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1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实践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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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教育；生活化；前植式劳动；即时式劳动；后延式劳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4C-0007-03
一、现状扫描及问题归因
高等学府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之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校园中学生的文明素养却遭遇了大幅滑坡，一些不良行为日渐增多，校园中“低头族”和“啃老族”的学生数量日益壮大。据有关调查统计，大学生92%使用智能手机，每人日均紧盯手机屏幕3小时左右，课堂之上的“低头族”也不乏其人；“啃老族”大学毕业生已经扩大或前移到了部分在校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交往圈中请客聚餐消费过高、恋爱成本感情投资居高不下、非理性攀比消费支出惊人等等。网络技术在支撑学子们更便捷获取讯息的同时，也阻断了与他人躬身交流沟通的能力，课堂上的“低头族”们，沉湎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自娱自乐，不尊重教师劳动与付出，折射出目前高校学风建设、思想教育的紧迫性与严峻性；自身没有断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的“啃老族”们，视家庭和亲人的付出为理所应当，挥霍、坐享父母劳动成果而毫无歉意内疚之情，更是将爱劳动与善感恩的传统美德抛在了脑后。“破窗效应”中的部分大学生，集中反映出了劳动观念淡漠，自理能力不足，良好的劳动卫生习惯未形成等诸多问题。
劳动教育，不仅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部分大学生不热爱劳动的种种现象，笔者认为其形成原因是多维度多方面的，既有个体主观原因，也有外在客观因素；既有学校教育的缺失，也有家庭、社会的深度影响；既有生源地城乡区域差异，也有男女性别差别等等。
第一，源自家庭教育方面的深度影响。来自城镇经济宽裕家庭的独生子女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们不爱劳动的现象表现尤为突出，并占有很大比例。这些独生子女在家养尊处优，衣食无忧，有求必应，几乎所有生活事务全由父母亲人包办代劳，家务劳动从不动手承担，父母的辛劳从不关心体恤。而父母的百般宠溺与宽容又时时固化着他们追逐享受的心理定势，使他们劳动能力日渐下降，感恩意识淡薄。
第二，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不良熏陶。随着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社会多元文化日益融合，国际化视野中的高校青年学生，正兼收并蓄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与声音。但是在域外强势文化面前，部分大学生过于崇拜西方文明，盲目跟风，流连于洋风洋节洋生活，淡化了中华传统文化血脉，忘却了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的朴素道理，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被摒弃，个别学生终日沉湎于网络世界、追逐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心安理得。
第三，囿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教条呆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颁布各项政策，对各类学校的劳动教育进行了宏观指导。应该说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时期，学生的体力劳动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是在今天改革开放中得到极大发展的高等教育，仍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训，劳动教育被弱化和边缘化。不仅劳动教育内容空泛，劳动形式和方法也显得呆板乏趣，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与提高。
在这种倒逼机制下，笔者认为，劳动教育不能成为一纸空文，创新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全面提高新世纪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
二、消除破窗效应的对策探讨
“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1]在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中应该树立劳动教育生活化的教育理念。生活是劳动教育的源泉。生活源于劳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和生活水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强调“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在生活中才可求到的教育”，[2]生活是教育的活力之源，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就不能离开生活。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能和生活脱节，必须紧密联系生活，以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为教育的起点，引导学生从生活中汲取教育的养料。高校重视和创新大学生劳动教育，就是要让劳动教育更加贴近大学生校园日常生活，回归大学生家庭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丰富实践。高校只有实现劳动教育生活化，只有实现劳动教育内容的丰富化、情感化和教育方法的趣味化、多样化，才能真正让大学生们在劳动和感恩中体验感悟到幸福与快乐，才能真正让大学生们懂得劳动创造美好梦想的人生哲理，才能寻找到消除“破窗效应”的根本良策。
第一，补上家庭劳动课。与家风家训相融合，与学生家长相配合，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前植式劳动”，补足补齐成长过程中缺失掉的家庭劳动一课。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是思想性格的塑造场，是人生价值的奠基石。[3]“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新常态下和谐社会大力倡导的家庭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植根于家庭教育的肥沃土壤，才能根深叶茂，生机无限。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不同于课堂教育、职业教育的突出优势是，它靠亲情的力量来拨动心灵琴弦，扣的是人生第一粒纽扣。作家老舍先生认为：“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对人的亲情影响离不开规劝、褒奖与提醒，但成效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体力行、躬身示范，正所谓“三分靠说，七分靠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家风淳正、相亲相敬、和谐温馨的家教环境成长的人，一定会在耳濡目染、润物无声中增强共同的价值认同，实现优秀道德润泽与传承。有鉴于此，我们在“前植式劳动”教育过程中，具体做法是：精心设计“我的家风家训是什么”主题班会，通过学生在校撰写“家务劳动承诺书”，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家庭、爱父母、爱劳动、懂感恩，广泛开展“我帮妈妈做家务”、“我帮爸爸干农活”、“我替父母看亲戚”、“我为爸妈分忧愁”等系列家庭劳动。这是一场体验式的劳动，其劳动的最大实效是让学生深刻感受父母的辛劳、体验家庭的责任和传递亲人间的温情。这种体验式劳动，最大优势在于学生情感上的真情倾注和投入，以感恩父母、回报父母的心态，让独生子女大学生担当起家庭的责任义务，在劳动中学会感恩，学会奉献，懂得珍惜，增进亲情。
第二，抓好学校劳动教育环节。与学生自理能力提升相协调，与学生团队精神培养相契合，积极组织大学生大力开展“即时式劳动”，抓常、抓实、抓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劳动进行时和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即时式劳动”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与学习生活相关的各类课外实践，包括自理状态下的个体自我服务性劳动与合作状态下的奉献他人集体性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体现为大学生个体涉及衣食住行等生活化的劳动内容与劳动行为，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躬行，遏止并逐步消除依赖父母、依靠同学的心理惯性。其劳动载体是寝室个人内务整理、服装清洗、个人自主学习安排等等。集体性劳动体现为集体协作和团队合作，在劳动合作中增进友谊、加强交流，克服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人格缺失，其劳动载体是教室、寝室劳动值日、校园区域卫生保洁、校内社团活动组织及服务等等。“即时式劳动”是在校大学生接受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期，是学生能否形成正确劳动观和养成良好劳动习惯的关键一步，作为辅导员必须抓细抓实。
