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影响
引言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海洋开发关系愈加紧密，海洋经济产值在国家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占国内gdp总值的3.4%到2007年的10.11%，海洋产业总产值上升了17 695.2亿元[1]，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很多省市把海洋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海洋文化作为推动海洋开发的隐性力量，为海洋开发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在海洋开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海洋文化对海洋开发的领域，方法和内容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海洋文化与海洋开发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内涵
（一）海洋文化的内涵
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倾向于从广义角度定义海洋文化，即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在对海洋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学者定义的海洋文化是不同的。（3）强调海洋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差别性，海洋文化具有一系列其他文化形式不具有的本质特征。综合以上几点特征，本文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对海洋认识利用基础上，通过海洋实践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海洋制度，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众多分支。具体表现在沿海居民的行为方式，性格特征，以及一系列与海洋文化相关的艺术，饮食，习俗等众多领域。
（二）海洋经济的内涵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陆地的资源逐渐枯竭，而且开发陆地资源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伴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加深，海洋科技的发展，海洋的经济开发受到重视，海洋经济成为了人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重要领域，国外虽然对海洋经济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国外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海洋经济的概念[2]。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海洋经济概念，并在各级发展报告上频繁使用。最早界定海洋经济概念的是中国的学者杨金森[3]，他指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从经济内容来看，海洋经济包括渔业、种植业、工业、运输业、旅游业等，是一个多门类的经济领域[4]；从活动场所看，它包括海岸带、近海和远洋，包括水面、水中和海底，范围极为广泛；从管理体制看，有中央的许多部门，也有地方各级行政单位和经济组织，还有一部分国际联合和协作活动机构；从生产关系看，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有不少个体生产者。这些部门和产业，都以海洋为统一的活动场所，既有独立性，又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继杨金森以后权锡鉴、柳时融等学者又对海洋经济进行了定义，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对海洋经济的定义进行探讨，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总结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的定义。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特点及海洋经济的现状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特点
1.海洋文化地域性明显。中国国土面积大，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很大差异，由此中国的海洋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特征。中国北方的大陆文化发达，对中国北方的海洋文化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的包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在内的北方环渤海海洋文化区域，由于靠近大陆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自元代以来更有卫戍京畿的作用，这一文化区域具有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特征。以百越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海洋文化由于远离大陆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民间的海洋活动较北方频繁，其海洋文化更多的显示出海洋文化自身的特点。
2.海洋文化类型多样。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海洋文化具有多种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受齐鲁文化影响又独具自身特色的环渤海海洋文化区，以吴越文化为基础的长三角海洋文化区，和以潮汕地区文化为基础的闽粤海洋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环渤海文化区和长三角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中心，其海洋文化在具有海洋文化一般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大陆文化的一系列特征，表现在海洋文化上就是大气包容，中西文化并存。而闽粤海洋文化由于远离大陆文明中心，所以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其海洋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富于海洋冒险精神，勇于探索海洋等方面。
3.海洋文化影响广泛。海洋文化对一个海洋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海洋城市的景观建设，饮食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海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海洋文化理解的加深，海洋文化受到重视，海洋文化中开放包容，不断进取的独特气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海洋文化以及海洋经济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一项重要政策，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海洋文化的影响会更加广泛。
（二）中国海洋经济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4 92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1%。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4 844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0 085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1 274亿元，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11 503亿元，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12 152亿元。全国亿吨级港口增至14个，港口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位居世界首位，其中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海洋油气勘探取得新突破，中石油在冀东南堡新发现10亿吨大油田，中海油在渤海湾、北部湾等海域新发现10个油气田。全国海洋船舶业造船完工量突破1 800万载重吨，新接订单超过7 000万载重吨，同比分别增长25%、70%，其中新接订单超过韩国，居世界第一位。
三、中国海洋文化对海洋经济的影响
第一，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撑。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强调文化价值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任何发展目标与发展环境都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巧妙的智力技巧。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思考。”[6]人们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也就是海洋文化的创造历史，始终离不开海洋文化经济中的人文特性。缺乏文化基础的经济发展并不能长远。
第二，海洋文化可以解决海洋经济中的问题。中国海洋经济相对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所占比重偏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产值每年增长率都超过10%，2007年海洋总产值达到24 929亿元，但是中国海洋产业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海洋产业发展粗放，第一、二、三产业不协调，第二产业规模相对偏大，第三产业规模相对偏小。在开发海洋上，则存在过度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第三，海洋文化会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开拓进取，富于冒险精神。它存在于沿海地区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向海洋，开发海洋，已经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共识。1978年以来，沿海省份的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都排在全国省份的前列，这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海洋文化对海洋经济的带动作用，海洋文化为海洋经济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
第四，海洋文化对海洋旅游业的重要作用。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海洋文化景观丰富，为中国成功的发展海洋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2001年沿海地区接待外国入境旅游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43%[7]，海洋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海洋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结合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第一，海洋文化观念落后。在中国开发海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注重环境保护，对海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导致海洋中物种急剧减少，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海洋意识的缺乏和海洋法规不健全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保护海洋意识的宣传，强化对海洋开发的管理与监督，制定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
第二，在海洋经济开发过程中存在破坏海洋文化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的海洋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了中国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滨海旅游城市把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投入巨资开发旅游文化景观，打造旅游文化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破坏既有海洋文化景观的同时新建新景观的现象，破坏了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性，降低了其在海洋旅游方面的价值。
第三，人才短缺制约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却缺乏一支能够适应中国海洋事业高速发展的海洋人才专业队伍，中国的海洋科技队伍规模小，海洋经济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中国已经认识到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而对海洋事业的开发和利用是以人才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应该建立良好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中国仅有青岛和湛江两所专业性的海洋大学[8]，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有计划的建立几所专业性的海洋院校以提高海洋人才的素质，加速海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07中国海洋年鉴[k].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2]孙智宇.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7：5.
