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1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控缺陷信息披露综述
从目前文献来看，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
国外一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程度更高(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Wallace等, 1994; Inchausti, 1997；Marston & Robson,1997；Courtis等, 1999;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公司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司实力，规模大的公司会有更多的资源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公司为了对外显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运作规范，会有动力向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研究了1993年财富100强企业年度报告，发现有80家企业披露了某种形式的内部控制报告(MRIC)，说明在大企业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意愿很高(80%)。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较高，认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Bronson, 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管理层报告(MRIC)自愿披露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国内一此研究也发现，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宋绍清、张侠，2009；陈艳等，2009；林斌、饶静，2009；林钟高等，2009）。如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内部控制资源充裕(以公司规模衡量)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乔旭东，2003；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李少轩、张瑞丽，2009）。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信号理论，赢利能力强的公司有动力将利好消息披露给信息使用者，实施自愿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是质优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Bowman and Haire(1975)采用ROE指标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研究结果表明ROE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Lang and Lundholm(1993)通过对1985-1989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分发现，当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绩效越好的公司，其信息披露的评分等级就越高。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也显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蔡吉甫，2005；宋绍清、张侠，2009；李少轩、张瑞丽，2009；林斌、饶静，2009；陈艳等，2009）。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结论，方红星、孙（2007）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曹建新等(2009)认为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程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治理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资产负债率
Deumes and Knechel(2008)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财务杠杆越高，股权持有者与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越严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因而就越高。林钟高、徐虹、唐亮（2009）选取2006年沪深3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杠杆正相关。但宋绍清、张侠（2009）则发现上市公司负债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相关性不显著。曹建新等(2009)研究发现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同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负相关，他们认为高负债率导致高的财务风险，在内部控制普遍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使得上市公司不愿意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管理层持股比例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管理层也拥有剩余索取权会使得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随着管理层所有权的上升，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会下降，管理层持股有助于降低成本。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程度的实证研究来看，Ruland(1990)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Deumes and Knechel(2008)从理论入手，利用强制信息披露要求较低的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成本就越小，因此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就越低。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
林钟高等(2009)则从管理层报酬假说 出发，认为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较多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差距缩小，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下，管理层有动机追求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如减少在职消费，增加企业相关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期提升企业价值，因此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股权集中度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权集中程度越低，问题会更严重(对于分散的小股东来说，主动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更困难成本也越高)，那么管理层就倾向于向外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以降低冲突。Milgrom 和Roberts(1992)认为所有权越集中将降低信息披露和问题，大股东更有能力也更有动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因此股权集中度越高，冲突就越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可能性越小。Deumes and Knechel(2008)利用低监管要求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外部股权越集中，监督动机就越大，从而削弱了冲突问题，因此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就越低。Gerald and Gray(2002)通过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对于香港上市公司来说，自愿披露水平还与家族控制程度显著负相关。国内研究中则有王咏梅(2003)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负相关。
而EI-Gazzar(1998)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呈正相关，EI-Gazzar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更大的权力通过要求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阻止管理层为谋取自身福利而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降低成本。国内李少轩、张瑞丽（2009）、陈艳等（2009）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不相关或者非线性的。Donnellyand Mulcahy(2009)对爱尔兰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国内张宗新、郭来生(2003)的研究结果则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不相关，持此观点的还有范德玲(2003)、曹建新等(2009)、林钟高等（2009）。而钟伟强、张天西(2006)则认为自愿披露水平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李豫湘等(2004)则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二次线性关系，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正相关。
4.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再融资
自愿披露信息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管理层(股东)更多披露信息的动机是期望在信息披露中获利，因此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一个动因是期望降低再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再融资。Lang和Lundholm(1993，1997)发现分析师对再融资企业信息披露的评级显著升高，显示再融资企业自愿披露动机显著增强。Botosan(1997)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程度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主动披露信息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Healy等(1999)发现信息披露评级增加的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大大增高。Collett & Hrasky(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自愿披露公司治理信息与权益资本融资动机显著相关。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Ashbaugh-Skaife等（2009）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有再融资需求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会有动力聘请审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证明自己内部控制健全，从而降低再融资成本。
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陈艳等（2009）对2008年沪市85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融资计划对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相关性不显著。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
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从公司业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二个方向进行研究。从公司业务特征方面来说，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更可能是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财务状况较差、业务复杂、快速增长或正在进行重组的公司（Ge and McVay ，2005；Doyle、Ge and McVay，2007b；Bryan and Lilien，2005；Ashbaugh-Skaife等，2007)。而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主要是从审计委员会着手进行研究的，从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财会专长、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等方面进行研究。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委员会规模负相关(Yun-Chia Yan，2007； Beng Wee Goh，200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如Abbott 等 (2004)、 Krishnan（2005）、Zhang等（2007）、Hoitash等(2009)都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 Krishnan（2005）、Bronson 等(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独立委员比例)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审计委员会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Krishnan，2005； 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Yan Zhang等，2007；GOH，2007；Yun-Chia Yan，2007；Hoitash等，2009)，但Beng Wee Goh(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中非会计财务专长委员比例高更有助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监督，这点比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中会计专家的技能更为重要。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被视为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度的变量。McMullen and Raghunandan (1996)、Price Waterhouse Coopers/IIA (2000)、Raghunandan 等 (2001)、Archambeault and DeZoort( 2001) 、Beasley等(2000) 、Abbott等(2004)、Farber( 2006)认为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Krishnan and Visvanathan （2007）、Carcello(2008)、Hoitash等(2009)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他们认为会议次数多可能并不反映审计委员会的勤勉，而是与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后续处理有关。
