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管理论文范文1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海洋管理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上海，海洋产业，现状分析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的中心地带，地处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口，是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及东海黄金区域的结合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区位条件极为优越，是世界重要的产业集聚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临海的特大型国际都市，上海海洋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拓展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能够顺应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浪潮的需要。对上海海洋产业的研究也是上海作为国际性的港城在城市定位、功能转型及产业升级内在要求。
1 上海海洋产业现状
上海全市陆地面积为6340.5km2,其中陆地面积6218.65km2，水面面积121.85 km2，海洋面积近9000km2。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220.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2.32万人。上海东临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工商管理毕业论文，南接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领，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按照吞吐量衡量为世界第一大港。
1.1 海岸线资源、滩涂、浅海资源分布及经济利用
海岸线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之一。上海的海岸几乎全部建有海堤，为人工海岸。据上海东海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03年底到2004年4月的海岸线修测成果统计，上海拥有海岸线470km。所辖海域滩地共55个，总面积645.74km2 [1]。上海利用圈围的滩地建立了一大批农场垦区、工厂企业、市政设施和自然保护区，合理开发利用滩地对缓解上海市土地紧缺矛盾，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增强农业后劲、促进工业产值增长、稳定长江口河势、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
1.2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开发利用分析
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的形成与发展，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优势，并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和载体。上海港始建于黄浦江，发展于长江，拓展于杭州湾，腾飞于洋山港，历经了由内河向河口、沿海、海岛的开拓过程，雄居中国港口半个世纪，现已跻身于世界港口之前列站。上海港根据港口区分布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洋山港区、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崇明岛港区、长兴岛南岸港区、横沙岛南港区、黄浦江港区，共8个。上海港外贸物资中99%经由上海港进出。2008年，上海港完成了2800 万TEU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二，而稳居世界集装箱大港第一位的新加坡港完成达2990万TEU。交通运输部《200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57亿吨，比上年增长9.0%。在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大港口中，上海港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港的位置。上海港在港口建设水平上持续保持和发挥产业优势。
在发挥港口产业优势的同时上海也存在着河口岛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的问题。作为我国的第三大岛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崇明岛面积大于香港各岛，而2008年GDP只有香港的1/66。2005年，崇明三岛平均GDP为8343元/人，只相当于上海全市人均GDP34436元/人的1/4。与长江三角洲14个地级市比较，最低南通市人均GDP9378元/人工商管理毕业论文，三岛比南通还低1035元/人。同样是岛屿的舟山市，人均GDP也达11586元/人，超出三岛人均GDP3243元/人。三岛一产的比重偏高。上海全市一产占全部GDP1.8％，崇明一产占24.8%，长兴、横沙占22.3%，三岛平均22.3％。从现状经济及产业发展状况来看，三岛不仅在上海甚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尚属较慢地区。
1.3岸线海洋经济密度分析
通过分析对比海洋经济总产值与海岸线的关系，可以获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空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计算沿海11个省市2000、2007年海洋产业总产值与大陆海岸线的比值，可以反映各沿海地区单位岸线长度的海洋产业产出贡献，即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表1：2000年、2007年各沿海省市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亿元/km）
Table 1: 2000&2007 Economicdensity of unit marine shoreline for the coastal provinces (million / km)
省区
2000年海洋生产总值
2007年海洋生产总值
大陆海岸线
2000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2007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上海
601.37
4321.4
470
1.280
9.194
天津
138.63
1601.0
153.3
0.904
10.443
广东
1114.57
4532.7
3368.1
0.331
1.346
山东
737.76
4477.8
3122.0
0.236
1.434
浙江
399.53
2244.4
1840.0
0.217
1.220
辽宁
326.58
1759.8
1971.5
0.166
0.893
河北
69.19
1232.9
421.0
0.164
2.929
江苏
146.04
1873.5
3122.0
0.153
0.600
福建
419.15
2290.3
3051.0
0.137
0.751
广西
110.45
343.5
1083.0
0.102
0.317
海南
70.23
371.1
1617.8
0.043
0.229
全国
4133.5
25073.0
20219.7
海洋管理论文范文3
21世纪将是海洋经济时代，而海洋旅游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主要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主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发达国家，海洋旅游业产值一般都占到整个旅游业产值的2/3左右。在我市，随着八仙过海口、海洋极地世界、蓬莱水城保护开发等景区（点）的相继投入使用和动工，海洋旅游业也已占据了蓬莱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弘扬我市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海洋文化，丰富海洋旅游资源，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
海洋管理论文范文4
我国在新时期适时推出了海洋发展战略，制定了海洋事业、海洋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为了对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各高校，特别是海洋类高校，纷纷设立涉海类专业及在其他专业设立海洋通识课程，扩展大学生的海洋视野。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学科布局一般都有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等涉海类专业，另外还有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等管理类专业。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发展定位一般都是国内或国际一流海洋特色大学，打出“海洋特色牌”，以期实现海洋特色定位下的理、工、农、文、经、管、法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所以，为了适应海洋大开发的新形势及海洋类高校的特色战略定位，在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乃至其他相关专业开设《海洋行政管理》通识课程具有重要意义。而欲开出《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建构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二、前期研究综述