[3]张莉.海洋经济概念界:一个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1）：23-26.
[4]http://baike.baidu.com/view/59746.html?wtp=tt.
[5]曲金良.发展海洋事业与加强海洋文化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7，（1）：1-2.
[6]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及其与海南海洋产业发展关系的几点思考[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1）：23-27.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科学可视化；海洋环境要素；虚拟仿真；散乱数据建模；数据交互语言
中图分类号：U665.261；TP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7-0389-01
1 引言
IDL全称交互式数据语言（interactive data language），由于其灵活和强大的可视化性能，受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喜爱，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可视化语言，文章之后所展示可视化图片均是用IDL语言绘制[1]。
2 海洋要素可视化与虚拟仿真
散乱数据是在二维平面上或三维空间中，无规则的、随机分布的数据。本课题拟采用当前主流的基于函数关系的散乱数据建模方法，包括Shepard方法、MQS法、体样条（Volume Splines）函数法、多重二次型法、最小范数网络法、基于多层B样条的二维散乱数据插值法和局部体样条函数法[2-3]。
2.1 标量场动态可视化
实现用标量表示的海洋要素的可视化，主要包括对温度、盐度、密度、气温、气压、湿度等要素的可视化。在二维可视化的基础上，实现跃层及水团（标量场的特征结构）的自动提取及三维可视化。我们以北纬37°到41°东经117°到121°海平面日平均气压为例分别从动态图中截取一张来做展示（图1左）。
2.2 向量场动态可视化
实现对用向量表示的波、浪、海流、风等海洋要素的可视化。其中向量场拓扑结构特征如极限环、涡旋、激波的自动提取、时变场中的特征跟踪、事件检测及3D可视化技术是实现向量场可视化的核心，同时研究可用于表现流场运动的多种形式特种动画技术。
向量场的动态可视化采用如下方法：
a.直接可视化方法：以箭头、颜色映射、粒子方法等表现向量场数据；
3 结束语
本文给出了在科学可视化海洋标量与矢量元素与虚拟仿真的多种表现形式，实现了海洋背景场与海洋特征对象融合技术的研究，实现了使用IDL语言实现流场的快速线积分卷积的可视化方式，在今后的工作中向量场中涡旋提取、时变场征的跟踪及三维向量场的动态可视化有着较好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 Landsman W B.The IDL Astronomy User's Library[C]//Astronomical Data Analysis Software and Systems II.1993，52：246.
[2] Franke R.Scattered data interpolation：tests of some methods[J].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1982，38（157）：181-200.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曲线;切线斜率;海洋温度;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 G633.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437（2015）02-0054-03
1 引言
今天的人们恐怕没有多少人不知道“厄尔尼诺”的含义，最简单的了解便是它与某些异常天气、气候有关，如暴雨、洪水、高温干旱等[1，2]。这些自然灾害常常使受灾国家蒙难惨重。最典型的例子，如2008年发生在我国南方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以及2010年发生在我国西南五省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还有气象人通常谈论的我国“南涝北旱”现象，都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而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都与厄尔尼诺的发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引起了人们对“厄尔尼诺”的恐惧，从而加大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关于对厄尔尼诺的预测与推断，或肯定或否定的消息较为频繁地见诸于报端，也就是说，厄尔尼诺的发生与否并不只是科学家们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广大民众希望知道的信息。那么，“狼”到底来不来？科学家们预测有多大把握？常常让人们无所适从[3]。
“厄尔尼诺”的科学定义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增暖和变冷的现象[1，2]（见图1）。当“厄尔尼诺”发生时，整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大气状况都被改变，这种大范围的变化，必然会打乱正常的秩序，影响到热带其它地区，并通过大气环流的作用，影响到中高纬度地区，甚至给全球气候带来异常，造成全球众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2]。“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秘鲁沿岸的渔民中间，
指季节性的向南流动的暖洋流入侵，取代了往常他们捕鱼时向北流动的冷洋流，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圣诞节前后，因此被称为厄尔尼诺，西班牙语为“圣婴”（上帝之子）的意思。自195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现象，尤其自1970年以来，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尤以1997年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最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非洲到拉美，气候变得古怪而不可思议，该凉爽的地方骄阳似火，温暖如春的季节突然下起来大雪，雨季到来却迟迟滴雨不下，正值旱季却洪水泛滥[2]。科学家们认为，极端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与人类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有关，是地球温室效应增加的直接结果，与人类向大自然过多索取而不注意环境保护有关。
厄尔尼诺对我国天气和气候有重要影响[3]。一般来说，厄尔尼诺发生年的冬季，我国往往出现暖冬，夏季则表现为在黄河以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以致发生洪涝，而黄河及华北一带少雨并形成干旱;另外，厄尔尼诺发生年，我国东北夏季气温异常偏低，形成低温冷害，造成粮食减产，而在热带西太平洋
上的热带风暴和台风的数量则一般会减少。既然厄尔尼诺的发生是指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的异常变暖，那么我国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季节性必然和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季节变化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的季节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该特征对该区域海表温度以及我国天气和气候的预报具有什么启示？
本文将用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的海表温度观测数据，通过函数拟合，用函数曲线切线斜率的变化分析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季节演变的特征，并讨论该特征对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预报的影响，从而为海温演变特征提供数学解释。
2 海温数据