第三，拓展社会实践平台。与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相一致，与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相契合，组织大学生广泛开展“后延式劳动”，驰而不息地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载体与平台。“后延式劳动”是指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应具备的实践能力与责任担当作准备的综合性实践劳动。诸如“劳动进社区”活动、“手拉手结对子送温暖”活动、“送科技送文化下乡”活动、“植树节”开展的植树活动。“后延式劳动”作为大学生踏入社会之前参与的劳动，对于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以及奉献社会、担当社会责任做了必要而丰厚的心理、能力与才干储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实施劳动教育生活化的启示
第一，高校劳动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高尚人格的基本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勤劳勇敢，勤俭持家是本分。高校理应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发挥家风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培育青年学生正确的劳动观提供丰厚的文化营养。
第二，高校必须创新劳动教育载体，丰富劳动教育内容，凝练劳动教育特色。高校应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重点要解决大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首先做到“内化于心”，然后才能“外化于行”。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劳动，就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思想上要认识到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生命中的一切辉煌，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行动上要清晰大学生的职业定位就是普通劳动者，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第三，高校必须把劳动教育纳入完整的教育体系之中。劳动意识与劳动素质的培养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的实施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高校应把劳动教育纳入完整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操作层面上要贴近生活、回归家庭、走向社会，采取综合实施策略，从细处着眼、实处入手，才能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1]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3
[关键词] 农村弱势群体 教育 培训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就业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舒尔茨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断言：“改善人类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关键是要为其创造接受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机会，以更新其观念，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得创造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4
关键词 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劳动力市场；工资
中图分类号 F24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3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农业生产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到2006年为止，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以夫妻二人共同外出打工的家庭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2］。农村迁移家庭通常采取在城市定居的方式，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定居的农村迁移家庭不断增加，农村迁移家庭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
本文关注于农村迁移家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供给行为，劳动供给是劳动力市场中任何群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按照Heckman［3］的观点，劳动供给的变化可以分为劳动参与（广度）和工作时间（深度）的变化，因而劳动供给行为可以分为劳动参与行为和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市场工资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市场工资对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程度如何，除市场工资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对农村迁移家庭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就业政策的设计。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开始对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1999年，Blundell和MaCurdy［4］通过对大量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后指出，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工作时间工资弹性，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化事实。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中国学者陆续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经验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方面，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5-16］。2005年，郭继强［17］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工作时间选择行为，指出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却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在决定农村迁移家庭城市工资水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资和收入对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估算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本文第一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二部分论述回归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张世伟等：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1 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调查数据（CHIP），数据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2个省和直辖市中2 000个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信息，每户包含家庭成员特征和家庭消费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在调查的2 000户家庭中，1 522户是夫妻双方同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家庭，本文的分析关注于这部分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调查数据中个体的全部工作时间分为在城镇工作或就业时间、在家乡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时间、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在城镇寻找工作时间和因病休假时间。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夫妻中任何一方各项工作时间总和不等于全部工作时间、城镇工作时间大于零而收入等于零或者城镇工作时间等于零而城镇工作收入大于零的家庭，删除了夫妻双方任一方所需信息缺失家庭，最后得到1 292个家庭样本。根据Eissa［18］的观点，本文将劳动参与界定为2002年在城镇有过工作经历，在男性样本中1 285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99.45%；在女性样本中1 034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80.03%，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劳动参与率，主要源于城镇就业是农村家庭迁移的主要目的。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给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对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影响的统计描述。尽管现实经济中个体的工作时间通常受到其所属行业、单位类型和雇主偏好等需求因素的限制，但Killingsworth［19］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职业和雇主间接地决定工作时间。通过表1给出的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职业性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男性中私营或个体经营所占比例为68.41%，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所占比例为23.11%，女性则分别为71.95%和21.37%，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性质均以私营或个体经营和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为主，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由于非正规就业是目前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的主要就业形式，因而相对于城市正式职工而言，具有较大的自由来选择工作时间，如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可以根据盈利情况调整经营时间等，因而可以认为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可以连续地做出工作时间的选择决策。
