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特征范文1
第一，教授者与被教授对象有血亲(包括拟制血亲)抑或姻亲关系，属于家族②。“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又称家族教育。”家族某种层面上来讲即为扩大了的家庭，在金代家庭教育分析研究中，亦存在家族成员作为教授者现象。传授内容多以儒、医、诗章等家学为重点，渗透为人处事道理，传授方式多以日常生活言传身教为主。无详细具体时间、规范和模式固定的准则，甚至无意识的常年生活、学习习惯熏染亦属于此范畴。
第二，家庭教育存在显性与隐性之别，所谓显性家庭教育即为学界普遍认为的，学龄前知识、记忆、智能等最好时期，长辈对晚辈进行的理论上以及实践上有意识的指导;隐性教育即为随时随地家庭环境熏染影响，以及家族成员言行举止模范榜样作用。这种间接性教育使家庭教育成为一种终身教育，使家庭教育外延扩大，平辈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学习亦成为金代汉族家庭教育的一种表现，属于本文家庭教育范畴。
第三，金代汉族家庭培养子女采取多种积极有效的举措，往往还设馆延请师友至家教授晚辈子弟，这亦属于金代汉族家庭教育的一种传授方式。此教育方式传授的内容亦不完全等同于前种，时间、地点、形式固定，有一定的约束习授规范。
一、长者亲授
在金代家庭中，大多由长辈对晚辈进行施教。作为教授者的长辈主要包括祖父母、外祖父、父母、舅舅、叔伯。更多的还是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诲，被施教者通常以男性为主。
(一)长辈对晚辈
一般来说，“家庭教育从其产生之时起，就是通过父母的身教言传，以培养一代代子女，传播生产文化知识的”③，所以父母躬亲施教成为家庭教育的有效传播方式。首先，与汉族男性群体在家庭日常生产生活中地位成正比，他们在家庭事务中承担主要责任，教育亦是如此。正所谓有是父则必有是子，在金代父亲对于家庭子孙的教育可谓司空见惯，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门闾之家。如，张妻死后便与子行简斋居“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常常至夜分乃罢”。张行信致仕归家，“以抄书教子孙为事。家法为士族仪表”。《金史》中记载，张行信为礼部尚书，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诸子侄多中第居官，为当世之罕见④。吕子羽父子昆弟中第六人，以“六桂”名其堂⑤;孟邦雄三世忠孝，萃于一门⑥;白贲自上世至其孙渊，俱以经学显⑦。
无论其做学问、做人，门闾之懿离不开父亲对子孙的辗转教诲。古代家长制家庭中父亲对子孙的教育，既包括应试科举之业的儒学经史，如聂彦常馆遇宿儒，教导弟侄辈例成伟器⑧。高信卿父善长教信卿作举子⑨;朝散大夫胡彦高自童丱其父教之学，课之读书，涉猎经史，工于书翰，后寻擢明昌二年进士第⑩。仕途以及生活中行事应遵守的规矩法度亦是其教导内容。聂彦父亲教其义方。贾少冲不喜言利，教诸子“荫所以庇身，管库不可为也”，实属情理之中。除家中父亲外，祖父、叔伯抚育教导晚辈亦有所体现。阳曲令周器之祖父教之六经使之应童子举，史正道居闲则教子弄孙。祖孙三代同居家庭中祖父的施教身份颇为常见。作为一种私学形式存在，家庭教育环境十分重要，依养于外亲家庭之中也仍会受到此家庭中长辈谆谆教诲。如，奉直赵君养于叔父教以科举之业，姚燧养于伯父教督甚急。在金代汉族家庭中，并非只是父族成员担任执教者一职，外氏姻亲成员施教现象也较为常见。又，曹珏生数月而孤便养于祖母史氏。少长，教之读书;白全道12岁孤，母亲李氏弱无所依，身为舅舅的僧法澄便承担起教育外甥的责任，经纪其家，抚育训导;王若虚少日师其舅周德卿及刘正甫;段季良侄整，以文艺擢知太平县事，人皆归美贤叔之致;黄久约有外祖之风。在金代汉族家庭当中，祖父、叔伯以及外氏姻亲之所以能够充当施教者的前提大多在于，他们绝大多数共同属于同居家庭中一员，具备先天优势条件，这从后两者成为施教者较多因为受教者依养于他们家庭之中可以窥见。金代法律虽不允许依养外亲群体存在，但事实上却数量颇多，因此功成名就之人，不但本人受到旌表，其施教亲属更得到社会上的赞同和认可。这里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即使不是同居家庭成员，受教前提也仅是施教者在当世颇有威名而潜心师从之。
其次，关于金代汉族家庭教育，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已婚女性亦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并发挥重要作用。汉族家庭历来重视科举，加之根据陶晋生先生研究，金代汉人入仕途径第一位为科举考试，并有不断上升趋势(1205～1234年阶段除外)。相应地，对子弟科举经业教育内容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重。路伯达母教伯达读书:“国初赋学家有类书名节事者，新出价数十金，母为伯达买此书，撙衣节食。”路伯达母亲深明大义，具有强烈家庭教育意识，舍温饱花重金买书劝读，思想觉悟高于一般金代家庭妇女，值得学习赞扬。更可贵的在于，通过以此买书生活琐事，随时随机教子为人处事之道。由于书珍贵“大家儿有得之者，辄私藏之”。路伯达母亲却戒伯达:“此书当置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再如河中名士李献卿兄弟之母梁氏，“益以教子为事”，后子献卿、献诚、献甫三人均登科及第。朝廷因夫人德教称“夫人为淑女、为良妇、为贤母，当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见”，以示对其表彰和赞扬。另有李善长母“授小学以奉甘旨”。
相较于一般家庭，妇女在家庭教育中所起作用尤其在寡母孤子家庭中表现明显。金代在室女出嫁后，其社会角色随之转变，妻子与母亲是其身份象征，夫之家庭便成为其生活全部，躬亲井臼与相夫教子是其主要责任义务。朝散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吕公夫人韩氏，自公丧，教其子读书十余年;牛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学，后中皇统二年进士第;孟泽民父亡，年逾三十，不就资荫，折节读书，母罄囊金，聚经史以成其志;段夫人年未四十既寡，居洁志，恒若致斋，督诸子以学问;河中李侯夫人梁氏出身闾山甲族，自身从小已知读书，自丈夫去世后，“益以教子为事”。其子献卿佐坊州幕官时，尝与同官骑踘，夫人戒之:“从仕之暇，宜读书养性，鞍马闲乘危蹈险，非书生之事。正使能之，且为识者笑，况必不能邪?”献卿中泰和三年进士第，献诚、献甫同以兴定五年登科。在中国古代家长制家庭中，与其地位成正比，妇女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担责任相较男性则较少，但骤然失去丈夫，成为孀居寡母，残缺家庭中子女尚年幼，生产与生活的双重重担一下落到母亲身上，教导子孙便成为家中妇女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中母亲作为执教者的存在，对于家庭教育的发展大有裨益。使受教者女性比例增大，同时由其性别决定其教育方式动辄可以有礼法，亦可以发挥女性温柔母性以情感化之。毛伯朋妻子“略通书传，训饬二女”。陇西郡李公妻智氏治家严肃，训慈有法。也有郑公未孩而父化，刘氏以慈育之，并且使所教授内容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经学、医学、诗文等，更增添了女性所特有的桑麻女工等内容，这为女儿出嫁后在夫家的生活奠定了基础。李氏父死，“母成氏尚切切教诱，妇勤于桑麻女工之事”。
最后，家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也存在于金代汉族家庭教育当中，家训对于子孙的教诲作用在长辈临终前教戒子孙的“遗令”、“遗诏”、“遗训”等遗言形式的训诫上表现明显。往往“敬佛、老礼、义、廉、耻、忠、信、孝、弟为家戒”，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训诫内容。掖县刘氏祖茔寒食享祀中言:“诚戒子孙，不得忘其旧礼。”康德璋父临终敕诸子言:“凡人在仕籍，岂有忧饥冻者，事当从正，货利不得关诸心。”康德璋作为长子，资廉介，动以绳墨自检，佩服遗训，无敢失坠;韩玉以非罪死，子不疑，过予冠氏，出其父临命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皎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儿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予为之恻然。李目华年四十二临终谓其家人曰:“汝见西方净土弥佗佛否，长子昌福吾瞑目后，可长寍构一茅屋为生母郝氏依遗言保聚众子三十余年季无至苦力温饱粗如训谕为学，各娶名家女卫妇，其劬劳顾拊岂可胜道大?”
(二)同辈之间