本文使用的观测数据是美国NCEP的1980-2013年赤道东太平洋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见表1; 参考链接：http：//cpc.ncep.noaa.gov/data/indices/ersst3b.nino.mth.81-10.ascii）. 上述海表温度距平是通过将观测的月平均海表温度减去连续30年逐月海温的平均得到的，气象上称为“海表温度距平”。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为正时，表示该月的海表温度相比通常状况异常升高;相反，海表温度距平为负时，表示该月的海表温度相比通常状况异常降低。
3 海表温度数据的函数拟合以及关于时间的导数求解
用Matlab软件，将表1中数据描绘于海温-时间的坐标系中，得到海温随时间变化的散点图（图2）。由散点图可以看出，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演变呈现不规则性振荡。该不规则性不仅表现在海表温度距平振幅的不规则变化，而且表现在振荡周期的不规则变化。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变化在有些年份呈现异常升高的状态，且在年底达到峰值，随后衰减。实际上，这种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而对应的年份称为厄尔尼诺年。在1980-2013年期间，共有8次较强的厄尔尼诺年，分别为1982、1987、1992、1994、1997、2003、2006，和2013年（如图2所示）。那么，在这些厄尔尼诺事件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季节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Matlab软件，通过函数拟合方法拟合图2中的散点图。从图2可以看出，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变化呈现类似正弦和余弦函数的拟周期变化状态。因此，在函数拟合中，我们考虑用傅里叶级数拟合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变化，即要给出T=F（t）在坐标系（T，t）中的图像，其中T代表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t表示时间。所谓傅里叶级数，即是指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构成的无穷级数来表示，具体数学表达式为：
给定一个周期为N的函数x（t），x（t）=kk e其中，i为虚数单位，k按下式计算：k=x（t）edt
利用上述傅里叶级数，构造函数使得该函数在每个时间的取值与图2所示散点图的取值最接近，该函数即为拟合函数。为此，我们用Matlab软件构造该拟合函数。图2中上图的光滑曲线即是拟合函数的图像，该拟合函数的解析表达式为：
T（t）=0+（1coswt+b1sinwt）+…+（8cos8wt+b8sin8wt）
其中拟合函数的系数为（统计达到95%信度检验）：
0=-0.0518， 1=0.08092， 2=-0.03469， 3=-0.3864，
4=0.4447， 5=0.2507， 6=0.2658， 7=-0.2138， 8=-0.142;
b1=-0.08885， b2=0.126， b3=-0.154， b4=-0.2499，
b5=0.06984， b6=0.1698， b7=-0.09921， b8=0.03501;
w=0.03526.
从函数拟合可以看出，该函数的图像较好地再现了1980-2013年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随时间变化的不规则性振荡特征，尤其重现了发生在此期间的8次厄尔尼诺年（尽管在厄尔尼诺的强度上有所差别;见图2）。
为了考察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随时间演变的季节变化特征，我们用Matlab软件计算了海表温度距平函数T（t）关于时间t的导数：
T′=dF（t）/dt=
并将T′描绘于图2中。
从图2容易看出，T′也呈现不规则性振荡。将T′与T=F（t）的图像对比，我们发现，当T为一个厄尔尼诺年时，海表温度距平在其生长期T′>0，且其峰值总是滞后T的峰值6-8个月。我们知道，厄尔尼诺年的海温峰值一般发生在年底[2]，由此推理可知，导数T′的峰值总是发生在厄尔尼诺年的4-6月份，即厄尔尼诺年的春季和夏初。T′表示海温关于时间t演变的变化率，T′>0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增长，而且T′的值越大，表明海表温度距平增长越快。因此，上述关于T′的峰值发生在春季和夏初，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
3 函数曲线切线斜率的季节变化特征对厄尔尼诺发生和预报的启示
气象学家们已经研究表明，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在春季和夏初发生，也就是说，厄尔尼诺发生时，赤道东太平海表温度距平常常在春季和夏初从负变为正。而此处的海温随时间变化的拟合函数的切线斜率（导数）表明，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该结果意味着厄尔尼诺事件之所以常常在春季和夏初发生，可能是由于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从而导致海表温度距平更可能在这个季节由负变正，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因此，本文通过函数曲线切线的斜率揭示的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可能为厄尔尼诺在春季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数学解释。
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还说明：海表温度在这个季节变化最不稳定，这隐含着海表温度距平对过去时刻的海表温度距平的依赖性最弱;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前后时刻海表温度变化的因果关系不强，对彼此的记忆最弱。因此，如果在跨春季和夏初预报厄尔尼诺事件的海表温度距平时，成功预报海表温度距平可能会比较困难。事实上，气象学家们在预报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时，常常发生跨春季预报海表温度距平不成功的现象，他们称之为“春季预报障碍”现象。那么，本文通过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变化的拟合函数揭示的春季海表温度增长最快的现象，可能也隐含了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春季预报障碍”现象的原因，也就是说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之所以发生“春季预报障碍”现象，其可能原因之一即是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而这种现象可能是厄尔尼诺物理上固有的一种现象。因此，在预报厄尔尼诺时，我们应尽量避免跨春季预报厄尔尼诺事件。
4 总结和讨论
厄尔尼诺的发生常常引起我国及全球众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受到各国政府以及广大民众的关注。厄尔尼诺对我国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具有季节性特征，为了探讨这种天气、气候异常的季节性可能与厄尔尼诺期间海温变化有密切关系，本文针对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的变化，分析了海表温度距平变化的季节性特征。用傅里叶级数方法，通过解析函数拟合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的变化，用该函数关于时间的导数，从曲线切线斜率的变化分析了海表温度距平的季节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关于时间变化的函数的导数总是在春季最大，这意味着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的增长率最大，也就是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增长最快，这可能是厄尔尼诺通常在春季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厄尔尼诺时期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的发展在春季最不稳定，因而使得跨春季成功预报厄尔尼诺最困难，这就是气象学家们常常讨论的“春季预报障碍”现象，而该文的结果为厄尔尼诺预报的春季预报障碍现象提供了一种数学解释。
参考文献：
[1]张力欣，厄尔尼诺，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365.