表2给出了参与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小时工资、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非劳动收入由家庭城镇年总收入减去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得到；家庭城镇年总收入为家庭成员在城镇中个人打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礼金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为个体打工收入和经营收入之和）、工作时间与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非劳动收入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均工作时间均接近3 500个小时，远大于城市职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说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工作强度非常大；参与样本中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在统计上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09 2和-0.434 8，工作时间和非劳动收入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然而，上述关系仅仅是描述性的，由于个体间存在差异，在实际分析中应该通过回归模型对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因素加以控制，并考虑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与个体属性密切相关。表3给出样本个体属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发现个体平均年龄35岁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多数为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4年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未达到初中毕业；迁移劳动力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时间均较少，分别仅为7.30年和0.7个月；迁移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7人，说明绝大多数家庭有两个孩子，且一半以上的孩子寄养在农村老家；迁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8 582元，外出前他们外出前年收入的3 379元，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平均年最低生活费用10 000元以上说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
2 回归模型设定
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需要对两个方程加以估计：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劳动供给分析以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为出发点，通过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来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中的样本选择偏差。假设个体的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i是否参与劳动的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劳动（1为参与，0为未参与），yi表示个体i非劳动收入，zi表示可观测的个体属性，由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不包含市场工资变量，α表示系数，在假定ui~N(0,1)的情况下，个体i劳动参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Φ(•)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基于Probit模型可以获得系数α的估计值。根据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估计的逆米尔斯比：
其中，wi表示参与个体i小时工资，xwi表示影响个体i市场工资的个体属性，β表示系数。在工资方程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wi~(0,σ2w)。使用工资方程可以对个体市场工资进行预测，并将所有个体预测的市场工资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劳动参与方程（结构式）中（Blundell和Smith［20］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其中，i表示个体i预测的小时工资，γ表示系数。使用逆米尔斯比对工作时间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后的工作时间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hi表示个体i工作时间，xhi表示影响个体i工作时间的个体属性，θ表示系数，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hi~N(0,σ2h)。
在估计出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后，可以估算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劳动参
其中，epw表示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epy表示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pfl表示劳动参与率，表示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其中，ehw表示工作时间工资弹性，ehy表示工作时间收入弹性，表示参与样本工作时间均值。
从样本的统计中发现男性参与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9.45%，基本均参与城镇劳动市场，因而只需对男性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同时在对男性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不必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但女性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80.03%，需要对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并且在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按照Mincer方程的基本设定，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选取了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和职业培训时间，其中受教育年限反映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工作经验是指个体在城镇就业时间，职业培训指个体在城镇接受培训时间，尽管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和培训时间可能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影响，但在调查的数据集中却无从获得相关的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迁移个体在城镇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包含了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的变量。