为科学、并简单易行的生态模型[6]。然而传统生态足迹方法，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评价模型的静态性、贸易调整方法上的缺陷、生态足迹帐户涵盖不全、参数取值的片面性、忽略不同类型土地在功能上的兼容性、忽略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生产力的影响等[10-12]，广为学者们所诟病，对此相关学者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和模型的改进[13]。自从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被引入我国，相关的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相关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2-13]。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尝试[14，15]。
1 本研究的思路和目标
汉江流域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集中度大，已经对区域生态演变构成巨大压力，流域的生态安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在选择汉江流域（湖北范围内）作为研究区域，参照生态足迹的方法构建生态性消费指标，并综合统计学分析方法和GIS可视化分析方法，探究研究区的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和分布特征，为相关研究决策和决策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人口、居民食品消费量等统计资料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14）》，《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等统计资料；所用研究区边界及行政界限等图件来源于1：100万《长江流域地图册》。
2.2 数据处理与计算
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由于在国能的地区间和城市尺度的研究上，缺乏类似于国家尺度的贸易类型和数量的统计，使得在该尺度上的研究中很难进行合理地贸易调整[11]。因此本研究综合进行了统计资料和研究目标的分析，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比照生态足迹方法，在全省人均消费量的指标基础上选取了12种生态性食品消费量综合构建了生态性消费量的指标。这里只讨论生态性生物资源的消费，并未将能源消费纳入讨论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依据全省年人均消费（原始数据为乡村居民）的12种食品消费量（kg），除以世界平均生产力（kg/ha），将其对生物生态性消费量转化为提供这些消费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ha）。然后再通过均衡因子加以汇总，并乘以行政区内的年末人口数量，由此得到县市总生态足迹（ha）。并以此为基础，求取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生态足迹压力。并对求得的指标进行了基于最大距离法聚类分析（见图1）和GIS空间可视化表达与分析（见图2）。
表1 2013年湖北省农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
注：因统计数据在统计上缺少湖北省城市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的数据，所以通过综合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消费特点，将湖北省城镇居民的主要食品消费量按照农村居民的1.5倍计算.
表2 均衡因子及汇总农民人均生态足迹消费
注：均衡因子的选取引自世界各国生态足迹计算研究报告，受数据收集所限结合本研究的特点，本研究不讨论基于产量因子与生态承载力.
表3 县市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
注：为了数据表示和分析的方便需要，将生态性消费压力在总的生态足迹除以行政区面积的基础上乘以104，这并不妨碍本研究的结论.
2.3 结果与分析
图1 汉江流域各县市地均生态消费压力聚类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汉江流域各县市对生态性土地的需求压力呈现明显的差异，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差异，通过用统计软件R软件对生态性消费压力指标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见图1）。从聚类结果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汉江流域各县市的生态压力区域差异明显。武汉市的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8.59994，显著高于整个区域其它县市。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市分别为老河口市、枣阳市、襄阳区、襄樊市辖区、荆门市辖区、应城市、天门市、汉川市、潜江市、仙桃市等县市。受到较小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的县市为谷城县、南漳县、保康县、房县、宜城县、神农架林区、钟祥市、京山县等县市。通过GIS的可视化表达（见图2），更加可以看出各个县市的这种生态消费压力在空间上差异。地均压力较小的地区为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而武汉市及其周边的潜江、仙桃等县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所受的生态消费压力较大。结合相关学者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双向动态变化度和土地利用强度的研究[16]，也可以看出武汉、仙桃等地，在这种压力胁迫之下，不断提高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其生态安全的格局在空间上与本研究有较强的一致性。
图2 汉江流域地均生态消费压力分异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汉江流域各县市由于各自的发展状况、资源禀赋和人口压力不同，所受到的生态性消费的压力也有着较大差异。并在空间上呈现出特定的分布格局。研究区域的生态消费压力，并将其差异性在用GIS的可视化手段在空间上加以定位和表达，有利于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维护流域生态安全提供政策参考，促进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通过使用全省统一的生态性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作为讨论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在研究不同发达程度地区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异，因为贫困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比较低，反而得出越贫困的地区，其发展越合乎可持续的要求的结论。
通过聚类分析，探讨了流域能不同地区之间在生态性产品消费的压力上的关系，并在空间上阐释了这种分异规律。从而为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更加确定的执行政策措施的空间定位参考。
由于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本研究并未量化流域内各县市的生态承载力的差异，而是采取了统一的单位行政区面积上的生态消费进行讨论，不能够很好地刻画各个县市实际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别，而可能对生态消费压力产生的不同响应。此外，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汉江流域而言，除了生态性消费的直接压力之外，还受到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起的流域的水资源异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只是从自然资源消费的空间测度这个侧面来探讨了流域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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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4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理论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8