[2]翟盘茂，李晓燕，任福明，厄尔尼诺，气象出版社，2009：180.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虚拟现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在此，笔者把文化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文化空间是单一、纯粹或动态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产生、包含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文化空间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空间的依赖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文化空间的形式，但中国并不缺乏文化空间。而且，从文化空间的第二种类型来看，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化空间。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海洋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场所，或是某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特征与形式，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明显区别与大陆居民，漫长岁月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习惯、海洋生活习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进了诸如渔业、盐业、造船业、航海业、海洋科技等海洋产业的形成，还造就了极富海洋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建筑等。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是一个活态的空间，样式多样且极富有变化，流动性较强。
第二，海岛村落。海岛村落尤其是传统海岛古村落浓缩了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蕴含着海岛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间。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在2014年3月的《海岛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价值与路径浅析》的调查报告中，将舟山群岛海岛村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县的倭井潭村，嵊泗县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风情村落，例如定海区的紫薇村，普陀区的莲兴村。三是自然生态村落，例如普陀区的西岙村。海岛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是一种自然景观，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因此，也逐渐融入到人文历史景观当中。比如，海岛村落从海岛地理地貌视角来看，它是属于自然地域景观。但从村落文化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人文历史景观。不同的地理决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观的结构、样式、文化特色和素质等。例如，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遗产的首要条件，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话被当地人叫做“舟山咸话”，这“咸话”两字并不是“闲话”的错别字或谐音。因为“闲话”的意思是“闲暇无事，随便聊聊”。而“咸话”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淡”就是淡而无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话”，就是指舟山的海岛居民讲的有滋味、有风趣的一种语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对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形象，以及对这些神、灵形象的崇拜和禁忌仪式及其传承活动。海洋信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空间。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它也一种文化空间。例如舟山群岛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观音信仰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诞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庙文化，诞生了观音文化节、观音祭祀朝拜礼仪，也诞生了观音饼工艺、观音传说的口头文学等。
第六，海洋节气。海洋节气是中国传统节气与沿海和海岛地区的特殊地域节气相结合的用来指导涉海生活生产的一些特殊性时刻或时段。在这一时间阶段，为了辅助涉海生活生产，沿海居民往往会举行相应的习俗、礼仪、节庆等方式，进行表达和纪念。中国传统的节气因为沿海或海岛特殊的地理，会披上海洋的特色，而这些每到节气，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方式。
3.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55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项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对此解释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择的时间。”从这个解释来看。文化空间似乎又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间一词，亨利・列斐伏尔早就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其著作《空间的产生》中提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间，去研究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那么，文化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会丰富得多。
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产物，它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观音信仰大致起源于两晋时期，但把观音奉为海神，作为海洋信仰的对象，则是唐代开始的。舟山的观音传说具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这和普陀山称谓南海观音的道场是有关系。例如不肯去观音、慧锷请观音等观音传说故事，都是依托海洋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而逐渐形成的。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文化空间的土壤而生，如果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它就可能变异，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它们是渔民在渔业劳作时为了休闲放松、或调节、统一行动和工序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然而，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随着渔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闲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在现实的渔业生产现场听到自然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了。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就必须得到横向和纵向的转播。还是以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尽管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抢救、保护和传承。但传统的渔业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渔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甚至连方言俚语也逐渐被淡化，这让渔歌或渔歌号子失去了文化空间。艺术是需要灵感和情感的，这样脱离实际氛围的传习，即便是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都很难让演唱者和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或作用，除了物质上的支撑之外，更是精神上的养成和寄托。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问，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4.基于文化空间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视角，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原著空间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著空间是指现实的海洋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原著空间保护是基于现实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间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自从舟山群岛进入大桥时代，原本的离岛变成了半岛，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冲击。不过，舟山群岛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那些远离本岛的海岛便成为原著空间保护的典型样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岛便是典型的离岛群落。在嵊泗离岛当中，像黄龙岛、花鸟岛、枸杞岛等海岛村落，都是远离舟山本岛甚至远离嵊泗县主岛的小岛，相对来说，原生态的海洋资源保护得比较好，体现了浓郁典型的海岛特色。
第二，装饰空间保护。所谓装饰空间保护就是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商业街、广场等文化经济场所，以实体的形式再现某个海洋文化空间，利用真实的实物模拟，再现具有海洋、海岛特征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氛围。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方面能够作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能够作为参观的对象。很多海洋的节庆礼仪活动都是可以通过装饰空间来得到展现和传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也是一种良好的途径。
第三，艺术空间保护。艺术空间保护是指通过艺术表演舞台、氛围的营造，来展示、传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演绎成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进行传承、展示和传播。例如，将观音传说改编成舞台剧、戏曲的形式，通过舞台背景的布置，舞蹈音乐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语言的表达，将观音传说由平面的语言转化成立体、流动的空间表演艺术，更加有利于表达和接受。
