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2
论文摘要：从管理学相关著作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出现的错误入手，提出分类的前提及分类的逻辑规律。针对“企业组织结构”，提出了3种比较恰当的分类标准及相应的分类结果。指出教育创新的当务之急是开设“逻辑学”必修课，培育学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论文关键词：形式逻辑；系统；企业组织结构；分类
目前，在国内出版的管理学相关著作中，通常把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划分为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和事业部型，等等。这种分类方式存在着普遍性的逻辑错误。本文即针对这个问题，探讨分类的前提及分类时应该遵守的逻辑规律，目的在于揭示进行逻辑学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1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前提
对事物进行研究的前提，就是明确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时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所遵循的基本思维规律就是“一分为三”。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也就是把世界“一分为三”的过程。现代系统论认为构成宇宙的物质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系统。所谓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
如果以系统来划分空间，宇宙可以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分割为3部分：系统、系统的内部要素以及系统的外部环境(系统、要素、环境)。宇宙中每一个层次的系统都可以作为研究和思维的对象。针对某个企业而言，可将宇宙分为：企业内的要素、企业本身(以系统整体存在)、企业环境(企业系统边界外的部分)。企业的要素在这里指的是针对企业整体的下一级组织，可能是职能部门或事业部或项目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系统是以层次性体现出来的，分类即用某个标准，对企业这个系统向内进行的划分，逻辑上只能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逐步进行。显然，在思维中产生对象的过程就是把时空“一分为三”的过程。
2分类时应该遵守的4个逻辑原则
2．1每次分类的标准要同一
对某个事物进行分类时，每次分类的标准(根据)只能是1个，不能是2个或2个以上。否则，就犯“分类标准不同一”的逻辑错误。如把“文学”分为“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就同时采用了3个不同的分类标准对“文学”进行分类。针对“企业组织结构”，假如按照“企业对管理工作的高度授权是基于项目、产品或区域的选择”的标准，企业组织结构可分为：项目型和职能型，或产品事业部型和职能型，或区域事业部型和职能型。
2．2分类后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外延
分类后的各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的外延必须相等，否则，就犯“多出子项”或“子项未尽”的逻辑错误。“多出子项”指分类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大于母项外延。如把“高校教学人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见习助教、研究生”，就多出子项“研究生”。研究生虽然有时也承担部分教学任务，但他们是学生，不是教学人员。“子项未尽”就是分类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小于母项外延。如把“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漏掉了“微生物”。
针对“企业组织结构”，假如按照命令传输是否是线性的标准，结果只有两类：直线型和非直线型。而非直线型往往以矩阵型组织为主。
2．3分类后的子项之间互不相容
违反这条原则，就会犯“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例如，有辅导员把“班级里的学生”分为“三好学生、积极分子和后进生”，就犯了“子项相容”的错误。“积极分子”与“三好学生”是交叉关系，与“后进学生”也是交叉关系。“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通常是由分类标准不惟一引起的。如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式、职能式、矩阵式”3种类型，即犯此错误。因为同时采用了2个分类标准，导致了“直线式”和“职能式”有交叉的共同部分——直线职能式。
2．4分类应当按层次逐级进行，不能越级
事物以系统方式存在，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具有层次性，其上有属概念，其下有种概念。分类就是把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并列的种概念，如果需要，可以将种概念再分为次一级的种概念，这样逐次进行。如果在分类时混淆了属种层次，就会犯“越级分类”的逻辑错误。例如，汉语“词”可先根据能否充当句子成分这一标准，分为“实词和虚词”，然后可再把“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把“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等等”，如果需要，还可继续分下去。但是，如果越过“实词和虚词”的层次，将不同层次的概念并列，如把“实词”与“介词、连词、助词”等等并列，就属于“越级分类”。
3企业组织结构分类中存在的逻辑问题
3．1企业组织结构的定义
什么叫组织结构?可定义如下：组织结构指组织中对人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其表现为职能部门和岗位的设置、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的界定等等。责任，即职责，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权力，指个人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利益，即回报，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总称。
实现组织目标是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目的。因此，企业组织结构可定义为：指企业中对人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
3．2相关著作和教材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的主要逻辑问题
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并不复杂，然而目前在许多的管理学教材和相关专著中，往往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明确的几种类型，这是很不恰当的。把企业组织结构描述成几种固定的类型，会导致学习者思维的僵化，非常不利于培养学习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事实上，对相关基础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是对事物进行深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相关文献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疏于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精确而严谨的定义；二是在分类时，不遵守逻辑原则，导致出现逻辑错误，表现如下。
3．2．1分类标准不同一
管理学教材中，在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许多逻辑问题，却鲜有人论述。例如，文献[3]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型组织、职能型组织、直线职能型组织、事业部制组织、矩阵制组织、委员会制和网络组织；文献[4]则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控股型和网络型。文献[5]则用组织部门化的概念取代组织结构的概念，也指出了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部门化形式。把组织结构分为：职能部门化、产品和服务部门化、区域部门化、顾客部门化、流程部门化、矩阵型结构、动态网络型结构。文献[6]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职能型组织、项目型组织和矩阵型组织。
文献[3]和文献[4]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同一层采用的分类标准不惟一。文献[5]的不足则在于：没有给出依据某一个标准划分后的全部分类结果。比如说，按照产品管理职能是否部门化的标准，对此标准进行肯定的回答，表现为职能部门化，却没有指出否定情况下，表现为什么。文献[5]中，其他几种类型的划分也都存在分类结果不完整的问题。文献[6]中，出现了3种平行的组织结构分类结果，却用了3个标准来划分。
3．2．2分类后各子项外延之和不等于母项外延
在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文献[3]～文献[6]中，都存在分类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不合的问题。仅仅采用列举法，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6种、7种乃至更多，种概念之和总是小于属概念。原因在于没有理解正概念和负概念的含义，导致分类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小于母项外延，逻辑上出现漏洞。
3．2．3分类后的子项相互包容
文献[3]～文献[6l在对企业组织结构分类时，同样也犯了种概念子项相容的错误。例如，直线型组织、职能型组织、直线职能型组织、事业部制组织是不能并列的，因为组织是分工的产物，直线型和直线职能型有互相重叠的部分，即子项是相容的。
3．2．4跨越层次进行分类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思维的基本单元和形式。事物以系统形态存在，具有等级与突现、通讯与控制的特征。因此，概念亦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分类中的属概念和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属种关系，就是概念的层次性的体现。所谓跨越层次分类，指的是将不同层次的分类结果，表述在同一个层次内，如文献[5]中所指出的第四种类型“顾客部门化”。“企业”与“部门”之间表现为属种关系，“顾客部门化”实质上是对企业内的一个部门即市场经理部(种概念)的分类，根本不是对企业(属概念)的分类，原本属于种概念的分类结果，却和属概念的分类结果并列，出现“越级分类”。
4针对“企业组织结构”3种较为常用的分类标准及分类结果
4．1第1种分类
a．分类标准：企业中命令传输是否线性(即每个组织单元是否只向一个上级负责，一个上级对下级直接行使管理和监督的权力)。
b．分类结果：a直线型组织；b非直线型组织(包括矩阵型组织)。
矩阵型组织作为非直线型组织的主要代表。所谓矩阵型组织结构，它是由纵横两套系统交叉形成的复合结构组织：纵向的是职能结构；横向的是为完成某项专门任务(以项目为代表，如新产品开发)。而根据对职能部门与项目部门的指令权的分配比率，一个矩阵型的组织又可分为3种类型：弱矩阵型(项目部门指令权低)、平衡矩阵型(职能部门与项目部门平分指令权)和强矩阵型(项目部门指令权高)。
