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1
1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和特点
1.1成因
农业生产的压力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受粮食生产的压力，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这导致了农药和化肥渗入地表，并慢慢污染到周围的水资源。我国的农用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10，但是氮肥使用量却是世界氮肥总量的1/4还多。大量没有利用和吸收的肥料营养元素会随着雨水或农田退水等间接渗入地表。另外，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量大，方法也不尽合理，导致农药利用率低，大部分农药会慢慢渗入土壤、空气、产品和水体中，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近些年来，我国集约式养殖迅速发展，一些区域的养殖量已经超过警戒值，养殖禽类和畜牧类的粪便处理效果不佳，也是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1.2特点
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比较隐蔽、分散性强，难监测。农业面源污染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农田排水和雨水径流，而雨水径流的随机性比较大，产生的面源污染也比较随机。再加上区域内的地理状况、水文情况不同，所以面源污染也不均匀。农业面源污染源比较广，包括农业用肥、农药、农户的生活污水排放、农村生活垃圾、养殖污染等。
2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进展
农业面源污染最开始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70年代后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展开。随着面源污染的加重及环保意识的深入，人们提出了各种控制措施。我国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深入，主要是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方式与面源污染的关系入手，在水库水质探测基础上建立污染物测算模型，这只是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进行的最初步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从农药、化肥等污染源对面源污染进行深入探讨。近年来，随着国外一些面源污染模型的引入，面源污染研究者開始在全国不同地区内开展应用研究。
3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措施
我国虽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晚，但是在综合和引进国外先进措施和模型基础上有很大成效。主要防治措施有人工湿地技术、缓冲带技术、水陆交错技术和水土保持技术等。人工湿地技术主要是通过土壤对在河流内生长的水生植物组成独特和生态吸附系统，通过吸附系统达到降解和吸收，以减少氮磷钾等进入水中的总量。但是湿地技术会产生二次污染，所以规模化应用和推广比较难。缓冲带技术和水陆交错技术是通过对植物生长带的设计和种植，让植物对农田的剩余营养物质进行吸收，以净化水质。虽然缓冲带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缓冲带也会被污染，如果得不到有效管理，缓冲带可能会变成污染源。水土保持技术主要是通过工程和农业技术、生物措施结合，来促进植物的吸收和降解，同时控制水土流失。在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农田的养分平衡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化肥的过量施用是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严格对农田进行养分管理，推广合理施肥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治理方式。
4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未来展望
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和治理涉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方面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目前研究进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展望如下：
一是要应用同位素技术来跟踪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以提供精确的科学数据。同位素技术主要是以流域为单位，把大气—植被—土壤—地表水—地下水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跟踪，以辨识农业污染的来源，并对来源进行定量，以估算出农业面源污染物的输出和迁移等；二是通过一定模型来确定面源污染与水体之间的缓冲过度区。沟渠可以通过植物和底泥吸附来进行自然降解，以降低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数量；三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对河流、水库等地下水的污染，研究农业面源污染在地下水中的输出和影响规律，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四是构建河流总体容量控制模型，以形成对河流的环境治理和管理机制。主要是将河流分为一级、二级和小支流，按照治理目标依次进行治理，通过方案解决小流域污染的基础问题。通过健全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和预警体系，发挥出治理方案的宏观性和时效性。
参考文献
[1]余进祥，刘娅菲.农业面源污染理论研究及展望[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01）：137-142.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2
关键词：农业面污染；研究进展；发展态势
中图分类号： X59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14.065
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的基础，水污染影响的是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面源污染主要是指溶解或非固体的污染源从非特定的地点进入，并在雨水或冰雪的冲刷下扩散，通过河流或地表等进入地下水系统而引起的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业生产所施用的氮磷钾和农药等通过长时间的渗入扩散到地表，从农田向水体迁移的过程。目前来看，全球面源污染已成为水污染的首要污染源，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危害农业生产，也影响区域环境和人类的健康。
1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和特点
1.1成因
农业生产的压力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受粮食生产的压力，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这导致了农药和化肥渗入地表，并慢慢污染到周围的水资源。我国的农用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10，但是氮肥使用量却是世界氮肥总量的1/4还多。大量没有利用和吸收的肥料营养元素会随着雨水或农田退水等间接渗入地表。另外，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量大，方法也不尽合理，导致农药利用率低，大部分农药会慢慢渗入土壤、空气、产品和水体中，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近些年来，我国集约式养殖迅速发展，一些区域的养殖量已经超过警戒值，养殖禽类和畜牧类的粪便处理效果不佳，也是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1.2特点
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比较隐蔽、分散性强，难监测。农业面源污染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农田排水和雨水径流，而雨水径流的随机性比较大，产生的面源污染也比较随机。再加上区域内的地理状况、水文情况不同，所以面源污染也不均匀。农业面源污染源比较广，包括农业用肥、农药、农户的生活污水排放、农村生活垃圾、养殖污染等。
2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进展
农业面源污染最开始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70年代后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展开。随着面源污染的加重及环保意识的深入，人们提出了各种控制措施。我国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深入，主要是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方式与面源污染的关系入手，在水库水质探测基础上建立污染物测算模型，这只是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进行的最初步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从农药、化肥等污染源对面源污染进行深入探讨。近年来，随着国外一些面源污染模型的引入，面源污染研究者_始在全国不同地区内开展应用研究。
