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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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差异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1

关键词:刺绣;民族性;文化差异

一、刺绣艺术的民族性

(一)民族艺术的多元性

不同的民族有着其自身不同的经济基础与风俗习惯,处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包括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世界民族艺术的多元化局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饮食艺术等,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通过劳动、生活所自然产生的具有本民族风格的艺术。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地域的独特属性,但每一种艺术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定和多种艺术门类并存,从而形成符合这个民族习性的艺术。

(二)民族艺术的世界性

民族艺术的世界性体现在各民族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的民族艺术来说,时间和新旧程度是不一样的。与你是新的,与我却是旧的。与你古代的,与我却是现代的。各民族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各个民族的艺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艺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艺术要向前发展,不仅是本民族自身绝对的、纯客观的东西,还要借鉴其它民族艺术中好的东西。因此,艺术的发展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是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发展的。在交流中彼此融合,越发丰富多彩。

二、中西方地域文化差异性

(一)中西方的文化特征

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存在着众多差异。其中文化内容差异最突出的是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一元化的。钱穆曾说过,“西方文化主要在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可见中西方的文化确实有其区别。在194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英国人将刺绣艺术带到美国。所谓美国文化,基本上是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等国家的风格文化艺术,而本土的文化反而很少受到重视。中国是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区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和风俗,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文化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加的多元化。中国的刺绣文化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著名的刺绣就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等,也称之为四大名绣。

(二)中西方民族性差异对刺绣的影响

刺绣是印第安人的主要传统手工艺,有棉线刺绣、绒绣、珠绣、羽毛管刺绣、发绣、补花等。在美国,靠北部的森林地区,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刺绣属羽毛管刺绣。他们大多以捕鱼为生。在当地的人们除了捕鱼之外,鸟禽也是主要的食物之一。因此,鸟兽身上的羽毛管自然成为了制作刺绣的原材料。珠绣则是在分布在美国南部最为著名的刺绣,这与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南部地区离海近,所以大多就地取材。所制作的珠绣中,有贝壳珠,珊瑚珠,也有果核珠和粘土珠等。珠绣的品种繁多,人们大多在庆典节日上穿着带有珠绣的饰品,服饰上修修满珠绣图案,光彩夺目。

中国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性传统工艺之一。刺绣与养蚕、缫丝是分不开的。所以,刺绣又称为丝绣。中国刺绣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发现与使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人们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养蚕。所以中国的刺绣原料都以针线为主,刺绣品的图案丰富,色彩清晰。在中国,刺绣文化多采用象征手法,早期的民间刺绣纹样都从刺绣工艺的角度反映了传统图案的精神品格。最早的刺绣图形是天子褒服十二章。这种手法代表着古代刺绣图形的设计思想,历代传承,不断拓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创作原则。

三、中美文化在刺绣中的表现

(一)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文化

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宗教、信仰和思想观点等。他们所创造的传统刺绣,特别是珠绣,羽毛管绣,在世界艺坛中可谓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技法和民族艺术的风格,是一份宝贵的艺术财富。如今,美国印第安人的地位有了提高,人口有所增加,即使受到白人的侵略,他们也顽强的保守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文化。印第安人在刺绣上使用的色彩是和他们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以及等密切联系的。比如他们很少用红色,红色象征着战争和流血。黄色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谷物,是玉米的色彩,寓意着五谷丰登;绿色似乎温暖的色彩,象征着万物复苏;蓝色则代表平静、温柔。在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崇尚太阳神,祈求五谷丰登,草木繁盛,所以大都喜爱白、黄、绿等,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都以游牧和狩猎为主,性格粗矿,所以就更偏爱黑色。

(二)中国民族传统的刺绣文化

中国的刺绣用品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刺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华”可谓恰如其分。传统刺绣展现其独特魅力,刺绣也辐射各族人民的喜爱。通常也要做出相应的更改,以确保民族服饰刺绣图案的完美表现。中国的民俗节日丰富多彩,一年12个月基本月月都有不同的传统民俗节日,各地的人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在欢庆着这些节日,大多节庆活动中也少不了精美的刺绣工艺。居住在山寨的喜用花卉、鸟兽构图,以绿、蓝二色为主;居住在溪河边的多取材于鱼虾、人物之,以红、黄二色为主;还有凉亭、佛塔、寺庙和各式各样的几个图形。中国刺绣是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的孕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刺绣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这决定了它不单是形体。民族刺绣是一种带有自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的艺术创造。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也自然形成了它独特的审美造型和独特风格。