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刚开始涉猎。蔡丛光(2010)研究发现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报告年度的分部数目、公司的规模。齐保垒和田高良(2010)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经营更加复杂，上市时间更短，近期经历了兼并重组或注册会计师变更，对内部控制投入的资源更少。同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更多的经历了财务报告重述，聘请的外部审计师质量更低。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方向是多维的，从研究文献看，主要有以下研究方向，一是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内部控制缺陷会从两个途径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一是故意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应计项目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二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会计政策、未来不确定导致的会计估计错误、人员培训或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都会随机、非故意地导致财务错报而使会计信息质量较低。Doyle、Ge and McVay(2007a)、 Ashbaugh-Skaife等（2008）、Chan等（2008）、Epps and Guthrie(2009)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项目质量负相关，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存在较高的可操控应计。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见到。
二是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一是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二是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研究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的大部分研究(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 ；Ashbaugh-Skaife等，2009）都认为302条款下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会使权益资本成本有显著的增加，市场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作出显著反应，但一些研究者对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信息含量提出了质疑，如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和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认为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并没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也没有对公司股价产生明显影响。而Ashbaugh-Skaife等（2009）则认为在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和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同样具有信息含量。应用事件研究方法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与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结论相似，Franco，Guan and Lu（2005）、Irying(2006)、Gupta and Nayar（2007）、Hammersley，Myers and Shakespeare（2008）、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等均认为SOX法案302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向市场传递了相关估值的信息，但对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存在分歧，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研究发现按照SOX法案404条款要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公司股价没有明显影响，而Irying(2006)研究认为无论是302条款下还是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都具有信息含量，为投资者提供了增量的价值信息。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陈共荣、刘燕（2007）研究发现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在年报公布日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显著为正，且不同时窗内累积超额收益均值显著大于简单披露的公司；在此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也得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累积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冯建、蔡丛光（2008）研究发现从累计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深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具有正面反应，而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显著的负面反应，但从平均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并不显著。由于我国内部控制信息一般是与年报同时披露的，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的难点在于控制同期披露年报中的其他信息（盈利信息、分红信息、审计意见类型）对市场反应的影响。
三是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首先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如测试与变更审计方案、研究决定检测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实质性漏洞还是重大缺陷(无须披露)，这些工作都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从而增加审计费用(Raghunandan and Rama 2006）。其次是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会导致风险溢价。如普华永道（2005）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漏洞导致对内部控制签署否定意见会证明上市公司存在会计问题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审计费用的增加也可能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导致的风险溢价，毕竟在SOX法案下审计师的责任是明显的。从实证研究来看，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企业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审计费用随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性(按严重性分为实质性漏洞和重大缺陷)相应变化（Bedard等，2008；Hogan and Wilkins，2008；Hoitash等，2009b； Santanu Mitra，2009；Hammersley等，2009；Salman and Carson，2009)。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献认为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于小公司来说影响更大(ARC Morgan，2005；ACSPC(Advisory Committee on Smaller Public Companies)，2006；Krishnan等，2008；Ahmed等，2010)，这些研究结论直接导致SEC一再推迟强制内部控制审计和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在小公司的实施时间。
四是内部控制漏洞与审计师变更、审计延迟和审计意见类型。审计师独立性越强，越容易发现公司中的内部控制漏洞，因此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更可能存在内部控制漏洞（Zhang等，2007；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Ashbaugh-Skaife等，2007；Li Chan，2007； Yun-Chia Yan，2007；Ettredge等，2009）。Ettredge等(2006)认为SOX法案404条款实施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导致审计延迟有着实质和显著的增加，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披露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的审计延迟更长。Jiang等（2010）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存在实质性漏洞的公司，审计师更可能签发持续经营不确定审计意见。
五是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很可能是上市公司聘任了缺乏财务会计知识或从事CFO工作经历较短的首席财务官（Yun-Chia Yan，2007；Li Chan等，2010)，而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很可能导致首席财务官（CFO）及其他高管变更（Durfee，2005；Goh，2007；Li Chan等，2010；Johnstone等，2010)，首席财务官薪酬总额、奖金、股权薪酬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MW）披露负相关（Hoitash等，2009），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等人员到其他公司担任外部董事的机会变少，说明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披露后均会遭受明显的声誉损失（Goh，2007)。但Hammersley等 (2009)发现上市公司未修补内部控制漏洞与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的更替无关，说明连续两年披露相同内部控制漏洞可能与管理层变更无关。
国内部分内部控制实证研究文献对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量数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但这些领域也正是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M.D. Beneish, M. Billings, L. Hodder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3), 665－703 (2008)
[2]Jeffrey Doyle, Weili Ge and Sarah McVay2007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Vol. 82, No. 5pp. 11411170
[3]Jeffrey Doyle, Weili Ge and Sarah McVay2007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ume 44, Issues 1-2, Pages 193-223
[4]D.A.McMullen,K.Raghunandan and D.V.Rama(1996) 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 Accounting Horizons, Vol.10 No.4 December 1996 pp.67-75
[5]Paul M. Healy, Krishna G. Palepu 2001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 pp: 405440
[6]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W. Collins,William R. Kinney Jr. And Ryan Lafond2009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47 No. 1
[7]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W. Collins,William R. Kinney Jr. And Ryan Lafond2008 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1), 217;
[8]Hollis Ashbaugh-Skaife,Daniel Collins,William Kinney2007The Discovery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s
9]Weili Ge and Sarah McVay 2005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Accounting Horizons Vol. 19, No. 3 pp. 137158
[10]Raghunandan, K., and D. V. Rama. 1994. Management reports after COSO. Internal AuditorAugust: 54-59.