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在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除选取非劳动收入外，还选取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户主、非劳动收入、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年龄反映了劳动参与的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健康资本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反映了城镇以及农村老家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省份变量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环境差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在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解释变量除选取了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外，还包含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工作经验、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年龄反映了工作时间的生命周期形式；受教育年限、健康和工作经验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户主身份、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反映了家庭情况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解决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21］。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本方法是2SLS估计法，因而需要对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选取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是工具变量与内生的解释变量相关而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按照传统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首先选择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平方和工作经验平方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需求因素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对个体的市场工资产生影响，选取了迁移家庭所在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培训时间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最后，在调查中要求每个个体对外出打工之前所能够赚取的年收入进行了估计，这个收入可能直接与城镇工作的小时工资相关而与城镇工作时间并不相关，因而，将其作为小时工资的另一个可能的工具变量。非劳动收入可能的工具变量选取了配偶打工前能够赚取的年收入、配偶的年龄、教育、工作经验、职业培训时间和相应各变量的平方项。由于这些工具变量均可能与个体的工作时间相关，因而可能并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是检验工具变量内生性的必要条件，如果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被拒绝，那么所选取工具变量是内生的，是不恰当的。实际中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选取各种工具变量组合来确定合理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并不相同，因而某一在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被选做合理工具变量的变量可能作为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就是不恰当的，即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可能是不相同的。
3 回归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女性工资方程、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对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源于农村迁移家庭以青壮年为主（表3数据描述显示迁移家庭中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4.22岁，且标准差仅为7.10岁），劳动参与并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08 6；与身体不健康的女性相比，健康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341 4；与非户主的女性相比，女性户主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145 6，意味着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非劳动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并不具有收入效应；城镇生活人口数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城镇生活人口数每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降低0.023 6，说明迁移家庭中女性仍然承担了城镇生活中的主要家务活动；城镇生活家庭月生活最低费用并没有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可以增加家务活动时间从而替代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农村老家人口数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25 3，说明农村人口生活负担将会促进迁移女性积极地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由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逆米尔斯比进而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在计算逆米尔斯比、预测未参与个体市场工资、估算教育收益率、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时，需去除回归方程中不显著变量。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去除不显著变量的各方程估计结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从女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工资方程进行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是必要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以及职业培训时间均显著，工资水平随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女性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上述结果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已经发挥了明显作用，但3.71%的教育收益率要远小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
由于男性基本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因而可以应用OLS方法对男性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验的增加，男性工资水平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而职业培训时间对男性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同样说明男性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尽管农村迁移家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4.97%，远小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但却大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这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
根据女性工资方程可以预测样本中所有女性的小时工资，将小时工资（对数）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而估算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值。通过比较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教育对劳
动参与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健康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简化式相比明显降低，主要源于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市场工资的形式加以体现。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小时工资对数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效应为0.424 5（去掉不显著变量的影响之后，边际效应约为0.431 8）。根据式（7）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为0.539 5。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说明女性劳动参与不具有收入弹性。