3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措施
我国虽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晚，但是在综合和引进国外先进措施和模型基础上有很大成效。主要防治措施有人工湿地技术、缓冲带技术、水陆交错技术和水土保持技术等。人工湿地技术主要是通过土壤对在河流内生长的水生植物组成独特和生态吸附系统，通过吸附系统达到降解和吸收，以减少氮磷钾等进入水中的总量。但是湿地技术会产生二次污染，所以规模化应用和推广比较难。缓冲带技术和水陆交错技术是通过对植物生长带的设计和种植，让植物对农田的剩余营养物质进行吸收，以净化水质。虽然缓冲带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缓冲带也会被污染，如果得不到有效管理，缓冲带可能会变成污染源。水土保持技术主要是通过工程和农业技术、生物措施结合，来促进植物的吸收和降解，同时控制水土流失。在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农田的养分平衡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化肥的过量施用是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严格对农田进行养分管理，推广合理施肥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治理方式。
4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未来展望
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和治理涉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方面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目前研究进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展望如下：
一是要应用同位素技术来跟踪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以提供精确的科学数据。同位素技术主要是以流域为单位，把大气―植被―土壤―地表水―地下水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跟踪，以辨识农业污染的来源，并对来源进行定量，以估算出农业面源污染物的输出和迁移等；二是通过一定模型来确定面源污染与水体之间的缓冲过度区。沟渠可以通过植物和底泥吸附来进行自然降解，以降低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数量；三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对河流、水库等地下水的污染，研究农业面源污染在地下水中的输出和影响规律，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四是构建河流总体容量控制模型，以形成对河流的环境治理和管理机制。主要是将河流分为一级、二级和小支流，按照治理目标依次进行治理，通过方案解决小流域污染的基础问题。通过健全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和预警体系，发挥出治理方案的宏观性和时效性。
参考文献
[1]余进祥，刘娅菲.农业面源污染理论研究及展望[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01）：137-142.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3
关键词：淮河流域；水环境；协同控污
引言
安徽省淮河流域覆盖淮南、蚌埠、淮北、阜阳、宿州、亳州、滁州、六安和合肥9个省辖市的47个县、市、区。由于流域水环境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以及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利于流域环境的治理，使得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必须创新制度，建立协同控污机制，统筹规划，合力治污，使整个流域水污染防治协调一致，从而有效遏制和治理淮河水污染。
1 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现状及问题
1.1 水环境现状
从安徽省淮河流域监测断面的监测结果来看，水质为Ⅱ～Ⅲ类的水体占总量的近一半；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即水质为Ⅳ类的水体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水质状况为重度污染即水质为劣Ⅴ类的水体占总量的近六分之一；其余的水体水质状况为中度污染即Ⅴ类水质。由此可知，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水体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水体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
1.2 存在的问题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
部分因子超标严重。
城镇生活污染排放不断增加，污水处理能力不足。
历史欠账较多，治理资金匮乏，影响规划的有效实施。
局部水系污染严重，跨界纠纷问题有待解决。
流域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且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2 协同控污机制的方法研究
2.1 管理主体协同
在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的治理中，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应该有机联系起来，明确划分各自功能，实现三大环境管理主体的协同控污。特别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明确企业责任主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建立流域水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和区域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联动的沟通机制，使环保共治从单一的政府行动向多元化、全方位的社会行动方向发展。
2.2 管理政策手段协同
管理政策手段包括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和宣传教育。命令控制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法规。通过制定更为严格的地方或流域污水排放标准和统一、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处理协调控制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污染，同时加大行政和刑事处罚力度，形成法律威慑力，真正做到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
经济激励包括生态补偿制度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通过出台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和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使企业能在利益的驱动下，积极地进行生产工艺改革、实施清洁生产，增加排污余额。
宣传教育以宣传内容、宣传组织以及宣传形式为手段，提高公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使得公众更好的参与到淮河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中。
2.3 技术方法协同
由于流域水体的流通性，上游排污往往会对下游水质产生影响。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信息共享机制，不利于流域整体的污染控制。
因此，在治理淮河流域污染时，流域各区域应联合建立水环境信息系统，实现省流域内水环境信息的共享，协同控制水环境污染；逐步建立区域之间水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实现各区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共享和有效利用；建立流域水环境联合监测体系，提高各区域环境监测水平，提高水质采样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建立环境预警联动系统，有效应对流域水污染突发性事件；各区域联合构建水环境保护联合执法体制，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加强与周围区域的联合监察执法。
2.4 管理部门协同
淮河流域的综合整治不是单一的环保或者水利工程，涉及到各个行政区域的环保、水利、农业、林业、建设等不同部门的共同管理。流域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是确保成效治理淮河流域污染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应建立河流交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制，明确各个行政区政府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各区域地方主管部门之间，水利、环保、市政、土地等部门之间需建立起联合防污控污机制，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责任。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应保障畅通，实施区域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确保区域环保共治的科学性、统一性和有效性。