通过期刊网以“海洋行政管理”为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后发现，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有60篇左右，研究内容可做如下归纳：一是奠基于其他专业之上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索在行政管理专业内开设海洋科技、海洋法、海洋管理等课程，把行政管理专业办成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特色的专业。二是作为特色研究学科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外部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并把学科体系归纳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梳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的争论分野，并提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如工具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系统化原则、生态化原则，并对学科体系进行宏观架构，探讨其概念、理论基础、管理理念、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等问题。提出以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基础，在适应海洋实践活动规律、海洋行政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三是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研究。一些学者在分析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沿着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思路，建构了分散管理、统一执法，以及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信息部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海洋行政管理宏观体制。探讨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史的路径依赖，职能配置交叉重叠与多头管理等问题及其克服。四是海洋行政管理某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倾废、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等进行海洋执法监察的研究；提升海洋行政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升地方海域管理水平的研究；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研究；海洋发展战略的研究。前期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视角多元，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对于海洋行政管理作为一门课程来看，其内容体系如何建构？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分？遵循怎样的逻辑？这些问题尚无学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尽管如此，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支撑。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内容框架体系的厘定，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深度访谈法；（2）文献研究法；（3）比较研究法；（4）头脑风暴法。在研究设计上，由于《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针对的对象为管理类和涉海类专业的学生，课程定位为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的海洋通识课，在学科归属上又属于管理学科，同时在研究题域上又具有海洋的特殊性，所以在研究设计上必须考虑两个维度，即“管理”的维度和“海洋”的维度。另外，由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公共性，所以还需要考虑一个维度，那就是“公共性”的维度。
四、研究结论
海洋管理论文范文5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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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培养；教材改革；海洋工程；工文交融
作者简介：刘珍（1982-），女，山东阳谷人，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讲师；嵇春艳（1976-），女，山东青岛人，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教授。（江苏 镇江 212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2011年质量工程课题立项建设精品教材项目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7-0129-02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方案”是江苏科技大学2011年为迎接国家海洋工程装备大发展而新增的本科专业培养计划。该“培养方案”旨在培养德、智、体等诸多方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备现代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研究、建造的基本技能和管理基础知识，具备计算机编程及应用能力的专业型人才。学生应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
尽管20世纪初就开始有工程师从事海洋工程应用工作，但海洋工程学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在一些大学内，所以，海洋工程教育相对来说是很新的领域。探索水下环境、发展近海石油及天然气工业、海岸保护和港口的扩展推动了海洋工程的发展。1947年在美国墨西哥湾建成第一座钢结构平台，从此海洋平台经历了从固定式平台到深海spar平台的演化，而目前所能达到的开采水域也超过了3000m。海洋平台结构复杂、体积庞大、造价昂贵，与陆地结构相比，它所处的环境条件十分复杂且恶劣，承受着多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随机荷载。海洋平台装备更新发展迅速，目前主要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化、深水化、信息化。以往的教材鲜少对深水中的海洋平台设备和系统进行阐述，无法满足学生学习海洋工程装备最新进展的需求。为此，学校重点编写了海洋工程装备设计与制造的核心理论课程的教材――《海洋平台设备与系统》。本教材的编写以满足“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方案”专业学生的学习为目标，涉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政策的调整、课程结构的改革，而且增加了生产实践环节。
教师教育观念的更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将是本次课程改革在实施过程中的标志性体现，即“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为宗旨，紧密围绕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培养人才，注重建设与改革相结合、注重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注重课内教学与开放教学相结合、注重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注重考核与培养目标相结合”。对于大学生的素质结构应如何与课程改革结合等问题的研究似乎还缺少深入，导致素质教育实践者在认识上存在一定误区，实践中仍有失偏颇。[2]通过开展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学校应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提高解决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拔尖人才。对于那些基于海洋工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上发展起来的高科学技术和前沿领域，教材着重从基础层面上去寻找和分析它们的根，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基础论的重要性。在高等教育这个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做一些相对深入的分析和思考。[3]
一、培养目标的变化
