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1
目前学界有一种消极观望的观点认为，不宜大规模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理由是：目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处于国内急需建设资金的状况，如果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国内资金的存量，从而不利国内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较低的水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将长期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即起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值，且负值有扩大趋势”，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人为超越这种经济规律。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度并不健全，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将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如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国有资产大幅流失等等。对此，笔者则认为我国无论当前还是以后都应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由如下：
（一）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21世纪前10年，国际直接投资出现停滞或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理由有二：一是尽管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向前推进，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会继续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WTO有关协议，在21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过渡期也将基本结束，这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二是一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内部成员之间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不断扩大。既然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是继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组成部分，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二）未超越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消极观点称我国未来仍应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的定位并不十分准确，它不是在科学预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诚然，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在1300美元左右，但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8％左右，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望超过2000美元，并进而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则可能处于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负值呈下降的趋势”。在这种科学的定位下，近期和未来大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超越“投资发展周期论”的阶段定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我国有必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我国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国际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极不平衡，但若以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保持一个合理比例，我国也能在国际资源配置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二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各种壁垒，促使我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目前，我国出口遭遇别国反倾销和进口壁垒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设在别国，可以有效地绕开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一是国内经济和体制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格局良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加，2005年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三位，这些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此外，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可以预测将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是宏观资金环境的根本改善也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文所述的消极观点理由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2005年底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国际收支方面常年保持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这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不会过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内引进外资的流量也可以弥补资金的外流。此外，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积累了相当充实的资金，国际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加之国内市场上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游资，这些都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资金条件。三是其他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我国的一些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一些制造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结构
在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定位基础上，针对其现状及问题，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具体趋势：
（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仍会呈现目前的多元化趋势，但国家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的策略，优化这些多元化主体，使其在保持合理比例的基础上，形成最优结构，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优化”有两个要求：
1.各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应保持合理比例。这种合理比例通常表现为某类主体居主要地位，而其他主体为次要地位。究竟哪类主体应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学界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依靠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有规模、技术、设备、资金等优势，并有生产、科研、贸易、金融、信息、服务等多功能经营能力，能迅速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成为跨国经营的主力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重点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从带动出口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成功的不是大型的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正是中小型企业，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因为要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的局面，就应该鼓励有各方面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容忽视，它可能在带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作出其独特贡献，因为中小型海外企业生产成本较低，其产品的价格更容易被东道国接受；而且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带动半成品、机械设备等出口。如果从所有制而言，民营企业应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的主力军。因为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很难指望它们担负起资本输出的重任。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国有资产由此浪费不少。而世界经验表明，民营企业往往产权清晰，有着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命力很强。我国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成功的案例。因此，我国政府应引导、扶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通过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让其担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任。
2.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市场竞争表明，独立投资难成气候，势单力薄最终会败北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投资主体应适度向集团化、联合化转换，提高“集团军”作战的规模效益。措施主要有：一是将现有的海外投资企业重组成企业集团，造就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联合舰队”；二是将对外投资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合起来，组建银企集团。我国可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中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信誉较好、资金雄厚等优势，搭台组建生产、金融、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中国银企集团，通过各种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并给对外投资企业以金融上的支持。
