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1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控缺陷信息披露综述
从目前文献来看，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
国外一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程度更高(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Wallace等, 1994; Inchausti, 1997；Marston & Robson,1997；Courtis等, 1999;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公司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司实力，规模大的公司会有更多的资源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公司为了对外显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运作规范，会有动力向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研究了1993年财富100强企业年度报告，发现有80家企业披露了某种形式的内部控制报告(MRIC)，说明在大企业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意愿很高(80%)。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较高，认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Bronson, 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管理层报告(MRIC)自愿披露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国内一此研究也发现，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宋绍清、张侠，2009；陈艳等，2009；林斌、饶静，2009；林钟高等，2009）。如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内部控制资源充裕(以公司规模衡量)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乔旭东，2003；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李少轩、张瑞丽，2009）。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信号理论，赢利能力强的公司有动力将利好消息披露给信息使用者，实施自愿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是质优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Bowman and Haire(1975)采用ROE指标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研究结果表明ROE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Lang and Lundholm(1993)通过对1985-1989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分发现，当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绩效越好的公司，其信息披露的评分等级就越高。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也显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蔡吉甫，2005；宋绍清、张侠，2009；李少轩、张瑞丽，2009；林斌、饶静，2009；陈艳等，2009）。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结论，方红星、孙（2007）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曹建新等(2009)认为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程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治理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资产负债率
Deumes and Knechel(2008)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财务杠杆越高，股权持有者与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越严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因而就越高。林钟高、徐虹、唐亮（2009）选取2006年沪深3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杠杆正相关。但宋绍清、张侠（2009）则发现上市公司负债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相关性不显著。曹建新等(2009)研究发现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同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负相关，他们认为高负债率导致高的财务风险，在内部控制普遍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使得上市公司不愿意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管理层持股比例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管理层也拥有剩余索取权会使得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随着管理层所有权的上升，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会下降，管理层持股有助于降低成本。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程度的实证研究来看，Ruland(1990)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Deumes and Knechel(2008)从理论入手，利用强制信息披露要求较低的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成本就越小，因此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就越低。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
林钟高等(2009)则从管理层报酬假说 出发，认为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较多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差距缩小，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下，管理层有动机追求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如减少在职消费，增加企业相关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期提升企业价值，因此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股权集中度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权集中程度越低，问题会更严重(对于分散的小股东来说，主动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更困难成本也越高)，那么管理层就倾向于向外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以降低冲突。Milgrom 和Roberts(1992)认为所有权越集中将降低信息披露和问题，大股东更有能力也更有动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因此股权集中度越高，冲突就越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可能性越小。Deumes and Knechel(2008)利用低监管要求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外部股权越集中，监督动机就越大，从而削弱了冲突问题，因此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就越低。Gerald and Gray(2002)通过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对于香港上市公司来说，自愿披露水平还与家族控制程度显著负相关。国内研究中则有王咏梅(2003)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负相关。
而EI-Gazzar(1998)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呈正相关，EI-Gazzar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更大的权力通过要求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阻止管理层为谋取自身福利而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降低成本。国内李少轩、张瑞丽（2009）、陈艳等（2009）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不相关或者非线性的。Donnellyand Mulcahy(2009)对爱尔兰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国内张宗新、郭来生(2003)的研究结果则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不相关，持此观点的还有范德玲(2003)、曹建新等(2009)、林钟高等（2009）。而钟伟强、张天西(2006)则认为自愿披露水平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李豫湘等(2004)则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二次线性关系，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正相关。
4.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再融资
自愿披露信息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管理层(股东)更多披露信息的动机是期望在信息披露中获利，因此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一个动因是期望降低再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再融资。Lang和Lundholm(1993，1997)发现分析师对再融资企业信息披露的评级显著升高，显示再融资企业自愿披露动机显著增强。Botosan(1997)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程度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主动披露信息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Healy等(1999)发现信息披露评级增加的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大大增高。Collett & Hrasky(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自愿披露公司治理信息与权益资本融资动机显著相关。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Ashbaugh-Skaife等（2009）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有再融资需求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会有动力聘请审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证明自己内部控制健全，从而降低再融资成本。
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陈艳等（2009）对2008年沪市85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融资计划对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相关性不显著。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
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从公司业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二个方向进行研究。从公司业务特征方面来说，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更可能是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财务状况较差、业务复杂、快速增长或正在进行重组的公司（Ge and McVay ，2005；Doyle、Ge and McVay，2007b；Bryan and Lilien，2005；Ashbaugh-Skaife等，2007)。而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主要是从审计委员会着手进行研究的，从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财会专长、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等方面进行研究。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委员会规模负相关(Yun-Chia Yan，2007； Beng Wee Goh，200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如Abbott 等 (2004)、 Krishnan（2005）、Zhang等（2007）、Hoitash等(2009)都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 Krishnan（2005）、Bronson 等(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独立委员比例)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审计委员会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Krishnan，2005； 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Yan Zhang等，2007；GOH，2007；Yun-Chia Yan，2007；Hoitash等，2009)，但Beng Wee Goh(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中非会计财务专长委员比例高更有助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监督，这点比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中会计专家的技能更为重要。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被视为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度的变量。McMullen and Raghunandan (1996)、Price Waterhouse Coopers/IIA (2000)、Raghunandan 等 (2001)、Archambeault and DeZoort( 2001) 、Beasley等(2000) 、Abbott等(2004)、Farber( 2006)认为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Krishnan and Visvanathan （2007）、Carcello(2008)、Hoitash等(2009)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他们认为会议次数多可能并不反映审计委员会的勤勉，而是与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后续处理有关。
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刚开始涉猎。蔡丛光(2010)研究发现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报告年度的分部数目、公司的规模。齐保垒和田高良(2010)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经营更加复杂，上市时间更短，近期经历了兼并重组或注册会计师变更，对内部控制投入的资源更少。同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更多的经历了财务报告重述，聘请的外部审计师质量更低。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方向是多维的，从研究文献看，主要有以下研究方向，一是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内部控制缺陷会从两个途径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一是故意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应计项目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二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会计政策、未来不确定导致的会计估计错误、人员培训或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都会随机、非故意地导致财务错报而使会计信息质量较低。Doyle、Ge and McVay(2007a)、 Ashbaugh-Skaife等（2008）、Chan等（2008）、Epps and Guthrie(2009)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项目质量负相关，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存在较高的可操控应计。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见到。
