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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精细化管理范文1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内涝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 A
一、城市内涝的成因
(一)不断变化的城市气候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的气候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突出的热岛效应，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促使城市局部频繁发生极端天气。“逢雨必涝”成了中东部城市的通病。今年5月初，我国南方入汛以来的强度最强、范围最大的一轮降水，使南方和东南部诸多城市成为一片“水城”。经统计湘潭市近40年来的气象资料，对历史极端降雨事件的趋势进行分析，湘潭市暴雨的年代际特征较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出现的暴雨频次较多，21世纪中期开始全市又进入暴雨明显增多阶段。
(二)迅速增加的城市地表径流量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规模使用不透水材料如混凝土和沥青等，造成雨水不能很好的深入至城市路面，不断增加了不透水面积，加大了径流系数，增加了地表径流，加快汇集速度，造成城市低洼地方出现了积水。同时，城市不断扩张的面积致使水土流失，造成城市出现了紊乱的水体循环，地下排水管网排水不顺畅，人为降低了城市的排涝能力。
(三)设计标准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我们初期设计的雨水排水工程重现期仅是0.33年～0.5年。虽然2006年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修订城市排水重现期为0.5～3年，重要地区达到3～5年。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城市一般采用了这一标准的下限，一些老城区甚至要比规定的下限还低。
我国在2011年修订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其中规定排水工程设计重现期如下：设计雨水管道重现期，应当综合汇水地区特点、地形特征以及气候等因素决定。相同的排水系统能够采取相同或者不同的重现期。通常采用1～3年的重现期，关键干道、重点地区或者短时间积水极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地区，通常可以采用3～5年，并且联系道路设计，尤其对重要和次要地区可以逐渐增减。能够看出，已经修订的规范适当上调了设计重现期。诚然，仅仅对城市排水系统的重现期标准进行调整并不能有效治理内涝，但是应当重视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
(一)美国
美国政府通过总结从前教训逐渐改善了防洪措施，最终获得了全面、协调的措施。美国在1927年推崇万能堤防的防洪对策。美国政府从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转变了思路，第二年颁布了防洪方法，该方法授权了治理河道，开辟滞洪区等。之后，由于洪范区地价便宜，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迅速发展了洪泛区的经济，促使美国在1986年颁布了国家洪水保险法。通过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还有经济激励的手段。这种"三位一体"的城市内涝防治机制，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二)日本
日本是频繁发生洪水的国家，在治水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十分重视，将蓄洪作为防洪主要措施，对河道压力有效减轻。
其一是广泛的在城市地下构建蓄水池，并且在1998年构建了人和自然共生研究所，具体保全与恢复河川与湖泊等自然环境，促使日本很好的保留了大范围的生态自然蓄洪区；其二是市政道路建筑材料具备透水性。
(三)德国
德国在治水思路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单一目标治理，之后逐步转变为对水环境进行保护的综合多目标治理。他们认为洪水属于自然现象，不可完全受到人为的控制，虽然单一目标获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对洪水自然条件人为进行了改变，较多干扰大自然，通常对自然环境进行了破坏，进一步威胁人类利益与安全。因此，德国从保护生态环境与治理环境整体出发对防洪工程积极考虑，保持河流的自然状态，为洪水提供充分的通道。
三、城市内涝对策
(一)构建城镇防洪、排水和排涝工程
当前，我国已经构建了城市防洪与排水系统，分别应用在江河水系流域洪水灾害的防御与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内部的暴雨径流。两套系统分别包含了对应的职能部门和设计标准。但是，在设计排水管道标准与城市防洪标准之间，缺少一整套体系对城市内涝灾害积极防治。而在原有城市排水管道体系之上，利用对排水管道的改建进一步提升城市城市排涝标准不具备可行性。一方面，改建地下排水管网的成本较高，并且容易扰乱城市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城市地下空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改建城市排水管网势必对其他管道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要从根本上治理内涝，就需要构建防洪、排水以及排涝三套工程系统。