除长辈对晚辈的教育之外，同辈之间生活上的互相影响熏染、学习上的互相鼓励督促，也成为金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家庭中长者对于晚辈子弟的教育，由于自然年龄代际关系以及辈分地位尊卑差异的存在，更多地体现为以一方为主导，另一方被动的接受知识经验。教授者以教育其年幼子女成才为目的，整个这一家庭教育方式也以此为宗旨，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在这种教育方式中作为被教授者的子女相对受益较多，而施教者本身并没有达到知识的积累和飞跃。但同辈之间的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弥补了这一缺憾，两者处于同一时代并不存在辈分上的尊卑高低长幼之分，这就使得古代等级家庭中原本对长辈的距离感降低;年龄相仿，成长环境相同，彼此熟悉信任的同时，使得彼此更容易交流和沟通，也因此形成良性竞争，带来意外效果。如此情况之下，这种家庭教育方式使彼此学习上互动性较前者稍强，两者互相学习可能性更大，并不是以单纯的成就某一方为目的，这也是此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所在。所以，在金代就出现了许多兄弟同登第的家庭。承安二年(1197年)，孙镇与弟锜、铉，同榜擢第，乡人有“三桂”之誉;李献能昆弟皆以文学名，从兄献卿、献诚、从弟献甫相继擢第，有“四桂堂”之称;王璹天眷二年(1139年)进士，弟珙器玉，珦汝玉，皇统九年(1149年)同榜，号三桂王氏;吕子羽父子、昆弟中第六人，以“六桂”名其堂;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璜天资颖悟，弱冠有赋声。偕弟去非擢明昌五年进士第。乡里荣之，号“双飞赵家”;张仁檝兄弟七人，闻名籍甚，同德义，号曰七龙等等。出现如此兄弟门闾，长辈教育辅导之余，与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亦不无关系。在古代家庭中，长兄为父体现在各个方面，家庭教育亦如此。胡彦高从弟义幼孤，依赖他教督，后擢高第。并且，兄长带头和模范表率作用对其弟的督促和鼓励作用不可低估。郭子正以兄先第，慨然叹曰:“兄且贵矣，我岂不愧于心乎?”遂昼夜诵习，寝食俱废，律令精通。寻升五年第。王庭坚六岁，闻父兄诵书，能通大义。这对于整个家庭教育水平和家庭成员自身知识文化提高都具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和作用，这也是同辈之间共同学习、同龄竞争所带来的微妙效果。作为年龄稍长的兄长，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弟弟对兄长同样存在启发和影响，彼此双方之间呈现良好的互动。弋祐以事客内乡20年，比还时弟弟弋福殖产倍于旧。弋祐求分居，弟弟谓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积，润但谨守，仅无损耗耳。兄幸归，请悉主之。润得供指使，足矣。”弋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为谗口所闲，惭恨无所及，尚欲言分异邪?”乃更相友爱。
二、延师友至家
金代科举取士不限于正规学校，受教于父兄、师友以及自学成才的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而入仕，而科举又是汉人迈入仕途的第一大途径，这就使得私学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私人讲学授教之风盛行。于是，家道殷实的高官富户便延请师友至家，坐馆教授，张用直起文庙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课子弟授业。二侄经、纬，皆有声场屋闲，继擢上第。张氏遂为河东文章宗，乡人至今荣之。这成为金代汉族家庭教育的一种十分积极的教育措施。金代亦采用这种教育方式教其子弟。
天会间，韩昉将被军士所掠的胡砺，馆置门下，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十年，举进士第一，督教不倦;杨奂授馆左丞张公信甫之门。张公尝谓人曰:“诸孙得君主善，老夫沾匄抑多矣。”彦实苗君，平阳人。童丱中，为乡先生乔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东按察转运使宇德容与同砚席;聂彦常馆遇宿儒，教导弟侄辈例成伟器;胡彦高起“万卷堂”，延致儒士。
究其原因，在金代，延师友置馆教授这种教育方式的存在，首先是受到金代整体教育特点影响。金代官学学生来源与入学的资格等级限制较严格，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特点明显。《金史》当中有明确记载，国子学招收“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府学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加之汉族地方官学学生人数最多不过两万人，这使得大批以财雄乡里的汉族富裕家庭和平民子弟得不到正规受教育的机会。而金代私学兴起又早于官学并十分盛行，同样有资格参加科举迈入仕途光耀门楣，所以殷实家庭便将老师请回家里教育子弟;其次，由于民族性使然，相较于女真族，自身文化素质稍高，历来汉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对其影响较深，所以对于当世名儒仰慕之心甚重，对于知识文化的渴求愿望较强。延师至家满足延名儒这一渴望同时，又达到教育子弟、提高他们知识文化水平的作用;最后，高官富户尤其是不在仕途的富裕之家，自身知识文化水平暂达不到很好教育子女的程度，而为官家庭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保证对子女的教育。于是，这种延师友至家教育方式便有了其滋生的土壤。
家庭教育特征范文2
叛逆是几乎每个青少年都会有的一种心理特征。叛逆期的出现，反映了孩子已经逐渐长大，对人对事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其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迫切希望摆脱成年人的监护。他们反对成年人把自己当“孩子”，而以成人自居。为了表现自己的“非凡”，就对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批判的态度。正是由于他们感到或担心外界忽视自己的存在，才产生了叛逆心理，从而用各种手段、方法来确立“自我”与外界的平等地位。
青少年产生叛逆心理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父母不恰当的教育方法是导致学生叛逆心理的主要原因。
一是传统思想影响着一些家长。中国长期的家长专制思想在一些家长中仍然存在，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缺乏民主意识，总以为孩子还不成熟，要绝对服从自己，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否则就是“忤逆”“对着干”，因此，孩子不会或很少会把父母当成自己的倾诉对象，怕自己做错事后，受到家长责备。许多中学生认为自己做错事后，最反感家长指责，而对他们反感的原因是因为家长们盛气凌人，态度生硬。
二是家长认识上的错误，造成教育方式不当。一些家长缺乏普通的心理学常识，对子女教育急于求成，方法简单粗暴，经常无视子女的自尊心和心理承受能力，特别是孩子们有了过失时，不是与孩子们一起分析错误，商量补救方法，而是责骂甚至殴打孩子使孩子在犯错时孤立无援，产生叛逆心理。
三是父母与子女缺乏双向交流，产生思想矛盾。有些家长出于对子女的保护，什么事情都替孩子包办，这样子女的渴望独立与家长不恰当的好意关心，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冲突、矛盾。或有些家长因工作繁忙，很少与子女谈心，与父母缺乏交流，就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叛逆行为。
学校老师的教育方式也是导致学生叛逆心理的原因之一。有些老师不了解高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居高临下，指示学生必须怎样想，必须怎样做，根本不与学生交流思想，共同探究，这容易激起学生叛逆心理。
第一，不要因为工作忙、应酬多而忽视孩子的对话需求，家长要勤于与这一特定生理时期的孩子对话。指导他们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父母的罗嗦、老师的批评，这些教诲都是善意的，是为了帮助自己健康成长。当子女向你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时，要集中注意力听，不要心不在焉或不理睬，如果正在做十分紧急的事，不妨跟子女打个招呼，以便子女谅解。
第二，多陪孩子参加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如：看足球赛、欣赏演唱会等，鼓励其多参加课外活动，在活动中展现自我价值，用知心朋友的态度与他们交流感受，潜移默化地引导孩子正确的待人接物观念。
最后，家里的大事也可以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他的意见合理或和大人的意见一致，就以他的意见来决策，这样可以增加他的”参政（家政）感”和责任感。
家庭教育特征范文3
关键词：香港居民； 旅游重要性； 旅游动机； 人口统计特征； 最优尺度回归
收稿日期： 2012-02-28； 修订日期： 2012-06-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口碑与商家绩效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7110103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网络的Web个体情感倾向变迁规律研究”（2011M500680）。
