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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数字化范文1
【关键词】数字资源整合；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数字化展现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盛，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世界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都在蓬勃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又带动了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国际文化贸易正在获得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1]。
国际文化贸易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个阐述，即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贸易方式的统称，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国际文化贸易由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文化产品可以是图书、杂志、影视、戏曲、艺术设计、手工艺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物消费品的基本属性，而文化服务则是实现和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过程，通常贸易主体不是实物或不具备一般商品属性[3]。
近些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亲民的一面，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数字技术紧密地衔接到一起。国际文化贸易中无论是以货物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文化服务，也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数字技术在与国际文化贸易整合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文化贸易不仅承载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繁荣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产品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核心，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通常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数字时代文化产品则具备了更多的虚拟化特征，传统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为使用计算机、数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设备作为载体，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除了传统的文化企业外，也涌现出了大量基于个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随着而来的是数字化的贸易平台的大量出现[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的贸易界定变得模糊，总体而言文化产品涉及文化贸易的核心内容，文化服务则是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服务贸易。根据文化产品内涵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产品的数字表现形式分为如下几类。
1.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来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拓展了人类的思维。在计算机平台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具备传统实物类文化产品特征的数字化虚拟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具备更新节奏快、传播范围广、对实体环境依赖度低等特点。
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指的是文化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开发，到后期的推广营销都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无需传统的实物类文化产品即可完成整个文化产品贸易全部过程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例如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小说等，这类文化产品的贸易过程只需要拥有计算机或移动显示设备，并通过互联网交换数字信息即可。
2.从传统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在有人类贸易活动以来，其实也一直伴随着文化贸易，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后，部分传统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和采纳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传统文化产品慢慢转变为数字化的产品。这类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文化产品贸易的交易过程。最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例子就是电影电视、音乐曲艺、平面影像等，传统的胶片电影和有线电视业如今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数字电影和数字电视，并出现了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形态，音乐产业则经历了从胶片和磁带到数字音乐的转变。
3.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文化产品本身取悦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并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或替代，对于这类文化产品而言，数字媒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了辅的展现和传播形式。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这类文化产品比较依赖传统的手工技艺，比较注重实物的工艺价值，例如文化产品中的民间手工艺品等。
数字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替代实际的工艺品实物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此数字媒体更多地是作为这类文化产品的辅助展现形式，将产品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存储并显示在电脑设备中，近些年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现形式，如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技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实现了更加真实和有交互感的展现形式，使得普通个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艺品成为可能。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的手工艺品制作游戏，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京剧换装体验，基于3D打印技术实现的数字化工艺品个性化模型打印等。