第四，虚拟空间保护。所谓虚拟空间保护是指利用能够再现海洋现实文化空间的虚拟现实技术，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传承。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汪成为在其著作《人类认识世界的帮手：虚拟现实》一书中是如此来定义虚拟现实技术的：“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成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别眼镜等）的支持下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法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的世界中对象进行交互作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现实空间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海洋原著空间以立体三维空间的形式再现，利用光、影、声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嗅觉等，使其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种现实动态的海洋场景。形象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能把你带回到真实的海洋生产生活场景、海洋自然场景当中。它可以成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平台，去体验文化，接受文化。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海洋文化；文化强省；广东省；关键
21世纪，文化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海洋文化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多，21世纪已成为海洋世纪，海洋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和未来发展。强国必先强海，也成为各沿海国家的共识。对此，中共中央结合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国务院也批准了一系列强海强国的战略文件，来加强海洋的各项建设。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沿海都加大了对海洋财政和文化上的支持和关注，广东省政府审时度势，于2010年7月通过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2011-2020)》，对建设海洋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海洋文化在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中的关键作用
文化是与天然的、本然的事物和现象相区别的人类意志行为及其结果。从内涵上讲，海洋文化是人海互动的产物和结果，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涉海性的部分。构成海洋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人”和“海”。从外延上说，海洋文化应包括活动、能力和结果三方面，一般指海洋物质文化、海洋精神文化
（一）海洋文化在广东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广东文化的特点。海洋文化在广东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独具一格的海洋特性正是广东文化不同于其他地方文化的重要原因。广东从古至今，就有“岭海”、“粤海”之称谓，这两种特别的称谓表现了广东与其他省区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民风民俗，以及海洋文化底蕴的不同之处。
从民族居住状况来看：广东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有瑶、壮、回、满、畲、黎、苗等42个民族。广东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目前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约2000万，占全世界华侨、华人的比例总约70%。另外，广东毗邻港澳，祖籍广东的港澳同胞约有500万。从地理特征上来看：广东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东北部和西部都有较高山脉，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为低丘、台地或平原，山地和丘陵约占62%，台地和平原约占38%。主要山脉有莲花山、罗浮山、九连山、青云山、滑石山、天露山、云雾山、云开大山，多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并与海岸线平行。集水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干支流河道共有640条，分属珠江和沿海诸河水系，主要为东江、北江、西江和韩江。
这种独特的民族居住状况和地理特征孕育了独具韵味的广东文化，使得地域、河流、海洋、民族、华侨等文化于一体，并随着中原人口的南迁与中原文化不断融合，使得广东文化更具特色，给广东文化及海洋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使其展现了新的风采。
2．海洋文化在广东文化中的地位。广东省是我国海岸线最长、海疆最广的省区，全省海岸线长达85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三分之一以上，海洋经济在整个经济收入中也连续11年居于榜首。从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到近代的海洋文化对其他各项工作的影响程度，以及广东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正确领导，都能看得出海洋文化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的地位。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次大的海洋文化浪潮，推动了广东向文化强省进军的步伐。(1)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特区浪潮。这个时期以创办特区经济和发展沿海城市为主，这本身包括有海洋文化的意识和内涵。“敢为天下先”、“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就是海洋文化和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市场经济和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中，海洋文化逐步突出其独特文化作用。(2)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珠江三角洲浪潮，它是以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以珠江口为切入点，形成新的海洋文化城市群，并由此发展为粤港澳构成的“大珠三角”，这次海洋文化浪潮，以广东文化理念和文化自觉为契机，突破了沉淤多年的陈旧海洋文化观念。(3)近几年掀起的建设文化强省的浪潮，主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以世界眼光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内容。在经济策略上，以现在刚开始的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为重要举措；在指导思想上，强化以人为本和文化决策意识；在文化上，着力倡导创意产业和企业，这些无疑都是海洋文化在广东创新的杰作。
（二）海洋物质文化资源在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中的重要作用
海洋物质文化资源包括公园设施、自然景观、文化场馆、文化遗迹、宗教及民间信仰场所等，它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独具魅力的公共文化设施是广东文化强省的基础力量。广东省沿海地带的公园、游乐园、浴场、广场等独具一格，是集游乐、观赏、科研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文化载体形式。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广东海洋文化的符号，也真实地体现了广东文化强省的形象。首先，文化特质不仅仅从公园、游乐园、浴场、广场上得到体现，公共设施在表现城市的文化形象的同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位于珠江畔繁华商业区的广东文化公园，是集宣传展览、文娱体育、园林绿化、游乐活动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每年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位于中山市中山五路南侧的紫马岭公园，占地88.5公顷，是天然与人工交融、游憩与生态并重的大型城市公园。其次，公共设施作为城市物质文化的代表符号．既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又在精神上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城市当中的公共设施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时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人文特征。如位于湛江市的霞山观海长廊景色迷人，它南起海滨码头，与海滨公园相连，南至海洋路，与渔港公园为邻，形成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被评为湛江八景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设施能突出展现一座城市的文化特征，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让人产生幻想，创造特有的场所氛围，也为城市添上浓厚的文化底蕴。
2．浩气长存的文化场馆是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中坚力量。文化场馆在文化建设中，主要有三大优势，即属地优势、基础优势、传统优势。属地优势是指文化场馆是当地政府的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资金的政府投入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快、更便捷、更具专业性的文化知识。深圳海洋馆，坐落在深圳东部黄金海岸线上，享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小梅沙海滨旅游区，以“七馆三园”、“十四套水中特色节目”为展示主体，同时包括海洋广场、海底隧道、触摸池、海龟池、钓虾池、情侣廊和内湖等景观，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展馆最多、海底特色表演节目最丰富、娱乐参与性最强的海洋文化主题公园。基础优势是指文化馆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极其宝贵的国有资产和国有阵地。近年来广东省的文化场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善，已成为广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场所。文化馆的设施有无、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东文化阵地的稳固性、超前性。如，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内设立的水生生物博物馆，有鲸类、鱼类、贝壳、海藻类等其他水生生物标本，有的来自我国西沙、南海群岛等海域，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传统优势是指文化场馆经常开展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化活动和体育竞技活动，在进行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开展和组织海洋文化传播工作上具有特有的优势。如汕尾风山妈祖庙，它是我国著名渔港之一的汕尾的主要标志性建筑，是汕尾港发展史的见证和发祥地。目前，它已成为汕尾妈祖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和进行海洋文化活动的好去处。
