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1
关键词：智慧城市；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继承发展
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独特、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智慧城市新时期，科学技术更新的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网络计算机技术参与其中，以科技促进经济成为主流。扬州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也面临技术变革的新挑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利用科技研发技术实现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化。扬州工艺美术因其丰富的种类，精湛的技艺以及浓浓的民族神韵而享誉国内外，本文立足于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现状，对智慧城市下的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传统工艺美术结合实用与美观，体现着民族文化价值与内涵。扬州传统工艺美术涉猎漆器、玉器、刺绣、陶瓷，牙雕，木雕，剪纸等领域，强调手工技艺，艺术成品绚烂多彩，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以目前的发展来看，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仍然停留在传统手工业时代，这与智慧城市的发展相悖。面向社会创新的智慧城市，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参与其中，本着以人为本的初心进行创新发展，保护发展，促成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将其打造成国内顶尖品牌。
一、扬州建设“智慧城市”图景分析
扬州是全国“智慧城市”的领军城市，打造了28个信息化项目，目的在于为市民带来便利的智能生活。扬州率先以信息技术的深度拓展和集成应用为突破口，站在未来科技的发展高度上，增强城市的全面发展。其中主要包括扬州产业的生产力、经济的竞争力、各大行业的创新力等等。智慧城市的关键就在于建一个平台，整合所有便民资源，将独立的便民项目利用大数据库的后台处理中心联系起来。为了促进扬州“智慧城市”有序发展，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扬州经济结构转型、城市网络管理、三网融合等入手，提升扬州的网络信息系统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覆盖城乡的通信传输网络，智慧城市信息感知和传输骨干网已成型，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陆续推广开来，将工作重点设为组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与扬州各项目的对接。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成果，充分保持扬州智慧城市的先进性。本文讨论的重点就是在扬州发展智慧城市的蓝图之下，完成扬州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大数据库的后台处理中心是核心，整合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产品，将各种不同类别的工艺美术品创作系统联系起来，共享数据，以大数据的后台处理为中心，实现智慧城市下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城市下的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继承与发展的思路
1.以创新为指向标，与智慧城市发展齐头并进
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先进性的代表，还意味着一个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形成。以发展城市科技、促成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为新标杆，努力提升扬州经济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才是这个时代的正解。扬州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历史悠久，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新时期工艺品的创新发展却始终停滞不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在风格上、形式上、趣味上融入大众喜爱的元素，在传承古代技艺的同时，服务于当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下的创新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创新，在继承中发展。不能一味的迎合当代快餐文化的需求，全盘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应当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传统工艺美术韵味十足，如何适当的利用古典文化，结合建设智慧城市的需求，让传统工艺美术重拾往日风采，需要我们进行思考。智慧城市的一大主旨就在于通过科技的创新实现经济的发展，对于扬州的工艺美术行业来说，为此努力的方向唯有创新。
2.打造扬州工艺美术品牌
以文化内涵为价值导向的经济发展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成熟，加强宣传，打造品牌对于工艺品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智慧城市的打造也是增光添彩的一笔。将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需要一个可以吸引消费者的品牌作为支撑，而不是作为地区性的散兵游勇，一盘散沙。利用品牌将扬州的传统工业美术品的种类综合起来，同时设立监管部门保证质量，设计好产品，打造美誉度。使扬州的工艺品走上有梯度的产品价值路线，将民族元素融合进去，合理设计，利用一条龙式的品牌路线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消费者的信任感。结合区域优势和企业品牌，给予政策鼓励，培养优势工业品，提高创新能力，开发产品工业设计。一方面保持传统工艺品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着重开发机械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既重视质量，也重视生产力。
3.结合旅游业，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市场
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仅在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声名响当当，也是旅游业的一大卖点。建立旅游和产品销售的合作区，向游客展示手工制作的过程，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传承。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以往以实用为主，美观为辅。现在，我们可以结合其手工制作的特点，主打文化内涵，为当地的旅游业增光添彩。同时，我们亦需要意识到传统工艺美术品与现代旅游市场结合之后，必然要面对量产的现实，科技创新，进行机械生产是必然的选择。我们要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创新工艺美术的设计，创新工艺美术产品的制造，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制造工艺，丰富产品的文化内涵，以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吸引游客，以旅游业的兴起发展消费者。
4.从技术发展的视角,实现工艺美术信息化发展
智慧城市以新生代的信息技术为核心，代表着知识创新环境下各式产品的创新发展。扬州的工艺美术有较好的发展土壤，从产品设计上，可以引进全面透彻感知的信息技术不断寻求突破；从产品生产上，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与自身科技创新相结合，实现生产力的飞跃，满足市场需求；从产品管理上，结合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快速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做好产品管理与销售工作。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融合网络技术发展扬州工艺美术产业，将对于消费者的服务与体验融入每一个环节，发展新的业务模式，用户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确定自己的喜好与选择，而供应商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完成对于产品质量的保障和服务质量的保证。工艺美术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智慧城市下的扬州的发展，鼓励各式各样的创新，我们应该努力去保护、继承、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结合现代元素，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扬州经济的发展，打造智慧城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何松.中国玉文化[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5（3）.
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2
［关键词］ 智慧;比较研究;早期儒家; 犹太—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B24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039—07
智慧处于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到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Xinzhong Yao and Yanxia Zhao: Chinese Religion—A Contextual Approach, London: Conitnuum, 2010, p. 173。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然而，智慧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涉及到宇宙、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本质、终极意义和隐蔽的“模式”，一般称之为“理论智慧”“先验智慧”或“大智慧”。无论冠以什么名称，这种智慧或者表现为对于似乎不可知的事物的一种近乎直觉的理解，或者表现为一种穿透事物的表象并领悟存在的本质的洞察力，或者表现为对于人们的好运或不幸和事务的好坏结果的预言性结论。它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知识。它与生活经验相联，但又常常需要超于经验之上。它渗透在宗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事务中，但又常常并不明显，而是隐藏在人们或事物自我运动的某种近似于神秘的模式中。虽然智慧有“较高”与“较低”层次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实践的或理论的，表面的或深层的，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并未涉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仅关涉实践中的问题，更关涉到根本性问题。它是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类作为种族和个体具有连续性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包含在儒家典籍和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文献或篇章，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一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兴起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源头，从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文明在卡尔·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达到顶峰卡尔·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53. 。 尽管“轴心时代”的界说也许对于我们绘制不同的智慧传统的形态图是适当的，我们对智慧的探究却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期，而是延伸到这一时期之前并扩展至稍后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智慧更像一条穿越时间和空间永不停息的河流，流经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些时间区段中有些相对比较关键，有些则比较平常。但它们都是智慧长链中的组成链环。正是通过这些链环，人类得以形成连续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得以逐渐形成。要理解人类历史、哲学和文明，我们必须研究人类探询智慧的源头、特性和共性。本文所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两种不同源头的两种特殊传统。