当然，在集团化、联合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定指标”和“拉郎配”的做法，避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例如一些具备自身特色的中小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就没有必要予以联合化和集团化，保持其个体分散投资方式对其更加有利。
（二）优化投资地区结构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就是使我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合理的比例，既避免投资国家过分集中，同时也要注重重点区位。简言之，我国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应合理、适当。但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适当”？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现有的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局面，不必过分强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因为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后转移出来的产业，而这类产品往往需要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因此经济势力强、市场容量大的发达国家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的首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主；同时不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激烈，我国的企业尚没有足够的实力进入。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尽妥当。究
竟投资于哪类国家才合适，应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目的来判断。如果投资目的在于“销售产品”（保证销售市场），投资于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发达国家是首选；而如果投资目的在于“产品生产”（建立生产基地），则投资于各种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是首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有二元性：“销售产品”和“产品生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同样会具备二元化特征，即部分投资于发达国家，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我国企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以建立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投资仍会占主要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应是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我国的投资流向集中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说明了这一趋势，以后还应大力拓展对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此外，我国也应在巩固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现有海外企业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寻求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新的投资机会。
（三）优化投资行业结构
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就是合理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分布比例，以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不够合理，主要集中于贸易性行业，许多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投资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未来如何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加工和资源行业对外投资为主；有人认为应以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为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尽全面，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应同时从三方面着手：
1.减小贸易性行业对外投资的比重。由于我国未来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域是发展中国家，以建立生产基地为主，因此在这类国家进行生产加工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投资前景广阔，应扩大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近年来，我国这两类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有了迅速发展，以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2.前瞻性地鼓励部分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行业的重点已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转移，高科技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正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虽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完全处于此阶段，但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鼓励部分企业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域应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国主要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才具备资金、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3.扩大我国特色产业的对外投资。所谓特色产业，主要是指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食品、瓷器、手工艺品等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具备独特的国际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优化投资方式结构
在优化投资方式结构方面，以下内容学界意见一致：一是扩大并购方式的运用。由于并购方式具有成本低且迅速便捷的优点，我国应采取体面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一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在具体操作上，并购对象可选择一些小型企业，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进行再融资、再并购，逐步扩大规模，以降低并购成本，减少东道国政府的抵制；在并购方式上，可多采取协议式的善意并购，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在并购目标企业所属行业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利于带动我国产品出口的行业。二是扩大实物与无形资产的投资，货币投资的资金来源则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解决，币种选择应达到防范外汇风险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实物投资方式应注意选择国内经济发展所不急需的实物作为输出资本；工业产权投资方式也应选择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的产业进行；货币投资方式的资金可通过国际贷款或发行国际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币种选择上或增加硬币投放比重或实行货币构成多元化或以符合货币保值。
然而在新建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方面，学者的建议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应选择合资的形式，而大型企业选择独资形式较好。因为合资的优点是可获得当地财政、金融、物资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条件，并利于当地政治风险的减少或避免，故这种形式适合能力有限又希望获取更多利益的中小企业。有人认为，在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一律以采用合资为宜。也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要尽可能避免独资的形式。因为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并没有贯彻“优势互补”原则。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大型企业有时更看中风险，适宜选择合资形式，而中小企业的投资多数是抓住市场机会，灵活的独资形式可能更适合。第二种观点则太笼统，因为合资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应吸收其他的组织形式。第三种观点只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采用非独资方式的重要性，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未作进一步分析。总之，笔者认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更为合理，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应结合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和投资地区等多种因素做出最后判断。
参考文献：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3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融资已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的融资方式包括国际债券融资，国际股票融资，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等，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应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 [关键词]：国际债券 国际股票 海外投资基金 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际融资是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各种相应的金融机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的加快，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国际融资越来越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融资的种类特点及其绩效进行探讨，进而对国际融资在我国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根据国际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层次来分类，有存在双重债权债务关系的间接融资，还有只含单一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融资。 （一）直接融资 1．国际债券融资 国际债券即发行国外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企业、私人公司、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面值发行的债券。