四、结语

艺术是为了表达感情和交流而产生的。在艺术的世界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优势,这使得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的传承具有了艺术价值。本文主要将美国和中国的刺绣进行比较,对比中西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刺绣文化的历史形态。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形成了世界民族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才使得世界艺术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郑珊珊.刺绣[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李宏复.中国刺绣文化解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2

(一)英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变革都会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文艺复兴是英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莎士比亚、萨里、斯宾塞、华埃特、海伍德等著名的文学家。文艺复兴过后,又先后出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发展阶段。到了18世纪初,又兴起了新古典主义,这使得宗教神学开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到19世纪,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渗透到英国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更加追求自由和解放。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学的题材逐渐扩展,文学也被赋予了某种经济和政治色彩,大多数文学作品宣扬自由平等思想。在此之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英国文学趋于写实,在选材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也趋于多样化发展,这促使英国文学顺应时展,呈现出更加全面、多元的特点。

(二)美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相较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美国民族较多,且有大量移民。这就使得美国文学呈现出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庞大性的特征。总体而言,美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殖民时期、革命后、一战前、二战前后等阶段。在最早的殖民时期,美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早期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美国大陆相对落后,文学仍源于生活和劳动,因此,文学作品多是赞颂人们的品格和自然风光。到了一战前后,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出现在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使美国文学的现实性不断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学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饱受战争摧残,对社会和人性开始反思,深入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美国文学也一度陷入迷茫时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学逐渐进入第二次繁荣时期。到了19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矛盾逐渐暴露,各种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更加鲜明。30年代的美国文坛则以左翼文学为主导。而到30年代后期,文坛上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流派纷纷出现,且大胆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彼此之间相互争论、交流和借鉴。在此过程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美国文学思潮的主要引导者。与此同时,美国文学逐渐与世界相互交流,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产生了重大打击,二战后,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主要内涵

英美文学评论随着英美文学的产生而出现,并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在英美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评论的要求越来越规范严格,理论指导也越来越系统化。英美文学评论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并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进而探索英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便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推动英美文学更快、更好发展。文学评论家通常综合考虑作品的写作手法、表现特色、思想观点、创作风格等要素,对作品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评价,以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和主旨。此外,文学评论也有助于文学创作者得到更加客观的反馈,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反思,并不断进步。

二、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在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常遭遇矛盾和挣扎。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创作手法也相对荒诞,在这种文学背景下,文学评论就陷入矛盾中。到了20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之前的理论,并朝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逐渐进入转型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对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的早期殖民历史,使其文学创作接受了印第安文学、英国文学等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当然,美国文学并非单纯地模仿和复制这些文学,而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并日趋成熟,最终从英国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学演变历程,促使美国文学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对应的,美国文学评论对传承传统文化的关注较少,反而更加重视作品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性。

(二)文化载体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还是民族文化根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又是文学作品的构成基础。因此,语言差异也会对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民族的评论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会略有差异。受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的影响,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谚语、典故、习俗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若无法准确把握这些差异,就会影响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论。相比较而言,英式英语较为严谨,英国评论者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对语言的运用更加谨慎,同时,受语言习惯影响,英国评论者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抱着一种尊敬的心理,这也正是英式英语沉稳、庄严的表现。而在英式英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式英语则相对自由、随意,其对英式英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同时,美国评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相对轻松。相较于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发展历史较短,与之相对应的,美国的文学作品受传统束缚也相对较小,更加关注创新和个性特点。在文学评论中美式英语的用词也更加自由和开放。文学评论也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因此,受英国文学评论理性、传统特点的影响,英国的文学作品更加规范,在语言运用方面更加严谨,带有浓重的历史感。而自由、独立的美国文学评论则会让文学创作更加关注个性展示,这更容易引起文学思潮。正是受文学载体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与此同时,文学评论也反作用于文学创作,使美国文学创作在短短的发展历史中,越来越具有独特性,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历史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发展史,其创作演变历程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本主义只是相对于禁欲主义与神权主义来说的。整体而言,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观点还相对保守,这主要源于英国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英国文学评论的这一特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相较于英国,美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就带有明显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发展历史较短,没有沉重的传统束缚,文学评论不必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美国在独立战争后,逐渐形成了自由、独立、民主的文化氛围,这也促使美国文学评论更富创造力。

(四)人道主义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3

Abstract: Idioms is core and essenceof language and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a nation's customs,history and culture .It is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reflecting national customs. Idiom is also influenced by culture,reflecting its cultural identity. The cultur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gave birth to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dioms. This paper describ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living environment,customs,history,culture,religion and proposed how to lead in teaching and make studentslearn well.