作者简介： 张紫琼（1982-），女，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及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和数据挖掘。Rob Law（1963-），男，博士，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及旅游管理。刘挺（1972-），男，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1引言根据《2010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大陆接待香港游客达7932.19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入境游客的59.20%；接待入境过夜的香港游客达2609.45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的46.88%。可以看出，香港居民对中国大陆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大陆旅游业实践者对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了解并不多，学术界对香港居民出游特征的研究文献亦不多见。因此，研究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解读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研究出游动机和人口统计特征如何影响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的感知，探讨这些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各种出游动机的影响程度。2相关研究回顾对不同游客而言，旅游的重要性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而目前关于旅游重要性感知的研究比较匮乏，因而本文将重点回顾研究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动机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是影响游客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将旅游动机在各种人口统计特征不同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作为研究重点，发现具有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更可能参与休闲活动（Sirisukul，1998）、更愿意长途旅行（Zimmer，et al.，1995）。Heung等（2001）以日本休闲游客为研究对象，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寻求利益动机，低年龄的游客普遍比年长游客更重视探索动机，而收入和职业对各项出游动机均无显著影响。Kim等（2003）发现中年游客的家庭聚会出游动机显著高于年轻和年老游客，年龄越大的游客观赏自然风光的动机越强烈，而年轻游客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家庭主妇的家庭聚会动机、公务员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专业人员的逃避日常事务动机、学生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分别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而家庭主妇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公务员的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专业人员的家庭聚会动机、学生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分别显著低于其他群体；女性的家庭聚会动机显著高于男性，男性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和探险与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和女性在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上无显著差异；高收入群体的家庭聚会动机和观赏自然风光动机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的探险与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在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上无显著差异。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旅游重要性感知、旅游动机与人口特征：基于香港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在人口统计特征对出游动机的影响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邱扶东（1996）研究发现，年龄、职业和家庭人均收入对旅游动机水平有显著影响。张宏梅和陆林（2004）发现，皖江城市居民的4个出游动机（新奇、内部社交、外部社交和知识）存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显著差异，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新奇动机越弱；25～44岁和45～64岁两个群体的内部社交动机表现较强，15～24岁群体的外部社交动机表现较强，25～44岁群体的知识动机最强；高中组的新奇动机最强，大专以上组的知识动机较强；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的新奇动机较高，军人、离退休人员的内部社交动机较强；家庭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两组的新奇动机较强。包亚芳（2009）发现，50～54岁的老年人最易被“求知与好奇”动机驱动去旅游，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自我感知经济状况对杭州老年人的出游动机无显著影响。董亮（2011）针对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游客的旅游动机进行研究，发现游客的年龄和学历对其旅游动机影响较大，年龄较大的旅游者的宗教朝圣动机大于年纪较轻的旅游者，学历较高的旅游者对文化类遗产旅游资源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上述文献表明，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动机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从各种旅游动机在人口统计特征不同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视角展开，很少探讨各项人口统计特征在某种出游动机上的相对重要性。3研究数据及方法
3.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在2010年3月17日至2010年3月28日以香港居民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电话调查。该调查采用随机数字拨号（Random digit dialing）抽样方法，从香港地区电话簿中选择样本。调查语言根据被访对象使用粤语或英语。该次调查共拨打电话14983次（对“无人接听/电话留言机/暂时没有时间/网路正在使用”情况采取重试操作），排除“接通即拒绝/拒绝合作/中途拒绝”（1303次）、“电话有问题（长鸣、怪声不能分辨）、非目标样本（没有受访对象、FAX、非住宅）”（225次）等情况后，共有1708位香港居民完成了不超过15分钟的电话调查，调查成功率为56.73%，其中1238份调查有效（即对旅游重要性、旅游动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各项均不存在“不记得/不清楚/拒绝回答”等回答）。表1显示的是有效调查中受访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
3.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方法，它允许因变量和自变量都为分类数据，可分析自变量的各级别对因变量影响的强弱变化情况。基本思路是：基于希望拟合的模型框架，在保证变换后各变量间的联系成为线性的前提下，采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方法进行反复迭代，为原始分类变量的每一个类别找到最佳量化评分，随后在相应的模型中使用量化评分代替原始变量进行后续分析（张文彤，2004）。将最优尺度变换技术应用到线性回归，即为最优尺度回归，可由SPSS16.0的Optimal Scaling过程实现。本研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分类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将能够清晰揭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实现本研究的目标。4结果与讨论
4.2人口统计特征对各出游动机的影响