二是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一是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二是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研究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的大部分研究(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 ；Ashbaugh-Skaife等，2009）都认为302条款下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会使权益资本成本有显著的增加，市场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作出显著反应，但一些研究者对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信息含量提出了质疑，如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和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认为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并没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也没有对公司股价产生明显影响。而Ashbaugh-Skaife等（2009）则认为在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和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同样具有信息含量。应用事件研究方法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与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结论相似，Franco，Guan and Lu（2005）、Irying(2006)、Gupta and Nayar（2007）、Hammersley，Myers and Shakespeare（2008）、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等均认为SOX法案302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向市场传递了相关估值的信息，但对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存在分歧，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研究发现按照SOX法案404条款要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公司股价没有明显影响，而Irying(2006)研究认为无论是302条款下还是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都具有信息含量，为投资者提供了增量的价值信息。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陈共荣、刘燕（2007）研究发现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在年报公布日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显著为正，且不同时窗内累积超额收益均值显著大于简单披露的公司；在此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也得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累积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冯建、蔡丛光（2008）研究发现从累计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深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具有正面反应，而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显著的负面反应，但从平均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并不显著。由于我国内部控制信息一般是与年报同时披露的，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的难点在于控制同期披露年报中的其他信息（盈利信息、分红信息、审计意见类型）对市场反应的影响。
三是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首先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如测试与变更审计方案、研究决定检测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实质性漏洞还是重大缺陷(无须披露)，这些工作都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从而增加审计费用(Raghunandan and Rama 2006）。其次是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会导致风险溢价。如普华永道（2005）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漏洞导致对内部控制签署否定意见会证明上市公司存在会计问题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审计费用的增加也可能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导致的风险溢价，毕竟在SOX法案下审计师的责任是明显的。从实证研究来看，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企业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审计费用随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性(按严重性分为实质性漏洞和重大缺陷)相应变化（Bedard等，2008；Hogan and Wilkins，2008；Hoitash等，2009b； Santanu Mitra，2009；Hammersley等，2009；Salman and Carson，2009)。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献认为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于小公司来说影响更大(ARC Morgan，2005；ACSPC(Advisory Committee on Smaller Public Companies)，2006；Krishnan等，2008；Ahmed等，2010)，这些研究结论直接导致SEC一再推迟强制内部控制审计和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在小公司的实施时间。
四是内部控制漏洞与审计师变更、审计延迟和审计意见类型。审计师独立性越强，越容易发现公司中的内部控制漏洞，因此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更可能存在内部控制漏洞（Zhang等，2007；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Ashbaugh-Skaife等，2007；Li Chan，2007； Yun-Chia Yan，2007；Ettredge等，2009）。Ettredge等(2006)认为SOX法案404条款实施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导致审计延迟有着实质和显著的增加，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披露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的审计延迟更长。Jiang等（2010）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存在实质性漏洞的公司，审计师更可能签发持续经营不确定审计意见。
五是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很可能是上市公司聘任了缺乏财务会计知识或从事CFO工作经历较短的首席财务官（Yun-Chia Yan，2007；Li Chan等，2010)，而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很可能导致首席财务官（CFO）及其他高管变更（Durfee，2005；Goh，2007；Li Chan等，2010；Johnstone等，2010)，首席财务官薪酬总额、奖金、股权薪酬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MW）披露负相关（Hoitash等，2009），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等人员到其他公司担任外部董事的机会变少，说明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披露后均会遭受明显的声誉损失（Goh，2007)。但Hammersley等 (2009)发现上市公司未修补内部控制漏洞与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的更替无关，说明连续两年披露相同内部控制漏洞可能与管理层变更无关。
国内部分内部控制实证研究文献对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量数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但这些领域也正是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M.D. Beneish, M. Billings, L. Hodder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3), 665－703 (2008)
[2]Jeffrey Doyle, Weili Ge and Sarah McVay2007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Vol. 82, No. 5pp. 11411170
[3]Jeffrey Doyle, Weili Ge and Sarah McVay2007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ume 44, Issues 1-2, Pages 193-223
[4]D.A.McMullen,K.Raghunandan and D.V.Rama(1996) 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 Accounting Horizons, Vol.10 No.4 December 1996 pp.67-75
[5]Paul M. Healy, Krishna G. Palepu 2001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 pp: 405440
[6]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W. Collins,William R. Kinney Jr. And Ryan Lafond2009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47 No. 1
[7]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W. Collins,William R. Kinney Jr. And Ryan Lafond2008 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1), 217;
[8]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Collins,William Kinney2007The Discovery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s
9]Weili Ge and Sarah McVay 2005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Accounting Horizons Vol. 19, No. 3 pp. 137158
[10]Raghunandan, K., and D. V. Rama. 1994. Management reports after COSO. Internal AuditorAugust: 54-59.
[11]陈共荣、刘燕.2007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系统工程，(10):40一45.
[12]林钟高, 徐虹, 唐亮2009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来自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经论丛1：68－74
[13]宋绍清，张侠2009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会月刊2
[14]方红星, 孙2007强制披露规则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于沪市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12：67－73
[15]李少轩，张瑞丽2009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3：27－31
[16]林斌、饶静，2009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45－52
[17]李豫湘，付秀明和彭聪.2004中国公司治理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12:142一145
[18]乔旭东.2003.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行为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 2:74一78.
[19]钟伟强，张天西.2006公司治理状况对自愿性披露水平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54(1):62一64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2
【关键词】 过度投资； 自由现金流； 信息不对称； 会计稳健性； 公司治理； 管理层持股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58-03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问题，导致企业资源被浪费。根据Jensen对自由现金流的定义，自由现金流是满足所有已相关的资本成本折现的净现值为正的所有项目后所剩余的现金流，而过度投资行为就是由企业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净现值（NPV）小于零的项目所导致的。张功富、宋献中（2009）对我国2001―2006年间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理想的最优投资率平均为年初固定资产净值的24.4%，有39.26%的公司存在年度投资过度，且公司实际投资的平均水平超出其最优投资水平的100.66%。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公司的资源被严重浪费，从而导致公司价值下降，以及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下降。
对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我国学者从21世纪初开始关注过度投资问题，而随着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日趋普遍，对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在学术界展开激烈探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过度投资的成因、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四个方面。
一、过度投资的成因分析
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中，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企业无论是以负债筹措资金还是以发行股票融资筹集资金，其成本相同，都不影响企业的总价值，那么企业的投资支出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机会，即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无关。然而，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导致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原因有许多，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成本与自由现金流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
Jensen认为人的实际决策与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管理层有动机使公司超过其最佳规模的成长，尤其当公司产生大量自由现金流时，在投资支出上，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当企业现金流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频繁。因为企业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层并不是将其支付给股东，而是将其投资于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的项目而并非绝对盈利的项目，当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时，就产生企业过度投资行为（Hubbard，1998）。