4．2第2种分类
a．分类标准：企业是否基于特定的项目、产品或区域，对管理工作高度授权。
b．分类结果：a项目型或事业部型(包括产品事业部型、区域事业部型)；b职能型组织。若基于项目(具有特定目标的一次性活动)而高度授权，则为项目型。对于事业部型组织，若管理工作的高度授权是基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则为产品事业部型；若授权是基于特定的地域，则为区域事业部型。职能型指企业的管理工作由各个职能部门分别承担一部分，不再高度授权于特定的项目、产品或区域。
4．3第3种分类
a．分类标准：按管理层次(管理级层)的数量多少。
b．分类结果：a扁平型组织(管理级层少)；b金字塔型(管理级层多)；c过渡型(管理级层介于前两者之间)。
现实中往往运用2种或以上的标准，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例如，直线职能式组织，就是从2个角度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的结果。也可以逐层分类，例如，将职能型组织或事业部型组织。再按管理层次(管理级层)的数量多少，细分为6种更加具体的组织结构类型。同理，以职能型企业组织的某个职能部门——营销部为对象，按照营销管理是否基于地域而高度授权的标准，则可将营销部分类为：区域事业部型(表现为各区域营销方案自主安排)和职能型(全部营销管理工作由下属各个职能部门分担，表现为各区域营销方案致)。
另外，动态地考察某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会发现，其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不同时间点，同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的类型可能完全不同。一个非常典型的职能型组织，在某段时间，因为特定的任务或项目要完成，则会产生项目部门，此时就形成了矩阵型组织。若企业中的各种项目活动交错产生，则项目存在期间，企业的组织结构表现为矩阵型；企业内的项目结束后，则可能恢复为职能型组织。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体制; 体育体制; 中国体育体制
中图分类号:G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1-0010-06
Analysis on China's Sport System
DAI Jingdong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 versity, Hangzhou 31002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o put forward and define the concept of China’s sport system is impo rtant in the study of spor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p to now, howe ver, few people tried to do this job. The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Chinese sportsystem characters, the concept of sport system and its kinds which are put forw ard, defined as well as their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s, raises and define Chi nese sport system clearly.
Key words: system; sport system; Chinese sport system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虽然提出了大量体育体制相关概念,但没有提出中国体育体制概念 ,而提出并明确界定中国体育体制却是研究具有中国(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本研究中 的中国没有涉及港澳台三个地区)特色的中国体育体制的前提。本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体制相 关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基本内涵和内在联系,以及我国体育体制特点方面的解读,将 体育体制相关概念拼接成一个整体,并明确提出和界定中国体育体制。
1 体育体制相关概念起源与发展
八十年代后,“体制”成为时髦用语,各种各样的“体制”组合概念大量涌现。当体育 相关概念与体制概念相结合时,也必然产生大量的体育体制相关概念。1980年,孙宝才在当 年第二期《体育与科学》杂志撰文《用系统工程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改革我国的训练体制》, 提出了“训练体制”的概念;1983年,包昌明在《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第6期著文,提出了 “学校体卫工作管理体制”的概念;1984年,李毓文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4期著文, 提出了“学校体育管理体制”的概念;1985年,周行谦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撰文《改 革体育体制,发展体育经济》,提出了“体育体制”概念;1986年,国家体委颁行了《关于 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加明确了“体育体制”概念;同年,张争鸣在《上海体育学院学 报》第2期撰文,提出了“体育运动管理体制”的概念;同年,熊斗寅在《体育科学》第3期 撰文,提出了“体育科研体制”的概念;刘瑞武在《中国学校体育》第3期,提出了“体育 训练管理体制”的概念;1987年,丰实在《山东体育科技》第4期撰文,提出了“体育行政 领导体制”的概念;1988年,敏政在《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2期著文,提出了“竞技体育 体制”的概念;张行德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第3期撰文,提出了“体育竞赛体制”的概 念;张争鸣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第5期中,提出了“竞技运动管理体制”的概念;武福 全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第4期提出了“体育科技体制”的概念;熊斗寅在《体育科学》 第4期提出了“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概念;1989年,管生明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第3期 著文提出了“体育竞争体制”的概念;周旭在《体育科学》第4期著文,提出了“业余学校 体制”的概念;
九十年代后,与体育有关的体制相关概念继续衍生,并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新生事物 的涌现,又出现了许多新概念。1990年,张彩珍在《体育科学》第2期著文,提出了“体育 科技体制”的概念;1992年,陈京生在《安徽体育科技》第4期著文,提出了“少体校体制 ”的概念;1993年,阎玉林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撰文,提出了“体育市场经济体 制”概念;1994年,凌平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第1期撰文,提出了“竞技体制”的概念 ;张立在《中国体育科技》第8期撰文,提出了“体育政策研究体制”的概念;程嘉炎在《 乒乓世界》第2期撰文,提出了“比赛体制”的概念;彭则鹏在《乒乓世界》第2期撰文,提 出了“乒乓球体制”的概念;1995年,潘建林在《体育文史》第3期撰文,提出了“单项运 动协会管理体制”的概念;秦笃训在《体育文史》第2期撰文,提出了“体育单项协会体制 ”的概念;范文明在《安徽体育科技》第3期撰文,提出了“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概念;1 996年,颜雅珍在《体育文史》第2期撰文,提出了“俱乐部体制”的概念;靳小雨在《中国 排球》第2期撰文,提出了“排球体制”的概念;饶远在《云南高教研究》第2期撰文,提出了“竞技运动训练管理体制”的概念。
九十年代末,体育体制相关概念衍生速度突然大幅下降,原因可能是人们越来越难以找 到体育相关概念与体制的新的结合物了。二十世纪初,但其他体育体制相关概念渐趋销声匿 迹之后,“举国体制”概念兀然而立,兴盛至今,学界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 据郝勤考证,我国“官方在正式场合公开提到‘举国体制’,并对其进行诠释是在2000年悉 尼奥运会之后。”“悉尼奥运会后,总书记在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概括了三句话: 美国体育靠他的经济实力,俄罗斯体育靠他原来的基础,中国体育的成功靠的是举国体制。 ”[4]
此后,举国体制概念得到广泛传播,如,2001年,谈皖宁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6 期发表文章,提出“举国体制”的概念。
80～90年代中期,体育体制相关概念的衍生经历了一次快速成长和相对停滞的 历史阶段。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体育体制相关概念由相对停滞到趋于停滞。新世纪开元以后 ,当其他体育体制相关概念渐趋沉寂,体育体制和举国体制等极少数开始活跃起来。整个改 革开放时期,体育体制相关概念的提出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多”,即人们提出了大多的 体育体制相关概念;二是“乱”,即很多被提出的概念大同小异,似是而非,使人大有雾里 看花之感。
2 体育体制相关概念解读
改革开放30余年内,国人创造了大量新词汇表示体育体制相关概念,但却只有很少一 部分概念得到明确界定。在被界定的概念中,体育体制和举国体制得到更多的青睐。
在各种体育体制的内涵界定中,杨桦的界定比较典型。他认为:“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 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即责任、权力、利益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 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9]。杨桦的体育体制内涵界定,比较清晰和完整 ,并内涵了 体育体制刚性的组织管理结构和促使这些组织管理系统运行的柔性的制度结构两部分,其中 ,柔性的制度结构在杨桦的界定中被称为“运行机制”。但杨桦的界定较为抽象和宏观,层 次较高,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类型体育体制的共同特征,以及不同的体育体制性质的共同特征 ,但却不足以反映各种体育体制的个性特征,尤其不能反映中国体育体制的个性特征。其实 ,从更抽象和宏观的角度,体育体制还可以这样界定:体育体制就是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 统。
关于“举国体制”,李志坚和郝勤的界定较为清晰和完整,基本勾勒了该概念的大致框 架。李志坚认为:“我国的举国体制有环节,它们分别是:国家、省(区、直辖市)、市( 地)、县的政府设立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体育业务的部门,并自上而下地建立业务管理指导关系 ,政府部门决定并推动发展战略;国家、省(区、直辖市)设置专业运动队;市(地)、县两级业 余体校配套形成“一条龙”的人才训练选拔模式;政府拨给财政经费;运动员、教练员的进入 输出由行政部门实施;全国综合运动会的赛制;“为国争光”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 想政治纲领;各级党团组织,党团员围绕中心任务发挥作用。李志坚同志指出,自50年代初以 来,举国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改革也已相当深入,但基本格局大体上依然如上。” [10]