0 引言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厂商的经济利益。从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评价并不理想，甚至有些消费者并不认同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情况反映了大众对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满意度，也直接成为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总而言之，许多消费者对现有食品的供给产生了安全风险认知的偏差。Hornibrook等通过建立感知风险理论计算模型，研究了购买超市高级牛肉消费者的风险认知的情况和规律。高艳等构建了食品安全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理论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模型的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实证。本文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文献中有关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及测量方法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措施，并重点分析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理论，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1 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方法
风险认知是心理学中的概念，周应恒等将风险认知定义为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时感知到所购买产品性能达不到预期的可能性，外界环境中的复杂多样性会造成个体风险认知产生较大差异。个体主义的风险认知理论亦称为风险的心理测量理论，在主观情况下，运用多种心理测量标度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具有表达明确、成熟、影响力的特征。通过个人的经验数据概括出社会公众特征。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主要可以分为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两种，下面对两种模型进行详细介绍。
1.1 双因素模型
双因素模型又称不确定性后果法，它将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划分为两个维度：即认知到的风险作为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利的购买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可用来预测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大小。对两个维度该相加还是相乘，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
1.2 多维度模型
利用风险要素法，可将风险认知分为多个维度来研究。而国内外学者对感知风险维度的划分方法可以总结如表1所示。目前普遍使用的是六维度风险构面，即包括心理风险、财务风险、性能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
1.3 风险认知的测量方法
测量风险认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心理学测量范式和实验法。心理学测量范式是由Slovic等人提出来的，是目前多数风险认知研究中采用的测量方法。该方法是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询问被访者相关问题，并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量化，最后通过赋值评分得出被测试者对风险认知大小。在心理测量范式中常运用揭示优先法和表达优先法两种方法。揭示优先法是从历史的角度，利用统计数据以及损益比等分析材料，对风险进行判断。表达优先法是假设公众自动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并直接要求被测试者表述其看法，但这一方法的主要困难是样本的确定。国内研究比较倾向于心理学测量范式，但是该方法也有不足，例如在调研时往往描述的是被访者之前的经历，而不是对未来的描述，且风险感知是动态的，不利于调查者收集。实验法是以实验控制的方式，探讨风险认知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Liu等基于多层次方法，提出了定性、半定量、定量三种层次的危险评估框架，指出风险危害的可能性和风险的交互作用。
2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措施
基于前人研究结果可以得到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产品信息、风险态度、参与程度和信任等五个方面因素。
2.1 个体特征因素
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家庭结构、收入、居住地等。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杨柳等研究得出农户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显著地影响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曾寅初等研究表明女性对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认知高于男性，于铁山却指出在食品安全本身风险认知方面，男性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要高于女性。周萍入等则认为性别、年龄影响不大，职业有一定影响。
2.2 产品信息因素
从信息来源角度来看，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包括政府、社会中间组织、企业和消费者这四类主体的信息。电视和报纸是当前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的主要途径。周萍入等认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渠道的获取显著影响消费者安全风险认知。积累、补充和搜索产品知识可以降低消费者对风险后果评估的不确定性和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但由于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容易产生偏差。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对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提品风险信息的不完全性、媒体报道的偏差、竞争激烈的加剧程度等因素造成消费者不能客观地感知产品风险水平，不利于做出科学的购买决策。新闻和娱乐媒体对塑造个体上的风险认知和社会层面的风险认知影响很大。减少风险认知偏差的措施主要包括提高消费者对超市的忠诚度，让消费者了解零售商在供应链方面的政策和投资策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属于主观的判断，这给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3 风险态度因素
风险态度是消费者面对不同风险水平的一贯选择趋向或消费者接受风险的意愿程度。大量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风险态度与风险认知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偏好风险的人往往形成低水平的感知风险，而厌恶风险的人则反之。消费者的态度又与人口社会特征相联系。周萍入等认为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对风险认知有影响，其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较显著。赵俊晔等对受访者进行调查，有99%的人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水果或多或少存在农药残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水果安全持消极的态度。稳定其风险偏好，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水平，具体措施有：提供差异化与多样化的商品、保持风险信息渠道的畅通、优化产品的质量控制系统、提高产品结构的差异化程度、培育核心竞争力及提高供应链的协调程度。
2.4 参与程度因素
