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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范文1
文化生态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的，探讨如何从生态的角度研究文化，用以协调人类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据此阐释了“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不可分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这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含义［1］。当前国内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文化生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主题。进入海洋世纪，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引发海洋环境变迁加快，也使海洋文化生态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海洋文化生态的含义基于文化生态产生，指海洋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的环境，亦即在海洋文化所处的海洋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实现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我们认为，这一定义可进一步细化成3个层次：第一，指特定海洋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第二，特定海洋文化所处的整体文化环境；第三，由各种海洋文化因子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内部环境，亦即海洋文化生态体系。青岛韩家村作为一个海洋社区，具有较完整的海洋文化生态，韩家村自古以渔盐生产为主，村内保留着古帆船、渔具、盐井、煮盐器具等海洋文化器物；韩家村海洋文化承载主体当前仍以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教化后代；虔诚的信仰者依然在村内供奉着郎君爷、妈祖娘娘、盐宗、龙王等海洋神灵；每逢神灵诞辰或是传统节日，村民会举行各种信仰仪式，相关群体在生产实践中贯彻、实施着当地约定俗成的仪式规则、禁忌习惯和传统观念。这些海洋文化的相关器物、群体观念、制度习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并与韩家村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海洋文化生态。
2韩家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海洋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文化生态是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某种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及其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影响，文化的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所呈现出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现实人文状况［3］。韩家村的海洋文化正是在其特有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下孕育而成的。韩家村位于青岛原最大海岛红岛（现已与陆地连成半岛）的北部，濒临海洋，与即墨市隔海相望，气候温和，沙浅水深、渔业资源丰富。因其地理位置优越，韩家村较早实现水路、铁路、公路的一体化。韩家村所处位置使其能躲避来自海洋上的季风影响，又因其滩涂面积广阔，为其盐业生产提供了优势。适宜渔业及盐业生产的海洋及海岸带环境是成就韩家村特色海洋文化的自然条件。韩氏在明朝初年自滇迁鲁，定居胶州湾阴岛北岸，随着人口繁衍，形成村落，命名为韩家村。1931年前，红岛未与陆地连成半岛，韩家村成为从事渔业与盐业的海洋社会群体的聚集与聚居之地。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部分村民在当地开设商号、店铺，吸引农耕群体、商人群体等从事起非渔盐业生产活动的社会群体向此地趋近、汇聚，这样的社会环境逐渐使韩家村积淀形成了兼具农耕文明及海洋文明特色的文化环境——“渔、盐、耕、读”的文化环境。
3韩家村的整体文化环境
该村的“渔、盐、耕、读”文化环境由众多文化因子共同构成，总体上可从渔文化、盐文化和耕读文化这3方面来把握。
3.1渔文化
3.1.1渔宗信仰文化
韩家村以渔宗信仰文化为主。据《易经易辞下》记载：“古者郎君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东猎于海，以佃以渔。”当地先民将郎君奉为“渔宗”。传说在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郎君从南洋来到此处，发现这里地域辽阔、沙浅水深、水产资源丰富，便在此居住下来。郎君教人们用“木叉”、“鱼鳔”、“木杆网”在近海捕鱼，并发明制作木筏和编织麻绳圆网使人们实现了远海捕鱼。为纪念郎君，先民将其出海捕鱼的港称作“郎君港”。韩氏迁入之后，形成的韩家村位于郎君港西侧，因濒临海洋，水产资源丰富，村民将渔业作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韩家村村民在郎君居住过的地方修建庙宇，称作“郎君庙”②。当时渔民出海捕捞或逢年过节时，都纷纷前来祭拜，香火极其旺盛。虽现今村中渔业群体规模逐年萎缩，但郎君信仰并未减弱。
除郎君信仰外，韩家村还有天后信仰、龙王信仰等多种海神信仰。“天后宫”供奉着天后娘娘即妈祖，村内至今流传着天后海上行善救人的传说故事，村民祈求天后娘娘保佑每次航行平安顺利。访谈时自村内长者了解到，出海遇险时，可心中呼唤天后娘娘，天后娘娘便会来营救，使其平安脱险。在“龙王庙”、“龙母庙”，村民会在龙王、龙母诞辰之时供奉祈求风调雨顺，渔民在出海之前烧香祭拜，以求鱼虾满仓，满载而归。虽如今祭拜信众已不再仅限于渔民，海神信仰功能随时间推移也发生了变化，但海神信仰仍传承至今未曾断绝。
3.1.2渔谣文化
渔民在长期渔业活动中，探索出了许多与渔业生产、生活相关的经验，他们将其编制成鱼谣、渔业禁忌、谚语、打油诗、鱼谜等来指导渔业生产活动和进行娱乐休闲。包括以下几类：其一，描写特定时令的捕捞行为，如《除夕捕捞开凌梭》：“春节前后好天气，渔民哪里肯休息，……”以及《春汛初捕八带蛸》：“二月二日到惊蛰，群众习惯过此节。渔民积极张海螺，……用以描述除夕前后及惊蛰当天的渔捞、节庆行为；其二，也有对当地特有海产品的描述，如《鱼谣》：“清明蟹子谷雨虾，汽古加吉紫瓜大，青板鱼、小白鱼，……”其歌谣本身就是当地渔民的方言文化载体；其三，对当地沿海地域的描绘，如《春汛东海捕鱼路程打油诗》：“春汛捕鱼海阳前，越过怀石崂山头。谷雨拔锚快开船，青山黄山在眼前，……”③对渔船的航行路线、操船技法有着生动的描述，歌谣本身就是一部当地沿海地域的人文地理画卷。正是韩家村村民在日常渔业生产、生活活动中的丰富积累，才能孕育出这些口口相传的渔业歌谣文化。#p#分页标题#e#
3.1.3渔具文化
渔具虽随着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改进有了很大改变，但因当地村民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努力④，渔具作为一种文化并未完全失去生存的环境。韩家村的传人为传承和保护自身的渔盐文化，建了渔盐史博物馆⑤，馆中以实物和壁画形式对近百年来渔民捕捞、运输、航海所用到的渔具、船只等作了保存。部分渔具虽已不再使用，但都在诠释着该村特有的渔具文化⑥。
3.2盐文化
3.2.1盐宗信仰文化
据中国盐业史世本•作篇记，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炎黄时代（公元前26世纪），原始部落首领夙沙在胶州湾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明代，为纪念夙沙氏，韩家村修建“盐宗庙”。庙中供奉在主位的是夙沙氏，商周之际运输卤盐的胶鬲、春秋时在齐国实行“盐政官营”的宰相管仲则陪祭于左右⑦。村民在盐宗庙供奉3位神灵，感谢其赐予的制盐工艺，千年以来造福当地。
3.2.2制盐文化
韩家村有着悠久的制盐文化，村内至今保留着一处古盐井遗址⑧，据记载，此地自远古先民时代起就开始孕育自己的制盐文化，从最初用木板、手从海滩上刮取自然结晶的盐花，到逐渐学会掘井煮盐，再到20世纪初的盐田晒盐⑨，直至解放初，韩家村成了拥有盐户55户，建盐田130个的海盐村；1960年韩家周围盐田全部转为国营⑩，盐民转为国家职工。1966—1977年期间，老盐田逐步获得技术改造，全部实现机械化，原盐产量比改滩前提高了3倍，质量提高11%，东风盐场被国家定为海盐生产重要产地。在韩家村，制盐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保护与传承。渔盐博物馆的壁画记录着当地制盐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有“盐业发展图”、“刮碱取盐图”、“盐田晒盐图”、“韩家村盐田分布图”等，这些壁画生动再现韩家村认识海盐的漫长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浓郁的传统制盐文化。有些传统工艺虽已不再用于生产，但却并未失去孕育其文化的土壤，在对当地村民的访谈中发现，现在传统制盐工艺虽已被取代，但韩家村盐民从未忘记过他们的制盐工艺和盐业文化，并仍旧关注着当前我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制盐文化是韩家村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3.3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虽在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但在韩家村这一海洋社区中却与渔盐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其海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韩家村虽地处海岛，耕地面积小，土地所出均用于自给，但仍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农耕文化信仰，主要包括祈祷风调雨顺、天人和谐的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信仰”、祈祷来年鱼虾满仓的“龙王信仰”、祈祷农作物丰收的“麦子妈妈信仰”和“庄稼信仰”。这些信仰通常都以节庆祭祀的形式来予以表现，每逢节庆、神灵生日之际，村民便会自发进行聚集、拜祭。韩家村渔盐博物馆中的民俗区陈列着农具用品，有梨、镂、钯子、水车、马槽、石制油锤、铡刀、打地滚子、马车、石磨、志子（即石砝码）等，这些农具与其他制盐器具、渔捞器具一起，成为韩家村生产生活的文化符号。韩家村乘自然之便获渔盐之利的同时不忘劝勉后代读书求学。清朝同治年间韩家村的韩守全，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此人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韩家村人为韩守全立下火池，树旗杆，当时的文官到此下轿，武官至此下马。务实重教是韩家村村人的传统精神。韩家民俗文化村内建有“棂星门”、“魁星阁”、“大成殿”、“夫子庙”，并开办国学讲堂，都是在继承发扬韩家渔盐耕读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旨在传达睿智的义理，让人学到养生之道、为人之道和经商之道。这些都表现出韩家村人的劝学精神。这些庙宇建筑与郎君庙、盐宗庙一起接受村民的祭拜，成为当地信仰文化传播载体的一部分。
4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体系
韩家村的渔文化、盐文化、耕读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整体环境孕育了其特有的海洋文化，形成了有机组合的海洋文化生态体系。这一体系由可直观感知的表层次的器物文化、关于意识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以及介于表层与深层之间的中层次的制度文化三方面共同构成。
4.1器物文化
无论是渔捞用具、制盐用具还是农耕用具，都代表了韩家村村民在适应红岛北部的海洋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文化。胶州湾免受季风影响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水深沙浅、气候温和、滩涂广阔的自然条件，既方便了丰富的渔业资源的获取，又为大规模制盐创造了条件，风调雨顺的气候同时又使小规模的农耕得以实现，对韩家村村民来说，这些用具都是从先民时代以来涉海生产生活中的文化积淀，是韩家村这个沿海村落的海洋开发活动的结晶。器物文化也体现在为数众多的庙宇建筑上。盐宗神庙、渔宗郎君庙、天后宫、龙王宫、夫子庙、魁星阁、火池旗杆等，虽然涉及神灵多元化，但其受到香火供奉都是出自村民对所赐恩惠的感谢，这些恩惠又彼此交织，不可分离。郎君不仅教人“织网造船”，同样也授人以“掘井煮盐，植桑养蚕”的本领；天后和龙王不仅能为渔民带来出海航行的好天气，也为村民的农田耕作带来必不可少的风调雨顺；而勤学精进、养生修性也并非读书人独有，弄潮从商同样离不开磨练心性。村民愿意同时进出各色庙宇进行祭拜是对这个沿海村落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的整体认同。庙宇建筑是器物文化，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生态体系中许多其他文化因子的重要载体。
4.2精神文化
信仰文化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韩家村的信仰文化源自渔、盐、耕、读，形成了富于当地特色的海神信仰，且这些信仰所指向的神灵在功能上密不可分。郎君既能保佑出海平安，又是渔捞丰收的庇护神；天后妈祖的功能早已涵盖平安、丰渔、天气等涉海活动的各方面；龙王、龙母也都兼具航海平安和渔业丰收的作用；三官信仰、麦子妈妈信仰、庄稼信仰也同样不偏离“祈祷丰收”、“风调雨顺”、“天人和谐”的功能。时至今日，对这些神灵进行祭拜的村民并没有群体之分，而是基于这一沿海村落“人海和谐”的共同祈愿。鱼谣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从其内容可以看出，鱼谣文化涉及渔船航行、方言交流、渔捞活动，是韩家村渔业生产的重要精神文化成果。韩家村的渔业发展史、盐业发展史和各种渔捞技术、制盐技术的传说、故事同样作为精神文化，成为韩家村海洋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支。#p#分页标题#e#
4.3制度文化
节庆祭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渔宗、盐宗和各种神灵生日、节庆之日，村民的庆祝习惯就是制度文化的表现。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节日里对特定的神灵进行祭拜、祈祷，期待特定的恩赐，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海洋文化中制度文化的体现。如今，韩家村建起民俗村，对村民在祭祀节日进行节庆活动进行产业化的尝试，制度文化有机会获得更稳固的生存土壤。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是制度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在特定的日子里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特定的仪式安排，现今多是村民在特定日子里在自家进行供奉。虽然这样的仪式有着日益简化的倾向，但却依然是韩家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5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特征
海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及其海洋文化内部环境共同决定了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归纳为整体性、多样性、动态性和群体性这四方面。
首先，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具有整体性。文化是作为系统整体而存在的，整体对内在要素具有总体的制约性。系统的整体性，是我们认识文化生态系统的前提。该村海洋文化生态形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之下，各种文化因子互为其它因子存在、发展的环境条件，造成相互的联系和影响。韩家村渔盐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其渔盐生产自然条件便利的基础之上的，韩家村位于红岛的北部，濒临海洋，沙浅水深，鱼业资源丰富，滩涂广阔，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其渔盐生产、渔盐文化积淀奠定了基础。韩家村渔盐文化体现着该村特有的自然环境特点，自然环境的优势又不断促进着韩家村渔盐产业相关社会群体的汇聚，积淀渔盐文化。同时，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整体性还体现在这一体系中的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彼此依赖。庙宇作为器物文化，成为村民海神信仰的精神文化的载体；渔谣作为精神文化，又与渔具等器物文化一起，共同勾勒出渔业生产的文化过程；没有特定的节庆、祭祀等制度安排，海神信仰的精神文化将无以寄托，海神庙宇的存在也将失去意义。此外，这一整体性还体现在同一类文化之中，村民“人海和谐”的祈愿是跨越渔业神灵、盐业神灵和其他多种信仰的，在村民观念中已形成功能各不相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信仰体系；没有村民会觉得对孔庙的祭拜与对郎君庙、盐宗庙的祭拜行为有任何不和谐，渔盐耕读的传统文化在教导为人之道上根本就是浑然一体的。