即早期以色列传统和早期儒家传统 根据《旧约》中 “创世纪 ”32:28, “Israel”是由耶和华授予雅各的称号，意思是 “与神较力的人”。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他们后来成为12个以色列部落的首领。我们在本书中所用的 “Israel”并不指这个意义，也不是指后来建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两个王国（犹太和以色列）中的一个。而只是表示被记载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的 “以色列人民的传统”。 在本文中，早期儒家指的是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公元前6－2世纪追随儒家之道的儒家学者们所阐发的世界观。 。 这两种传统都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英文中的“Philosophical”可以有多种含义, 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狭义来解释，即认为只是从古希腊到现代形而上学哲学理论的分析传统。这里，我们从更为一般的性质上来理解哲学,即指以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对真理的理性探究。而英文中的‘religion’也有多种意义：“信仰上帝或神”、 “宗教礼仪体系”、 “寻求生命中的神圣意义”,但在本文中，它主要标志某一特殊文化的观念、理想和行为之综合体，特别是指一种寻求突破人之有限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学术往往明确地把宗教与哲学、神圣的与世俗的分割开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古以色列传统中的智慧主要是宗教的，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狭隘理解。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适合古代欧洲或亚洲的思想体系。在古以色列或古希腊，并没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与宗教相对应的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术语一以贯之地与拉丁文中的 religio 或英语中的 religion 相对应” Paul J. Griffiths: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 3. 希腊文中通常用来表示敬畏上帝的祭祀或仪式行为的词是 thrēskeia, 尽管当用来表示异教徒或可疑的教徒时，这个词的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词 eusebeia 指 “虔诚”, 指敬畏上帝和他所维护的社会或道德秩序。这个词转换成箴言 (1:7)，即：“敬畏上帝”。。古汉语中也没有一个对应于religion的特定词。而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同的方面： ‘宗’ 将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联系起来，‘教’ 指对古代教义的传承，而‘道’ 则指其神秘的本质或深奥的学说。所有这些词并没有将宗教的与哲学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道德的与习俗的割裂开来，而是反映了运行于历史与文明之中的作为整体的同一个系统。如同儒家传统一样，以色列传统中的讨论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哲学的思索又是宗教的规则。
大部分儒家和以色列的智慧课本的作者也是最初的教育者。关于智慧的教学起源于教育。许多学者将儒的起源追溯至周朝(1045?-256 BCE)的政府机构(司徒之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其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伴随着春秋时期 (770-476 BCE)宗教崇拜行为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众多的儒不再从事官方指派的职业,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儒以其在国家的宗教仪式和在官学与私学的技能而著称。汉字“儒”也逐渐扩展为一个用来指特定人群的专用术语，这些人具有宗教礼仪、历史、诗、音乐、数学和箭术的技能，并依靠其对各种礼仪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而生活。关于古以色列是否存在一个智慧运动以及智慧文本是否由宫廷教师著述而成？当代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然而，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所罗门王和他的朝臣所起的作用，并推测在国王的赞助下，正式的持久的由“明智之人”组成的团体经久不衰。犹太教智慧文献中的智慧箴言就以此为主要背景。事实上，二者都是官方的或民间教育的产物，就此而言，儒学智慧和犹太教智慧的起源看起来是一致的。通过使用或收集来自宫廷教育的原材料，后来的儒家和犹太教师们构建或改造了对智慧的理解。将智慧教义的教育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各个社会阶层。通过编辑和阐释，他们创造了一个或口头或书面的“新”的智慧传统,使之既适用于正式教育又适合于大众学习。
只是在约近几十年之前，圣经旧约文献中的智慧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关于圣经文献的研究者逐渐形成对智慧的浓厚兴趣，并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的层面上，开展了对智慧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Gerhard von Rad 可以说是这一新兴趣的始作俑者。他在其著作《以色列的智慧 》（Nashville: Abingdon, 1972） 中开创了对圣经的智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随之有 Roger N. Whybray的著作：《《旧约》的理性传统》（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1974）, James Crenshaw的《古以色列的智慧研究》（New York: Ktav, 1976） 和《《旧约》的智慧：导论》（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8）, 和 Roland E. Murphy的《智慧文献：《旧约》文献的形式》（Volume XIII,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智慧和知识：帕宾纪念文集》（ed. by J. Armenti, Philadelphia: Villanova Press 1976）。一本名为《（圣经旧约中）智慧文献研究综述》（Dianne Bergan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很好地概述并精细地评论了许多对这一领域提出来的新论点和假设以及一些其他有关的出版物。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的知识，并扩展了我们对古以色列智慧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作为一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传统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对儒家典籍的带有详细注解的不同翻译版本使西方学生和学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儒家大师的智慧。尤其是《论语》和《孟子》 (刘殿爵英译),《述者和作者：关于《论语》的中国注释者及注释》(by John Makeham,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4), 《荀子全集》 (tr. by John Knobloc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s. 1-3, 1988-1994), 《大学和中庸》 (tr. by Andrew Plaks, Penguin Classics, 2003)。 对早期儒学进行精深研究近来也取得进展，许多著作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早期儒学的智慧维度。以下是对传统儒家中的智慧进行研究的一些有特殊价值的著作：《儒学之道的变迁》(John Berthrong, Westview, 1998); 《儒学导论》(Xinzhong Y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儒学百科全书》(ed. by Xinzhong Yao, RoutledgeCurzon, 2003); 《中国的神秘主义和王权：中国智慧的核心》 ( Julia 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儒学传统的发展动力》 (ed. by Irene Eber, Macmillan, 1986); 《儒学之道－中国哲学之研究》(David Nivison, Chicago: Open Court, 1996);《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对后传统思想的突破方面的一个重建 》(Heiner Roetz,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美德之路：古老的孔子智慧之现代转型》 (James Vollbracht, Humanics New Age, 1997); 《通过孔子思考》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和《孔子与论语：新论文集》 (Bryan Van Nor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在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我们打算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智慧。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早期传统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影响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传统。早期以色列传统成为后来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西方世界，而早期儒家思想和理念则成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影响东亚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其次，两种传统都留下了丰富的智慧资源，这一资源涉及到、哲学推理和心理情感,由信仰、知识、理性和情感的经验积累而来。 第三，在其智慧观中，两者都显现了一种宇宙伦理的倾向。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把智慧与知识以及宇宙论分割开来。这并不适合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的智慧观。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与知识、经验紧密联系。换言之，它们都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蕴涵着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沉思和体验。从这一视角出发，智慧可以被定义为知识、能力/技能和洞察力。也可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之路。它来自人类对世界、自然或社会的观察，也是人类对那些只能通过事件结果和社会习俗的作用才能显露的潜藏法则的反思。
二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的智慧文献每个传统是否存在一组可以准确定义为智慧的文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何选择犹太智慧文献是当代圣经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存在一类特殊的人群（职业）“智者（hakam）”，他们的社会功能有别于先知和牧师。 这些智者的成果就是留存下来、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智慧文献的书籍。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从文字风格的角度划清界限：以智慧为核心的特殊的文献类型。另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那些涉及非宗教启示的言辞和经验才属于智慧文献。我们并不打算介入这样的争论，而只考虑那些已经普遍接受为早期犹太传统中论述智慧的文献典籍。我们将主要从所谓的《圣经》智慧书中汲取资源，尤其是《箴言》、《约伯记》、希伯莱传统的《传道书》、作为伪经（对于犹太教徒和清教徒而言）或双权威书（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一部分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这些文献构成所谓的古代犹太的智慧书如何划出圣经中智慧文献的范围是有争议的。 有些学者将之扩展到《旧约》几乎所有书中，如《创世纪》1-11，37-50，《大流散记》32，《申命记》，《阿摩司书》，《弥迦书》，《以赛亚书》，《约拿书》，《哈巴谷书》、《以斯帖记》、《撒目耳记下》9-12，《列王记上》1-2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试图为这种探求确定一个界限。即使承认其他圣经文献包含类似于五本书中所发现的词汇和观点，我们也将不会容许自己陷入这场争论之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献收集了一些早期特殊的教义，指导人们在面对宗教、社会、个人问题时应当如何思考、行为；另外的原因则出于智慧（hkw）的希伯莱语词根，该词根在《旧约》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了318次”，《希伯莱圣经》中“一多半（183）是发现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中”，而在两部双权威/伪经书中“希腊文字sophos或sophia出现了超过100次”《铁锚圣经词典》（主编：大卫·诺尔·弗里德曼），达波迪出版社，1992年6卷第920页（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Editor-in-Chief: David Noel Freedman, Doubleday, 1992, volume VI, p. 920.)。《圣经·旧约》中保存的其它文献如《诗篇》、《列王记上》和《雅歌》也将被参考以补充上述五本书的论述。