参与程度又称为“卷入程度”，指消费者与所购买产品之间的相关程度，可以表现为对产品的兴趣、关心程度等，是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商品的价格很高时，消费者感受到损失金钱的风险水平会越高。消费者对奶制品的感知风险显著地受到阶段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消费的频率、个人经历。如果公众的关注程度越高、安全意识越强，那么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越高。
2.5 信任因素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信任因素包括对信息主体、信息途径和信息本身的信任。实证结果得出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对政府和企业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任程度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例如对于消费者而言，食品安全的信任属性是与高水平的感知风险相联系的。人们对绿色食品信息了解越多，信任程度越高。张文胜等人通过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朋友和家人的信息途径传播的乳制品安全信息，受到信任程度较高。另外，消费者对政策部门信息、专家意见以及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存在一定的疑虑，企业盲目进行品牌宣传及规模扩张可能会增加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不信任。
3 结论与展望
国外在研究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时考虑了消费者一些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为蔬菜、饮品、牛肉等食品，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模型有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普通线性回归模型、Logistic模型、分层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然而，笔者还发现了已有研究中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第一，有关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方法较多，但是国内许多学者只是简单地将国外的理论应用，而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第二，研究的影响因素过于集中，基本上都是从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入手，很少有文献是从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角度进行研究；第三，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研究较少。综上所述，应该进一步研究更为准确的测量方法，以测量消费者安全风险认知水平，深入探索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引导消费者的安全风险认知，减少消费者的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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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5
关键词：扩大内需 可持续消费 经济人 公共地悲剧
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与外延
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较多，其中普遍接受的是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提出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一）可持续消费的内涵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的基础上，国内外学界对可持续消费问题展开了两个方向的研究。其中，西方学术界侧重研究公众可持续消费行为，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怎样实现可持续消费；国内学术界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并从消费结构调整角度探讨实现可持续消费的途径。国内对于可持续消费内涵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消费自身与外部关系角度，界定可持续消费的数量界限。其中，俞海山和肖彦花认为，可持续消费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行为，其本质内涵在于实现消费“可持续性”与“发展性”的双赢过程。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相配套的，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人口互相协调的崭新的消费模式（肖彦花，1999）。易培刚认为，可持续消费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应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并因时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习惯和偏好等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杨家栋、秦兴方（1997）认为，可持续要考虑到消费的代际传承和代内消费质量的跃升问题。
另一类是从消费分类的角度，界定可持续消费的结构问题。其中，曾一昕认为，可持续消费重点在于强调适度的消费规模、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唐平华（2000）指出，可持续消费是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消费模式。司金銮（2004）提出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人类消费是由原始的一元消费需要到物质消费需要，再到当代的物质消费需要、精神文化消费需要与生态消费需要等三元消费需要的过程。
上述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但是并未涵盖可持续消费的全部内涵，也未指出可持续消费的核心所在。事实上，可持续消费并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与以往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消费模式。
本文认为，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应包含四个方面：其一，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即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其二，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消费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权利为代价，在提高本地区消费的同时要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分化。其三，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富裕阶层不能因为过度消费而滥用资源，贫困阶层也不能为了生存消费而掠夺性利用资源，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拥有平等的消费权利。其四，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消费，不能危及后代人的消费能力，当代人应自觉承担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与使用各种消费资源的责任。
（二）可持续消费的外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认为，可持续消费也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可持续消费从低级向高级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即安全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