郝勤根据李志坚的上述讲话,将举国体制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即:“一个三角形的体 制结构,一是以各级政府下属体育部门为架构的垂直型管理体制;二是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 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三是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 竞赛体制。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足鼎立,构成是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 支柱和内在结构。”[7]
李志坚和郝勤所定义的举国体制较为清晰和完善,明确界定了中国体育体制的主要组成 部分之一――竞技体育体制。但是,举国体制界定还可以从更宏观层面进行内涵再浓缩 。本 研究认为,所谓举国体制,就是新中国竞技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该体制借助行政手段 将国家和社会可提供的体育资源倾斜性投入到竞技体育的发展领域,通过对有运动天赋的体 育精英人员进行层层选拔和培养,促使高水平运动员脱颖而出,在国际赛场上的争金夺银, 达到为国争光的目的。
3 中国体育体制概念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体制相关概念的提出出现了“多”和“乱”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 的产生可能归结于三点原因:一是只提出概念而不明确界定概念,这是体育体制相关概念迅 速衍生和膨胀的主要根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随意提出概念而不界定概念的情况呢?原因 可能是概念的提出者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所提出概念的确切涵义。如果这些概念得到明确界定 ,人们就可以发现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内涵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些概念是可以得到简化 并统一成某单一的概念;二是相关概念的关系没有得到明确探讨,这些概念只能成为散乱的 一堆,而不能构成有机的整体。其实,如果将这些概念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则可以发现不同 概念间其实组成了一个条理清晰的系统;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体育体制本身复杂性所致 。人们提出的所有体育体制相关概念,其实目的都是想描述中国体育体制的某种特征,但由 于中国体育体制的构造太复杂,那些构成中国体育体制这台大机器的各个“零件”――体育 体制相关概念也就成了散乱的一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理解和认识这些零件,并将 其拼接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中国体育体制。
依据前述体育体制的界定,本研究认为中国体育体制就是新中国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 统。那么,为什么说中国体育体制具有中国特色呢?这个主要看中西方体育体制的诸多不同 点。
如果将英语单词“system”看作中文词汇“体制”的对应物,那么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 的英文资料,发现一个明确的事实:国外很少使用“system”或“sports system”描述 其体育体制,而是更多地使用各类体育俱乐部(sports club)、各级单项体育协会(sport s association)或各级奥委会(Olympic Committee)等概念描述其体育体制。为什么国 人惯于使用“体育体制”概念,而西方学者却尽力避免使用“体育体制”概念呢?原因可能 在于中西方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存在根本区别。西方的体育组织管理系统自体育俱乐部 (sports club)始,同类的若干体育俱乐部组成某类体育协会,低级的体育协会再组成高 级的体育协会,较小区域性的体育协会再组成较大区域的体育协会,直至部级,乃至国际 单项体育协会。在西方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体系中,体育俱乐部是一个个网点,体育协会是 连结一个个网点的网纲,较大的或较高级的体育协会又由许多较小的或较低级的体育协会构 成,较达区域的体育协会又有较小区域的体育协会组成。在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协会的共同作 用下,整个西方国家的体育体制就象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覆盖了其所有的国民。这些体育协 会虽然管理着某个区域的职业性、半职业性或业余体育运动,但其性质基本上都是社会性的 ,是自下而上在社会中自然或自发生长的,其成员无论主要参与管理或是参与运动,多数是 自愿者,是成员间的共同的体育兴趣将他们自然联结在一起。体育俱乐部或体育协会运行所 需的经费往往是他们自己筹集的,他们可以申请并得到国家或政府资助,但国家往往不干预 他们具体的组织管理方式或行为,他们的组织管理方式和行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此外, 各个国家数量不等的单项协会也可组成国家奥委会,但一般而言,各级别单项运动协会和奥 委会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协作关系。因而,西方国家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体系在体育俱 乐部、体育协会和奥委会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链条,而这种清晰的链条是不需要其他词汇或 概念(如体育体制相关概念)就能清楚表达和描述的。
相对于西方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而言,中国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具有许多不同点和特 殊性,这些不同点和特殊性是:中国不能单纯使用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或国家奥委会等西 方体育组织管理系统描述中国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这也许是国人乐于使用体育体制这 个内涵广阔,指向模糊的概念描述中国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体 育体制到底有哪些内涵?又该如何界定才能反映其特殊性呢?途径之一是简要回顾新中国以 来国家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的历史变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对人民的体育活动和权利非常重视,并且尖 锐地批判了旧中国体育,指出旧中国体育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专利,是少数人的体育,新中国 体育要面向全体人民。建国后仅25天,党和政府便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开始 酝酿和建立新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用以改造和取代旧中国管理体育的组织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更好地领导全国范围的国家体育发展。1949年10月26日,在体育 总会筹备会议上,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理念 ,他是这样表达新中国体育发展价值理想的:“过去,反动政府所搞的体育,是为反 动阶级服务的,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 祖国的建设与国防事业服务,是新民主主义的体育。我们的体育,在学校里搞,那就要全体 学生都参加。不但要学生搞体育,并且要把体育普及到工人、农民、军队、市民等中去。” [11]讲话意义重大,直接提出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目的、意义、方向和手段, 其中所蕴涵的国家体育价值观更是影响深远。
由于国家新的体育组织还在筹建之中,未及确立和运行,中国新民主义共青团(简称“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国的体育工作 。共青团的性质准行政性的,共青团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全国体育工作主要是大众体育工作。
1952年,出于国际政治需要,新中国决定组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成为中国精英体 育(即“竞技体育”)发展的契机,此后,中国开始了初步的体育精英(某些有高超体育天赋 或技能的人员)的选拔和训练,并参照前苏联体育精英培养和训练模式,以及结合抗战时期 根据地内体育发展经验,成立了完全行政性的、正部级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委” 和“国家体育总局”前身),用以取代不久前正式成立,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运行的“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前身)职能,统领国家体育发展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发 展。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国家体育行政系统确立后并没有被取消,这 是因为国际体育交往,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体育交往需要,中国需要一个专门用于国际交往 的、和西方国家相关组织对应的非政府性的社会体育组织名称,这是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 。同样,出于国际政治考虑的还有新中国初期我国建立的各种单项体育协会,这些协会的基 本职能实际上也被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的相应职能部门所取代,但其基本名称也象“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那样被保留。中央体委建立后,国家自上而下完善了体育行政系统,分别在各级 地方政府机构内建立了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最低延伸到县级政府机构,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体育行政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从理论上说覆盖了全 体国民,为国家体育政策的执行和贯彻打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这个时期的国家体育行政系 统既负责精英体育发展,也负责大众体育发展。此后,国家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开始分 化,国家体育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精英体育发展,而发展精英体育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其 他行政或准行政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大众体育发展,发展目的是“全民健身” 。这种职能分工起于1953年末。