4.2.1“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从回归结果表3可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是预测香港居民“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月收入较高、年轻的香港居民比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年老的香港居民“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的出游动机更强。同时根据自变量影响的重要性可知，在4项人口统计特征中，家庭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更能影响香港居民的亲友聚会出游动机，而性别对该动机的影响最小。
4.2.2“认识不同的人”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回归结果（表4）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是预测香港居民“认识不同的人”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而性别对香港居民的该项出游动机（显著性水平为0.911）无显著影响。根据标准化系数，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香港居民在出游时越不被社会交往动机所驱使，说明在出游时希望能够结识新朋友的香港居民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家庭月收入有限的人群，同时从年龄的标准化系数和影响重要性可知，希望在旅游时结交新朋友的群体主要是年轻的香港居民。而影响重要性的指标显示，年龄对香港居民“认识不同的人”出游动机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对香港居民该项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小。
4.2.3“休息及轻松一下”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根据表5可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会影响香港居民“休息及轻松一下”的出游动机，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越希望通过旅游得到休息和放松。而年龄越大的香港居民越不看重休闲放松出游动机，表明年老的香港居民对休闲放松的需求较少。根据自变量的影响重要性，在4项人口统计特征中，家庭月收入对预测香港居民的“休息及轻松一下”出游动机最为重要，表明寻求休闲放松旅游的香港居民可能具有较高的家庭月收入。性别对香港居民的休闲放松出游动机影响较小。
4.2.4“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等问题”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从表6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是影响香港居民“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等问题”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香港居民中女性比男性更希望通过旅游逃避一些琐事和压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可能平时工作压力较大，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的香港居民更希望通过旅游来远离日常事务和排解压力；同时回归结果还表明香港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不愿意通过旅游来逃避现实的烦恼。根据影响重要性指标，年龄在影响香港居民的“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或问题”出游动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对香港居民的逃避日常事务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小。
4.2.5“发掘新地方、认识新事物”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表7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越希望到新地方去旅行或越喜欢接触到新事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香港居民去新地方或接触新鲜事物的出游动机逐渐降低。根据影响重要性指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香港居民“发掘新地方、认识新事物”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大，而性别和家庭月收入对该项动机的影响较小。
5结论与多数学者研究的不同之处是，本文研究目的不是研究旅游动机本身，而是研究各种旅游动机在旅游重要性感知中的相对影响，并揭示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的旅游重要性感知的影响程度。本文还着重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出游动机的影响，揭示与某种出游动机最相关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 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的感知与性别的相关关系不显著；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感知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依次是休闲放松动机、发掘新事物动机、家庭月收入、亲朋好友聚会动机、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动机、逃脱日常事务动机和年龄。（2） 香港居民亲朋好友聚会出游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社会交往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和性别；休闲放松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月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逃脱日常事务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年龄、家庭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发掘新事物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月收入和性别。由于本文不是基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调查，因而研究结论是香港居民的一种普遍需求，后续研究可以针对入境香港游客展开，以准确获取香港居民对大陆景点的相关旅游需求。致谢：感谢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在电话调查和数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Crompton J L.Motivations for pleasure vac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4）：408424.
[2]Heung V C S，Qu H，Chu 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cation factors and sociodemographic and travelling characteristics：The case of Japanese leisure travellers[J].Tourism Management，2001，22（3）：259269.
[3]Jang S，Cai L A.Travel motivations and destination choice：A study of British outbound market[J].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2002，13（3）：111133.
[4]Kim S S，Lee CK，Klenosky D B.The influence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at Korean national parks[J].Tourism Management，2003，24（2）：169180.
[5]Lee G，O’leary J T，Lee S H，et parison and contrast of push and pull motivational effects on trip behaviour：An application of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J].Tourism Analysis，2002，7（2）：89104.
[6]Pearce P L，Lee UII.Developing the travel career approach to tourist motivation[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05，43（3）：226237.