早期儒家对智慧的理解，我们可以追溯到《论语》、《孟子》、《荀子》、《易经》、《中庸》。这些著作是在所谓的经典儒家时代产生或编纂的，并通过解释传统而阐释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新观点。儒家经典中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诗经》、《尚书》、《礼记》，这些在或早或晚时代成书的文献对于儒家智慧的解释也非常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也将作为参考。然而与早期犹太传统的智慧文献不同，这些书或文献从来没有明确地定义为“智慧书”。它们是儒家传统经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它们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儒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智慧观。尽管如此，它们与早期犹太智慧书十分相似，因为它们也记载了儒家圣贤们的言行和教导，其中有一些包含了格言，贯穿了对来自更古老传统的谚语和语录的系统论述。
早期以色列的智慧文献和儒家典籍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认识智慧开启了一条道路。通过阅读这些来自互不相关的两种历史传统中的文本，我们确信圣经的智慧和儒家的智慧都试图为知识的探索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的旅行者揭示一条路径。三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智慧观的比较研究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智慧的探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对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孔汉思将世界宗教划分为不同类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预言式的宗教，而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宗教则是智慧的宗教。但他也强调在所谓预言型宗教中存在丰富的“智慧文献”，而智慧型宗教又具有“某种类似于预言式的特征”孔汉思 秦家懿：《基督教与中国宗教》，New York: Doubleday an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第xv, xvi 页.。在把哲学和宗教理解为“教义”的基础上，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都是“智慧或智的传统”， 并由此确定其比较研究的框架，尤其是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进行比较。 在这两种传统中，智慧显然是东方和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宇宙哲学和伦理蕴涵尚待进一步研究。通过比较这些智慧传统，考察其独特的表达智慧的方式，我们将能更好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智慧”这个概念表达了什么涵义？智慧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这两种哲学－宗教体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古中国和古以色列的哲学思考和宗教践行中，智慧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这两种传统中就有“大智慧”和“小智慧”之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智慧的实际运用的重要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如儒家的《论语》和基督教《旧约》中的“箴言”等典籍中所包含的格言和谚语中。这些智慧的并常常是幽默的谚语几千年来一直在起作用，至今，依然有许多人 用之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与现在关于智慧的研究不同，我们的智慧研究不能仅限于实践问题。为了充分领会其“智慧思想或传统” ，我们必须考察较高层面的智慧，即“大智慧”是如何形成、运用和推论的？又是如何成为有关形而上学、伦理道德和政治事务的世界观的主旨，并引导着中华民族和以色列人民探求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一）智慧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根据如包含在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智慧文献，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而对儒家智慧的研究就薄弱得多。就《旧约》中的智慧的性质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经验为基础的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规律的实践性知识” Gerhard von Rad: 《旧约》神学,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 418. .,“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或一个思想系统”,或 “先验理性”Whybray, 1974, p. 72, 7。关于智慧的起源，要么认为来自“按照关系来探求对自身的理解” Crenshaw, 1976, p. 484., 或“源自试图发现人类生活秩序的努力” John G. Gammie, Walter A. Brueggemann, W. Lee Humphreys, James M. Ward, eds: 以色列智慧：纪念Samuel Terrien的神学和文学论文集Missoula, Montana: Scholars Press, 1978, p. 35.。 这些学术性观点试图将圣经的智慧置于人类理性或人类对上帝命令的响应之中。以色列思想的典型特征即充满了救赎的历史和由耶和华创造的针对以色列祖先的教义。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西奈山圣约都是叙述上帝的诫命以及如果背叛上帝将遭受的灾难或惩罚的警告。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拯救历史的其他文本中的主题相对比，智慧文本中缺乏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主要针对个体生活的日常事务。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由于以色列人从一个 关于智慧思考的更为宽泛的范围继承了其智慧思想，其记载教规的文本更多地表现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特征。然而，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与被强调的其他类型的希伯来经文相比较，在智慧文本中，神的介入是隐性的 ，在此意义上，这些文本并没有脱离救助叙述的背景，而是巧妙地将这一背景渗入对实践问题和日常事务的解决方法之中。它注重的是“世俗世界的领域”。在此，人更为独立地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从成功与失败中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古以色列智慧文献中显示出来的这一特征使其尤其适合与儒家典籍进行比较。
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思想”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智慧的本质。智慧是什么？来自何处？它在圣经传统中起什么作用？许多学者已经尽力去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犹太－基督教的学者并没有太关注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或一种传统或一种思考方式的智慧，就优先性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书，以及耶稣基督的古老预言的实现和基督徒的行为准则。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智慧可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首先，智慧是一种思考方式，思考、研究和分析人与外在世界，人与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其他人，以及人与精神权威之间的关系。智慧明智地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并预见好的或坏的结局，在此基础上探求处理生活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智慧区别于其他的思考方式，而成为行动的指导方针。第二，智慧是一种存在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传承之中的传统。智慧传统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得以丰富。智慧被具体化为法律规则、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是影响个体行为方式选择的戒律性和强制性力量。在此意义上，智慧传统明确规定了生活之路。第三，智慧是一种以浓缩的形式理论地反映智慧思想并记录智慧传统的特殊文献或文本。智慧文献通常是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他们收集、编辑和汇编现存的素材，表现为一种或松散或系统的箴言汇集。被用来作为教育的教科书或作为公众的一般读物。把智慧划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考虑，事实上，这三种形式是相互交叉的，应视为智慧整体的三个方面。因此，要理解智慧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智慧存在和产生作用的内容和背景。从这种观点出发，智慧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使智慧富有意义和具有可能性的世界秩序的反映，一种产生于内在智识和外在探究的理性积累。一种人与世界、社会及其精神权威之间关系的丰富和扩展。（二）智慧的内容和背景
1智慧：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奇妙。这些是对原初宇宙秩序的反映吗？如果有这样一个秩序，它为什么形成？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以及搜索如何应对繁杂世界并使之为人类所用之道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探求智慧的推动力。智慧是一个集合词，它包含了人类知识、技能、洞察力和能力的许多方面或维度。它可以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人因此而成为“明智”的。它蕴涵了特殊的技能和能力，一些人因此可以更迅速、更灵巧、更成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或存在，智慧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在宇宙，在一系列事件，在发展或演化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秩序和模式。如果洞悉了这些秩序或模式，就能确定规章制度。通过遵循规章制度，人们会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发现秩序的人被称为智慧的导师，巧妙地确立和使用规章制度的人被称为“圣人”或“圣王”。于是，规章制度得到道德上的正当性论证并成为道德的、正义的、公正的，并要求人们遵循和贯彻这些规章制度。然而，生活并不总是显得如此简单，往往那些遵循善的规则的人并不总是能有圆满的生活，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承受着不该受的惩罚。反而是那些漠视规则的人可能享有财富、权力和名誉。这就触及了世界秩序意义的第二个层面，那些试图思考“混乱的秩序”或“不公平的正义”的人能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发生，他们的发现因此而公认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同社会和文化形成不同的探究方式和使规则形式化的不同方式。由是形成不同形式或类型的智慧。然而，所有潜在的形式都是一种解开世界和生活之秘密、发现或了解控制世界的秩序的尝试。通过希伯来经文和儒家典籍中的概念和段落，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基本信仰：相信存在一个世界秩序，存在一个自然界事件的秩序，存在一个人类日常行为的秩序。对这一秩序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洞察看起来紊乱的事物和事件。并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圆满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些著述的作者强烈地反对当时在生活中盛行的失序，他们严重关切其所处时代中占支配地位的混乱与分裂 ，他们将智慧视为对世界秩序或对恢复世界秩序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这一秩序可以被充分领悟或遵循吗？犹太教的智者们和儒家大师们基于不同的理由都相信秩序是可以被认识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其中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尽管一些儒者将道或命归为超出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不可知之物，他们中大多会承认最终可以“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对一些以色列智者而言，这个问题对其解释智慧具有更强烈的影响。一些智者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否“领悟”上帝的目的，能否认识秩序的最深处，并最终承认“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 (《约伯记》36: 26)。