2.5 水域陆域协同
水体污染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在水域上的活动，二是人类在水体周边陆域上的活动。对于绝大多数的水域来说，陆域污染物是引起其污染产生的最主要来源。水域环境和陆域环境两者关系密切，互为依托，互相促进。陆域环境的改善，也将有利于水域环境的改善和保持。因此，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的综合整治必须贯彻水域陆域协同的整体系统指导思想。以陆域污染控制和治理为前提，通过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控制城市面源以及制定政策法规、防治农药、化肥的污染、加强畜禽养殖业规划布局、面源污染源普查和建立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等措施控制农村面源，实施清洁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发生量，强化源头治理，并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技术阻截控制污染物的转输，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外排，在陆域就地治理污染物，可获得事半功倍之功效。
2.6 总量控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协同
以总量控制为前提，开展水污染协同控制理论模型研究，建立多源水污染协同控制分配模型，限制各区域内各污染源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排放浓度，确定区域内各污染源的削减量，使得各区域内各监测断面水质能够满足环境功能区划要求。通过该模型计算得到的污染物总量分配及现有污染物的削减量，以此为依据合理调整各区域产业结构，提高准入门槛、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最终实现流域内水环境质量达标的目标。
3 结束语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不仅要在前期治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巩固治理成果，更亟待的是要积极拓展水污染治理途径，改变传统工程治理的单一模式，寻找从管理主体到管理政策和技术方法的多角度控污方法，特别是总量控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同，为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从而切实有效地实现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协同控制，稳步推进淮河流域沿岸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琳.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3.
[2]姬鹏程，孙长学.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的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09（7）.
[3]石玉敏，王彤，胡成.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状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0（36）.
[4]周勤.乐山市茫溪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初步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5.
[5]张远，张明，王西琴.中国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问题与对策研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2007，29（11）.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4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深圳518055；2.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3.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进入21世纪，我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伴随而来的典型问题之一是严重的土地污染。文章首先基于现实资料分析了我国土地污染的基本状况；然后，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对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活动影响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土地污染问题的产生机理；最后提出了若干防治土地污染以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良性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构建完善的防治土地污染的法律体系、建立“五位一体”的土地污染防治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土地污染详情调查研究。
关键词 ：土地污染；城镇化；工业化；防治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79－06
收稿日期：2015-0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村宅基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的协同机制研究”（13YJC6301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广东省农村宅基地流转对农民权益影响的实证研究”（GD11XGL09）和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深圳市城市更新与小产权房协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号125C02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欧国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房地产管理；吴刚（通讯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分别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行衡量，2012年的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分别为52.6%和38.5%。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将快速提高，工业化水平亦将得到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土地也因此成为维系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基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深刻地影响着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强度以及土地要素的流动和交换，也产生了一些有关土地质量和土地生态的突出矛盾，其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土地污染问题。
土地污染是人类活动造成土地资源的滥用所导致的土地质量恶化丧失正常的承载功能而不再适宜生产生活的现象。2013年12月30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公报称，我国农村有约5000万亩土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城市土地受到污染的数量也极其巨大，据估计全国每年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百亿元。和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其他类型的污染不同，土地污染具有隐蔽性，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但又具有综合性，各环境污染要素最终都将作用于土地，据统计，我国全部污染物的90%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地污染[1]。因此，土地污染使得土地资源安全面临巨大冲击，已经成为侵蚀经济社会发展所倚赖的土地这一根本的最大威胁。土地污染及其导致的污染事故，既损害公众健康，也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更增加了社会稳定成本，对经济、生态和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现阶段对土地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污染评价[2]、土地污染风险管理[3]、土地污染治理[4]、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5-8]等方面。但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土地污染问题的某一方面，少有涵盖“现状-成因-对策”的清晰的系统性结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将使我国面临的土地污染问题愈加突出，本文将以此为背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全面认识我国土地污染的当前状况，深入分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土地污染的产生机理，并提出预防和治理土地污染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我国土地污染的现状