安全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低层次，也是保障消费持续增长的最基本的要求，安全消费包括消费质量安全、交易过程安全、消费信息安全、消费场所安全和消费信用安全等多个方面。绿色消费，是指在安全消费基础上，消费者关注消费品本身对自身和环境的影响，在物质消费中偏爱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适度消费，是指人类关注消费数量的增长及其对外部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既反对过度消费，也反对过分节约。文明消费，是指在尊重每个人的消费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的外部性，尽可能减少负的外部性。健康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高级阶段，是指通过消费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对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理论应用分析
（一）假设前提与基本原理
1.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可以追溯到阿诺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政治市场里，政治家、公民（选民）、选举制度与选票，就如经济市场中的企业家、消费者、交易制度和货币一样。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就如经济市场中逐利的“经济人”一样，并非通常假定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有私利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本能地追求权力地位、选票和预算拨款，他们的行为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正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的：“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个人在非市场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用的假定，即当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成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员时，他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政府官员与厂商和消费者一样，也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
2.“共公地悲剧”。根据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公共地悲剧”理论。“公共地悲剧”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对公共资源的过度消费，由多数人联合体制定的决策必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成本，通过过度支出公众的税收来达到个人预期收益，而忽略了强加于联合体之外的外部性，带来了外部不经济，“公共地”的全部价值有可能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如海洋资源过度捕捞、天然牧场的过度放牧等。
（二）应用分析
1.扩大内需政策制定符合“经济人” 假设。目前我国已经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主要基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了扩大内需战略，但是关于扩大内需的两个重要方向—消费和投资的战略安排中，仅仅提出了扩大消费的目标，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而对于可持续消费问题并未提及。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2008〕134号），是我国扩大消费政策操作的最高级别文件，并未对可持续消费提出明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等具体扩大消费的政策，虽然对提升当期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引导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实现跨期消费的变化，可能导致短期内消费过度透支，长期增长乏力。还可能由于一些落后产能的持续以及落后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使得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节能、节水、节电的环境资源友好型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放缓。这些政策与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实践中把经济增长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政府的经济性评估比较重视，经济指标占主导地位的考核框架下，政府决策的理性选择结果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表明扩大内需的政策制定符合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
2.可持续消费政策沦为“公共地”。由于“经济人”的理性，部门权限和本位主义，以及决策机制的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各部门关注较多的是职能范围内的政策，跨部门管理的领域的政策制定是空白点。其中，环境部门主要从污染物排放等角度关注生态安全问题，较少从消费角度考虑问题。两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之路，仍然关注的是生产环节，并未从消费角度入手，提出可持续消费的发展路径。
已经出台的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政策主要包括限制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鼓励可持续消费行为两大类。其中，限制政策如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鼓励消费行为的政策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目前已经出台的可持续消费政策远不能涵盖可持续消费的全部范围，对于安全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和健康消费规范力度不够，无法满足消费可持续发展需要，可持续消费基本上沦为了 “公共地”。
（三）“公共地悲剧”必须改变
1.“公共地悲剧”的主要表现。由于“经济人”理性和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公共地”特点，目前我国消费的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安全消费问题频出。根据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607263件投诉中，涉及质量安全问题的占50.2%，在诸多投诉中遥遥领先。其中包括：染色馒头、地沟油事件、非法或超标添加、校车事故、家电隐患、室内空气污染等危害人身的消费质量安全问题；银行卡被盗刷、网络购物陷阱、快递物品丢失毁损、超市价格欺诈等危及财产的交易过程安全问题；广告宣传难辨真伪，手机垃圾信息持续不断，个人信息被泄露转卖等涉及信息的消费信息安全问题；电梯伤人、游乐场事故、破坏浪费资源等涉及环境的消费场所安全问题；合同欺诈、不平等格式条款、强制交易、消费者举证困难、维权艰难等涉及心理的消费信用安全问题。
其次，过度消费问题普遍。超出自身购买能力的高档消费，是过度消费的典型代表。以奢侈品消费为例，炫耀是目前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主要动因。我国奢侈品消费者年龄低于其他国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奢侈品消费者平均比欧洲奢侈品消费者年轻15岁，比美国的年轻25岁。月收入约10000元的消费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的年龄在25到28岁之间。世界上奢侈品的平均消费支出水平仅占个人财富总量的4%，而我国的一些消费者用40%以上的消费支出用于奢侈消费的情况并不罕见。奢侈品的消费，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高品质的消费品，倒不如说是满足自我炫耀的心理，超出购买能力的过度消费问题比较严重。