[11]陈共荣、刘燕.2007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系统工程，(10):40一45.
[12]林钟高, 徐虹, 唐亮2009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来自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经论丛1：68－74
[13]宋绍清，张侠2009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会月刊2
[14]方红星, 孙2007强制披露规则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于沪市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12：67－73
[15]李少轩，张瑞丽2009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3：27－31
[16]林斌、饶静，2009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45－52
[17]李豫湘，付秀明和彭聪.2004中国公司治理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12:142一145
[18]乔旭东.2003.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行为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 2:74一78.
[19]钟伟强，张天西.2006公司治理状况对自愿性披露水平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54(1):62一64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2
【关键词】 过度投资； 自由现金流； 信息不对称； 会计稳健性； 公司治理； 管理层持股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58-03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问题，导致企业资源被浪费。根据Jensen对自由现金流的定义，自由现金流是满足所有已相关的资本成本折现的净现值为正的所有项目后所剩余的现金流，而过度投资行为就是由企业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净现值（NPV）小于零的项目所导致的。张功富、宋献中（2009）对我国2001―2006年间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理想的最优投资率平均为年初固定资产净值的24.4%，有39.26%的公司存在年度投资过度，且公司实际投资的平均水平超出其最优投资水平的100.66%。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公司的资源被严重浪费，从而导致公司价值下降，以及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下降。
对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我国学者从21世纪初开始关注过度投资问题，而随着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日趋普遍，对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在学术界展开激烈探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过度投资的成因、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四个方面。
一、过度投资的成因分析
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中，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企业无论是以负债筹措资金还是以发行股票融资筹集资金，其成本相同，都不影响企业的总价值，那么企业的投资支出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机会，即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无关。然而，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导致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原因有许多，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成本与自由现金流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
Jensen认为人的实际决策与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管理层有动机使公司超过其最佳规模的成长，尤其当公司产生大量自由现金流时，在投资支出上，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当企业现金流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频繁。因为企业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层并不是将其支付给股东，而是将其投资于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的项目而并非绝对盈利的项目，当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时，就产生企业过度投资行为（Hubbard，1998）。
Vogt（1994）以美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对资本支出的影响在低托宾Q值的公司中表现更为强烈。小规模、高托宾Q和大规模、高托宾Q的两类公司对现金流―投资敏感性更强烈，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Pawlina和Tenneboog（2005）以英国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主要来自于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而外部股东诸如金融机构、政府和工业公司等通过有效的监督减少了这种敏感性。
我国管理人员倾向不分红或少分红，从而将自由现金流留在公司，由此可以避免外部融资的高成本以及很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监控（Rozeff，1982）。当管理层拥有公司大量自由现金流而没有正净现值投资机会时，基于外部人及股东对其业绩的评价，容易通过美化投资机会投资于平均收益小于资本成本的项目上，或者进行收购活动，导致过度投资。张中华、王治（2006）研究发现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企业表现为投资不足，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高时，企业表现为投资过度。然而，连玉君、程建（2007）基于面板VAR模型构造了基准Q――新的衡量投资机会指标，建立一个新的动因检验模型，研究发现非融资约束公司的成本低，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也低，经营效率反而高。因此，内部现金流多并不必然导致过度投资，只有在成本高的公司才会出现过度投资行为。
（二）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人员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企业内部人员掌握信息较外部人充分，从而占据优势地位。Myers和Majluf（1984）认为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人员对于企业的资产价值和投资项目等有关信息的不完全流通――即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造成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由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基于投资项目进行再融资时，投资项目可能被外部投资者高估，从而导致管理层作出非效率投资的决策。Narayanan（1988）、Heinkel和Zechner（1990）等认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由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员对新投资项目在有关预期现金流收益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促使过度投资的发生。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发展中，我国资本市场上许多投资者主要靠内幕信息进行获利，信息披露的不及时和不充分会导致市场上的投资者与企业内部之间、对企业投资项目的质量收益等方面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张中华、王治（2006）采用是否为国家控股的标准来衡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他们认为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和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潘敏、金岩（2003）研究结果表明在同股同权的股权制度下，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之间关于企业投资项目预期净现金收益流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企业就投资项目进行股权再融资后，管理层有可能将再融资所得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三）管理层过度自信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多是具备高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的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对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投资决策中的心理活动状况以及性格偏向都与其最终决策有关，决定着最终决策偏离最优决策的程度。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高管人员比普通员工表现出更显著的过度自信。Hall，Kevin（2002），Heaton（2002）认为如果过度自信的管理人员相较于外部投资者对投资项目更为乐观，则对现金流敏感度会增加。Malmendier和Tate（2005）利用CEO是否放弃执行到期期权或在股价高涨时不执行期权作为过度自信衡量指标，在针对美国500强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大多数高管人员并未执行到期期权，或是在股价高涨时不执行期权，证明了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存在。他们还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人员认为公司价值被市场低估，容易高估投资项目，不愿意采用外部融资方式进行投资，从而对企业内部现金流有较高的敏感性。而我国的有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也运用高管人员在任期内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变化作为衡量其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公司投资增长水平显著正相关。
二、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
