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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论文范文1
消费文化起源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以及19世纪英、法、美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广告、商店、娱乐以及休闲活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文化在美国得到显性发展，尤其在电影、时尚和化妆品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行业中，新的消费品位、特性、体验及理念开始萌生并传播。据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他认为大众消费运动是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一词原初的“摧毁、滥用、用尽”之意，使得它与经济社会生产语境下对消费的驱动、刺激相矛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消费文化也存在着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消费文化语境下私人领域得到拓展，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决定消费方式，这也被看作对功能性民主的促进;另一方面，“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欲望与能量的错误表达引发了现代性价值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消费社会患了溃疡，“必须给它补充一个灵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大众化映衬下的消费文化有着更复杂的内涵、更广阔的影响范围以及更深刻的社会影响。我们需要从消费文化所处的现时代复杂视域出发，考察其对幼儿教育带来的可能性冲击。
1.欲望取代需要:幼儿教育目的的隐忧。
对消费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其一，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消费活动的增加;其二，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费产品;其三，关注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以及欲望。如果说在第一种认识中，人们指向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目的是满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种认识则更多地强调消费品的象征价值，消费目的由需要转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满目的商品，大街上优雅迷人的玻璃橱窗，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以及围绕身体的吃穿住用行，毫无疑问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言说以及我们自身表达的方式。虽然“激发生命体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乐”，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宁平静地沉溺于当前的娱乐诱惑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让人在自身的快乐中去追求并安排个性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成为大众的生存与表达方式，当消费产品的象征价值掩盖使用价值，当人们的消费欲望取代消费需要，当人们越消费越感觉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存在，人们这种已经习惯化了的消费文化会对幼儿教育目的进行怎样的渗透?在“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儿教育目的是否会为了满足人们贪恋不舍的欲望而改变?
2.视觉化取代实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宗教视角里，身体是“肉身”;在工业社会，身体是“劳动力”;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有着双重功用:资本的和偶像的(作为消费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学者指出: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其实“身体”很早就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理想国》强调从童年开始用体操训练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首先关注孩童们的身体，尔后关心灵魂和情欲;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注重优生对幼儿身体的影响，夸美纽斯把幼儿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近现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作为人世幸福状态，罗素强调在早期教育阶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须去做。经典教育著作强调“实用的身体”作为幼儿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场所，而现代充斥的消费文化凸显了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体的实用性，甚至有些人错误地将身体功用价值理解为身体的实用性。体育技能化与职业化弱化人的主体性就是表现之一。消费文化所言的“呵护身体”，其“身体外形使人满意”、“职业化的身体竞技能够带来物质回报”的意蕴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健康”。在身体的视觉化取代实用性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费文化会给传统的健康教育带来何种冲击?
3.模糊性取代主体性: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困惑。
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欲望取代需要”、“视觉战胜功用”等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认同危机。认同就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在自我认同方面，消费文化使人产生虚假与真实需求间的困惑，从而弱化自我认同感;另外，快速、非连续和非逻辑的时尚变化，以及人们在消费世界体验的转瞬即逝感，也撕裂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自我认同从而变得碎片化。在对他者的认同方面，消费文化削弱了对他者及生活的意义感。消费文化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使人不自觉地被他者的财富、性别、民族、国家等符号左右，从而弱化对他者的理性认识。消费文化不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生境，也构成了学校幼儿教育的宏观文化语境。在幼儿的最初浪漫教育阶段，离不开教师的特殊指引。因此，消费文化裹挟的人的认同危机，是否会迁移到幼儿教师身上?在消费文化造成的文化失序、价值混乱影响下，作为幼儿教师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意义何在等关涉幼儿教师身份感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在模糊性取代主体性的消费文化诱惑与浸透下，幼儿教师身份感潜在的危机，由此可能导致在幼儿教育的浪漫阶段，教师把重点放在对幼儿的“训练”而非“自由”方面。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表达年幼影响对整个人成长的意义:“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消费文化作为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文化生境，将对幼儿的心智投射初影，消费社会中的事物也会对幼儿产生一定刺激。因此，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有利于更好地甄别幼儿教育发展方向。
1.幼儿教育目的的偏离。
现代幼儿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教育价值秩序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来看，幼儿教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发端于以成人为主体的大学教育。为给大学提供优秀的储备人才，中学教育应运而生，而后出现小学教育。真正的幼儿教育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产物，其初衷是为父母务工而无人照顾的子女提供保护。因此，从幼儿教育的发生机制来看，它是现代教育体系最后出现的产物，其本意是保护幼儿自然生命而有别于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人对“自然理念”下的自我认识更清楚，另一方面心理学对幼儿思维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幼儿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化进程。可见，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围绕幼儿自然生命和自身心理科学发展而进行的。总之，无论从幼儿教育的发生还是幼儿教育的科学发展来看，幼儿教育的价值主体始终是幼儿本身，幼儿教育目的也是促进幼儿自然生命的成长。在消费文化“欲望取代需要”的价值理念诱惑下，我们不难发现幼儿教育目的偏离的表征:(1)成人世界里的恶欲通过市场过早侵扰儿童世界。这主要指教育市场上的“伪”教育家一味追逐“得利的”欲望，打着科学的幌子为家长炮制各种“伪科学”早期教育方案。(2)家长对幼儿揠苗助长的心态。表现之一是迫切希望幼儿成才而光耀门楣，表现之二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培养幼儿“特长”和“兴趣”。(3)幼儿园以幼儿功能性成长为目的。“儿童的心智也可以定做，他的能力要靠教师给予，他是一个可以把知识装进去的器皿，可以照教师的理想形成”，一百多年前就被斯宾塞诟病的错误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幼儿园荒唐地践行着。当然，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不止这些，但背离究其实质是对幼儿身体之外的各种欲望表达掩盖了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正如苏格拉底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
2.幼儿身体的社会脱位。
“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成为一个强健的动物。有了最好的脑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使用它，还是无用;为了得到一个而牺牲了另一个的来源，现在认为是件傻事，许多神童最后并无成就，已经不断证明这点。”这一观点旨在强调，身体是人智力活动的“场”，没有强健的身体奠基，智力活动也得不到健全发挥。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身体视觉化的关注超过身体本身的实用性，从而造成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即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身体与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幼儿身体社会脱位在幼儿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游戏被规范为教学。其外在表现是教师对幼儿游戏进行设计、指导、控制和评价，实质是教师对幼儿游戏及幼儿本身的规训。规训是为了教师个人欲望的满足，如幼儿“安全”地游戏而不致被家长投诉，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智力发展等。由此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成为了一种精致化的消费媒介，在这场消费活动中，教师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幼儿肉身与精神的自由，享受着幼儿“安全”及智识发展带来的满足感。此外，消费文化对身体视觉性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略分别体现在幼儿着装打扮与饮食上。对身体视觉性的关注催生了大量有关幼儿时尚的产业，如儿童化妆品、潮流的成人化童装、儿童美发与造型，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幼儿”的概念，更消弭了对幼儿生命生长的理解与关注。幼儿饮食文化更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对幼儿身体实用性的忽略，现代人早已忘记洛克关于幼儿饮食“应该极清淡、极简单，有节制”的告诫，年轻人带着孩子，成为光顾麦当劳的最大人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消费机会逐渐增多，如何在幼儿教育领域培养幼儿正确的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幼儿教育，既应充分发挥游戏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本体性功能;又要通过幼儿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增强幼儿健康意识，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3.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