第三，野蛮消费问题严重。不顾自身健康问题和环境资源耗费，消费的数量远超过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畏地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以大吃大喝为例，一方面公款大吃大喝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增加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种慢性疾病发病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医疗费用负担。2008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要量明显增加，尤其是慢性疾病持续上升，此前十年平均每年新增1.5亿人次。其中，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的病例数增加了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的病例数增加了近1倍，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第四，不健康消费方式盛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目的已不仅仅限于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更多用于满足心理方面的需求。但是由于不健康消费方式盛行，消费本身不仅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阻碍了精神生活的提升。不健康的消费方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选择了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消费品，给消费者带来身心健康伤害。以烟草消费为例，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3.5亿烟民，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直接烟草使用致死率分别高达12%和11%。二是消费主义盛行，消费者过度沉迷于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消费，消费本身导致了精神的扭曲。比如，都市白领节衣缩食购买奢侈品，显然并非完全出于实用因素，而是把它作为“成功人士”、“社会品位”以及“美好生活”的象征来追求的，导致了人们自身压力增加和幸福感的下降。
2.“公共地悲剧”要求政策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多的鼓励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政策，举债消费、寅吃卯粮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以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欧美国家的消费增长不注重可持续问题，片面追求消费规模的扩大。欧美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过度消费已经对环境质量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作为世界最大的燃煤国，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10年间，其排放量增长幅度超过了印度、非洲和拉美国家总增长量，美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我国拥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如果按照欧美的消费方式扩大我国的消费需求，我国的资源环境不能支撑，世界的资源环境也难以支撑。因此，我国不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来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引导消费平稳健康较快增长，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1.扩大消费政策对可持续消费问题重视不够。尽管我国已经把扩大内需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政治上的“经济人”理性和可持续消费的“公共地”特点，加上我国短期内消费增长的压力较大，以及条块分割的决策体制的限制，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对于可持续消费问题重视不够，更多关注消费规模的增长以及当代消费增加，可持续发展政策规范的消费领域过窄，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问题尚未建立起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2.扩大内需政策必须重视可持续消费问题。当前我国消费不可持续问题较为突出，安全消费问题频出，过度消费问题普遍，野蛮消费问题严重，不健康消费流行，严重制约了我国消费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与环境资源对消费增长的支撑作用，扩大内需政策必须及时重点关注可持续消费增长问题，才能保证消费的长期持续较快增长及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模式的早日实现。
（二）具体建议
1.尊重消费意愿与约束消费选择。尊重全体公民的消费意愿，但要以适当的方式约束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及不健康消费，具体方式包括：
一是法律约束，通过立法约束人们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消费冲动和消费行为，修正不合理的消费理念，树立新的价值和道德规范体系，确立节约和环保的生活理念，建立合理的消费习惯，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二是税收约束，税收约束是一种奖惩机制，奖惩机制是对可持续消费的物质或精神刺激，通过不同税率鼓励、表扬可持续消费者，对于不可持续消费方式则适用高额的惩罚性税率。三是生产约束，通过清洁生产方式生产绿色产品，为选择可持续方式的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消费对象，限制生产对环境资源负担过大的商品，通过产品供给种类的限制，约束消费者的选择。四是流通约束，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对那些影响环境的产品禁止进入市场，提高这些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通过流通渠道提供更多购买便利，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产品和消费方式。
2.继承消费文化与引导消费观念。要尊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节俭消费观念与简朴生活习惯，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前过度消费、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带来的浪费和心理扭曲等问题，通过三种方式引导消费理念。
其一，引导消费者对需要与条件、消耗与收益、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现实作用与长远影响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性考察，促进全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自觉地降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努力以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效益，既考虑消费对自身眼前需要的满足，又要考虑对社会长远的影响，力求在总体上趋利避害。其二，开展可持续的消费活动。开展“绿色环保、放心消费”公益活动，倡导家庭环保新概念，提倡文明适度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展可持续消费的公益广告宣传和公益性消费咨询，通过公益活动培育健康的消费文化。其三，建立消费示范。要从中高收入阶层、社会名流等入手，建立消费示范，引导中下收入阶层转变消费观念，最终促进社会消费文化的变革。同时要从青少年抓起，通过青少年引导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费文化。