（三）海洋精神文化资源在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中的重要作用
海洋精神文化资源主要有民风民俗、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它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源远流长的海洋民俗文化是建设广东“和谐”文化强省的推动力量。民俗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具大的推动作用。它的这种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进步思想的追求、人文素养的提高、社会安定团结、人们充满活力。在建设“和谐文化”的实践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可以促进人的思想沟通、感情交流、关系融合，达到感情上的一致性，并促使各方面工作协调发展。如，广东湛江吴川地区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有很多传统、古朴、淳厚的民俗文艺活动，如舞狮、舞火龙、舞英雄、粤剧、木偶剧、山歌、木鱼、三月三的赛歌等等。这些文化活动为节日喜增乐趣，形成文化名城的独特文化氛围。广东东莞的赛龙舟既是民俗文化的又一亮点，也是广东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曾多次派出龙舟队在港、澳、加拿大、新加坡及本地举行的国际龙舟比赛中获奖。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至十五，东莞水乡各镇都会举行一系列龙舟比赛，成为广东文化亮丽的一景。另外，还有广东的年例节、春节花市、新年赠橘、阳江山歌节、渔民的妈祖文化都是代表广东民俗文化的特有符号。结合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实践，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增进“和谐文化”建设，而要增进“和谐文化”，海洋文化亦应作为重点而发展。
转贴于 2．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是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后备力量。从古至今的优秀艺术作品，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获取丰富知识和艺术熏陶的同时，使得审美主体获得艺术的享受、生活的调剂、娱乐和休息。广东中山咸水歌是置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随意哼唱的小曲，曲风婉转，歌词平实，有咏男女恋情的，也有叹生活艰苦的，日常唱咸水歌主要用于解愁、消遣，为沿海蛋民的生活增添不少的乐趣。还有广东音乐，是第一批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是一种流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以其轻、柔、华、细、浓的风格和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备受欢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流行于世界各地。周恩来曾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道：“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打仗。”文学艺术的属性也决定了其在人的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自觉自愿和全局的性质。所以，文学艺术是生活的调味剂，是抒情和轻松的作品，它在建设文化强省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加大海洋文化建设力度，实现广东文化强省的目标
（一）提高广东渔民海洋文化素养，力促文化事业强省
海洋文化素养是以海洋文化内容为核心所构成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性文化秉赋。从文化素养构成的角度看，它主要由海洋文化知识、海洋文化意识和海洋文化心理特征所构成。提高渔民海洋文化素养，首先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培养中国人热爱自然，洒脱豪放，关心民众疾苦的人文情怀。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在于扩充知识，也在于改善品行，使个性得到发展，使渔民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空间，散发出独特魅力，融人超凡脱俗、精美独到的文化氛围中，陶冶性情，滋养品格。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个充满矛盾和遗憾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需要我们用理性去面对，用智慧去疏解；需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尊重人生命的完整性。学习传统文化也可以使渔民学会比喻联想，托物于事，激发情感，表达志向；可以学会察社会动向，解风俗民情，知国家盛衰；可以培养渔民温柔敦厚的性情，改变情薄妒忌的恶习，培养与人和谐相处的品格提高渔民海洋文化素养，还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以岭南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现代文明素养为目标，加强渔民文化素养、思想道德素养、科学文化素养。
（二）落实广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建设文化产业强省
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建设广东文化强省必须结合实际，把握好文化前进的步伐，利用好海洋文化政策优势，打造一条以蓝色为主调的“彩色”海洋文化，即蓝色海洋、绿色海岛、金色沙滩、红色历史文化、白色珍珠工艺品、银色鱼类饮食文化。
现今世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中，文化产业多元发展已成为民族经济的支柱产业，海洋文化也成为大文化中的热点。2010年7月广东省政府通过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2011-2020年)》，我们要积极落实《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推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大力倡导“活力海洋、生态海洋、科技海洋、文化海洋、法治海洋”的新理念，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为核心，以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为突破口，以建设珠三角、粤东和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为重点，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海洋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实现海洋经济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广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物质支持，真正实现文化产业强省。
（三）加大广东海洋文化传播力度，构建文化辐射强省
构建文化辐射强省，就必须加强海洋文化的传播力度。而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其自身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在广东城市形象宣传中，传媒的作用应体现在城市形象的维护力和传播力上。首先，必须加大广东文化的传播力和覆盖面。实现这种方式的转变，应通过广告、新闻报道、公共关系等现代传媒手段进行大幅度、范围广、影响力大的宣传。其次，突破传统宣传途径，举办重大海洋文化会典活动来增强广东文化的辐射力度这就要求有关媒体采取积极稳妥的报道方式，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长时间地报道宣传，形成体系性、覆盖城乡的多极化宣传网络。最后，政府应加大对海洋文化的扶持力度，制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优惠扶持政策，主要包括财政税收政策、海洋文化人才引进政策等，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要设立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文化产业的贴息、补助和奖励，加大政府投入扶持力度，引导全社会多元投资体系的形成，真正实现走出去战略，使广东文化强省形象真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张开城，张国玲，广东海洋文化产业[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2]孔令源，海洋文化：广东的“专利”[EB/OL]． nfyk. com/wh/ShowArticle. asp? AnicleID=1501， 2010 - 06 -10．
[3]叶云飞，试论海洋类高校学生海洋文化素养的培育 [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2)．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浙江 社会治理 治理文化 海洋精神 先导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一）社会治理及其特征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多发频发突发，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影响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从以往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向 “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社会建设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以新的、更具现代性的理念来指导。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依靠各级行政职能机构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发展公益事业等职能。这种模式是一种上下结构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其主要弊端源于两方面：从管理者方面来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这种单一主体的管理必然会出现管理资源与管理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被管理一方来看，不仅难以激发其能动性，反而会因被置于管理方的对立面而造成消极被动甚至反抗。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制时期。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有异，但对其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若干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对治理所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总体来说，社会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改变了原来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架构，而代之以立体管理结构，既有垂直的，也有平行的，还有两者交叉的。其次，它具有主体多元性。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及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不管是否以政府为主，都有非政府组织、机构和行为者参与其中。第三，它具有手段多样性。既然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唯一的主体，那么政府依靠权力权威进行管理就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各种非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者将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共同参与、协商及谈判等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第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时，政府原来承担的多种甚至是全方位的管理职能必然要进行调整，必须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关系。为此政府的行为需要具有更多透明性、有效性、责任性、回应性。总之，政府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都要重新界定。