(二)完善雨水截污设施，建立生态廊道
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利用雨水的成功经验，强化丰雨和欠雨城市利用雨洪的能力，增加收集、蓄滞、处理雨洪的设施，有效缓解城市供水压力，进一步产生集约资源、节能减排的科学系统；沿海城市适合构建就地下渗雨水设施，减轻城市排水压力，避免快速汇集雨水形成洪涝损失。积极采用环保方法，综合发展城市绿化区，增加植物保水措施，建立绿色生态廊道。
(三)加雨监测预测，完善灾害预警机制
通过新一代天气雷达系统和布局合理、密度适宜的区域自动站监测网络，加大对降水的监测力度，逐步提高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另外在加强城镇的精细化预报方面可以探索开始城镇内涝预报，根据当地的地形、降水强度和排水速度等，预测出哪个地区出现的内涝的可能性大。从而做出应对措施。另外还要加强完善灾害预警机制，即利用广播、电视、网络、预警手机短信等多种手段实现及时高效灾害预警信号，通过科普教育、灾害应急演练、完善应急预案和加强各部门的应急联动等方式最大程度避免人员伤亡和减少经济财产损失。
(四)加强建设监督管理体系
保证排水工程安全运行和管理的重要措施是城市排水工程数字化。数字化是合成信息，能够积极了解工程运作状态，对排水系统科学管理，是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建设数字化的排水工程具体内容包括建设综合数据库、构建排水工程模型、开发业务软件系统以及搭建硬件支撑平台。
结束语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速度在未来势必加快，也会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假如继续任凭设计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城镇化建设规划，势必产生更加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因此，城镇建设管理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建设城市防涝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构建城市排涝体系，需要合理规划土地应用，限制内涝风险区域内的发展。并且综合国内外防治内涝的宝贵经验，联系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城市防治内涝以及有关土地利用规划。在这个前提下，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强合作，数据资源共享，构建全面科学的城市内涝预警防控体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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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磊，周玉文．国内外城市排水设计规范比较研究[J]．中国给水排水，2012，(28)．
国外城市精细化管理范文2
【关键词】城市内涝 绿地 措施
近几年，随着各地的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增多多个大城市出现内涝。据统计2008年到2010年间，全国351个城市中的60%在降雨量达到50厘米以上时曾发生过内涝。城市内涝的危害是严重的,不仅致使城市交通堵塞,破坏了城市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得危害了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1 城市内涝的形成原因
近年来，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极端天气增多。我国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气候，降雨分配年际不均匀，年内也不均匀，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暴雨是夏季降雨的重要特征。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大气气流季节性异常，我国极端天气频发，很多地方出现特大暴雨，有些城市甚至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短时内大量降雨，造成城市排水系统瘫痪。
（2）城市框架拉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面硬化面积也急剧扩大，这不仅会造成城市热岛效应，中心城区容易出现强降雨；而且使地面雨水渗透力严重下降，当出现暴雨天气时，雨水大量涌到排水管道，容易造成排水管道拥堵。同时，由于城市绿地系统不断被蚕食和自身设计的不合理，导致其没有发挥蓄滞雨水的作用。
（3）排水设施投入不足。我国大多数城市在过去的发展中，一直是“重地上、轻地下”，地下排水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历史欠账较多，存在着排水设施不完善、排水标准较低、排水管网布置不科学等问题，导致排水速度太慢，。
（4）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城市内涝或者城市积水方面的规定，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标准、规范，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因此，有关部门在监督建筑物地下设施规划、设计时，缺乏法律依据。