1.土地污染状况的概要估计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其他环境污染不同，我国的土地污染信息资料一直较为匮乏，而且非常封闭，土地污染信息甚至一度被国务院主管部门认定为国家秘密而不予公开。因此，长久以来，公众只能依靠个别政府官员的讲话资料或是部分学者的调查推断来认识我国土地污染的基本状况。
关于个别政府官员的讲话资料，被广泛援引的主要有三个：（1）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视频会议上的表述，即“中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2）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2011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披露，即“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和西南、中南等地区，土壤污染面积较大，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3）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2013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新闻会上的表态，即“中国目前无法耕种的中、重度污染耕地大致在5000万亩左右，环境保护部对土壤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土资源部对地质环境的调查结果均显示，在区位上，中、重度污染耕地主要分布在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湖北的一些地区”。
关于部分学者的调查推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王静等[9]认为，全国受到“三废”危害的土地约有1000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耕地遭受大工业“三废”污染，216万公顷耕地遭污水灌溉耕地，187万公顷耕地受乡镇企业污染；此外，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现象也较为严重，全国受镉、汞、氟污染的土地分别为1.33万公顷、3.2万公顷、66.7万公顷；全国受农药严重污染的土地面积超过1333万公顷；总的来看，占全国总面积的1/10以上的耕地已经被污染，大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2）张百灵等[10]发现，我国约有10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矿区、石油、固体废弃物堆放导致的最多，分别为200万公顷、500万公顷、5万公顷。（3）郑进华等[11]提出，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多达2670万公顷以上，其中，由工业“三废”引起的污染面积约为1000万公顷，由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引起的污染面积约为1000万公顷，由大气、水污染造成的污染面积约为667万公顷。
上述两种来源的数据均属于概要性的估计，且相互之间还存在不一致，学者对土地污染的调查推断结论要比官员讲话资料反映的情形更为严峻。但总的来讲，我国土地污染面积之广、范围之深、情况之复杂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2.土地污染状况的统计分析
2013年12月，自2005年4月开始的历时8年之久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束。该调查范围覆盖除港澳台以外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有史以来覆盖范围最广的土地污染调查。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根据调查结论于2014年4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从总体上指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图1给出了全国范围内的污染物超标情况，可以看出，镉、镍、砷是超标点位比例最高的三类（无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比例最高的是滴滴涕，多环芳烃次之，六六六最低。对所有污染物，均是轻微污染点位比例最高。图2反映了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地污染状况，在给出了相关信息的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四种地类中，以耕地的土地污染状况最为严重，总的污染物超标点位比例接近其他三类的总和。虽然林地的总的污染物超标点位比例最低，但林地的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则是最高的。图3显示了对八类典型地块及其周边土地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典型地块及其周边土地污染状况均较为严重，超标点位比例均高于20%，尤以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它们是土地污染整治的重点方向。
《公报》提供的污染物类别、污染程度、污染分布、污染重点地类、污染重点地块等信息反映出我国土地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尤其是耕地污染状况堪忧，工矿业废弃地污染问题突出，亟须治理。
三、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污染的产生机理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典型表现是工业生产各部门的发展和农村居民向城镇的就业、居住转移。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污染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通过影响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三个维度而交错导致的。
1.工业生产带来的土地污染
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生产向外排放的大量工业“三废”——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水，含有大量的污染物，是引起土地污染的重要元素。从《中国环境保护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工业“三废”排放数据（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逐年快速增加，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呈稳中有增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则因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而逐年降低。但总体而言，工业“三废”排放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是废气、废水排放形势的恶化将对土壤质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造成土地污染。
具体而言，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工矿企业排出的尾矿、废渣、污泥等，甚至还包括一定的放射性废弃物。其排出后，无论是直接在地表堆放还是经过处置，都可能通过扩散、降水淋滤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壤，造成土地污染；工业废水排放首先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污染，而由于农业灌溉用水稀缺，广大农村地区往往会直接使用这些含有大量镉、砷、铬、铅等重金属及氟化物的污水进行灌溉，进而造成严重的耕地污染；工业废气里含有的烟尘、二氧化硫是酸雨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我国的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华中、华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在这些工矿企业集中的区域，酸雨降至地面渗入土壤，会引起严重的土地污染。
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一环。然而，乡镇企业一方面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而容易产生大量工业污染物，另一方面，往往因不具备有效的污染物处理设备而将生产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直接堆放或排向附近的农地、河沟。这是农村土地污染的重要根源。
2.农业生产带来的土地污染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步实现了就业和日常居住向城镇的转移。为了保障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势必需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农产品的目标。农药、化肥和农用机具的使用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传统方式。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农村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农药、农用柴油使用量数据（图2）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柴油使用量均呈逐年增长态势。