上市公司管理层主要通过财务报告向公司股东、债权人和投资者等报告公司的各项投资决策、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稳健的财务报告是高质量的。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有助于股东、债权人及外部投资者加强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监督，降低成本。
稳健的会计政策能通过对满足契约需要的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是解决公司问题的一种有效机制（LaFond和Roychowdury，2006）。Pinnuck，Lillis（2007）以及谢志华、杨克智（2011）都认为会计稳健性能有效缓解企业问题，能够促使人更及时地放弃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这种功能性就越强，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增加企业价值。Biddle，Hilary（2009）通过对3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的投资效率正相关，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朱松、夏冬林（2010）和刘红霞、索玲玲（2011）都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总体上财务报告都具备会计稳健性，并发现稳健的会计政策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投资不足行为。朱松、夏冬林（2010）借鉴Bushman（2006）等模型，构造了财务报告稳健程度―资本投资模型，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降低企业的资本投资规模，但是，对抑制过度投资并不明显。而刘红霞、索玲玲（2011）利用卡恩、沃斯特的会计稳健性指数模型计算的会计稳健性指数，构造会计稳健性―投资效率―企业价值模型，她们认为会计稳健性能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所改善，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会计稳健性在企业进行过度投资时，能及时遏抑企业的投资规模，减轻过度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这一结论和朱松、夏冬林的对过度投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相反。
王宇峰、苏逶妍（2008）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有助于防止企业管理者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项目，或不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中撤资，从而达到防止或者最大限度减小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三、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公司治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企业控股股东通过公司治理使得其投资资本收益得到有效保证的方法（Shleifer和Vishny，1997）。Richardson（2006）研究了美国市场中，管理层控制权私利的存在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李维安、姜涛（200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并且股东行为治理、董事会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治理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抑制作用。而唐雪松等（2007）发现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效地制约企业过度投资，但独立董事并没有有效制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更多存在的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由于经营权和控制权没有完全分离，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大股东凭借对公司的相对控制权，在投资决策中，往往会对自己进行利益输送，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饶育蕾、汪玉英（2006）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结合股东性质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投资过度。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即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过度投资越少，公司价值越大。黄晶、陈工孟、包文卿、陈峥嵘（2011）从股权分置改革视角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越少，因而股权分置改革能有效抑制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缓解公司的过度投资。
四、管理层持股与企业过度投资研究
根据Jensen理论，管理层持股能有效缓解企业的问题，减轻成本。目前国内外对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较少。White（1996）、George和Liang（2001）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提升企业的股利支付率。管理层支付股利，自己可以获得实际的现金收益代替一部分现金流控制权减少的损失。当管理层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公司的价值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促使在其做出投资决策时，不仅从管理层层面考虑，更会从公司价值、股东的层面考虑，对获利进行权衡。Rozeff（1982）认为管理层持股为管理层和股东利益之间，提供了一种连接机制，以使管理层减少将内部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的几率。然而Morck（1988）、George和Liang（2001）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只有在高问题的公司中作用才显著，对于低问题公司，其作用机制并不明显。
Morck（1988）还指出公司价值与管理持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一定拒绝水平以上，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长不能再提升公司的价值，与之相反，还可能过多的干预公司的正常运营。蔡吉甫（2009）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人员比例小，持股向少数人集中。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有助于抑制公司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缓解公司内部的冲突。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敏感性呈正U型曲线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为34.64%时达到最优。支持了Morck（1988）的研究结论，管理层持股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超出一定范围，则不再有效。
我国廖理、方芳（2004）将样本划分为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和国有股比例较低的公司，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对高国有股比例公司的问题能有效缓解，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低国有股比例公司的问题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五、过度投资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
随着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日趋加重，国内学者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关注点涵盖了过度投资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过度投资的成因、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以及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过度投资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比较晚，且受到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影响，现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研究的经典模型，结合我国的特有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首先，从企业性质上对上市公司作进一步细分，研究不同性质的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其次，我国由于管理层持股制度实施较晚，且处于完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于管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偏少。在实证分析方面多数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有些数据结论有待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就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更乐于探讨过度投资的成因，或从某一方面探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多属于验证性的结论。对于在现实情况下，如何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例如如何加强金融机构的贷款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监控、如何提高企业负债融资比例，监管部门如何从定量的角度实施监管措施等，不但从政策建议角度，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过度投资行为的改善问题提出有效措施，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晶，陈工孟，包文卿，等.股权分置改革能抑制控股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吗？[J].财经研究，2011（10）：26-36.
[2] 张功富，宋献中.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还是不足？――基于沪深工业类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实证度量[J].会计研究，2009（5）：69-77.
[3] 朱松，夏冬林.稳健会计政策、投资机会与企业投资效率[J].财经研究，2010（6）：69-79.