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是指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使命与追求等自我体认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状态与国家及社会对幼儿教师地位的认同、教师本身的福利待遇及职业幸福感等来自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影响因素相关。教育学原本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在消费文化对符号价值追逐的浸染下，教育也走上了越来越迷恋“精致”幼儿的发展道路。这种精致的幼儿外表新潮、时尚，头脑聪明，但未必快乐或健康。诚然，教育对精致化幼儿的追逐少不了教师的助推，因此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以生命相互促进为基本的师幼关系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动机。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师身份感式微表现在:(1)消费文化逻辑构筑下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窠臼对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幼儿教师工资较低的状况往往削弱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由薪资低而导致的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造成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西安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事件更是幼儿教师追求幼儿园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2)消费文化“顾客即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对师幼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你消费，我服务”的消费理念使得师幼之间多了一些“私人定制”意味，为满足幼儿或家长的暂时性甚至是虚假需求，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孩子离园时段，经常听到家长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总之，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对内是自我价值秩序混乱的表现，对外则是对幼儿和整个社会生活意义的颠覆。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应对
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应对的三条路径:
1.幼儿教育目的的转向。
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其基本路径是教育目的的转向。柏拉图曾言“教育即灵魂的转向”，“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同样，教育目的作为幼儿教育的灵魂，必须转离消费文化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去观看幼儿教育应有的“善者”。正如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幼儿教育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将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给幼儿，而是肯定幼儿生命的内在自然。然而，灵魂转向是一种眩晕式的强迫，教育目的转向也并非易事。一是由于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欲望、符号的追求过于强烈，二是教育目的转向本身的艰难。因此，教育目的转向的实现首先应赋予幼儿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最明亮者”的位置，使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幼儿教育活动始终有最高的理念指引。其次，正如灵魂的转向始于个人，幼儿教育目的转向也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进。这些个体既包括直接参与幼儿教育实践的教师、管理者，也包括家长及社会上每一个你、我、他，只有个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不会为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欲望”所迷惑，只有改变自己，理想的幼儿教育乃至理想的社会才得以实现。
2.幼儿健康教育的审视。
面对消费文化带来的幼儿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幼儿园应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审视。首先，幼儿园要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认识。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例如，认识到幼儿的健康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发展心智也不能使身体受损，幼儿园应将健康教育课程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追逐幼儿心智发展。认识到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教育就会减少用体操代替游戏的课程，也会减少对自然所推动的活动的规训。其次，幼儿园应加强对“健康是一种责任”的宣传。斯宾塞认为，人们有着对身体的道德责任。由于违反自然指示而发生的毛病，即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身体罪恶。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契机，向家长传递健康教育理念及经验。再次，幼儿健康教育理念要落实到幼儿园一日活动，并注重对幼儿健康理念的培养与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应注重对幼儿“衣服穿着舒不舒服”而非“今天的衣服漂不漂亮”的询问，应减少以“快回来，你的衣服会弄脏”等为理由对幼儿自发活动的限制。
3.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
有了对幼儿教育目的及内容的理解，而缺乏幼儿教师的良好指导，也会导致幼儿教育放任自流。对幼儿教师身份感困惑的回应是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觉醒是对被欲望、忙碌和消遣所遮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自我觉醒的标志是幼儿教师越来越强烈地融入到经验当中，尤其是融入有关幼儿与幼儿教育现象的独特性经验。罗伯托•M•昂格尔认为自我觉醒有两次:第一，自我觉醒是肯定意识，并通过意识来肯定独特的个性。第二，觉醒是在道德生活中运用习惯倾向———各种美德，以便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对幼儿教师而言，在第一次觉醒过程中教师在一个方向上要充分感知、仔细跟踪幼儿园工作过程中自身的情绪和变化，在另一方向上要专注于两种事务，即专注于幼儿园工作的某一项活动;专注于消费文化中的某种景象，体验足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感觉。第一次觉醒使幼儿教师在身体的感知过程中体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身独立生存的威胁;而第二次觉醒则是幼儿教师发现对无限和绝对的需求。第二次自我觉醒的前提是不仅认识到自我是一个自然生物，更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社会生物。自然生物具有的简单、热情和专注有利于幼儿教师自我提升，社会生物应具有的尊重、宽容、公正促进幼儿教师与幼儿及家长良好的交往。正是由于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向他人开放的本体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第二次自我觉醒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因此，幼儿教师的第二次自我觉醒就是在对自我特殊的自然性扬弃基础上，不断地发现、肯定和表达自身的无限性，追寻对普遍性精神的占有，以此状态激活幼儿的生命状态。
四、结语
消费文化论文范文2
（一）网络文化消费已经普及化，但有过度化趋势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大众化的网络产品服务层出不穷，各种文化产品通过网络不断复制、传播，网络提供了最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消费观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大学生网民达到3，686.4万人，这说明大学生网络应用已经达到普及化的程度。网络信息化环境下，随处可见的电脑、上网本、手机等文化产品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大学生通过网络阅读、看电影、玩游戏、交流等进行文化消费，网络占据了大学生课外的大部分时间。截至2013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0.7小时，较2012年增加了2.3小时。其中，大学生网民每周上网时长25.1小时，比2012年增加了2.3小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平均每天有3～4个小时的时间上网，对互联网的使用深度不断加深。很多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4小时，吃饭、走路、坐车、甚至上课的时候都在上网，部分大学生沉溺于网络世界，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受到影响，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观呈现出过度化特征。
（二）网络文化消费多样化，以休闲娱乐为主
大学生网络应用主要有信息获取、沟通交流、娱乐、商务交易等方面，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呈现多样化。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丰富知识；通过即时通信、电子邮件、微博、个人空间、论坛等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网络音乐、视频、文学作品等实现娱乐消遣；通过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在线预订等进行商务交易。据《报告》统计，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网络娱乐的普及率高出总体网民的普及率，这说明大学生是网络文化消费观的主体。网络文化消费观对丰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网络应用中，大学生信息搜索、即时通信和网络娱乐功能等都高于总体网民使用率。在网络娱乐中，对网络音乐的使用率为91.3%，高出总体网民17.9%；对网络影视的使用率为81.9%，高出总体网民12.6%；对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为63.5%，高出总体网民8.8%。近些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部分大学生把网络作为娱乐和交友的工具，沉迷于网络游戏，陶醉于偶像剧和娱乐节目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和休闲化趋势。
（三）网络文化消费呈现个性化，但不够理性
网络文化具有丰富、迅速、广泛、虚拟、个性等鲜明的特点，这些对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开始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活和消费。在网络世界里，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文化项目进行消费，可以自主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可以建立体现个性化风格的主页、博客空间，选择个性化的头像和表情、使用个性化和原创性的网络词语。互联网赋予了大学生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能表够达真正的想法，不再迷信权威。相对于传统消费形式，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更强。网络信息化环境下，一方面极其丰富的网络文化资源、极具诱惑的网上文化服务，使大学生眼花缭乱；另一方面网络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文化资源的传播和消费很难限制。面对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受到生活阅历及思想修养等方面的限制，大学生往往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凭一时冲动和个人好恶选择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一些大学生冲破网络规范和道德限制，在网络上进行不良宣泄、沉迷色情游戏、传播垃圾信息和文化糟粕、披露别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虚假信息等等，网络文化消费不够理性和成熟。
二、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引导机制研究
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网络文化消费环境，需要从社会观念导向、政府法律和制度保障、学校和家庭教育引导等三个方面建立起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引导机制。
（一）社会观念引导
引导大学生认识复杂多元的网络文化，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网络文化消费观念，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社会各界包括政府、行业、学校、家长等社会观念的引导很重要。首先，要加强网络文明教育和网络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不良文化信息的甄别、抵制能力；其次，建设网络思想舆论阵地，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再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精神文化，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发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网络产品，提高网络空间占有率；最后，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机制，加大对文化市场的监督，以正确的消费观舆论引导大众，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消费风尚。
（二）法律和制度保障
