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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1
【关键词】新生代员工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会
自2009年7月以来，富士康公司屡屡发生员工坠楼自杀事件，短短一年时间，就发生了12起。为什么这些员工会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放弃生命？在各种猜测急剧升温的时候，富士康公司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重重压力下，富士康公司及时做出了回应，认为连续跳楼事件是由于当事人个人原因所致。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与深思，责任的推卸更加燃起了大众追究该事件原因的热情。富士康坠楼事件，不应仅从富士康公司增加工人劳动时间和强度，降低员工工资的表象寻找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企业职工个人的原因外，还有我国企业对员工教育不够重视、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等。
富士康企业管理之殇
纵观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企业管理是企业生死立命的关键，也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环节。之所以会发生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与企业内部管理环境与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员工的需求是关键。员工是一个完整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从根本上满足员工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课程中一项新的命题。
调查显示，富士康企业员工的自杀尽管有各自的直接原因，但所有死者都是清一色的新生代打工者。有资料统计表明，新生代打工者目前约占农民工外出打工人数的60%，大约1个亿。由于年龄段不同，个性差异较大，所以关注社会问题也有显著的区别。（见下图）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70、80、90后在一些问题的关注上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趋势。①
新生代员工的特点。新生代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入职时间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较大，在适应社会、处理情感问题方面缺少阅历。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民生活逐渐富裕，新生代员工与父辈相比，从思维模式到行为特点都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一，自主性较强，抗压能力不足。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较强，但动手能力差，自尊心特强，心理承受力却很低，重视物质与享乐，个人权益优于群体权益，这是在家庭和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调查显示：“有72.3%的人表示在遭遇挫折后，自己心理会留下阴影。甚至有5.1%的同学表示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②他们的心理成熟度远远赶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第二，缺乏团队忠诚感。新生代员工是在倍受呵护和禁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协调与合作能力，个人主义色彩较浓。对于特立独行的新生代员工来说，大家合作完成一项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完成这些工作的效率。团队不仅仅是人的集合，更是能量的结合与爆发。而新生代员工面对团队合作时，往往缺乏忠诚感，使其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的境地。第三，面对压力时缺乏承受能力。抗压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需要环境的激发才能被唤醒，尤其他们面对初入职场种种不适应和压力接踵而来，而新生代员工往往缺乏这种能力。他们自尊心极强、重视物质与享乐，在他们看来，个人权益远远优于群体权益，无形的压力压得他们无法喘息，长期下去会产生失调、自我否定或价值感丧失。而富士康员工自杀频繁就是新生代员工对逆境不能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
人本理念下行化。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年龄使得这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员工，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企业漠视员工的不满和对未来悲观的态度。据调查表明，70%以上的员工认为企业并不关注他们的想法，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如此往复的生活，没有过多的集体生活和业余空间来充实他们空虚的精神领域。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的存在着。
企业职工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劳动行政监督监察力度不够。为了达到保护劳动者合法利益，阻止用人单位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阻止其剥削、控制劳动者的行为，限制其非法用工。我国采取的是劳动行政监察方案，这是在干预其劳资关系方面侧重于国家的行政力。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行政监察在我国的现有国情下实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就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首先是由于其机构缺乏普遍性执法的各种条件（如编制问题等）；其次由于行政监察人员缺乏足够的动力，长期的乏味工作使其懈怠、没有严格执法。因此劳动者各方面的权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者个体维权局限性大。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它坚信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充分了解自己想要的、在工作中可以接受的、可以放弃的、毕竟是劳动者自己的判断，它符合劳动者个人的理性思维，因此被认为是应当给予相当的尊重，并且也是合乎情理的。其实，劳动法将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一方原子化，而且对它的个体理性在法律理念上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用人单位非常有利，劳动者弱小化，就相当于企业强大化，对于企业对职工的剥削和压迫的行为予以助长，严重阻碍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
完善企业职工制度的建议