[4] Biddle G C，Hilary G，R.S. Verdi，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mprove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9（12）：112-131.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3
关键词：公司治理；R&D投入；实证研究；述评
一、公司治理的相关界定
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司治理界定尚未有一致看法，Cochran（1988）提出公司治理应解决包括股东、管理者、董事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张维迎（1996）和Blair（1998）等认为公司治理是规范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的制度安排；吴敬链（1994）和杨瑞龙（2000）等则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促进公司决策效率的相机决策机制。这说明，公司治理是在两权分离下预防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冲突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保障公司科学合理决策的运行机制，因而，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防止管理层控制权滥用，制约其非理性冲动，激发经理人为实现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审慎经营，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就公司治理的机制而言，公司治理存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类机制。内部治理结构是公司组织体系设定的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之间的权责分配的制度安排，李维安（2000）和陈佳贵（2001）等人把其划分为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和经理层激励等四个方面；外部治理机制是指来自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市场的监督机制，Seth（1995）认为外部治理机制主要通过管理者竞争市场、资本市场或债权人市场、并购破产市场、产品竞争市场等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关系产生作用和影响。因而，国内外研究在探讨公司治理影响作用，一般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类机制，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经理层激励、管理者市场、资本市场、并购破产市场和产品竞争市场等八个方面来展开。
二、公司治理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实证研究进展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能够极大降低冲突，抑制管理层的低效率R&D战略倾向。Hoskisson&Hitt（1988）、Francis和Smith（1995）从理论与实证上论述了公司治理与公司R&D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公司治理结构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从股权结构角度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股权集中度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作用，Lee（2012）、Kastl（2013）等的实证认为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王楠和吕烨嘉（2012）、蔡逸轩和雷韵文（2012）、任海云（2010）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股权集中度与R&D支出显著正相关。刘胜强和刘星（2010）、文芳（2008）、冯根福和温军（2008）等人认为，股权集中度与R&D支出具有多次曲线关系。另一部分研究却认为二者负相关，如Yafeh（2003）、Jackie等（2010）等人的实证研究。而余韬（2012）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不相关。还有任海云（2010）、王斌等（2011）等学者的研究支持股权制衡对公司R&D投入有正向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股权结构对公司R&D投入的规模与强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二）从董事会层面的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集中在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成员职业特征方面对公司R&D活动支出的影响领域。Weisbach（1988）的实证研究直接证实董事会结构存在的治理效应差异。基于这一观点，Chung（2003）和Boone（2005）实证研究显示，独立董事数量与公司R&D投入比重正相关，Hoskisson（2002）实证认为二者负相关。何强和陈松（2009，2011）系统研究了董事会结构对公司R&D投入影响，实证结论显示，公司R&D投入与董事会素质、学历及职业背景正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与公司R&D支出显著负相关，且这种影响作用因行业和地区差异存在不同。目前，董事会结构对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在学术界还未有一致结论，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随着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董事会结构对中国公司R&D活动的影响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入探讨。
（三）从管理层、监事会角度的研究
国外研究集中在以管理层股权激励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对公司研发创新投入的影响方面。Wu&Tu（2007）、Dong&Gou（2010）、Lin等（2011）等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R&D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如Chen（2010）指出国外发达经济体的实证结论并不适于亚非等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需要更进一步对这类市场进行实证检验。夏芸和唐清泉（2008）、唐清泉等（2009）的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R&D支出显著正相关，徐宁（2013）、陈效东和周嘉南（2014）等得出的结论一致。目前学术界从监事会角度探讨其对R&D投入水平影响文献较少，张子峰（2010）和张镭（2013）等的研究，发现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监事会尚未发挥有效地监督职能。
综上文献，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和董事会等方面，涉及监事会方面的研究较少，尤以股权集中度、股权激励和外部董事比例等内容研究频率最高，且研究还有待继续细化，特别是在控股股东性质、机构股东来源、股权激励类型、管理者背景特征、董事会运行等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
三、外部治理机制与R&D投入的关系实证研究进展
关于公司治理与R&D投入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从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有关管理人市场竞争、债权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产品竞争市场等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的研究比较稀缺，这个角度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债权人市场等方面。有关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R&D投入影响的研究，Schumpeterian（1942）认为产品市场力量对公司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ilstein（2009）、陈仲常和余翔（2007）、谢子远和梁丹阳（2010）等的结论一致。Blundell等（1995）、Bertschek（1995）等实证发现市场竞争强度与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刘柯东昌（2012）得出相反结论；有关债权人市场对公司R&D投入影响的研究，David（2008）、温军等（2011）等发现银行融资等关系型债务对公司R&D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梁琛和杨俊（2009）、王立清和杨宝臣（2011）等考察了控制权市场和制度环境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 Kovac等（2010）、Garella（2012）对公司治理机制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数理模型推导研究。可见，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R&D投入的研究远不及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国内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实证研究成果体系，在侧重点上，集中于产品竞争市场与债权人控制市场，对经理人竞争市场与政府、中介机构、媒体机构和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
四、结论
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从理论上证实，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公司“两权分离”导致的冲突，降低公司成本，是公司注重通过加大R&D投入和提升R&D水平，来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理论分析的结论需要有现实经济体经验检验结果的证实与支持，因此，梳理公司治理对 R&D 投入的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弄清楚公司治理在目前公司技术创新中R&D 投入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公司治理哪个部分发挥作用对于如何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以进一步提高R&D 投入水平和效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公司治理的两个方面――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公司治理与R&D 投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及进展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对R&D 投入的影响方面，以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管理层角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对监事会的研究较少，外部治理机制对R&D 投入的作用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少，大多集中在产品市场竞争、债权人市场等角度展开实证检验，具体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体现在，总体上经验研究均证实公司治理对R&D 投入强度及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影响方向上，公司治理是促进还是不利于R&D 投入，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结论，他们给出的主要解释是在实证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差异、地区与行业差异及统计运算误差等，本文认为在考虑这些情况下，应该注重数据的真实性，在应用调查研究及获取的数据，模拟真实经济的实验研究、研究设计，方法适用性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现有实证研究，对指标数据直接进行回归模型模拟的较为普遍，而注重理论模型推理与数据模型运算相结合的研究较少，所以在模型条件设定情况下推理结果，再结合经验数据实证分析，结论会更加严谨可信；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加速背景下，应加强本土公司治理改革实践对公司技术创新、R&D 投入方面的政策效果检验研究，会更切合当前实际。还应加大关注外部治理机制对R&D 投入的实证研究的力度，特别是制度变革、政府政策、治理环境、金融改革等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对R&D 投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anghoon Lee. The Effe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R&D Decisions in Korean Firms[J]. 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04）.
[2]Jakub Kastl，David Martimort， Salvatore Piccolo. Delegatio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R&D Spending： Evidence From Italy[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13（05）.