1953年11月,中央体委在递交中共中央审阅的《报告》中建议全国总工会及各市总工会 和产业工会设立体育工作机构或专职干部,厂矿企业单位可在工会基层工作委员会下设体育 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单位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青年团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加强各级军事 体育部工作。此外,省市以上教育部门应健全体育处(科),以加强学校体育的管理。“报 告”得到中央认可。此后,国家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出现了不同的行政或准行政系统(计划经 济或计划经济过渡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政府或社团)不分,所有事业组织和“ 群众性组织”均可视为准行政组织)的分工格局:体育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精英体育工作,各 级工会主要负责职工体育工作,各级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学生体育工作,各级军事部门主要负 责军人体育工作。这些体育组织管理系统是平行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体育行政系统对其 他系统的体育工作有业务指导和建议权,但没有直接管辖权。各负责国家体育工作的行政或 准行政的平行系统,共同接受和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在国家体委的统一协调下,有组 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体育运动。
此后,国家体育行政系统建立和完善了三线四级精英体育训练系统和体育竞赛系统,于 六十年代中叶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精英体育体制(也称“举国体制”或“竞技体育体制”); 工会系统建立了完善了职工体育活动和竞赛组织管理系统,于五十年代末确立了较为完善的 职工体育(称为“单位体育”)体制(也常被笼统称为“职工体育”或“单位体育”);教 育系统和军事系统也依靠完善的组织结构,针对学生和军人的特点和要求,广泛开展了学生 和军人体育活动,迅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生体育(也称为“学校体育”)体制和军人体育 (也称为“军队体育”)体制(也常被笼统称为“学校体育”或“军队体育”)。 相比而 言,农村体育发展滞后,农民体育体制确立稍晚。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广大农村 地区确立了集体经济制度,农村经济成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民通过生产队――农业生 产合作社(大队)――的组织形式被集体化,农村体育活动有了基层集体经济和组 织系统的依托。1956年,国家体委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开始推进 农村体育工作的开展。此后,普遍建立了由县体委和县团委领导的,县以下各级团委负责的 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组织管理系统,结合农村民兵训练,吸引大批青壮年农民参与体育活动 ,有力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开展,确立了农民体育(也称为“农村体育”)体制。
上述各类体育体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同的变化,除军人体育体制和学生体育体 制比较稳定外,其他都经历了生死轮回。
时期,中国精英体育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体育”,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资本主义体育 而受到批判,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受到冲击,体育组织遭到破坏。“乒乓外交”后,精英体育 的价值重新得到确认,精英体育体制死而复生,逐渐恢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重新进 入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面对即将举行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也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急 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精英体育发展的紧迫性急剧上升,国家体育资源由于国家体 育行政系统的推动开始倾斜性投入精英体育,原有的精英体育体制不断得到强化。起于1986 年的体育“社会化”改革,以及起于1992年的体育“市场化”改革,精英体育体制不但没有 受到削弱,反而因为社会力量的导入,得到了强化(吸纳大量社会资金),但与其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农民体育体制和职工体育体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从危机到生死存亡的考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先行,农民体育体制面临危机。1984年农村改革完成,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确立,生产队――大队――这种集体的、微观的农 村政 治经济组织系统解体,原有的由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经济支持,以及由农村基层组织提供组 织动员的农民体育体制因失去其制度基础而趋于崩溃。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家体委的协调下 ,国家农业部自上而下,在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内部建立了“农民体育协会”,由各级“农民 体育协会”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但由于这些“协会”地位不高、权力不大、组织松散且没有 可靠稳定的资金保障,其在推动农民体育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1984年前,职工体育体制逐渐向前的状况恢复。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后,中 国城市改革启动,职工体育体制存在与运行受到挑战,面临危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中国城市改革深化,职工体育体制面临崩溃的境地。城市改革的结果是城市经济多元化和 复杂化,除国有经济外,还出现了个体、私营、民营、外资、合资等不同的经济体,而这些 经济体的逐利本性使得它们难以关心利润以外的其他效益,对于经济体内的大众体育开展多 持冷漠态度。随着这些经济成分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成分呈降低趋势,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 时代和格局已成为历史,且国有经济经过各种改造(无论“承包制”的推行,还是“股份制 改造”),其产权已经模糊。虽然国有经济形式在法律层面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和营 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国有经济”体在与其他经济体争夺市 场、争取利润,争取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的动机也一样强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福 利性的、直接增加企业运行成本的职工体育面临生存考验。深化改革后,职工体育体制生存 环境更加险恶,并趋于崩溃,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或主要取决于各经济体主要领导的兴趣和 爱好,而不是职工体育体制导向和支持,或相应党和政府号召,在某些节日举行仪式化和象 征性的职工体育活动,而不是由于职工体育体制运行而带来的经常性的体育活动。这些都说 明职工体育开展的长效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职工体育的开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职工体育体制已经名存实亡。
随着职工体育活动的逐渐萎缩,职工体育体制的渐趋崩溃,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种 新型的大众性体育活动在城区产生,城市居民开始自发进行各种身体锻炼,这种锻炼多出现 在人们的业余时间,锻炼地点多集中于人们居住地附近,这种现象被称为社区体育活动。后 来,国家体育行政部门意识到社区体育的开展在全民健身方面的价值,利用体育的部分 收益,并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在全国城区范围建设全民健身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 体育活动的开展。另外,各级地方体委也在国家体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始培训社会体育指导 员,并协调居委会和街道建立社区体育组织,将一部分社区成员的体育活动纳入组织管理系 统。这部分社区成员的体育活动以各类社区体育锻炼小组(简称“小组”)的形式存在。这 些小组以业余、自愿、自发、自助为基础,无固定人员、场地和锻炼时间,组织较为松散, 部分成员在外出比赛时可享受社区提供适当资助(如服装费等少量开支)。据调查,目前各 社区内的小组数量还较少,有效覆盖人员只占社区成员的极少部分,且多数为离退休的老年 人,所以也不妨将这种社区体育活动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称之为“离退休人员体育体制”。
纵观我国体育体制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发现中国体育体制与西方社会性和社团化组织的体育 体制大致有4个方面的显著差别:1) 行政性;2) 身份特征;3) 构造的复杂性;4) 可 变性。