其次，韩家村的海洋文化生态具有多样性。这一文化生态并不是仅凭单一的文化因子构成的，而是由区域内多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共生的文化因子共同组成的，具备多样性的特征。从文化内涵来看，由渔文化、盐文化和耕读文化等组成；从文化的传承方式来看，表现为口头传承、民俗博物馆、文献资料等不同形式；从文化形态来看，由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构成，并且这些文化形态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建筑、雕塑、壁画、用具、歌谣、传说、祭祀规范、民间习俗等；即便是同一信仰体系，也可从功能上区分为保平安的妈祖信仰，保丰收的龙王信仰、麦子妈妈信仰，保渔盐生产兴隆的郎君信仰和盐宗信仰，保生育的娘娘信仰，读书学习的魁星信仰、孔子崇拜等：由此形成多种海洋文化因子共生共荣的状态。
再次，韩家村的海洋文化生态具有动态性。文化是一个动态开放型稳定的系统。系统内部整体性的稳定性都是相对的，而变动是绝对的[4]。特定文化所处时空格局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引发其中的一些文化因子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其他文化因子相应发生调整，以适应彼此和新环境，维护文化生态的存在和发展。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中的群体文化意识在不断变化，访谈中了解到韩家村年长者对于本村渔盐文化、海神信仰的意识明显高于年轻人。据村中长者说，由于渔业生产活动艰辛，本村内当前仍旧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人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村中的年轻人都选择到村周围的区、市打工，已经没有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年轻人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显然不利于渔盐文化的发展，相应的海神信仰会因信众减少、动因消失而功能弱化，相关庙宇会逐渐只剩下游客前来拜访，节庆文化也会最终因此失去本有的生命力；自然环境的变迁带动韩家村社会环境不断变化，韩家村处于红岛北岸，在红岛的北岸与陆地连接起来以后，韩家村就不再滨海，这就使得韩家村民渔业生产活动不能直接从本村原有的码头出发，随时间推移，村中原有码头渐遭废弃直至全部消失，村中年轻人、儿童若要了解原有码头的形态需要从村中老人那里听到描述，相应的渔盐文化的逐步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韩家村的海洋文化生态具有群体性。海洋文化生态的形成、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时间的沉淀，而这个过程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是作为文化承载主体的各相关社会群体。人在实践中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在不断影响着人。文化生态的呈现是社会群体的智慧结晶，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主要是通过韩家村村民这一群体共同来实现的。渔谣作为一种口头形式的海洋文化，是渔捞作业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创作，离开了从事这些作业的渔民群体，很难想象这一文化将何以存续；海神信仰，无论是郎君信仰、盐宗信仰还是天后信仰、龙王信仰，从其本质来说，都是出于海上作业的社会群体的需要而产生，因此，虽然信仰文化可以通过节庆、旅游、参观等方式加以传承，但相关群体的存在依然是这一文化茁壮成长的必要条件；渔盐业从业群体规模的萎缩将使得渔盐业生产文化失去其生长的土壤，因此，当韩家村出现年轻一代大量转产转业的状况时，该地区的海洋文化生态实际上也正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6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影响因素
要对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建设，需要对影响韩家村海洋文化保护建设的因素有全面认识，这些影响因素可归纳如下：
首先是韩家村海洋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文化生态既是一种自然意识、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系统综合、互动联系的思维方式，以文化生态为视角进行各种民俗文化的传承，这对于保护一个地方乃至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事项都是极为有利的［5］。韩家村海洋文化承载主体及区域内其他主体的海洋文化生态意识关系着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发展。海洋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的提高是保护海洋文化生态的根本保障。调查中发现，韩家村的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洋文化生态意识较低。韩家村海洋文化承载主体主要为村中的年长者，他们虽熟悉本地区的海洋文化，但他们并未觉察到自身所了解的文化的价值，更不会思考怎样对其加以有意识的保护和传承。访谈中，当提及他们对本地区的海洋信仰、民俗节庆的认识时，大部分受访者会回答“没想过为什么，只是周围人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这样做了心里比较踏实”，“现在年轻人都不弄这些，他们也不了解”。韩家村的海洋文化承载主体越来越少，村中对其关注程度也不高，这会影响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p#分页标题#e#
其次是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各文化因子间的平衡度。如果说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系统健康的必备条件［6］，那么保持文化生态中各文化因子间的平衡是文化生态健康存在的另一必备条件，只偏重某几种文化因子或是忽视某几种文化因子，都会影响整个文化生态的维系。韩家村既要注意物质、精神、制度三类海洋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又要注意渔文化、盐文化及其他海洋文化的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尤其是面对当前村内盐业产业消失、渔业生产从事者逐渐减少的局面，韩家村急需找出一条新的适合这种局面的海洋文化保护发展道路。
再次是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外部环境。对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外部环境的保护，也是影响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因素。此处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国家关于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政策规定所营造的政策环境，也包括韩家村所处地域的自然、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政策对于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当国家政策对某项建设给予倾斜时，此项建设便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我国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已经显而易见，但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上的政策倾斜还未见端倪，这也是韩家村海洋文化暂未引起当地政府关注的原因之一。韩家村周边的村落也曾多以渔业生产为主，随着周边城区发展向城郊延伸、海洋污染的日益严重、渔业资源的减产等变化，当前韩家村周边村落从事渔业生产的群体逐渐萎缩，海洋文化的保护建设也随之陷入同样的困境。
最后是韩家村海洋文化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海洋文化的积淀源于海洋群体的生产实践活动。海洋文化事业的群体规模、结构影响着海洋文化的生存、发展。随着世事变迁，韩家村从事海洋实践活动的群体不断萎缩，当前韩家村从事海洋事业者多为本村内4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非常少，并不断递减。本村中并没有年轻人继承、学习当地海洋生产经验，随着当前从事海洋事业者的退休、离世，海洋实践经验很难在现实中流传，相应文化传承的中断也将难以幸免。
7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韩家村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但其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中还存在着问题，具体如下：
7.1海洋文化的相关社会群体规模缩小
海洋文化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得以产生、传承和发展的。当前，韩家村海洋社会群体的后代大多不再从事海洋相关职业，而是就近外出打工，海洋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令人堪忧。这种不适宜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恶劣环境，使得文化生态环境恶化［4］，不利于海洋文化的生存、发展。另外，韩家村海洋文化承载群体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承载群体比较单一，随着村中老年人的逝去，熟知韩家海洋文化的人数正在逐渐减少。又因了解当地海洋文化的老年人多数未上过学，难以自行进行文字记录，加之当前村领导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仍然缺乏认识，韩家村海洋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势堪忧。
7.2区域社会对海洋文化生态关注度不够
虽然韩家村的海洋文化在青岛地区很具典型意义，但青岛及其周边地区对韩家村地区的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建设却认识不足，缺乏打造海洋文化产业的社会基础。韩家村有着丰富的渔盐文化，却一直都未引起当地政府关注，近几年虽然有当地人士进行了初步开发，却并未带来足够的社会反响，韩家村的海洋文化保护仍缺乏支持。
7.3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手段单一
当前韩家村对于海洋文化的传承、保护方式可归纳为两种：其一可称为“日常——模糊式”。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渗透在个体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习惯与细节来使海洋文化生态得以存在、发展，用以发挥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感召力的作用，成为代代相传的行为处事方式。调查中发现，韩家村村民信仰仪式具有小型化（家庭化）、频繁化、简单化的特点。家庭化是指在节庆、神灵诞辰时，村民进行的祭祀等信仰仪式由村民在自家进行，或是几家共同进行；频繁化是因韩家村宗教信仰多元杂糅，佛教、道教、各种民间信仰同时存在，故其信仰活动名目繁多；简单化是指信仰活动仪式简单易行，在节庆、神灵诞辰当天会改善自家伙食，在用餐前会在家中摆放的牌位前进行供奉，通过访谈得知当前韩家村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仪式均采取这种方式。小型化容易减少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交流、削弱文化认同等社会功能；频繁化本身不是问题，但家庭化基础上的频繁化却容易使信仰仪式等文化符号轻易发生变化，很可能造成同样的仪式在各个家庭却各不相同；简单化虽然因为方便所以便于传承，但也容易使仪式逐渐消失在生活起居的行为之中。总之，通过这些非自觉的传承方式文化往往难以避免文化传承的模糊化，甚至消失。
另一种可称为“馆藏——丰富式”。此种海洋文化传承方式是通过兴建民俗文化博物馆、人文旅游区等方式，将相关的海洋文化物质载体进行集中收藏、从而实现对其传承保护的目的。在此笔者根据其是否产业化分为两类，一是地区档案馆、博物馆等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对海洋文化的传承、保护。韩家村海洋文化的相关文献在青岛档案馆等都有存档。另外，村内还存在一些基于自身研究兴趣和对家乡的热爱、对地方海洋文化进行自行研究、整理的学者，如韩家村的王某、韩某、刘某等，他们将自己所了解的海洋文化通过口头讲述、文字稿件对本村文化进行传承。二是文化旅游区等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对海洋文化的传承、保护，此种海洋文化传承、保护方式，往往是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为了应对市场需求，提高吸引力，旅游区主办方会基于原有的海洋文化做拓展，使本地海洋文化丰富化。韩家村民俗村的建设介于以上产业化与非产业化的形式之间，目前仍在探索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仅依靠简单的民俗村节庆活动，形式太过单一，加上社会群体不断萎缩、周边地区关注度又难以迅速提升，这样的方法显然无法全面系统保护海洋文化生态。
8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对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的现状、保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保护建设的因素等的分析中归纳出4点关于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路径。
8.1海洋文化生态意识的培养
海洋文化生态意识的觉醒是保护当地海洋文化生态的根本。当今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生态意识所致。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青岛政府应在加强自身此方面意识的同时，积极采取宣传、教育等方式，培养、唤起青岛整个区域内的海洋文化生态意识。#p#分页标题#e#
8.2全面系统的海洋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
要在坚持一元主导的原则下，容许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7］。在韩家村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中不能只偏重培养一个或几个方面，而是要从物质、精神、制度的三方面共同着手，对渔文化、盐文化和其他海洋文化进行系统的保护建设。
8.3海洋自然环境的保护
海洋自然环境是渔文化、盐文化等海洋文化的基础，必须从海洋环境、周边海岸带环境、村落区域环境等多方面入手，营造适合海洋文化发展的海洋自然环境。
8.4海洋文化的人文环境的建设
在青岛整个区域内培养海洋文化的多元化，不局限于传统的海洋娱乐文化、滨海城市文化。韩家村具有深厚的渔盐文化，在突出其渔盐古镇特色，发展旅游业的同时，突出特色，实现多领域发展，可加大其在学术界的影响，鼓励本村草根学者的研究，吸引外来学者的研究等。
8.5海洋文化相关社会群体的保护
维持当地从事海洋文化事业的群体规模——既包括对从事海洋文化事业的老一代所掌握文化的维护、弘扬，也包括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开辟新的海洋文化事业形式。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2
海洋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交织而成的海洋文化产业隶属于第三产业。据统计，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多提供453．3万人就业。拥有广泛的文化资源，并且极具生态效应的海洋文化产业，凭借其产品创新、经济发展、社会教育等功能，在我国实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的背景下，必然能成为创造就业机会及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所以，认真审视滨海旅游业、海洋节庆会展业、涉海休闲体育业和涉海艺术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战略的实现。