关键词:英语教学;习语;民族文化;差异

Key words: English teaching;idioms;national culture;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212-01

1英汉文化差异在习语中的体现

1.1 生存环境差异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四面环海,以渔牧业为主,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相关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 ,以农业为主,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 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而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常与可爱、温柔、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做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1.2 生活习俗差异生活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

1.3 历史文化差异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和神话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如“毛遂自荐、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而英语中也有许多丰厚文化底蕴的习语。如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点),Pandora's box(无穷的灾难)等。

1.4 宗教差异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多年,人们相信佛主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很多习语如“万事皆空、五体投地、借花献佛、回头是岸”等与此有关。在英美,人们多信奉基督教,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 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the sword of Damocles(即将临头的危险),at the eleventh hour(最后时刻)”等来自《圣经》。

2英汉文化差异在教学中的导入

英语教材课文选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也包括了许多跨文化的习语。所以,应该结合教材导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

2.1 设置选修课程开设如《圣经》、《欧洲文化》、《古希腊神话》等课程,或就有关专题以讲座形式向学生全面介绍西方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使学生对这些国家、民族情况有一个整体把握和了解,并从中比较出它们与本国、本民族的总体差异所在。

2.2 充分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在英语教学中,外籍教师有着中国教师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这就是英语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因此利用外教的这一优势,让他们在课内外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时候,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书本上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2.3 广泛运用英文电影和歌曲的教学方法运用英文电影歌曲教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那些英语基础薄弱、对英语学习抱有排斥甚至恐惧心理的学生,在教学中能够使用图文并茂,有情节有故事的电影无疑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而有效的学习环境。另外教师选择的影片应该是具有西方文化底蕴,影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内容,在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取材于现实生活,更加生动和规范。歌曲应该通俗易懂易学。在愉悦的环境中引导学生思考、提炼影片歌曲里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习惯,将之与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巩固学习的效果。

英汉习语结构凝练、意义深远、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含蓄幽默,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并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在语言里的结晶,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教师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逐步渗透文化教学,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帮助学生从习语中发现文化,再通过掌握文化去指导我们外语学习与实践,寓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之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增强他们文化差异敏感度,从而使学生能准确、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刘艳芹.从英汉习语看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J].平原大学学报,2006(4):87-89.

[2]卢梅.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2):147-148.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4

关键词:音乐艺术;小提琴;艺术表演;中西文化;民族风格;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62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对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在音乐作品创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较少涉及文化层面。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对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风格的理解与把握。笔者曾在外国听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学生的演奏技巧还不错,但对音乐表现和风格把握比较欠缺。如果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本民族的音乐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吗?因此,笔者尝试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旨在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个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国音乐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民族风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乐器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开始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国的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反思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有无数理论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为小提琴音乐表现中国题材、中国民族风情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南国光首次把小提琴带进中国,在中国宫廷里进行了表演。“鸦片战争”之后,小提琴随着通商和传教等活动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20世纪初,中国已有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小提琴,早期学习小提琴的老一辈音乐家有聂耳、冼星海、刘天华、丰子恺、谭抒真、陈洪、王光祈,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们普遍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在学习和传播小提琴艺术过程中,均自觉关注着小提琴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从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李四光曲)开始,中国的小提琴音乐便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中国花鼓》,充分显示了西方音乐家对东方音乐的敏感和对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称作是“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用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是中外音乐家共同的艺术选择。

20世纪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回国,小提琴创作开始焕发出艺术活力。马思聪的《摇篮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冼星海的《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小提琴乐曲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现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创作。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乐作品,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茅沅的《新春乐》、李自立的《丰收渔歌》、陈刚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宗江、何东的《鹿回头传奇》等作品,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其中,《梁祝》融合了中国的音乐特色和西方的创作手法,中国的小提琴音乐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也使新时代的音乐家们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和本土文化结合伟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作曲家有意识地尝试用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元素进行创作,如:谭盾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戏韵》、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川调》、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1986年,中国小提琴作品被列为《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的规定曲目。全国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赛也都设立了“中国作品演奏奖”。