国际债券主要分为欧洲债券和外国债券两种。 欧洲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管制松散。欧洲债券市场的所在货币当局，对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国纽约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美国对此审查相当严格很难获准；而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手续则较为简单，不需评级机构评级，也不必向任何机构登记注册，而债券注册则只向当地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书即可。 (2) 币种多样化。欧洲债券可以有更多的货币种类选择，而且当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筹集较大金额的资金时，欧洲货币市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满足货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3) 交易集中。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全部在证券交易所里成交，没有场外市场，要接受证券交易所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4) 资金调拨方便。欧洲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存在限制和标准。加上在欧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业务经验丰富，融资类型多，电讯联系发达，银行遍布世界各地，资金的调拨非常方便，若融资后需调换成各种所需货币，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调换并调拨到世界各地。 外国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发行外国债券首先要对借款者进行评级。借款者涉及许多机构或公司企业，其信誉程度决定了能否发行债券及借款的数额，资信高的可以获准发行，且发行限额较高。如日本政府规定，发行日元债券，属政府级即aaa级，贷款数额可不受限制；aa级的限定只可发行300亿日元；未评级的只能发行100亿日元。 (2) 外国债券发行额较大且筹资多国化、多样化。美国就规定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规模至少5000万美元，从世界发行境外债券筹资数额来看，相当可观约占国际筹资总额的60%。 (3) 资金使用无严格限制，但不得干扰债权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行外国债券筹到的资金，其具体的用途及使用进度，债权国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但债券毕竟是在外国发行，各国的经济、金融、税收等政策和法令又各异，在发行过程中要熟悉掌握和注意执行当地的法律。 (4) 外国债券要受外国当地有关金融当局的管理，因此筹资手续相当复杂。比如，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要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而且，外国债券融资对资信评级、申请手续和报送的资料都要求较严较细，非常复杂。 2．国际股票融资 国际股票即境外发行股票，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向国际投资者发行股票并在国内外交易所上市。 国际股票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 永久性。这是由股票融资这一方式决定的，由于股票没有期限的限定，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要求退股，因此，引进的外资能够成为永久的生产性资金留在企业内，而不至象一般合资或合作企业一样，会因合同到期或意外变故，外方抽回资金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通过发行b股融资，筹资国吸引的外资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b股只能在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而不能卖给国内投资者，因此筹资国所筹外资就较为稳定，该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也不会受到游资的冲击。
(2) 主动性。通过股票吸引外资，筹资国可运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约束投资者的购买方式、购买种类、资金进出的方式、税率等，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筹资国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行业、企业允许外商投资，哪些不行，从而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3) 高效性。国际股票融资有利于对外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世界。国外股票持有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业因股票向外发行，无行中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和信誉，有利于企业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 3．海外投资基金融资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的作用在于使社会闲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并在一定较长的期间维系在一起，这对融资者来说相当有益。此外，稳健经营是投资基金的一般投资策略，因而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相当有益。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海外投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型为主，且上市销售，并追求成长性，这就有利于具有持续赢利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企业获得资金，得到快速的发展。 （2）投资基金不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避免了投融资双方利益失衡，融资方资产流失及丧失控股权等弊端。 4.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 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 （二）间接融资 1．外国政府贷款 外国政府贷款是由贷款国用国家预算资金直接与借款国发生的信贷关系，其多数为政府间的双边援助贷款，少数为多边援助贷款，它是国家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 其特点是：（1）贷款条件比较优惠，贷款期限长，利率低。政府贷款具有双边经济援助性质，按照国际惯例，政府贷款一般都含有25%的赠予部分。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世界各国政府贷款平均年限为30.5年，利率为3%。具体来看，日本政府项目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30年，利率2.2%左右；德国政府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20年，利率0.75%－3.25%。（2）贷款与专门的项目相联系。比如，用于借款国的交通、农业、卫生等大型开发项目。（3）由于带有一些政治因素，有时规定购买限制性条款。所谓购买限制性条款，是指借款国必须以贷款的一部分或全部购买提供贷款国家的设备。（4）政府贷款的规模不会太大。政府贷款受贷款国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支与国际收支状况的制约，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且，一般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进行。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由一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投资组建并共同管理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旨在帮助成员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和平衡国际收支。其贷款发放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以发展基础产业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小额中长期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特点是： （1）贷款条件优惠。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一般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如国际开发协会，主要是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最长期限可达50年，只收0.75%的手续费。 （2）审查严格，手续繁多，从项目申请到获得贷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3．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是指从国外一般商业银行借入自由外汇。它按其期限的长短不同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流动资本的需求或为了支付进口商品的贷款而借入资金的一种银行信贷。其特点是期限较短，用途不限，无须担保，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中长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而向银行取得的贷款。其特点是期限较长，风险较高，借贷双方须签订协议并有借款人所在国政府担保。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贷款用途不受限制，企业可以自由使用；二是贷款供应充足，企业可以灵活选用币种；三是与发达国家国内同类贷款相比，其利率较低。 二、国际融资方式的创新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证券化以及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金融领域的创新业务日新月异，国际融资这一业务也不例外，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型融资工具，例如：项目融资中的bot、abs，国际股权融资中的存托凭证，债券融资中的可转换债券、中期债券、“龙债券”、欧洲票据，以及风险基金、战略结盟式融资、结构融资等。 融资方式的创新扩大了资金来源的渠道，不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且稳定的收益，也提高了投资者资产的流动性，同时也推动了金融管制方式的调整，进而刺激金融机构进一步进行创新活动。 三、国际融资的经济绩效 （一）弥补资金短缺，加快经济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入为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缓解了资金的供求矛盾，为一些正在成长中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例如，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单靠我国的资金积累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把视野扩展到国际范围实行国际融资。这样就可以把一些当前本国无力举办的重要项目搞上去，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国际融资有利于受资企业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升级 首先，国际融资能带来大量的适用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其次，通过市场竞争将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外溢，加速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最后，还有利于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究。