我国的网络立法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立法比较模糊，对网络主体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治理。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适时更新；督促行业自律，实施对互联网的有效监管，加强网络制度文化建设，规范网络制度管理，使大学生在更加安全的网络制度环境下文明、规范地上网；政府和行业要联合营造健康的中文网络环境，加大对不良中文网站的管理，净化中文网络环境，积极鼓励、扶持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等开发建设自己的网站；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行业等都需要共同努力，建设绿色网络游戏，在提供丰富的游戏内容的同时，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健康的绿色网络环境。
（三）学校和家庭教育引导
消费文化论文范文3
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动漫文化产业中相当薄弱的一环，尤其在漫画理论和动画理论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缺乏把实践的表象提炼为理论的义涵。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发展，学者们逐步建构了广播影视文化、电视文艺学等子学科体系;而在面对动漫这种较新形式的存在物时，理论却相当滞后，关于动漫艺术的研究还处于基础知识的普及或者现实状况的描绘，具备较强思辨能力和理论阐释能力的学术文章少之又少。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建构的初始阶段，亟需我们认真的发现和睿智的探索。 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专著只有寥寥几部，如由谭玲、殷俊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漫产业》，由王传东、郑琳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产品研发》，由刘轶、张琰所著，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与动漫营销》等。《动漫产业》一书对动漫文化和动漫产业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和区分，介绍了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了国际动漫产业的情况，如欧美、日本和韩国的动漫产业;探讨了动漫产业的发展模式，如政府发展模式、业界运营模式等;就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的结合进行阐释，并探索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路径［1］。《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产品研发》从动漫产业发展和动漫衍生产品的特点入手，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动漫市场的现状以及我国动漫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内容包括动漫产业的研究意义、世界主要动画市场的分析、动漫产品的开发基础、经典动画分析、卡通形象的衍生、动漫形象产品的分类和作用，以及动漫衍生产品的特点等［2］。《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与动漫营销》一书将动漫置于营销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同时涉及动漫本身的文化因素。其内容包括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的厘定;影响动漫产业和动漫市场的外在因素;新时期的动漫市场与消费群体;动漫市场的调研与预测;原创力与营销策略;动漫作品的品牌营销;动漫产品上市策略;动漫分销渠道策略;动漫促销策略;动漫产业链的构建;打造动漫产业链的典型企业案例、动漫政策等［3］。 而以中国动漫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十多篇，目前暂无公开发表的关于动漫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上以“中国动漫产业”为题进行搜索，出现论文150篇，其中最早的发表于2004年。统观这一百多篇论文，涉及到了动漫产业的方方面面，比如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市场分析与竞争分析;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中国动漫的发展潜力以及存在的困境;探讨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动漫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从中寻找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启示;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陈述中国动漫产业的过去与现在;分析中国动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文化策略、核心价值;探究中国动漫产业如何在技术创意和文化传统中实现突围等等。 总体来看，这些论文大多数就中国动漫产业的历史、现状、发展道路进行事实罗列和陈述，同时也探讨中国的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对动漫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众多作者已经看到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尚显滞后，存在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困境、发展瓶颈展开论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少对策。比如，在政策方面，国家一方面开始大力扶植国产动漫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规范性政策对动漫创作的题材有着明确的限制和审核，这起到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同时也负载了沉重的教育目的而使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显得瞻前顾后。 在现状与困境方面，诸多研究者也作出了分析:比如王冀中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分析》［4］一文中指出，动漫产业面临着现实困境，影视播放系统占有垄断地位，原创不足，产业运作机构形同虚设，盲目开发衍生产品市场，产业链没有形成等等。于燕华在《中国电视动漫产业的现状分析及对策》［5］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弊端并提出对策:缺乏创新理念和创作人才;动漫产业受众面定位窄小;动画表现形式和技巧落后;产业链条不完整，社会因素制约太深;需要丰富电视动漫衍生产业;需要完善产业链条，净化市场环境。 在对策方面，有研究者指出:打造产业链，发挥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在价值链构建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拓展和创新动漫内容;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民族因素;选取多样化的题材;保护动漫产业知识产权等等。这些研究纵然对中国动漫产业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为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然多数研究仍处于最基本的呈现事实的层面上，停留于现象罗列、观点展示、局部探讨的阶段，而缺乏对中国动漫产业系统、完整的清理，更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些论文大多着重于摆事实、讲对策，而没有足够的学理分析。 动漫，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审美特性表现在哪里;动漫这种文化产业在中国呈现了怎样的发展态势，这些态势与社会现实环境如何构成了互文关系，并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与反思，都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 “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无论在发展速度、产业规模、产品种类、品牌塑造、产业链接方面，还是在对外交流传播、国内外影响等方面，成都文化产业均处在萌动初期。”［6］126四川在动漫产业链条中的网络游戏的开发，市场配套的影音书籍等产品延伸动漫产业链、动漫游戏和动漫人才、动漫衍生品、动漫风格定位等方面尚显不足。究竟是打造地域性动漫形象还是彰显民族文化传统，都成为动漫原创者们要思考的问题。诸如“大熊猫资源，这本来可以成为世界性品牌的文化资源优势，却因为没有合理开发而丧失了这种优势。”［6］139相反受到国内观众喜欢的动漫电影《功夫熊猫》却是出自美国同行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动漫界的损失。 在中西动漫文化发展的比较中如果研究者能用一种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中国动漫的不足与需要创新的地方，运用国内外精彩案例进行比较，形成相互论证，从而达到对动漫产业进行客观和系统的研究。如果说以好莱坞为支撑的动漫电影，以米老鼠为形象的迪斯尼乐园是美国动漫文化产业的代表，以悲剧英雄阿童木，失意宠物机器猫，正义化身聪明的一休，少女梦幻代表花仙子，重拾回忆的樱桃小丸子，唤起激情的灌篮高手为日本的卡通动漫经典模式，那么我国是否有自己的模式呢?确切地说，我国缺少自己的模式，缺乏创新，所以我们必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混合发展模式，比如“政府+基地+企业+市场+行业”等要素齐抓共管的模式，开发应用高端动漫技术为支撑，以健全完善动漫产品生产流通市场体系为保障，着力培育动漫产业链条。#p#分页标题#e# 有人早就预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动漫产业没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原创，没有与自己深厚的文化根基相关联的动漫形象。其实外国人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充满了好奇，我们就满足他们，将我们古老的文化用动漫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这将是我国也是四川动漫文化产业的突破口。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认为，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只是轻松幽默的娱乐或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应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这就涉及到动漫文化的内涵问题:深厚的文化根基，古老的文化色彩，神秘的文化现象都是我们可以表现的主题。四川作为天府之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诸如三国文化，这是目前可以作为动漫产业的一个创新点，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有着熊猫故乡之称的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大熊猫的的各种原型，这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四川动漫研究应该与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经常性的交流。 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如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对客观现实进行把握，进入事实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双重探讨，对四川动漫文化产业研究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可以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对其产业态势、产业链的构建、产值的创造等等方面进行解读。发展产业链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为了追求利润，发展经济。在动漫产业链上，日本是通过“漫画———动画———衍生品———消费者”的产业途径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我国则是分离的，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产业链，“漫画———读者”获取利润是其中的一个系统，“动画———企业投资”是第二个系统，“厂商———购买少数动画形象———消费者”是第三个分离的系统。我国动漫产业发展链条可以设计为:原创漫画作品在杂志上连载———选择读者反馈好的作品发行单行本———制作人制作动画片———商销售———影视播放———企业授权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四川，极具开发价值的熊猫动画形象却只有在熊猫基地附近才有出售，没有普及到整个四川，更不说普及到整个中国了，也是动漫产业的一个脱节现象。 另一方面，可以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多层面地审视动漫文化产业。动漫区别于其它产业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所附着的文化性，而如何对这种文化性进行解读，如何深入地透析动漫文化产业，需要有理论的制高点。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鼓足了发展的劲头，也在探索和借鉴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远远没有跟上。中国动漫文化产业要取得进步，不能仅靠技术人员的埋头苦干，亦不能只靠编导、营销人员等富有创意灵感的谋划和传播工作，而是同时非常需要关于动漫的理论研究。脱离现实的理论演绎固然过于抽象，玄机重重而难以破译;而缺乏理论思维的社会实践却容易显得盲目而无所适从。将多种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结合对中国动漫文化产业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通过动漫文化产业的资料进行积累和分析，进而融入学理性的理论思考:比如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动漫的角色、人物进行分析，有些人物深入人心，有些人物腹水东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分流。动漫文化产业中的人物角色如何与人类的共通情感进行衔接，进而走入产业链的循环之中。比如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动漫文化产业进行诠释，消费社会中的人们被消费的热情所包围，仿真实、内爆、消费不平等、欲望等诸多景象如何在动漫文化产业中滋生，或者说动漫文化产业又如何逆向确证了消费社会的特征。