在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上,马思聪、盛中国、俞丽拿、吕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他们在民族风格的理解和演绎上,均有令人赞佩的独到之处,把民族风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国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学习探寻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演奏艺术,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随着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发展,关于“民族化”的话题备受关注并被不断地深入探讨着。其中关于小提琴演奏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问题,当然也是有待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看中国音乐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学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竞争”法则

中西文化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们不断与风浪和自然抗争搏斗,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非常强调对立与矛盾冲突,许多音乐作品表现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协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竞争”、“竞奏”的意思。浪漫时期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通常用奏鸣曲式写成,奏鸣曲式宏大的构思、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题与副题在音乐性格和调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展开部强调矛盾和冲突,再现部的副题一般回归于主题的调性,体现出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思维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精、气、神相统一的生命观。追求和谐与平衡,是由于中国普遍的农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整体。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而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国音乐不像西方音乐一般要有两个对比的主题进行抗争,而是一首乐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题,力求在共性中求变化,很少有强烈的对立面和矛盾冲突。而且,描绘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乐曲多于抗争性的主题和纯粹的内心刻画,音乐中的多段性结构在速度、力度、色彩的变化上体现出渐变的过程和圆滑过渡。抒情时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国农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谐安宁、讲究秩序、重视人伦的心灵结构和人文思想。

2、审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乐严谨的结构形式

“意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理论特色,“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并非不重视‘象’、‘境’、‘形’等实的方面,但在审美中更侧重的是‘意’、‘神’等虚的方面,如中国绘画不重视反映客观的真实,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达画家主观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国山水画常用虚实法、空白法、顺延法去表现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较抽象的意境,而没有西方油画写实的、理性的、逻辑推断一般的严谨构架。中国音乐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状),故有“得意忘形”之说。中国音乐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在意境和韵味方面追求“清、静、淡、远”审美思想的含蓄与深邃,却常给抽象的音乐以具象的提示并体现在作品的标题上,如:传统音乐《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小提琴音乐的《渔舟唱晚》、《海滨音诗》、《夜景》等等。

西方音乐讲究结构美,有着严谨的曲式结构和创作原则,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动机、乐句、旋律、和声、织体、结构的变化进行运动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更具衍展性特点。音乐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表面来看,‘散起’与‘散束’亦似再现,但一头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质亦不同,不具‘再现’特征。”西方人处事注重效率、直奔主题,最重要的乐思往往呈现在乐曲的开始、句头或主题首部,而中国音乐重要的段落一般会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尾部。由于中国音乐在结构上比较自由,给演奏者的二度创造和听者的感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3、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表达方式

历史、传统、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擅长整体性的感性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一种横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提倡通过灵感直觉达到顿悟。西方人则更重视个体、求“知”求“真”,注重科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深刻把握,对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要求纵深性和准确性,是一种竖向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医通过观、闻、问、切进行诊断,治疗讲究“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而西医诊断,则必须通过仪器、化验等一系列科学手段,某种情况下还得用手术刀打开病灶看个究竟。

音乐旋律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区别于他民族音乐艺术的最鲜明的标志。中国音乐重旋律轻和声,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样崇尚线性美,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偏重“线型”思维的特点,这与西方音乐以音程和声“团块”纵向构成的和声系统、以及音乐发展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维和语言表述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中国汉语说“我们晒太阳”很自然。但西语一定要说“太阳晒我们”或“我们被太阳晒”,表明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西语是“一词多音,一音一声”,多个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组合必须构成某种逻辑关系语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乐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变化,以动机为最小单位,对乐句,段落进行艺术处理,一般不在一个音上做很多变化。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汉语是“一字多声,一字多韵”,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发音和不同的意思,每个字都有声母到韵母的变化,而同样的发音还有“四声”(阴、阳、上、去),其字义和书写完全不同,方言的“声调”则更多,“闽南话竟被分离出13种声调”。中国古代音乐和语言是二为一体的,“念、读、吟、唱,由语言引发,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亦即中国音乐史。”因此,中国民族音乐一个音的本身就会变异、衍生和运动,讲究的是细节,注重的是装饰和变化。在乐曲中有很多装饰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个音上的变化,而每个变化都有无数种表现的可能,好比中国古代建筑的雕栋画梁,每个细节都要装饰;就像中国戏曲的唱腔,每个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诗词里的某一个字,能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的把握