这些从长期来看都将从根本上提高受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三）培养了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科技管理人员直接参与项目的生产和管理，他们可以从中借鉴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有利于培养出一批具有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促进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而且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给受资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国际融资有利于国际分工，提高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在资金、管理及全球网络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国际融资，可以充分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把受资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其冲击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出口和进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上：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对52个东道国1995年数据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可以把它称为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贡献弹性分析），论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其对制造业出口贡献的正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人均1%的增长，制造业出口增长0.45%，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0.78%，低技术产品增长0.31%。；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进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者在运营的初始阶段由于往往对我国市场和当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进口可能要比后来阶段为多，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说，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随着进口的增多，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这种进口有利于缓解国内供给的不足，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供给的不足，将会增强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
四、国际融资在我国的运用 多渠道的吸引外资，积极稳妥地培育国内资本市场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之一。为更好的发展经济，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主要采取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际商业银行借款，国际债券，国际股票等融资方式。 我国发行国际债券开始于1982年1月22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债券市场，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12宽限期5年从1982年1月29日起计息年利率为8.7%半年息一次宽限期后每年还款8%，此后的几年间中国在国际债券场都很活跃这一阶段的发行条件较好利率接近伦敦同业拆借利期限一般在7年以上。 我国利用股票进行国际融资是从1991年上海、 深圳两地发行的b股开始的，到1994年底共有50余家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发放b股，上市总额达30多亿人民币，筹集外资数亿美元。目前我国企业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在美国上市的n股、在英国上市的l股以及在新加坡上市的s股都属于国际股票。 为了推动我国国际融资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要尽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导向，将更多的外资引向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对外借债方面，要在计划管理、债务监测、借款使用、管理法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参考文献： 1． 卢汉林：《国际投融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2． 史燕平：《国际融资学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1月。 3． 储祥银：《国际融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4． 张昌彩：《中国融资方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7月。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4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谓风起云涌，据统计，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国际投资环境纷繁复杂，对于“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匮乏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文化差异、管理整合、金融资产等多方面的风险。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来看，从2005年8月“中海油”退出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到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之初的经营困境；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投机石油期权引起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到2009年6月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集团的临界点上遭到毁约，海外投资风险可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20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多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海外并购损失甚至已经超过了新增的并购规模。同时，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比例高达67%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风险性。特别是2009年6月四川腾中重工宣布竞购美国通用悍马一案不仅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使得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问题再次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不同学者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类型的划分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不同企业对各种风险的感知又会随着企业所属行业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可能会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和适用性。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对每项风险因素都进行详尽分析的可能性；由于投资方式、目标企业、东道国环境不同，不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不同，而防范风险是有成本的，企业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中国企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紧密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点和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旨在识别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共性的，对投资成败、战略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起着关键影响的关键风险，以期对中国企业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重大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节约企业运营成本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
目前学术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类上还没有一个权威性定论，也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风险划分标准。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分类，例如按照风险的来源和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可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按照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风险的影响程度分为关键风险和一般风险；甚至直接以国家名称命名特定的国家风险，如墨西哥风险、新西兰风险、印度风险等。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也是被引用较多的分类办法是Miller（1992）提出的国际风险一体化分析框架，他首次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Miller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变量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风险模式，这三部分是：一般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不确定性；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由此将风险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
国内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如石中心（1994）将风险分为管理风险、竞争风险、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其中将管理风险又分为政府管理风险和企业管理风险。聂名华（1994）将对外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而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归为国家风险。宣国良、杨建