教材旨在满足海洋工程专业的特色培养，以海洋工程装备设计或制造管理型工程师培养为重点，以工程执业的基本资质为导向，借鉴国外优秀工程师培养的先进经验，探索并形成具有“工文交融”特色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以“工程教育”为重点，建立“工程”与“管理”、“工程”与“技术”相融通的课程体系，树立“现代工程师”的人才培养观念。专业建设目标明确，特色显著，要在海洋工程先进制造技术、先进管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海洋工程结构力学性能、水动力学性能等方面形成显著的特色和优势。培养出具备健全人格、能力突出，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背景，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卓越工程师；要求学生具备海洋工程装备设计与制造特色，满足海洋工程领域对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需要。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应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发展潜力大、创新意识强、工程素养突出、综合素质优秀，掌握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基础理论与海洋工程装备现场制造的专门知识和关键技术。
本科阶段采取校企联合培养的“3+1”模式，3年在学校学习，累计1年在企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创设校内学科导师加校外工程导师的“本科双导师”制来配合完成人才培养。实施“双导师”制专业的所有学生均按专业和兴趣组成学生团队，导师为团队建立档案和能力培养计划，通过实践项目来组织实施。使学生有兴趣、有研究、有实践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并逐步系统地增长工程实践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政策和结构的调整
在专业教育基础上，培养学生建立海洋工程的整体知识框架，了解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制造流程，掌握其中的关键技术，形成专业知识复合，逐步形成从平台总体设计、结构设计、生产设计到海上项目运行控制、运营管理整个过程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品质，以及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教程第一章综合介绍了海洋工程装备概念及体系，总结了目前为止世界上主要海洋工程产品产业链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方向。世界海洋工程装备正在向大型化、深水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等趋势发展。我国在海洋工程技术方面特别是深海装备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密切跟踪国际深海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是我国大力发展海洋开发事业必须先期进行的工作。学生必须首先了解国内及国际海洋工程整体发展现状，才能从实际出发攻克国内各项空白的海洋工程关键技术。教材从第二章到第七章详细讲述了包括固定式海洋平台和浮式海洋平台等各种先进工程装备的组成和特点，使学生掌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工艺和流程的基本原理、方法。最后一章以一个浮动半潜式平台为例，详细介绍了半潜式平台水动力性能试验。半潜式平台是目前世界上深水海洋环境中应用最好的一款平台，是我国海洋事业进军深海的主要发展方向，所以针对该平台的水动力性能测试专门设置了一章试验课，使同学们充分了解模型试验的目标平台、环境条件与数值计算理论，还对目前海洋工程中应用较多的SESAM软件进行了详细介绍。此试验在江苏科技大学实验室进行，学校实验室是江苏省船舶先进设计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具有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船舶先进制造技术中心”和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船舶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中心”。实验中心拥有大型拖曳水池、风浪流综合试验池、波浪水槽等重型实验设施和目前国内外先进的海洋工程专用软件SESAM、ANSYS、CAD/CAM等软件系统，完全能够满足本章的软件教学和试验教学任务。
为了配合教材正文，在每章中还插入一定数量的专题，介绍海洋工程前沿的知识和海洋动力学的新成果的短文，同时还列出有价值的参考文献，用于开扩学生的视野，了解当代海洋动力学家的思想。针对目前学生对理论理解能力和对现象的解释能力差这一实际问题，对教材中习题作相应改革，增大了习题量和信息量。习题分A、B、C三大类，其中A类题属于理论分析题，用于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B类题属于基本训练，题中含有丰富的海洋动力学及海洋工程类知识，用于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C类题属于综合性应用题，用于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让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培养。
三、生产实践环节
为了实现上述培养目标的变化，还增添了生产实践环节。江苏科技大学与国内知名海洋工程企业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开展产学研联合办学，拥有多个海洋工程的实习基地，完全能够满足本科教学需要。学校先后与海军政治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舰船研究院等单位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关系。同时为了拓展合作领域、满足对海洋工程方向人才培养的需要，学校与国内知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烟台莱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多个海洋工程方向的实习基地，为海洋工程方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条件。
本专业学生在企业阶段主要学习海洋工程结构物制造技术、海洋工程项目管理与控制、海洋工程技术前沿等结合企业实践的基本知识，接受企业的认知实习、生产实习及平台总体设计、企业海工项目实践及海上项目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培养，使得学生具有海洋工程领域企业实践经验，掌握海洋工程装备项目设计、建造流程中的关键技术，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特别是在海洋工程装备规划设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项目管理与控制工作中具有协调、管理、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学生能够在团队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使用合适的管理体系，形成管理计划和预算，组织人力和资源来确保工作进度，能够胜任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及制造项目中的关键岗位，能够成为具有适应海洋工程领域发展需要的高端性的卓越工程师及精英人才。
四、教材改革的目标
通过教学和实践环节的学习，学生具有建立海洋工程装备结构的数学和物理模型的能力，得到海洋工程强度问题分析的训练；具有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形式选型和论证的能力，结合实际工程需求及海洋环境可独立完成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形式选型及论证的全过程工作；具有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及软件解决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及制造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计算、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管理、模拟仿真等；具有可以应用各种手段获取资料、信息，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能够收集、分析、判断及选择国内外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
本课程教材的改革，培养本科生具有不断获取知识，紧密追踪学科与技术发展动态的能力。通过深入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及制造企业工程实践，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技术和现代工程工具，分析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项目实际应用问题。初步具备工程应用能力，具有至少1年的工程实践经历，能综合处理工程现场问题。同学们在将来的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在建立海洋工程装备结构的数学和物理模型、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形式选型和论证、海洋工程装备初步设计、海洋工程装备强度分析与计算、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项目管理与控制、解决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及制造过程中实际问题等环节中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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