表5给出了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2SLS估计结果。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反复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和丈夫外出打工前收入作为女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不显著；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的系数为-1 031.4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即工资越低，工作时间越长。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据，但多数只存在于低收入群体中。Dessing［22］认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个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工作时间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从而保证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表1的统计结果说明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主要就业方式为收入较低的临时工或个体经营，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城镇中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工资水平越低，维持基本生活的难度越大，因而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非劳动收入的系数为-0.014 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非劳动收入增加，女性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转而从事家务活动。从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的系数为负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的工作时间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时间没有影响，而工作经验和健康均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身份会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城镇生活人口数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对工作时间均没有影响，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获得满足家庭基本生活的费用。
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城市劳动参与率、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职业培训时间和妻子工作经验作为男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系数为-1 356.8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迁移家庭中男性工作时间曲线依然向右下倾斜。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工作时间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变动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工作时间。从工作时间方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系数为负并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男性的工作时间同样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健康变量对男性工作时间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能够使迁移个体获得更长时间工作的机会从而能够增加收入水平；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四个变量中，只有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对男
性工作时间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费用的提高，会促使男性增加工作时间。根据式（8）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344 3，男性工作时间不具有收入弹性，而女性工作时间的收入弹性为-0.073 3，工作时间对于非劳动收入的反应要远小于对小时工资的反应。
4 结 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和就业。依据中国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另一方面可能源于农村教育质量较低。同时，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主要源于教育有助于工资率的提升。由于农村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受教育质量较低，政府发展农村的教育，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收入的提升。
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女性工作时间方程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的劳动参与，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较差，政府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而有助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增加。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由于经验的边际贡献大于年龄的边际贡献，说明向城市迁移时相对较年轻的个体在劳动供给方面占有优势，政府应鼓励年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早向城市迁移，尽早地融入城市将有助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进而有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约为-0.344 3，虽然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均较小，但仍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暗示着农村迁移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为维持家庭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得不工作较长的时间。长时间的工作使得迁移劳动力缺少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导致许多农村迁移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同时，女性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大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说明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进而促进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有序的迁移，不仅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适当提升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优惠政策，消除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覆盖全部农村迁移人口，促进农村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村迁移人口尽快摆脱贫困陷阱，达到农村迁移家庭和城市居民的和谐和融合，进而达到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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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 Households in China’s Cities
ZHANG Shiwei JIA Peng ZHOU Chuang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5
关键词：农民增收人力资本投资技能培训
我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已成为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罗默、贝克尔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了“干中学”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一种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13.6%。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实证论据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潘海红（2002）研究了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指出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周逸先（2000）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钱雪亚(2003)根据人力资本的各因素及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宏观和个人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