[7]Ryan C，Glendon I.Application of leisure motivation scale to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25（1）：169184.
[8]Sirisukul M.An examination of travel behavior of Thai people[C]∥Pottana（ed.），Tourism Development Conference，Conference Proceedings.Thailand Research Institution：Bangkok，Thailand，1998，8599.
[9]Yuan S，Mcdonald C.Motivational determinates of international pleasure time[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0，29（1）：4244.
[10]Zhang Q H，Lam T.An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 motivations to visit Hong Kong[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5）：587594.
[11]Zimmer Z，Brayley R E，Searle M S.Whether to go and where to go：Identification of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seniors’ decisions to travel[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5，33（3）：310.
[12]包亚芳.基于“推-拉”理论的杭州老年人出游动机研究[J].旅游学刊，2009（11）：4752.
[13]董亮.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的成因分析——以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为例[J].旅游科学，2011（2）：4757.
[14]高军，马耀峰，吴必虎，等.国内外游客旅游动机及其差异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人文地理，2011（4）：132139.
[15]邱扶东.旅游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1996（6）：367369.
[16]徐菊凤.度假旅游者需求与行为特征分析——以中、俄赴三亚旅游者为例[J].旅游学刊，2007（12）：5965.
[17]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8]张宏梅，陆林.皖江城市居民旅游动机及其与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J].旅游科学，2004（4）：2227.
[19]张文彤.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家庭教育特征范文4
1．家庭环境的特殊性
家庭作为学校德育的环境，其特殊性已有不少研究。但许多研究往往只把家庭同学校环境相比较，且罗列 有余，不及根本。家庭环境不仅不同于学校而且不同于其他学校德育的外部环境（即不同于宏观环境社会经济 政治及社会心理、社会文化，不同于中观环境社区和中间环境社会传媒）。作为学校德育的微观外环境，家庭 环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殊性。
首先，家庭环境是学校德育的基础环境（具基础性）。这主要是学校德育对象对家庭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的 依赖。前者构成其成长的物质基础，后者构成其成长的精神基础。而无论经济和情感上的纽带关系都对儿童及 青少年品德形成提供心理上必需的安全感、依恋感和“我们感（We-feeling）”等。失去这些正是许多离异家 庭、单亲家庭构成对青少年道德成长不利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时间上，家庭自觉和不自觉的德育也成为学校德 育先入为主的基础。儿童在入学以前就在家庭环境中获得了许多道德观念和掌握模式。这将成为儿童在学校系 统接受德育的基础和最初的认知结构。虽然现代学校教育在幼教年龄上不断前趋，但是终究无法在时间上取代 家庭环境的座标。而且由于儿童在道德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限制，学校德育的阶段性实施决定了学校不能不顾年 龄特征进行全方位的道德教育。而家庭在无意识层面上对儿童的德育影响在年龄上是从0岁开始、内容上是无 所不包的。在儿童各种道德学习的关键期尚未完全揭示之前，家庭道德遭遇的这种全面性往往不自觉地正好满 足了儿童道德社会化的需求。这种先入为主性事实上也可以发生在儿童入学后的每一学习阶段。无论是作为先 主性的基础作用还是家庭在物质、情感上的基础性都是既非社区、社会，也非学校环境所能提供的。
其次，家庭环境作用具有深刻性。深刻性取决于家庭作为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的许多特征。首先是 人际关系上家长与子女的接触频度高，具聚合性。社区、社会、学校中的人群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往往是非 直接关系的次属群体（Secondary group），甚至被视为异已的外群（out-group），即使是在学校中关系较为 直接、密切的师生关系，也因师生关系的发散性特征，而不可能在频度和聚合度上与家长相比。这样，由于这 种直接、经常和亲密的接触，家长和子女间对彼此的了解都是较为细致和深刻的，这种深刻的理解特征既易于 家庭教育德育影响的“因材施教”原则的实现，又有益于子女对家庭德育影响的正确理解和深层吸收。其次是 家庭环境影响的非正式成份较高。家庭影响中的德育自觉成份随社会发展和教育意识的提高而增加，但与专门 的学校德育相比较，家庭影响仍具有较显著的隐蔽特征、间接特征。在家庭中由于教育与生活在时间、空间、 活动上往往是统一的，因而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方面是家长的榜样作用。由于子女与家长的接触频度高、具情 感上的亲密性质，所以这种榜样作用的能量、深度远胜于一般社区及宏观社会环境作用。首属群体的特征决定 了家庭环境的高频、隐蔽、亲切诸特征，从而奠定了其对儿童和青少年德育影响的深刻性。
再次，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具有互补性。互补性主要是就德育内容而言的。同社区一样，家庭亦是一定文 化的积淀之地，因而也是一定文化的传承者。由于家庭人际关系最具人伦的基础特征，所以家庭环境同时又是 人伦文化的传递和创造基地。学校德育比较系统、规范，多从大处着眼，理论性强；而家庭环境中孩子是处在 处理人际关系的细部的境地，具有具体、生动、现实性强的特征。因此学校德育往往重一般理论，而家庭环境 重具体应用的分工。两者相得益彰则可能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学校德育内容有限，课程之外的许多伦理问题也 主要在家庭环境中得以自觉补充。中国古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其“教”的内容主要属德育性质。除内 容外，家庭环境亦是学校环境之外的互补时空之一。同社区一样，学校德育影响在校园之外能否继续辐射和强 化亦有待于家庭环境的配合、补充。与社区及社会宏观环境不同的是，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的补充往往更具主 动性和自觉性。
2．家庭环境的类型及其作用
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了家庭环境对于学校德育的独立价值，而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的具体作用尚需 进一步分类说明。家庭环境依据主观可控性成份的多少可分为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