（二）社会治理需要理念创新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带来模式、机制、方法、手段等全面的改变。所以，社会治理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上的一项制度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且首先需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变革和创新原有的管理理念。
首先是“政府主体”理念的破除。社会治理相较于原来的社会管理来说，首先需要破除的理念就是“政府主体”的理念，真正确立起“人民做主”的信仰。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非但不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处于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行为者平等协商的位置，仅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次是“行政管理”理念的改变。当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管理方甚至只是参与者时，那么政府行政的使命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部门除了作为国家行政机构要依法严格行政外，作为社会行政资源的占有方，还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和调动各种资源去解决非政府部门无力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三是“民主参与”理念的强化。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管理模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说人人都是主体。这就需要强化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以个体或团体的形式、固定或不固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如果民众依然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那么即便政府想转变职能也无法实现。第四是“治理方式”的理念创新。在多种力量民主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的力量必然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加之不同地方历史基础不同、现实矛盾不同、发展诉求不同等，故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必然会形成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样化、个性化局面，绝不可能是“一刀切”。
正是由于社会治理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管理的制度、方式和理念，给各地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也要求各地要在充分了解区域特点的基础上，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进而形成自己的治理文化。
二、浙江社会治理要借助海洋精神形成独特的治理文化
浙江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理念创新，发挥思想的先导作用。理念创新，可以从多方面发力，但首先需要形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共识，形成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浙江社会治理创新要有核心精神指导
理念的创新，并非毫无约束、不着边际，须有目的性、方向性。浙江在社会治理中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要确立社会治理的核心精神，作为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如果我们将社会治理聚焦于多元主体以多种手段协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一显著特点，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什么法律、规则能将其面面到地予以规范，核心精神将不可或缺地、普遍地发挥指导作用。不难想象，如果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所谓协商、协调、谈判、合作，就只能是一味地各述己思、各表己见，最终恐将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乱局。
这种核心精神，从内容上说，当然应该覆盖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如价值取向、精神诉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理应充分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展趋势，并适合浙江的社会存在状况。此外，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精神动力，它还必须具有创新思维的特质。而要将这些丰富的内涵与要求体现出来，非海洋精神莫属。
（二）海洋精神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精神”一词，有多种含义，其基本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与物质相对应；一是指宗旨、实质。“海洋精神”一词，虽然还未有确切的定义，但通常是被理解为海洋文明或海洋文化的实质、精髓。
海洋文明是以海洋为背景而生成的。浙江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与诸多岛屿的沿海省份，濒海是浙江最鲜明的区域地理特色，并成为浙江文明发展的重要背景。故此，在浙江人民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所孕育、提炼、传承下来的“浙江精神”中，蕴含着鲜明而又丰富的海洋文化特质，海洋精神乃是浙江精神的主体。
与农业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于海洋文明是在濒海条件下，依托海洋空间，通过航海、贸易等海上活动与外部世界交往，因而海洋文明与商业文明始终交媾，正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写道的那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益，从事商业。”这导致海洋文明既具商业活动之品格，又具有航海活动之气质。海洋精神，作为海洋文明的精髓，是海洋群体在依赖海洋而进行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质。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凭海而立、向海而兴，把主体的命运与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主体在海洋面前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力量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方的海洋人文价值取向强烈地表现出冒险、殖民、征服、争霸海洋、控制海权的特征。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将其一言以蔽之：“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在现代社会，人类视海洋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基地， “得海洋者得天下”已成为全球共识，海洋精神被进一步弘扬而更具世界性和影响力。当然， 21世纪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显然比近代更为合理和进步，以人为本而反对强权、霸权，以发展为目标而崇尚和平、和谐。
海洋精神所内涵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进取、创新的品质。倚海谋生者，必须战胜大海、征服大海才能生存并得以发展，强烈的进取性是航海活动的普遍精神。而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由利润推动的、以不断获益为目的的行为，既具有无限的扩展性，也充满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进取、创新，是航海与商业的共性，成为海洋精神中的最基本的特征。
开放、包容的心态。海洋是开放的，没有边界，航船所到之处，皆可为家，所谓“四海为家”。海洋也是包容的，“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海洋人凭借舟楫流动，经风雨见世面，对各种文化能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同样，商业活动不像工、农业活动那样面对稳定的熟人社会，而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基于市场的扩张而呈现无限的开放性，并以包容心态对待他人，以求“和气生财”。海洋商业活动的这种的流动性、扩张性、不稳定性，造就了海洋文化中强烈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务实、合作的理念。大海是凶险的，它随时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航海、贸易本就是迫不得已、具有冒险性。这种风险与危机存在，必然导致务实理念，甚至是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也因为在海上谋生充满风险，使海洋群体不仅对个体自身的能力极为倚重，对同伴间的合作互助也尤为重视，形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把个人主义与互助精神的高度融合起来。
自由、公平的气质。商业活动是基于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商业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公平，背离这种自由意志与公平准则，商业活动便会成为“一锤子买卖”而无法持续进行。同样，在航海活动中的个体也大多摆脱了繁复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的束缚而能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此外，在大海的广阔无垠、惊涛骇浪面前，人类不仅是渺小的，也是非常平等的，个体无论贫富贵贱，其生死概率基本相等。
风险意识与冒险的心态。商业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形象地比喻为“惊险的跳跃”，商业风险可见一斑。航海更是“九死一生”，即便后来航海技术提高了，海上活动依然具有极高的风险。强烈的风险意识与冒险心态是海洋精神中鲜明的特色，与农耕文明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稳妥保守的精神全然不同。