又比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动漫文化产业进行批判，动漫文化如何脱离了纯粹的文化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如何与精英文化进行对峙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根据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如何营造属于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特质，并推进中国动漫的现实进步。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将思考动漫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人才培养机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动漫游戏是否对青少年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动漫产业中政府扶持与市场导向之间的冲突问题等。只有立足于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基本事实，从事实出发进行理论探讨，不拘泥于政策回顾、经济解读、发展困惑、对策评判等诸多现象层面的话语表述，而试图结合中国动漫产业的基本现状，在逻辑思维、理论思考上有所推进。为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建设做出努力，帮助人们更加理性、深刻地认识动漫文化产业，进而使人们能更好地面对中国动漫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在困境中求突破，在竞争中求生存，最终希望能有助于推进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多视角地探讨动漫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给动漫研究带来创新和突破，如果理论工作者们能从文艺美学、社会学、钻石理论、产业链理论和文化产业集群建设理论等出发，全面探讨动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弘扬和振兴本土民族文化、对促进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推动国家GDP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完整剖析四川省动漫产业链，从动漫产业链的各个主要环节展开分析探讨，在对前期相关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四川省动漫行业的产学研状况、所面对的国内外动漫市场需求、省内动漫衍生品生产和销售行业，动漫的区域合作和竞争、省内动漫创意链和动漫内容的优劣势，完成对当前四川省动漫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动漫产业发展主要模式选择和对策的全面分析，为四川省区域动漫产业乃至中国动漫产业振兴发展提供较为完整的实证研究素材资料;采用全面完整的实证对比研究，对比研究日、美、韩国三大动漫产业国的动漫产业进程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国内主要动漫发达区域的动漫产业发展状况，科学梳理出可供参考的动漫产业发展路径，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四川省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式资料;运用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消费文化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多种学科手段和理论，试图完成此类项目中目前最具理论广度和深度的前沿研究，也将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全面的研究理论模式、实证资料和素材。#p#分页标题#e# 动漫不仅是娱乐和消遣，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动漫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文化，但同时也是消费性文化，中国消费群体广，市场需求大，这十多年来中国动漫市场一直被他国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外来冲击，中国振兴民族动画产业的意识已觉醒。动漫文化的发展涉及到我国经济、文化、消费等各个领域，可以融合各种文化、各个产业，是一个可以带动整个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故此，动漫文化的研究将为我国的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做出不小的贡献。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当然在于“高端”的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以动漫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方面。我国动漫文化的研究以省为单位形成了网络状的研究形式，四川动漫研究主要以动漫产业、动漫技术、动漫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动漫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在研究中很多问题还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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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其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其民族文化表征最显著。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具有广泛的识别性和鲜明的个性。平面广告设计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民间工艺美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自发的，而不是主动、自觉的。这种被动与自发性主要体现在：或仅是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采取或选取了民间工艺美术的某一种形式，或在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受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影响而潜意识地体现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特征。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平面广告设计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易读性，即能准确传达信息，让受众清晰理解广告所表达的意思。把民间工艺美术的思维、理念、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运用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更有利于为群众与广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广告效应。尤其是品牌推广本身必须具有入乡随俗的特点，民间工艺美术为品牌推广的平面广告设计地域化、特色化提供了依据。平面广告设计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及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运用。在分析整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平面广告设计和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湘南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专家学者们研究以郴州市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然后辐射整个永州市和衡阳市，即湘南地区。其研究主要从湘南古民居、湘南民间工艺美术、湘南民间石雕、湘南民间木雕等几个方面，对民间工艺美术进行了归类、分析和整理。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进行简要概括：（1）具有地方特色的湘南古民居著作，如唐凤鸣著《湘南民居研究》、范迎春著《湘南宗祠——建筑及装饰艺术研究》、王铁著《2012中国高等教育设计专业名校实验教学课题：湘南民居印象》等。（2）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的课题与论文，如陆岚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湘南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理论研究》、论文《浅析蓝印花布的色彩观》等。（3）湘南民间石雕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如何次贤的课题《湘南民间石雕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的文化寻绎》《从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看中国民间文化的崇德立德意蕴》等。（4）湘南民间木雕的研究论文，李曦《湘南民间家具的装饰特征研究》《湘南古民居的木材选用与木雕装饰》《湘南古民居木雕艺术》等。以上这些课题、论文、著作主要从研究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特征入手，广泛收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作品，阐述民间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分类，系统的分析其造型、色彩及美学特征，部分著作还进一步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对平面广告设计启示（艺术造型的直接借鉴）
1.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
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土壤并影响其的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并为群众所熟知，平面广告首先得被广大群众认识、认同并接受，因此将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既对民间工艺美术加以提炼与创新，又能让平面广告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先进的平面广告是国内学习和引进的主体，西方文化也在其中自然而然的传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正面临消亡的边际，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既为中国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又为民间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延续寻找到新途径。
2.为郴州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寻找到新的载体。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它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晶。由于受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者和消费群体大量进入城市务工，使得郴州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工艺美术正在加速消亡。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其生存找到新的传播载体，在传达给广告受众的同时，促进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也将为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再设计与开发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3.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
从文化传承角度的考虑，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对其文化艺术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利的补充与完善。虽然郴州是中国的一个市，但其工艺美术是人民群众对大自然最纯朴、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这种自然与纯真也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所追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探究，既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补充，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魅力的进一步挖掘，也将影响着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的创作。
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从源头上分析，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包括平面广告设计在内的现代艺术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可以预期的。但在可见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把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应用到平面广告设计教学的研究，因此，这属于尚未涉足的领域，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一）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如何应用郴州民间工艺美术
1.情感的继承。