（一）滨海旅游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滨海旅游业是利用海岸带、海岛及海洋景观资源为依托、以滨海文化和沿海民俗传统为资源而开展的旅游经营和服务活动，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2年，旅游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其中海洋旅游经济规模增速最快。在许多沿海国家，海洋旅游产业占据着沿海地区经济总值的80％以上。国际旅游组织的研究表明，每1元旅游业直接收入可以带动相关行业8元的增收；每创造一个旅游业就业岗位，相应会产生5倍的就业拉动效果。据世界旅游贸易组织统计，在经济环境恶劣的2009年，全球旅游业就业人数超过了2．35亿，占总就业人数的8．2％，其经济产值占全球GDP的9．4％，并预计2020年将带来超过3亿的就业岗位。而国际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业每投资8万美元，就会相应制造41个就业机会。隶属于海洋旅游业的滨海旅游业不同于一般的海洋旅游产业，它以独特的海洋文化资源为核心。滨海旅游产业在充分发挥旅游产业极强的经济和就业带动作用、创造经济利润、吸纳闲置劳动力的同时，还具有宣传传统海洋文化、提升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促进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效用。我国拥有丰富的滨海文化旅游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以广西滨海旅游业为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初具滨海旅游集群雏形，形成了5种滨海旅游模式，即滨海城市游、海岛休闲游、渔村体验游、跨国边境游和民族风情游。2011年，广西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33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其中依托本地特色旅游资源的滨海旅游业增加值为32．61亿元，同期增长了29％，明显高于产业平均增速。另一方面，通过对1995－2008年广西从业人数统计分析发现，在2008年，其旅游部门从业人数比1995年增长172．81％，年平均增长13．29％。其就业水平迅猛发展的原因在于，首先，广西滨海旅游业就业拉动弹性水平较高。1997至2008年，滨海旅游业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弹性达到0．4％，1％的经济增长可以提供大约3．27万个旅游部门就业机会。其次，根据统计分析广西滨海旅游综合就业乘数为2．98，表明广西滨海旅游业每增加100个就业岗位会给全区的旅游行业及相关经济行业带来298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广西旅游业几乎对所有产业部门的就业都能够产生影响，其滨海旅游产业对住宿和餐饮业的综合就业系数为2．0015，对全社会的就业综合系数为9．5281，即旅游产业每获得1万元的增加值，便可为社会增加9．5281个就业机会，其中2．0015个就业属于住宿和餐饮业。可见，广西滨海旅游业具有极高的就业拉动效应，在充分利用滨海文化旅游资源和民俗传统资源的基础上，一定能推动广西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的就业增长。
（二）海洋节庆会展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对涉海节庆会展业国内外还没有明确概念，总体上的界定是，它是一个通过举办节庆文化活动、展览、集会吸引游客观光消费的产业，是高收益、无污染、连带性极强的新经济增长点。节庆文化活动的兴起源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节庆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发又能推动经济的进一步提升，海洋节庆会展业能扩大举办地的知名度，通过吸引游客拉动当地消费；能促进文化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为今后长足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有利于新观念的引入，通过创新寻找更先进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增大广告业、通讯产业等延伸产品的市场容量，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此高效的产业推动效果，使会展业成为带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据国际学者预测，会展业的产业带动乘数为9，即每1元的会展业直接收入会带来9倍的额外经济效益。在创造产值、推动关联产业发展的同时，海洋节庆会展业的发展自然能够创造大规模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以象山“1＋3＋n”模式为例。象山县节庆业始于1998年，自首次“开渔节”成功举办后，象山县加大自身海洋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创造，结合不同时节的景色，推出了沙滩踏浪、国际游钓、海鲜品鉴的“1＋3”模式，突破了季节与气候对海洋文化旅游业的限制；之后又通过深入开发与整合民间原创艺术、人文景观、民情风俗、象山特产等资源，开创了象山特色节庆的“n”维经济发展格局，也成功的提高了当地的就业水平。首先，象山县大力加强节庆会展游与第一产业的融合，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渔观光、农渔文化体验、农渔特色餐饮、农渔休闲度假等多元化的乡村旅游体系，为专业素质较低、技术能力较弱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创业和就业空间，较高的收益甚至吸引了城镇失业人员返乡从事旅游业；其次，象山县的节庆旅游业与服务业发展积极融合。以渔业文化和其他非物质遗产为基础，象山县举办了大型国际会展和体育赛事等节庆活动，并借此平台重点发展非物质文化旅游、商务会展旅游、影视文化旅游和游艇旅游，有序发展渔文化主题公园游、大型影视主题公园游和高尔夫旅游等，并且积极探索海洋邮轮和海上飞行等旅游模式。由节庆会展业引发的一系列创新文化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广泛的从业选择，伴随着节庆会展业的壮大，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即便在全国就业形势紧张时期，当地就业水平依然高速增长。同时，象山县海洋文化产业经济收入对全县GDP贡献不断提升，2008年以来，象山县游客人均消费已突破千元，游客重游率明显提高。这些消费直接带动了零售、餐饮、住宿、娱乐、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化格局已然确立。
（三）涉海休闲体育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无垠的海洋能充分地满足人们对于娱乐、体育刺激的追求，所以滨海休闲体育在世界很多沿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了特色产业，并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发展滨海休闲体育业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体育旅游不需要消耗能源和资源，成本投入要求相对较低。同时，滨海休闲体育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联动作用，其经济乘数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它可以带动交通、住房、餐饮、商业等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优化城市建设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丰富人们文娱生活的同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使沿海城市走上可持续的高速发展道路。另外，隶属于第三产业的滨海休闲体育旅游业具有极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可以提供大量的服务岗位，并且大幅度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吸纳倍数，有关部门研究表明，休闲体育业每吸纳一个从业人员，能够向社会间接提供5个岗位。体育旅游业在不断满足大众身心消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在缓解就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也表现出了巨大潜力。滨海休闲渔业是滨海休闲体育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横跨北温带和亚热带，所以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长达8至9个月的海上休闲垂钓期。如今，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模式及其就业拉动效应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大连市长海县为例，其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提出了“垂钓搭台，经贸唱戏”的滨海休闲渔业发展口号，连续三年举办钓鱼节活动，并且凭借其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多彩的娱乐模式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消费者。长海县还凭借举办钓鱼比赛、提供观光游览的契机，组织经贸洽谈，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商贸活动的进行，也拉动了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其就业容量日益扩大，就业渠道不断拓宽。
（四）涉海艺术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涉海艺术业是基于海洋文化资源，通过产业化运作，提供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的艺术产品的新兴产业，它包括传媒、影视、广告以及涉海手工艺品等行业。尤其是涉海工艺品在我国沿海地区比较普遍。涉海工艺品，是指手工将原料或半成品加工而成的，能够代表当地风俗和文化的艺术品。各沿海地区推出的艺术品均来源于当地居民的历史传承和日常生活，它充分体现了当地居民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因此，我国的工艺品也一直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由于其成本低廉、独具特色且制作精美，在欧美一直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工艺品虽然对手工技艺要求高，但是对文化水平等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并且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密切相关，所以涉海工艺品是当地居民就业的主要领域。同时更多的缺乏专业技能的待业人员和中年退休群体通过简短培训，在此领域实现了二次就业和创业。以我国舟山为例，它依托舟山独特的海洋文化资源，积极发展工业观光旅游、针织服饰加工企业和涉海工艺品加工制造业，形成了一批成本低廉、产业链长、联动效应好的工业旅游观光区。在大力发展旅游产品加工业的同时，积极改善其加工工艺、创造新的工艺品种，不断加强其农渔特色产品、服饰纪念品等旅游休闲实物产品的开发，极大地提升了劳动力的就业技能、扩大了当地的就业规模。我国的涉海文艺业近年来也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发展，全国沿海各地区不定期举办各类文艺公演。涉海文艺业中的出色代表即是宣传山东威海海洋文化的大型情景剧《海梦》，它集合了多种表演形式，凭借其极高艺术价值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极好地宣传了威海的海洋文化及城市形象。对于推动今后山东威海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品牌基础。
二、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实现就业面临的困境
虽然在我国部分沿海地区海洋文化产业得到了有效开发，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由于宏观扶持性政策体系不健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不足，海洋文化实体企业粗放单一，人才培养机制缺失等问题均未得到有效重视，其就业拉动效应并未得到全面发挥。
（一）扶持性政策体系不健全，从业者利益难以保障
海洋文化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方面，完整配套的政策鼓励和扶持体系匮乏。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信贷、税收、外贸等方面的问题还未得到合理的规划，产业发展难以维持，就业渠道难以拓展。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策法规多是综合性的管理办法，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难以落实。有些地方性政府部门套用文化娱乐产业的管理办法，针对性和适用性差。有关企业准入、竞争和退出程序未成定式，导致企业未能在公平的基础上有序竞争，极大地制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管制的环境下，我国滨海旅游业重复投资、竞争过度等问题严重，企业多存在违规问题，导致从业者难以得到合理保障，收益低，且随时面临失业危险。
（二）海洋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不足，就业吸纳效果未能充分发挥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海陆发展史，海陆文明历史悠久。但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集中于海陆自然风光和最低端的工艺品产业，海洋民俗文化资源、文化节庆资源等开发程度极低。海洋文化产业资源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既不利于资源的开发、保护，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文化产业长期处于待开发状态，其就业吸纳效果始终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海洋文化实体企业多属于粗放型，劳动附加值低
我国现有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多处于简单、粗放、雷同的状态，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海洋文化的企业多处于初创期，低端同质化明显，多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如海洋饮食文化产业、海洋文化旅游产业等。即使在海洋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的大连、秦皇岛、烟台、上海、以及广西北部湾等地区，也少有专营海洋文化产业的成熟企业。整体产业发展落后、抗风险能力差，没有形成精品化经营模式，缺乏规范的可起示范作用的龙头企业。同时，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多以资源外延性扩张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使用为基础，产业的科技文化含量低，劳动附加值低、经营业态类似，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就业吸纳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就业拉动效果差。
（四）人才培养机制缺乏，无法获得人才优势
我国目前仍未形成海洋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产业发展与教育体制、培训机制分离。教育体制下的高水平人才不能及时认识到海洋文化产业的价值和发展意义，却只拥挤在其他就业饱和的产业之中。形成了一方面存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而海洋文化一类的产业缺乏高端人才的矛盾局面。这不仅使既成的知识、技术成果难以及时转化为经济价值，阻碍着海洋文化产业的进步，更加不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
