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1
关键词：产业内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问题的提出
所谓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FDI），是产业内双向直接投资的简称，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是FDI的来源国又是FDI的接受国（Norman and Dunning， 1984），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又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2009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65.29亿美元，2010年达到688.11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3172.11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但是，相比国内学术界大量研究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文献，国内学者还没有从产业内投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国产业内投资问题，可以对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借鉴意义。
产业内投资相关文献述评
国外学术界较早地对产业内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Hymer（1960）最早关注了该问题，他发现产业内投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Cross investment）中比较普遍，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内更为明显，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均在对方国家投资并借贷，但这一现象无法用标准的国际利率差别理论解释。Graham（197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产业内投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对187家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以及在美国投资的88家欧洲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欧美跨国公司在对方国家投资的产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Norman and Dunning（1984）对产业内投资的含义、基本原理及其贸易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首次根据187家美国跨国公司和226家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跨国公司20世纪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构建了产业内投资指数（Index of IIFDI），结果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较高，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达到0.64，德国为0.61，法国为0.56，日本为0.46。
Dunning and Norman（1985）、Graham（1985）、Rugman（1985）等进一步对产业内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都是在标准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下，特别是在Dunning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OLI）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但是，从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优势方面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投资现象。Driffield and Love（2005）根据英国1981-1996年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内投资资料，重新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距Hymer（1960）开创性的研究已经40余年，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产业内投资依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依然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
Alfaro and Charlton（2009）根据65万多个跨国公司在90多个国家所涉及的400多个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产业的投资数据，对产业内投资的类型和动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研究FDI，只能揭示产业间投资（Inter-industry FDI），而不能揭示垂直型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vertical FDI），由于超过一半的垂直型产业内投资只有在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中可以观测到，因而垂直型FDI所占的比例大于通常认为的水平，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相比国外学术界丰富的产业内投资问题研究文献，从已知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仅有李淑贞、徐艳（2006）根据美国的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三个产业的1991-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产业内投资和产业内贸易的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基于中国的产业内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产业内投资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AR，以下简称PVAR）来分析产业内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研究。
中国产业内投资现状
与国外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一样，本文采用Norman and Dunning（1984）构建的产业内投资指数（Index of IIFDI）来考察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产业内投资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其中，OFDI表示某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IFDI表示某一产业的引进直接投资。IIFDI介于0到1之间。如果一国在某产业仅有对外直接投资或仅引进直接投资，那么IIFDI=0，即该产业不存在产业内投资，也就是该产业只存在单向投资（One way investment）；如果IIFDI>0，意味着该国在该产业既对外直接投资又引进直接投资，即存在产业内投资，IIFDI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该产业的产业内投资水平越高；如果IIFDI=1，表明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直接投资相等。此外，将所有产业的产业内投资指数进行简均，可以得到反映一个国家（地区）产业内投资整体水平的“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Overall Index of IIFDI）。产业内投资指数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内外向直接投资的竞争力。根据（1）式，本文计算了中国18个产业（金融产业除外）2003-2010年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和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投资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均集中在服务类产业。其中产业内投资水平最高的两个产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累计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分别达到0.95和0.88；其次为建筑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达到0.68和0.58。其次，房地产业、教育、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产业内投资的水平较低，累计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基本上小于0.2，多个年份的产业内投资指数为0，也就是说只有单向投资。再次，中国制造业产业内投资的水平非常低，指数仅为0.08。我们知道，中国制造业引进的直接投资是所有产业中最多的，因此，相比制造业引进的大量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明显偏小。最后，中国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这和发达国家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显著的差异。相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投资水平，中国产业内投资21世纪10年代的整体水平还不及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中国产业内投资双向影响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中国各产业引进的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的原因。
（一）模型说明
本文利用中国18个产业2003-2010年引进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建立如（2）式所示的PVAR模型，来考察中国各产业引进的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
（2）
其中，FDIi，t是一个包含IFDIi，t和OFDIi，t两个变量的向量。从模型（2）可以看出，对面板数据作向量自回归分析，本质上是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因而需要对模型中的各个截面施加同质性假定。而现实中同质性假定通常不成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Love和Zicchino（2006）的做法，对模型（1）中的面板数据进行前向均值差分变换（Helmert变换）：
（3）
其中，。对面板数据进行Helmert变换后，可以使得变换后的变量与滞后因变量正交，进而与误差项无关。因此，可以使用滞后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二）PVAR模型的估计