一、郝葆华（1995）将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分为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大类。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有的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陈建棵，1995；宋常，1998），近期一般学者都将经营风险包括在内（余国杰、刘伟，2000；林晓言，2001；陈蔚，2005）。吴声功（2001）将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商业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文化风险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周郁鹏（2004）则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风险来源上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从企业控制能力方面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此外，熊小奇（2004）针对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划分为管理制度风险、国有资产体制风险等七个部分。而目前国内被引用较多的则是赵曙明（1998）的分类办法，即根据风险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将企业国际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风险六大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风险分类的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国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可能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会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风险概念的提出与特征分析
（一）关键风险的概念
虽然学术界对于关键风险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保险学、企业风险管理、金融投资风险、项目风险管理等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已经常引入关键风险或关键风险因素的概念，通常是指在影响某一事物众多的风险因素中起着重要或关键作用的风险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则指的是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经营绩效等方面起重要影响的风险因素。
（二）关键风险的特征
客观性。关键风险因素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在很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都能找到其踪迹。
重要性。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中，关键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针对性。关键风险有别于企业国内经营所面临的一般性风险，即关键风险因素往往只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可能涉及到的风险因素。比如生产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因素，即使对于不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也可能会涉及到。因此，对于此类风险因素本文将不再列为关键风险。
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
（一）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
本文依据关键风险客观性、重要性和针对性的三个特征来识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其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见图1）。首先，通过对风险系统分类来构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面的风险因子集，再结合关键风险特征的描述将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部分风险因子剔除，初步筛选出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风险因子集。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从而识别出关键风险因子。
（二）实证分析
从前文对关键风险三个特征的描述和分析来看，风险的客观性、针对性的表征较为明显，能够通过直观判断来剔除显著不符合这两个特征的风险因素。而对于关键风险的一个突出特征—重要性来说，评价和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困难，也很难做到客观。因此，为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在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的过程中引入实证分析。
1.指标解释。通常对风险因素重要性的评分办法是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来对风险因素进行打分赋值，而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并以某种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的次数为一元指标来测度该风险因子研究的集中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种风险因素的分析都十分详尽，也必然会对复杂的风险因素有所取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往往选择其主观上认为的“主要风险”来加以重点研究，而所谓的“主要风险”实际上就是作者认为在对外投资风险中相对重要的风险因素。这样，若某种风险因素在相关研究的文献中作为“主要风险”出现的次数越多，相关研究越集中，则可以表明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此种风险因素相对重要，从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代替专家打分来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2.数据选取。本文搜集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为主题的国内研究文献，基本涵盖了国内相关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其中论文69篇，专著12本，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8年。本文以邵予工、郭晓、杨乃定（2008）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风险分类框架的27个风险因素作为风险因子集，在剔除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针对性的特征后，共获得19个风险因子。这19个风险因子（代号A-S）及其在上述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出现的次数统计表（见表1）。
3.聚类分析。所谓聚类分析就是根据样品或指标的“相似”特征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里的类就是“相似”元素的集合。本文对风险因子（样品）进行Q型聚类，将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次数相对较多的风险因子聚为一类，而将出现次数较少的风险因子聚为另一类。本文使用SA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其聚类结果（见图2）。
关键风险识别结果分析与不足之处
（一）关键风险识别的不足之处
本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本文构造的风险因子集不够全面，还有一些风险因素没有包括在内；在测度风险因素重要性的指标选择上，应以相关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两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但由于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样本空间和相关数据还十分有限，客观条件决定了本文对相关指标的选择不够理想，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从关键风险的识别结果来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相关风险因素基本上都能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过程已遭遇的风险中得到验证，故本文选择采用上述关键识别的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
在当前的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房地产产业空前壮大，并逐渐走向低端项目和高端项目的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中国一部分房地产企业需要努力开拓新的市场，寻求新的发展。而房地产作为海外投资风险最大的行业之一，其海外投资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对于其投资主体所在区域、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也尤为重要。
一、房地产产业的特点
房地产产业是指从事土地以及对房地产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集一体的行业，主要包括：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对房地产的开发以及再开发；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房产市场则是指从事房产和土地的出售、租赁、买卖以及抵押等交易活动的场所或领域。房产市场是房地产产业进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可以带动很多产业例如建筑业、建材工业等行业的发展。通过市场机制，房地产市场可以及时地实现房地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可以提高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并且可以促进对房地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房产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是整个房地产市场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
图1房地产产业的构成
由于房地产业产品得独特性质，导致房地产业的国际化经营具备较其他行业有许多不同。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产品的差异的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的差异。房地产产品的位置具有不可移动性和固定性，所以特定的消费者只会在特定的市场区域内来选择房地产商品，就造成了在不同市场区域内所供给的房地产产品难以互相替代或是竞争的现状，因而房地产市场较难形成统一，于是也就不存在统一的市场竞争和市场价格，每座城市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具有各自比较独特的发展态势。
2.消费的需求差异。在这种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消费者对房地产产品的需求日趋多样化，通常会综合考虑根据房屋的区位、户型结构、工程建设的质量、房屋周围的环境、房屋的物业管理水平、住宅周边的公共服务设置的建设程度以及社区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需求选择，导致房地产客户群体的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3.价格的差异。价格差异过大是房地产商品的最大的特点。以上海、广州的房地产商品为例，2009年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商品住宅的均价之间差别在2~3倍之间，而他们的均价均高出全国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