客观环境指难以人为调节的环境因素。如家庭的经济、结构、家长职业及文化程度等。有人对国外社会处 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作出总结，认为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特点首先是经济上的贫穷。由于经济处境不利导致了居 住拥挤、住房紧张、无适当的医疗照顾、发病率高、营养不良、家庭生活不稳定、环境不卫生、较多地接触有 毒物质、麻醉品的使用率高、少年过失及城市犯罪等［①］。笔者认为，家庭经济上的不利处境大致可以导致 的后果有：（1）影响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必需的家庭生态质量；（2）影响学生在校学习年限及成就；（ 3）在心理层面上影响儿童的自信心、自主意识及抱负水平等。罗杰斯曾分析过美国青少年在抱负水平上的阶 级差别：“下层阶级的青少年只有在可以见到直接好处的情况下才肯努力学习，中等阶级的青年为以后才能实 现的目标而奋斗，认为报酬在将来才能得到。对于下层阶级的青年来说，遥远的将来的报偿显得太渺茫，不能 给他们提供动力”。［②］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可以满足其子女正常地接受教 育从事学习的一般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相对平均，家庭经济状况这一因素对教育所发生的 实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③］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家庭经济环境的特征。但是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增大，家庭经济对家长、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态、学业及心理的影响会有增强的趋势 。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时根据我国实际及发展进行家庭经济环境及其对德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是有必要 的。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济只是家庭环境的成份之一，家庭环境又只是制约学校德育及青少年道德社 会化巨系统中的若干因子之一，学校德育对象的许多方面又并不全受家庭及其经济条件的制约，故家庭经济与 青少年品德发展间并无一对一的线型关系。同时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即使是
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影响较大的抱负 水平一项上也不乏“少年孤贫而志存高远”的例子。所以即使有统计学上的大体结论，也不可将家庭经济对学 校德育的某些影响作绝对化的理解。关于家庭结构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和离异、单亲家庭对儿童 社会化的影响上。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目前尚无一致性结论。有人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社会网络缺少天然关系， 会有自我认定等方面的困难。由于过多的呵护，独生子女任性、依赖性强、合群性差等，这种人格特征势必影 响学校德育，产生一定的德育上的困难。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独生子女的社会网络天然关系缺损，但其“社会 ”性人际关系就比非独生子女多，因而网络规模大小及其他特征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差。独生子女作为个人早年 社会化的经历的特殊性亦会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尤其在中国，独生子女在社会上将变为常态，其特殊性更显日 趋消失。故“出生顺序以及独生与非独生经历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是无足轻重的因素，没有什么理论研究的价 值，也没有个人行为的影响……”［④］但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政策之下，独生子女作为普遍现象和特定个 体都具独立和重要的研究价值。独特的家庭结构必将从两个途径影响学校德育：一是不管积极还是消极评价， 独生子女作为学校德育对象肯定具有自身独特的身心特点，学校德育须研究和注意相关研究成果，因材施教； 二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倒金字塔”型已使独生子女的家长队伍增大，家长对学校德育的关注增强。学校德 育应引为变革和提高的重要契机，求得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关于离异家庭对独生子女道德社 会化的负面影响，中外研究者都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⑤］美国的休格和麦克德莫特等人的调查发现，离 异家庭儿童在个性上往往表现为抑郁，敌对，富于破坏性，易激怒，孤独，悲伤，易闯祸甚至自杀等。调查发 现，美国违法犯罪青少年中30％～60％来自离异家庭。陈会昌等人（1990年）调查了教师对儿童同伴 关系的评定及原因，结果显示，根据教师的评定，离异家庭儿童的同伴关系远比完全家庭儿童差。被同学接纳 程度高和较高的完全家庭儿童占64．6％，离异家庭儿童只有26．4％；而被接纳程度较低和低的人群中 前者只占3．3％，后者高达22．6％！对儿童同伴关系好的原因分析，完全家庭儿童更多的是由于学习好 、善交际、待人热情，离异家庭儿童则只有“被同学们同情”一项的比例明显高于前者。对同伴关系差的原因 分析中“孤僻、冷漠”“有怪毛病和不良行为（如偷东西、骂人打人等）”两项后者显著高于前者。单亲家庭 有的是因为离异也有的是由于自然原因（死亡等）造成，对于非离异的单亲家庭儿童，有关研究证明有两种情 况：一是由于家庭缺损缺乏关怀而导致心理损伤，出现与前述离异家庭儿童相似的特征；二是因家庭不幸而强 化了儿童的自尊心和自立意识，一些单亲家庭的儿童品德发展反而比一般完全家庭儿童更为成熟和优秀。总的 说来，对于离异家庭儿童，学校德育除了正常程序之外必须增加有针对性的救治程序。近年我国城乡尤其是大 城市的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学校德育对离异家庭儿童的对策研究亟待深入。家长的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有一定 相关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家长往往从事劳动复杂程度较高的职业，而文化程度较低者较多为“蓝领”。研究证 明，前者在提供学习的物质条件、学业及品德指导上优于后者，对于子女的期望值、文化素质及行为规范的影 响上也高于后者。前者在德育影响上较多地倾向于民主型的教养态度，而后者则取放任型、溺爱型或专制型的 教养态度的比例较高。家长文化及职业上的优势同子女的良好的品德个性之间只存在可能性联系，但这种可能 性又是客观的，因此家庭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显然包括上述“可能性”的家长因素。
主观环境指可人为调控的家庭环境因素，主要指家庭气氛和家长的期望水平等。家庭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 父母与子女间人际接触的频率高、聚合性强。但接触频度高、聚合性强并不等于“凝聚力”强。如果家庭环境 中人际关系不融洽，这种高频率、强聚合的人际交往反而会起负面的德育效果。“过度关心”导致青少年逆反 心理甚至离家出走等。因此家庭气氛实际上是家庭人际关系的独特德育价值发挥的关键之一。家庭气氛主要从 两方面影响德育对象：一是从心理层而上，二是从家长的影响力上。不良的家庭气氛易产生心理损伤，出现不 良人格特征（如暴躁、抑郁、倾向等），也易导至离心力增强，从而使家长正面的德育信息不能为子女 有效吸收。此外，不良的家庭气氛还会伤及家长对子女及学校德育关注的积极性，家庭因此会成为对学校德育 产生负效应的环境因素。家庭气氛的不同取决于家庭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即家长的教育态度或方式。研究证 明民主型教育方式较易形成良好的家庭气氛，产生良好的德育影响。我国学者丁瑜等人［⑥］证实了在“和睦 ”“平常”“紧张”三种不同的家庭气氛条件下学生品德有明显的差异（见附表）：
（附图 {图}）
万云英等人［⑦］的研究则证明了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家长较注意：1．寓教于日常言谈，2．赏罚分明， 公正合理，3．择机而教，遇物而诲，4．平等待人，尊重孩子意见。这一方式使学生在乐群性、聪慧性、稳 定性、轻松性、自律性、恒有性等品质上获显著优势（P＜0．01）。
家长的期望也是家庭气氛的构成要素之一。家长期望值的高低及期望构成均对学校德育产生影响。家长对 子女的期望值与子女的学业成就包括德育课程的学习成就呈正相关。这已为实验所反复证明。但是期望值的高 低是因人而异的，必须保持在一定区间以内。在我国，独生子女日趋普遍，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已有过高倾向 ，且这一倾向还在强化。过高的期望值不仅从心理上给学生以重压，而且也因其不能实现而带来父母、子女双 方积极性的损伤，极易产生德育的负效应。此外由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影响，家长的期望构成 上目前国内外尤其我国现阶段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重子女的智育、体育、美育成就，而对学生的品德 发展漠不关心，出现了“许多人花钱买智育、体育、美育，就是没有人花钱买德育”的现象。由于学生社会化 的构成不能仅限于智、体、美几方面或一方面，且这几方面的灵魂与动力建设都仰赖于德育，所以如果家长的 期望结构未实现合理配置，不仅学校德育而且全部教育大厦都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家长必须在期望值及其构成 上都加以调控，才能营造有利于学生品德成长的家庭气氛。