三、推动海洋文化产业就业拉动效应的路径探讨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将发展文化产业、海洋经济列为今后经济改革重要举措，沿海地区可以借助这一良好的契机推动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建立海洋文化政策扶持体系，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加大科技和创新投入力度，建立人才培养系统等措施，将有利于海洋文化产业可持续、高效益、高就业吸纳性的发挥，并且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
（一）建立海洋文化产业政策扶持体系，构建产业就业宏观导向
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极具就业吸纳力的第三产业，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难题有着重要作用。有必要加大对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建立相应的产业政策扶持体系，完善海洋的空间规划，对海洋产业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有效地治理，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海洋文化产业就业战略的实现。首先，要建立企业的市场导向价值观，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循序渐进，进行有选择性、高效、可持续开发，切实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恶性竞争。只有有效地引导企业健康、合理的发展，才能充分调动产业内、外部劳动力集聚，并且伴随产业进步不断扩充就业吸纳规模。其次，要使海洋文化产业的开发与旅游规划相结合，与餐饮服务业发展相结合，科学布局，在发挥消费者集聚效果的同时，也推动相关产业的就业水平的提升，形成劳动力就业聚集。
（二）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培养多元化就业人才
海洋文化资源必定在改造利用海洋环境、维系自身发展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资源。海洋文化产业不仅依赖资金、技术等其他产业所需的共性资源，更需要的是独特的海洋文化资源。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是在维护海洋资源的同时，增加产业经济效益。海洋蕴含着多元化的文化资源，譬如海洋精神、海洋文化习俗、海洋生态文明和海洋文化遗产等。各地不同的发展沿革与地理环境塑造了各地沿海居民不同的海洋文化精神和民俗传统，这都为各地区的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能够充分调动各地具备不同乡土背景的劳动力的就业，避免了恶性竞争，培养出多元化的海洋文化就业人才。
（三）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海洋文化产业创新水平
要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基础科研投入力度、创新团队的建设，逐步形成以国家海洋文化科技创新中心、试验试点、研讨会为节点的多级科研网络。开展海洋文化理论与学术的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确立功能完善、有机衔接的海洋科技、文化创新体系、推动海洋文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具备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海洋文化就业人才，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的就业结构。通过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科技、文化创新体系，形成“协作、竞争、高效”的良性运行机制，为海洋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后盾。
（四）建立人才培养系统，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提供人才储备
海洋文化产业是科技与文化密集型产业，要求从业人员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勇于创新的精神、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但在全国就业压力倍增的环境下，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出现在各行各业。为满足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解决就业问题，要尽早建立海洋文化人才培养系统。首先，应推出“海洋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工程”，对当前的从业人员进行海洋文化知识、海洋技术的培训；其次，要发挥地区优势发现、培养当地文化人才，如实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寻求更适宜并且有意向从事海洋文化产业的储备劳动力；最后，要吸引高校大学毕业生进行海洋文化创业。通过改善创业的环境，完善创业扶持体系，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吸引有志于从事海洋文化产业的大学毕业生创业，为海洋文化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四、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3
关键词：美术教学；海洋文化；小学教育
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必修科目之外，小学生的美术、音乐等课程同样受到教育领域的重视。小学美术学科旨在从幼小阶段开始培育学生的审美认知能力，而地域文化是小学美术课堂中的重要教学元素。古往今来的艺术杰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蕴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重视对学生进行有关地域海洋文化的教学渗透，这对于帮助学生产生作品绘画灵感并且提升自身的美术学习水平，以及推动地域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地域海洋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小学美术教育的关系分析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专业技术水平的优越，而是注重人才的全面性才能。因此在新课程改革后的小学教育中，美术、音乐等素质教育课程愈发得到教育者和家长的重视。美术教学不同于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需要教师不断地传授给学生专业性的学科知识。小学美术课在学生吸收课程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思维与创造才干。文化、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代代留存的珍宝，地域文化是世界各地自身独有的，经过世世代代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烙印而自成一派风俗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受到了教育领域的青睐，从而被融入小学美术教育体系中，成为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知识启迪性元素。例如，在湘教版美术二年级上册“猜猜我是谁”这一章节中，小学美术教师通过向学生介绍“面具”这种历史久远且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遗产，从而引出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欣赏原始部落的面具和贵州等不同地区的面具的过程中产生审美行为，并将这种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渗透到之后的实践与创作中去，在接触、学习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升其审美观察力与鉴赏力，发展自身的学习与创新才能。地域海洋文化在我国比较常见，海洋资源颇为丰厚，因而孕育出了悠久的地域海洋文化，这同时也为海洋文化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对于海洋，近些年教育领域一直在学生群体中宣扬绿色环保、资源保护的理念，但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善于捕捉到海洋文化中的人文信息和艺术审美因素，并通过自身的教学将其纳入小学美术教学课堂之中，帮助学生从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中分辨其美学特质，汲取创作灵感，让地域海洋文化成为开拓学生艺术视野、提升学生审美境界、唤起学生创作动力的重要因素[1]。
二、提升海洋文化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融合度的措施探究
在有关海洋文化的艺术作品鉴赏过程中，推进小学美术教育是教师工作中的关键。小学美术教学课堂上，对优秀作品的鉴赏往往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各种色彩鲜艳或者形状美观的艺术图画经常能集中学生的上课注意力并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美术教师指导学生欣赏有关海洋文化的绘画作品、摄影作品等，帮助学生了解艺术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在赏析这类作品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准，获得创作启迪[2]。在赏析海洋文化的美术作品过程中，引导学生体味海洋文明特色，积累海洋知识，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探索之心，同时也从生活与自然海洋中不断激发学生的艺术灵感，锻炼学生的艺术创作水平。船是海洋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元素，在湘教版美术四年级上册“乘风破浪”这一章节中，教师通过图片鉴赏向学生介绍军舰、帆船、游轮等各式各样的船只种类，引领学生认识船的结构，接着进一步指导学生掌握画一艘船的步骤及其注意事项。在对各色船只图片的鉴赏过程中，学生往往能在头脑中留下自己印象深刻的图画艺术特色，在自身的实践过程中将领悟到的创作灵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样的教学，就是较好地完成了海洋文化与小学美术教育恰到好处的交织渗透。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将对优秀作品的鉴赏学习与学生的动手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教师通过图片来丰富学生的认知范围，学生更要通过实践来进行巩固和创新发展。在小学美术教学中，不少教师会向学生介绍海底世界，奇妙美丽的海底世界是许多孩子憧憬和向往的地带。例如，在湘教版美术二年级上册《折纸动物》这一章节中，教师可以选择海洋世界中的鱼类来进行教学。教师指导学生观察鱼类的身体构造和体态特征，随后进行折纸制作活动，通过对细节的把控来呈现出鱼类的姿态。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学美术是一门陶冶学生艺术情操、提升学生审美境界的艺术素质修养的课程，教师不能只拘泥于单调的理论知识传授与反复的绘画与手工实践。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地域海洋文化在小学美术教育中所能带来的积极效应。教师需要在教学安排中合理运用地域海洋文化，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帮助学生在充实海洋文化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审美鉴赏能力，在实践过程中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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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范文4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
宁波唐称明州、宋称庆元，明以“海定而波宁”之意命名，足见这座城市与海洋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果说浙东曾经构筑过一张庞大的贸易网，实现东至东瀛、海东，南经南洋，西达西洋等广大区域的商贸往来，那么宁波就是这张网最初的编织点，是整个商贸体系得以运作的核心动力。作为浙东名城，宁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本文分别将“宁波”与“聚落”、“民居”各自组合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考察宁波传统聚落研究趋向如下：整体性研究，即以“聚落”为题，视角虽各有侧重，但研究路径都是在调查分析基础上对聚落演变规律、形态特征进行解析（蔡丽等，2011；王荟荟，2008；陈怡，2007）；特殊时段研究，主要以近代为对象，考察中西文化作用下宁波建筑形成发展、规划建设、典型类型与街区形态特征（饶晓晓等，2012；陈益龙等，2010；张文宁，2008；王跃强，2007）；形态保护研究，依托数字化技术对城市肌理、历史建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护更新策略（毛逸源，2011；汤雪璇等，2009；刘丽丽，2009；邱枫，2007）；其他类型研究，在更广泛聚落视野下考察，宁波海港、市镇、教堂、卫所等仅作为佐证案例支撑相关分析（程蕾，2012；黎培杨，2012；杨洁，2007）。在宁波传统聚落检索结果中加入“海洋”、“濒海”、“沿海”等限定语，未能获得相关文献。
2国内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解析
浙文在对聚落研究现状考察基础上得出“近十年以来，（聚落研究）逐渐受到多学科以及科学化手段的影响，研究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更多元、更富有深度”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聚落与海洋文化研究的双重热度依然无法遮蔽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的缺失。
2.1传统海洋聚落整体研究薄弱
从文献数量看。表二显示，随“海洋”等词语对“聚落”、“民居”限定的由远及近，以及检索范围的由大（主题）及小（题名），所获文献数目呈锐减态势，这表明“海洋聚落”、“海洋民居”尚未作为专有名词引起学界关注，相应缺乏关于此类主题的专项研究。虽然“海洋+聚落（民居）”、“沿海+聚落（民居）”两种路径检索文献较多，但这类关键词仅说明聚落与海洋两者存在某种关联，与专有名词特指的聚落类型有着本质区别。从研究分布看。研究区域不平衡，现有研究看似覆盖福建、胶东、辽东、潮汕、浙东南等主要区域，但大部分成果以胶东、闽台为考察对象，其中尤以闽台等南方海域研究最为深入系统，其他地区则多为寥寥个案；研究深度不平衡，宗教信仰下的探索较多，如妈祖文化视野下宗教空间分布、形态特征、景观要素等，其他内容则研究泛泛；研究类型不平衡，对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聚落关注较多，而对卫星港等基础层级海洋聚落关注较少，且个案分析较多，类型整体性考察较少。各类片段式研究难以形成系统强劲的信息实现对传统海洋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2.2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从经典文献看。浙江民居研究成果众多，但在《中国民居研究》以及2007年版《浙江民居》等经典著作中均缺少传统海洋聚落考察，仅2009年版《浙江民居》述及“濒海聚落”，然温州瑞安等地案例选择仍是基于地理环境考量，而非海洋贸易运作关注的结果。从研究团队看。近年以浙大为代表的本土团队虽对浙江传统聚落多有涉及，但研究对象倾向浙江聚落整体发展或个案保护研究，在所检索的浙大近年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仅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对海洋聚落加以关注，但该文只将蒲壮所城界定为历史村镇范畴下一般性防御聚落，所提出的保护理念与更新策略与一般聚落并无不同。从区域及类型分布看。本文对浙江各区域传统聚落研究进行题名检索，总计文献38篇，其中，浙西19篇最多，浙东4篇位列最后，浙东文献仅方贤峰《浙东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将“濒海岛屿”民居作为典型类型加以论述。就类型看，现有研究多依地理环境进行类型划分，如山地聚落、滨水聚落、运河聚落、古镇聚落等，海洋商贸聚落几无涉及。海洋文化认知缺乏导致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在学界的集体失语。
2.3宁波个案缺乏海洋商贸文化整体视角的考察