文章对数据变换后的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此外，估计PVAR模型还需要确定滞后因变量的阶数。本文确定滞后阶的方式是，先从各变量滞后1阶开始，逐次增加滞后阶数并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进行二阶自相关检验来确定P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并对工具变量的整体有效性进行Sargan检验，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对回归残差进行二阶自相关检验的统计量AR（2）均表明PVAR模型（2）估计的残差没有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统计量也显示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约束，即工具变量整体上是有效的，因而本文确定的2阶PVAR模型是合适的。
（三）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中国各产业的IFDI受中国国内环境、市场规模、外资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规模也较大，而中国各产业的OFDI的规模较小，因而OFDI的外生性较IFDI强，本文的脉冲响应分析中变量排序为OFDI在前，IFDI在后，PVAR模型（2）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引进直接投资（IFDI）的随机冲击对对方及其自身均没有明显的冲击。即，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引进直接投资（IFDI）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不明显。
（四）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上述脉冲响应分析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来自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描述的是来自VAR模型中某个变量的冲击强度占其他变量总的变动的比例，即某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度。本文对PVAR模型（2）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各产业IFDI的冲击对OFDI的变动有较小的贡献度（第10期和第20期的贡献度分别为3.51%和4.34%），而来自OFDI的冲击对IFDI的变动几乎没有贡献度（第10期和第20期的贡献度分别为1.22%和1.27%）。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OFDI和IFDI的变动均主要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
上述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分析表明，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的直接投资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双向影响关系，各自的变动均只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也说明，正是由于中国现阶段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不明显，从而导致了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
结论
本文根据2003-2010年18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产业内投资指数和PVAR模型，对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及其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如下：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类产业；中国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内投资水平均较低；中国产业内投资的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但中国21世纪初产业内投资的整体水平还不及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除了IFDI对OFDI的变动有较小的影响外，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整体上不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尝试的中国产业内投资现状及其双向影响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初步的。笔者认为，对中国产业内投资问题的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第一，基于国别（地区）差异的产业内投资问题。国外学术界研究的基本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投资，那么，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投资的产业分布及水平有何区别？这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基于更细产业分类的产业内投资问题研究。本文的产业内投资是基于大的分类产业研究。如前所述，Alfaro and Charlton（2009）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内投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揭示产业投资的类型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本文的研究显然不能揭示这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厘清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动机，从而更好地调整和优化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结构。
参考文献：
1.李淑贞，徐艳.产业内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基于美国的经验检验[J].国际经济观察，2006（12）
2.Alfaro， L. and Charlton， A.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99（5）
3.Driffield， N. and Love， J.H.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eve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the legacy of stephen hymer[J].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2005，24（1）
4.Dunning， J. H. and Norman， G. Intra-industry production as a for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volvemen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in Multinationals as Mutual Invaders： 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edited by A. Erdile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5
5.Graham， E.M.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arket structure， firm rivalr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in Multinationals as Mutual Invaders： 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edited by A. Erdile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5
6.Graham， Edward M.Oligopolistic Imitation and Europea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D].D.B.A.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7.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 MIT Press，1960
8.Love， I. and Lea Zicchino， 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6，46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区位选择；产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95-08
一、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的文献综述
（一）区位选择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需要考虑区位的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首次以正式的说法提出区位选择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区位因素是跨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对区位因素作出评价和分析，并把区位中生产要素资源和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作为考虑区位要因的重要指标。即企业应该选择投向具有生产要素丰裕，价格低廉以及具有优惠投资政策的区位，拓展了过往理论按照单一要素选择区位的劣势（邓宁，1977）。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投资时，应选择心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后在投资心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这里的心理距离主要指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这些差异程度增加了投资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Greffi，1999）。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开展，中国政府开始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中国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这个热点问题，较早提出对外投资的区位理论有“有效资本”模型（邢建国，2003）和“金字塔”模型（李媛、马维，2006）。