2.智慧：人类的理性
要较好地理解秩序，必须有优良的理性。通过儒家和犹太教的论述，智慧已成为一种活着的传统和一种文献的载体。这一传统由“导师”或智者所驱动，是一种对真实的特殊理解，并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宗教的也是理性的。就前者而言，无论其称谓是上帝或上帝的创造，天或天命都是外在的，激励着人类去探求和发现，而后者是人类对秩序或道的反思和遵循。在此意义上，智慧是对已经找到宇宙秩序和协调之人的一种奖赏。
智慧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献，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特殊的生活阅历。源于对人类经历的理性反思，并以语言为媒介得以表达。生活和语言都是多方面的，智慧亦如此。众所周知,在欧洲传统中，智慧在希腊文中指理性、道德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而且都被导向理性。Sophia 指那些投身于追求真理的哲学家的天赋，Phronesis, 可以译为实践智慧，指的是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使其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不受激情的驱策和感官的欺骗。 Episteme 则指某种形式的科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只有那些深悉事物本性以及控制行为的原则的人才能发展起来Robert J. Sternberg (ed) 《智慧：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剑桥大学出版, 1990, p. 14.。在希伯来文中，也有许多词对应于我们所称的“智慧”： binah (理解，理性), hakam (明智，教导), hokmā, hokmoth (智慧，技巧), sakal (成为明智或理性) Robert Young: 《圣经注释索引》，London: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 Lutterworth Press, eighth edition, 1939, pp. 1059-1060.。 收集在《旧约》中的希伯来圣经中常用的词根是hkm,R.N. Whybray 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天生的智能” R. N. Whybray: 《《旧约》》中的理性传统,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4, p. 7, 和 “表现为多样的能力或技巧”，具备这些技巧的每一个人都可“视为明智” Dianne Bergant: 《他们对智慧文献有什么观点》New York/Ramsey: Paulist Press, 1984, p. 7.。古代中国则形成一种根本不同的书面语言系统，它起源于象形文字的象征，试图使内在概念与外在事物及生命之间相互关联 据许慎 (30?-124?) 的《说文解字》（,中国汉字的第一部词源学字典), 最初的汉字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模仿：“天空中的形象”“地上的图形”“鸟和兽的图形” (《说文解字注》，（汉 ）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p 789.。在后来已经充分发展的先知骨的碑铭中， (约公元前 13-15世纪), 并没有发现与智慧相对应的汉字，而是由一个与知识相对应并也发音为 zhi (知)的词来表示。Zhi由一支箭 (矢) 和一个口 (口)组成，象征着人们像飞驰的箭一样迅速地获得知识。《说文解字注》中给“知”下了一个定义：“智慧指知识，有智慧的人指无所不知之人” 同上p227.由于将智慧等同于知识，在大多数早期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本中，智慧的 zhi （智）并没有与知识的 zhi ( 知 )区分开来，这表明在古中国人的思想里，智慧主要源于知识。这一词源学证明表明中国的智慧观有很强的知性趋向。
3. 智慧：一种关系
认识是为了产生联系，明智是理性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联系。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也只有处在关系的背景中才有意义。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中，关系主要由我们试图领悟的三个客体来阐释：智慧指向的第一个客体是外在世界（宇宙、万物、自然界等等）。在这层关系中，智慧探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起源、性质和秩序。在有神论传统中，世界秩序也许指创造物的秩序，在其他类型的传统中，或许指自然的或道德的法则。无论是否带有神性的特征，这些传统都相信世界的所有现象都以某种秩序或法则为基础，人们必须遵循它们。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和洞察也许应称为宇宙智慧，是对最基本、最深切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智慧的第二个客体是社会，包括政治的、司法的、伦理的和团体的各个方面，这本质上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此，我们获得所谓的社会智慧，常汇集为伦理规范、道德命令、法律制度和政治机构，并通过这些而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要遵循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人类探询的第三个客体是个体自身即人类的内在世界，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使我们能获得“个人的智慧”，即关于特殊个体如何思想，如何被激发，在面临选择时如何明智地回应，在日常生活中作什么选择，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个体性格。正如世界、社会和个人不能彼此完全分离，智慧也包含了或洞察力或知识或直觉中上述三个方面，是我们理解、解释和调整我们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其他个体以及我们自身关系的有效工具。（三） 智慧的四种类型
在James Crenshaw对《旧约》中的智慧的论述中，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智慧的定义即“是对关于人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自我理解的探求”James Crenshaw:《古以色列智慧研究》,New York：KTAV,1976,p.ix. 这一自我理解可通向智慧的四种类型：自然的、实践的、法律的、神学的。按关系来划分智慧，还有其他的方式，而每一种划分方式对探求智慧的性质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下面我们将阐述存在于早期儒家和犹太教箴言和教义中的智慧的四种类型。
1.自然智慧
自然智慧产生于人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对自然事件和现象的知识使人能够利用自然并导向美好生活。在“列王纪上”（4：33）中提到，除了作箴言三千句之外，所罗门王也“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说明自然智慧、自然知识是智慧的一部分。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也是儒家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论语》中的格言主要论及社会、政治和个人事物，但这并不表示孔子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他曾经想知道为什么“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他也观察了表现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的自然秩序。荀子引入了“天”的概念，他认为宇宙的神秘都能由自然事物的序列来解释。我们从这些自然界的知识中获得控制气候、洪水等自然现象的智慧。
2.实践智慧
智慧在行为中具体化，并能通过实践而获得。然后形成某种习惯性态度，这被称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通过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来对生活进行的可操作性管理，很可能在古以色列和古中国得到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在几千年来塑造了民族的特质。实践智慧处理日常生活事物，包含应付生活需要的技巧和能力。技巧是一个有许多涵义和意义的词，它指处理复杂情况如态度、道德取向和灵巧的方式等所谓“软”技巧，也指用来克服困难并完成工作的“硬”技巧。孔子同时注重这两个方面，并教导其弟子学习这些技巧以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的一位弟子称赞他不仅是一位圣者，而且“又多能也”，孔子解释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为了说明如何为仁，孔子用了一个工匠为例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犹太教的文献中也将技能作为实践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箴言不仅强调技能可以使人避开危险，也建议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能够建造房屋（箴言24:3）。
3.法律和政治的智慧
法律和政治的智慧来自对与民众相关的统治实践的衡量的思考，并用来解决法律和政治难题。这一类智慧的核心是如何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确保和平与协调。如何良好地治理是儒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儒学主要在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给统治者提供建议。儒家倡导德治并主张如果适当运用道德来影响秩序则和平自然会实现。关于如何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古以色列的政治智慧主要关系到如何处理司法案件，以确保明智之人有好的结果，而愚蠢之人会自食恶果。因此，如何维持社会正义成为犹太教法律智慧的核心。所罗门对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的案件的审判，就体现了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智慧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列王纪上3： 25-28) 。
4. 超越性智慧
第四类智慧来自对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关系的反思。可称为“神学智慧”或“超越智慧”。在古以色列，这主要关系到自然神学的问题，面对盛行的不义和混乱，如何维护耶和华的正义？如果一个人遵循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他应该拥有好的生活、受到保护、富有、健康等等，而一旦违背耶和华和他的律法，就应受惩罚。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当善良的人承受痛苦而作恶之人享有舒适生活时，智慧的思想者，尤其是“约伯记”的作者，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阐明了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并在希伯来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玄思的智慧。在中国的同一历史时期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即善良之人承担来自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后果，《诗经》中的一些诗记载了这些沉思。在这些诗里，人们抱怨天不关心他们遭受的不义待遇。然而，尤其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5世纪产生的理性主义改变了大部分儒家大师的思考方向。使他们从询问天是否公正转向考察人之道：“天道远，人道近”。儒家探究 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合，而不是阐述关于神的正义的形而上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儒家典籍没有对人与超越之间关系的玄思。儒家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时，概述了神学智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人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天赋予的使命 (《论语·子罕》); 不可欺骗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这为儒家智慧提供了一个宗教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实践其他的人类关系。 （四）智慧的神圣性