（5）管理体制不完善。长期以来，市政设施建设维护，都是由城市建设部门负责，现在提倡水务一体化，很多城市成立水务部门；但是有利于城市排水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城市排水设施管理维护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健全。
总得看来，城市内涝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因极端天气造成城市排水不畅的现象，但本质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的问题。目前应对城市内涝措施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解决，但由于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不太大可能建成最高标准的城市排水系统。因此，合理构建城市绿地是最直接的和最经济的缓解城市内涝的办法。
2 国内外城市内涝的应对现状和趋势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应对城市内涝问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低冲击开发(low－impact development，简称lid)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美国推出的一种概念，其初始原理是通过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机制和设计技术，来达到对暴雨所产生的径流和污染的控制，从而使开发区域尽量接近于开发前的自然水文循环状态。这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从径流源头开始的暴雨管理方法。而日本，则每年投入巨资完善下水道设施建设，同时增加市内绿地和砂石面积以吸收雨水，例如千叶县的雨水调蓄设施主要由湿地、跑步道、草坪广场和游戏广场等雨水可渗入的设施组成。周围堤岸上设计保留了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植物。作为老牌工业大国的德国，是受城市内涝等地表水泛滥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政府不断探索和优化洪灾预防与管理手段，推广的新型雨水处理系统——“洼地—渗渠系统”，是包括各个就地设置的洼地、渗渠等组成的设施。这些设施与带有孔洞的排水管道连接，形成一个分散的雨水处理系统。通过雨水在低洼草地中短期储存和在渗渠中的长期储存，保证尽可能多的雨水得以下渗，不仅大大减少了雨洪暴雨径流，同时由于及时补充了地下水，可以防止地面沉降，从而使城市水文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生态系统最大的问题是城市规划观念比较落后，绿地系统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绿地系统建设不符合生态学原则，有限的城市绿
不具备有效的蓄滞雨水功能。首先，受落后的园林绿化思想的影响，为保证所谓的“四季有绿，三季有花”，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外来植物、冬绿植物(如北京城市中的到处可见的油松)，为保证这些植物正常生长，城市的花坛绿地需要有良好的排水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城市的绿地都必须建得比路面要高的关键原因。下雨的时候，城市的雨水不是往花坛绿地里流，而是往路上流，起不到有效缓解城市排洪压力的作用。其次，城市绿地建设过程中大多没有考虑到蓄滞雨水的需要，绿地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第三，城市绿地过度人工化，降低了蓄滞雨水的能力，本可以不固化的人行道被固化了，需要精细化管理的种植景观不仅不能蓄滞雨水，还需要往外排水。
3 城市内涝的绿地系统应对措施
为了更好地实现绿地其生态功能，可以通过“渗、滞、蓄、用、排”5个字来概括绿地系统的对城市防涝的作用，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充分利用建筑空间，增大城市的绿地占有率。由于城市的公用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可以通过屋顶花园，植物种植墙，植物景观沟等手段，加大树木种植面积，滞留雨水，减少地表径流树木能通过树叶和树枝吸收雨水。例如屋顶绿化具有储水功能绿化屋面可以通过植物的茎叶对雨水的截流作用和种植基质的吸水把大量的降水储存起来，试验表明，大约有1/2的降水留存在屋面上。另外，绿化屋面排水层往往又可作蓄水层，多余水蓄在卵石层内，当种植土干燥时，又可返吸入土中。
（2）构建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指路面高程高于绿地高程,雨水口设在绿地内,且高于绿地高程而低于路面高程的绿地,这样设置可使道路、建筑物及铺装区上的雨水径流首先流入绿地,绿地蓄满后再流入雨水口,以充分发挥植物根系对雨水径流中的悬浮物、杂质等的净化作用,提高下渗雨水的质量;并且绿地渗透能力强,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降水与渗透的不平衡,消减径流和洪峰流量。