房地产产品的以上三个主要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对外投资的方式选择。例如与制造业相比，正是因为房地产产品的不可移动性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不可能像制造业产品一样选择出口的进入模式。结合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吸收外资以及房地产对外投资的现状看，房地产业国际化经营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体。
二、中国房地产fdi的国际环境分析
近几年的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呈现着非常明显的特点。首先，全球经济的增长脚步变缓，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平衡。特别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随之而来的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使得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都遭到重创。其次，中国几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关注。而世界上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表现平平，所以这就造成了在发展速度上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当然，世界经济形势的跌宕起伏和中国强劲崛起，将会给中国企业当然包括房地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最后，为实现对有关资源的全球配置，世界各国对各自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产业进行升级。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是：在贸易各国之间，跨国商品与服务类交易在不断地扩大，同时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传播在不断地增加。除此之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同并且日益增加的。针对这一国际现状，中国房地产业更要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部分国家房地产业市场全面开放的机会，积极稳妥并且大胆地走出去，进入跨国企业全球贸易体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渠道和资源的相对优势来寻求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投资区域，使房地产业价值链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重组和配置。
三、中国房地产国际化的发展现状
从2004—2009年，中国房地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总体趋势在不断扩张，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851万美元，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9.381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1.85%，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来看，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251亿美元，2009年为53.434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507.72%。其中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房地产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均存在下降，但是2009年整体又恢复大幅度上升趋势。
但是，从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的行业分布来看，除了2008年中国房地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外，虽然中国房地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虽然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净额的比例中偏小。房地产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09年中国房地产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分布中，对香港地区的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40.8418亿美元，占对香港全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2.4%；对欧盟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8 800万美元，占对欧盟全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1.4%；对美国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4 592万美元，占对美国全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1.4%；对澳大利亚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1.64164亿美元，占对澳大利亚全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2.8%；对俄罗斯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1339亿美元，占对俄罗斯所有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32.1%；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存量为5 971万美元。占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的0.6%。全部看来，中国房地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其次是俄罗斯，是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分布最多的行业。再次是澳大利亚地区，是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分布第二多的行业。
四、中国房地产业fdi特点及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企业fdi的区位分部不均衡，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如图2所示，中国房地产业对避税地香港地区fdi存量占全部房地产业fdi存量的76.4%以上。当然，这与中国fdi整体集中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世界主要三大避税地的现状分不开。中国房地产业fdi第二集中地是俄罗斯，对俄罗斯fdi存量占房地产总fdi存量的13.35，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俄罗斯近几年以每年5%的经济增长速度，俄罗斯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有购买力的阶层对新建住宅的高需求，从而使得俄罗斯房地产市场进入活跃期。但是这种对某一地区过度集中的房地产投资格局在长远利益上看不是非常利于中国房地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房地产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房地产业fdi区域的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自相竞争。房地产业fdi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世界的市场和资源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自相竞争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发展没有好处；（2）不利于房地产企业投资风险的分散。当中国与东道国发生政治冲突或者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房地产商品作为不可以移动的商品必然会造成众多的国内企业的投资失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的连锁反应；（3）不利于中国房地产企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再者，从各项指标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的国际化发展还处在初期水平。中国2009年房地产fdi合同额仅占世界房地产fdi合同额的1.3%。并且即使在国内算是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在其进行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依然主要是依靠其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从整体层面上看中国房地产fdi目前还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缺乏成本优势。与制造业相类似，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比较优势为成本优势，造成这种优势的原因在于国内劳动力的低成本和对整个工程技术管理的低成本。然而由于近年来逐渐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制约，中国的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在国际经济规则当中明确地对劳动力的国际间流动作出限制。针对这一限制中国的制造业选择通过大量生产制造流动性强的产品还弱化这一限制，然而对于房地产业来说 房地产产品的特点是缺乏流动性，正是房地产产品的这一特点对房地产国际化经营在目前受到制约。
2．缺乏咨询服务能力。根据对房地产产业的界定，当前的房地产业是集生产、技术和服务为一体的产业，而不仅仅只是房地产工程。然而由于中国的建筑管理体制的客观原因导致中国的建筑施工和设计各自单独成体，这样对施工和设计的认为隔离导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类似于国外的那种工程公司或者工程咨询公司。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失从而导致中国房地产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会面临更多的由于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人才的缺乏而导致的风险。
3．缺乏足够融资。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房地产业的所现有的融资程度完全没有达到国际上房地产fdi的需要水平。融资水平的缺乏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难，融资风险抵押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政府对房地产业融资的政策性支持太少，政府对融资的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
4．存在着语言及文化的障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造成制约的非常常见的因素，在与对方的沟通和谈判、尤其是对客户群的开发过程中会遇到障碍。
总的来说，中国的房地产跨国经营之路才刚刚开始，而且此路非常漫长。在这条发展之路上需要得到政府以及企业自身的协助从而对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克服。
参考文献：
[1]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带动效应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1998，(4).