我国耕地总量仅占世界的9%，化肥和农药的消费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平均每公顷施肥量达到400多公斤，一些省甚至超过600公斤，远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残留在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富含多种重金属，将带来严重的土地污染；废旧的农用塑料薄膜要么露天堆放或焚烧，要么就地掩埋而无法降解，致使土壤物质交换能力变差，从而逐渐失去原有的生产能力，直至荒废。农用柴油主要用于农机具的使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油也是一个重要的农村土地污染源。此外，养殖业是农村地区的重要构成产业，近年来，我国农村禽畜养殖发展迅速，大型的牲畜养殖场数量众多，排放的粪便同样是农村土地污染的来源之一。
3.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的土地污染
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垃圾数量不断攀升，从《中国环境保护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数据（图4），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逐步攀升，至2012年已经超过17000万吨，如此大规模的城市生活垃圾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经过有效降解处理，对城市土地生态环境构成了较大负面影响，是城市土地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大量公共投资被投向城市，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设施颇为滞后，使得农村环境管理与实际要求严重脱节，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大量垃圾因此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确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量达0.86公斤，全国农村一年生活垃圾量近3亿吨，其中约1亿吨垃圾随意堆放”。因此，农村地区因生活垃圾带来的土地污染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此外，由于城市规划限制，我国如今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有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许多垃圾填埋场选择建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农村土地污染风险剧增。
四、预防和治理我国土地污染的对策建议
我国的土地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传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通过影响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又具有“天然”的加深土地污染的倾向，因此，现阶段，必须要高度重视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要预防新的土地污染，二是要治理旧的土地污染。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是顶层设计，开展土地污染的调查研究是基本手段，建立土地污染的防治机制是具体措施。
1.构建完善的土地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宪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土地污染防治有一些宏观的概括性指导，但和有专门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调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不同，目前并没有针对土地污染防治的专项立法。这固然和土地污染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有关，但确实也阻滞了我国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深入开展。因此，有必要首先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下，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相关程序，由全国人大牵头制定一部专项《土地污染防治法》，对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各种用地类型的污染防治做到全面覆盖，对工矿废弃物、城乡生活垃圾、化肥农药、污水灌溉等的处理在土地污染防控的总体思路下做出统一规范，对土地污染防控的标准和规划、监督管理、具体措施、重点区域、事故处置、法律责任做到完整规定；其后，由国务院主持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国务院令的形式施行，对《土地污染防治法》的具体实施给出明确指导；同时，督促国务院各行政主管机关依照自身职责、各省区依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土地污染防治规定或办法；从而形成涵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完善的防治土地污染的法律体系。
2.深入开展土地污染详情的调查研究
完善的数据资料是进行土地污染防控工作的必要参照，因此，应当在已经进行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创新调查形式，改进调查方法，由统计、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联合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普查和专项相结合的土地污染调查工作。目的是全面、系统、准确掌握全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评估土壤环境质量及土地污染风险，对全国的土壤环境安全进行分等定级，尤其是要据此确定土地污染防控的重点区域，查明这些区域的土地污染类型、程度、来源及其危害等，做好重点防范。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环境资料，包括工、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状况，耕地规模及种植结构，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使用情况，工业污染源和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建立城镇化、工业化和土地污染情势的关联模型，探求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污染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3.建立“五位一体”的土地污染防治机制
建立涵盖日常监测、应急处置、资金筹措、技术支持、公众宣教的“五位一体”的土地污染防治机制。一是要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监测机构，加强对土壤环境的日常监测，使监测工作具体化和常态化，为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最新资料；二是要加强对土地污染的应急处置，制定土地污染应急处置专项预案，并做好调整更新工作，根据日常监测情况做好土地污染风险管理，集合各部门的力量对出现的各类土地污染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响应，确保影响可控；三是要多方筹措土地污染防治资金，特别是污染土地的修复和再开发的资金需求较高，可以探索建立包括激励机制和基金制度在内的合理的资金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污染治理；四是要提升土地污染防治技术水平，加强对土地污染防治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作为支持土地污染防治的外部手段；五是要重视土地污染公众宣教的作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加深公众对土地污染危害的认识程度，使防控土地污染内化为每一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1]朱立志,王蓉.农村土地污染防治补偿机制的法律思考[J].环境保护,2007,(1):43-46.
[2]赵鲁燕.基于RS和GIS的土地污染评价研究[D].石家庄:河北农业大学,2005.
[3]赵沁娜.城市土地置换过程中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4]李衡嵩.城市工业用地用途转换中的土地污染治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5]龙培耕.农村土地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11):34-35.
[6]王娜.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7]贾一波.中国耕地污染防治立法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8]张百灵.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构建[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8.
[9]王静,林春野,陈瑜琦.中国村镇耕地污染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2,(2):25-30；43.