从文献分布看。众多研究只是将海洋商贸文化作为宁波文脉背景简单略过，关注较多的是近代商帮文化与建筑形态特质之间的关联，本文以“海上丝绸之路”、“明州”、“庆元”等特定历史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获建筑文献仅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1篇。历史是一条延续的线索，忽略近代以前海洋商贸文化与城市形态变迁的逻辑关系，近代之后的论述难免存在偏差误读。从聚落关系看。历史上舟山长期作为宁波外港存在，“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区域绝不完全等同于某一行政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而应该是逻辑上的研究区域”，这意味着海洋商贸文化视野下宁波、舟山应进行一体化研究，然而，当前两者存在明显的各自为政的研究趋向，前者侧重近代开埠后的建筑文化，后者关注海岛民居、城市空间发展等多元领域。浙东海洋商贸文化整体性考察视角缺失导致聚落个案未能得到客观解读。
3海洋聚落研究不足的原因探索
3.1正统史学偏差
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文本中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体系中，中国海洋史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中国农耕世界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农业文化的海上延伸”，基于历史文化之上的传统聚落研究不可避免受此误导，在大陆看海洋的偏见中漠视着海洋聚落的存在。表二中“沿海”关键词下所获文献最多，“沿海”一词广泛介入恰恰说明“以陆域为中心，海洋为附属”观念在建筑界的根深蒂固。
3.2研究时间短暂
综合数次检索可知，绝大部分文献发表时间在2005年以后，尤其2010年前后是文献发表密集区，“中国学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觉’地将“海洋文化”纳入学界的学科视野进行系统的研究阐述，始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验证了传统海洋聚落因应于海洋文化展开的客观事实，且现有成果分布亦与中国涉海史“重南轻北”（杨国桢语）研究趋向相吻合。因此，可以说建筑学视野下海洋聚落研究正处于拓荒探索阶段，短暂的积累无法消除萌芽状态的种种不足。
3.3学术团队的忽略
绝大部分检索路径下相关文献数目远多于建筑学文章，这表明其他学科对海洋聚落关注远甚于建筑学，其中历史学领域尤为显著。当前，厦大杨国桢、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宁波大学刘恒武等团队对东南港市、闽台海商聚落、宁波港城多有研究，在聚落生成及演变机制的纵向梳理、海洋社会构成横向剖析等方面均有深入探索（吕小琴；2012；林昌丈，2009；郭延杰，2008；蓝达居，2000；唐勇，2008；陆敏珍，2007）。与历史界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界的死水微澜，浙文曾对学界主要团队地域性研究倾向进行梳理，结果海洋聚落并非这些团队关注内容，历次检索亦证实，除天大张玉坤团队对沿海军事聚落关注以及东南大学张十庆团队《基于东亚视角对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建筑史》研究外，传统海洋聚落目前仍缺乏团队层面的系统探索，研究力量薄弱自然无法形成有热度的研究现状。上述原因归于一源，即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对海洋文化价值的长期忽略，这一史学偏差导致海洋聚落始终未能获得与陆地聚落相等的研究地位。
4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5
1.资源再利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例如海边废旧的船只丧失原有功能，为能赋予它们新的价值，使它们融入到滨城景观当中，可重新刷漆装饰，使其成为景观小品的一部分，节约资源且节省空间。积极寻找滨城中类似的景观要素，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解决途径，不仅提高些废旧资源的再利用率，还增加了景观的使用功能。
2.动态景观设计
动态景观的含义，一是静态景观表现动势：符号的视觉呈现不稳定性形成动势感觉，比如动感雕塑；二是滨海景观景象的动态：比如滨海景观中汹涌的海浪。在滨城景观设计中展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意境，适合海洋文化符号的使用。
3.人性化设计
不能单强调城市景观系统或某元素的功能，而缺少了人与景观的参与性。在满足了堤岸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它充分展示了人和水的密切关系，人本具备亲水的天性，所以这也是滨水景观设计中常见的表现方式。
4.特色海洋文化的标志物设计
标志物广泛的内涵作为辨认滨城的元素，它可以是天际线、建筑物，也可以是城中的广告牌。海洋文化标志物作为视觉的控制符号，具有特定的意义，规划布局影响游线安排乃至游人的行为和心理，所以要注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5.特色海洋文化的专项设计
在现代城市景观规划当中，专项设计基本上结合整体、功能、艺术、文化的属性。作为综合系统，分为公共设施、视觉系统、景观构筑物和铺装等，特色海洋文化专项设计应当贯穿于滨城景观元素之中，从城市景观的细节来展现不同滨城的特色气息。
6.利用生物景观
较为常见的是植物景观，在北方滨城景观设计中，常见的是将植物配置模式中的灌木修剪成规模不同的动感曲线，以此展现滨城海洋文化。
7.特色建筑设计
建筑具备时代的气息，有最初起步的沧桑感，也有新时代崛起的现代感。尤其新兴的城市建筑，要做到功能性和艺术美的协调，而对于表现不同城市特色的建筑个体或建筑群体，则该有更高的追求。
8.城市色彩设计
提及滨城色彩，在我们脑中浮现的是最能体现大海的蓝色，而不同的城市中的“蓝”由于提取对象不同，表达的内含也是有所区别的。
二、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6
1981年，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海洋遗产收入名录的开端。此后陆续有代表典型海洋自然和文化特性的项目加入海洋世界遗产的行列，但具体何为“海洋世界遗产”，直到2010年12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海洋遗址管理人大会上才达成共识。会议认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属于海洋世界遗产：第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准入标准中的至少一项；第二，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并有一套充足的保护与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海洋本身的特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海洋计划将海洋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作以下描述。首先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最为壮观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特殊自然美和审美价值的地区；②地球历史重要发展阶段中的杰出例证，包括生命记录、地形构成中重大的正在进行中的地质过程或重要的地貌或地形特征；③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和动植物进化和发展中的重要生态和生物过程；④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从科学或自然养护角度考虑具有杰出全球价值的濒危物种的重要自然生境。其次应符合“整体性”和“真实性”①要求，并具备充分的保护和管理体系，确保保护遗产地基础特征的能力。
海洋世界遗产的现状分析
根据上述标准，截至2012年7月，共有46项海洋世界遗产通过评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自然遗产42项，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4项。每一项都经过历时多年的严格筛选，以不同凡响的景色、卓越的生物多样性或独特的生态、生物、地质形态或文化特征彰显着海洋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
1.海洋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
从图1可以看出，目前各大洲所拥有的海洋世界遗产，美洲名列第一，传统世界遗产大洲欧洲位居第二，大洋洲与亚洲并列第三，最少的是非洲，共有4项，仅占海洋世界遗产总数的8．7％。这与世界遗产总数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排列有所不同。在各洲的世界遗产中，大洋洲海洋遗产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9．1％①，这和大洋洲被海洋环绕有一定关系。不过，在大洋洲所拥有的9项海洋世界遗产中，澳大利亚就独占了5项，数量众多的岛国还鲜有海洋遗产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共157个，其中35个具有海洋世界遗产。澳大利亚最多，达到5项；其次是美国和墨西哥，为3项；英国、法国、哥斯达黎加、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2项，其余国家为1项。排名前9位的国家所拥有的海洋遗产共23个，正好占了海洋世界遗产总数的一半，反映出海洋世界遗产分布集中的特点。图2反映了世界遗产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的海洋世界遗产数量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世界主要遗产大国海洋项目所占的比例都不高，特别是意大利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遗产大国竟还没有一项与海洋有关的项目。在这10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和墨西哥海洋世界遗产项目所占比例稍微高一些，但也仅分别达到14．3％和9．7％②，说明大多数国家包括很多遗产大国对海洋世界遗产的重视还远远不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海洋世界遗产的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不平衡性：分布不均匀，澳洲较为密集；拥有海洋世界遗产的国家中海岸线长的国家和群岛国居多；海洋大国、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为重视，申请的海洋世界遗产项目更多。
2.海洋世界遗产的类型分布
从表1可以看出，在现有全部海洋世界遗产中，自然遗产项目所占比例高达91．3％，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项目占8．7％，文化遗产项目比例为0；而在所有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的比例则超过了77％，自然遗产仅为19．5％，反映出海洋遗产文化项目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3个原因。
（1）与海洋世界遗产突出的自然特性有关。统计各项海洋世界遗产符合的准入标准发现，在世界遗产的十项准入标准中，符合第VII条“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的有26项，占总量的56．5％；符合第VIII条“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的有13项，占总量的28．3％；符合第IX条“重要生物生态演化过程”的有32项，占总量的69．6％；符合第X条“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的有36条，占总量的78．3％。以上均为自然遗产的准入标准，而第I－VI条文化遗产准入标准被采用的次数仅分别为0，1，4，1，2，1。这主要因为大部分海洋遗产本身就是远离海岸的海洋保护区或海岛，四周均为海水环抱，地理上与外界隔绝，鲜有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痕迹，或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从而很难找到符合文化遗产的特征。但一些遗产地或为濒危、珍稀、独有的物种提供着栖身之所，或体现着地球演化、生物进化的重要过程，基本未受到人为破坏，自然特性极为突出。
（2）海洋世界遗产文化项目目前还是空白，多少反映出各国对海洋文化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对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还相对不足。在仅有的4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中，一处位于美洲，是2010年收入名录的美国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海洋保护区。两处来自欧洲，分别是西班牙的伊比沙岛和英国的圣科达群岛，最后一处是2012年新入选的帕劳洛克群岛———南部?湖，位于大洋洲。这4个项目除了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之外，均凭借第IV条准入标准“对某一文化传统或现存或已消失的文明的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例证”获得世界遗产评审委员会的青睐。而文化遗产的其他几条标准，如建筑或技术的发展，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或海洋利用的杰出范例，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生活传统、思想或信仰等被采用的几率还很低。这说明各国对海洋文化的理解和挖掘还不够全面、深入。（3）与世界遗产海洋计划对海洋世界遗产评定标准的规定有关。该标准明确规定海洋世界遗产应满足“自然遗产标准中的至少一项”，对是否须要满足文化遗产标准未提出任何要求，显然忽略了海洋文化因素的存在，导致申报国在选择申报名单时偏向于自然项目，这对出现目前自然遗产项目一边倒的情况有一定的影响。#p#分页标题#e#
海洋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首先，陆地遗产的数量远超过海洋遗产，海洋世界遗产仅占世界遗产总数的4．8％，海洋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代表性显然不足。其次，就海洋世界遗产本身而言，也存在发展失衡问题。类型上，自然遗产占绝对优势，文化遗产仍为零，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比例很低；空间分布上，大洋洲和南美洲分布密集，亚洲和非洲代表性不足。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建设具有代表性、平衡和可信的世界遗产名录全球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避免部分地区或类别被过分代表，确保《世界遗产名录》更广泛地反映世界上具有杰出全球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多样性。为此，全球战略鼓励提名目前没有得到很好代表或代表不足的类型和地区的遗产加入世界遗产名录。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8％，而目前海洋世界遗产在名录中的代表还不足5％，这显然是不平衡、不具有代表性的。能否有更多、更全面地反映全球各大海区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地质特征、壮丽景观和优秀独特文化的遗产项目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实现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全球战略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层面来看，未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必然会对海洋类遗产投入更大的关注和支持。2005年世界遗产中心专门启动世界遗产海洋计划并定期召开世界遗产名录海洋遗址管理人大会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世界遗产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保护体系，加入世界遗产体系，可以从管理、技术和资金等各方面得到联合国的支持。随着各国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海洋世界遗产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1.自然遗产仍然将是申报重点