Vogt（1994）以美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对资本支出的影响在低托宾Q值的公司中表现更为强烈。小规模、高托宾Q和大规模、高托宾Q的两类公司对现金流―投资敏感性更强烈，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Pawlina和Tenneboog（2005）以英国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主要来自于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而外部股东诸如金融机构、政府和工业公司等通过有效的监督减少了这种敏感性。
我国管理人员倾向不分红或少分红，从而将自由现金流留在公司，由此可以避免外部融资的高成本以及很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监控（Rozeff，1982）。当管理层拥有公司大量自由现金流而没有正净现值投资机会时，基于外部人及股东对其业绩的评价，容易通过美化投资机会投资于平均收益小于资本成本的项目上，或者进行收购活动，导致过度投资。张中华、王治（2006）研究发现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企业表现为投资不足，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高时，企业表现为投资过度。然而，连玉君、程建（2007）基于面板VAR模型构造了基准Q――新的衡量投资机会指标，建立一个新的动因检验模型，研究发现非融资约束公司的成本低，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也低，经营效率反而高。因此，内部现金流多并不必然导致过度投资，只有在成本高的公司才会出现过度投资行为。
（二）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人员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企业内部人员掌握信息较外部人充分，从而占据优势地位。Myers和Majluf（1984）认为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人员对于企业的资产价值和投资项目等有关信息的不完全流通――即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造成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由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基于投资项目进行再融资时，投资项目可能被外部投资者高估，从而导致管理层作出非效率投资的决策。Narayanan（1988）、Heinkel和Zechner（1990）等认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由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员对新投资项目在有关预期现金流收益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促使过度投资的发生。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发展中，我国资本市场上许多投资者主要靠内幕信息进行获利，信息披露的不及时和不充分会导致市场上的投资者与企业内部之间、对企业投资项目的质量收益等方面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张中华、王治（2006）采用是否为国家控股的标准来衡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他们认为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和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潘敏、金岩（2003）研究结果表明在同股同权的股权制度下，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之间关于企业投资项目预期净现金收益流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企业就投资项目进行股权再融资后，管理层有可能将再融资所得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三）管理层过度自信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多是具备高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的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对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投资决策中的心理活动状况以及性格偏向都与其最终决策有关，决定着最终决策偏离最优决策的程度。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高管人员比普通员工表现出更显著的过度自信。Hall，Kevin（2002），Heaton（2002）认为如果过度自信的管理人员相较于外部投资者对投资项目更为乐观，则对现金流敏感度会增加。Malmendier和Tate（2005）利用CEO是否放弃执行到期期权或在股价高涨时不执行期权作为过度自信衡量指标，在针对美国500强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大多数高管人员并未执行到期期权，或是在股价高涨时不执行期权，证明了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存在。他们还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人员认为公司价值被市场低估，容易高估投资项目，不愿意采用外部融资方式进行投资，从而对企业内部现金流有较高的敏感性。而我国的有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也运用高管人员在任期内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变化作为衡量其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公司投资增长水平显著正相关。
二、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
上市公司管理层主要通过财务报告向公司股东、债权人和投资者等报告公司的各项投资决策、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稳健的财务报告是高质量的。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有助于股东、债权人及外部投资者加强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监督，降低成本。
稳健的会计政策能通过对满足契约需要的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是解决公司问题的一种有效机制（LaFond和Roychowdury，2006）。Pinnuck，Lillis（2007）以及谢志华、杨克智（2011）都认为会计稳健性能有效缓解企业问题，能够促使人更及时地放弃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这种功能性就越强，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增加企业价值。Biddle，Hilary（2009）通过对3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的投资效率正相关，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朱松、夏冬林（2010）和刘红霞、索玲玲（2011）都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总体上财务报告都具备会计稳健性，并发现稳健的会计政策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投资不足行为。朱松、夏冬林（2010）借鉴Bushman（2006）等模型，构造了财务报告稳健程度―资本投资模型，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降低企业的资本投资规模，但是，对抑制过度投资并不明显。而刘红霞、索玲玲（2011）利用卡恩、沃斯特的会计稳健性指数模型计算的会计稳健性指数，构造会计稳健性―投资效率―企业价值模型，她们认为会计稳健性能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所改善，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会计稳健性在企业进行过度投资时，能及时遏抑企业的投资规模，减轻过度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这一结论和朱松、夏冬林的对过度投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相反。
王宇峰、苏逶妍（2008）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有助于防止企业管理者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项目，或不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中撤资，从而达到防止或者最大限度减小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三、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公司治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企业控股股东通过公司治理使得其投资资本收益得到有效保证的方法（Shleifer和Vishny，1997）。Richardson（2006）研究了美国市场中，管理层控制权私利的存在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李维安、姜涛（200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并且股东行为治理、董事会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治理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抑制作用。而唐雪松等（2007）发现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效地制约企业过度投资，但独立董事并没有有效制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更多存在的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由于经营权和控制权没有完全分离，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大股东凭借对公司的相对控制权，在投资决策中，往往会对自己进行利益输送，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饶育蕾、汪玉英（2006）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结合股东性质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投资过度。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即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过度投资越少，公司价值越大。黄晶、陈工孟、包文卿、陈峥嵘（2011）从股权分置改革视角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越少，因而股权分置改革能有效抑制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缓解公司的过度投资。
四、管理层持股与企业过度投资研究
根据Jensen理论，管理层持股能有效缓解企业的问题，减轻成本。目前国内外对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较少。White（1996）、George和Liang（2001）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提升企业的股利支付率。管理层支付股利，自己可以获得实际的现金收益代替一部分现金流控制权减少的损失。当管理层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公司的价值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促使在其做出投资决策时，不仅从管理层层面考虑，更会从公司价值、股东的层面考虑，对获利进行权衡。Rozeff（1982）认为管理层持股为管理层和股东利益之间，提供了一种连接机制，以使管理层减少将内部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的几率。然而Morck（1988）、George和Liang（2001）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只有在高问题的公司中作用才显著，对于低问题公司，其作用机制并不明显。
Morck（1988）还指出公司价值与管理持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一定拒绝水平以上，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长不能再提升公司的价值，与之相反，还可能过多的干预公司的正常运营。蔡吉甫（2009）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人员比例小，持股向少数人集中。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有助于抑制公司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缓解公司内部的冲突。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敏感性呈正U型曲线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为34.64%时达到最优。支持了Morck（1988）的研究结论，管理层持股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超出一定范围，则不再有效。
我国廖理、方芳（2004）将样本划分为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和国有股比例较低的公司，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对高国有股比例公司的问题能有效缓解，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低国有股比例公司的问题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五、过度投资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
随着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日趋加重，国内学者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关注点涵盖了过度投资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过度投资的成因、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以及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过度投资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比较晚，且受到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影响，现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研究的经典模型，结合我国的特有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首先，从企业性质上对上市公司作进一步细分，研究不同性质的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其次，我国由于管理层持股制度实施较晚，且处于完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于管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偏少。在实证分析方面多数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有些数据结论有待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就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更乐于探讨过度投资的成因，或从某一方面探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多属于验证性的结论。对于在现实情况下，如何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例如如何加强金融机构的贷款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监控、如何提高企业负债融资比例，监管部门如何从定量的角度实施监管措施等，不但从政策建议角度，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过度投资行为的改善问题提出有效措施，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晶，陈工孟，包文卿，等.股权分置改革能抑制控股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吗？[J].财经研究，2011（10）：26-36.
[2] 张功富，宋献中.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还是不足？――基于沪深工业类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实证度量[J].会计研究，2009（5）：69-77.
[3] 朱松，夏冬林.稳健会计政策、投资机会与企业投资效率[J].财经研究，2010（6）：69-79.