[2]温建东，马昀，陈斌.管理外资流入房地产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5，(7).
[3]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j].太原大学学报，2010，(1).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范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产业；区位
从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在较高水平上。但实际上，截止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绩效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问题，并探析调整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2002—2006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200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包括金融类)亿美元，是2002年的7.84倍，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
(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保持多元化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保持多元化格局，2006年，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33％，国有企业占26％，私营企业12％；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中央企业占11％，各省市区的投资主体占89％；浙江省境内投资主体数量位居首位，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三)境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境外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正日渐成为新时期对外投资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以投资办厂、建生产基地、设营销网络、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2006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9％。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众多，涵盖了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承包工程、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行业。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较大。其中采矿业占40.4％，商务服务业占21.4％，金融业占16.7％，交通、运输仓储业占6.5％，批发零售业占5.2％，制造业投资占4.3％。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多元化。截至2006年末，中国5 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同时，投资区域重点由港澳、北美向亚太、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4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看，从全球平均水平看，200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占全球GDP总和的17.5％，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流量占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12.4％，而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占GDP的比例为5.5％，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之比看，从1991年开始，我国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超过6 700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近年来虽发展迅速，但与吸收外资相比仍然偏小。截止2006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两者差距很大。从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的比例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之比为0.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0.4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1.19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极低。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值较低，与我国经济地位不相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提高到6％以上。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偏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68％，存量所占比重仅为0.59％。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简称OND)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指一国对外投资流量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的比率。OND反映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决定性因素：所有权优势和区位因素。所有权优势即为跨国公司用以开拓国外市场或试图通过海外扩张积累的企业特定竞争实力，比如，创新力、品牌、管理与组织能力、信息、融资、资源获取以及规模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区位因素即母国或东道国有利于不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经济条件，包括相对市场规模、生产运输成木、技术工人、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等。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5年，中国OND为0.313，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平均OND为0.706，发达国家平均OND为1.06。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投资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跨国公司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这与中国企业处于全球分工产业价值链低端，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创新力、品牌和管理经验，国际竞争力不强有密切关系。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行业分布不合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合理。从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商品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少，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这种产业选择，一方面使我国现有技术和产业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产业海外市场的效益低下。
2.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不合理。从境外企业数量的国家(地区)分布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8％。其中，阿联酋和越南只占6.8％，其余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到41.2％。可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地域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互补性。
三、调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结合产业和区位优势调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1.合理的产业和区位分布能使厂商投资利润最大化。在产业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取决于区位选择的有效性。首先，区位的可行性选择直接关系到投资项目预期收益。同样的投资项目，往往由于投资区位的差异而出现绩效上的显著不同。其次，区位的投资环境是影响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当投资区位的差异与投资主体自身的特点或比较优势具有耦合关系时，区位优势就成为厂商资本增值的有利因素；反之，则成为制约厂商利润增长的不利因素。第三，投资区位的优势资源为厂商生产经营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其加速发展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同时，在区位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也取决于产业选择的有效性。
2.按照产业——区位优势匹配原则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分布。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有着高度相关性，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必须特别注意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搭配组合。产业——区位组合中的“区位优势”，是指能为特定的产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区位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以及信息流转等。产业——区位组合中的“产业优势”，是指能够为特定区位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不同产业的技术层次各不相同，优势要素不同，只有根据产业不同特性选择适宜的区位才能发挥两者优势。
(二)培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1.企业树立创新意识。我国企业要把创新能力和发展核心技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缩小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存在的相对差距，必须尽快与国际接轨，而重点无疑是与国外产业领域内的核心技术接轨。否则，单纯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盲目依赖于出口量的继续扩大，只能造成企业技术水平持续下降，无法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无法突破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从属地位。我国企业可通过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公司也可把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这有助于总部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