3.明确近期目标与制定长远战略。由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建立需要较多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持续消费文化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当前我国消费增速回落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内需政策与可持续消费的协调应分两步走。在短期内，扩大消费政策不仅要重视消费规模增长，保持消费增长的势头不变，还应关注与安全消费相关的问题，实现放心消费，引导绿色消费，促进消费对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升；在长期，则更多应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促进我国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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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6
一、食品质量安全差别问题的产生
1.农产品质量的较大差异性
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大径相同，各个加工者所提供的食品质量也是相差无几，所以，同一种类的农副产品具有相同的质量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代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从而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差异性：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产品因为大量的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消费者的强烈排斥，另一个方面是各种诱导因素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从而使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绿色产品的市场供求量越来越大，其中无公害农产品指的是在产品质量上能够保证基本安全，农药等化学合成物质残留符合国家所规定的最低标准；绿色食品对化学合成物质残留的最低标准要更高于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是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绿色产品的要求也越来也越严格，因此，我国在目前的农产品供给上主要存在着常规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四个质量层次。
2.消费者具有绿色产品费用支付能力
就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已经达到了消费者在选择食品中转向高质量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条件，并且中等以上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消费。由于我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绿色消费水平，我国还处在最低层次，因为在发达国家的食品消费对绿色食品已经是最低的标准。现阶段我国无公害农产品逐渐达到了绿色食品的最低标准，所以，无公害农产品已经能够满足中等以上城市中绝大多数的居民，并且其已经具备了完全绿色消费水平的能力。
3.农产品四个质量层次的实物总量结构与地位的不相称
就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一般农产品的质量都应该达到无公害的水平，但是，据相关数据统计，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就目前来看，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约5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0%左右，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为30000万吨左右；绿色产品的年生产总量达到1亿吨，每年国内的销售额度已经达到3500亿元，出口总额大约是25亿美元，种植面积达到了2亿亩左右，其总量要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0%左右。从这一数据显示中就可以看出，国内对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力度不够，主要热衷于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导致无公害农产品所占比例逐渐下滑，进一步加大了食品质量安全的差别程度。
二、食品质量安全差别问题的主要表现
1.城乡食品质量安全存在差别
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存在的地区差异与人文差异，农村居民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理解和认识明显的低于城市居民，相对消费观念落后，食品质量安全知识匮乏，即表现为城乡食品质量安全存在差别。由于收入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层次的低下，所以质量低档的农产品成为了农村市场的主流食品消费产品。
2.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消费方式下获得的食品质量安全存在差异
在城市里中上等以上的居民已经具有绿色食品消费的支付能力，但是从不同的消费途径下考虑，就会表现出不同消费方式下的食品质量安全差异。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开始选择在外就餐或者购买现成食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并且对许多居民来说，这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食品消费方式。但是由于农产品质量的隐藏性较大，市场上又有大量的低等常规农产品的供应，这样在保证新鲜、不变质的前提条件下，在即时食品的选择中使用低价的低等常规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制作食品，从而使同一消费者的食品质量在不同消费途径下呈现出安全差异。
3.具有不同生产和消费特征的食品给消费者带来的食品质量安全存在差异
同样是为了获取绿色食品而采取自行制作的方式进行绿色消费，但是由于在购买期间对绿色产品选择的程度不同，其选择的结果表现为不同的食品消费有着不同的食品质量安全水平。蔬菜类产品的产出和交易频率往往大于一般的食品交易量，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数量往往小于一般的食品，所以，其具有着量小、频繁的交易特点，所以，这样的就会给蔬菜类农产品的包装等形式进行销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生产过程上来看，蔬菜、水果等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是最容易得病虫害的，所以就需要进行农药的使用，这样植物上的农药残留量就会增大。因此，目前从消费者的整体食品消费来讲，蔬菜类农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食品质量安全保障跟低一些。
三、食品质量安全差别问题的治理
1.扩大无公害弄农产品生产规模
无公害农产品由于已经达到了绿色产品的最低标准，所以能够保证基本的食品质量安全，而且，无公害弄产品如果达到了全面覆盖的程度，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居民来说，就已经具备了绿色产品消费的水平，从而能够消除城乡之间的食品质量安全差别问题。这样就需要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模，鼓励农民采用联合企业、加工企业和销售企业的生产形式，进行组织化和产业化生产，有效的促进无公害农业发展。
2.激励生产商自觉的显示真实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由于食品质量的隐藏性，需要生产商自觉的显示真实食品质量安全信息，有效的把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对于一些大中型饭店可以申请绿色食品或者无公害农产品原料挂牌经营，从而保证原料和成品的绿色食品品质，对于政府的管理可以采取“抵押”的申请制度，如果出现问题严惩不贷，从而保证质量信号的真实性等等各种形式来激励生产商自觉的显示真实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四、总结
总之，食品质量安全差别问题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认真进行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只有将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形成食品质量安全上的有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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