[4] Biddle G C，Hilary G，R.S. Verdi，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mprove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9（12）：112-131.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3
[关键词]公司质量， 审计需求， 高管激励
一、引言
现代公司的治理问题主要包括两类问题：型公司治理问题和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前者指因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冲突引起的治理问题，而后者指因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冲突引起的治理问题。审计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一般分为强制性审计和自愿性审计。在外部审计未被法律强制要求提供时，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是否有动机雇用外部审计；当法律强制要求提供外部审计时，研究的重点在于企业是否有动机雇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本文主要是通过回顾型公司治理问题、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分别与审计需求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为该问题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二、型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相关关系的研究文献回顾
理论认为企业聘用外部审计的主要是为了降低公司管理者、所有者、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有效地分配资源，因此，利益冲突的程度或外部审计的边际成本影响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程度。文献中对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冲突程度主要用会计契约报酬和管理者持股来反映，个别用所有权分散程度、管理费用等指标来衡量。这里审计需求研究主要是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其衡量指标包括审计所规模、品牌、审计费用及更换审计师等。
1.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较多，少数学者采用会计契约报酬衡量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冲突程度。Francis and Wilson发现会计基础合约报酬与是否变更为品牌审计师显著正相关。Gul，Lynn and Tsul发现高质量审计能弱化管理者持股与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正相关性。Palmorose，DeFond都认为会计合约激励计划与审计师的聘用没有显著关系。
西方国家主要采取股权激励，因此大部分研究都用管理者持股比例衡量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冲突程度与审计不存在相关关系，比如Chow、Francis and Wilson与Piot等人的观点。Francis and Wilson用审计师品牌和审计师规模两种方法表示审计质量的高低，研究没有发现管理者持股与是否变更为品牌审计师有显著关系。Piot用股权分散化代替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研究也没有发现股权分散与高质量审计之间有显著关系。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Eichenseher and Shields研究管理者持股与审计师变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持股越高，越有可能变更为“”审计。Griffin et al.从审计费用与公司治理的内生性角度出发，验证了管理者持股与审计费用正相关。
其他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高审计质量需求，结果都表明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Simunic and Stein发现在IPO阶段，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外部审计需求负相关。Feltham et al.研究了IPO时审计的作用，认为高质量的审计与经理人员持股可作为相互替代的公司治理机制。Datar et al.同样研究了IPO时审计的角色和高质量审计的作用，认为管理者持股和审计师的选择可相互替代，当管理者持股较高时，对审计质量的要求就不会太高。DeFond发现管理者持股的变化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O’sullivan对英国大公司的研究以审计费用代表审计质量的高低，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Gul and Tsul研究发现审计费用与自由现金流量本来正相关，但是管理者持股能显著冲销审计费用与自由现金流量的正相关性，而管理者持股的这种冲销效应在高负债情况下弱化。Gul，Lynn and Tsul研究了审计质量、管理者持股与会计盈余信息的关系，发现高质量审计能弱化管理者持股与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正相关性，也能弱化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性。Gd，Chen and Tsui研究表明，审计师能正确判断管理者持股或享有激励报酬时的应计项目操纵行为性质。Mitra etal.研究也发现管理者持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Lennox研究结果发现，在管理者低或高持股区域，管理者持股与审计师规模选择负相关，而在中间层区域，管理者持股与审计师规模选择弱正相关。Lennox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外部审计的监督和保证机制的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为管理者持股的问题或对企业绩效影响提供了间接证据。
2.国内研究
我国由于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比例还不是很高，国内有关型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的研究文献较少。
肖作平以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指标，对2003年1156家非金融深、沪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与审计质量关系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管理者持股对审计质量有影响。李明辉对我国深沪两市IPO的179家公司的成本与审计师选择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规模审计师呈倒U形关系。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代替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的大小，发现该比例越大，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四大”审计。
3.小结
型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的经验研究主要以高管激励对公司冲突程度影响为自变量解释审计需求或审计质量的变化，而在我国就该类问题的研究较少。对于高管激励，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就会计合约报酬或持股激励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其中持股激励又占多数，同时考虑了会计合约报酬和持股激励的学者主要有Chow、Francis and Wilson、Gul，Chen and Tsui等。就研究结论而言，西方学者除了Chow、Palmorose与Piot认为高管激励对审计没有影响外，Eichenseher and Shields、Griffin et al.认为高管持股对审计质量需求影响为正，其他都认为高管持股对审计质量需求为负、会计合契约报酬对审计质量需求为正。我国学者认为高管持股对审计质量需求的影响不一致。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尝试使用股权激励，因此国内学者可以通过研究采用高质量审计是否能有效缓解公司冲突问题来验证股权激励的有效性。
三、剥削型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相关关系的研究文献回顾
剥削型公司治理问题是指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冲突引起的治理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上市公司股权相对或高度集中，通过金字塔持股或交叉持股，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环境下，控股股东的存在可能是较好的公司治理安排，有利于抑制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减少成本。但在投资者保护不好的环境下，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问题变得严重，此时公司治理的董事会或接管机制难以发挥治理效果，因此外部审计作为监督和保证机制可能发挥降低成本的作用。
1.国外研究
国外对剥削型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的研究主要在股权比较集中的国家，比如德国和东亚国家。已有文献主要考察所有权稀释度、大股东持股与审计需求的关系。
Palmorose没有发现所有权稀释度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关系。Francis and Wilson研究发现所有权稀释度与变更为品牌审计师显著负相关。Backman的研究表明，在东亚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冲突不能引发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控股股东缺乏雇佣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他们甚至有可能雇佣低质量审计以降低外部监督作用。Ashbaugh and Wilfield认为外部审计在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的公司中扮演公司治理的角色。Fan and Wong研究了东亚新兴资本市场八个经济体公司中的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角色，发现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越严重的公司越可能聘用“五大”审计。
2.国内研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选择、组织形式及效率都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大都由内部董事组成，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情况普遍，公司董事会实际上把握在内部人手中，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缺位而产生的问题，加之股权高度集中于国有股股东，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几乎没有发言权，致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或被管理当局所操纵。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不仅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对审计质量的自发需求，而且存在客户压力影响审计方的判断和审计意见的出具。因此很多学者从股东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两方面考察股权结构对审计质量的不同需求，但是研究结论不一致。
孙铮和曹宇从审计需求的一般理论出发，结果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及境个人股股东选聘高质量审计的动力较小，而境外法人股及境内个人股股东选聘高质量审计，且境内个人股股东对管理人员选聘审计师的影响更大。曾颖和叶康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部审计需求成倒U型关系。李明辉对179家IPO公司的检验，没有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师的选聘有关。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认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显著正相关。肖作平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影响审计质量，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其审计质量显著低于第一大股东为其他性质的公司；第二至第六大股东的持股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国家股比例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其审计质量显著高于没有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张奇峰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有性质与选择国际“四大”以及审计费用负相关，这种负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非经营性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聘任国际“四大”的关系具有区间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与股权比较分散的公司中，公司选择“四大”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而且审计费用与股权集中度呈U型的非线形关系。
3.小结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冲突问题与审计质量需求的经验研究主要针对股权比较集中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在我国近年来研究较多，冲突程度主要以股权集中度(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大股东性质来衡量。我国学者研究结果均发现大股东为国家股或国有股份、股权制衡越差时，上市公司对审计质量的需求不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质量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致，有学者没有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相关，也有学者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正相关，更多的是认为大股东持股比例有高质量审计需求存在区间效应。