[3]陈效东，周嘉南.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R&D支出水平关系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14（02）.
[4]何强，陈松.董事会学历分布与R&D投入：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1（07）.
[5]温军，冯根福.异质债务、企业规模与R&D投入[J].金融研究，2011（01）.
[6]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05）.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4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 盈余管理 实证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日益突显，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吴联生等(2007)的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占亏损公司60，73％的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1998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管理公司占所有研究样本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时，盈余管理公司占亏损公司的比例也逐年上升，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在盈余管理幅度方面，总盈余管理幅度和平均盈余管理幅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存在于中国上市公司，在国外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本世纪初美国华尔街爆发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等一系列巨额财务舞弊丑闻，对股票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如何控制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已成为一个急待研究的课题。盈余管理是管理者运用会计手段或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Healy and Wahlen，1999)。由于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者为获取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是现代公司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站在公司治理的高度研究导致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原因，并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控制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是董事会。股东将公司的内部控制责任授权给董事会，使董事成为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控制机构，其中，监控公司的财务信息处理过程，促使公司披露真实公允的财务信息，是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而公司董事会能否有效发挥内部监控机制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公司董事会的特征。Fama和Jensen(1983)认为，独立董事能够增强董事会作为内部监控机制的有效性，这是由于外部市场根据独立董事的业绩对其服务进行定价，因而独立董事有维护自己良好声誉的动机。同时，由于董事会通常将监控财务报告的责任授权给审计委员会，因而审计委员会成立与否及其成员构成也是影响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原因，绝大多数文献均从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公司是否成立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视角研究公司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盈余管理是一个较新的课题，还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由于盈余管理是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本文主要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二、西方国家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早期针对违规公司的研究 国外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因过度盈余管理而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告的公司，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比分析被SEC通告的公司与未被SEC通告的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后来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一般上市公司，研究方法则主要是以操控性应计利润表征盈余管理，通过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Beasley：是较早对公司董事会构成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Beasley(1996)研究了董事会构成和公司财务欺诈的关系。他首先选取了在1980年至1991年期间被美国SEC通告有财务欺诈行为的75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然后又按照在同一证券交易所挂牌、同一行业、同一会计期间、公司规模相近的原则选取了75家未发生财务欺诈问题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研究样本。他以是否发生财务欺诈为因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外部董事能够显著的降低财务欺诈的可能性，然而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没有显著降低财务欺诈的可能性。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些外部董事特征与财务欺诈的关系：当外部董事持股比例增加、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任职期限增加以及当外部董事同时在其他公司担任外部董事的数目减少时，公司财务欺诈的可能性降低。另外，他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欺诈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即小规模董事会在预防财务欺诈方面更有效率。Dechow et al(1996)选取了在1982年至1992年期间被SEC违反公认会计原则高估收益的9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另外按照同一行业、同一期间、总资产最相近的原则选取92家未受SEC的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通过配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公司盈余操纵的主要动机是为以较低成本进行外部融资；产生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在于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他们发现操纵盈余公司更可能有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董事会，更可能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更可能总经理就是公司的创始人，较少可能成立审计委员会，较少可能有大宗股票持有人。上述两篇文献通过将违反公认会计原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与非违规公司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寻求公司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原因，开辟了盈余管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研究是以极端盈余管理公司为研究样本，因而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普遍适用于没有明显违规的一般盈余管理公司。
(二)一般上市公司的大样本研究 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扩展为一般上市公司，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适用性。Klein(2002年)以大样本研究了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特征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他从1992年和199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选取了692个研究样本，用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通过匹配组合技术对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进行调整并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量度。结果发现：分别以独立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占多数(5l％以上)两个指标反映的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均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当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或董事会的独立性降低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会提高，尤其当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从占多数(51％以上)减少为占少数(50％以下)时，盈余管理水平会大幅提高。这说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在监控财务会计报告过程方面越有效。Xie et aI(2003)深入研究了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的审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他们分别从1992年、1994年和1996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共随机选取28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量度。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独立外部董事比例越高以及有公司背景的董事(指现在或曾经在公众持股公司担任经理职务)比例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审计委员会中有公司背景或投资银行背景的董事比例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董事会和审
计委员会的活动频率及其成员对财务知识的精通可能是限制公司管理者从事盈余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文献均以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的美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制度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的公司?一些学者以非美国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Peasnell et al(2000)研究了英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与盈余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在Cadbury报告前后是否有差异。他们使用了1260个研究样本，其中Cadbu报告前(1990至199I两个会计期间)和后(1994至1995两个会计期间)各有630个样本。在盈余管理测度方面，他们首先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然后以报告盈余减去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得出未经管理的盈余，最后以未经管理的盈余低于目标盈余水平时，使盈余增加的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即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大于零)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量度。研究结果表明：在Cadbury报告前，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程度没有关系；在Cadbury报告后，随着非执行董事比例的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下降。Park和Shin(2004)研究了加拿大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了与Peasnell et al(2000)相同的方法测度盈余管理水平，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外部董事没有使盈余管理水平下降；但是来自财务中介机构的董事使盈余管理水平下降；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的代表使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下降。Davidson et al(2005)以434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他们以修正的Jones模型itg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测度盈余管理，结果显示：非执行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和非执行董事占多数的审计委员会均与更低水平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相关；公司是否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和公司选择的不同外部审计机构与盈余管理水平无关。他们额外分析还发现，盈余管理水平与审计委员会存在负相关。