“有效资本”模型把企业资本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过剩资本”、“垄断优势资本”和“有效资本”，不同性质的资本区位选择是不同的，投资区位分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种，如“过剩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垄断优势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向三种类型的国家投资，不同区位选择可以发挥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各自优势，并通过反向溢出效应促进投资国产业升级；“金字塔”模型认为区位选择应该按照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分为四个层次：专业化生产要素的获取、有序竞争平台的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支援性产业的支持以及适宜消费群需求的满足，这四个层次满足后这个区位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通过产业竞争、产业关联等效应带动投资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在实践上，例如日本在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是转移国内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如服装、纺织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位选择上。主要是看重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否具有优势以及东道国是否具有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以此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主要向中国香港、韩国转移，80年代向中国沿海地区、泰国转移，90年代后逐渐向中国内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转移，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制定了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
（二）产业选择
产业选择主要考察的是一国或地区不同产业选择中的进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较少，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开展的，产业的技术进步快，转换升级的能力强，同时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通过市场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只要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太注重产业的选择。而中国对外投资并不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外投资是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不仅仅关系的是企业微观经济方面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因此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产业选择的问题。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比较明确提出产业选择理论的是“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1987），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者行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按照这个原则，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的投资可以释放投资国边际产业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可以获得较高的生产利润，有助于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其他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也间接地提到了国际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威尔斯，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因此对外投资时应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20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国家投资中劣势的投资地位必须从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向技术密集型的对外投资转型，以此促进投资国国内的产业升级。中国学者在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上，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判断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肖黎明，2007）；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来考察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程如轩，2001），这两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原因、基础和取向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定量研究却略显单薄。
二、统计方法的选择和计量结果
（一）灰色关联分析法
由于中国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数据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到目前只有2003～2010年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作为计量方法的话，时间跨度短，自由度小，解释力不高，因此为了实现本节的统计目的，采用一种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邓聚龙首创的一种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是对某一个系统变化情况作出定量描述和统计比较的方法，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确定一个参考数列和需要进行比较的若干比较数列之间的几何形状的相关程度来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密切的方法，以及可以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得出关联程度的排序，主要是反映了序列间曲线的相关程度。这种方法是一种对系统动态变化进行量化处理的方法，对数据的大小没有要求（最少为4个数据容量），对数据并不要求掌握完全的信息（处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之间），因此本文将要实现的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性研究就可以采用灰色关联的方法进行处理。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有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之分，绝对关联度是把初始点作为零化法处理，如果序列间的分析因素差异比较大时，常会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而相对关联度主要计算比较序列相对于初始点的变化速率，与各序列观测值的大小无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绝对关联的缺陷，综合关联度是取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的均值。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分析系统行为特征的行为序列，这个序列需要两种。一种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叫做参考序列，还有一种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序列，叫做比较序列。
第二步，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各经济变量都有各自的统计方法和计算单位，为了正确反映系统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统计单位的不同造成的影响，加强了数据间的可对比性。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关联系数反映序列的几何曲线的相关程度，假设参考序列为X0，比较序列有若干个分别为x1，x2，x3，……xn。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几何形状的关联系数设为δi（k），则
第五步，关联度排序，根据计算出的M的大小，排列出相关性的强弱，γi越大，说明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越强。
（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结果
1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后，就制定了“走出去”的对外发展战略，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开展起来，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问题上，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基于从理论框架上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区位选择的原因、标准以及机理等，在实证上，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统计分析上，本文拟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中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在哪些区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哪些区位推动作用不显著。
本文用产业升级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和产业层次水平的高低，产业升级指标用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各产业占GDP的比重乘积后的加权来表示，产业升级指标为参考序列，设为序列1，并按照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对这六个区域2003～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即为比较序列，分别为序列2，序列3，序列4，序列5，序列6和序列7。具体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1。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出的关联度排序情况如表2所示。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就是说从对外投资的区位看，对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产业选择。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覆盖了中国国民经济中所有的类别，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占据了对外投资总额的90%。因此这里选择这六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比较序列较有代表性，仍然采用产业升级指标作为参考序列。具体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3。