平面广告设计者只有在真诚理解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创作者情感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的挖掘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并把他们的情感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作品中。例如，在平面广告设计实践教学中，研究郴州大布江拼布艺术的一组同学，一开始只是在网络上搜寻整理资料，缺乏对拼布艺术实物的真实美感的体验，在老师的建议下，联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布江拼布绣传承人何娟，走进了她的公司，了解她的创作历程与民间工艺美术创作的情感体验，接触与了解到真实大布江拼布作品的魅力，他们满怀激情的研究进程PPT汇报，感染了每一位同学，也让班上所有同学了解了大布江拼布艺术绣，为后期拼布艺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平面广告设计与民间工艺美术虽然在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传达载体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劳动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是相同的，广告设计者在情感上的继承，也将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融入生命力，恰如其分的情感融入，不仅可以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增资天色，又可以使其具有亲和力，拉近广告受众的距离，让他们自然而然接受，做到润物细无声。
2.造型的借用与发展。
郴州传统民间工艺美术造型丰富多彩，既有表达吉祥幸福的人物、动物花卉、文字、云纹、回纹、几何抽象形态等，又有广为流传的典故和成语，还有一些约定成俗的造型寓意组合。如果将这些丰富多彩的造型借用于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平面广告设计开拓新的创作空间。如：陈秀同学利用郴州民间剪纸的造型形式制作了“南京青奥会欢迎您”平面广告作品，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的借用与发展，既丰富了平面广告造型语言，又为广告主融入消费群体奠定基础。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课堂教学中，既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传承，也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经过提炼再设计，既吸收其造型的精髓，又承载着广告主赋予的消费理念、价值引导、审美情趣等，是将造型特点、形式美感、大众识别性等融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鲜血液，促进平面广告设计的发展。
（二）理念的创新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创新：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
1.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展，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民间工艺美术在不断消亡和流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也正在消逝。2014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就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延续指出，设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精彩的创意设计可以使传统工艺美术焕发新的生机，既可以成为时尚产业的一部分、成为制造业人文工艺的增值部分，也可以以当代艺术的形态出现，重新建构审美、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高校具有文化资源优势，地方高校通过其教育幅射功能，可以对地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发挥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作用和影响，地方高校平面广告设计与地方民间工艺美术只有合作互补、相得益彰，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2.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在“地方高校应用转型”的形势下，我院将艺术设计专业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作为其主干课程之一的平面广告设计，将本地的工艺美术资源请进课堂，通过教学手段进行继承和延续，对平面广告设计表现形式进行创新的探索，对平面广告设计内容进一步丰富，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吉祥寓意、造型特点、审美情趣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是对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3.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是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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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
1887年，我国出版发行了第1种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MedicalJournal。截至2018年3月26日，我国共出版了548种英文学术期刊，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6468种）的8．47％。①英文学术期刊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从《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8版）可见一斑。在报告公布的175种“2018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英文学术期刊有137种，而中文学术期刊只有38种。②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偏低问题，出台了指导意见与提升计划，如2013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6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在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语境下，为加强对外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全球学术生态贡献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加大对英文学术期刊的刊号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出版发行优质的英文版期刊数量，尤其要增加人文社科类英文期刊数量，在增加科技成果传播力的同时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理论动态和学术研究信息，促使“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二）编辑人员专业组成的结构性改革
编辑工作是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从事编辑工作的主体———编辑人员，是学术期刊供给侧的行为主体，其专业构成直接影响着学术期刊出版质量。现代出版体系下的学术期刊出版质量至少包含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及技术质量等三方面内容，因而编辑人员的专业构成也应与其相互照应，分成学术编辑（由具有学科专业背景人员担任，把关学术质量）、文字编辑（由具有编辑出版专业或中文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对选定内容进行行文措辞、内容结构等细致化的整理和修改等，把关编校质量）和数字技术编辑（由具有数字出版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完成网站维护、网上编辑流程的更改、视频修改制作、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的编辑和推送等数字化出版工作）三类，并根据期刊实际进行人数比例调整，使编辑人员专业组成更为科学合理，以满足出版质量要求。
二、学术期刊供给形式的结构性改革
（一）继续与中国知网等传播平台合作
截至发稿前，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100种，文献总量5300万篇；万方收录中文期刊8000余种；维普中文期刊收录期刊14652万种，文献总量6000余万篇。这三大期刊数据库在资源品种和服务功能上具有明显差异，可满足读者差异化需求，是读者进行期刊学术论文数字化阅读的重要获取途径。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继续利用这三大传播平台进行数字化出版。
（二）建设并完善学术期刊的官方网站
期刊网站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呈现本期刊已全文之外，还可以实现在线采编、与作者互动等，从而优化出版流程，提高学术期刊出版效率。现在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采用的是中国知网、三才、玛格泰克三种功能各异的采编系统。没有采用相关采编系统的学术期刊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自己期刊的系统，以提高采编效率、优化出版流程，从而扩大期刊影响，提高国内外影响力和显示度，实现期刊数字出版产业升级。已建网站的期刊出版单位应完善开放获取（OA）功能并考虑读者对期刊深阅读与浅阅读的需要和便于国际科技情报机构检索和收录，提供PDF和HTML两种及以上阅读模式，以增强论文显示度，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进而提升引用率和影响力；增设互动交流板块，实现作者、读者的参与互动，使传播者与受众有效地联系起来，增强读者黏性和有效供给，提升期刊学术水平和科研传播功能。
（三）开通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2017微信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微信在社交类移动应用中月均活跃用户数排名第一，微信公众号月活跃账号数350万，月活跃粉丝数7．97亿，较2016年增长14％。但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利用情况不佳。微信公众号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其接口设计、自定义交互菜单、小程序等都为期刊数字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平台。学术期刊要顺应全媒体时展的要求，开通微信公众号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对论文进行编辑推送，尽可能实现期刊内容数字化传播，扩大期刊传播力。
（四）推进移动有声阅读
《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2017年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发展迅猛，达到40．6亿元。为使平面的文字作品更加立体化、个性化和形象化，满足读者个性化、便捷化和“碎片”阅读需求以增强读者黏性和增加利润增长点，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采取与喜马拉雅等专业音频制作公司合作或独立制作的方式，推进移动有声阅读的建设以提供学术论文数字音频形式的在线收听和下载服务。
（五）推进数字集成出版
相较于纸质期刊，数字期刊更利于出版内容的归类整合。为发挥“集群”优势，提高学术出版力，我国学术期刊应在数字化出版基础上对出版资源进行再整合。对于综合性期刊，可以将过刊中同一学科的论文整合在一起推出专题数字辑刊；对于专业期刊，可以将过刊以年为单位组合成集刊数据库，或加入学科数字期刊群，利用刊群规模化优势来增加期刊所载论文被检索的几率。如条件成熟，在总结按学科进行集群经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按出版属地、行业或系统进行更大规模的数字化集群。
（六）进行增强出版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①进入数字时代，学术论文与社交网络的联系、与其他数据材料的关联及语义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科学研究过程更注重科研共享、数据重用，但限于出版理念与出版技术，传统论文出版与相关数据材料等之间往往相互独立，较难建立起有效关联。因此，学术期刊出版应做出相应调整，如在出版的论文中提供研究数据、附加材料、出版后数据及数据库记录等信息以及与论文相关内容的链接，进行增强出版。增强出版以“结构化文本＋富数据”形式，以文本、音频、视频、数据集等多种数字形态，向读者传播研究成果，具有交叉链接、富数据、开放共享等特点，是对传统数字出版形式的优化，能进一步提高知识服务能力和论文传播质量，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目前，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通过加入OSID（OpenScienceIdenti－ty），即开放科学计划，②进行增强出版。
三、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应根据期刊定位及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栏目结构、优化论文类型占比、增加提高自身影响力的论文构成要素。
（一）期刊栏目的改革
著名编辑家邹韬奋说，没有个性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市场经济时代是品牌效应时代，拥有了品牌效应，才可能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期刊的品牌经营，首先是栏目的品牌经营。
1．强化重点栏目
重点栏目最能体现刊物价值、特色和办刊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期刊栏目文章篇均下载频次及被引频次等指标判定栏目影响力，根据办刊的宗旨和资源优势确定重点栏目，重点栏目放置于栏目首位并增加其文章选编数量，加强编辑力量。
2．开设争鸣栏目并设置差异化争鸣栏目选题
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创新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重要媒介，而争鸣栏目是学者进行学术观点碰撞的一块重要阵地，是学术期刊提高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有力保障。没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组织策划争鸣栏目；已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在了解同类期刊争鸣栏目选题现状基础上根据自身优势策划差异化争鸣选题以避免同质化，并认真实施策划方案，保证争鸣文章的学术质量。
3．减少同质化栏目