第一:行政性。行政性的表现之一是竞技体育活动组织管理的行政性。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中国也存在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群众性的,或社会性的体育社团组织:各单项体育协会和 国家奥委会,但这些组织多为名义上的群众性组织,其基本职能早在1952年已被国家体育行 政系统所取代,而这些组织之所以得以名义上的保留,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外交需要。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体育行政系统分别于1986年进行了体育“社会化”改革,1992年进行了 体育“市场化”改革,两次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体育协会实体化”和“职业体育俱乐 部”建设,但总体而言,中国体育协会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实体化”,“职业体育俱乐部 ”也是有名无实。在“体育协会”实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这种过渡性机 构,但这些过渡机构却始终不能完成过渡性任务,各管理中心实际上一直是国家体育行政 机关的派出机构,行使部分国家体育行政权力,其基本职能是行政性的,而非社会性或市场 性的,因而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体育组织管理系统描述中国体育组织组织管理系统,因为中 国体育俱乐部或体育协会通常名实不符,并在性质上与西方国家的体育俱乐部或体育协会有 根本区别,这可能是中国舍弃“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等概念来描述中国体育活动组 织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模式呢?人们找 到了抽象而模糊的体育体制概念或体育体制相关概念,但却忽略了对中国体育体制的详细追 问,这是至今无人提出中国体育体制的概念,并对该概念进行详细解读的主要原因。行政性 的表现之二是大众体育的行政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大众体育的开展主要是依靠各类 各级行政系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比如,职工体育主要依靠国家企事业和行政单位 各级工会,以及“行业体育协会”进行体育活动组织和管理,这些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必须得 到单位的认可和支持,动用单位的资源才能完成――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 计划经济时期,政企或政事不分,职工体育的开展也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行政指令通行天 下,国家主要领导人和领导群体一旦达成某种发展体育运动的共识,则这种共识很快能够转 化为行政指令,并得到迅速的贯彻实施,其他如农民体育、学校体育和军人体育的开展也大 抵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经济结构 复杂化。除非国有经济体外,国有经济体也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大背景下,通 过“转型、承包或股份制改造”等手段逐渐“去行政化”,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这些国有经济体按照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活动,行政指令逐渐退出 各种干预活动,这是传统的、行政性的职工体育体制出现问题并趋于崩溃的根本原因。由于 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学生体育和军人体育还具有强烈的行政特征,行政指令在这 些领域还起着很大作用,这使得学生体育和军人体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职工体育和农 民体育体制所面临的危机或灭亡的尴尬境地。九十年代后,社区体育异军突起,国家体育行 政机关试图利用地方基层行政系统构建社区体育管理网络,目前这种努力已初见成效,行政 性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系统正在逐渐壮大其影响范围。
第二:身份特征。所谓身份特征是指国家体育活动管理基本上是以不同身份人群划分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种特征尤其明显。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是政经合一的体制,自然形成 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条块分割格局,从而造成人与人间显著的身份差异,这种差异可 以是城乡户籍差异,也可以是工人农民的差异,还可以是学生、军人、职工、农民等身份的 差异。行政性的中国大众体育体制分化为:各级工会或行业体育协会管理职工体育,县体委 和团委管理农民体育,教育行政系统管理学生体育,军事部门管理军人体育这样一种分工格 局。还有一些体育精英分子从小就被选拔进行系统的和专业化体育训练,目的只有一个:在 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这些体育精英也构成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国家体育行政系统试图维持改革开放前大众体育发展格局――即组织和协调各行政部 门,以体育活动参与者“身份”为特征组织群体性的体育活动,但很快发现,在计划经济时 期行之有效的大众体育体制,在市场经济时期遭遇了严重困难,主要体现职工体育和农民体 育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后逐渐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体制性危机。社区体育的参与者虽然众多, 并来自各种年龄和职业背景,但组织化的社区体育参与者并不多,目前社区体育体制所覆盖 的群体主要以离退休老人为主,这些人员失去了职业特征,但构成了一个离退休群体。
第三:构造的复杂性。中国体育活动的特点是利用行政网络,按照不同人群的身份组织 进行的,由于人群身份的复杂性,也由于行政网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变化性, 形成了中国体育体制的结构复杂性,具体可分为精英体育体制、学生体育体制、军人体育体 制、职工体育体制、农民体育体制、离退休人员体育体制等。
第四:可变性。中国体育体制的构造是复杂的,各构成因素也是可变的,相比而言,学 生体育、军人体育体制相对稳定,而其他形式的体育体制却出现明显的发生、发展、兴盛、 衰亡等过程。如,改革开放前,农民体育和职工体育体制由发生、发展到兴盛,改 革开放后 ,农民体育和职工体育体制逐渐衰亡,而离退休人员体育体制得以诞生。还比如,早期 ,精英体育体制受到沉重打击等。
因而,通过上述体制、体育体制概念在中国的缘起和内涵的全面考察,结合中国体育体 制的发生、发展和实际特点,将中国体育体制的内涵界定如下:
所谓中国体育体制是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国家不同的行政或准行政部门主要负责的 、以不同身份群体的体育活动为组织管理对象的体育组织管理系统。
中国体育体制的构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专门培养和训练体育精英分子,使其提高体 育竞技水平的组织管理系统,即精英体育体制;二是促进大众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的组织管理 系统――大众体育体制(也称“群众体育体制”)。其中,大众体育体制按照不同群体划分 ,又可分为学生体育体制和非学生体育体制,非学生体育体制可分为军人体育体制、职工体 育体制、农民体育体制和离退休人员体育体制等,这些体制共同构成中国体育体制,但这些 构成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命运。
上述中国体育体制概念的基本结构其实还是宏观性的,这种结构的产生是基于其各组成 部分的详细考量。进一步考量这些主要组成部分(组成中国体育体制的各相关体育体制), 发现以下事实:一是各相关体育体制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二是业已存在的各体育体制相关 概念存在一定的内部联系。
首先,看似纷繁复杂的概念,其实可以被统一和简化的。如,根据“体制”界定,“体 育体制”与“体育管理体制”、“体育组织体制”、“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内涵是一致的 ,因为“组织”、“管理”或“组织管理”是“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四种看似不同的“ 体育体制”概念其实就是“体育体制”概念,可用“体育体制”进行统一。再如,“举国体 制”常被称为“竞技体育体制”、“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或 “精英体育体制”,这五个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也是基本一致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 育体制,可用“精英体育体制”概念来统一。上述情况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可以确认的 是:迄今为止业已出现的各纷繁复杂的体育体制相关概念可以通过统一而达到简化的目的。
另外,看似混乱和多元的体育体制相关概念其实也可以归类汇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有的可组合为相对更宏观的概念。例如,人们常提出的训练体制、竞赛体制和管理体制其 实可以看作精英体育体制(或精英体育体制)的三个子系统,而精英体育体制是中国体育体 制的子系统。还有,训练体制、竞赛体制和管理体制等同样可以进行再细分。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分类不是唯一的,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研究偏好进行再分类。如,梁晓龙等将 竞技(精英)体育体制分为“组织领导体系、运动训练体系、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文化知识 教育体系、运动训练基地体系、运动竞赛体系、科技和信息服务体系、反兴奋剂体系、对外 联络体系、激励奖励体系、经费保障体系、运动员保障体系”等。[12]如果将上述 界定中的 “体系”理解为“体制”,则出现了各种竞技体育体制相关体制的概念。如果将运动训练体 制再细分(依据培养和训练层次),可分为传统体育运动学校体系和业余体校体系、少体校 体系、省级体工大队体系、国家集训队体系,也可以按照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分类,如篮球 、排球、足球、乒乓球等运行训练的体系划分。可见,体育体制相关概念的多样性是由中国 体育体制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多种多样的体育体制相关概念可以归类汇总,并统一在 中国体育体制概念的旗帜下,是“中国体育体制”这棵大树上的各个不同大小的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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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4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对隐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隐喻”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或修辞现象，而且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因此，隐喻研究的焦点不再停留在语言层面，而转向了认知，关注人们“用一个认知域(mentaldomain)对另一个认知域进行概念化”的过程［3］。“隐喻”一词的意义也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意味着“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这种映射关系常常会成第11期黄华新邱辉:知识管理与隐喻认知为我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假设，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指出:“西方哲学关于知识的独特方法，对组织理论学者的知识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学派将主观与客观、认知者与被知物截然分离，由此形成了一种组织即‘信息处理’机制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组织只是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进行处理，以便适应新的环境”［4］。