智慧的神圣性问题在希伯来文献中体现为智慧与上帝的关系，在儒家则体现为智慧与天的关系。对早期儒家大师和以色列智者而言，智慧与他们对宗教或神性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对神性的解释方式也许相差很远。智慧教义与神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智慧具有一层深刻的“神圣”意蕴。早期儒家和以色列传统都认为智慧有宗教层面，在其文献中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智慧的宗教层面。以色列的智慧观是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智慧教义有其独有的特性，并呈现为一种对上帝的信仰的证明，“敬畏上帝”仍是以色列传统的根基，也是其智慧文献的中心，如 “神有智慧和能力”(约伯记 12: 13)。我们不否认这些讨论本质上是宗教的，因为其基本主题是“敬畏上帝” (箴言 9：10), 其意义和内容也是由对上帝的创造和行为的理解来决定：“信男人和女人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性，信人类和他们行为的相似之处，信或隐或显支撑着人类生活的秩序，信使这秩序得以有效运行的上帝”Gerhard von Rad: 《以色列智慧》, Nashville, 1972, p. 62-6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以色列思想家有意地将一般性质上的理智推理和哲学讨论排斥在智慧论述之外。正如许多其他古代传统一样，在早期以色列传统中，信仰和知识是一体的，神圣的体验也就是尘世的体验。 作为一种活的经验密码，智者的箴言记录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洞察力。把智慧理解为一种“生命之道”（箴言 10:17），使以色列人的智慧观和他们的伦理思想联系起来。当一些以色列智者谴责作恶者享受荣华而正直的人却遭受厄运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详细阐述了一种赏善惩恶的正义补偿。在以色列的思想家看来，智慧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于耶和华并作为神圣的创造物赐予人。因此，神圣来自神性并主要指“ 圣洁”在希伯来文中， d(holy) 的基本语义是“分开”。它特指上帝，和上帝自身的性质 (John L. McKenzie, S,J.圣经字典, 伦敦－都柏林: Geoffery Chapman, 1965, p. 365)。“ holy”主要与耶和华及其创造物相联系。耶和华被视为“以色列的圣者”。由于他们由耶和华挑选而来并属于耶和华。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因此圣洁是神的礼物或奖赏：“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未记： 11:44; 19:2; 20:7, 26)。意识到在英语的习惯用法中，“ holy” 和“ sacred”都指献身于上帝并或多或少地有意义重合的方面。在本文中， 我们尝试区分这两个词: “holy”指与世俗的适当的分离 ，根本上是与“精神的他在”相联系，而 “‘sacred”则指通过伦理、宗教和精神的途径加于世俗的神圣庄严的意义和价值。 。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也有其“神圣”的层面，“神圣”与“天命”相联系，这使人类的理解力可能超越暂时之物。然而，儒家智慧的神圣主要地并不根源于此，而是源于知识的深远处，源于祖先教义的传承和人类理性与宇宙性质之间的神秘关联。在此种意义上，儒家智慧和以色列智慧对于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以色列传统中，尽管智慧与上帝关联，并是世界创造物的一部分。但包括人类在内的创造物都没有神性，所有的事物、事件和东西，不管它们显得有多重要，都只有当它们在神的意义上被创造 时才成为神圣的。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源于人性与使人可以认识表面“不可察觉”的世界本质的宇宙万物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天地人这三个领域的所有现实事物都部分地或整体地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的本性。要理解儒家的智慧，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儒家大师们为我们描绘的从道德上解释世界的情境之中。 世界由天地人所组成，并以某种“道”表现自身，智者通过观察和辨别这些“道”，而能够为人类确立必须遵循的“法则”，而特定的个人能否发现这些“道”并遵循“法则”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和实践。
智慧不能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智慧与人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可能对早期以色列教师而言没有特殊意义，却是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在儒家典籍中，人性既是一个心理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环境问题。要以对人性的探究为个体智慧的起点，我们将考察智慧是否包含先天因素，人由于其自然禀赋的差异是否可以划分为聪明人和愚笨人这两种，以及智慧是否在生活阅历中起作用？接下来涉及到智慧的认识论问题，智慧是一种知识吗？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传承或教导吗？它是如何世代传递的？毫无疑问，智慧存在于知识的形式中，但许多传统根本否认知识在智慧中的作用。这也许预示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异。我们还必须考察知识的实践层面，即它的有效性。它对于指导生活、形成生活的特定方式的意义和价值。智慧必须具备技巧和能力，古以色列和儒家智慧文献都表明一个缺乏实践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智者，而一个很明智的人肯定精通实践事务。智慧不仅是一种狡猾或机灵，更是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德性。在儒家的理解中，智慧的德性层面是最为基本的，在犹太教传统中这一层面也很重要，并依次与智慧在社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运用紧密相联。在这些领域里，明智的人与愚蠢的人处理问题、作出选择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古以色列和古中国的理想人物就是犹太教的所罗门王和儒家的如尧、舜这样的圣君。最后我们将到达智慧旅程的最后一站。在此，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都将完全理解世界和生活的秘密和神奇。在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人的有限性而进入神的创造过程，并因此而达致永恒。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思想家和儒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以色列人认为人类不能通过自身而成为先知－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并赋予其神的智慧。犹太先知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智能而洞悉世界和历史的神秘。而儒家的圣人则不同，在成圣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神秘的成分，但大多数儒者都能通过对美德和知识的学习而成圣。就是在这一差异中，我们将发现早期以色列和儒家传统中的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3
关键词：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智慧服务中心；服务模式
1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图书馆”
2008年11月，美国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纽约市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名为《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的演讲时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2009年1月，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思路，2009年8月，IBM又了《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正式揭开IBM“智慧地球”中国战略的序幕。“智慧地球”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给予重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一理念给人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即让社会更智慧地进步，让人类更智慧地生存，让地球更智慧地运转。在信息时代逐渐到来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所应用的设备、所接触的设施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地球”这一理念的提出能够将“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两大当今应用最广泛的数字技术结合在一起，并应用于各种服务设施与行业中，使得新的状态在原有设施基础上操作更加智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在某些方面，“智慧地球”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对图书馆行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造就了“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SmarterLibrary）便是以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数字图书馆+物联网=智慧图书馆”。【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主任朱强指出，大力发展图书馆行业是时代的要求，是我国打造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推进我国图书馆智能型、智慧型建设是大势所趋。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提出，智慧图书馆主要是通过智能化的数字技术，利用知识化的资源网络，基于感知的智能信息环境和平台，嵌入智能数据分析机制，为大众提供无处不在、形式多样、主动灵活且便捷高效的图书和信息服务【2】。智慧图书馆主要表现为图书馆的智慧化服务，是通过运用各种数字技术手段，使读者充分感受到便利，这才是智能化服务的优势所在。
2 简述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作为智慧型服务中心，首先要肯定的是以完善的智能化的数字技术为契机，以更高效、更完美的服务大众为目标。
2.1 智慧化的信息基础
图书馆的智慧化首先是体现在所储信息上，做到数字信息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无疑能带动图书馆逐步走向智慧化。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里，图书馆的服务模式逐步走向智慧化，以智慧服务为主体为模式的图书馆已经渐渐迈入大众视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已经渐渐被取缔，在完成传统服务项目以外，对于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的应用也必不可少，对资源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处理，使其满足当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是用简单地技术处理就可以完成的，而应在理想中的智慧服务模式下，逐渐构建具有时代印记的新型数字图书馆――实现现代化操作与服务的图书馆。
2.2 智慧化的服务模式
服务大众是图书馆的核心内容。在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史上，一直把无私服务作为宗旨，服务人员作为直接与读者接触的工作人员不只承担向读者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服务状态也是图书馆面对社会的名片，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在社会上的地位。拥有好的服务态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提高图书馆整体服务层次，使读者对图书馆这一传统服务行业有个新的认识。
2.3 智慧化的技术手段
掌握发展前沿的技术手段有助于图书馆整体发展。由近代传统图书馆产生直至发展成现今这种新型数字化智慧图书馆，每一次跨越可以说都离不开拘束手段的提升。在当今如此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优秀的技术手段、熟练地技术操作无疑可以加速图书馆改革速度。由此可见，掌握一定的智慧化的技术手段是很重要也是相当必要的。
3 智慧化服务模式的影响与作用
图书馆智慧化服务模式的倡导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层次上提高服务状态，形成新型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二是提出一个新型理论，一个新理念是值得人们思考与考量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开展是图书馆发展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读者必然的发展方向。