对于专业性期刊，改革重点是增加“你无我有”栏目，减少同质化。现在大多同学科学术期刊因报道学科一致性而导致其栏目设置大同小异，雷同化现象严重。对于同学科专业性期刊，要根据栏目空白和实际所需进行差异化栏目设置，强化期刊特色和学术价值。如《商业研究》“会展经济”栏目，即根据目前国内经济类期刊“会展经济”栏目尚处于空白的实际，为适应会展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履行学术传播的使命而策划。
4．增创特色优势栏目
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改革重点是要增创特色优势栏目。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学科众多，没有优势栏目则不能凸显期刊优势，应利用优势学科和资源增创优势栏目。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等综合类学术期刊，要根据学校学科优势申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以创设特色优势栏目，增强期刊影响力。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学研究”栏目即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增添了期刊特色和影响力。对于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可通过创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栏目来增强竞争力，如《内蒙古社会科学》“北方民族历史”“蒙古国研究”等栏目独具地域特色，在学界相关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二）刊载论文内容和类型的改革
1．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
办刊方针是刊物的灵魂，约束着栏目的设置与文章的内容。为提高自身专业性，我国学术期刊应紧紧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办刊方针是推动和提高音乐学研究并为音乐教学服务，从创刊起便紧紧围绕办刊方针设计栏目、选录文章，开设了作曲技术理论、音乐教学、音乐教育学等体现办刊方针的栏目，保证并提高了期刊专业性与影响力。
2．均衡论文类型
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大致分为研究型论文、综述型论文、评论型论文三类。研究型论文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属于一次文献，结论与观点更易被引用，为增加影响因子，各学术期刊更愿意发表此类型论文，这造成学术氛围的单调，限制了学术期刊的作用。我国学术期刊应逐渐增加综述型论文和评论型论文数量，达到论文类型的均衡，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学术导向与学术交流的作用。
（三）中文学术期刊论文题名、摘要、参考文献及其改革
1．中文学术期刊文章应附有中、英文题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B／T1－2006）》（以下简称《规范》）规定，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应同时附有中、英文题名。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英文题名与英文摘要、关键词往往同时附有，而《规范》对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的英文摘要没有做必须附有的硬性规定，导致其或有或无，直接影响到英文题名的或有或无，从而违反了上述规范要求。另外，EICompendex等国际知名检索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都包括论文标题等，为适应国际检索需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英文题名。
2．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
摘要担负着吸引读者和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的任务。EICompendex工程索引文献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除包括论文题名外，也包括摘要等。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加快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国际影响力，中文学术期刊应调整论文内容组成要求，改变目前英文摘要作为“补白”而可有可无的现状。特别是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要按照《规范》要求，将英文摘要作为论文的必要内容，并认真对其进行编译加工。
3．英文摘要应逐渐向英文梗概过渡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深入，为方便国外读者更完整、准确地了解论文内容，判断论文学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经济研究》等中文学术期刊已不满足于与中文摘要一一对应的英文摘要向外国读者介绍论文的做法，要求每篇论文要附有4500英文字符，包含研究背景与意义、主题与思路、方法与理论依据、经验数据及来源、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重要创新与贡献等的英文梗概，此举措使该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CI）连年提升，于2012－2018年连续7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并位列前茅。鉴于此，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英文摘要应由只介绍论文写作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向更翔实的英文梗概过渡。
4．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评价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起点和深度以及科学依据的重要指标，也是期刊质量量化评价指标如影响因子、引用频次等统计分析的重要信息源。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将参考文献作为论文的构成要素并按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进行编辑规范以保证其著录质量。
5．中文学术期刊应同时著录中、英文参考文献
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6．1中对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方面首次做了指导说明：“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应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①如上述所论，参考文献对于学术期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术期刊应一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单一导致学术传播能力受限的局面，按此规则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由一种文字著录向双语著录转变。
四、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社会化媒介工具及互联网思维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学术期刊将一改传统出版单向、封闭的传播性质，越来越注重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与作者进行交互作用，出版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参与者、创造者，推动传统出版模式不断向协作式、开放式、分享式众筹出版转变，即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面向感兴趣的消费群体募集出版项目资金，让消费者参与到出版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进而使出版生产者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出版消费者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最终促进出版资源的有效整合。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传统出版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期刊出版单位面临转企的背景下，众筹出版拓宽了融资渠道，将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且参与众筹者大都是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众筹把研究兴趣、方向相似的人集中到一起，不仅可以满足投资需求，还可满足学术交流需求，不仅可以筹资，还可以筹智，给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可行性分析
1．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平台完善
众筹出版要具备三要素：项目发起人、众筹平台、参与者。其中，众筹平台是连接项目发起人与参与者的桥梁，对于众筹成功与否起着关键作用。众筹平台可以是期刊网站、专业众筹网站或社交网络平台。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与专业性，相较于大众期刊而言，其社交网络相对狭窄，粉丝数量也相对较少，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众筹的效果不会很好。笔者认为，建有网站的学术期刊，其众筹平台最好选择自己的网站。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及数字出版技术的成熟，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尤其是核心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期刊影响力和采编需要积极进行期刊网站建设，这显著提高了期刊和论文的网络显示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浏览期刊网站者大都是期刊的“铁丝”，有较强的忠诚度与黏性，因而以期刊网站为众筹平台靶向性更强，众筹效率会更高。对于没有自己网站的期刊，可以通过众筹出版网站进行众筹，如众筹网“新闻众筹”平台等。
2．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完备
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公信度，这样才能得到参与人的认可与信赖，提高项目成功率。由于学术期刊的专业学术属性，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编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与学识水平，尤其是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大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在学术期刊出版及自己专业领域有一定建树与影响力，具备了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
3．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参与人数量保证
自2011年众筹模式被引入中国以来，众筹出版在图书领域发展迅猛，学术期刊众筹出版也方兴未艾。学术期刊的属性决定了其较图书众筹出版存在更多的困难。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传播形式，其论文作者及读者学历、职称层次较高，大多为各科研院所、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硕士、博士及在职研究人员等。由于其专业性强，导致其作者及读者范围窄，是小众出版物，这是其劣势。但同时，此特点也造就了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有力保障了众筹出版的参与人数量。“正是学术期刊的专业性，使它成为一部分人的刚性需求，这既是学术期刊的劣势，也是其优势”②。
消费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互联网+”；红色文化；符号学；情境设计；动漫创意产品
移动互联时代，消费群体对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观念认同产生改变，强调公众情感需求、精神寄托与文化传播的产品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推动创意产品设计方法出现新的变化。
一、“互联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维
1.互联网设计思维
“互联网+”文创产品从“以产品为中心，关注于提高产品的性能，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传统思维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设计思维”，强调用户驱动产品，通过用户反馈来快速更新和服务模式营利。透过“体验、聚合、互动、分享、迭代、扁平”等关键词，这种思维改变了“设计-生产-销售-传播”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而“互联网+”主导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也由人际传播替换为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大众传播。高效、便捷的现代科技促成红色文化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红色文化到红色文化IP的转化。借力“互联网+”，以本土化题材的贴近扩大粉丝群体、影响公众的情感和认知；打通社交平台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在线商店等多样的传播与推广形式，形成注重用户体验的迭代设计新模式，使长沙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存在形态的多样性更好地传达，并获得多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热点文化元素提取