这意味着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源于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观，主客体分离的笛卡尔传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知识管理理论假设:组织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与西方哲学的传统不同，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认为，“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笛卡尔式唯理主义的东西。可是，在那里确实存在结合了佛教、儒学和西方主流哲学思想的‘日本’式认知方式。这是一种具有‘主客一体、身心如一及自他统一’等特征的知识传统”［4］。基于这种传统，“组织”被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由内而外地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以便重新明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对所处的环境进行了重新塑造”［4］。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知识传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隐喻。而组织隐喻上的这种差异，往往会使我们过多地关注各种知识管理理论体系的不同侧重点。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两种观念相互补充的思想基础之上。我们主张，任何适当的知识创造理论都必须包含两种观念中的各种要素”［4］。这暗示着西方的知识管理理论和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方知识管理理论是有共通和互补之处的。知识管理的理论建构始于对“知识”的概念化。正如安德森(所说，对于知识管理来说，我们如何给“知识”下一个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对“知识”进行概念化的［5］。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不同知识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的源头，重新考察不同的知识管理理论是如何思考和探讨“知识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进而深入理解不同理论的共性和互补性。
1．1知识的概念隐喻分析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他们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一书中基于大量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我们的概念系统大多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的［6］。但是，概念系统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进行分析呢?认知语言学家于是就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即通过对语言表达的全面观察来窥探概念系统的秘密。因为人类交际活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与影响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是相同的，所以语言就可以成为研究概念系统的重要依据［6］。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隐喻的认知研究首先从文本分析入手。例如，关于“时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些表达:“你在浪费我时间、“我在她身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你需要安排好你的时间、“生病耗费了我大把的时间等等［6］。在这些表达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概念隐喻:“时间是金钱6］。这意味着，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时间”概念化为“金钱”，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认知上的映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概念隐喻的存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才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的隐喻表达。在知识管理的理论文献中，隐喻性的表达随处可见，如“知识库存”、“获取知识”、“保存知识”、“分配知识”、“传递知识”、“知识演变”、“知识流动”等等。这些与“知识”搭配的词，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不同的知识管理理论是如何对“知识”进行概念化的。
1．2同中有异的东西方知识管理理论
在知识管理领域，较早对“知识”进行概念隐喻分析的是乔纳森•赫伊(JonathanHey)。他在研究中发现，“知识”常被隐喻性地概念化为“固体”和“液体”［7］。但真正从隐喻认知角度对知识管理的经典理论文献展开系统研究的是安德森［5］［8－10］。安德森［8］运用概念隐喻的分析方法深入比较了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美国知识管理专家)的《工作中的知识》(2000年，第1章)与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日本知识管理专家)的《创造知识的企业》(1995年，第3章)中涉及的概念隐喻。在有关“知识”的定义性表述中，95%以上是隐喻性的，而且涉及到22种不同的隐喻，例如，"Knowledgeaswater"(知识如同水)，"Knowledgeasseed"(知识如同种子)，"Knowledgeassoil"(知识如同土壤)，"Knowledgeasaship"(知识如同船)，"Knowledgeasaperson"(知识如同人)，"Knowledgeasacontainer"(知识如同容器)等等。•1699•科学学研究第32卷这22种隐喻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六大类，分别为“Knowledgeassomethingphysical(知识如同客观事物)”、“Knowledgeasawave(知识如同一种波)”、“Knowledgeasalivingorganism(知识如同有机体)”、“Knowledgeasthoughtsandfeelings(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Knowledgeasaprocess(知识如同过程)”以及“Knowledgeasastructure(知识如同结构)”［8］(见图1)。图1美日知识管理理论文献中知识概念隐喻的分布对比①①该图根据安德森(2006)中的数据重新制作。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使用最多的概念隐喻，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知识如同客观事物”(59%)、“知识如同有机体”(25%)及“知识如同结构”(6%);而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隐喻有:“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31%)、“知识如同客观事物”(29%)及“知识如同过程”(23%)。两者都高度认同“知识如同客观事物”这一概念隐喻。在西方知识管理文献中，“知识如同客观事物”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重要的子概念隐喻，分别是:"Knowledgeasaresource"(知识如同资源)，"Knowledgeasassets"(知识如同资产)，"Knowledgeasproperty"(知识如同财产)［5］。第一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物流话语”中，让人们更关注信息交流技术、流程优化和质量管理，因此知识的储存、分享和分布也就成了知识管理的重点。第二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会计话语”中，认为知识是可以控制的，知识是可以带来收益的，生产知识的成本是可以测量的等属性均被凸显了出来。第三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法律话语”中，强调了知识的所有权、知识的价值及知识的排他性等特征。这三个概念隐喻的共同之处，都是将知识看作一种东西或物质，即物质化的过程(thingification)。通过这种物质化的过程，“知识”就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以进行操控的对象［9］。
这种物质化的过程实际上与英美分析哲学以及西方管理文化中的科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西方的哲学和管理传统也会对东方的管理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数据所反映的相同概念隐喻“知识如同客观事物”，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了东西文化交流在某些方面所形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两种基于不同认识论传统的知识管理理论对于知识的理解仍有共识，另一方面也将为不同知识管理理论在未来发展中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基础。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上图中看出东西方管理理论在知识概念隐喻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进一步验证了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对东西方知识管理理论不同之处的判断。从泰勒到西蒙，在西方的管理传统里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那就是组织是“信息处理”的机器，换言之，知识在他们眼里就是形式的、正式的和成体系的东西［4］。因此，欧美的知识管理理论更多的是关注显性知识的研究。相反，在日本的知识管理理论文献中，“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和“知识如同客观事物”两个概念隐喻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且两者不相上下。这就是说，在日本知识管理专家那里，知识不仅被隐喻化为客观事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被隐喻化为主观性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日本的知识管理理论不仅注重对显性知识的考察，而且更加注重对隐性知识的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指出，隐喻的系统性使我们能够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的某些方面，同时它也必然隐藏了那个概念的其他方面;它允许我们聚焦于某个概念的某一个部分内容，同时也会使我们忽略这个概念中与该隐喻不一致的内容［6］。这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不同的隐喻来理解“知识”时，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是有区别的。再加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使用这些隐喻。因此，知识管理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需要知道那些潜藏在各种知识管理文本背后的概念隐喻，进而比较不同的概念隐喻到底凸显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以概念隐喻"KNOWLEDGEASARESOURCE"(知识如同资源)为例，“资源”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可以被用来更好地理解“知识”。然而，这个概念隐喻却无法涵盖知识所具有的非竞争性、非叠加性、默会性等属性;如果我们要凸显知识的这些特征，我们就需要使用其他的概念隐喻［5］。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我们要形成对“知识”这样一个复杂对象的全面认识，我们需要借助的就不仅仅只是某个单独的知识概念隐喻，而是一个概念隐喻簇。在这个概念隐喻簇中，某些概念隐喻属于支配地位，而另外一些则属于辅助地位。他们共同发挥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2、隐喻认知:从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