1、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民族风格”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艺术审美标准等方面沿用西方的体系,琴童从习琴伊始,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教学法则伴随着成长,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乐母语教育和审美体验的缺失。我当上了老师以后,多次参加国内外音乐会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让小提琴音乐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走向世界,必须探索“小提琴演奏和乐曲创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问题。目前,仍有不少中国的学生演奏我们本民族的音乐明显带有西洋色彩,却又在不知不觉中用与生俱来的中国感觉去演绎西方音乐。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够“洋气”,而演奏中国作品又不够“民族”,甚至认为,只要加点滑音就是“民族风格”。由于对中国民族音乐和戏曲不了解,听觉长期处于西洋大小调的思维模式中,调性感觉单一,从而导致在演奏中国作品时把握不准。

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从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编曲或戏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乐的多段体、循环曲式、民间加花变奏曲式等音乐发展手法,同时从各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节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观的问题,也不只是单纯模仿某种乐器的音响或演奏方法问题。而是要在端正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态度基础上,先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题、结构、句法及风格等特征。增加中国文化修养,认真学习音乐中各种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最终才能将文化内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学中,我们应该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国乐曲,要让学生大量学习中国民歌、戏曲和传统音乐,培养民族审美意趣。作为教师,应该正视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讲解文化背景知识,仔细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度和音乐表达能力。既要耐心地启发学生的兴趣,又要研究出适合表达中国民族风格的演奏技法,来提高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国小提琴音乐从民族乐器的演奏中汲取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自有一套完整丰富的由民族乐器演奏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族乐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让每个音有运动起来的可能性。如:竹笛通过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变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对音高和音色的改变;二胡没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备更多的可能性;编钟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样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古琴,通过虚与实、持续与震颤、游移与阻断等变化,使一个音有着演绎无限风情的可能。

小提琴传人中国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民族器乐的影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润腔”特点成为小提琴音乐模拟的对象,中国小提琴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优美,被称为“中国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在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演奏中。例如:《渔舟唱晚》、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抒情乐段。《思乡曲》的主题开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国箫的朦胧音色,加上滑音的装饰体现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见光明》中的第150―160小节以及《梁祝》中的“抗婚”段落,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扫弦效果来增加情绪逐渐激动的戏剧性效果。在《广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发声方法来获得丰富多变的音响。中国吹打乐中的唢呐,音色亮、音量大,紧张尖锐,雄厚刚健,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应用极广泛,而锣鼓所营造出的热烈欢腾的气氛,《庆丰收》采用中国西北民歌音调为主题,吸收唢呐音乐和戏曲音乐中的三击锣鼓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的热闹场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中用小提琴的拨奏来模仿新疆弹拨乐器的声音以渲染其民族特色。

3、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常见的几个技术问题

(1)指法

指法是指“乐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与手指交替顺序在乐谱中的标注”,它直接关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准、技术发挥和音乐表现力。西洋音乐以自然大小调式和七声音阶为基础,左手每个手指之间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换把,即选择奇数把位换把。

中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五声调式比西洋七声音阶少两个偏音,即F和B。因为音阶中音与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没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会空出一个手指,而用相邻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张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构成五度音程的排列。为了避免频繁换把换弦会破坏旋律的流畅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换把来演奏,即选择偶数把位换把。由于我国小提琴教学长期沿用西方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调音阶作为基本训练,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就会感到不顺手,音准也比较难控制。所以,加强五声音阶及其练习曲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应将它作为基础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融进整个小提琴的指法体系中,并作为表现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称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称为“滑指”,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最常见演奏技法之一。滑音的不同位置、方式和速度上的变化使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滑音具有多样性。例如:《红军哥哥回来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现了欢快的喜庆情绪;《苗岭的早晨》引子和尾声的主题旋律,以慢滑的装饰音表现出苗族民歌润腔上的特点。回转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来回滑动,滑动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内,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较缓慢;也可以是较有力的、速度较快;也有戏剧性的音腔模拟滑音、与揉弦同时进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颤弓滑音等根据音乐的需要而决定,这在《梁祝》等乐曲中运用较多。大距离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个音区变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适合表现中国北方风格的豪爽、幽默和热情,如《西皮韵》、《梆子风》、《送春泥》等。

中国小提琴乐曲中的滑音运用是造成音腔音势的重要手段,是借鉴民间弦乐器的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中国式滑音”,尤其在换把过程中的滑音,对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来说则是一种不能普遍接受的“错误”。因为,西方的音乐审美和教学体系要求尽量保持乐音的稳定性和音准,不可随意变化。