实际上，大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品都面临着市场容量萎缩、大众认知度低的问题，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正好是推广这类文化产品最为有效、成本最为低廉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既包括早期出现的彩信、网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样的形式。网络数字媒体的应用，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数字资源与文化服务贸易的整合
与文化产品贸易注重利用实物来承载文化内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务贸易是更加注重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活动，包括各类演出、展览、视听传播等[5]。数字技术拥有的如交互性、虚拟化、泛媒体化等典型特征，与以非实物化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务贸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够提升文化服务贸易的层次和水平。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数字资源在与文化服务贸易整合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 文化服务贸易形式统一化
文化服务贸易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贸易交易对象的非货物化，因此我们通常将文化演出、视听影像、图书档案、博物馆服务、体育娱乐、专利版权等交易内容都划归文化服务贸易的范畴。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这些交易内容可以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文化服务贸易交易过程的主要载体，以此来实现贸易形式的统一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付费购买演出票，并将电子票根下载在手机中作为入场凭证；可以在统一的交易平台中购买数字音乐或电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数字终端设备以外的其他媒体；也可以在线预览图书的部分章节，并在付费后直接下载电子书到终端阅读设备；版权及专利交易也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平成，并通过数字验证和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交易的有效性。
2. 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
数字资源平台在贸易活动中曾经最令人们担心的就是交易平台运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服务贸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沟通的障碍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作为网络数字媒体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双向交互也使得人们在获取文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建议、想法等分享给其他观众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改进和提升。例如，以前电视台想要获取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信息，主要依靠随机抽样拨打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而在数字电视环境下，不仅电视节目的终端收视率可以精确的获取到，甚至对于每台电视机的收视习惯数据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数字音乐交易平台中，用户在试听音乐的部分章节后就可以马上选择是否在线购买整张数字专辑，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中看到其他用户的购买心得并发表自己的感受，这在传统的贸易形式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网络数字环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经是数字交易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阻碍。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数字证书、DRM签名、非对称加密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还是防止数字内容不被随意复制等，都得以实现，数字交易过程已经能够与传统交易形式一样令人信赖。
3. 更加多样的文化服务贸易量化指标
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贸易由于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仅仅考虑国际贸易额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贸易的实际水平，对于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文化服务贸易活动，这样的衡量标准就显得更加偏颇。对于文化服务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考虑的体系，既要通过多种指标的建立来衡量当前贸易水平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时间周期内贸易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考量文化服务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
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平台整合的同时，所有的文化服务交易信息都将以数字形式存储和表现，规范化的贸易数字信息在大数据处理的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更多侧面反映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以视听产业为例，传统的衡量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网络付费点播的视听贸易平台中，不仅可以随时看到点播收入和点播次数，还可以收集例如：点播时段、重复播放次数、评价好坏、评论情况、IP来源等数据，同时这些数据的采集也是基于时间线和用户等级的，因此还可以将这些量化指标拓展到更加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数字媒体技术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作为国际文化贸易核心组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数字时代下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文化服务的贸易方式都已与数字时代无法分离，而更好地与数字技术整合也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经途径。
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永远是文化本身，数字技术是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和传播途径。在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整合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数字技术的选取与实现形式，让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