现有海洋世界遗产中，自然遗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考虑到海洋突出的自然特性，以及海洋在全球环境中的重要性，海洋自然遗产项目的数量仍然偏少。传统遗产大洲欧洲和亚洲所拥有的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占据了明显优势，而欧洲三面环海，亚洲有众多的沿海国家和岛屿国家，海洋世界遗产自然项目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自然项目仍然将是海洋世界遗产申报的重点。
2.文化遗产将得到更大的重视
目前海洋世界遗产文化项目为零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海洋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足造成的。事实上，海洋文化的范围十分宽泛，“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放、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2］。因此，只要是人类在海洋因素的基础上创造的，反映海洋特色的文化，具有保护价值，都应算作是海洋文化遗产［3］。考古学界已证明沿海地带也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沿海区域极可能找到证明人类发展某个重要阶段的优秀例证或人类创造的与海洋有关的伟大杰作。此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并不拘泥于古代文明，各国还应将目光投向当代文化与海洋结合产生的文化遗产，让人类对海洋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和谐的利用，并在世界遗产中得以体现。
3.海岛将得到更多关注
海岛是广袤海洋上的显著特征，由于远离大陆，孤悬于海上，其自然环境与大陆相比呈现独特性，具有很多原始或特有的物种。而因四面环海，其文化特性与海洋则更为亲近，保留下众多独特的文化遗存，包括语言、生活习俗、社会体制、传统艺术等。很多海岛提供了自然环境和海洋文化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优秀例证，如，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比沙岛、圣科达群岛和帕劳洛克群岛。事实上，世界遗产中的海岛项目不在少数，但基本都是自然遗产，对岛上海洋文化的挖掘还有待发展。随着各国对海洋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岛屿的综合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预见，除传统自然优势，海岛将凭借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成为未来世界遗产申报的一个热点。
4.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领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3］。世界上众多的沿海地区和岛屿都保留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文化。这些文学作品、歌舞艺术、宗教信仰甚至国家社会组织制度等，是在人类对海洋的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中诞生的，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特性，反映了人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宝贵财富。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其发展将会逐步影响到海洋领域，使海洋世界遗产类型朝着更为多样、丰富的方向发展，完整、全面地反映海洋文化。
5.亚洲、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遗产项目申报增加
当前海洋世界遗产从空间分布来看部分区域代表不足，部分地区密度较大，总体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亚洲总岸线长达69900km，多半岛和岛屿，海洋生态系统类型丰富多样，海洋文明历史悠久灿烂；非洲总岸线虽然不长，仅为26000km，但其大部分海岛上生活着众多独特稀有、历史久远的物种，为人类展示着物种进化和地质演变的奇妙进程。可以预计，随着国家重视程度的加强，未来亚、非两洲的海洋世界遗产申报将会出现上升趋势。大洋洲海洋世界遗产分布密集，但一半以上都属于澳大利亚，南太平洋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国家仅有极少数几个申报了世界遗产。事实上，大洋洲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众多自然特性和文化特征完美融合的海岛，岛上保留有大量人类早期对海洋认识的遗存，除申报自然或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之外，还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突破口加大申遗力度，改变当前海洋世界遗产过度集中在小部分区域的状况。
我国申报海洋世界遗产的潜力分析
我国历来重视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每年都有新的遗产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遗憾的是，作为世界遗产数量排名第三的遗产大国，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项海洋世界遗产。这可能与我国大部分被陆地包围，陆上遗产项目较为丰富有关，也多少反映出目前我国对海洋遗产的挖掘力度和保护程度还相对不足。事实上，我国漫长的海岸线、岛屿岸线和辽阔的海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态系统，神奇壮丽的海洋自然景观，璀璨夺目的海洋文化遗存。积极研究我国优秀的海洋自然、文化遗产项目，适时申报海洋世界遗产，通过世界遗产这一当前最优秀的保护体系维护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财富，保护、承袭和发展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形成的宝贵文化和习俗，对于提升公众对海洋的认识、拓展海洋保护理念、引进海洋保护新技术手段、提高我国海洋保护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海底还埋藏着数不胜数的水下文化遗产，有的位于争议海域内，对这些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处置可能会引起国家管辖权的争议。我国应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加大对海洋世界遗产文化项目，包括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力度，把握好主动权，在保护优秀文化遗存的同时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尽管目前我国的海洋世界遗产尚属空白，但国家多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海洋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并取得极大进展，为海洋世界遗产的申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申报海洋世界遗产大有潜力可挖。#p#分页标题#e#
（1）重视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级海洋保护区33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21个。这些保护区类型多样，有保护某一稀有濒危物种的，有保护丰富生物多样性的，也有反映地球演变历史的，并且毫无疑问都具有独特的美景，几乎囊括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海洋世界遗产界定的所有方面，极有希望从中培育出优秀的世界遗产项目。
（2）国家历来重视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随着投入和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技术、装备都取得了极大进步，组织机构建设也进一步完善。2010年11月，国家海洋局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签署《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双方在协议框架下开展了切实有效的行动，包括实施中国管辖范围内水下文化遗产联合执法等。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化，我国辽阔海域内蕴藏的不计其数的宝贵海洋文化遗产将会得到更加科学、全面的保护，成为申报海洋世界遗产文化项目的一大宝库。
（3）国家对海岛保护高度关注。海岛不仅资源丰富、风光旖旎、保留有大量原住民文化传统，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海岛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于保护海岛的生态环境、珍稀特有物种和资源、保障其维护主权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未来申报海岛类的世界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一些项目已初步具备申遗实力，较为知名的如海上丝绸之路和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广州等城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其余与海上丝路相关的城市也纷纷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单个城市无法完整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全貌，分头申报减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降低了申遗的筹码，分散了申遗的财力物力，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遗产的申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近年来，有专家学者提出联合申遗的想法，建议将申遗城市进行捆绑，加快“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申报进程。目前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初步认可，经多方努力取得很大进展。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口外30nmile东海上的南麂列岛，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有贝类403种，藻类174种，数量均占我国海洋贝藻类总数的20％以上，被誉为“贝藻王国”。此外，列岛海洋风光秀丽，生态保持良好，在海洋生态方面有着重要研究价值，早在199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可以说南麂列岛兼具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未来极有希望被列入海洋世界遗产潜在项目。
对我国海洋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我国在申报海洋世界遗产方面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主客观条件，无论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当前需要加大力度的是考虑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好中择优，挑选优秀的海洋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并适时申报海洋世界遗产。为此，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基础，深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已发掘的优秀水下文化遗产如“南海I号”“华光礁I号”等进行严格保护，深入挖掘开发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转换保护思路，对不宜打捞发掘的文化遗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划定保护区进行就地保护，并以基于生态系的方式进行管理，努力创造保护区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完美融合，待条件成熟时推荐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参加海洋世界遗产文化项目或自然与文化双重项目的评选。
（2）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打造具有全球重要价值的重点保护区。海洋世界遗产中不乏从海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发展而来的优秀例子，如已为世人熟知的澳大利亚大堡礁、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基里巴斯菲尼克斯海洋保护区及印度的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等。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各种海洋保护区，有的保护着如中华白海豚、儒艮、丹顶鹤、猕猴、金丝燕等稀有或濒危物种，有的展示着红树林、滩涂湿地、珊瑚礁等重要生态系统，有的揭示了物种进化、地质演变的奇妙过程。未来中国申报海洋世界遗产可考虑从当前的海洋保护区入手，加强对具有全球重要意义和价值的保护区的监管和保护力度，提升保护水平，确保其完整性不受损坏，努力消除人为造成的不良影响，使之朝着符合海洋世界遗产准入标准和总体要求的方向发展。
（3）加大海岛保护力度，发掘海岛的自然与文化价值。海岛资源丰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平台；海岛地理位置独特，是划分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意义重大；海岛远离大陆，少受外界干扰，孕育了独特的本地物种，保留下很多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遗迹和特有的海岛文化。为此，海岛一直是海洋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优势项目，所占比例接近总数的一半。我国辽阔的海域上分布着众多景色壮丽、资源丰富、物种多样的海岛，有的已经具备了申报海洋世界遗产的初步条件，只要深入挖掘，应不难找出在自然或文化价值上征服世界遗产评委的具有全球价值的海岛遗产。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7
关键词：旅游文化意象；山东省；区域旅游；旅游导向系统
引言
随着国家旅游政策的不断完善，各地旅游产业遍地开花，同时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旅游同质化发展，追逐利益忽视文化内涵。旅游导向系统的建设逐步被重视，但各城市仅对某一景区内部的导向标识进行了系统的建设，即关于城市旅游导向系统的研究多从小尺度的空间范围进行，缺乏城市内部各景区之间、城市及区县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导向的联系。因此，以旅游文化、旅游出行方式、旅游服务为基点，构建山东省城市旅游导向系统有重要意义。
1基础研究
1.1旅游文化意象意象
概念是Boulding①1956年首先提出的，Fakeye②将意象应用于旅游研究中，旅游意象是对旅游地现实的一种理性再现[1]。从形成过程看，旅游意象可以通过宣传媒介手段建立起来，也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后建立，都需要具体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来加以实现[2]。在国内，旅游地意象的研究，主要是对旅游目的地研究，集中在旅游地意象的设计和塑造等微观方面[3,4]。旅游文化意象基于本地文化特质中最能显示自身特点且最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召唤性潜能的元素的组合。旅游文化分区可用来对旅游文化意向进行塑造与表达，旅游文化分区从总体研究来看是不同地区对应着不同的自然资源及文化景观，旅游文化区域的划分多是以本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来区别，有利于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协调发展[5]。
1.2旅游导向系统