(3)装饰音

装饰音包括颤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装饰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严格规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装饰音是一种即兴发挥的状态,也是中国小提琴作品中运用最为广泛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之一,如:在《梁祝》、《夏夜》、《思乡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恩情》、《南泥湾》等乐曲中,装饰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达出不同的韵味。所以,每个装饰音的长与短、虚与实、疏与密不仅要力求细节变化还应符合音腔表现的需要。而西方音乐的演奏,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不能随意或增或减去装饰。所以有人说,西方音乐是音的运动,而东方的音乐是运动的音。

(4)运弓与发音

中国音乐无论是戏曲、民歌还是器乐,对音响有着或透亮圆润或虚淡深邃的审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国作品时运弓不宜过于追求“实”,而是通过弓弦摩擦的触点、弓速和压力的变化来改变音的强弱,也可以通过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动和揉弦幅度的变化,在运弓和气息的虚虚实实之中“虚中求实”,以达到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实,厚、浓、润的发音为美,演奏西方音乐强调动力在前和发音的稳定性。根据笔者的体会,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乐时,一般“音头”所表现出来的音质是音乐主要表现力之所在(动力在前),而演奏中国音乐却往往在一个“主音”发出后的后续运动中表现出其韵味,也就是对一个乐音的音头――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进行变化衍生和运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加以装饰或者变化。演奏中国乐曲常常需要运弓的动力置后并加以变化,这种类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是非常忌讳的。我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访学期间,听到不少来自欧美的小提琴大师班的讲课都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学生在这方面常常受到批评,这就是用东方的审美习惯,演绎西方古典音乐的尴尬,东西方文化在审美上的差异在此凸显出来。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问题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化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乐化状态。”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音乐博大精深,要想通过小提琴的演奏传达出真正地道的中国民族风格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利于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把握,也利于对西方音乐的风格的把握,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①郑羽《从文化角度探讨中西审美方武的差异》,《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页。

②赵晓生《中国钢琴语境》,《钢琴艺术》,2003年第1期。

③同上。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5

关键词:汉藏文化 翻译 差异

我国中原地区所处的亚洲东部位于温带和亚热带,其气候为典型的季风气候。而我国藏族主要分布在属于大型性高原气候的青藏高原,降水少,气温低,空气稀薄,日照充足。正是这种不同的环境,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域特征。

一.汉藏翻译的重要性

1.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

汉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由于文字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差异和相互的沟通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位置和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差异,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就形成了一定的障碍。而想要各个民族之间加强沟通与交流,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在互相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汉藏翻译就是以最基本的语言为基础去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宣扬,这也是一个加速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

2.促进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受地理环境影响,我国的大部分藏族都生活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条件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汉藏翻译工作的进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藏族人民在接触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藏族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人文风情也能够通过汉藏翻译工作的开展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进而促进其发展。

二.汉藏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1.生存环境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不仅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藏族人民也在逐渐地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特色文化所影响和改变。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比如物质,制度,心理,文化等。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异,也才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形态。不同的地域环境也存在着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的呈现的差异。例如,由于黄河在中原地区因为浑浊,而且河水的颜色为黄色,因此被大家称之为“黄河。”然而,在藏族地区的黄河外观呈现的则是湛蓝清澈,因此被大家称之为“蓝色的玛曲河。”由此可见,同是黄河却因为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因此在对藏语汉语的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生存环境而造成的差异性。

2.生活习俗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因为民族的差异性,因此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其主要体现在使用的语言上。例如,藏族的谚语“sngs-rgys-la-ka-kh

a”的字面意思是“给佛陀字母”。很明显,这样的翻译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汉族文化里,“佛陀”与“字母”是两个根本无法联系起来的事物。然而,在藏族的文化当中,“佛陀”就是“智者之王”,当字母和“智者之王”联系到一起时,就很容易找到二者之间的“教智者之王学习字母”这一内在联系了,这也就有点在鲁班门前弄斧的意味了。所以,在翻译时,便可将其译为“班门弄斧”。