三、我国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全面考察公司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一些研究者全面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以及管理层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傅蕴英(2004)以2002年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在修正的Jonesg型基础上加入线下项目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测度盈余管理。研究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操控性应计利润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和盈余管理之间并无相关性；董事会年度内开会次数和盈余管理负相关；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中持股人数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均不存在相关胜外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监事会的规模和开会次数从单变量回归结果看，与盈余管理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监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监事会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在近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不存在相关关系。张国华(2006)以2003年末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804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在修正的Jones模型基础上加入存货净额变化以及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后分行业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测度盈余管理。结果表明：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U形关系；盈余管理程度与国家股比例正相关；盈余管理程度与H股、B股所占股份比例呈负相关；盈余管理程度与前5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盈余管理程度与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负相关；盈余管理程度与董事持股比例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盈余管理程度与董事会成员持股人数的比例正相关；盈余管理程度与持有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负相关；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篇文献虽然使用的样本不同，但均得出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的结论，这与经典理论不符，也不支持我国有关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不应兼任总经理的现行规定。
(二)考察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因而大量的文献都集中研究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以期发现具有什么样特征的董事会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但各研究文献最终得出的结论很不一致。张逸杰等人(2006)从深证100指数成份股中和上证180指数样本股中各随机选择5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时间范围是2001年~2003年，三年共有300份公司年数据，分别以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测度盈余管理，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董事会活动强度、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不显著。蔡吉甫(2007)以2004年122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管理层持股和大股东治理与公司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得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在控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上并不是很有效的结论。杨兴全和石芳(2007)研究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他们以2003年至2005年深沪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三年共3515个研究样本，以修正的Jones-CFoN型估计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和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的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两个指标测度盈余管理。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往往更不容易被股东或经营者控制，盈余管理程度较轻；频繁的董事会会议可能是无效率或出现危机的表现，此时盈余管理程度可能会更高；独立董事的非同意意见是具有价值的，能够起到控制盈余管理的作用；董事会的独立性对控制盈余管理有积极作用；董事会中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人数能够显著地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王颖等人(2006)研究了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之间的关系。他们以2002年，2004年深市和沪市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审计委员会成员的77家(2002年16家、2003年25家、2004~g36家)公司为样本，以截面扩展的Jones模型估计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表征盈余管理。研究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在形式上基本达到了公司治理准则中对人员具体构成的要求；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杨忠莲和杨振慧(2006)考察了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与报表重述的关系，研究样本为2002年至2004年出现报表重述的72家上市公司与束发生报表重述的72家配对公司。结果显示：外部独立董事兼职家数越多，发生报表重述的可能性就越小；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发生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要小；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报表重述的可能性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和津贴与报表重述的关系并不显著。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5
关键词：研发投入；公司风险承担；高管权力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诚信管理咨询公司（简称“SSEC”）2002年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7家国内公司进行了联合调查，通过直接调查的内部决策人员的决策权力，发现董事会和高管的权力分布在整个企业的决策比例是：3.608：3.034，全力分布相对较近。特定的业务决策执行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战略决策高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因为在公司层的结构，决策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纵览国内外有关学术文献，研究重点大多放在管理团队结构组成、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等与企业绩效的直接研究，涉及管理团队权力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的文献较少，特别是缺少从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费用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以往文献更倾向于检验CEO权力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忽视了其影响作用的路径分析。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视角，期望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架起桥梁，研究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对企业绩效可能存在的作用机理，从而揭开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
近年来，全球研发支出大幅增长，许多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成本已达到营业收入的10%以上，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微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调整。近年来，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利，科技创新体系并不完美，频繁发生的现象，这些“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不仅满足了执行机构的研发活动，资助的上半身，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直接扭方位的人，只有通过改善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解维敏，方红星， 2011）。中国目前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相对稀缺的，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标准的比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范围扩展到R & D活动委托代理问题，R & D投资和公司治理和R & D活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对研发活动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直接研究R & D的任期内使行政权力的行为选择将产生更少的文学影响R & D投资。企业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必须大量的R & D投资，和R & D投资业绩是企业家和学者都更关心的问题和企业的R & D投资放缓影响的路径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制度环境，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予以借鉴，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首先，对企业研发投入对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文从内容与企业R & D投资角度来看，使用“特征-行为-经济后果”范式，行政权力的研究企业绩效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影响公司性能结果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大多数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结构，R & D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绩效。R & D投资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了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对R & D投资是澄清的性能。本文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解行政权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R & D投资企业的性能。
（2）从拓展研究上，本文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与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所有制的制度背景，将国有制公司与非国有制公司分类做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优化自身的高管权力水平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投入绩效，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高最根本的保障。因此，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如何配置合理的行政权力结构需要与经营环境相结合，企业要充分的利益和成本的执行力配置，并根据业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本研究对如何优化我国企业高管权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高管权力的四部分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不同程度作用，即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在配置调整高管权力时，企业如果想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应该考虑候选高管的职称水平、学历水平等等，并考虑是否赋予公司股权和是否应该兼任公司董事，来保证企业具有健康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不断增长的业绩水平。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高管权力
根据代理理论，首席执行官往往是以自我利益，风险厌恶导向，他们的目标和股东往往目标偏离（Jensen，1976）。March（1966 ）认为，权力是抑制不一致的目标或意见的能力，使用其所有权或位置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是指首席执行官的潜在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Finkelstein（1992）指出，首席执行官的权力主要用于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来自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本公司的外部环境（Daily，1997）。（Daily，1997）和Johnson（1997）研究了行政权力的来源，他们认为行政权力包括权力结构、权力、威望、权力和权力。李瑞（2004）研究了中国总经理的影响，发现总经理的权力是来自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个性，很明显的指向性，是实现总经理影响的前提下。综合以上研究，结合本文的目的，高管们认为执行权是利用其所有权或位置来处理内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能力。权小锋（2010）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CEO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的关系。杨兴全（2014）实证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的关系。黎文靖（2014）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研究发现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绩效。赵息（2013）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因此得出，高管权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二）研发投入