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结果如表4。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也就是说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看，对产业升级促进作用最大的为制造业，接下来依次为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可见从产业归属看，第二产业在过往的统计年度中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第三产业。
三、结论
第一，从上述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关联程度最高，也就是说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效果比较显著，因为在这个区域的投资国家和中国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偏好都有非常相近或相似之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比较近，而且这些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也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选择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原因也在于此。进一步的分析，在亚洲区域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如投资东南亚）和市场寻求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这类投资可以带动中国机器设备、技术的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解决中国某些产业资源瓶颈的问题，同时利用这个区域某些国家或地区享有的贸易优惠条件，与第三国进行贸易，扩大出口份额，所有的这些因素均可以不同程度地辐射到中国国内的产业和企业中来，促进产业优化和升级。
第二，欧洲和北美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这两个区域属于发达国家的范畴，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个区域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投资。为什么其作用和相关度没有亚洲和拉丁美洲明显，究其原因有两个，中国企业和这两个区域的国家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差距，而且这些发达国家没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这两个区域的资本额度较少，从而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收益并不显著，其反向溢出效应也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对于投资国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一般。
第三，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虽然在企业数量和覆盖区域方面居于六个区域的前列。但是其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为在非洲进行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的，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获得国内瓶颈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但是这类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显著性不高，因此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效应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较小。
第四，对外投资中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并经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体系，很多行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利用这些成熟的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利用东道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又可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同时由于制造业的门类较多。辐射面较大，产业关联程度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继续支持和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促进国内的产业调整和升级。
第五，采矿业的产业升级效应也较为明显。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源类生产要素的供给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铁、铜和石油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单纯依靠国内供给，或者从国外高价进口都不能切实解决这种供需的矛盾，为了改善国内的资源供给，避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进行资源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解决国内瓶颈产业发展遇到的供给矛盾。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也表明，中国重视资源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中国国内瓶颈产业的发展，为产业调整和升级做出了贡献。因此必须从国家经济发展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制定资源类的投资战略，在国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的供应地，确保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供应充沛。
第六，金融类高附加值产业的对外投资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地促进产业升级的变化。虽然中国近几年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起步晚，金融业的产品品种和服务水平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有很大差距，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从2006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中国政府应该放宽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国门，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带动国内金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9-69 -02
一、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一）劳动力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从母国角度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以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一国平均工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观地反映了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平均工资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首先，如果一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表明该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此前主要看重该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海外企业流失。因为这些企业进入该国，主要是希望借助该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这些企业流走，寻求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其他国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如果一国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高，那么该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流出，造成吸引的外资减少。如果该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下降，会吸引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当前，我国工资水平在逐步提高，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逐渐上升，挤压了盈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新古典贸易理论运用于国际投资时， 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会因要素投资回报率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虽然劳动在国家之间是不能自由流动的， 但是生产者可以选择在劳动成本低的地方进行生产， 尤其是加工业这种低附加值的行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可以提高竞争力。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是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我国的外汇储备量截止2015年，已经达到3.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也能够用来偿还外债，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具有汇率风险，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外汇储备的收益。