3.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极大的影响了人类社会,不同的宗教族群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宗教性质和相关术语的理解,例如在西方,《圣经》中将阎罗王解释为专门与上帝作对的恶魔,人们将阎罗王比喻为恶魔。而在藏语和汉语中,阎罗王则是一个中性词,例如藏语中的“gshin-rje-chos-rgyl”和汉语里的阎罗王则都是来源于佛教的教义用语,经过很多的佛教的研究后发现,在佛教教义中“阎罗王”是阴险的神灵,他掌握了特别大的权力,可以决定所有人的生死,同时他会根据鬼魂生前的不同行为而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在这里,“阎罗王”并不带有贬义色彩,属中性词。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自于不同宗教的同一词语,由于各自的文化形态不一,所呈现出的形象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该要重视这样的差异并将其处理好。

4.思维方式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各个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典故带有很多的历史文化色彩,而且蕴含了很多深刻的道理,然而各民族历史典故所呈现出的很多的深刻道理却只能用本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释。由于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特征不同等很多因素,各个民族的人民也有着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在各民族的交流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就带来一定程度的交流阻碍。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这些典故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其字面意思,还需要理解他所代表的民族典故的丰富内涵,重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化差异。

民族文化差异范文6

【关键词】 汉族中学生;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心理控制源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通过运用EPQ与16项特质性应付条目进行调查和相关分析[1],发现人格特性格内向者、易羞耻者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说明人格特质对应付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性。还有研究显示,神经衰弱患者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个体在应激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较差[2],国外研究结果表明,病程和情绪稳定性对应付方式影响显著,而回避是癌症病人的有效的应对方式,屈服是癌症病人不利的应付方式[3]。马惠霞等研究发现,即将成为小学教师的中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幼师学生和其他中学生都差,较多地使用消极应付方式[4],其原因可能是对不同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不一致,对本专业的认识态度不同。高山川等提出了影响个体应付特征的因素包括稳定因素和情境因素,其中稳定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应激倾向和他拥有的应付资源(生理资源、人格资源、社会支持),而情境因素则主要包括情境的客观特征和个体对情境的评价[5]。

所谓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即对事件的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般信念。高内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预期则为,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据此推测:面对问题时,认为个人的努力对事态的结果起主要作用的内控者更可能采取主动的态度与行为,而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带来什么变化的外控者则可能表现消极。

应付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和所处的情景有关,而内地民族中学学生由于过去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人格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会与内地汉族中学生存在差异。当他们来到内地中学学习时,其所处的环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试图探明民族中学生在异文化背景中的应付方式特征,并为民族教育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在本研究中,“控制点”的调查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应付方式”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时的相关变量,在此不探讨二者内在的本质联系。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对成都市3所民族中学的346名初一至高二的民族学生(包括藏、彝、羌、回、满、蒙古、土家、布依族学生,其中藏族学生占80%)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26份;同时在3所学校随机抽取初一至高二的汉族学生373人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58份。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应用Levenson1981年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内控性(I)测量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驾驭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势力的他人(P)量表涉及了被试是否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机遇(C)量表测定了一个人对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件结果的相信程度。每一分量表包含了8个条目,整个量表共24个条目,以7分等级评定:评分从-3(很不同意)到+3(很同意),计算总分时加上24分以抵消负分,因此每个分量表的分值范围是0~48;“应付方式问卷”有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若干个条目,每个条目只有两个答案――“是”和“否”。计分各分量的因子分是:分量表因子分=分量表单项条目之和/分量表条目数。这6个应付因子是: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施测过程:整个问卷实测过程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施测。发放问卷750分,收回有效问卷684份。其测验结果采用SPSS12.0数据软件包处理。

2.2.2 访谈法 以生活事件量表中的5个维度(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罚、丧失和健康)为访谈问题的内容,对学校科任老师和生活指导老师和汉族与民族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学生在人际交往、学习、生活、健康、受罚、丧失感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在这些方面遭遇挫折时常用的应对方式。对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并用来解释测量结果。

3 结 果

3.1 汉族与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各因子上的得分 见表1。

表1可见,①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自责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的采用自责方式处理问题;②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幻想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的幻想因子得分高于汉族学生,即民族学生似乎采取更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③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合理化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采用合理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④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上都没有表现出本质差异。

3.2 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的内部结构 通过表1中应付方式各因子的平均分的大小及表2对各因子分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可知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结构是(从主要到次要的顺序排列):解决问题幻想与合理化退缩自责求助。“解决问题”和“求助”两种应对方式处于结构的两端,一是表明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主体是积极的,但“求助”倾向不强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民族中学生来到内地中学求学而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会给他们带来生活与学习适应上的大量挫折,加之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独立问题解决的能力还存在缺陷,还需要成人和同伴等的社会支持网络来帮助他们提升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内心世界激烈变动的应对能力。