四、评价与启示
以上文献虽然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从上述文献来看，我国对高管激励产生的冲突与审计需求关系的研究很少，也没有学者把公司各治理机制结合起来与审计需求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相对特殊情况下，冲突表现在多方面，在存在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管理者损害股东的现象也很常见。审计能缓解冲突行为，如果说上市公司存在高质量审计的自愿需求，应该是受多方面冲突影响的。高管激励在我国已经逐步发展，也是我国上市公司面临问题较多的领域，其不仅是促进公司发展的手段，更有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应重视这一点，交叉考虑高管激励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共同对审计需求的影响。
第二，对于型公司质量问题，国内很少学者考虑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虽然在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比例还不是很高，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本文认为有必要考虑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的关系。
第三，上述文献主要研究了公司治理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对高审计质量对公司价值或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较少关注，只有Fan and Wong、曾颖和叶康涛、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张奇峰学者等就这方面进行了检验。审计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通过对财务信息进行鉴证，其终极目标主要是降低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和绩效。高质量审计是公司治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条件，高审计质量并不一定意味着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检验高质量审计对公司价值或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以前的研究没有区分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市场化程度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有必要考虑不同市场程度下，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同股权结构对于审计质量的不同需求，从而判别是否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审计人员出具高质量的审计意见，或者是性质不同的股权下怎样的股权结构才适合审计人员出具更高质量的审计意见。从而为股权分置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民营化提供一些理论支持，也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提供相互学习借鉴的依据。
本文认为对于公司治理问题与审计需求的研究至少可就以下四方面进行完善：（1）把高管激励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与审计需求的关系；（2）考虑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的关系；（3）不仅要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过程来进行实证检验，更要对高质量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检验；（4）考虑不同市场程度下，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同股权结构对于审计质量的不同需求。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或相对集中，与西方国家股权激励为主不同，现金激励报酬是管理者激励的主要方式。但是通过阅读文献，笔者发现国内几乎没有学者研究这一方面，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激励报酬，特别是现金报酬与外部审计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管理者激励报酬对上市公司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激励机制，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为政府监管部门改进审计和证券市场监管措施提供理论墓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Piot,C..Agency costs and audit quanlity:evidence from france[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8
[2]Shieifer,A.,andVishny, R.,Asurvey of corporate govemanee[J].The Journal of Finance,l997
[3]Belgstresser D,and R Vishny.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4] Misson Piera,F..Corporate Govemance[J].The European Auditing Review,2001
[5] Griffin，Paul A.,David H.Lont and Yuan Sun.Corporate Govemance and Audit Fees:Evidence of Countervailing Relatoons[R].Working paper,2008
[6]郝振平,钱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审计独立性[J].审计研究.2001(3)
[7]孙铮,曹宇.股权结构与审计需求[J].审计研究.2004(3)
[8]曾颖,叶康涛.股权结构、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J].会计研究，2005
[9]肖作平.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J].管理世界，2006(7)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4
关键词：母子公司； 多元化； 管控程度； 管控方式；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49-06
一、引言
多元化经营能为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实现协同效应[1]，从而提升企业的绩效。但是已有研究的发现却与此判断大相径庭[2]。除了少数研究发现了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外，更多的研究结果证实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负向关系[3-5]。这些研究均是在发达国家企业样本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外部市场成熟且效率高，企业很难在多个领域都取得成功，但是在外部市场条件不成熟或者效率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企业掌握某些稀缺的资源，如现金、管理人才和信息，所以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可以导致更好的经济效益[6]。但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利用国内的经验数据研究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正向关联[7-14]。
从研究内容上看，上述研究在考察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主要着眼于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较少地关注外部或内部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委托理论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是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通过多元化可以稳固人在企业中的地位，甚至可提升其报酬、能力和声望[15]。首先，多元化投资可以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16]，这将稳固人在企业的地位；其次，企业多元化经营进入的新业务领域大多是人具有特殊技能和经验的业务，这可以提升其在企业中的地位[17]。但是有的时候企业并不具有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外部条件，或者多元化战略无法在企业内部得到很好的实施。因此，从委托理论的视角来看，多元化导致低劣的企业绩效，原因可能来自于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条件和执行方式（杨林和陈传明，2005[18]）。邓新明（2011）[19]认为企业多元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关联基础才能取得好的绩效。Leontiades（1986）[20]则认为，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的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可归因于这些企业的管理系统（如报酬和控制系统）和领导才能。如果多元化企业对各业务单元进行了良好的管控和领导，企业的绩效表现会怎么样呢？
我国企业（集团）实行多元化战略时，一般采用母子公司结构，通过不同的子公司经营不同的业务。当公司多元化经营时，如果母公司能够对子公司进行有效的管控，是否会提升经营绩效呢？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回顾相关的研究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进行研究方法设计，然后进行实证检验和讨论，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并展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从研究结果来看，探讨企业多元化与绩效间关系的众多研究，难以明确多元化与绩效间的关系。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21]选择沪深证券交易所399家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多元化发展战略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多元化发展战略程度与短期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多元化发展战略程度越高绩效就越好，但是公司中期绩效显著性低于短期绩效显著性。邹昊、杨锡怀和才金正（2007）[11]通过问卷调查方式研究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不同的多元化战略类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多元化企业不同业务间的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好。陈昀、贺远琼和陈向军（2011）[22]以2004—2006年我国227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特征与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交互效应，发现高管团队凝聚力是多元化战略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条件，相关多元化战略下，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下，非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邓新明（2011）[19]利用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政治关联与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其多元化与公司的绩效呈“倒U”型关系；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呈“逆L型”关系。他还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其它企业更可能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上述这些研究都探讨了多元化战略实施的条件，但较少涉及多元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管控问题。
管控被认为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23]，包括三个维度：管控程度、管控方式和管控范围。管控程度指母公司对于子公司决策的分权程度。管控方式有不同的解释，一般将管控方式分为正式管控和非正式管控。管控范围指母公司对子公司行动管控的多或少。在此前的研究成果中，对管控范围这一维度的研究较少，而且有的学者认为，管控范围可以被整合到管控程度中去[24]。因此，本研究将把管控视为包括管控程度和管控方式两个维度的构念。
从多元化与组织匹配的研究结论来看，多元化企业要采用合理的组织设计与其战略匹配，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行为控制与结果/财务控制的关系[25]。前者可以认为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管控程度问题，后者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方式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为研究母子公司管控程度、管控方式与多元化战略的匹配，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多元化经营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与各分部管理层之间更容易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各分部经理基于自身利益，想方设法从公司内分得更多的资源而不考虑各自行业的发展前景，结果使得公司的资源配置无效率[26]。Mintzberg（1983）[27]认为，相关多元化公司中各分部间的相互依赖需要公司在各分部共同的职责功能上保持一定的控制权以确保这种协调。Child（1984）[28]也认为，一定程度的集权对子公司间的协调是很必要的。Gupta和Govindarajan（1986）[29]进一步指出，SBU间相互依赖程度越高，集权决策能带来更高的绩效，因为某一SBU经理的决策会对其他SBU的绩效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有效协调并统一解决问题。因此，当公司采取不相关多元化战略时，其多元化程度愈高，母公司应降低对子公司的管控；而企业采取相关多元化战略时，其多元化程度相对较低，母公司应适度提升对子公司的管控。综上，提出研究假设H1：