（3）减少和优化硬质地面，增强其渗透性。首先 园林工程设计应增加绿化率减少硬化地面，利于雨水通过绿地自然渗透。渗水性较差的硬化地面可稍微高出周围绿地少，靠近绿地的路面可不安装路缘石或使用透水缘石，使雨水经绿地渗透。同时靠近绿地的硬化地面雨水不能流经绿地时，应在其交接处设置满填碎石的透水盲沟，利用盲沟增加雨水的渗透。其次各种广场、园路建设应尽量采用通透性面层和透水基层，确保雨水能及时渗入土体。 庭院、停车场要充分考虑园林及生态要求，不宜大面积硬化，可采取植草砖或硬化地面及草坪结合的方式建设。
（4）充分利用景观水体，起到储存雨水作用。对于景观水体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汛期雨水，甚至可以实现园区降雨的零排放，通过适当的净化处理在满足景观用水的同时，可以有效减少园林绿化用水，提高城市可用水资源的总量，缓解城市水资源危机。
（5）利用植物群落蓄积、净化雨水。水生植物在美化水体景观、净化水质、保持河道生态平衡方面具有显著功效，所以根据河湖水质的污染成分有针对性的选择当地水生植物加以培植，建立挺水、浮水、沉水植物的多层次植物体系。自然的植物环境是由乔灌草形成的生态群落，能够很大程度上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减少地表径流、促进大气中水循环。目前城市绿地中过多的人工草坪，其根系浅，雨季不能吸收大量的降水，因此在城市绿地中应以乔灌草组成的群落为主，维护良好生态环境。
结语
城市内涝问题不仅仅是对水的排放，同时也是对雨水收集和再利用的问题。而园林绿地正是收集和利用雨水的最佳场所。建设城市节约型园林绿地就是在科学地分析城市环境条件的基础上，运用最高效的投入和技术措施，建设能够保持后期养护管理中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成本投入，并长期而持续地获得最大生态、景观、社会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绿地。如今，人们己经认识到了利用雨水资源的重要性，在新的城市园林的建设中，将雨水资源的收集利用和整个绿地的用水系统结合在一起设计，实现雨水的可持续管理，从而达到防范城市内涝，实现未来城市的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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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志雨;城市暴雨径流变化成
国外城市精细化管理范文3
关键词：城市规划；重要性；问题
前言
城市规划是一门系统、复杂的综合性学科，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近几年，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城市规划设计的内涵及重要性
简单的来说，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的规划与创新，从而实现人们活动需求的最大满足，城市环境功能的具体实现、城市资源的最大利用，并从根本上提高城市的可居住性及核心竞争力。
城市规划设计，需要在先进、科学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相应的工作，就其自身工作来说，其具有精细化、复杂化的特点，其需要为城市的建设及管理提供基本的依据，从而将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经济中心的城市能够充分实现其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效益。就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城市建设两者来说，其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只有进行合理地规划、合理示范，在科学理念的引导与控制之下，才能有效地提升城市的整体实力。
二、城市规划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1.环境受到破坏
1）资源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多，住房需求量也断增加，因此城市的建设工程不断增加，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加企业应运而生，这就使城市的污水排放相应曾多。由于部分企业对污水的处理量有限或者污水处理设备满足不了国家标准要求的排放标准。这些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江、河、湖、海后，使水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2）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没有及时对各种垃圾进行处理，使固体垃圾随处可见，影响市容市貌，同时也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数量急剧曾多，使用的物品也就相应曾多，用过的固体垃圾也就不断曾多，在城市规划中由于对垃圾的处理没有很好规划，如垃圾箱放置的地点、数量、分类；何时运回；收回的垃圾如何处理等，使城市中固体垃圾随处可见，有些城市出现城市周边的垃圾堆积如山，不但影响城市的形象，还对城市的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
3）空气污染严重。工厂的增多，相对应的烟气排放也相应增加；交通业的发达，使机动车的数量明显增多，尾气排放量也相应增多，因此使城市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空气指数严重下滑，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大，烟气排放量大，交通堵塞严重，空气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大问题。