旅游导向系统是充分利用城市的旅游资源，引导游客在城市中进行旅游活动的信息系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的设置是旅游城市硬件环境建设的一部分，该导向系统的建立对完善旅游城市的管理、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城市的整体形象、方便游客在旅游城市的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旅游者的观光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通道”对“地域”和“标志”进行认知评价的过程，它既是旅游意象和旅游体验的过程，也是城市旅游意象与城市物质空间的吻合或分离的过程。
1.3旅游文化意象与旅游导向系统的联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为交通设施导向、公共服务设施导向视觉化与人性化等方面的研究，很少从文化意象角度出发对城市旅游导向系统进行研究。旅游导向系统的作用在于通过交通方式与提供的服务信息，引导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在过程中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的意象[7]，旅游文化意象也反作用于游客选择目的地。以游客为中心依据城市旅游文化意象构建省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区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及市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信息，服务于游客的不同层面的旅游线路需求。联系意象与现实物质空间，同时强化旅游文化意象。
2山东省文化意象内涵挖掘
根据山东省城市旅游文化资源划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明确文化归属划分山东省域城市旅游文化资源，以此为出发点来开发山东省层面文化旅游区，奠定旅游开发的文化基石；第二是指旅游文化上属于同一文化脉络的，包含不同特色旅游区，使得旅游开发有了更多的活力，该地区的旅游开发有了更多的协作主体，使相同文化旅游区域优势放大；第三是在旅游文化开发中具体旅游目的地限定能够使旅游特色文化开发更加符合需求，使游客对目的地有整体把握，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2.1山东省城市旅游文化内涵
从地理空间来看，山东省境内中部山地凸起，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势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势。山东省在空间上大致可以划分成三大地理区域，分别是西部黄河流经的滨河平原地区，东部滨海丘陵地区和南部低矮的山地地区。从旅游文化的空间分布上看，传承中华文化的黄河依次流经山东省西部区域的九个城市，分别为菏泽市、济宁市、泰安市、聊城市、德州市、济南市、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同时历史上南北文化交融纽带的京杭大运河流经德州市、聊城市和济宁市，该区域主要以黄河、运河历史文化旅游为主。济南市位于山东省西部核心位置，是山东省的省会城市，处于黄色历史文化旅游区域的中心位置，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故选择济南市作为此区域特色的典型城市。山东半岛所属海域辽阔、物产丰富，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东部沿海具有优良的沙滩资源，其中青岛、烟台、威海的日照沙滩、海水浴场、沿海岸活动是居民日常活动方式；而对于潍坊、东营和滨州沿海地区则以滩涂资源著称。青岛市、日照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集中在山东省东部，该区域以滨海文化旅游为主。其中青岛市位于山东省东部核心位置，是山东省两大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海洋资源丰富，故选择青岛市作为此区域特色的典型城市[8]。山东省南部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集中的区域，主要包括济南莱芜区、枣庄市和沂蒙革命老区，红色革命文化元素浓厚，其中莱芜境内莱芜战役遗址和枣庄市境内台儿庄战役遗址是山东省最重要的战役遗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山东红色旅游规划纲要》中划定：以临沂为中心的沂蒙山革命老区作为山东核心红色旅游区，沂蒙革命老区与井冈山、延安并称为中国三大革命根据地。沂蒙革命老区包括18个县市区，具体为：临沂市的费县、沂水县、沂南县、郯城县、平邑县、蒙阴县、临沭县、莒南县、苍山县、罗庄区、河东区、兰山区，淄博市的沂源县，潍坊市的临朐县，济宁市的泗水县，泰安市的新泰市，日照市的五莲县、莒县。临沂市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核心位置，是鲁南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沂蒙红色旅游文化形象鲜明，故选择临沂市作为此区域特色的典型城市。
2.2山东省城市文化意象塑造
2017年8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实施方案》，2018年5月，省发展改革委和省旅游发展委联合印发《山东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25年）》中强调要全力进行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完成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规划。拟在旅游导向、旅游文化意象空间认知的基础上构建三大城市旅游文化品牌，分别为“历史文化旅游品牌”“海洋文化旅游品牌”和“革命文化旅游品牌”。其中，历史文化旅游品牌包括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中的“东方圣地、平安泰山、泉城济南、齐国故都、鲁风运河、水浒故里、黄河入海”；海洋文化旅游品牌包括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中的“仙境海岸、风筝之都”；革命文化旅游品牌包括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中的“亲情沂蒙”。“历史文化旅游品牌”是三大文化旅游区中资源最丰富、种类最多的品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体验。该区域主要包括“山文化”（泰山）、“水文化”（黄河山东段、济南的泉水和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和“圣人文化”（三孔景区），由此构成“山-水-圣人”历史文化旅游意象。“海洋文化旅游品牌”由滨海城市构成，该区域主要包括“海岛文化”和“滨海文化”，“海岛文化”主要指脱离陆地位于海上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岛屿，包括海洋文化所孕育的建筑、聚落、文学艺术、科技、民俗、宗教等人文因素。“革命文化旅游品牌”是游客感受红色革命精神的代表。沂蒙山区是全国闻名的革命根据地，被誉为“山东小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城市色彩是城市特色的组成部分，构建城市专属色彩、符号，以点串线，在连续的导向空间中展现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有利于构建旅游文化意象，塑造城市个性[9]。突出旅游目的地在游客心里的意象，增加感官刺激[10]，结合山东省城市旅游文化特色，把山东省城市旅游划分成黄色历史文化旅游区、蓝色海洋文化旅游区、红色革命文化旅游区三个主要区域研究。
3山东省城市旅游导向系统
山东省城市旅游导向系统应涵盖游客旅游过程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还要依据游客的三个层次空间意象构建省域、区域、市域三级旅游导向系统，给予游客不同的文化体验。
3.1省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
省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利用三大旅游中心城市（济南市、青岛市、临沂市）门户空间和三大中心城市之间旅游路线上的旅游导向标识系统，将旅游人群按照不同文化旅游区进行引导，并提供不同的交通方式（主要为航空、高铁和高速公路）和交通路线供游客选择。门户空间是人们对城市总体把握的重要意象点，门户空间从广义上指城市入口，狭义上指城市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处等，在此处提供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导向标识系统、旅游文化区海报等旅游导向服务；旅游交通路线沿线增设旅游导向标识牌、旅游信息提醒等旅游导向服务，能起到很大作用。
3.2区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
区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利用区域内主要城市门户空间及其至各个地级市之间旅游路线的系统，将旅游人群进行域内引导，并提供不同的交通方式（主要为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和交通路线供游客选择。例如，将体验山东省历史文化的游客引导到济南市，再通过城市旅游路径将游客引导至旅游目的地或通过不同交通线引导游客至区域内共享城市旅游资源；将体验山东省海洋文化的游客引导至青岛市，再通过城市旅游路径将游客引导至旅游目的地；将体验山东省革命文化的游客引导至临沂市，再通过城市旅游路径将游客引导至各具体旅游目的地。如果游客不满足于某一类旅游文化体验，还可以按照省域交通路线到达另外两大旅游文化区域体验。
3.3市域城市旅游导向系统
市域城市旅游标识导向系统是指通过城市市区和县区中心的门户空间与交通路线处的标识进行引导，提供不同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铁路、公路、公交）和交通路线供游客选择。在门户空间处及交通线路必要处设置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游客中心、餐饮、住宿、购物、急救、公共卫生间、停车场、无障碍设施等，场所周边的主要道路节点处及人员流动节点处，应设置相关导向标志，向游客提供该城市的旅游资料及宣传品、特色商品、特色美食、著名文化娱乐场所等相关资料，为一些距离稍远的景区配备旅游客运公交专线同时体现城市旅游文化。旅游交通路线处应增设旅游导向标识牌、旅游信息海报、旅游信息语音播放等旅游导向服务。例如，体验青岛市海洋文化的游客可游览市区内各景点，还可根据市域旅游路线导向系统到达周边各个区县。
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范文8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实现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山东、浙江和广东3个沿海省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并于2011年相继批准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使这3个省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规划上升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这对科学调整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综合竞争力有着深远意义。
1三大海洋经济规划的主要内容
鲁浙粤3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均从当地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意义入手，在制定各自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总体要求，提出要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着重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的具体任务，制定了保障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的措施和途径。3个海洋规划的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表1“空间布局”一行中，山东省的“一核”指胶东半岛高端海洋产业集聚区；浙江省的“一核”指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所在区域；广东省的“一核”是指以珠三角海洋经济区。显而易见，这3个区域都是各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2三大海洋经济规划的相同点
2.1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鲁、浙、粤3省一直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具有优越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十二五”我国加强发展海洋经济的机遇期，沿海省市更是发挥其在经济实力和交通枢纽等方面的优势，在对外开放方面继续起带头示范作用。各省规划相应提出了加强与日韩、东北亚、乃至东盟等地区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政策上给予税收、进出口优惠等先行权，争取实现海洋技术、资源、交通、旅游前景共赢。
2.2强调要充分发挥海洋经济的辐射连带作用
鲁、浙、粤3省都是我国经济大省，在海洋规划中都充分分析自身特点，结合经济发展进行综合统筹和科学布局，分别有着核、极、圈或带的战略布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规划的作用正是要通过这些核心建设，推动极、圈、区的发展，带动周边腹地经济开发开放；腹地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海洋经济区发展提供更好的依托，反过来推动、促进核心区的发展，通过优势互补与辐射连带作用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2.3注重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海洋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转变
3省在规划中都反复强调对三大产业比例的调整，包括调整传统第一产业，加强油气等资源勘探能源产业，统筹发展滨海旅游业、盐业，大力发展生物制药业等高端新兴产业。现代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协调统一性和高性价比性，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产业的合理布局不但对经济发展有深刻意义而且对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4更加重视资源承载力和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3省的战略定位中均包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在规划中提出加强防灾减灾，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检测系统，提出要高效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保护滨海湿地、自然生态保护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与生态安全；同时，3个海洋规划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路径上都采取循序渐进式，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综合协调发展理念。它们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短期2015年和相对长期的2020年发展目标，有助于在发展过程中回顾总结和做出必要调整，稳步贯彻落实发展目标而不易出现操之过急或为了追赶不切实际的指标而破坏海洋环境、浪费海洋资源，使海洋资源的利用强度与时序越来越合理，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5强调金融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在税收方面，3省都提出了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给予相应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在融资方面，3省都强调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各大地方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都指出会加大海洋金融投资力度，优化海洋金融资源配置。浙江的国税新政助推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海洋开采油气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中国海运称将投200亿助广东发展海洋经济，广东还利用优越地理位置积极向华侨、国外银行贷款融资。金融体系的支持对海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海洋经济的发展也为金融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3三大海洋经济规划的侧重点