Wally和Baum（1994）发现，信息处理的能力水平强大的群体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接受更愿意改变和创新。的复杂性和困难的研究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决定带来发展，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考验，开放性和信息处理能力。高度的董事会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知识和创新管理相关的，或熟悉企业R & D项目相关研究，以便更好地与R & D相关工作提供建议（Hillman，2003），团队层面，董事将成员教育程度高，更多的团队获得有用的信息，就越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在R & D活动，和心理上准备好应对风险（何强，2001）。因此，高水平的教育董事会更多支持企业创新（Bantel，1989），将分配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
Finkelstein（1992）还指出，决策者与R & D或设计经验更加关注企业的技术开发，更愿意加强产品或技术创新投资。这些结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董事会功能取决于参与体验参与决策。此外，一些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根据代理理论，与技术经验，执行董事更多权力的R & D部门分配的资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负责部门。R & D基金可以用来支持支付，购买设备和研究设备，以便他们可以受益于他们的部门和自己的（Hillman，2003）。总之，具有高管权力会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在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保持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一切都依赖于企业的研发（（ 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研发， R&D） 。早在191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编制指出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企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发展，一直是国外文献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外的研究表明，虽然企业研发强度与企业特征相关联，但这些因素之间似乎不足以解释企业研发工作的力度，在研发实力方面，关键因素企业研发力度不易观察的（安同良等， 2006）以研发投入为标志的内生增长模型，再一次证明研发投入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周建（2013）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指出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朱焱（2013）实证研究了企业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王燕妮（2011）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刘运国（2007）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正相关。赵心刚（201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绩效影响。因此得出，企业研发投入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所有制性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管制，而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偏向市场化，但仍不算成熟完善。黎文靖（2014）研究发现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在外部薪酬差距激励高管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吴风来Fenglai（2003）对财产所有权和企业业绩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私企的经营绩效高于国企，由私人企业参与重组比国有企业重组后性能较高。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的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得出，所有制性质在高管权力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挥监管作用的中介效应的所有权研发起起到调节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992， （35）： 505-538.
[2] 黎文靖，岑永嗣，胡玉明.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4，04：24-35.
[3] 刘运国，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7
[4] 权小锋，吴世农.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0，04：142-153.
[5] 王燕妮.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 科学学研究，2011，07：1071-1078.
[6] 吴风来. 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03，03：12-19.
[7] 解维敏，方红厝.金融发展、融资约柬与企业研发投入[J].金融研究，2011，（5）：171-183
公司研发部管理制度范文6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文献综述 影响因素 市场反应
一、引言
美国相继爆出的安然事件、默克制药等国际性大型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丑闻，充分暴露了公司关键人物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形同虚设等问题。而从前几年猴王、银广厦到近年来发生的中航油巨额亏损，也无不显示出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中内部控制环节的薄弱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的缺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对其进行改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探讨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基础，并对国内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就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的标准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以报告的形式出具评价意见并提供给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一种行为。从会计管制的角度看，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分为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国内外经过了多年的争议，其中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效仿。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法案》强化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责任，正式提出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强制要求，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相比于国外，中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则起步较晚，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大致走着一条“自愿披露――局部强制――整体强制”的道路。
三、国内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济动机的研究。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成本研究
Maria等（2006）研究了按照证监会要求进行披露的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隐含成本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披露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和披露没有缺陷的公司相比有更大的成本。曹建新等（2010）的研究指出，披露成本的存在影响了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自愿性，其另一潜在成本是在无形中会将专有信息传递给竞争者。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济效益的研究
Hermanson（2000）对9个财务报告使用团体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股东一般会认为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性披露能够刺激公司管理层改善内部控制，从而有助于公司管理层进行决策。杨友红等（2009）基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报告的对于会计盈余质量的管理也有着正向的作用。袁克丽（2010）从内部监督、信息和沟通等角度分析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提高投资者信心、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可知，披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但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会在增强公司管理、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
1.公司整体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
Bryan等（2005）通过对《萨班斯法案》颁布后的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在内控报告中披露重大内控漏洞的公司规模较小，经营风险较大，业绩较差。李少轩等（2009）随机选取167家上市公司年报研究则发现，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具有影响力。
2.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
Felo（2007）研究证实公司中高级管理层对职业道德的管理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方红星等（2009）通过抽取沪市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公司监事会规模、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呈显著正相关。
3.外部审计主体特征和报表重述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
Richardson等（2003）研究指出，进行报表重述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Ashbaugh Skaife等（2007）发现，更换事务所或聘请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与现任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与前任事务所进行沟通后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四大事务所具有较高的职业能力和较高的品牌诉讼风险有关。
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同时也有助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针对性地制定。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市场反应。
杨清香等（2012）以 2006-2009 年沪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明显的市场反应，但从不同侧面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存在显著差异。Anna等（2010）利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借款合同的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借款者会改变借款条例，如增加价格和抵押保护以及用增加更苛刻的条款和简短借款时间来监督管理层。
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的研究，可以推进上市公司可以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向市场释放良好信号。
四、总结
了解了国内外的文献综述可知，国外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但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也没有针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我国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还不够深入。这与目前我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是紧密相关的，由于我国仍处于半强制性披露状态，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极少披露其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或者不足，因此要对公司的披露情况以及动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帮助完善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1]曹建新，詹长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性披露动机研究[J].财会月刊，20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