H1：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会调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程度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高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程度与子公司绩效负相关；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低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程度与子公司绩效正相关。
当子公司与总部呈现高度的业务相关性时，子公司就会对总部产生依赖性，这时总部需要对子公司强化文化控制手段[30]。Martinez和Jarillo（1991）进一步指出，业务高度相关的母子公司管理，需要母公司同时使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机制，但要更注重非正式机制的使用，如总部和子公司之间的非正式沟通。Gupta和Govindarajan（1991）认为，高业务相关性的母子公司应该加强沟通，这样才能提高子公司绩效。
采用专业化战略的企业集团，其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业务相同，母公司往往实施集中经营和统一管理。实施主导型多元化战略的企业集团看似已实施多元化战略，但生产经营重心仍是原主业，其它产品是从属性的，生产分散性小，因此其管理控制手段与采用专业化战略的集团差别不大。而在关联多元化战略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业务联系密切，为实现集团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母公司一方面需加强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施关联多元化战略的企业集团宜重视集团文化建设和对子公司的文化控制。实施非关联型多元化战略的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业务上存在着很大差别，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业务可能缺乏了解。为了防止子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母公司要加强文化控制，使子公司能自觉维护集团利益。而在子公司制度规范方面，可以保持其自主性，提高其积极性[31]。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2：
H2：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会调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方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H2.a：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会负向调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正式控制方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H2.b：集团公司多元化程度会正向调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非正式控制方式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获取通过两次问卷调查——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在大量发放调查问卷之前，市场预调研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本研究的预调研数据获取通过向山东大学MBA班学员集中发放问卷并当堂回收，发放对象为在集团公司子公司工作的管理者，共发放问卷217份，回收189份，剔除无效问卷84份，得到有效问卷1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5.6%。根据预调研数据情况修正了问卷部分内容及格式。正式调研于2011年3月到10月份展开，通过向海尔集团、九阳集团、许继集团、武钢集团、中国电信山东公司等企业的子公司高层管理者，以及山东大学EMBA班学员和深圳MBA班学员中在集团公司子公司层面工作的管理者发放问卷297份，共收回问卷110份，回收率为37%。对收到问卷中重要信息缺失及随机性较强的无效问卷进行选择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87份，有效率为29.3%。
从行业分布来看（表1），5家来自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占全部样本的5.7%；大部分受调查子公司来自制造业，有52家，占全部样本的59.8%；其余30家子公司来自服务业，占总数的34.5%。
从子公司的性质来看（表2），绝大多数受调查的子公司属于全资或绝对控股子公司，共计74.7%，其中全资子公司37家，绝对控股子公司28家。相对控股的子公司13家，占全部样本的14.9%。参股和挂靠子公司不到10家，分别占全部样本的5.7%和4.6%。
（二）变量测量
1. 多元化程度。多元化战略研究中有关多元化战略测量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种是基于“标准行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SIC）”编码的连续测量方法，另一种是定性地进行战略归类的分类法。连续测量方法主要以SIC编码即美国标准行业分类为企业划分业务所属行业的依据，再定义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指标和其公式，从而以数量化的形式反映企业多元化程度。定性的战略分类法使用了专业化率和相关度比率来进行多元化战略分类，其中专业化比率衡量一个公司多元化的程度，其值愈大表示多元化程度愈低。除了运用基于二手数据的测量方法外，学者们还借助调查的方式通过管理者判断来测量多元化。这种方法常常通过管理者自我归类或者自我打分的方式来测量多元化战略的类型，多元化程度或者相关性程度[32]。本文即采用被调查者自我打分的方式测量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在题目设计上分别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公司经营涉及的行业多少来测量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2. 子公司管控。从两个方面考察：
（1）管控程度。Levett等人（2009）[24]对管控程度的测量仅设计一个五级量表问题，直接询问子公司的自。本文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从子公司人才招聘选拔、产品价格制定、成本开支、投资支出、年度目标、营销宣传、市场选择、新产品开发、产品设计修改、生产流程修改员工公司和日常管理等多个方面测量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程度。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级量表，选项包括：1-完全由子公司决定；2-子公司决定，母公司提供建议；3-母公司和子公司共同决定；4-母公司决定，子公司提供建议；5-完全由母公司决定。根据正式调查数据分析，本构念Cronbach α为0.881。
（2）管控方式。控制方式可分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1）正式控制通过集团公司是否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流程来管理子公司，对执行情况的监督，以及子公司向集团公司汇报经营情况的周期。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级量表，询问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同意程度，选项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根据正式调查数据分析，本构念Cronbach α为0.817。（2）非正式控制通过调查子公司高管、中层、普通员工和新员工参加集团召开的会议情况，以及集团领导是否经常视察子公司来测量。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级量表，询问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同意程度，选项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根据正式调查数据分析，本构念Cronbach α为0.683。
3. 公司绩效。采用Richards和Hu（2003）[33]的方法，利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度被调查者对集团公司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的满意程度，1代表非常差，2代表比较差，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好，5代表非常好。根据正式调查数据分析，本构念Cronbach α为0.719。
（三）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中外部环境和企业战略对子公司管控与子公司绩效间关系影响的假设，采用三个模型进行层次回归。在模型1中，放入控制变量，来检验其与子公司绩效的关系；在模型2中，放入多元化战略和母子公司管控变量，检验主效应是否显著；在模型3中，放入各个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在计算交互项时，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检验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及放入交互项前后R2的变化（R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给出了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及标准差。
（二）假设检验与讨论
表4给出了本研究各变量的相关系数。从表中数据可见，子公司规模与集团公司规模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与现实情况相符。集团规模与集团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达到3.22。这正说明我国大多数的集团公司规模扩张是通过多元化实现的。下面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准确的验证。
表5给出了本研究实证检验的回归结果。从表中数据来看，管控程度与集团公司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管控方式与集团绩效存在相关关系，非正式管控与集团绩效负相关，正式管控与集团绩效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绩效好的集团公司会更加注重正式管控，而绩效不好的集团公司可能正处于发展初期，多采用非正式的管控方式。
假设1认为多元化战略与管控程度的匹配会影响集团绩效，从检验结果来看，这两个假设均没有得到验证。Palich、Cardinal和Miller（2000）的研究认为，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曲线关系——在多元化水平较低时，多元化水平越高，企业绩效也越好；一旦超过某一合理水平之后，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将带来企业绩效的下降。我国学者黄山、宗其俊和蓝海林（2008）[10]也认为，适度的多元化（相关多元化和低度非相关多元化）会提升企业绩效，高度多元化会降低企业绩效，即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成曲线关系。因此，在探讨多元化与管控程度的交互效应时，可能需要一个合理管控程度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匹配，也可能这个合理的管控程度会因为各集团公司而有差异，这都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假设2.a、2.b认为多元化战略与管控方式的匹配会影响集团绩效，从检验结果来看，正式管控与多元化战略的交互作用得到验证，即当公司多元化程度高时，母公司对子公司越多采用正式管控，子公司绩效越差。这一结果验证了Leontiades（1986）的观点，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其绩效差异可归因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系统。
非正式管控与多元化战略的交互作用没有得到验证，本文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如前文所述，如果公司多元化是经理人为谋求私利而实施，可能非正式管控的效果不足以产生较大的改变；其次，我国集团公司的发展时间较短，总体上非正式控制的水平还有待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集团公司多元化水平与母公司对子公司正式管控的交互作用，会负向影响集团整体绩效。因此，集团公司的多元化水平较高时，减少对子公司正式化的管控，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程度与多元化经营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这说明，当采取多元化战略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管控程度的高低不会影响企业绩效，但管控的方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一结果能进一步解释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即多元化经营能提升企业绩效，但这需要企业对其子公司进行合理的管控才能实现。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因为集团公司管控子公司的经验数据无法通过二手资料获取，所以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问卷设计多数采用量表形式，以主观测评为主，可能存在主观性的评估偏见。如果填答者不能够正确感知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关系强度等问题，可能会弱化研究结论。另外，研究是在截面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解释因果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考虑到集团公司管控的效果会存在一定的时滞，未来的研究应多采用纵向研究数据，以期获得更加科学清楚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Datta D K，N Rajagopalan and Rasheed A M A.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critical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1，（28）：529-558.