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认为，将暗默知识表述为形式概念的表出化过程是知识创造的精髓［4］。表出化往往是由比喻和类比所驱动的，利用充满魅力的比喻和类比，对培育创造性过程的直接投入非常有效［4］。这就是说隐喻认知在整个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笔墨描述隐喻，但仍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即“为什么隐喻可以实现概念的创新”以及“为什么隐喻可以实现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下文将结合隐喻认知的最新理论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2．1隐喻认知与知识创造隐喻的本质
是通过一个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外一个事物［6］。从认知角度上看，隐喻认知就是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原来有关类比、模型、比喻等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个统一的框架之中。不少科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隐喻是创造性思维的工具，它不仅是科学活动的产物，而且有助于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生［11］。野中郁次郎在《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一文中，直接引入了莱考夫和约翰逊有关概念隐喻的观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隐喻认知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隐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概念网络的方法，它有助于我们运用已经存在的知识创造出面向未来的知识［12］。在日本企业的知识管理中，借助隐喻认知进行知识创新的案例比比皆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了本田、佳能、松下等公司是如何借助比喻和类比进行产品研发的［4］(见表1)。正如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所感叹的那样，“对西方管理者来说，我们所使用的事例和比喻语言或许有些奇怪，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例子:‘汽车进化论’这个口号怎么会是一个新款轿车有针对性的设计概念呢?或者‘人最大化，机器最小化’怎么能够成为有意义的理想呢?虽然在西方管理者看来，这些含义晦涩的口号听起来愚蠢至极，但实际上对于日本企业创造新知识却是十分有效的”［4］。隐喻认知不仅可以被用来解决产品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同样可以解决组织管理创新中遇到的问题。例如，中国的盛大网络游戏公司从网络游戏玩家的激励模式中得到灵感，将其用在改造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中，以解决公司员工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他们构建了一套类似于游戏积分管理的经验值管理系统，采用实时记录的方式，让所有员工犹如游戏中的打怪、做副本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②。在游戏中，玩家靠经验值决定自己的游戏角色是否可以升级，在盛大的游戏式管理系统中，系统记录下来的经验值决定了员工能否加薪、升职。从隐喻认知的角度看，盛大集团整个人力资源制度创新的背后就由一个强有力的概念隐喻“工作就是游戏”所启动和支撑。
表1产品研发中用于概念创造的比喻和类比产品(公司)比喻/类比对概念创造的影响“本田城市”(本田)“汽车进化论”(比喻)暗示乘客空间最大化乃是汽车终极发展的方向，创造了“人最大化，机器最小化”的概念球形(类比)暗示在最低表面积下达到最大乘客空间，创造出“高而短型轿车(高个小子)”概念微型复印机(佳能)铝制啤酒罐(类比)暗示制造便宜铝制啤酒罐与感光滚筒之间的类似性，创造了“低成本制造过程”的概念家用烤面包机(松下)饭店面包(比喻)大阪国际饭店面包师(类比)暗示比较可口的面包，创造出“麻花面团”的概念隐喻认知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通过将两个在语义上相距很远的概念放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对事物和问题的新的洞见。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隐喻认知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新的概念。其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有价值的隐喻性表达，经过深思熟虑后，常常会建构起一个如莱考夫所说的概念映射结构。这个映射结构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即始源域S和目标域T。该映射结构是类比推理的基础，其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13］．”分别代表的是始源域集合S和目标域集合T上的任意论元列表;R表示n元属性，它可以表示一种属性，也可以表示一种关系;a是迁移算子，用于产生新的结论。整个公式的意思是说，认知主体基于两个概念域在，Rk－1等属性上的相似性，可以推导出目标域也具有始源域所具有的一些属性。也就是说，目标域T在推理之前是不具有属性Rk，…，Rn的，但通过基于结构映射的类比迁移，获得了这些新的属性。概念的创新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由于长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语言严格局限于字面意义和逻辑的、精确的以及可以证实的特征层面，传统上认为科学话语必须是一种完全透明的零度修辞的话语，并期望将科学理性重新建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11］。因此，隐喻被严格地排除在了科学之外。受到这种科学传统的影响，隐喻认知的价值在传统管理学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但是，随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知识管理的兴起，我们相信，隐喻认知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价值将被重新发掘。
2．2隐喻认知与知识传播
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安达信公司曾经提出一个导入知识管理实际执行的公式:KM=(P+K)s［14］。其中，KM指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P指人员(Peo-ple)，K指知识(Knowledge)，“+”指IT科技，S指分享(Share)。梁林海和孙俊华［15］对该公式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P包括了扮演着知识的生产者、共享者、传播者等不同角色的人员;K是知识管理的对象，在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组织必须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共享和创新;“+”主要指知识管理中所应用的各类信息技术，它们是知识管理的工具和催化剂，通过对技术的合理应用以及技术与人的有效结合，促进组织中知识的传播、共享与创新，从而提高组织的绩效;至于S，他们认为共享的组织文化是有效知识管理的前提与保证。安达信的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一个知识传播的系统模型，反映出了知识传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内容、渠道和语境。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将知识分为暗默知识与形式知识［16］，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且被知识管理理论与研究领域所广泛接受的分类方法。暗默知识是指与特定情境相关的个人知识，它难以进行形式化，也难以进行交流;相反，形式知识，就是那些可以用形式化或系统性的符号做出表征的且能进行传递的知识［4］。对于一个传播系统而言，如果知识是形式化的(explicit)，那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传播渠道的建设。然而，如果知识是暗默性的(tacit)，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让难以表达的暗默知识转变为可以表达的形式知识。野中郁次郎指出，将暗默知识转变为形式知识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隐喻［12］。但是，他并没有解释，隐喻是如何使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成为可能的。借助符号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见图2)。17］一个符号由符形、对象和概念域(符释)三个部分构成。符形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符释是符号形体在接受者的头脑中所形成的东西;对象就是符形所代表的那个事物。当某一认知主体在与对象1的互动中，获得了暗默知识，但没有现成的符形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直接表达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同样具有属性的概念域(即概念域2)，然后确定与概念域2相对应的符形2，最后就可以生成隐喻性的表达“符形1是符形2”。这个相似联想的过程可能会激活多个具有某一特定属性的概念域。这时就需要考虑语用交际中的最佳个体关联原则和信息的协调性原则，以提高隐喻的可接受性［19］。