[10]张百灵,单晓燕,李希昆.我国土地污染防治法律问题探讨[J].广州环境科学,2007,(3):44-47.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5
关键词企业出口污染排放强度制造业企业
一、 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加剧了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占年均GDP的8%～10%。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当前中国污水、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污征费标准分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之一， 2014年中国企业的货物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1%。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短期内出口仍是安置就业、解决产能过剩、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动力
陈勇兵、李梦珊、赵羊、李冬阳：《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事实与解释》，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0-37页。，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为政府所倚重。“污染天堂假说”、“逐底竞争假说”等传统热点研究，以及叶继革和余道先等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了较高污染密集度的产品，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状况较为严重。那么，企业出口真的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吗？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高吗？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这些问题的厘清，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动力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层因素。
企业出口如何影响其污染排放的相关研究方面，研究者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过程中，污染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是处于逆差还是顺差？例如Mukhopadhya对印度进出口贸易中能耗和碳排放的研究、沈利生和唐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二氧化硫排放的研究、谢建国和姜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能耗的研究等。另有学者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研究了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叶继革和余道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与“工业三废”排放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优势行业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上述文献多基于不同视角对进出口贸易中企业的污染附加量进行对比研究，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罕有涉及企业出口与其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情景表明，不管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否高于进口，出口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存在污染排放的可能，而当中国制造业企业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样也在所难免。立足中国制造业现实，本文在厘清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有效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两者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异，本文研究为中国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等问题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启示。
二、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克服其出口面临的障碍，随着当前中国环境污染到达一个“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的境遇，排污费缴纳将是污染排放企业出口过程中一个必须克服的阻力。排污费缴纳提高了污染排放企业出口面临的成本，而为了降低企业出口的成本压力和价格劣势，意图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前后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无外乎“治理污染降低成本”的策略。从中国制造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现状作为研究内在机理的出发点，本文梳理了企业在出口前后可能对自身污染排放构成影响的渠道，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可能对其污染排放产生影响的三个关键效应。
（1） 出口中学习效应。“干中学”理论已证明企业生产过程中具有向其他优质企业学习的倾向，企业出口过程中应对污染排放问题也可能存在“干中学”渠道的清洁技术出口学习效应。一方面，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可以通过向出口目的国厂商学习主动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先进污染治理技术，也可能在与出口竞争对手的出口竞争中被动为之。出口企业为了获得行业内出口竞争过程中的成本优势，将可能被迫提升企业自身生产工艺的清洁水平，进而降低了自身污染排放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企业出口中广泛存在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特殊类型出口贸易方式，而这些企业多集中在能源消耗较大、技术含量过低的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这一情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水平实现清洁生产的急迫度更高。因而，此类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学习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来提升其产品的清洁程度。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过程中同样存在生产率的出口学习效应，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了出口国企业的生产率，当然更为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企业出口对自身生产率水平的促进。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以为其应对污染治理提供便利，Hettige等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其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在提升了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同时，将很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2）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融资约束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Claessens和Tzioumis发现在其所有调查样本中这一问题在中国最为突出，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治理以及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过程中，融资约束显然是阻碍这些企业实现工艺提升和清洁生产的重要障碍。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可以通过克服出口障碍在海外市场获取额外利润，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韩剑、陈艳：《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1期，第124-141页。企业出口将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取海外利润从而降低其融资约束程度。周世民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降低了其自身的融资约束程度，罗长远和李姝醒的研究也证明企业出口通过提升其流动性获取等渠道对企业融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可以大幅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瓶颈，进而使其拥有更为充裕的资金投入到企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引进中，进而提升了出口企业生产的清洁度，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当前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企业亟须海外市场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将有更大机会通过出口海外市场来缓解其资金压力，从而通过污染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有效降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3） 政策“倒逼”效应。企业的出口行为无疑将面临国内外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降低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意志已经得到展现，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6月下发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甚至已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决意宁可牺牲出口也要获得环境治理改善。当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将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列为其重要核心内容之一。显然上述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政府政策将有效“倒逼”意图出口以及正在出口的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出口目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显然也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1992年欧盟即已出台生态标签制度，允许厂商自愿为自身商品申请生态标签，获得标签产品不仅要符合质量标准，同时其生产过程均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这一行为显著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排污排放，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出口欧盟的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其生产工艺的清洁度。李昭华和蒋冰冰研究发现欧盟有关纺织品与服装、玩具的一揽子环境规制措施阻碍了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这也证明了欧盟政策的有效性。
进一步梳理上述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减排的内在机理，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不论是基于企业出口的自然门槛，还是政策门槛抑或竞争效应，企业出口对其污染减排的影响多为正向效应。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的现状并未有较大的改观，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污染治理情景下，不论是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还是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抑或政策“倒逼”效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由企业出口行为所产生，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及竞争策略制定也更依赖于其出口，而企业出口比例越高，企业受出口影响做出决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这里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影响机理，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强度越大，企业出口比例越高，其污染减排效应将越显著。据此，本文发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也就是说，企业出口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当然，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仍需通过接下来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进行验证。
（二） 数据处理
本文样本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03-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以GB/T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13-41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未包含代码为38的行业）。样本处理方面，本文采用与Cai和Liu类似的标准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年平均员工人数、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重要信息缺失以及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等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由于排污费为0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因政策性优惠而得以免征排污费，当企业排污费为0时，采用排污费替代的企业污染排放可能与实际排放当量不相符，严谨起见，与张艳磊等对企业环境污染水平的衡量相类似，本文采用排污费缴纳额大于0的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企业污染强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位于样本污染排放强度值前后1%的样本进行截尾处理。表1中报告了本文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观察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同时，考察本文模型设定准确与否。表2中报告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表2中模型（1）-（6）显示，在逐步添加变量回归过程中企业出口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污染减排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是十分准确和合理的。