[1]李怀亮， 闫玉刚.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上） [J]. 河北学刊， 2005，25（6）： 113＼|119.
[2]李小牧， 李嘉珊. 国际文化贸易： 关于概念的综述和辨析[J]. 国际贸易， 2007，（2）： 41＼|44.
[3]张蹇. 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之辨析[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10（2）： 70＼|76，86.
贸易数字化范文2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技术外溢；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1日
一、引言
在国际技术外溢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是否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验研究的重要课题。现有的多数文献都通过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多方因素均能通过包括技术外溢效应在内的多种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从弹性的角度分析发现R&D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TFP的作用更为明显；Keller（1998）发现贸易伙伴国的加权平均R&D支出与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Yeaple（2003）研究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时发现，FDI在1987～1996年间拉动其经济增长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FDI在这一时期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远强于包括进口在内的其他因素。Melitz（2003）论证了贸易能够通过优化产业内资源要素重新配置促进产业技术进步；Shepotylo和Vakhitov（2012）把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外生变量研究其对乌克兰TFP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提高9%，并且这种促进关系显著而稳健。
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也有诸多理论和实证分析。李平、姜丽（2015）将贸易自由化纳入国际R&D溢出模型，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进口中间品来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王琰、蒋先玲（2011）对我国1985～2009年的面板数据做动态检验，实证分析表明FDI确实能够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将制约这一途径的有效性。陈景华（2014）基于新贸易理论视角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我国服务业分行业的TFP，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与服务业TFP有长期稳定且显著正相关关系。
上述研究的角度各有侧重，所研究的方法和参考资料也各有不同，这些都对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Eviews7.2为研究工具，以《厦门经济特区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联合国数据库网站提供的200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研究国际技术外溢对厦门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关系。
二、模型设定以及变量处理
（一）计量模型。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现有大量的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表明，影响TFP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的研发（R&D）、人力资本、制度、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贸易伙伴国的知识外溢、外国投资、货物贸易开放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重要因素。根据厦门贸易自由化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厦门自身的研发、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知识外溢、FDI、货物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开放度五个主要因素建立与厦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通过分析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对模型解释变量进行优选，分析各因素对厦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建立（1）式所表示的基本计量经济模型。
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定义：RD（研发经费支出R&D/GDP）代表单位总产出的研发强度；SP（国外的技术外溢量SPILL/GDP）表示单位总产出接受的外国知识量；GT（货物进出口总额/GDP）是货物贸易依存度；ST（服务进出口总额/GDP）是服务贸易依存度；FD（实际利用外资额FDI/GDP）表示厦门资本市场的开放度。根据各解释变量的定义可知，模型的各解释变量都是单位GDP的数量，这样定义是因为不具有量纲的解释变量可使各解释变量同被解释变量TFP具有相同的量纲属性，同时提高各变量的平稳性并降低模型的异方差特征。
（二）两个重要变量的计算及各变量的数据处理。根据建立的计量模型（1），可见作为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厦门全要素生产率和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技术外溢变量需要计算得出。
1、根据索洛残差法测算厦门市全要素生产率。假设厦门整体经济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琢L？茁。Y为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总量，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且规模报酬不变（α+β=1），则单位劳动产出为y=Y/L=Akα，单位劳动资本存量为k=K/L，对生产函数取对数整理得式（2）：
采用这一方法测算TFP的关键是计算资本存量K。近些年诸多国内学者给出各自的测量方法，一般都是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如式（3）：
式中，Kt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名义投资；Pt为资本投资的价格指数，由于缺乏完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本文采用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趋同性的居民消费价计算；δ为折旧率。由于厦门市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初始资本存量数据缺失等一些特殊情况，资本存量K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借鉴黄巧敏（2011）的计算方法并加以修正。同样选取1990年为基期，则有：