[2]袁淳，刘思淼，陈玥.大股东控制、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持有价值[J].中国工业经济，2010，（4）：141-150.
[3]Amit R and Livnat J.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business cycles，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0，9（2）：99-110.
[4]Lang，L.H.P.，Stulz R.M..Tobin`s Q，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1248-1280.
[5]Berger P.G.，Ofek E..Bustup Takeovers of Value-Destroying Diversified Firm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6，51（4）：1175-1200.
[6]Berger P.G.，Ofek E..Diversification’s effect on firm valu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5，（37）：39-65.
[7]Khanna T.，Palepu K..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75（4）：41-51.
[8]朱江.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和经营业绩[J].经济研究，1999，（11）：54-61.
[9]马洪伟，蓝海林.我国工业企业多元化程度与绩效研究[J].南方经济，2001，（9）：25-28.
[10]黄山，宗其俊，蓝海林.中国企业集团行业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对DP关系模型的修正[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5）：130-136.
[11]邹昊，杨锡怀，才金正.多元化战略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J].经济管理，2007，29（11）：12-16.
[12]姚俊，吕源，蓝海林.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11）：119-135.
[13]洪道麟，熊德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分析——基于内生性的考察[J].金融研究，2006，（11）：33-43.
[14]艾健明，柯大钢.公司综合绩效与多元化程度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80-84.
[15]Jensen，M.C..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323-329.
[16]Amihud Y.，Lev B..Risk reduction as a managerial motive for conglomerate mergers[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12）：605-617.
[17]Shleifer A.，Vishny R.W..Management entrenchment：The case of manager specific investme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0，（25）：123-139.
[18]杨林，陈传明.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27（7）：34-43.
[19]邓新明.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1，（4）：4-15，68.
[20]Leontiades，M..The Rewards of diversifying into unrelated businesses[J].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1986，6 （4）：81-87.
[21]余鹏翼，李善民，张晓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问题研究[J].管理科学，2005，18（1）：79-83.
[22]陈昀，贺远琼，陈向军.TMT特征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J].预测，2011，（1）：10-17.
[23]Geringer，J.M.，Hebert，L.Control and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9，22（2）：235-254.
[24]Lovett S R ，Perez-Nordtvedt L，Rasheed A A. Parental control：a study of U.S.subsidiaries in Mexico[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9，（18）：481-493.
[25] 宋旭琴，蓝海林.产业链整合战略与组织结构变革研究[J].商业研究，2012，（7）：46-50.
[26]Harris，M.，Kriebel，C.H.，Raviv，R..Asymmetric Information，Incentives and Intrafirm Resource Alloc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1982，（28）：604-620.
[27]Mintzberg，H..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3.
[28]Child，anization：a guide to problems and practice[M].London：SAGE，1984.
[29]Gupta A.K.，Govindarajan，V.Decentralization，Strategy，and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 in Multibusiness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4）：844-856.
[30]Ghoshal S.，Nohria，N.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9，（10）：323-337.