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会增加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敢于面对世界市场的各种风险。对于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例如，许松、吴洪涛（2006）主要考察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因素，他在江小涓的研究基础上，量化了几个宏观因素“GNIP、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外汇储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外汇储备都会促进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以及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本文认为外汇储备是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目的、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其对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以我国平均工资水平表示，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以wage表示，并假设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作用。外汇储备选取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主要因为存量的变化较流量变化较小，时间数据系列比较稳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以reserve表示，并假设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外汇储备呈正相关。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已有的对FDI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包含不同的变量，但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多选用OLS回归分析。参照以往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经典的OLS方法进行回归。
另外，宏观经济变量一般存在异方差，取对数后可去除宏观经济变量异方差并使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线性关系。因此，本模型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因此相关系数分别测量的是被解释变量对各相关解释变量的弹性。
（三）模型的建立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括号内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
（四）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我们使用OLS方法，并借助R软件进行回归，得出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两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显著，均通过检验，模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 R2= 99.18% ，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中报告的F统计量的p值为： 2.045e-08，小于0.05，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模型总体是显著的。因此，从回归结果来看，基本可以说明和解释现阶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
ln（wage）代表的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回归系数为0.56，表明我国平均工资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方向变化， 工资水平的提高，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表上升，企业盈利压力加大，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每提高1%，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0.56%，结论与本文所选择的变量有关。主要考虑到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更具有代表性， 实证的结论证明了前面的假设。这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型的特点。
ln（reserve）所代表的外汇储备回归系数为0.9468，表明外汇储备对对外直接投资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外汇储备每增加1%，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9468%。中国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依托于外汇储备的坚实基础，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保证“走出去”战略的稳定开展。
三、评价与启示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因素，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的动机。长期来看，平均工资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且直接提高职工的物质福利。所以政府应该积极鼓励企业合理提升国内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即降低了东道国的相对工资水平，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提高我国的劳动力工资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于我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好地发挥新常态下，消费对经济的稳定拉动作用。其次，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一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的企业将生产经营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去，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存量，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果。根据前文实证分析可知外汇储备与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正相关的，因此我国政府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来看，应适度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合理利用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进行增值，减缓或者避免因汇率变动等因素对外汇储备造成的贬值。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外债可能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利用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作支撑，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学习到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增强对外经济交往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债的风险。因此，我国不仅要重视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和相应规则，保障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进行。同时，也应简政放权，降低门槛，鼓励有资质的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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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4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2-0059-05
一、引言
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理论都把汇率当成既定的外生变量，忽略了汇率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直到1973年世界各主要大国都采取浮动汇率制以后，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才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国外关于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汇率通过影响相对生产成本和财富效应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获得国的货币贬值使得以外国货币表示的本国生产成本下降，并且外国投资者相对本国投资者的财富也由于本币的贬值而增加。Aliber首先研究了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正是由于不同货币区域和不完全市场的存在，才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当汇率变化时，处于硬通货区域的企业获得有利地位，并且倾向于向软通货地区投资。Crushman（1985）建立了一个两期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变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外商直接投资模型，并考虑到跨国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是以本国货币来衡量的真实利润，Cushman推断预期外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从而认为外国货币升值会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东道国。Floot和Stein（1991）建立了一个不完全资本市场模型，通过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他们认为，国内货币的贬值为外国企业并购本国企业创造了机会。Klein和Rosenger（1994）利用1979―1991年7个主要工业国家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通过对财富渠道和劳动力渠道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比较分析，认为财富渠道比成本渠道更加重要。Globerg和Klein（1997）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研究，分析汇率在决定日本向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日元的升值确实提高了日本向这些地区的投资。Kawai和Urata（1998）的研究也证实了日元的升值刺激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大量投资。Gorg等（2001）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发现，美国对外投资与美元升值正相关，而美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美元的升值负相关。