3.1山东蓝色经济区规划的侧重点
3.1.1突出陆域经济依托
据初步核算，2010年山东蓝色经济区内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724.9亿元，占全省的47.5％；地方财政收入1183.8亿元，占全省的43.1％；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557.4亿元，占全省的49.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94.9亿元，占全省的41.5％[1]。山东半岛强大的腹地经济优势为山东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优越基础。山东海洋规划因此十分注重发挥和利用腹地优势，明确提出要统筹海陆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海陆相连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海陆统筹原则优化海陆空间布局；同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与蓝色经济区规划也存在重叠，指出要妥善处理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关系，重新组合、调度、配置两大经济区域内外各种发展要素，对外吸引要素流动形成洼地效益，对内错位互补、优势互促呈现要素叠加效应，实现黄蓝融合、海陆统筹、一体发展[2]。
3.1.2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山东海洋科研实力居全国首位，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贡献率超过60％，共有国家和省属涉海科研、教学事业近60所，省部级海洋重点实验室29家，拥有海洋科技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包括国家实验室、海洋实验所等18处，各类海洋科学考察船20多艘。山东在蓝色经济区规划中不断强调要利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海洋新兴和高端海洋产业，在发展原则中突出海洋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在发展目标中提出2015年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资助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5％，规划的每一条纲目中几乎都可以体现山东海洋规划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发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视。
3.1.3强调海洋文化产业
山东海洋人文资源底蕴深厚，其海洋文化拥有6500年的历史，潍坊风筝节、烟台葡萄酒庄、青岛奥帆赛、蓝色经济国际高峰论坛、国际海洋节等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海洋文化，特色鲜明。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定位中明确提出要提升海洋文化品位，利用滩涂资源积极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海洋第三产业规划中，指出应突出海洋特色，推动文化、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建设全国重要海洋文化产业基地；深刻挖掘海洋人文资源内涵，做大做强山东蓝色旅游品牌。#p#分页标题#e#
3.2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特点
3.2.1重视港口经济开发
浙江省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全省海岸线达6696km，规划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506km（而山东深海泊水位港相对较少），占全国1/3。而在国家蓝色经济战略中，港口是最重要的载体，是海洋与陆路的“枢纽”，航运也是最现实的支柱产业。浙江省具备得天独厚的港口特别是深水港优势，因此海洋经济规划的重点是港口（航运）经济发展。其宁波—舟山港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6.3亿t，集装箱1314万标箱，已跻身全球第一大综合海港、第六大集装箱港[3]，因此宁波—舟山港市核心区建设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重中之重。
3.2.2提升海岛多元化开发力度
这与其海岛数量众多和未开发利用的无人海岛较多因素有关。浙江省面积500m2以上海岛2878个，海岛数量居全国首位，面积500m2以上的无居民海岛2800个，居全国之首。其规划中提出要合理开发利用，加强分类指导，根据各海岛自然条件科学规划，注意合理布局，避免雷同和重复建设。着力建设各具特色的综合开发岛、港口物流岛、临港工业岛、海洋旅游岛等不同类型海岛开发，发展成为我国海岛开发开放先导地区。2011年6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我国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新区后又一个国家级新区，作为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将极大地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并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积累宝贵经验。2011年11月11日，浙江大羊屿岛被高宝投资有限公司拍得，这是国内首个海岛使用权被公开拍卖的无居民海岛。这些无居民海岛生态环境良好，植被覆盖率高，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加强对这些海岛的开发，将极大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效益。
3.2.3强调清洁能源发展
浙江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海洋生态方面十分重视清洁能源的发展。其清洁能源岛定位与其拥有卓越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资源有关。浙江海洋能蕴藏丰富、可开发潮汐能装机容量占全国40％，潮汐能占全国一半以上，利用潜力巨大。在战略定位中的示范区中，清洁能源示范区予以单独列示，强调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在海洋产业发展中，规划强调围绕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积极开发海岛和近海风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具体包括推进舟山燃料乙醇基地，扩大天然气应用比例和总量，培育壮大LNG冷能产业链等。
3.3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定位重点
3.3.1强调提升海洋综合管理能力
广东省海洋经济规划全称是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其综合二字已突显战略广东的定位重点。广东省长期占据我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的宝座，在“十一五”时期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7.8％，国家海洋局最新公布的《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9807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21.5％，占广东地区生产总值的18.6％，已连续17年蝉联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冠军宝座。然而，广东海洋资源利用不够集约、综合开发水平较低，海洋开发仍多局限于海岸、海域和少数海岛，发展模式单一，海洋资源开发以粗放型为主，新兴产业发展乏力，海洋管理仍处于多头管理局面，这都是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广东省优越的海洋经济战绩为其实现高水平综合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广东经济大省有实力、有精力去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其综合管理水平有待加强。所以在广东海洋规划中，广东侧重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
3.3.2注重加强与周边多个经济区的交流合作
这与广东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密不可分，广东毗邻港澳台，面对东南亚，经济实力雄厚，对外开放度高，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在规划期间，要体现其开放度，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地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对接合作，其空间布局中的“极”和“圈”布局范围广，推行层次深，在推动周边多个经济区发展方面，广东省在三大海洋规划中独占鳌头。这是发展海洋经济难能可贵的优势条件，广东省也提出要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3.3.3加强南海战略开发
广东省濒临南海，南海海域广阔、海洋资源产权虚置和管理无力使南海资源的开发一度处于无序状态。为了加强海洋维权，保护开发我国南海资源的战略基地，广东发展海洋经济战略规划要由近海向深海拓展，推进南海全方位保护开发，同时抓住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机遇，加强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构建东盟合作海上通道[4]，维护中国主权和权益，确保航行自由和安全。
4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4.1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选择突出地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南北沿海经济条件、人文环境和教育科技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在选择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时，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确定，决不能生搬硬套，盲目模仿。在发展海洋经济的道路上，3个试点省份要结合实际多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汇聚优势，形成差异化错位发展的特色试点模式，避免出现产业结构雷同、布局雷同，造成资源浪费。具体来说，山东和广东省属于大陆较发达地区，可深度借鉴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美国模式：大陆立国，海洋突破[5]。山东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行者，在发展海洋经济、实施海洋法律法规政策方面总是走在前列。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办公室网站开设早、信息完备，山东率先开展海域使用管理专项督查工作，海洋地学科普丛书在青岛首发，大型海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观片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较早出台，率先实施《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为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烟台、威海、潍坊等有关海洋经济发展信息良多，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高效的示范效应，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浙江、广东在此方面应多借鉴山东省做法。但山东民间资本投入相对南方城市融资环境和融资渠道活力不足，故应引导、鼓励民间资金通过信托、产业基金等渠道参与海洋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和海洋优势产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入股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吸引民间资本支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6]。#p#分页标题#e#
浙江是一个内陆资源匮乏的省份，可借鉴内陆资源同样较贫乏的日本海洋模式：陆海联动，全面开发[5]。日本十分重视海洋科技开发，海洋区域已形成，并以大型港口城市为依托，海洋开发向纵向深发展，已形成包括沿海旅游业、港口及海运业、海洋油气业为近20种海洋产业[7]。浙江应借鉴日本宝贵经验，提升海洋经济科技含量，实现海洋资源合理开发与技术高效开发。技术的开发离不开人才资源，在浙江整个海洋经济蓝图中，与海洋关联的人才需求量旺盛。因浙江陆路资源较山东、广东匮乏，地域面积小，其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有待提高，今后工作中必须靠环境留人、靠事业留人，积极争取与国内外优秀海洋院校合作培养人才，大力推进人才发展，加快建设人才强市，不断增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力，为规划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以独特的海洋人才优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赢得主动。广东位于濒临南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发挥保持自身实力的同时，要加大开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研究工作，组织实施各项维权专项研究工作，及时提交维权和外交斗争需要的成果，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法律武器，拓展我国海洋战略空间，同时加强南海海洋生物放射性检测，积极投入南海资源开发和保护，提升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作为海洋经济大省，广东在取得优异经济成果的同时，海洋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其近海污染问题相对较严重，各部门要推动主要河流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做好对广东近海的保护，尤其要强化以珠江流域为重点的流域区域环境综合整治，解决珠江八大入海口携带入海污染物严重等问题，从源头上保护广东海洋环境质量[8]。
4.2大力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我国沿海地区平均每年都会遭到数十次风暴潮和巨浪的袭击，直接导致堤坝损毁、近岸地区淹没、沿岸工程受损、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据了解，已建和在建的核电厂，虽然在设计过程中已对风暴潮、海浪等灾害影响有所考虑，但绝大部分都未充分重视可能遇到的海啸巨灾和海冰灾害的风险。而在重化工、储油储气基地等工程设计过程中，基本没有针对重大海洋灾害进行系统的风险评估。一旦发生海洋灾害，既会对这些设施产生强大的破坏力，也有可能造成核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和溢油等次生灾害[9]。因此，三大海洋规划区应尽快启动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抓紧开展针对沿海大型工程的海洋灾害风险评价工作，同时推动建立沿海大型工程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制度；全面实施海洋开发制度和保护机制，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未雨绸缪，提高海洋预警与监测水平；加强海洋维权建设，及时处理海洋污损事件，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营造蓝色洁净的海洋环境，确保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