隐喻认知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中，还是在科学共同体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中，隐喻认知都是普遍存在的，它通常以形式多变的隐喻性语言表现出来。隐喻认知的重要价值在于以一种兼具经济性和启发性的方式改变了科学传播受众的认知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知识张力”和“知识鸿沟”［20］。显然，这些发现也同样适用于企业组织中的知识管理。暗默知识包含技术与认知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涉及秘诀、手艺以及技能等内容;后者集中关注“心智模式”，指的是人类在内心通过构造和运用类比来创造世界的运作模式［4］。心智模式是指个体认知系统所建构的用来解释外部世界的内在表征［21］。这种内在表征，如认知图式、范式、视角、信念和观点，是个体过去所体验的现实世界在自己头脑中沉淀下来的假设与印象，它对个体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界定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认知层面的暗默知识传播就会涉及到组织的文化传播。我们发现，很多组织的文化理念通常会直接以隐喻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例如:“资本是船，品牌是帆，企业是人，文化是魂”(海尔集团);“山高人为峰”(红塔集团);“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我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管理是树，品牌是挂在树上的果子，细节是大树的枝叶，放弃细节就等于打完大树的枝叶，大树再也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品牌”(JVC)，等等。隐喻性的组织文化理念的表达不仅有意识地体现在高度凝练的企业宣传语中，而且还不时地体现在企业家的日常话语中。例如，“我们的B2C、C2C的市场很大，要抢占制高点”;“我认为互联网是跟美国同一起跑线的，相差就是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走了很多弯路”;“阿里巴巴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希望在工作中，在平时我们是朋友”;“我们要坚持走下去，如果有一天我们成功了，我们的这套东西，就会被很多企业学习，这个DNA传到别的机体里面，我们的灵魂才能延续下去，这可能要我们看得更遥远一点”。这些隐喻性的话语来源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内部演讲，涉及“做企业如同打仗”、“做企业如同体育比赛”、“做企业如同旅行”、“企业是家庭”、“企业是有机体”等概念隐喻。通过使用这些隐喻性的话语，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心智模式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效地传递给自己的员工。
3、结语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5
什么是学习呢？学习是管理，学习是创新，学习是生产力，学习是和谐环境的保证：
我们的管理者要认识到学习是管理。组织的理念、战略思想以及生产技术和劳动纪律等等，都要通过学习的形式得以在组织成员中贯彻和落实。学习是创造，人们通过学习从历史和经验中获取知识，这才使创造有了基础。没有历史和经验，任何的创造都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成本。学习是生产力，学习使技术提高、效率提升、生产力进步。古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指明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学习还是和谐的前提条件，学习过程就是沟通和分享过程，人们通过沟通和分享来相互了解，从而消除误解和隔阂达到组织和谐。
用什么方式来学习是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关键。我们要善于向历史学习，跟老师学习，同有经验的人学习，还要向自己学习：
历史记载着先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通过了解历史来对比古今，把先人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结合一起来思考，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实践方法或路径。老师是学习中的重要角色，不一定老师都是实践的成功者，但老师一定是获取知识的引路人。在老师的引领中，我们可以快速找到我们想要获取的知识，用现在新生事物来比喻，老师就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鼠标。同事的经验、能力或许都和自己不一样，我们要注意用取长补短的方法向周边的人或同事学习。自己也要相信自己，所有的知识只有通过自己去揣摩和消化才能学以至用。所以，自己也是学习的对象。
怎么组织行动呢？要计划后行动，行动中要有思考，在实践中行动，在讨论中行动：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专业课程教学；创新型人才；组织行为学
0 引言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看，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探索顺应了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工商管理类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除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理论和实务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具备企业经营管理的综合素养和技能外，还要求其在分析和解决管理实际问题时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目前，工商管理类专业是中国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80％以上的本科院校都设立了经济或管理专业（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较大。如何培养出有“特色”的管理人才，并使其走上社会后具有竞争优势，其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们的共识。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向社会输出高级管理人才的工商管理学科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多项调查显示，目前社会对高校培养出来的（工商）管理类学生满意度普遍较低，在校学生对学校（教学与管理）现状满意度也偏低。
就以笔者所在的南通大学商学院为例，从2006年起开始实行工商管理“大类招生”，工商管理大类专业是指包括电子商务专业、会计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等在内的大类专业，它的特点是：第一、第二学年各专业开设基本相同的学科基础课，设置一个大学科平台，第三学年学生依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兴趣自主选择专业的基础上，进入各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这种“平台+模块”专业培养模式也显示出其优势，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出来，最为突出的是重理论轻实践，重学术轻应用，教育思想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背离，系统的创新性教育体系还未形成。因此，如何对现有的工商管理类专业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培养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工商管理类本科教育具有创新教育的本意和功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具体来看，当前最迫切的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导向，从基本教学入手，基于教师和学生互动视角来改革教学方法和理念。
1 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培养创新型应用管理人才为目标，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权变性与边缘性又决定了工商管理类学生必须具有宽广的专业基础、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综合能力。同时，工商管理类教学还要注重学生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培养，以提高其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目前高校在工商管理类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建构过程出现障碍，进而影响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1.1 教学与实践脱节，导致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较弱
在现有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偏重专业理论教学，通常以书本为中心，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与实践缺乏联系。虽然也设置了课程实践环节以配套理论教学，但由于师资、教学资源及实践课程学时限制，往往仍以课堂为中心，与现实管理实践联系较松,封闭程度较高，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效果有限。以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的学生为例，学生常常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教材中的个人/群体行为理论、4P营销组合的相关理论内容机械地搬至创业计划书中，而不是通过对创业项目进行市场调查，联系项目实际，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策略。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虽然有案例教学环节，但由于缺乏系统性，仅仅就案例谈案例，学生常常无法领悟案例中所含深刻理念，未能从思维方式上有所启迪，导致学生螳螂学步，创新思维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较为薄弱。
1.2 理论概念抽象，学生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
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进程，通常按照先介绍理论概念，再以案例介绍或概念内容展开的方式对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固然可使学生对理论概念有所认识，但由于是学生被动接受，如果缺乏对概念知识的及时巩固，随着记忆曲线的消退效应（记忆遗忘规律），很快使案例与理论概念之间的联系被遗忘。这时专业理论概念又成为完全抽象的名词，而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又不得不对这些概念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这种对概念的短期记忆，在考试完成之后，又迅速被遗忘，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笔者在指导《组织行为学》课程设计环节时，经常会发现学生对指导老师提到的专业名词非常陌生，对课堂讲授的专业基本方法的应用显得非常生疏。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很多专业知识点的掌握仅仅停留在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