3.1 读者至上的图书馆服务愿景
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模式理念，应是在以读者为核心，追求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融洽交流，规范操作，服务得当。
3.2 技术过关的图书馆发展过程
在当今发展速度迅猛的信息时代，图书馆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从最初的传统型纸质借阅行业发展到如今的纸质、电子、网络等结合的新型图书馆直到未来逐渐发展成的智慧化图书馆。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将决定新型图书馆发展速度与方向。在信息化数字技术日益重要的今天，图书馆人只有不断掌握新技术、拥有新技术，才能推动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才能将图书馆的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传统图书馆虽然是节约的作用，但在历史舞台上始终有着一定的地位，若再加上具有时代特征的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支撑，图书馆行业必将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点睛之笔。
智慧图书馆的发展依靠的应该是无微不至的服务态度与不断完善发展的技术手段。在智慧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中，技术、资源和服务是共存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发展的技术是智慧信息服务系统的支撑，没有技术的支撑智慧信息服务系统无法建设。资源是智慧信息服务系统的内涵和发展壮大的前提，没有资源，智慧信息服务系统就无法发展。服务是智慧信息服务系统的根本目的，可以说注重服务将是智慧信息服务系统的发展趋势。【3】
4 对图书馆智慧服务模式成功建立的展望
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图书馆智慧服务模式是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和有别于传统服务理念的新型服务理念相结合的的一种新型图书馆服务模式。但是我国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发展都不算完善，导致图书馆智慧服务模式也只是建立初期。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还需要在理论基础上不断实践，结合当前国内主流的数字技术手段打造符合我国情况的新型图书馆。未来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解决实践中的发现的问题，完善问题体现的理论不足，才能真正实现智慧图书馆的建立与投入使用。而智慧图书馆现今还存在诸如缺乏基于实践的系统的理论架构体系及构建智慧图书馆较为详尽有效的整体实施方案等问题。【4】因此，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使图书馆在智慧服务过程中少走弯路。
5 结语
图书馆受时代、技术影响，经历了古代藏书楼到传统图书馆，到自动化图书馆，再到数字图书馆。其核心价值也从文献资源的保存收藏及向公众提供简单的公共，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向读者提供个性化的主导式服务。尤其在“WebZ.O”、“智慧地球”的理念与技术的影响下，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及各种新技术提供的智慧化服务应用，标志着图书馆信息服务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里，图书馆的服务模式逐步走向智慧化，以智慧服务为主体为模式的图书馆已经渐渐迈入大众视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已经渐渐被取缔，在完成传统服务项目以外，对于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的应用也必不可少，对资源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处理，使其满足当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是用简单地技术处理就可以完成的，而应在理想中的智慧服务模式下，逐渐构建具有时代印记的新型数字图书馆――实现现代化操作与服务的图书馆。当前公共图书馆用户的资源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专深化、集成化和交互化的特点。“智慧图书馆”作为智慧型服务中心，首先要肯定的是以完善的智能化的数字技术为契机，以更高效、更完美的服务大众为目标。未来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解决实践中的发现的问题，完善问题体现的理论不足，才能真正实现智慧图书馆的建立与投入使用。
参考文献
[1]郑也夫，西方图书馆史的文化学透视[J].百科知识，1995，（8）：127
[2]李东林.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利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7-9
[3]张延贤，王梅.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概念、内涵与分析[J].现代情报，2013（4）：34-38
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4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生产、积聚和传播的中心。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又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资源经济、资本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阶段。在当前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在成为城市一切领域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1]。在城市信息化进程中,数字城市成了推进城市信息化的标志性工程,这是有着深刻背景的。就社会背景而言,国家的信息化催生数字城市,解决城市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数字城市,这是需求牵引;就技术背景而言,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城市数字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数字化,这是技术推动。数字城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实践表明,数字城市在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和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开拓地理信息产业新领域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改变公众工作学习生活方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数字城市”建设还存在许多制约城市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一,信息获取手段的自动化程度低,实时性差,更新慢,导致“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脱节;其二,缺乏统一规划,整体推动力量薄弱,信息不能共享,系统之间不能互连互通互操作,导致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其三,智能化程度差,数据多但用不上,有数据但用不好,有信息但找不着,有系统但不好用,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物联网、云计算和网格技术的出现,为解决“数字城市”面临的上述问题提供了机遇。怎样利用物联网技术解决对城市的实时感知和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无缝连接的问题,怎样利用云计算技术来解决多源异构海量数据处理的问题和增强智能服务的能力,怎样利用网格技术解决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和实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学界和业界思考的问题。“数字城市”往何处去?由“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呼之欲出的。智慧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全社会的心声。
2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的关系目前,全国有一百多个城市都在建设“数字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共享平台,许多城市依托数字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电子政务已投入使用,东部沿海城市启动了数字城市的全面建设。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理念和规划也纷纷推出,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的理念、特点及其与数字城市的关系。
2.1智慧城市的理念智慧,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或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思维能力。而这就必须具备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服务等智慧的要素。智慧城市,简单地说就是让城市更聪明,本质上是让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更聪明。它是通过互联网把无处不在的被植入城市物体的传感器连接起来形成的物联网,实现对现实城市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感知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和分析,实现网上“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无缝连接,并发出指令,对包括政务、民生、环境、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活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化响应和智能化决策支持。
2.2智慧城市的特征智慧城市“智”在哪里?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众说纷纭,但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六句话[3],即透彻感知、全面互联、深度整合、协同运行、智能服务和激励创新。这6个方面中的每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对现实城市的全面、综合透彻感知和对城市运行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实时感测,就不可能有面向现实城市的正确判断和决策;没有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的全面互联并实现感知数据的智能传输和存储,就不可能发挥透彻感知的后续作用;没有对多源异构空间数据的深度整合,就不可能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知识,也不可能提供一致性数据服务,信息共享将成为一句空话;没有基于网格环境的城市各个要素、单元和系统及其参与者的组织和高效的协同运行,就不可能达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没有云计算这种新的智能服务模式,就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个性化服务;没有激励创新机制,就不可能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科技和业务创新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实验平台,也就不可能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3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演化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两者一脉相承。数字城市是城市的数字化,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智慧化,是数字城市功能的延伸、拓展和升华。这里,使用“演化”一词是采用隐喻方法,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数字城市的科学演化、技术演化和工程演化[4]。在科学层面上,数字城市可以理解为“现实城市”(存在物)的“数字空间”,而智慧城市则可视为“数字城市”的“智能空间”,其科学目标是实现由数字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化;从技术层面看,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物联化、智能化,是现实物理世界、互联网虚拟世界与物联网智能世界这“三个世界”的无缝连接、相互叠合构成的面向未来的全新城市形态;从工程角度看,“现实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都属于工程活动的范畴,由“现实城市”工程到“数字城市”工程再到“智慧城市”工程,本质上是工程演化过程。城市建设的科学演化、技术演化与工程演化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数字城市是数字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智慧化的城市,数字化是基础,智慧化是灵魂。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建设好了数字城市才能建设智慧城市,正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具有并行性,所以智慧城市也可以称之谓智慧数字城市[5]。