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它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以各种各样的资源形态呈现着红色文化的特质。从红色文化资源来看，长沙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然而，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呈现碎片化、海量化的趋势，公众关注的焦点每天都在变化，而把握这一变化的动态规律与趋势是决定创意产品设计成败的关键。面对纷杂的信息与公众偏好差异，借助互联网数据平台的辅助支持，对目标用户行为特征、意向偏好等数据进行挖掘，探寻其中的规律从而获取精准的数据分析，进而完成热点红色文化元素的提取。创作团队针对长沙的红色文化代表人物，进行互联网数据比较和筛选，最终挑选五个研究对象，分别是、刘少奇、雷锋、、任弼时。接下来从互联网搜索数据、在线电商产品以及学术研究文献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热度比较。首先，根据百度搜索指数（如图1所示）推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无可取代，雷锋则因社会道德建设需求和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日而维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其次，对中国知网相关学术文献进行统计，截至2019年5月1日的搜索数据显示，的相关论文研究共有131744篇，远超出排名第二的雷锋文章篇数。最后，对网络电商平台上相关衍生产品类别及数量进行比较发现，围绕形象设计的创意产品仍然最受欢迎。互联网搜索数据表明了公众的关注焦点，学术论文研究也代表着社会中坚阶层对于红色文化的敬畏之情，人物衍生产品的数据展示着文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综合三个数据图表可以得出结论：以作为设计对象能获取最大数量的公众接受。
二长沙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
1.基于皮尔斯符号三角的创意产品设计
符号学研究基于人们通常的思维规律之上，不仅为意义的传达提供条件，同时也在表达中充当载体，也因思维的深刻和理论的指导性而备受重视。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在前人对于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符号由三重关系构成，分别是代表项（符号本身）与对象存在关系，这种关系中又存在解释项，体现着符号的“三位一体”性质。当符号把某一符形和事物建立特殊的表征关系时，这个符号就获得了关于事物自身的讯息，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文化符号是设计与艺术结合文化元素的应用，设计中的灵感和提取的视觉元素在要达成的目标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全球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其实已经纳入文化价值体系，所有的“物”具有附加的文化和象征意味，如法国思想家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物体系》中提出，在消费社会中“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我们不但消费物，而且消费物作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包括情调、趣味、美感、身份、地位、氛围、气派和心情”。
2.“互联网+”视角下文创产品的价值传播
移动互联网提升了传播的效率，强大的搜索与推送功能使得有着独特创意的优秀产品通过裂变式传播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文化创意产品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注重外观、功能和价格，而利用更为丰富的内涵及附加价值让文创产品与消费者产生共鸣。文创产品可分为三个阶段来满足消费需求。第一，让消费者接受产品的呈现方式以及对于作品的印象，形成对产品的感知。第二，每一件创意作品都有着蕴含其中的历史印迹，完成基于产品表面的感知之后，就会转化为对产品背后文化的识别。第三，在资源解构阶段，公众主动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把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认识理解，移情于文创作品中，完成产品背后文化的解读。“文化”是一种生活形态，“设计”是一种生活品位，而“红色”是文创的灵魂，以设计创意的媒介符号，赋予其新的美学内涵。从文化内容的元素找出真正的核心价值，萃取文化内容，转化为符合时尚市场需求的创意产品，以寻求以符号对精神层面的满足。
三长沙红色文化动漫创意产品设计实践
1.《登高望远》摆台设计方案
摆台设计承担着传递红色文化的责任，符号本身并不能让人感动，感动人的是情境设计下的符号能快速唤起人们心中的心理感受和精神认同，并将其在主观世界中还原与建构，以其形象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激发起观者内心的交互感知。基于这种符号与红色文化的关联，我们将前期调研和互联网数据对比，利用情境设计原理，在人物的造型设计中强化红色主题。情境设计是指环境对用户的需求产生影响，并从不同情境发现用户需求的设计方法。近年来国内外对于情境设计的研究成果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但是多论证实践于生活中的家用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中的探索较少。美国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指出，情境的系统模型中包含物品、场合、角色以及文化，这四个因素相互影响。在设计学视角下，文化作为设计的指导精神始终影响着其他三个要素的方向掌控。我们在设计中也通过“人-环境-物”进行整体设计把控，把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历史意义赋予作品的物质载体，把握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创作既有互动又满足愉悦的文创产品。摆台设计选择青年跨步攀登的动态，伟人形象所具备的精神品质和力量，在符号在传播中的情感得到适宜表达。头像和身体的比例适当做更改，更加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突出人物头像在整个摆台中的比例。台案之上，摆台的造型在我们不同的观察角度呈现全方位的动势，如同有一架摄影机凌空俯瞰，像是电影中常用的镜头语言。造型设计动感十足，姿势结构完美而生动，底座是不规则的山石，伟人身体略微向前倾，迎着风奋勇前行。前后跨越较大幅度的步伐，整个造型成一个钝角三角形，挥舞手臂指点江山的逼人气势，长袍在挺拔英姿下的摆动，让我们感受到迎风攀登，有一种欲乘风破浪姿态，既有动态，又有静态的美感。摆件造型设计精巧，像是一个置放于苍山之上大型雕塑的缩小版，虽然没有背景，但是万山层染、江河奔流的乱世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迈之感充斥整个空间，让人顿生无限景仰之情（见图2）。情境构建根据消费者设身处地的感知，以伟人的光辉事迹作映衬，使创作的摆台呈现红色文化和地域性特色，在视觉和触觉中调动他们的情感经验参与，感受产品之中蕴含的文化和特色。
2.明信片设计方案
明信片以售价低、传递信息准确而风行全球，并通过车站、客车、博览会、风景名胜等所有住宿、运输和服务业等传播，成为旅游纪念品的首选。明信片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十分多元，涵盖风景照片、艺术作品、人物图像、名人名言、手绘插图等，在旅游区的明信片主要是表现当地相关的图文讯息，以此成为莅临此地的最佳见证。年轻人每天接触各式资讯，他们对于红色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也希望能以符合他们性格特征的图像符号出现。经过前期调研和互联网数据做对比，我们在红色文化传播中选择不同形式的明信片为载体。为适应不同青年人的喜爱，在明信片的人物造型设计中分别设计传统的写实版和夸张创意的卡通版本两种样式，撷取以以及与长沙有着深度交集的正面历史代表人物为创作元素，并配以经典有广泛影响力的诗句或口号（见图3、图4）。人们的认识形态，是经过“自然形态（经由变形、夸张）——装饰形象（提炼、简化）——抽象形态”的过程，而明信片中的图形和文字符号可以引起消费者的熟悉记忆，这些夸张提炼后的图像让年轻人迅速通过微博、朋友圈等进行分享。如图3，采用拼接的形式，将青年符号有层次地排列，画面整体饱满而不凌乱。图4节选动画《青春的力量》中的插画，并进行切割排列。作品将已在互联网推广的元素以图案的形式浓缩在这小小的一张卡片之中，同时它又具有信件功能，是和朋友联络感情和传递文化的载体。明信片不同风格的动漫图像以一种奇妙组合的方式呈现，辅以明信片中不同的文字警句，各种视觉符号整合又重组，彼此间相互连接，形状、线条、色彩都暗合红色文化中的教育警示，演变为意有所指的符号，向我们默默诉说着一个个战火硝烟的故事。
四结语
以长沙红色文化作为创作源泉，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取年轻人关注的焦点，并以动漫手段设计富有长沙地方特色的创意产品是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对丰富本土旅游纪念品市场、促进长沙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坤杰,肖狄虎,李辉.从传播视角探析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模型[J].包装工程,2018(8):89-94
[2]谭宏.利用互联网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J].新闻爱好者，2010(7),56-57
[3]陈坤杰.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8.
[4]黄晶.井冈山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J].河南理工大学，焦作，2018(8).238-244
消费文化论文范文7
【关键词】古代书画；设计；文创产品
一、文创产品设计与传统艺术结合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市场的冲击以及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创产品的诉求，不再是仅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即可，而是要求有文化性、娱乐性、精神性的产品。因此，文创产品设计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成为必选的命题。艺术设计与文化创意的结合，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转变的背景下，文创产品设计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相结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承，而且顺应时展潮流，有望为中国文创产业的未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时代号召下，故宫博物院走出了崭新的创新路径。在故宫网店销售的文创产品中，中国古代书画元素系列文创产品的销量遥遥领先。这种现象的主要功劳在于故宫文创的设计思想及产品类别，不仅能给予消费者传统美感的熏陶，同时种类丰富、美观实用，满足人们日常所需。当代文创产品的设计关键是要实现与受众精神和情感层面的互动，这样才能广泛传播。
二、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应考虑的要素
（一）“文化、流通、互动”三要素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须考虑到：文化、流通和互动。文创产品的设计应在满足欣赏的基础上，努力走到群众生活中去。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文化传播教育，在设计上只有考虑到产品的传播流动性，与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文化的“流通”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增长。成功的文创产品不仅是传统文化行走的代言人，也能弘扬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文创产品要有实用性，也应是传统与创新融合的产物。
（二）对IP感与主题系列的应用
创意产业是一门风险产业，当今文创产品的时代性、精神性已经超越过去的时代。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要更加关注时尚潮流、个人嗜好、传播炒作、社会环境等不可忽略的因素。近年来，随着《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综艺节目的播出，故宫文创产品趁着这股传媒热潮，推出了一系列IP合作，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例如：“千里江山系列”“清明上河图系列”等。故宫文创产品设计的主题也根据节庆日分为了“宫里过年”“金榜题名”“九下清凉”等，且都取得了比较可观的社会反响。
三、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在故宫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一）古代中国画元素的应用
故宫文创中的“创意生活”类多为实用型产品，其设计元素不仅涉及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图》等，还多选取一些色彩搭配古朴典雅、大气经典且绘画题材寓意吉祥、立意高远的小众传统书画作品。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清王时敏作《杜甫诗意图》册中，一幅绘苍松挺拔，山崖巍峨，一幅绘高山清溪，幽舍掩映，就非常适合用于文人学习用具设计，故宫“艺想丹青”书签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此。文创系列帆布包的设计取材多选于图案洞明可爱、匠心独运、朴拙有趣的书画精品，譬如南宋画家林椿的《枇杷山鸟图》《果树来禽图》等。为适应不同年龄及性格的消费者，还应用有祥瑞福寿之意的《桃兔图》，清新淡雅的《荷花图》等。值得一提的是，故宫文创专题推出了“千里江山”系列，文创产品的设计从书签、杯垫到手提袋、镇纸、手机壳等应有尽有，灵感源自中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二）故宫文创中的中国书法元素
文创产品一定要使消费者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故宫文创中运用书法篆刻元素进行设计的印章正满足了消费者这个夙愿。篆刻与印章的使用，在中国书法史上历史悠久。历代帝王中，以清代的乾隆皇帝最为嗜印，他酷爱珍藏书画，凡珍藏书画珍品，都要盖上一章。世人常见清宫旧藏书画作品中，乾隆皇帝是无画不衿，无书不盖，乾隆皇帝的印章数量高达1800多枚。故宫文创选取乾隆皇帝的典型印玺，设计出了一套“乾隆的百宝箱”印章组合，以榉木和塑胶为材质，便于携带和保存。购买者不仅可以体会到乾隆皇帝热爱盖章的乐趣，同时也能对书法中的篆刻文化有所了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所以文创产品在设计时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设计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艺术设计与文创产业的跨界交叉，突破了行业的羁绊，激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和活力。故宫文创产品设计与中国传统书画元素相结合，兼具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创新性和原创性，是未来文创设计取向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6(2011.11月重印).