表2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与Hettige等研究结论是相一致。企业规模与其污染排放强度成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与本文内生机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企业利润越高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企业人力资本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显然，这一结果证明了企业通过研发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企业年龄增加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生产设备的老化加剧，其生产工艺的清洁程度越低。
为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内在机理进行尝试验证，本文进一步使用不同出口强度的分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具体来说，通过对企业出口强度进行排序，按照其数值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组，即1/4分位、2/4分位、3/4分位、4/4分位，分别进行样本回归。表3中显示了分出口强度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表3模型（1）-（4）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并且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企业出口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t值也越来越显著，这一现象证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企业出口存在污染减排效应，但由于此时企业出口强度较低，企业依据出口的影响而做出决策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此时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并不显著。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2无显著差异。
接下来，本文采用了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企业出口强度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再次进行检验，同时间接检验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具体来说，本文在使用企业出口强度进行回归的同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特别的，为了控制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控制。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选择过程中，通过反复筛选和检验，本文最终选择了企业出口强度的城市均值作为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同时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假定是否稳定。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说明：括号内为Z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为了排除可能存在异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各模型均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归。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相应括号中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值的P值；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弱识别”，相应括号中数值为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
表4模型（1）-（6）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有效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定，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中最小特征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由表4可以发现，表4模型（1）-（6）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一方面说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表3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表4模型（1）-（6）逐步添加其余控制变量后，各模型中企业出口强度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再次证明了本文模型设定的准确性。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及内在机理与表2、表3并无显著差异。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根据本文稳健性检验的研究设计，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中，本文首先估计企业出口的Logit概率模型，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Logit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员工人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生产效率越高，企业出口概率越高，这与一般预期是一致的。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其越可能克服出口成本等障碍实现出口。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强度越高企业越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企业，过高的污染密集度显然不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人力资本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并不倾向于出口。
在企业估算了出口概率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1∶1匹配，以获得出口企业的对照组样本。数据匹配后，本文得到处理组企业3326家，对照组企业6015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算了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ATT）。表6中显示了匹配后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从表6中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且这一研究结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样本数据显示，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与其匹配的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了约25.0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排放效应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匹配前后，处理组企业均值均显著小于控制组，匹配后控制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显著降低，这也证明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对匹配的平衡性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如果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定，那么，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控制特征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采用与Smith和Todd一致的方法，主要采用两个检验确保样本匹配的平衡性，一是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偏差越小，则匹配效果越好，匹配后的标准偏差小于5%时，可以说明这一匹配方式是有效的；另一个是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变量的均值是否相近，具体来说如果匹配后t检验不显著则可以认定为较好的匹配。表7显示了研究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偏差均在5%以下，证明本文匹配结果是合理的；同时，匹配后t检验中各变量t统计值均不显著，拒绝了匹配后变量存在差异的假定，通过了样本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据此可以证明，本文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的选取是合理的，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的关键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2003―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并且这一结论是十分稳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 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同时表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越有助于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证明本文所梳理的企业出口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是十分可靠的。③ 本文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要低约25.0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在企业环境污染监管过程中，政府在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进行控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短期内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仍不可替代，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亟须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势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据本文的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当企业不出口而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存在，并且更为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出口与环境污染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应一味只强调企业出口将会导致环境污染，应将更多监管力量专注于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中国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但是，这里仅仅涉及单位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产品的污染均值，并未涉及其总量问题的对比，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总体规模仍然巨大，因此未来发展中，政府应在污染监管过程中加强对企业所选择行业的监管和引导。
（2） 中国经济转型和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加大政府监管职责的贯彻，预防“政企合谋”问题的出现，降低“两高一资”企业出口所占比例。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等因素的考虑，可能放松本地企业污染排放监管，默许甚至纵容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导致的“政企合谋”是当前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一系列污染事件也表明，几乎已曝光的每一件污染事故背后，都有明显的或者政企合谋因素
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1页。。显然，政府监管职能的有效贯彻才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此外，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企业出口结构绿色化的过程中，应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数量，促使此类靠政府补贴等国家扶持政策存活的“僵尸企业”尽快重组或退出市场，进而实现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
（3） 为有效提升企业污染治理效率，应加速本地配套金融的发展，拓展企业污染治理中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切实监管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依据本文研究以及现有文献，企业污染治理中一个关键阻碍即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一定程度上缘于企业出口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因此，应该积极解决企业污染治理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机制，为企业的转型和污染治理提供助力。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另一个关键，还取决于获得资金的企业是否将专项资金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以及技术进步等污染治理投资中。为了有效避免将本该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和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被一些“僵尸企业”挪作他用，相关部门应该从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核查等途径落实到底，确保资金被用于企业的生产工艺清洁化等污染治理投资中，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改善本地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昭华，蒋冰冰. 欧盟环境规制对我国纺织品与服装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基于我国四种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欧盟11国的面板数据分析：1990―2006[J]. 中国工业经济，2009（6）： 130-140.