3数字城市如何向智慧城市演化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首先要有一个总体解决方案。如图1所示,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由智慧基础设施层、智慧服务公共支撑层、智慧服务层和智慧服务应用层等组成。图1 智慧城市总体架构由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可知,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有以下3个关键技术。
3.1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感知感测技术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技术,是智慧城市实时获取现实城市各类信息的基础。包括天基、空基、地基、海基的传感器网获取的地理空间数据,连接被植入城市物体和运行信息系统的传感器形成的物联网获取的感知、感测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智慧城市云计算中心进行整合处理并存储管理。没有实时、动态的现实城市的海量数据,智慧城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网络与传感技术把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3.2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是智慧城市海量数据处理的智能平台,对上提供虚拟支撑,包括计算虚拟化和存储虚拟化。云计算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它通过虚拟化技术把计算资源、数据资源等管理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资源池,并将其作为服务通过互联网传输给用户。“云”就像是一个“发电厂”,只是它提供的不是电力,而是计算机的计算、应用和管理能力的服务。只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并得到授权,你就可以使用这些能力和资源。
3.3网格技术网格(Grid)指第三代Internet,或下一代web。不同于Internet和web,Grid的特点是:资源的范围更加广泛,具有很强的分布性、更复杂的异构性;共享更具目的性,引入了虚拟组织(Virture Origion,VO)的概念,而且具有动态性和可伸缩性;强调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服务的有序性和可控性。对于智慧城市而言,网格技术主要解决4个问题:其一,系统集成,指已建(或历史遗留)分布异构城市空间信息系统的网格化集成,实现已建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其二,信息整合,指多源异构地理空间信息的集成、融合与同化,从而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知识,提供无缝连接的一致性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其三,资源共享,指广义信息资源共享,即一切都是服务的理念,如DaaS(数据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KaaS(知识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等等;其四,协同工作,指网格上多个节点协同运行,共同解决城市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由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必须解决的。可以肯定地说,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感知感测、云计算和网格等技术的发展必将让城市更加智慧。
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5
【关键词】教室：智慧教室；智能教室；未来教室；iSMART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7-0005-04
引言
教室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苏美尔人的“泥版书屋”和我国夏商周时期的“庠”、“序”、“学”、“校”。但现代意义上的教室则是在16世纪末班级授课制出现以后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中教室环境日益步入信息时代，其演变发展可以分为多媒体和网络化两个阶段：
多媒体阶段建设的重点是教室中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的推广应用。在多媒体教室中，教师通过计算机、投影仪、录像机、VCD、DVD、音响等多媒体设备，运用CAI课件（由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组成）进行教学，这彻底摆脱了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教学形式。
网络化阶段建设的重点是教室接入校园网并能便捷地访问互联网。在网络化教室中，教师可以方便地调用网络资源组织教学活动，学生可以随时点播网络课件进行个性化的自主学习。除了面对面的交流外，师生还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互动，这大大拓展了教学活动的空间。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在教育领域，具有智慧技术、智慧应用、智慧管理等特征的智慧教室成为新的建设热点。本文结合当前教育信息化的前沿技术趋势，阐释了智慧教室的概念与特征，并从系统组成的角度构建了智慧教室的iSMART模型。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智慧教室建设项目的工程案例，文章介绍了智慧教室的建设思路与集成方案，并对智慧教室建成之后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以期为智慧教室的信息化建设与运行提供参考。
一 智慧教室的概念及特征
2008年11月，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其演讲“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中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2009年1月，在有奥巴马总统参加的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彭明盛阐释了智慧地球的理念：将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建筑、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形成物物相联，然后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其整合，实现社会与物理世界融合。奥巴马对此给予了积极得回应，并表示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2009年8月，时任中国总理在无锡考察时提出要建设“感知中国中心”，这之后物联网产业迅速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家居、智慧校园、智慧教室等新兴概念不断涌现。
就智慧教室而言，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和描述，与之相近的概念还有智能教室、未来教室等。黄荣怀等认为在传感技术、网络技术、富媒体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发展的信息时代，教室环境应是一种能优化教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开展，具有情景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室，这种教室被称为智慧教室。陈卫东等认为智能教室，就是一个能够方便对教室所装备的视听、计算机、投影、交互白板等声、光、电设备进行控制和操作，有利于师生无缝地接入资源及从事教与学活动，并能适应包括远程教学在内的多种学习方式，以自然的人机交互为特征的，依靠智能空间技术实现的增强型教室。杨宗凯认为未来的教室一定是云端教室，包括电子课本、电子课桌、电子书包、电子白板……在资源方面，由模拟媒体到数字媒体，再到网络媒体，资源最终都在教育云上，内容达到极大丰富，从而满足个性化的学习。
本文作者认为智慧教室是为教学活动提供智慧应用服务的教室空间及其软硬件装备的总和。智慧教室是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教室信息化建设的最新形态。立足教学活动需求，提供智慧化的应用服务是智慧教室的核心使命，达成最优化的教学效果是智慧教室的终极目标。运用智慧技术，提供智慧服务，实现智慧管理是智慧教室区别于以往多媒体教室和网络化教室的主要特征。
二 智慧教室的系统模型
1 智慧教室的“SMART”概念模型
黄荣怀等认为智慧教室的“智慧性”涉及教学内容的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度互动、情景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与电气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概括为内容呈现（Showing）、环境管理（Manageable）、资源获取（Accessible）、及时互动（Real-time Interactive）、情境感知（Testing）五个维度，简写为“S.M.A.R.T”，这五个维度正好体现了智慧教室的特征，可称为“SMART”概念模型。
2 智慧教室的“iSMART”系统模型
“SMART”概念模型的侧重点在于呈现智慧教室的“智慧性”特征。为了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设参考，本文作者从系统组成的角度构建了智慧教室的“iSMART”模型。在该模型中智慧教室由基础设施、网络感知（networkSensor）、可视管理（visual Management）、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实时记录（real-time Recording）、泛在技术（ubiquitousTechnology）六大系统组成，将六大系统关键字的首字母提取出来，缩写为“iSMART”。
基础设施系统包括物理空间、桌椅装置、供配电、通风空调、灯光照明等子系统。布局合理的物理空间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课座椅构成智慧教室的空间环境。安全可靠、健康节能的供配电、通风空调和灯光照明也是必备的设施条件。
网络感知系统包括网络接入、射频识别、人体识别等子系统。网络接入既可以是有线的也可以是无线的。射频识别（RFID）、人体识别系统（HRS）等传感装置，按约定的协议，把各种设备相连并进行信息交换，实现智能化识别和感知。
可视管理系统包括中控、能耗、监控等子系统。智慧教室中软硬件装备、运行能耗、教室现场等都可以被实时监控，并基于大数据进行智能化地分析，最终管理员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查看运行状况和进行管理操作。
增强现实系统包括交互演示、视频会议、穿戴设备等子系统。交互演示子系统代表着智慧教室的教学信息呈现能力。视频会议子系统支持异地同步互动教学。借助穿戴设备子系统，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的无缝融合更为便捷。
实时记录系统包括课程录播、电子学档、课堂应答等子系统。课程录播子系统用于记录教学全过程。电子学档子系统为教师教学决策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有效数据支持。课堂应答子系统支持课堂教学的及时反馈、深度互动。
泛在技术系统包括云端服务和移动终端等子系统。泛在技术强调信息技术和环境融为一体。智慧教室中的泛在技术既包括处于云端的海量教育资源和教育应用服务，也包括本地的笔记本、平板、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智慧教室建设的一个参考模型，“iSMART”的六大系统是缺一不可的，但具体到“iSMART”模型六大系统所包含的诸多子系统，在智慧教室实际工程建设项目中则会根据需求和经费的情况有所取舍。
三 智慧教室的建设案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于2012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按照国际最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借助清华百年来丰厚的教育教学资源和金融业界的紧密联系，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
为了给全院师生提供一个技术领先、功能全面、应用便捷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伊始便启动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信息化教学环境及视听应用系统工程”建设项目。下面以项目中1间162平方米70席的教室为例，介绍智慧教室的设计原则与建设方案。
1 建设原则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立足教学需求，明确建设目标，总体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推进，同时组建高效的设计团队，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系统集成商，实施全程质量管理，严格控制项目风险。在建设方案上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1）实用性与先进性：满足教学活动的实际需求，在保证方案实用性的基础上，还应着眼于提升整个教室环境的智能化水平，以适应未来智慧教室的发展趋势。