消费文化论文范文8
关键词：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场所精神；西化；社会学；融合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为我国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的专家学者、城市管理者可以走出国门，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景观设计方法；国外的规划设计公司也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建筑、规划、景观各个层面参与市场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介绍西方景观设计的论文、专著的出现，大量的西方景观作品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传播到国内，使得中国的景观设计出现一定程度的西化趋势。作为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待更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以更好地捕捉国内景观设计的发展动向，引导其合理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1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途径
1.1西方景观作品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去国外学习、考察或旅游，发达国家的优秀景观设计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影响到国内的设计实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介绍国外优秀设计师和设计作品的论文在《中国园林》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同时还有《西方现代园林设计》《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新景观》等一批研究西方现代景观的专著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方当代的景观设计，让国内景观行业的设计人员、教师和学生对国外的设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这对我们设计实践、专业教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此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最新的设计作品通过期刊、网络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国内设计人员设计时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1.2西方设计公司的参与
随着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对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景观设计行业，许多国外的著名规划设计公司如EDAW、SWA、BeltCollins、EDSA等都瞄准国内巨大的市场，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成立了一系列公司，通过与国内设计单位竞争，全面参与到中国的规划设计领域。这些境外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他们对现代城市空间娴熟的处理手法，都对国内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EDAW公司的金鸡湖项目成功后，许多城市的滨水空间都采用了类似的形式，而BeltCollins自由圆滑的曲线形式也成为众多居住小区景观的模板。
1.3海归设计师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在海外学习的景观设计师回国创业。他们将在国外所学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设计实践，创作出一批对国内景观设计行业产生影响的作品。这些设计师普遍具有高学历背景，其中一些进入国内重点高校任教，他们不仅进行设计实践，而且撰写论文、书籍将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向社会推广，对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俞孔坚教授，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西方景观中简约的几何形式和尊重场地生态过程的思想。例如浙江黄岩永宁公园中的彩色方盒子（图1）、柱阵，秦皇岛汤河公园里的“红飘带”（图2）都体现了这些特征。
1.4项目决策者的推动
随着国门的逐渐放开，各个城市的政府领导、开发商有机会出国参观、考察。虽然这种考察通常不会让考察者有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国外城市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却能让考察者对那些具有强烈异域风情和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形式留下深刻印象[1]。当新一代城市管理者与决策者雄心勃勃地登上新时代的舞台，他们也希望通过改变城市的落后面貌来建立自己的政绩，将西方风格的广场、绿地移植到国内城市恰好是改变城市形象的快捷途径。在居住区景观方面，开发商更是以加州花园、欧陆风情等作为高档楼盘的卖点，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增加楼盘的附加值。这样，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到居住区内部花园，西方景观的形式逐渐在国内蔓延开来。
2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的社会学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是国内景观设计行业向西方学习，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景观设计行业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转变的本能应对。从总体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不合理做法。以下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现象加以分析。
2.1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或很少有闲暇时间，只有统治阶级、地主富商才享有大量闲暇，同时他们也拥有雄厚的财力，能够修建园林为自己的休闲生活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园林总体上都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其设计手法上也体现出这一点。解放后，人民群众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实际上享受现代意义上休闲生活的机会很有限，加之受极“左”思想影响，也很少有人敢去享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务劳动向社会化发展以及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现代意义的休闲生活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退休人员数量逐年增多，有闲暇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公共休闲活动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随着大众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也必然要发生改变。为少数社会精英休闲服务的传统园林形式在新时期越来越难以满足平民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更强调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西方现代景观形式则体现了对当代城市社会生活更好的适应性。此外，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城市景观不仅在功能上有所发展，而且在类型上也获得极大的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场、滨水区、道路、商业街区、交通站场等景观设计项目逐渐增多，原来仅仅用来绿化的场地开始需要用设计的手段转变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开放空间，而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企事业园区、学校校园等空间类型也对环境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在社会转型期陡然增多的公共空间类型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建筑形式，加之设计研究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传统中式园林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在此时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传统园林的意境效果也很难得到有效表达。因此，景观设计行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公共空间处理更加成熟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通过各种渠道对其进行学习借鉴，形成一股时代的潮流。
2.2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产品便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在消费洋货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因此，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向往，一直作为历史的种子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心灵深处[2]。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对外交流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性的与世隔绝压抑着群众的消费欲，反而使得国外商品变得高贵而神秘。一旦国门打开，长期的消费压抑实际上增强了人们获取外国产品的渴望。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享受到红利的人群开始注重商品和消费背后身份符号的象征，他们希望在自己消费的物品中体现出社会身份的变化。实际上，人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其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3]。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结合其所处社会的消费文化形态，使得每个人产生不同的消费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而消费意识和世俗文化也随之浸入整个社会心理。这样，展示个人品位、社会地位及其它一些符号意义的指示价值开始挑战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4]。这好比近年来以“苹果”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成功地刺激了国内大众的消费心理，很多人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唯恐落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对更高社会身份的内在渴望。从景观设计行业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景观设计形式上的西化开始在居住景观、市政景观、企业园区等各类景观中普遍出现，而与之相伴的也正是市场放开后大众对国外商品消费的激增。这种消费欲望压抑得越久，爆发的力度也越大，因此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对国外商品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在景观设计领域，由于长期对外交流的缺乏，若干年里国内对国外的设计既陌生又好奇。随着国门再次打开，国外的专业书籍、资料逐渐传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去国外学习交流，西方近几十年景观设计的成果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人们对这些充满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景观的热情也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很多政府领导、开发商纷纷出国考察，西方景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考察者对其极力推崇。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西方景观形式背后蕴含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优越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也成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实现自我社会身份重新定义的重要途径。这一社会心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建的居住小区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些小区除了在名称上冠以“普罗旺斯”、“香榭丽舍”等欧式称谓，在风格上也采用欧式的水景、亭廊小品等（图3），往往住宅的售价也比较高。这实际上正是精明的开发商和设计者捕捉到了社会富裕阶层想要满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心理，而采取的营销和设计策略。在城市建设中，当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景观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国内城市的竞相模仿实质上也是对景观形式背后城市身份地位的一种追求。
2.3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支撑起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为人们提供价值评价的标准。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都会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念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冲破了“精神第一”的迷雾，冲击着“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市场竞争意识深入人心[5]。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本、效益、投入、产出成为人们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使得整个社会都被商业思维所包围，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蔓延。在景观设计行业中，原先各设计院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但经过体制改革后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方案设计时必须要更多考虑委托方的要求，而广大中小民营设计单位则更是如此。项目委托方通常缺乏专业的设计素养，极容易被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西方景观形式所吸引，并把他们的审美口味传达给设计方，而设计方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获取经济效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外来形式和地域特征的融合，因此往往造成对西方景观形式的直接引用，这也使得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景观雷同的现象。此外，一些境外公司和海归设计师成功地将国外景观形式移植到国内，并且在国际竞赛中收获奖项，产生了极强的样板效应。例如EDAW的金鸡湖项目成功之后，国内城市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与之风格类似的滨水区域。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为了让城市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成效，直接按照样板来规划设计是既稳妥又能出效果的方法，于是像EDAW的城市设计、BeltCollins的小区设计就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竞相模仿的样板，各设计单位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也极力模仿这些成熟的形式，甚至在方案图纸绘制时也尽量模仿境外公司的风格以迎合甲方的口味，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
3结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主要源自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而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以及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也导致了出现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负面现象。今天回过头来理性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过程，我们一方面应看到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正是由于与外界长期的隔绝，积压已久的学习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中必然滋生出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如前所述，当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相较于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景观设计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跳出传统园林绿化的窠臼，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西方的景观设计形式和理念传入中国，为中国的景观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的现代化转型。而随着国内对西方景观设计研究的深入，业界和学界已经从形式层面上的学习上升到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西方生态规划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场所精神和历史文脉等理论已经被逐渐运用于设计实践当中。此外，随着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大家也在更高的层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重要意义，并在实践中探索传统园林艺术与当代城市环境相融合的可能。其中，以苏州博物馆庭园、第五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式”景观的出现，已经证明在传统中式景观和当代城市环境的结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未来，应当在立足于中国城市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面加强中西方景观设计的融合，从而构筑中国景观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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