我国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省成本的基础上，严重忽视了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与此同时，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机制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企业的职业教育有待于完善。第一，创建因人而异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为员工服务的，所以必须被内部职工认可，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可以让劳动者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逻辑方式、道德准绳等集体意识的总合。因此，要创造积极向上、和谐相处、富有人情味的组织文化，建设多种功能，使其职工之间能互相交流、友好相处，为他们提供建立友好关系的阶梯。团结企业职工，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第二，增强职工培训力度，提高职工适应能力。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猛发展，企业对于职工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主要是职工素质、知识水平、专业化程度及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这些要求在无形中增添了劳动者的压力，适当的压力可以带来学习的动力，而社会发展之迅猛，让员工喘不过气来。这时就需要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延缓这种过多的紧张。企业组织内部成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活动，在压力过大时及时找到出路，化压力为动力。企业还可以为员工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及时解决职工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第三，建立完善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工作的最大目的就是能够提高自己和家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企业满足职工的生活方面的水平越高，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程度越强，就越能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使职工和企业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双方达到共赢的效果，这就要求企业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不能及时得以赔偿，这是我国存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增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迫在眉睫。第一，工会集体协商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国的工会冲破了原有的模式，并不是将劳资关系简单地归于单位与职工个人的关系，而是强调了一个“职工集体”的概念，这就完全改变了劳动者的力量，由个体变成了集体，劳动者的地位由弱势变成了平等。总之，工会的形式壮大了劳动者的力量，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处可申，同时也限制了企业无视职工利益的行为，使其从管理上开始考虑职工的方方面面。第二，强化与完善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机制。我国现在应该讨论的课题不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怎样想办法把工会协商维权的机制加强，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目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加快工会组建和运行的过程。
结 语
我国职工教育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构成部分，涉及道德、经济以及法律等多方面问题。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制度的支撑，不仅依赖企业道德体系，同时还需要法律规范的约束作用加强对职工教育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因此，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我国劳动部门开展职工工作方面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
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2
关键词：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40-02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在“十一五”期间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仍旧存在接近两亿的富余劳动力。如何面对如此庞大的富余劳动力，进行有效的转移和转型，相关职业教育必不可少，且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伴随我国现代化工业迅猛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急剧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逐步提速，农村发展新形势的转变正在形成，依靠现代化分工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逐渐替代了原来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众多的农村人口产生了职业分化，这种职业的分化促使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
数字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是潜在资源，可这一潜在资源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是目前的现状，不容忽视。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一半以上人口初中以下文化，高中及以下文化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6.66年，刚刚超过小学毕业水平。这样低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来了如下问题和障碍：转移劳动力数量大于需求，整体文化水平低，不适应市场需求；转移无序，盲目流动等。所以，不管是着眼当下还是展望未来，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整体素质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措施。目前主要是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来实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根本目标。
二、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功能与作用
第一职业教育是联系自然状态中人与现代职业社会的纽带与桥梁，不仅促进劳动者职业化发展，而且还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现代社会经济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农民脱贫致富愿望的体现，它反映这两方面需求。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职业教育利用专业知识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人的技能与智能，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专业技术和劳动技能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故而不论是提供劳动力的地区还是吸纳劳动力的地区，都必须依靠职业教育来培养、培训转移者所缺乏的基本劳动技能。
第三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应是终身教育，它贯穿于个人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它通过横纵联系全方面提供给劳动者多种类，多层次的枝叶教育和培训。
三、发展职业教育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对策
（一）转变传统农村教育观念
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为发展农业经济服务和为发展非农经济服务。经过职业教育可给农民提供多种技能，让他们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不但有利于尽快转入城市适应新工作，还有利于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提高技术发展农业。
1.通过严抓九年义务教育来改变传统教育观。保证农村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夯实教育基础。