（2）可靠性与高性能：采用成熟并有较多成功案例的技术装备与解决方案，保证系统的稳定、安全和可靠，同时为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提供高效率、高品质的支持。
（3）完备性与拓展性：充分考虑物理空间和各种技术装备的优化融合，发挥整体系统的最优性能，同时遵循各种标准化体系，充分考虑到未来系统的升级与扩充。
2 实施方案
在基础设施方面，根据物理空间的面积和层高，设计成70席的扇形阶梯教室。建声条件按混响时间1.0±0.2秒、隔声系数35dB设计，声学传输特性参照国家相关标准。2人座中央预留2个通用外接电源插口、2个网络接口，可翻盖设计，线路直接从脚架管中引出，其他线路覆盖于地毯之下。照明条件要求讲台与大屏幕工作区域150至4001x可调，学生作业面200至4001x可调。
在感知网络方面，除了桌面上的有线网络接口外，在教室内加装无线路由，实现WIFI网络全覆盖。在教室两个门外各安装一组人脸识别系统和RFID考勤机，对进入教室的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对师生进行考勤记录，并通过无线网络将数据传输到教务管理系统。在教室内设置两组温湿度传感器和光照传感器，实现对室内温湿度和灯光亮度的感知和控制。
在泛在技术方面，学院专门开发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金融教育资源库和移动学习管理系统。云资源、云服务与学生的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一起组成了一个随时随地、虚实结合的个性化学习空间。
本期项目建设的智慧教室除了基础设施系统、网络感知系统和泛在技术系统外，还包括可视管理系统的智能控制子系统、增强现实系统的交互演示子系统和视频会议子系统、实时记录系统的课程录播子系统。其中主要设备如表1所列，设备间的拓扑结构如图5所示。
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范文6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智慧；传统文化；方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在育人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塑造层面，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中的知识层面，而需要在思想引领、知识构建和实践等层面起到融汇贯通、自觉而自为的效果。这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塑造它、推广它，让高校学生对它产生认同，并自觉地践行。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不足
众所周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高校教育层面推行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所以，在高校办学时，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如何创新“两课”、如何增强课堂参与度等等。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也面临了如下几个问题：
1.1教育方式的不足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信息接收渠道日益拓宽，这对传统填鸭式的课堂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高校学生日益趋向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他们很难再接收结果式的思想灌输，更加趋向于过程的探索。就像学者王福萍所讲的“目前思政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创造性，设置呆板，活力不足。”①针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大高校在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1.2教育内容的不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层次，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但是，它的内涵不仅仅于此。需要教育者不仅在逻辑框架、知识体系和整体把握等方面进行有效梳理，更应该把知识内容深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教育内容并不让人十分满意。王贤友等学者曾经针对武汉部分高校进行过“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满意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不太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占据了其中的18%，而在不足之处的调查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发挥应有效果”占据了33.86%，这也能说明目前部分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教育内容不足的缺点。
1.3教育者的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要分为两大类：思想政治课教师和辅导员等思政工作者。在这些工作者当中，并非所有都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背景，且兼职情况较为普遍。随着生源的不断扩大，思政教师的配置越来越难以满足如今的高校教育。课堂的大班教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课下的辅导员配比，也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学生思想状况。
2.“智慧”化的方法论
“智慧”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智慧”就是人类智力器官的功能，它的意思跟“智力”一词比较接近。我国古代的许多典籍中，就是用到了狭义的“智慧”。而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以冯契为代表，打通了“知识”与“智慧”的鸿沟，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把“智慧”作为德性与知识的综合，这是广义的“智慧”。
2.1古代“智慧”辨析
我国古代对“智慧”一词阐述颇多。当然，有时“智慧”与“智惠”通用。比如《墨子・尚贤中》：“若此之使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这里的为狭义的“智慧”，解释为智谋，即“王道”，与“霸道”形成对比；而嵇康在《大师箴》中也写到：“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这里的“智惠”则解释为“运用智力与追名逐利”，跟前文的“德”产生对比。
2.2宗教（特别是佛教）中“智慧内涵”
宗教对于“智慧”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佛教，把“智慧”作为佛教三宝之一（法），即梵语中的“般若”。“般若”是修习佛法的最终目的，也是“成佛”的同义词。其实在佛教中，“智慧”一词已经带有本体论的意义。这对我国古代后期儒家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从侧面影响了宋明理学、心学的产生和发展。
2.3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涵义
冯契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智慧说”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推广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曾经在给他秘书的信中提到过：“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通知阅读，请你找一找”。
冯契的“智慧说”思想批判和继承了其老师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观点，并通过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通过考察西方知识论思想和我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他把知识的进阶定义为从无知到有知，从知识到智慧的三步，并把该方法论总结为“化理论为德性”和“化理论为方法”。首先，冯契参考我国古代哲W，把狭义的“智慧”转化为广义的“智慧”；其次，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我国古代哲学相结合，把知识论转化为具有本体论涵义；最后，冯契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他认为，只有实践才能产生“智慧”，要达到知识的飞跃需要通过实践的不断检验。
3.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从上文可以看出，“智慧”化的方法既包括“化理论为德行”，又包括“化理论为方法”。当然，当我们了解了方法论，就需要通过方法论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使其富有新的活力，而优秀传统文化是最重要的内容。
3.1可行性分析
首先，我国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文化系统。经过历史的沉淀，发展到如今，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同样的，作为中国人，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已经深入到骨髓，不需要花许多力气去推广。党和国家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也参考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现状、社会现状和个人现状。从三个层次中，不难看出许多价值观的表述是从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摘取的。所以，通过传统文化来完善社会主义个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其天然的优势。其次，运用“智慧”化的方法也决定了需要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冯契在形成“智慧说”理论中间，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阶段中国基本国情有机结合，这也对运用传统文化形成了有利的条件。最后，随着党和国家大力推广我国古代传统文化，高校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兴趣较为浓厚，且通识教育越来越受到高校管理者的重视，所以传统文化在如今的高校中，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3.2化理论为方法，践行传统“礼”的层面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部分表述跟我国古代传统“礼”内涵相似，如“敬业”、“诚信”、“友善”等等。古代这种“礼”在当代社会即为道德行为规范。这就要求当代大学生不仅在课堂知识接受方面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在平时言谈举止层面也应该符合社会行为规范。比如在师生交流、同学间接触、文明寝室创建、日常活动等方面对学生要有一定的要求。
3.3化理论为德性，达到自在而自为
化理论为德性，即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并通过自觉的行为表现在行动上。所以，我们通过应传统文化的介入，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培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如此，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更应该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社会实践、课题研究等等让同学们自己思考并得出Y论。学生有了思考，需要实践的论证，达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所以，高校应搭建多种平台，如社会实践、各类竞赛、课题研究等等让他们通过实践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王福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与对策探究》曲阜师范大学2015（3）
参考文献：
[1]韩文乾《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3）
[2]范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西华大学2013（5）
[3]奇乐任春雷《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路与对策》学理论2013（12）
[4]郑楠《当代中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2（10）
[5]刘蕴莲《论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5）
[6]李沛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研究》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8）
[7]费拥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探究――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视阈》学术探索2012（12）
[8]韩凯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华中师范大学2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