2.土地使用不合理，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
在我国城市规划之中存在土地使用不合理现象，一是浪费耕地用地，大量的国家级一二等土地也被占用，用于开工厂，盖厂房，使大量的良田被占领，使部分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我国可耕种土地明显下降。二是土地规划不合乎规范，为了追求眼前效益，急功近利，盲目的投资房地产业，使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利益的做法，使土地资源紧张，不但不能加速经济发展，反而会影响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3.城市规划没有条理
一个城市的建设，要有一个好的规划。而一个好的规划，应该有一定的条理性，住宅区，工业区，大学城，绿化带，商业区。对于城市规划要年年有规划，要有可追溯性，并且要按照规划进行实际安排，同时对施工单位要时时监督，对违法、违章用地现象要依法处理。但是现在的城市规划常常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为了各自地区的利益，常常相争不下，而一旦领导替换，规划也可能出现改动。这就造成部分城市地区反差巨大，一边是繁华的大都市，灯红酒绿，五光十色，一边是低矮的贫民区，破烂不堪，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4.追求速度，忽视质量
在个别城市规划中，一些城市的领导希望快点作出成绩，急功近利，就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追求加快速度，不在乎客观实际，盲目的投产，出现很多的烂尾楼、烂尾桥等，不光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国家的经济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5.在城市建设中没有长期规划，配套工程要跟上对城市规划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有些领导只顾加大城市发展，不考虑城市的未来的发展，以至于相关设施跟不上。就像交通拥挤一样，城市发展了，人口就多了，机动车辆也就随之增多，但道路交通建设问题没有跟上，使得路段狭窄，人口车辆行走不便，造成城市交通堵塞严重。再如每年出现的春运高峰，就是因为铁路的发展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些城市中有的旧城区，人口变多了，公共施设却不完善，活动空间有限，导致城市居民生活不便，质量不高。这些都是因为在城市规划时，没有重视城市发展，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规划，也是城市动不动就要拆迁的原因。而规划时的目光短浅也使得在城市建设中大量的破坏名胜古迹，文化遗物。熟不知这些文物、古迹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历史和古代文明，是每个文明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标志。
6.照抄照搬现象严重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记忆，特殊的地理，特殊的环境，形成自己特殊的蕴味。而有一些城市规划时不凸显自己独特的东西，反而照抄其它或者国外城市的东西，例如一个山光水美的城市，不发展旅游业，不打造自己的特色。反而盲目的追求大繁华都市，结果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照抄别的城市，只会让这个城市丢掉自己的灵魂。没有了竞争力。
7.缺少公众参与
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几乎看不到公众的影子，城市建造发展是为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城市规划中全是相关专家的一言堂。相反专家不是民众的利益代表，不能发挥出民众的力量。我国的城市规划大体上说是行政管理的模式，法律规定公众有参与权，但是个别政府人员没有积极的去动员公众参与，因此造成只有几个人拍板，如此怎么能制定出利好的规划。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规划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政府对这些问题重视起来，尽可能的予以解决。
结语
根据以上这些问题表露，城市规划不仅对于城市建设有决定作用，也存在急需补救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做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要做到健康、全面的发展。科学的规划城市，不仅在外观上，也要打造出城市的灵魂和活力，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标志，才能在城市竞争中占据上风。在城市规划时要做到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发展和健康相结合、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思想，要树立现代化的规划理念，以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明.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考[J]商业思考.2010.