活动环境指家庭父代与子代间的道德活动方式所构成的对于儿童及青少年及其学校德育的影响。我国有学 者研究过家庭德育的代间情境，认为家庭德育代间情境主要有三种：传承性情境、建构性情境、调控性情境［ ⑧］。这一研究颇有见地，但将调控性情境与传承性、建构性情境并列是不合适的。无论传承性情境还是建构 性情境都不可能是单纯的认知而无行为的调控。
笔者认为，借鉴代间情境的上述研究，根据人类文化史及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可将家庭的道德活动环 境分为三类：传承性环境、建构性环境和超越性环境。所谓传承性环境指父—子代间在家庭德育活动模式上遵 循父子授受模式。父代将合乎其道德准则的观念体系加以选择，然后通过自觉的教导或榜样、暗示作用等灌输 或传递给子代，并在子代行为上加以权威型调控。这种道德认知和行为上的父—子代间活动模式的特征是父代 对子代的绝对权威性和方向上 的“父代子代”单向流通（见附图）。这一活动模式以社会道德规范的相对稳 定为前提，故在简单文化的社会（如中国古代）中较为常见。在今天的家庭德育方式中东方国家仍有相当比例 的家庭属于这一类型。此外，有研究论证，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这一模式仍有一定合理性。建构性的活动 环境是指父代—子代间以互动方式共同建构子代的道德体系的活动模式。父代可以通过榜样示范或自觉教育的 形式引导、促成子代不断从“小我”而“大我”从“大我”而“小我”地形成归纳、演绎的道德心理结构。也 可设置一定实践情境让活动本身或通过“移情”让子代获得规范化社会化的道德行为心理结构。这一模式即家 庭德育上的“民主协商型”。故认知和行为调控的模式为“父代子代”，代间平等和双向勾通，已属家庭德 育的“现代”模式。所谓超越性模式指子代通过家庭道德遭遇了解家庭及社会在道德体系上的矛盾性进而在父 代影响下主动超越现有道德规范的模式。其活动类型有二，一是发现矛盾到自主解决矛盾，二是解决矛盾之后 的道德结论与现存观念的（父代为代表）进一步冲突。现代社会所谓“代沟”现象以及在此前提下发生的以子 代为中心的家庭代间运转模式好属于超越性活动环境。超越模式在认知和行为上是双向的，但以子代为主体的 活动控制方式（见附图）。与建构性环境不同的是超越性环境包含更多的面向未来的创造与超越成份，是M· 米德所称谓的前示型文化特征的产物。不同类别的活动环境对道德学习个体即学校德育对象的影响在于提供了 最初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文化与接受模式，同时在其学校德育影响年限内不断提供环境上的对于学校德育内容（ 同质）的强化或（异质）弱化。最重要的是儿童在家庭中最初铸成的道德认知、判断的操作模式、行为方式将 直接影响学校德育的内容、方式及效果。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在我国，亟需建立家庭德育活动的建构性和超越 性环境。
Ⅰ 传承性家庭活动模式 Ⅱ 建构性家庭活动模式 Ⅲ 超越性家庭活动模式
父代 父—子 父代
子代 代—代 子代
以上分析研究了家庭作为学校德育外环境对学校德育及其对象的影响。虽然家庭环境的具体作用的正负评 价众说纷芸，尽管这一环境作用的机制尚需精细研究，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重要与特殊，德育理论工作者对于 这一环境的深入研究则是责无傍贷的。
作者系南京师大教育系博士生
注释：
①姜学清《国外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1年第3期第49页。
②〔美〕罗杰斯《文化与青少年》，《青年研究》1991年第4期第46页。
③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501页。
④〔美〕黄刚《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及社会意义》《心理发展与教育》1990年第2期第103页。
⑤有关资料均参考陈会昌等《离异家庭子女的社会性发展的特点》一文，见《心理发展与教育》1990 年第3期第173－176页。
⑥同③，第507页
家庭教育特征范文5
关键词： 幼儿性格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模式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期是孩子性格的萌芽时期。在婴儿期虽然能看到幼儿性格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不明显及不稳定的，因此谈不上性格的形成，只能说是性格萌芽的表现。进入幼儿期后由于语言、思维、动作的迅速发展，家庭、幼儿园等对幼儿提出许多要求，幼儿的自我意识、道德意识日益增强，心理活动的独立性、目的性、自制力逐渐发展，出现显著的性格特征，它标志着幼儿性格的初步形成。
有人认为，幼儿的性格是先天的。的确，很多孩子在性格上与亲人，特别是与父、母很类似。这里有遗传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性格是环境和教育影响的结果，它是对环境和教育影响的一种反映。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他不断反映环境和教育影响的过程。
一、家庭教育环境对幼儿性格影响的具体体现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生活条件与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日常言行、性格特征等都会在孩子的性格上打上烙印。
1.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日常言行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家庭教育在幼儿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良的家庭教育是幼儿不良性格的源泉。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如果父母的品德或行为不良，孩子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会受到这些不良品行的影响，形成不良的性格。
2.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幼儿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父母的职责是教育子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以及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在家庭里父母的行为举止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教育孩子，孩子如果形成良好的性格就会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是孩子们“第一课堂”，在幼儿性格的形成时期，家长的言行举止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家长的言行举止保持一致，孩子才能形成良好的品行。
3.父母性格特征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小孩子的学习主要靠模仿，因此，家长的性格特征将对孩子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性格的不同，家长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一般说来，孩子和母亲接触得多，所产生的影响是：温柔、热情，但缺少刚毅性；思想细腻而胆量小，按规矩办事，怕与陌生人接触。所以，父母对孩子性格的影响作用不能相互取代。
4.家庭的环境、气氛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幼儿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父母的生活习惯不好，那么再好的教育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只有营造和谐、良好的家庭环境、气氛，才能促进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
二、家庭教育模式对幼儿性格影响的差异性
我国学者将家庭教养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民主型的教养模式、专制型的教养模式、放任型的教养模式和溺爱型的教养模式。不同的教养模式将对幼儿的性格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一些案例说明不同教养模式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1.民主型教养模式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持这种教养模式的父母用平等民主的态度对待孩子，鼓励孩子的独立性和进取心。当孩子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父母不是一味压制，而是循循善诱。