[2]李昭华，蒋冰冰. 欧盟玩具业环境规制对我国玩具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基于我国四类玩具出口欧盟十国的面板数据分析：1990―2006[J]. 经济学（季刊）， 2009（3）： 813-828.
[3]罗长远，李姝醒. 出口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J]. 金融研究，2014（9）： 1-17.
[4]毛其淋，盛斌.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学（季刊），2011（1）： 181-210.
[5]邱斌，刘修岩，赵伟. 出口学习抑或自选择： 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倍差匹配检验[J]. 世界经济，2012（4）： 23-40.
[6]沈利生，唐志. 对外贸易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J]. 管理世界，2008（6）： 21-29.
[7]谢建国，姜珊. 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4 （4）： 1365-1392.
[8]叶继革，余道先. 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7（5）： 72-77.
[9]张杰. 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活动的抑制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7）： 68-83.
[10]张艳磊，秦芳，吴昱. “可持续发展”还是“以污染换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销售增长模式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2）： 89-101.
[11]周世民，王书飞，陈勇兵. 出口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匹配的倍差法之经验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3（03）： 95-109.
[12]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3）： 155-173.
[13]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using matching econometric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77（1）： 63-76.
[14]Cai H，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 764-795.
[15]Claessens S， Tzioumis K. Measuring Firms' Access to Finance. Mimeo， World Bank and Brooking Conference Paper. 2006.
[16]Hettige H， Huq M， Pargal S， et al. Determinant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J].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12）： 1891-1904.
[17] Mukhopadhyay K. Impact of Trade on Energy Use and Environment in India： An Input-outpu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put-output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Data， Modeling and Policy Analysis”[Z]. Brussels：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2004.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6
【关键词】农村 环境污染 治理 思考
0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其带来的环境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其中，农村作为我国发展的资源之本，其环境的优劣在对于能否在国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想真正建设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是之根本所在。
1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的污染治理
1.1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方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点污染源污染，第二类是面污染源污染。从污染源的查找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来看，点污染源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点污染源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农村环境治理理念。但是对于面污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真正地污染是非常难于治理的，其包含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常常包含有：农村生活产生的垃圾污染、生活产生的污水污染以及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带来的非常严重的生产污染等。这些污染源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往往具有“由点连成线、有线连成面”的污染趋势，其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的非常严重，并且具有很大的持续性。其中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带有非常大的危害性。当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使用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使用过程中剂量以及使用方法的选择。
1.2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污染采用的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对于农村环境带来污染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农民日常生活带来的生活垃圾污染，这里所述的生活垃圾包含：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以及相关的固体污染物。其二是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主要指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由于农村污染具有上述两种污染源的形式，这就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不适合采用我们传统采用的“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因为常用的“末端环境治理”主要是针对城市之中一些大中型厂房带来的环境污染。如果我们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采用“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这查找发现环境污染源是非常困难的。况且这类末端治理技术的采用对农村面源污染也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的工作。现分述如下：
1.2.1国家应当逐步完善国内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国家的相关立法单位应当对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法进行定期的审核和修改，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给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等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所以相关环境保护立法单位实现对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动态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应当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可行性进行科学的研究，防止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1.2.2在农村内部应当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机制，对于现阶段农村实际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相关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进，最后对于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的程度进行合理的计算，最后确定出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体制。
1.2.3要优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讲究社会效益，摒弃经济效益为主的做法，以国家为主，用市场价格调节为重要手段，大力推行生态化的现代农业技术替代传统农业技术，执行最严格的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合理设定使用量标准，坚决降低化肥、农药的总耗用量。
1.3现阶段我国农村污染治理的重点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引起国内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影响其内部环境污染的因素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技术人员，对于不同的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具体原因进行全面的勘测，最后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此外，对于各个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在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应当分清主次，对于主要的因素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工作。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民职业化，让农民掌握最好的现代农业技术，在“不降低农业产出总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足额补贴”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使用量，减少与约束农村环境污染源头。
同时在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限制，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此外，对于有些农村地区的水产养殖业我们也应当进行全面的控制，因为农村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农村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体，在进行农村环境污染以及保护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水产养殖业与水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逐步全面的做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双丰收，是现阶段治理农村水资源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2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国家以及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将会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环境作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基础，其污染治理一定要到位。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治理技术人员一定要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艰巨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逐步增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国锋，张祝平.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对部级生态示范区浙江丽水市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调查与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06：84-88.
[2]陈恒彬.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二维”框架的路径选择――以邹平县张高村的环境状况为例[J].大连干部学刊，2007，07：25-27.
[3]李平.永兴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对策探析――基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视角[J].梧州学院学报，2014，01：3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