[2]张明芳.陈涛.关于生态城市建设问题的思考[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
国外城市精细化管理范文4
关键词：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的从业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围，相当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这里，我们先讨论官方口径的大城市人口，再给出我们估计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数量和统计人口
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受户籍制度的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仅将户籍人口统计在内。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国663个城市中，除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都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个增加到2000年的40个。2000年以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逐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统计范围，随着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我国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个增加到2010年的44个，但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内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98%；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户籍总人口为17 879.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总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规模估计
由于对外来人口缺乏统一的口径和计算方法，国内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异。周晓津（2010）开发了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我们利用2010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国内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基于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人口估计方法是国内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万人，而估计数据是2 563万人，二者相差260.34万人，实际上后者是总人口数据，包括上海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和外来不到6个月的外来人口。同理可以计算出北京外来不到6个月和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为279万人。 ，国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估计人口为57 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656%；其中，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以外的跨区净流入人口为18 336万人，将流出人口考虑在内，国内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三、非市场手段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期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大会秩序，分别采取了各种非市场化的人口调控政策（行政调控），本文以此为例探讨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
1.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劝返农民工，并限制农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标志着奥运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其中，人口调控手段包括：一是劝返。奥运期间北京市根据不同情况对流动人口采取限制。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小美容美发等一部分流动人口将被挤出北京。二是限进。限制进京人员的数量，如进京人员需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三是放假。对于部分非连续生产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调整工作时间，奥运会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
北京奥运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可以通过对北京移动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来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显现，外部人口流入骤减，部分已流入的人口开始返回原住地，估计人口规模减少50万；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动用户几乎是零增长，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动用户与不施加调控相比最多减少了500万人，扣除流入应增长的180万（2002―2005年每年50万～60万的净增长），我们估计北京奥运期间外来人口减少了320万人左右。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的结构和数量大致与上海相当，因此我们估计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也与上海相当，即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结果是：北京减少了220万～250万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奥运期间的人口控制开始放松，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开始显现。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移动用户数量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复其应有的状态。可见，北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并未能动及人口增长的根本，一旦放松调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在短期内使城市人口规模恢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2.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人口办《关于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的实施意见》，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工作“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通过对居住在辖区内的常住户籍人口、来沪人员、境外人员实行全面核对与登记和对辖区内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业厂房、农民旧住宅、地下空间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场所）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摸清辖区内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见房知人”“见人知房”，从而达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了“两个实有”。为确保世博会安全、顺利地召开，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将“平安世博”纳入工作目标，2010年1月上海实现了对全市人口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从图2中上海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相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对人口实施动态监控，而较少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驱离外来人口。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小。我们估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来人口因世博会人口控制仅减少了50万～70万人左右，且这部分减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计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上海适合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约100万个。
3.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严格程度与上海世博会大致相当。2009年11月，广州进一步强化在外来人口中推行居住证的力度，同时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们认为，间接导致广州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来自于近几年来广州市实施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城中村经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来人口离开广州，而转投其他城市寻求发展。 。由于无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样的移动通信管理局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我们采用广东省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对广州的总人口进行估计，以此推断亚运期间广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计结果表明（图3），广东省受外来劳动力制约非常明显，2009年3月，广东省来自外省的劳动力减少了579万。自2004年之后，广东跨省外来劳动力流入强度持续减弱，外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将579万除以28%，我们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了2 068万个。由于广州市外来人口约占广东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们估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广州外来劳动力减少就业机会145万个。相对金融危机导致外来人口的减少，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响非常小。广州亚运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图3中虚线与中间实线的直线距离，扣除广东省产业升级和转移以及深圳大运会的影响，我们估计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实施的人口规模控制仅减少了20万人。
4.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规模调控成本
衡量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调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分离导致产出损失。以北京为例，2008年因奥运会离开北京的人口为220万至250万，我国流动人口中有80%的劳动力，因此可以推算离开北京的劳动力为176万至200万。2008年我国7.78亿的劳动力总产出为300 670亿元，劳均产出为3.86万元；假设离京劳动力异地就业时间为半年，则北京奥运会人口控制的成本为425亿元至483亿元，平均为454亿元。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奥运会时很少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大举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导致离沪人口远少于北京，总量只有50万～70万人，其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导致的产出损失也远远低于北京；加上世博会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价格计算，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约为50亿元。同理，广州亚运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仅为20亿元左右。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与调控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1.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实证分析：以日本为例