另一类文献的主要观点认为：汇率的波动带来了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加大，从而汇率的频繁变动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确定。George Z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汇率的波动增加了交易的风险，降低了生产者长期内扩大生产能力的积极性。另外，汇率的波动引起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生产安排决策。Benassy和Quere（2001）检验汇率贬值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过度波动的负面影响会抵消由于货币贬值带来的对FDI的吸引力。Agnes和Lionel（2001）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认为汇率的波动不利吸引FDI的流入。Micha Brzozowski（2003）对19个新兴市场化国家和13个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东道国汇率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对FDI的流入有阻碍作用。
国内学者魏巍贤（1997）研究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决定因素时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积极影响。龚绣国（2003）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与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正相关。黄志勇（2005）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FDI的影响短期效应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对FDI的流入有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名义汇率的角度来研究人民币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笔者拟研究中国1985―2009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发生波动是否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影响。笔者利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实际汇率波动期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是否由于财富效应而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或由于汇率波动引起不确定性增加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和长期内的弹性是多大？
二、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一）单位根检验
协整是指两个一阶单整序列存在某种线性组合关系，它们的这种线性组合是平稳序列，反映了这两个时间序列的长期均衡关系。在进行协整分析以前，先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1. 单位根过程。随机过程｛Rt，t=1，2，…｝，如果Rt=Rt-1+t中，=1，t为一稳定过程，Rt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并且E（t）=0，cov（t，t-s）=t＜∞，s=0，1，2，…则称该过程为单位根过程。单位根过程经过一阶差分变为平稳过程，即Rt-Rt-1=（1-B）Rt=t，此时Rt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
2. 单位根检验。为了检验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建立如下模型：
LnRt=0+0T+0LnRt-1+iLnRt-i+t
2LnRt=1+1T+1LnRt-1+j2LnRt-i+t
其中R、FDI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2分别表示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运算，0、1为常数项，m、n表示滞后阶数，T表示趋势项。如果根据样本计算出的T的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接受时间项系数为0的原假设，即表明不存在趋势项，否则表明时间序列存在趋势变化。以检验时间序列LnRt为例，如果根据样本计算的单位根统计值0大于ADF的临界值，则接受H0∶0=0原假设，表明LnRt服从随机游走，为非平稳序列，否则，拒绝非平稳序列的原假设，表明LnRt为平稳序列。对于时间序列LnFDIt的检验方式类似。
（二）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1. 协整检验。为了检验时间序列LnRt与LnFDIt是否协整，笔者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对于同是d阶单整的时间序列LnRt与LnFDIt，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即LnFDIt=+LnRt+t，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LnFDIt--LnRt，若~I（0），则LnRt与LnFDIt具有协整关系，且（1，-）为协整向量。
2. 误差修正模型。笔者以Davidson和Hendry等人提出的误差修正模型为基础，建立实际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LnFDIt=+1LnRt+2LnFDIt-1+3LnRt-1+t
移项整理可得：
LnFDIt=+1LnRt-（1-2）（LnFDIt-1-
LnRt-1）+t
其中，LnFDIt-1-LnRt-1是误差修正项ecm，该误差修正模型解释了因变量LnFDIt如何受其短期波动LnFDIt的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LnRt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三）格兰杰检验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一种用于考察两个序列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为了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贬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以下模型：
FDIt=0+iRt-i+jFDIt-j+1t
Rt=1+jFDIt-j+iRt-i+2t
其中，p、q表示滞后阶数，1t、2t为白噪声且不相关。以检验人民币贬值是否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为例，其检验过程为，首先提出原假设H0∶1=2=…q=0，然后估计无约束条件约束回归模型，得出无约束条件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和ESSUR，最后估计约束条件下的回归方程LnFDIt=0+jLnRt-j，得出其残差ESSU，利用约束条件和无约束条件的残差平方和构造F统计量：
F=~F（q，n-p-q-1）
其中n表示样本容量。如果根据样本计算出的F值大于F分布的临界值，则拒绝H0∶1=2=…q=0的原假设，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能说明实际汇率变化是引起FD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三、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以中国每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为准，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历年递增趋势，其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过程。1985―199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缓慢增长；1993―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增速先快后慢的格局；1998年以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速进一步加快。
本文所采用的汇率是人民币的的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是指在名义汇率基础上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汇率。由于实际汇率考虑了国内外的物价因素，它相对名义汇率而言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实际汇率的计算公式为：R=E×（Pf/Pd），其中R表示实际汇率，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即100美元的人民币价格，Pf表示美国的价格水平，Pd表示中国价格水平。由于采用直接标价法，所以R上升表示本币贬值，通常意味着该国国内贸易品生产成本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上升，反之，表明国内贸易品生产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笔者分别用中美两国的CPI指数来替代国内外价格水平，国内CPI指数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的物价指数来源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从图2可以看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动趋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虽然都大致保持了贬值趋势，但是波动的周期和幅度不一致，比如，从1996―2004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实际汇率是先升值后贬值。
为了减缓模型的异方差和处理的方便，笔者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也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并不改变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用Eviews5.0作出对数处理后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