总之，他们的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的实证论据
陈玉宇（2004）、侯风云（2004）在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人力资本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著，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胡德龙（2005）在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并增加近19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白菊红（2003）在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分析显示：2001年，劳动力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平均家庭纯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绝对收入高1135.01元，是未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农户收入的1.44倍；而且，家庭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平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形式，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投资等形式缺乏，相关建议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减少农村失学率，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多形式教育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要立足现实，面向市场，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就要培育农村自有人才，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职业技术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或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通过举办流动培训班，将办班设备运到乡村，降低学习成本，另外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工种，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做好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6
1家庭教育中性教育严重缺失
“性”一直以来都是家长对孩子难以启齿的话题，因此造成性教育成为家庭教育内容中的一大缺失。2007年《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报告》中指出，当今家庭教育中性教育严重缺失。例如：家长在回答“碰到性骚扰该怎么办”的问题时，有54．0％的家长回答没讲过；在回答“青春期生理变化怎么应对”的问题时，有41．6％的家长回答没讲过。儿童出现青春期生理变化，往往“不知怎么办”、“父母不在身边，感觉无助”。感到“心里害怕”的比例，女生高出男生10个百分点。
2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投入令人担忧
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中心随机调查了吉林省长春市年龄为313岁的儿童的父母共360人，结果发现：父亲对儿童的投入不足，尤其在与母亲投入的相比之下，更显薄弱。在小学儿童组，有9％的父亲回答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0，．％父亲每天最多只有1小时的时间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生活方面，在对“你经常去学校开家长会吗？”的回答中，15名学龄前儿童的父亲中，7．％表示从来没有过，5．6％表示很少去。
二、《爱弥儿》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
1让孩子在自然民主的环境中成长
卢梭提倡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在自然中获得发展。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时，要考虑孩子的真情实感，为孩子创设一个自然民主的环境，让其得到学习和锻炼。家长应当鼓励孩子真正的走出去，孩子只有亲自去实践，亲自去体会才能拥有最真实、最纯净的感受。在自然环境中，要让孩子的触觉、视觉、听觉都获得发展，孩子亲近自然才能拓宽视野，才能更加真切的领悟生命的真谛。在社会环境中，要让孩子逐步学会与人相处，不要过多掺杂家长的意志，让孩子自己体会其中的人情冷暖、酸甜苦辣，每一次与人接触都会成为孩子一笔宝贵的财富。
2点燃孩子的智慧之光
在《爱弥儿》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的智力培养，重点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掌握知识的能力。孩子的智慧就像一支亟待点燃的蜡烛，需要家长去点亮，去呵护。作为家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去发现孩子的潜能，不要只看重孩子一时的“辉煌战绩”。其次，配合学校教育、密切与老师的联系，掌握孩子学习的真实情况。家校合作是提高孩子学习的有效途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对孩子发生作用的桥梁。另外，家长要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善于发现孩子的长处，不要拿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作比较，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从而提高孩子学习的动机。
3塑造孩子的良好品德
卢梭认为应该使青年的心中产生善良、博爱、怜悯、仁慈以及所有一切自然而然使人感到喜悦的温柔动人的情感，并防止产生妒忌、贪婪、仇恨以及所有一切有毒害的欲念。孩子如果在道德上出现偏差，将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成人、成才之路，对孩子实施正确的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塑造孩子良好的品德，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家长要正确的选择爱孩子的方式，不能一味的溺爱孩子，严慈相济，理智施爱，奖惩得当，让孩子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其二，家长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这一地位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家长的一言一行是孩子效仿的对象，因此父母在家中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孩子做出榜样。其三，家长应适时让孩子接触道德境界高的人或事，有助于孩子良好品质的形成。《荀子•劝学》中有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孩子能否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
4让孩子学会自理，学会自立
家庭教育中，劳动是不可缺少的，孩子只有学会劳动才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劳动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家长认识到劳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在劳动中，孩子能够实现手脑并用，将思维与行动相统一，有利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和动手能力的提高。家长不要将劳动只视为一种体力劳动，而要看到劳动在孩子成长中双重影响。另外，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劳动环境，要有意识的为孩子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劳动环境，既能符合孩子所能承受的劳动负荷使其得到锻炼，又能让孩子获得情感体验激发孩子的劳动热情。
5要加强家庭教育中的性教育
冲动是青春期的特征，卢梭十分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他主张对青少年性成熟时期以适当的性道德和性知识的教育，使青少年对“性”的自然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行为“端正”。在家庭教育中进行性教育，家长首先要掌握有关性教育的知识，注意教育的方式，分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另外，家长应正视性教育，要积极主动的向孩子传授有关性教育的知识，经常与孩子进行交流，及时发现孩子在成长中的问题，帮助其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正确的性道德。
6父亲的责任不能推卸
卢梭说“我相信，我可以这样预先断定，即：做父亲的人在认识到一个好教师的整个价值的时候，他将毅然决定不用任何教师；因为，他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教师而花费的力量，将比他自己做教师花费的力量多得多。”在《爱弥儿》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个位置是无可替代的。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父亲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关于青少年家庭环境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文化水平往往影响家庭文化氛围。父亲的文化程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亲子关系。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