无疑，对城市人口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应该首选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虽然自1978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始至今，中国的人口由乡村涌向城市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统计并没有跟上这一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步伐。进一步来说，目前国内外还无法找出一种能够估计不同年份中国各城市实际人口的估计方法，因此无法衡量中国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也无法利用有效的计量工具来刻画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增长与分布。美国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我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日本各地区自1884年以来的人口数据。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日本各县级区域人口的增长分布置于图4中和图5在考察一个国家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规律和集聚模式时，我们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进的态势，通过揭示演进过程中峰值的变化来找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国内外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演进规律的文献中，估计经济（或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态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数，本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分析（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从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县域人口迁移人口较少，县域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自然增长；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县域比较少，故可将其视为城市区域来考虑）；1913―1923年部分县域因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移导致人口增加100万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县域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战败，城市几成废墟，大量城市人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往农村，仅一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口在以行政为主导的人口疏散情况下迅速在日本国土范围内均衡分布；战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口又迅速由农村迁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东京地区县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万以上；到1966年千万级人口县域开始出现，到了1975年，东京都人口更是达到了1200万；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县域增长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也标志着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
我们将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县、琦玉、千叶、北海道、兵库县和福冈九个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长绘成图6，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县域的人口增长情况。从图6中可以看出，如果无外力干扰，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区域）人口增长（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是一种Logistic曲线（或称为“S”形曲线）。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如战争、强力行政人口控制），这种增长曲线会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压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战后人口的自由流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会迅速回流。
图5中第5～8幅图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2010年数据）。第5幅图是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第6幅图是基于移动电话数估计的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由于中国城市人口是基于户籍而进行统计的，我们无法刻画出真实的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增长情况。第7幅图是2010年中国300万～500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从中的双峰状态可以看出，400万人口是一个分水岭；第8幅图则是5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视之为单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如果放开户籍，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机械化增长在10年后将趋于稳定。
2.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条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长
2003年“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发展的警钟，广东省政府从2005年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并从2008年起开始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力“双转移”，相应政策不断出台。广东的“双转移”效果可以从我们所估计的各地级市人口变化上找到解释。
2008年以来，珠三角的总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万左右；外来流入人口约5 000万人，其中，广东本省约占1 500万，来自外省人口约为3 500万。广东实施“双转移”以来，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从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总人口累计减少近200万，东莞减少了120万，佛山减少了50万；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门、肇庆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广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会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不少选择留在广州发展）。可见，非珠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结论及政策建议
“十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其中《决定》第23条进一步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人口管理。”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上明确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市场化原则。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与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设定城市人口规模、依靠各种行政手段调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红忠（2009）总结了我国人口流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二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从珠三角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个个生态群落，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当地农民建造的城中村是农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场所，整个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计在300万栋以上，一栋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常可以居住70个以上的外来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阵风式的行政化人口调控方法。以深圳为例，大运会期间，深圳市公安局长提出要清理8万外来无业人口；而随着春节过后外来劳动力的稀缺，却又打出“深圳欢迎您”的口号来吸引外来工。广州和深圳都曾为控制和减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却是城市发展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改造的结果是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农民虽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区本地农民那样建造数以百万计的城中村建筑，然而两市却拥有数以千万套计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产权房或地下室）。两市以大学生为主的“蚁族”居住生活环境与农民工相若。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人口调控的重点在于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人口调控管理；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为调控低端人口的增长，北京通过规范房屋出租行为，推广农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实现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提高流动人口服务水平；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协作，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在调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区也根据各自的区域特色提出不同选择，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致力于通过加快保障安置房项目、房地产开发、单位自建以及居民购买商品房等多种方式进行人口疏解；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十二五”规划草案写到“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人口属地化管理网络”；属于城市发展新区的顺义区人口控制政策条款则提出“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低端产业，取缔小低散市场”；而定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方式，健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我们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膨胀压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的大旗，其结果将会如奥运会期间人口调控结果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控不住。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应实现由行政控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制手段调节为主的转变，如“三旧改造”后的租金调节、加大对无证或地下工厂的查处、严格城市管理、实施合理的产业升级与转移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该国其他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人均GDP的30%时，该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就会加快，否则其劳动力就会有流出的趋势。我国四大直辖市中，除重庆本市的人口继续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辖市因其较高的人均GDP对全国人口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高峰已过，现阶段主要应思考服务现有人口的问题，而无须设定人口控制目标。而省会城市对本市以外本省以内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较大，其人口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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