四、计量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从图3和图4可以初步判断，LnFDI和LnR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LnFDI、LnR、LnFDI、LnR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C、T、Q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滞后阶数Q的判断准则是AIC最小原则。从检验结果来看，LnFDI与LnR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以后，LnFDI和LnR均为平稳序列，因此LnFDI与LnR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这说明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笔者采用Engel-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分析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首先建立LnFDI与LnR的一元回归模型如下：
LnFDIt=17.53+0.045LnRt-1（1）
t （-9.90） （12.92）
R2=0.114 DW=0.896
该模型回归效果差，模型残差项存在严重的自相关。考虑加入适当的滞后项，LnFDI和LnR的分布滞后模型如下：
LnFDIt=-9.27+4.113LnRt+0.986LnFDIt-1（2）
t （-1.17） （4.78）（11.28）
R2=0.986 DW=1.79
从分布滞后模型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高，回归效果好，残差自相关消除，要验证LnFDI与LnR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只需对方程（2）的残差进行ADF检验。用EViews生成一个新的序列，即模型（2）的残差序列，命名为E序列。对序列E作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检验统计量为-3.377 8，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2.675 6，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说明序列LnFDI与Ln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建立LnFDI与LnR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LnFDI=-2.337+1.123LnRt+0.956LnFDIt-1-0.657et-1（3）
t（-1.12） （2.998） （3.789）（3.007）
R2=0.093 DW=1.998
从模型（2）和（3）可以分别计算出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即实际汇率变动1%对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的程度。从模型（2）可以计算出长期弹性为：1=（1-0.986）/4.113=0.003，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弹性表明，汇率贬值1%，长期内（超过一年）只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003%，这说明长期内人民币的贬值效应是很微弱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从模型（3）可以计算出短期弹性为1.123，这表明在短期内（一年期内），实际汇率贬值1%将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增加1.123%，这说明短期内汇率贬值是富有弹性的，贬值效应明显。
模型（3）表明，实际汇率贬值短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效应，其短期调整系数为负，与调整机制相符合，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显著，表明每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5.7%被修正。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对变量R和FDI用Eviews5.0软件进行Granger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在1阶滞后的情况下，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在2阶和3阶滞后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但是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小。
五、结论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笔者分析了实际汇率波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长期稳定的静态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实际汇率的贬值，在短期内由于财富效应的作用将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实际汇率贬值1个百分点，将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123个百分点，汇率贬值在短期内是富有弹性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贬值1个百分点，仅仅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003个百分点，说明人民币贬值的长期效应是很微小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汇率贬值在长期内是缺乏弹性的；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与误差修正模型类似的结论：实际汇率在1阶滞后的情况下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在滞后2期、3期的情况下却没有通过格兰杰检验，这说明它们在长期的情况下因果关系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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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n the FDI in China
Hu Bang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00, China）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范文6
关键词：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 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小企业“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由行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在国外设立商品销售专业市场，然后中小企业以专业市场为中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设立营销机构或投资建厂。“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体现在：
（一）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调研不充分，且企业自身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加工的能力不强，导致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不熟悉，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法律法规等信息缺乏深入的了解。“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则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专业市场先行，成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有利于企业对目标市场进行准确的分析预测，并对投资东道国的各方面情况做充分的调研。中小企业可以依托专业市场开展循序渐进的投资，先利用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打开产品的销售市场，再投资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东道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还可以投资建厂，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就地生产产品，绕过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二）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类型，在国绕专业市场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将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平均成本的降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实现。集群内的单个企业可以分享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其他组织机构的产品，减少重复性的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投资效率；集群内企业之间地缘接近，联系紧密，互通有无，有利于技术的迅速扩散，使得每一个企业都能及时更新设备、采用新工艺，调整要素投入组合，普遍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出量；产业集群还能吸引区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经济资源向产业集群集中，降低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成本。
（三）有利于获取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和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特别需要政策的扶持。与单个中小企业开展的投资比较，“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它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行业的参与。“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东道国设立商品销售的专业市场，而专业市场的产业和区位选择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群，能实现本国过剩产能的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于这一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将为中小企业围绕海外专业市场的直接投资提供扶持，并与东道国就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等展开谈判。
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投资的机理
（一）海外专业市场形成集聚效应