3.3 汉族与民族中学生心理控制倾向比较 见表3。

表3可见,①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内控性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内控性强;②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机遇因子上差异显著;汉族学生比民族学生更相信一个人的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情结果的程度;③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有势力他人因子上差异显著;汉族学生更相信他人能够控制影响自己。

3.4 民族学生的控制点结构 从表3中各因子分数大小和表4各因子间差异性显著检验可知,民族学生心理控制点的结构(从主要倾向到次要倾向排列)为:“机遇(C)”“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

4 讨 论

4.1 “解决问题”是汉族和民族学生主要的应付方式 不管是民族中学生还是汉族中学生,他们主要的应付方式都是“问题解决”,而且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之间在倾向强度上不存在本质差异。这说明在这一应付方式上文化环境的影响较小,起码在青少年阶段是这样。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解决”的应付方式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年龄特征。这也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及能力发展水平一致。“问题解决”的应付方式作为主要的应付方式,不仅反映了青少年学生的独立意识,而且也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体现了中学生对自我能力的信任。正因为如此,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求助”倾向上都表现得比较弱。

4.2 如何理解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之间应付方式的差异 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地采用“自责”、“合理化”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又更多地采用“幻想”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观点来看,“合理化”是相对积极的应付方式,而“幻想”则是消极的应付方式。但这种不加分析判断的结论可能是极为错误的,它可能在此并不是一种心理机能上的差异,而仅仅是一种文化内涵上的不同。为此,我们对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汉族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合理化应对方式”,是自己寻找合理的现实理由来为自己的挫折行为进行辩护,如“我是不小心导致的,”“我身体不好……”;民族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幻想应对方式”实质上也是在为自己挫折状态寻找合理的理由,如“希望老师多与自己交流”,“想象父母经常来关心自己的生活”,“想到自己应该到宗教圣地去朝拜神佛”等。只是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民族学生离开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家庭和原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寻找的这些自我保护的理由很难实际实现,长久下去就可能只会成为一种纯粹的习惯性“幻想”,并降低其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的自我效能感。对拉萨的藏族中学生的访谈调查可以证明这一预期的可能性:拉萨藏族中学生在遇到学习困难时也会产生许多合理化的归因,如“到寺庙去朝佛会让我心理平衡,我学习就会好”。按照我们汉族文化的理解这是一种幻想,但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来讲却是一种合理的理由,而且在这种想法马上就能变为行动,并获得对问题解决的信念。但到内地求学的民族学生而言,类似的想象理由却无法变为现实的行动。因此,在民族教育活动中,一定要关注、研究和理解民族学生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族和民族学生在应付方式上的差异可能并不是应付方式的心理机制上的差异,更多地可能只是应付方式机制所依赖的文化内容的差异。实际上民族学生在应付方式的结构上,“合理化”与“幻想”之间在趋向强度上没有本质差异,二者共处于其应付方式结构的第二个层次上。

4.3 如何理解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之间控制点的差异 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内控性强;而汉族学生比民族学生更相信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情结果的程度,更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但我们研究发现,汉族中学生和在内地求学的民族学生其控制点结构并没有差异,都表现为:“机遇(C)”“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两个层次,其差异只是倾向强度上的不同。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在相信“机遇(C)”上只表现出0.05水平的差异,而在“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两个因子上却表现出小于0.01的水平,即后者的差异性更为显著。民族学生更“内控”,意味着他们更信任自己对问题的把握,而汉族学生更相信权威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汉族文化中社会取向、关系取向和家庭中心来解释差异的原因[6];也可以单从心理品质的角度说内地中学的民族学生在人格上更独立,表现得更有力量。但实际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上都还未成熟,而且民族学生到内地中学的主要任务是求学,如果存在过于强烈的内控倾向,反而不利于他们在内地中学这一新的环境中为学习和生活建立新的有效的生活支持网络。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必然会干扰他们的学习过程与健康心理的养成。如在我们的一个研究发现,内地民族中学的藏族学生在“人际关系、丧失和健康”上的应激量就显著高于汉族中学生[7]。作为民族教育管理者来讲,我们不能被民族学生内控心理倾向所迷惑,实际上他们在学习和社会生活别需要外部的生活支持。

5 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