基期厦门资本存量=（基期厦门固定资产投资/基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期全国资本存量
基期厦门资本存量=（基期厦门GDP/基期全国GDP）×基期全国资本存量
根据2015年版《厦门经济特区年鉴》选取1990年厦门固定资产投资17.5567亿元，基期厦门GDP为57.0860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199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分别为4，517亿元和18，774.3亿元。基期我国的资本存量数据（84，451.97亿元）取自何枫、陈荣、何林（2003）的计算结果。结合厦门的实际情况设折旧率为9.6%。1990年厦门资本存量的计算结果292.518亿元。再根据2015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提供的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GDP）即总产出Y以及劳动力总量L（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数据折算成1990年为基期的数据建立4个AR模型以消除模型的自相关，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表1）比较发现模型C整体拟合效果更好且比较符合厦门的实际情况，因此采用模型C。相应的计算结果为：α=0.6629，？茁=0.3371。
2、技术外溢变量SPILL以及解释变量SP的计算。根据Falvey、Foster和Greenway（2002）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6种度量知识外溢变量的方法，详见表2。其中，下标d表示商品的出口国，r表示商品的进口国，t表示时间。Kdt为知识外溢国的R&D资本存量。Mdrt为知识接受国从溢出国进口的商品量，Mrt为知识接受国的商品进口总额；Qrt为知识接受国的总产出，Qdt为知识外溢国的总产出。上标***、**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方法1、5存在缺陷，因为知识外溢效应为负值，这可能同现实不相符；无论知识在溢出国属于公共品还是私人品，在接受国属于公共品的知识比属于私人品的知识具有更大的知识外溢效应。FFG方法同时表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不同方法测度的结果未必一定相同。因此，测算厦门技术外溢变量要结合厦门经济实际情况，下面具体说明厦门技术外溢变量的测算方法选择。（表2）
第一，选择技术外溢国。技术外溢国一般是指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因为只有发达国家才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资本存量。本文综合考虑2000～2012年厦门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量以及数据完整性，本文选择了排在厦门进出口总额前列的11大发达国家作为技术外溢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新西兰。
第二，计算技术外溢国和全世界的实际GDP。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根据技术外溢国和全世界1990年的名义GDP以及各年的增长率，计算技术外溢国和全世界的实际GDP。
第三，计算技术外溢国各年的实际R&D经费支出。即用上一步所得各国实际GDP乘以1990年之后各国R&D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第四，计算技术外溢国的实际R&D资本存量即Kdt。方法与计算厦门基期资本存量的方法类似，只是这里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令δ=5%，再带入1990年各国的R&D资本存量和后面各年的R&D经费投入量的数据至式（3）。
第五，根据以当年美元价格计算的进口额，使用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价格GDP价格指数，计算出以1990年为基期和以人民币衡量的进口额。
第六，根据表2中的公式计算技术外溢变量SPILL的值。即分别带入为厦门从各国的进口量Mdrt，厦门的进口总额Mrt，各国研发的实际资本存量Kdt，厦门的实际GDP Qrt以及为世界实际GDP Qdt。可以计算出6种方法下的技术外溢变量SPILL的值，如表3所示。（表3）
第七，计算解释变量SP的值。SPILL的数据与厦门实际GDP的数据可以计算出解释变量SP的值。为保持单位统一，使用1990年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价格4.7832元人民币/美元将上述各变量换算为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数值。
3、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解释变量RD、GT、ST和FD的定义可参见前文具体阐述，这里只说明相应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本文在进行研发经费支出R&D的可比价格调整时，使用当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计算实际R&D经费支出的假设“名义R&D支出/名义GDP=实际R&D支出/实际GDP=θRD”来计算解释变量RD、GT、ST和FD的数据，即利用GDP价格指数对各名义变量进行价格调整。原始数据来自历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将全部计算结果汇总于表4。（表4）
三、模型回归分析
（一）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分析。如前所述，FFG模型的6种方法并非全部适用于厦门经济，为确定各计算方法对厦门经济的适用性以及消除各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现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表5所示的相关系数矩阵。（表5）
该相关系数矩阵表明：（1）lnTFP分别同lnSP1、lnSP2、lnSP5和lnSP6的相关系数为负值，但技术外溢效应不可能是负值，说明上述衡量技术外溢效应的方法1、2、5和6不适合厦门市的情况，但lnTFP同lnSP4的相关系数小于0.1，因此舍弃方法4，使用方法3分析厦门接受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技术外溢效应；（2）在包括lnSP3的全部解释变量中，lnRD分别同lnST和lnFD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lnGT分别同lnST、lnFD和lnSP3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因此，如果将lnRD、lnGT、lnST、lnFD和lnSP3全部放入模型估计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要对进入模型的变量做筛选。