[31]陈志军，王宁.母子公司文化控制影响因素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9，（1）：99-105.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5
关键词：研发投入；公司风险承担；高管权力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诚信管理咨询公司（简称“SSEC”）2002年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7家国内公司进行了联合调查，通过直接调查的内部决策人员的决策权力，发现董事会和高管的权力分布在整个企业的决策比例是：3.608：3.034，全力分布相对较近。特定的业务决策执行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战略决策高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因为在公司层的结构，决策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纵览国内外有关学术文献，研究重点大多放在管理团队结构组成、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等与企业绩效的直接研究，涉及管理团队权力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的文献较少，特别是缺少从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费用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以往文献更倾向于检验CEO权力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忽视了其影响作用的路径分析。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视角，期望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架起桥梁，研究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对企业绩效可能存在的作用机理，从而揭开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
近年来，全球研发支出大幅增长，许多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成本已达到营业收入的10%以上，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微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调整。近年来，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利，科技创新体系并不完美，频繁发生的现象，这些“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不仅满足了执行机构的研发活动，资助的上半身，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直接扭方位的人，只有通过改善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解维敏，方红星， 2011）。中国目前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相对稀缺的，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标准的比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范围扩展到R & D活动委托问题，R & D投资和公司治理和R & D活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对研发活动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直接研究R & D的任期内使行政权力的行为选择将产生更少的文学影响R & D投资。企业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必须大量的R & D投资，和R & D投资业绩是企业家和学者都更关心的问题和企业的R & D投资放缓影响的路径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制度环境，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予以借鉴，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首先，对企业研发投入对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文从内容与企业R & D投资角度来看，使用“特征-行为-经济后果”范式，行政权力的研究企业绩效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影响公司性能结果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大多数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结构，R & D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绩效。R & D投资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了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对R & D投资是澄清的性能。本文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解行政权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R & D投资企业的性能。
（2）从拓展研究上，本文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与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所有制的制度背景，将国有制公司与非国有制公司分类做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优化自身的高管权力水平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投入绩效，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高最根本的保障。因此，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如何配置合理的行政权力结构需要与经营环境相结合，企业要充分的利益和成本的执行力配置，并根据业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本研究对如何优化我国企业高管权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高管权力的四部分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不同程度作用，即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在配置调整高管权力时，企业如果想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应该考虑候选高管的职称水平、学历水平等等，并考虑是否赋予公司股权和是否应该兼任公司董事，来保证企业具有健康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不断增长的业绩水平。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高管权力
根据理论，首席执行官往往是以自我利益，风险厌恶导向，他们的目标和股东往往目标偏离（Jensen，1976）。March（1966 ）认为，权力是抑制不一致的目标或意见的能力，使用其所有权或位置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是指首席执行官的潜在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Finkelstein（1992）指出，首席执行官的权力主要用于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来自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本公司的外部环境（Daily，1997）。（Daily，1997）和Johnson（1997）研究了行政权力的来源，他们认为行政权力包括权力结构、权力、威望、权力和权力。李瑞（2004）研究了中国总经理的影响，发现总经理的权力是来自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个性，很明显的指向性，是实现总经理影响的前提下。综合以上研究，结合本文的目的，高管们认为执行权是利用其所有权或位置来处理内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能力。权小锋（2010）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CEO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的关系。杨兴全（2014）实证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的关系。黎文靖（2014）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研究发现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绩效。赵息（2013）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因此得出，高管权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二）研发投入
Wally和Baum（1994）发现，信息处理的能力水平强大的群体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接受更愿意改变和创新。的复杂性和困难的研究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决定带来发展，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考验，开放性和信息处理能力。高度的董事会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知识和创新管理相关的，或熟悉企业R & D项目相关研究，以便更好地与R & D相关工作提供建议（Hillman，2003），团队层面，董事将成员教育程度高，更多的团队获得有用的信息，就越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在R & D活动，和心理上准备好应对风险（何强，2001）。因此，高水平的教育董事会更多支持企业创新（Bantel，1989），将分配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
Finkelstein（1992）还指出，决策者与R & D或设计经验更加关注企业的技术开发，更愿意加强产品或技术创新投资。这些结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董事会功能取决于参与体验参与决策。此外，一些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根据理论，与技术经验，执行董事更多权力的R & D部门分配的资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负责部门。R & D基金可以用来支持支付，购买设备和研究设备，以便他们可以受益于他们的部门和自己的（Hillman，2003）。总之，具有高管权力会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在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保持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一切都依赖于企业的研发（（ 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研发， R&D） 。早在191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编制指出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企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发展，一直是国外文献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外的研究表明，虽然企业研发强度与企业特征相关联，但这些因素之间似乎不足以解释企业研发工作的力度，在研发实力方面，关键因素企业研发力度不易观察的（安同良等， 2006）以研发投入为标志的内生增长模型，再一次证明研发投入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周建（2013）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指出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朱焱（2013）实证研究了企业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王燕妮（2011）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刘运国（2007）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正相关。赵心刚（201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绩效影响。因此得出，企业研发投入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所有制性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管制，而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偏向市场化，但仍不算成熟完善。黎文靖（2014）研究发现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在外部薪酬差距激励高管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吴风来Fenglai（2003）对财产所有权和企业业绩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私企的经营绩效高于国企，由私人企业参与重组比国有企业重组后性能较高。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的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得出，所有制性质在高管权力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挥监管作用的中介效应的所有权研发起起到调节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992， （35）： 505-538.
[2] 黎文靖，岑永嗣，胡玉明.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4，04：24-35.
[3] 刘运国，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7
[4] 权小锋，吴世农.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0，04：142-153.
[5] 王燕妮.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 科学学研究，2011，07：1071-1078.
[6] 吴风来. 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03，03：12-19.
[7] 解维敏，方红厝.金融发展、融资约柬与企业研发投入[J].金融研究，2011，（5）：171-183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6
【关键词】高校资产经营公司，规范，管理
高校为了理顺校办企业体制，按教育部要求重新确立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学校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校行使学校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和对外投资经营管理职责，公司下属校办企业业务范围主要为服务类和科技成果转化类，服务类企业包括印刷厂、学生实习工厂、技术咨询公司等，科技成果转化类包括各种科技开发企业等。高校资产经营公司按照《公司法》设立，由高校出资，实行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但在人事管理、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上仍然受制或依附于高校，如果不对这三方面问题进行梳理和规范，势必影响公司经营决策，妨碍公司健康发展。
一、人事管理
在高校管理体制中，资产经营公司通常作为学校二级单位进行管理，其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一般由学校领导和公司负责人、人事、资产、科研、财务、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权实质上由学校行政人员行使，这些行政人员由于对公司情况不熟悉和经营业务不了解，导致决策的专业程度不高；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执行学校组织部门中层干部选聘程序，享受学校中层干部各种待遇，人事关系仍在学校，性质仍为事业单位在职职工，薪酬执行学校处级领导干部标准甚至由学校发放，年度履职情况由学校组织和人事部门进行考核；公司年度目标任务由学校目标管理部门制定和考核，目标管理部门不了解公司经营业务情况，制定的目标任务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要么目标过高公司无法完成，要么目标过低致使国有资产不能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考核结果也就不一定客观公正。这种人事管理体制势必影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开展工作，不利于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高校应规范资产经营公司人事管理，明确学校与资产经营公司的委托关系，改革资产经营公司人事管理体制。可考虑在董事会增加业务经营和科研人员，探索建立公司负责人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任免和薪酬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其绩效目标进行评估，制定专门针对公司的绩效目标管理和考核办法，促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充分发挥潜能，推动公司顺利发展。
二、资产管理
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的资产大多属于学校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很多高校为了避交或少交“非转经”资产占用费，或者做大学校资产，在资产经营公司成立时，未对“非转经”资产进行清理以及产权确认，公司资产仍在学校资产账上反映；有形资产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公司新增资产的采购、管理和处置也由学校资产采购和管理部门负责；在有形资产中，房屋坐落在校内，比较分散，有的可能与学校教学和管理用房在一起，仪器设备等资产可能既用于科研又用于经营，无法明确划分产权；无形资产包括科研成果、专利等由学校科技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由公司负责管理和维护的各种业务资质没有进行评估，价值无法确认；学校对公司资产行使了很多管理职能，价值无法确认。这些做法导致公司资产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不利于公司资产的规范管理，学校也无法准确计算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数额。高校应高度重视公司资产管理，一是对学校经营性资产进行清理，从实质上划转到资产经营公司，并进行产权确认；二是对经营性资产进行规范管理，按照企业资产管理办法，建账建卡，计提折旧，保证账实相符、账账相符，通过规范确保学校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
三、财务管理
高校应加强资产经营公司财务管理，一是提高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树立企业财务理念，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二是建立建全公司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核算，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三是加强公司下属科研企业科研项目管理，将其科研收入和成本全部纳入科研企业，按项目进行核算，以完整反映企业经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