2.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引导农民树立终身教育观念。通过多渠道完善该系统不断构筑教育平台，开创由学历教育向终身素质教育全面过渡的新格局。
（二）把握规律，突出职业教育特点
职业教育指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转业、学徒、在岗、转岗及其他职业性培训等等。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用能降低劳动力转移规模与速度上的差异，满足产业结构和技术层级的要求。
1.坚持学历教育与中短期职业培训相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突出短期培训、技能培训，提高投入产出效益；要坚持转移前培训和转移后培训并重，实施终身教育。
2.要进行灵活多样的专业培训。劳动力市场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教育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形势，培养出满足市场的专门人才。一方面，以推动工业化进程需求培训机械技术、微机技术、汽车行业、电子产业等领域的骨干。另一方面，按照劳动力转移的行业主要分布积极开发面向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培训专业及项目，比如餐饮、美容保健、家政、旅游、家电维修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3.扎实做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以各级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为核心，为农村培养大批高中初级技术人才，让农村转移劳动力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科学技术为农业生产做出积极贡献。
4.树立职业教育的品牌形象。品牌效应现在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法宝，积极树立品牌效应才能不同于他人，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职业培训学校要加强师资队伍水平，提升教学质量和成效，积极开发设置特色专业和特色培训项目，灵活创新教学机制，要建立特色鲜明、适应市场的学校。例：陕西省明确推出的五大品牌：“米脂家政”、“杨凌农科”、“秦巴茶艺”、“蓝田厨师”、“渭北技工”，就在全国小有名气了。各地都在力创自己的品牌，抢占市场先机，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方可保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平稳过渡，而职业教育需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扶持。
1.合理运用资金，保障职业教育投入。多年以来，投入职业教育的资金比重在我国教育行业投入中偏低，所以，国家好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确保各层次教育的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合理运用有限资金，提高教育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具有更为显著的边际效益。因此，在教育投入上应通过制定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重点加强职业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
2.加强城乡之间教育政策的沟通。因为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有着很长的时间，劳动力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子女入学教育等系列问题上，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子女存在着较大的障碍，仍旧无法与城市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纳入到城市社会整体制度创新的框架中，增加他们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参与。与此同时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降低农村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变换为文化技术知识控制，将职业学校毕业这一条件作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准入”的重要条件，把岗位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企业招工招聘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曾继友.浅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滑坡的原因及其对策[J].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9.
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3
一、概念界定
基于移动端的老年远程教育市场，是指教学对象为老年人群、使用移动互联网为传播媒体的教学模式。老年远程教育市场是养老产业中的细分市场之一，属于“养老产业三大板块”（养老住宅市场、养老服务市场、养老日用品市场）中的“养老服务市场”，属于“养老产业细分市场”中的“老年教育市场”，属于养老产业的“衍生产业”中的“教育培训”。另外，老年远程教育市场也属于“智能养老产业新业态”的“智能文化服务”中的“网络教育”。
二、现状分析
（一）需求数量
我国移动端老年远程教育市场需求量大。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口增长态势明显，且还应考虑60岁以下退休或下岗的人群，预计，2014-205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由2.12亿增长到4.97亿，老龄化水平将由15.5%提升到34%，是同期全球老龄化平均速度的约两倍[1]。在知识型社会中，接受教育成为老年人的重要追求之一，这意味着我国老年教育有较大的潜在需求。
（二）需求类型
老年教育学大师麦克拉斯基基于西方社会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种老年人的教育需求。一是应付需求；二是表现需求；三是贡献需求；四是影响需求；五是超越性的需求。另外，也可将老年人学习的动机分为五点。第一，补文化课，圆“大学梦”；第二，学习知识，与时俱进；第三，学习保健知识；第四，学习教育孙辈的方法；第五，结交朋友，减少孤独感；第六，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
（三）需求内容
一是学习目的，包括有学习群体相互交流；学习多方面知识技能等。二是学习内容，包括健康知识课、电脑培训课、器乐课、文艺课、摄影课、书法课、绘画课、太极课等。
（四）抑制因素
1.认知程度不足
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对手机感觉陌生，畏惧心强，自学能力低。多数老年人拥有手机和网络，但上网时间特别是上网学习时间少、花费少。詹霞等（2016）的调研显示，40%的老年学习者会使用网络交流工具，60%的老年人不会使用网络交流工具；25%的老年人经常上网学习，20%的老年人偶尔上网学习，55%的老年人不会上网学习[2]。柳华盛（2017）的调研则显示，大部分老年人听说过移动端学习，超过40%的老年人已经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使用[3]。
2.健康状况不佳
一方面是身体原因，老年人普遍视力、听力下降，看手机屏幕的文字比较吃力，存在使用移动型学习设备的客观障碍；另一方面是心理原因，部分老年人对手机、无线网等新生事物具有排斥心理，不易接受新型学习方式。
3.资源整合度低
目前我国基于电视、电脑的远程教育已得到初步发展，网络上的学习资源也比较丰富，但是尚未整合至手机平台，加之适合老年人的、且适用于移动端的“微课”较少，造成老年人学习的搜寻成本较高。
（五）供给分析
较之于传统的面授教育模式，老年远程教育具有开放式、普惠式等特点，且具有覆盖面广、便捷、质量有保障、个性化等优势。然而，目前，存在抑制移动端老年远程教育市场的市场供给的因素。
1.社会资源供给不足
一是社会网络环境；二是课程学习内容；三是老年群体的参与教育活动的机会。目前，随着无线网覆盖面推广，社会网络环境已大大优化；但课程学习内容和老年群体参与教育活动的机会不足，特别是与移动端相结合的课程活动偏少。老年教育具有公益性的特点，政府财政的补助尤为重要。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市场活力欠佳，是资源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2.移动学习设备缺乏