（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对被解释变量lnTFP以及解释变量lnRD、lnGT、lnST、lnFD和lnSP3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1）解释变量lnRD、lnSP3和lnG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一阶单整序列，lnS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一阶单整序列。而被解释变量lnTFP一阶差分的ADF值为-1.512857，其p值为0.1171，在比较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下能通过t检验，如果适当放宽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lnTFP也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被解释变量lnTFP与解释变量lnRD、lnSP3、lnGT和lnST等变量之间可进行协整分析；（2）解释变量lnFD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零阶单整序列，不能同模型中的其他变量之间进行协整分析。分析厦门利用外资的规模同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不协调性，可能是因为厦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2001年之后较之前年度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并没有同厦门经济维持同步增长，而是具有更大的随机性。此外，2003年开始厦门采用新口径统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这种统计口径的调整可能也会有一定影响。同时，结合相关分析结果可见，厦门利用外资的因素lnFD同全要素生产率lnTFP这个因素之间具有负相关的特征，表明厦门利用外资对于其产业技术进步具有逆向的消极影响，即厦门利用外资对产业技术进步具有“挤出”效应，这一点同当前有关地区的部分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三）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将被解释变量lnTFP分别同解释变量lnRD、lnSP3、lnGT和lnST进行协整分析，结果如表6。可见，lnTFP与lnRD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lnRD的系数达到了0.1688的较大值，而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厦门自身单位总产出的研发（即厦门自身的研发强度）是促进其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完全一致。lnTFP与lnSP3之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lnSP3的系数值相对较大，达到了0.4253，它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在厦门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厦门经济通过接受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国的技术外溢对于促进其产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同国际技术外溢理论的结论完全一致。同时，lnTFP与lnGT之间同样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lnGT的系数值相对较大，达到了0.5202，它也是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在厦门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厦门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和产品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其产业技术进步，说明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贸易国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来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机制是一致的。
而lnTFP与lnST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表明厦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虽然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会直接影响产业技术进步，但由于厦门自身的研发是其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促进因素，而服务贸易的发展会对其自身的研发带来负面效应，因此间接给产业技术进步带来负面影响。（表6）
由表6模型残差检验结果可知，模型4不协整，在此基础上做滞后期为2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综合上述分析，经过变量优选后的模型（1）的解释变量可以有3个：lnRD、lnSP3和lnGT，但因lnSP3和lnGT之间高度相关，如果这两个变量同时进入模型，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lnSP3和lnGT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作为解释变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7。（表7）
通过比较3个模型可见在模型（1C）中，由于该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解释变量lnSP3的系数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解释变量lnGT的系数显著性较模型（1A）相对下降，因此舍去模型（1C）。比较模型（1A）和模型（1B）可见，从R2、调整R2、F值和模型残差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模型（1A）比模型（1B）更好，因此选择模型（1A）作为模型（1）的最终估计结果。回归方程如下：
lnTFP=-2.7026+0.1766lnRD+0.5639lnGT （4）
（-7.1151） （8.2214） （7.8314）
R2=0.92 调整R2=0.91 F=60.06 D.W.=1.48
采用怀特检验得到模型怀特统计量nR2=13×0.1966=2.5558，它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4的？字2分布的临界值？字20.05=9.49，故接受同方差性的原假设，即模型（1A）不存在异方差性。由于模型（1A）的解释变量个数为2（不包括截距项），观测值为13，查表得到，在1%显著性水平上dL=0.616，dU=1.261，而D.W.=1.48，大于dU=1.261，说明模型（1A）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各项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1A）较为合理。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2年厦门对外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国际技术外溢对厦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厦门单位产出的研发经费支出即研发强度RD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积极的影响，研发强度的增长率每提高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平均提高大约0.17%；（2）代表厦门产品市场开放程度的货物贸易依存度GT对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具有积极的影响，货物贸易依存度每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平均提高大约0.54%，它的影响比研发强度的影响要大得多。而厦门服务贸易的发展会对其自身的研发带来负面效应，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厦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由于服务业向低技术水平方向扩张降低了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挤占了开展研发活动的经济资源，从而给研发活动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基于对回归结果的分析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提高自身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对促进厦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厦门应该加强自身研发强度，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更好地同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技术进行对接；第二，优化贸易开放结构。在高技术领域努力加强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继续通过扩大产品市场的开放度来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厦门自贸区建设来加强同技术先进贸易伙伴之间的高新技术（中间）产品贸易；第三，形成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服务贸易格局。厦门服务贸易之所以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大的随机性，是由于其此前一直处在成长的初级阶段，本身技术水平较低，无法直接分享国际技术外溢效应的积极影响。制定相关政策促使服务贸易机构高端化，形成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服务贸易格局具有实际价值，打造品牌效应。