2.专制型教养模式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在专制型的家庭中，父母是权威，凡事由他们说了算，孩子要绝对地服从他们，否则就会受到打骂。在这种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内向、孤僻，不能融入集体生活中去，即使融入到集体生活，也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3.放任型教养模式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他们冷漠、自我控制能力差、做事容易冲动、不遵守纪律、情绪不稳定，幼儿的这些不良的性格特征会使他们发生一些不良的行为，如因为人际关系受挫产生侵犯行为。此外，这类儿童与父母的沟通少，更容易让他们形成内向、冷淡、兴趣狭隘等性格特征。
4.溺爱型教养模式对幼儿性格的影响。
在这种家庭里，父母给孩子过多的保护，他们迁就孩子，不管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都会满足。在父母溺爱、娇宠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性格是消极、依赖、没有责任感与耐力、做事缺乏坚强的意志；他们缺乏自理能力、自私自利；他们很难适应集体生活、不能被别人接纳；他们自己不能独立地解决问题，遇事优柔寡断。
三、促进幼儿形成良好性格的措施与手段
1.家长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正确的儿童观是维护儿童的人格尊严、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培养儿童的竞争意识与丰富儿童的内心世界。为了培养幼儿良好的性格，家长要打破传统的重视幼儿知识的获取而忽视幼儿能力培养的教育观念，通过多种途径全面掌握幼儿的规律、特点，了解最新的幼儿教育动态，树立新的儿童观。由于幼儿处在发展期，需要家长的引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可以把孩子当成容器，任意灌注，或把孩子当成泥土任意塑造。家长要从内心深处尊重孩子，努力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认真研究和观察孩子，了解孩子真正的需要；家长要相信孩子具有发展的潜力，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茁壮成长。家长要站在孩子的角度用心了解孩子的心理需要，学习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营造适合幼儿成长与发展的环境，促进幼儿发展。
2.家长应注意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
为了促进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应给孩子营造和谐、民主平等的环境。日本著名幼儿教育家井得胜曾说：“促进孩子早期发育，用不着专门做某些事，最好的开端也是你能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愉快的家庭氛围与和睦的夫妻关系。”家长应努力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家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让幼儿成为快乐的人。
3.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
父母是孩子模仿的榜样，父母的言行都呈现在孩子的眼里，父母的不良行为肯定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母要求幼儿做什么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给子女做表率。
4.注意选择科学的教养方式。
不同的教养模式对幼儿的性格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教养模式促进幼儿良好性格的形成。民主型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相处和睦，关系融洽，孩子在这种环境中容易感到轻松快乐，他们可以尽情地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对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家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达到培养幼儿良好性格的特征。
（1）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空间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给予孩子“话语权”，遇事特别是关于孩子的事情时要与孩子共同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让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父母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2）恰当运用表扬与批评
表扬是鼓励幼儿进步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父母用表扬肯定孩子的优点，鼓励孩子进步，孩子乐于接受，因而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表扬也要把握一个度，如果孩子犯了错，家长仍然一味地表扬，不仅会使孩子养成自以为是的性格，还会使表扬丧失其原有的激励作用。长此以往，幼儿就不会重视表扬，教育效果就会大大降低。
（3）科学的心理引导
引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理疏导。父母的引导，尤其是母亲的科学引导，有利于幼儿对不良行为形成约束，这样幼儿有了合理的约束，不会做出一些不利于良好性格形成的行为。
在幼儿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3～6岁幼儿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家长、幼儿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使自己的态度和言行成为幼儿良好性格形成的积极因素，促使幼儿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性格。
参考文献：
[1]史爱荣，孙宏碧.教育个性化和教学策略[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34-66.
[2]李传银.普通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49-252.
[3]陈帼眉.学前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5-31.
[4]依田明，郭洁敏译.母子关系与幼儿性格[J].上海社科院信息所，1995，（5）：10-11.
[5]刘金花.上海市与横滨市幼儿性格特征和家庭环境因子关系的比较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4）：51-58.
[6]张锋等.家庭教育结构对初中学生性格展影响的测验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9）：63-68.
[7]赵忠心.家庭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5.
[8]印小青.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关系研究综述[J].学前教育研究，2004，（10）：90-98.
家庭教育特征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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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悦勤，张新乔，刘肇瑞.高中生网络成瘾的社区健康教育[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5）：328-331.
[3]朱坚，孔匡建.箱庭疗法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治疗作用[C].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8）：420.
[4]张日N.箱庭疗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宋斌.沙盘游戏主题与自我防御机制的相关分析，[J].教育导刊，2012（5）：62-64.
[6]赵玉萍.一沙一世界：手把手教你箱庭疗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Barbara Labovitz Boik E.Anna Goodwin著，田宝伟等译.沙游治疗――心理咨询师治疗实践手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