（三）海洋精神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其客观依据显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所以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应该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并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所以浙江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不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违，应该是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能引导社会在改善民生、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走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精神正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首先，海洋精神有助于推动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
浙江自古以来就因濒海而尽享海洋贸易之便利，海洋贸易一直是浙江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凭借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与推动，在发展民营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业绩，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的前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以海强省”成为浙江发展的自觉选择和必由之路。2011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显然离不开海洋意识的提升与海洋精神的引领。其次，海洋精神有助于促进共治、善治，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共治，显然是社会治理不同于以往社会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共治”尽管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但这种“多主体”仍然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从“唯一管理者”的位置上走下来，而且要由行政管理职能向行政服务职能转变。而“海洋精神”首先是一种具有强烈务实性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够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推动并服务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非政府力量来说，在社会治理时代，人人都是治理主体，都要增强民主、自治、互助、协商等理念，而这些理念与海洋精神中的独立、自由、公平、合作等特质是完全一致的。
善治，按照俞可平教授的理论，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善治的实行，既要求政府改变唯我独尊的管理理念，认清社会公共事务向多元主体开放的趋势，确认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新颖关系；也强调要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培育各类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和能力。所以，善治的实行，必须在过程上让公民有“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活动”、在结果上 “有效保障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性的维护，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此而言，海洋精神中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合作、进取、公正等理念，都与善治的要求完全相吻。
三、海洋精神对于社会治理的推进作用已被实践印证
海洋精神与浙江社会治理诉求的契合，不仅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也已得到印证。无论是温州商人走向全国各地并影响当地社会治理体系，还是义乌汇聚全国乃至全球商户而变革当地社会治理体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还是当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先试先行”，浙江人都凭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一充满海洋文化气息的浙江精神而在社会治理中勇于创新，建构着社会治理方面的“浙江模式”。
（一）温州民间商会积极介入当地社会治理
温州是浙江沿海地区，温州人身上既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更具有崇商敬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海洋精神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在走出温州、异地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开创了通过组建异地商会来代表温州商人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公开介入当地社会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异地商会“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这一模式显然充满着浓郁的海洋精神气息，既为自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治理的转型。
（二）义乌以“市场党建”助力政府与商户间的合作治理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世界城”，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各国商户，数以亿计的商品从义乌运往世界各地。这是义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盛况，也使义乌的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义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政府与经商户间建构“合作治理”的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通过“市场党建”工作，构建起“以市场党组织为核心，涵盖工、团、妇以及商会、行业协会、会展等市场配套组织的完善的覆盖体系”，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义乌市场党建模式，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
（三）浙江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间，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向社会建设提出和谐、稳定的更高要求。除了上面所提及的温州、义乌两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之外，浙江其他地市同样屡有创新，使浙江的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并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比如，上虞市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首建“政府服务超市”，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服务中心；宁波市海曙区创立了“81890”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及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苍南县建立了“五站式”民情服务工作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基层矛盾；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的后陈村更是创造性地成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迈出了我国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的第一步；湖州市建立起“三好六有”城乡社区警务模式，有力地维护了全市的社会和谐稳定；舟山市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形成了“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杭州市建设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为特色的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共创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衢州市推行“建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的“三民工程”……所有这一切社会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与创新，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利用民间力量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全国闻名的“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新实践，其背后都是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
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在社会治理方面浙江已形成成熟的“浙江模式”，但浙江所呈现出来的市场体系发育、政府治理创新、社会组织成长的良性互动格局，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勾画的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高度契合的。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离不开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都离不开海洋精神的引领。未来，面向海洋世纪，面对全球化时代，浙江精神中的海洋特质将更加鲜明、海洋因子将更加活跃。我们坚信，在构建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海洋精神必将起到独一无二的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35.
[2] 赵君尧.郑和下西洋与十五世纪前后中西海洋文化价值取向比较[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5）：27.
[3] 王辛梓.善治理论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回归[J].群文天地，2012（3）：167.
[4] 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 ――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2007（4）：5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