专业市场相对于零售市场而言，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某一种类或多类商品经常、公开、规范的批发交易。作为现代商贸流通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市场将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有机衔接在一起。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联系中小企业集群的主要纽带之一。中小企业依靠专业市场来销售产品，并随着专业市场流通网络的扩展而扩展。因此，“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在海外设立专业市场，将专业市场的流通网络扩展到海外，并在当地形成集聚效应，为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开展投资
中小企业最初依托专业市场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作用出口产品，专业市场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过渡性的支持。中小企业在产品出口阶段对东道国的市场情况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第二步是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企业营销机构是专业市场的延伸。企业仍依靠专业市场的影响力打开东道国的市场，营销机构的功能主要有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等。最后，企业开始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利用当地的资源生产产品，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的模式将成功地绕过出口贸易壁垒。其模式类似于国内专业市场与中小企业“前店后厂”的关系，通过专业市场的展示摊位接订单，在当地建设工厂直接供应产品。
（三）在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随着海外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围绕专业市场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中小企业已在国内形成了与专业市场相互联动的产业集群，而这个阶段就类似于将国内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复制”到投资东道国。当然，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将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搬到投资东道国，还有配套设施和配套政策等软硬件条件。例如，浙江省义乌市以小商品市场为依托，大力实施“贸工联动”战略，形成了“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如果将义乌市的“贸工联动”战略“复制”到国外，从而在投资东道国形成“小企业，大集群”，将有力地解决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走出去”问题。
（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将面临发展的“瓶颈”，亟需转型升级。例如，“低价”是义乌小商品的传统优势，而义乌市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不断遭受着人民币升值、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工资提高等问题的考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成功“走出去”，并在东道国取得产业集群的优势，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将促进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转型和义乌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模式下的投资区位与产业选择
（一）“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区位选择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投资东道国应具备比国内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技术差距较小，这样既有利于将我国的产业转移出去，又有利于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互利互惠。另外，还应将东道国与我国经贸关系是否密切考虑在内。经贸关系密切有利于在当地设立专业市场以及中小企业开展投资时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正处于中游的地位，不少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长和壮大已逐渐成为“边际产业”，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符合“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主要有家电产业和纺织服装业。随着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出现“用工荒”，义乌一些纺织品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与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国家对接来料加工贸易，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国内低四分之一左右。如果纺织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现投资建厂，将更好地利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三）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的组合选择
从以上分析的“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中可以发现，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不大可能具备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于特定区位来说的比较优势。所以，需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组合起来，如果不能同时存在最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则需要进行衡量选择。“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某产业的产品在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市场，或者是类似于东盟的一个区域市场，否则就失去了专业市场的依托；反之，在东道国具备了足够的市场条件，但该产业本身不具备投资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一）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海外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如果专业市场迅速衰弱，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因失去依托而失败。我们首先应总结海外专业市场建设的经验，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1998年设立的巴西中华商城，虽然于2003年即被注销，但温州先后又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阿联酋、美国和蒙古等国建立了八个境外中国商城，由此带动上百家温州中小企业“走出去”。从巴西中华商城等案例中总结了一些海外专业市场操作性较好的模式，比如专业的建设投资由境外华人负责，有专门机构配合项目在国内招商，双方职责明确，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配合招商的企业还可以参股投资境外商城建设，以便在招商结束后继续提供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仍需控制风险
虽然专业市场的存在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轻了风险，但是无法弥补中小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在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下，中小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合作。其次，在围绕专业市场进行投资时，中小企业缺乏对目标市场及竞争对手进行准确分析的能力，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而中小企业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缺少战略思维规划，往往选择急功近利的短视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走出去”面临多重风险。为了控制和分散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一方面应加强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和利用融资和保险等政策。
（三）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的中小企业集群属于市场创造型的产业集群形成模式，专业市场为产业集群的形式提供了市场基础和信息条件。同时，它又属于混合形成模式，即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独依靠企业自发的行为很难在投资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另一方面要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所需的配套条件。另外，还需将税务、工商、银行等配套设施及各种优惠政策也“复制”到产业集群中，为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因此，促进“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四）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如果对外投资没有注意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和国内经济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在于，缺乏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如果企业不能将投资收益转化为技术革新和产品研发，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生产能力和技术已转移到国外，东道国已建立起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重合产业；另一方面，企业还没有实现转型升级，只是将原本国内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其效果是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因此，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将对外投资与自身的转型升级保持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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