虽然可供老年人学习设备看似种类繁多，如电视、电脑、PAD、手机、收音机等，但真正为老年人学习提供专门服务的电子产品较少。就移动设备而言，普通智能手机的定位人群多为青年人、中年人，各方面均不适宜老年人使用；而“老人机”更似“傻瓜机”，设计单一、操作简单，但牺牲了作为学习设备的功能。
三、结论与建议
（一）社会资源供给
一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加强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整合现有资源，如老年开放大学课程，将移动平台与相应的课程、活动对接，建设基于移动网络的老年教育资源库；三是生产适合老年教育的移动设备，破解目前老人机功能不足、智能机对老人友好程度较低的尴尬局面。
（二）移动平台建设
一是提供移动端平台的交流?贤ǖ那?道，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手机APP等；二是建立友好的操作界面，如设计简洁清爽的界面，提升视频的音质效果，将字体调整为大号；三是提升平台的实用性和反馈的及时性。
（三）课程内容设计
一是有健康养生的系列课程，如健身知识、养生知识；二是有满足兴趣爱好的内容，如琴棋书画、养花垂钓、电影电视等。三是整合学习资源，不仅要加强建设移动端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整合、推广，确保老年群体能够对信息有充分的了解。
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4
［论文关键词］农村 劳动力转移 职业教育 二元结构
农村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量不断扩大，而且转移途径和方式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具体有：第一，技校、中专和高等院校在农村招生，毕业以后在城市就业。许多农民和农村学生把此戏称为“跳农门”，认为这是改变本人农村和农民身份，乃至人生命运的重要方式。第二，参军当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农村学生，有一部分应征入伍，参军当兵。按照我国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军人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复员退伍后，想办法进入城市就业工作。第三，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实现农村户籍身份向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城市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向农村人口出卖城市户口，农民东借西凑，给自己和孩子买个城市户口，试图改变人生的命运。有些城市规定：凡是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职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解决一个或几个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也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途径。第四，进城打工，即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也最为悲哀的一种社会群体。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劳动收入比较效应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二、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内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高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分析，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从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效果来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工作后取得的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而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技之长或劳动技能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月收入水平可达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效应。
其次，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转移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比较少。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限的同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又对外来优秀人才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采用种种优惠和鼓励政策，如户籍接收、住房优惠、安家费补助等，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转贴于
第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效应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农村形成巨大的转移效应。所谓劳动力转移效应或转移的后续效应，是指农村每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家乡所产生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能带出一户人；培养十个大学生，就能带富一村人。转移的后续效应十分明显。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农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转移的后续效应明显要差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教育的职业取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当前城市、县镇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情况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91∶1.01∶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37∶0.55∶1。另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数超过95%。而同期日本同行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我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农村的民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化解“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下，如何确定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地讲，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呢，还是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呢？
笔者认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必须以职业教育为目标导向，原因如下：
首先，高中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教育目标，而不是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加之目前我国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压力较大，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资源有限，不宜盲目普及高中教育。根据《中国教育年鉴》2004年统计，2003年，我国大学招生人数为382.2万人，而同期高中毕业生为458.1万人，高中生的大学升学率为83%左右；但最近几年高中连续扩招，而大学扩招速度减缓，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在50%~60%，升学率处于下降趋势。2003年高中招生为752.1万人，而同期初中毕业生为1995.6万人，初中毕业生中考升学率仅为39%。如果一味地在农村普及高中教育势必造成高考压力增大、升学率降低。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自然会成为“升学无望，就是无路，致富无术”的人。这也是当前农村教育的症结所在。
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5
1.意识维度
意识是人们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要思想和基本看法，在人的行为中通常以潜在准则或标准的方式指导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根据“市民性，和“现代性，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群体特点，教育与培训应该在意识维度着重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治意识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以人人平等、尊重民主、维护秩序为主要认识依据，它是现代城市社会秩序平台建立的基础现代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人的权利和应得利益，每一个生活于现代城市社会的人都必须通过大家认可和共同遵守的秩序平台来沟通交换、创造财富。把法治意识的培养纳入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教育与培训的内容体系之中，不仅能够为他们的城市社会认知提供精神支持，还能为他们的城市社会活动提供方法指导，使他们能够了解、认可和遵守现代城市社会各项活动的秩序平台，做到主动学法、认真守法、遇事靠法其二，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意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一相对保守且强调血缘、等级关系的社会结构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自我需求和自我价值更容易被忽视，当他们进入城市，面对更加民主、开放、自我、平权的现代城市社会时，他们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归属感的不适性就会显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激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性，帮助他们消除对城市的隔离感，使他们能够形成“我也是城市主人”的自我意识，能够自觉将个人发展与城市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以主人翁意识和姿态融入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其三，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公民意识受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先赋性身份限制了其权利的平等享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都受到身份性限制，整体缺乏话语权虽然，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公民意识有所觉醒，其经济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性追求己经成为他们关注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公民意识仍然十分薄弱，消极参与大量存在，这严重阻碍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实现教育与培训必须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城市一员的平等政治参与意识，使其能够主动寻求话语权只有农村转移劳动力充分享有公民权利，才能有效承担公民义务，从而消除城乡隔离，进一步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2.知识维度
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形成个体素养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力量在社会生产生活日益知识化的今天，劳动力的整体规格正在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整个结构日趋扁平化，即随着社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劳动生产过程所需的经过训练的劳动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比重逐渐增大面对城市社会知识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城市社会一员，必须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个体素质的不断提升，成为知识型劳动者根据我国城市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现有知识水平，教育与培训要在知识维度着重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 20年，而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 33年；城乡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为20:1，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为4: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为0. 91 :1，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为0.37:1教育程度偏低和文化知识的缺乏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面对城市现代化生产方式时，往往会表现为学习能力较弱、技能掌握性较差、工作无所适从的不足，急需获得文化知识补偿性和提高性教育与培训其二，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专业知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传统手工劳动的产业和部门逐渐升级改造，岗位知识科技含量的提高要求工作人员实现知识化、专业化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使得大量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难以满足工作岗位需要，有些人即使获得了暂时性工作，也难以应对生产岗位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挑战而最终被淘汰，因此教育与培训必须使农村转移劳动力具备在现代城市二三产业工作所需的各项专业知识，如工作岗位知识、安全生产知识、法律维权知识、求职知识等，使他们逐渐从体力型劳动者转变为知识型劳动者其三，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化知识我国社会的发展己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过去不会读、写和算的人被称为“文盲”，在现代社会即使会基本读、写、算，但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无法利用现代化生产生活设施的人，会被称为“功能性文盲”因此，教育与培训必须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化知识水平，使他们不仅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便捷地获取工作信息，而且要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消费和体闲娱乐等，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劳动的教育意义范文6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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