主要参考文献：
[1]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
贸易数字化范文3
关键词：校企合作；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航材贸易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3）09-0095-04
一、校企合作共建共享资源背景
陈至立同志曾在1998年撰文指出：“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制高点与突破口。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要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关键因素。占据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打开通向教育改革发展的现代化之门。”教育信息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教学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及资源的开放、共享。因此，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成为教育信息化的迫切追求。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思想的转变。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融入企业、贴近市场办学的根本举措。
2006年教育部16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工学结合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并强调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及企业合作开发课程，并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
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和纵深推进，必然要求将合作的触角延伸到课程领域。校企合作不是单纯是学校的知识、信息、人才与企业的技术、设备、资金的依存合作，还应楔入到更为核心的课程领域，从人才培养源头把握人才培养的核心关键。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中指出：“对需求量大、覆盖面广的专业，中央财政安排经费支持研制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主要内容包括专业教学目标与标准、精品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实验实训、教学指导、学习评价等要素。以规范专业教学基本要求，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本文结合航材贸易与管理专业研究如何以因特网为平台，以校企合作方式进行有效、高效地的教研，实施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
二、校企合作共建共享的界定及机制
1.校企共建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主要是研究校企合作双方以网络为平台、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课程教学科研活动的数字化处理。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指经过数字化处理在网络环境下运行的教学材料。一般包括：一是教学资源库，包括题库、教材库、课件库、案例库等。二是网络课程，具有交互性、开放性、共享性、协作性和自主性。三是教学网站，主要指为教师或教学小组开设的网络空间。
2.构建利益驱动的校企共建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运作机制。要建立校企合作长效的合作机制，校企合作不能仅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合作，合作发展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发展，应该是利益对等的共同发展，校企合作不仅仅是要完成学校育人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一定要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1]。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方式是必须深入企业内部的调研，以校方教学需求和企业方的培训需求出发，共同摸索出利益共享的课程和资源领域。
3.民航飞机维修，航材贸易等民航保障体系的大力大发展产生大量专业人才的需求。据中国民航125规划，以航空运输需求为基础，支持增加宽体机、支线机和货机，到2015年，机队规模达到约2750 架；同时扩大通用航空机队规模，规划新增通用航空飞机1000 架以上。预计到2020年国内飞机总数将达到3000多架。
广州空港经济发展规划[2]中指出广州将重点发展航空运输保障产业。包括飞机维修、航材供给等。在白云国际机场东北部区域筹划广州航空维修产业集群区，重点发展飞机维修、飞机零部件和机载设备制造业，并将其打造成为全国三大航空维修产业园区之一。
目前我国民航业每年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约5万人，而民航各类院校每年仅能培养近2万名毕业生，民航人才缺口较大。据悉，“十二五”期间，我国计划新建70余座、迁建16座、改（扩）建100余座机场。全行业将新增运输飞机1500架左右，新增通用飞机1000架左右。按照国内平均水平，每引进1架飞机需要150名各类专业人才。这意味着，未来20年我国至少需要民航类人才50-70万人。其中航材贸易与管理人才服务机维修的航材管理与供应随着飞机维修市场容量扩大而出现了较大人才供应的缺口。
因而飞机维修企业、航空公司机务工程部、通用航空公司、航材贸易企业等航材供应链链条上的企业为保障企业发展对专业人才都有迫切的需求。因而高职院校能从民航飞机维修企业、航空公司、通航及航材贸易企业对人才技能要求出发点找到校企合作利益对等数字化资源合作方式，长效合作的机制自然能水到渠成。
三、探索校企共建共享的方式及内容
1.构建校企三层递进金字塔资源库
从校企双方关注的利益点出发，学校利用企业拥有真实工作环境，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人才培养的目的，企业利用学校科研条件，理论、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共同开发共建共享的资源库。以学校课程资源和企业的技能资源为基本单元，实现学校“专业（方向）、岗位群、课程体系”，企业“职能部门、岗位群、技能体系”逐层提升的的金字塔组织结构，通过校企联合开发，开放资源管理，扩大共享资源覆盖面。对于资源库的维护管理保持三个宗旨不改变“校企合作不改变、资源开放不改变、持续更新不改变”。建设过程遵循科学建设秩序。先设计，后完善；先规范，后加工；先整理，后整合；完成模块建设集合整库[3]。
2.四大数字化资源库资源结构
数字化资源库平台分成四大部分：基础资源，扩展资源，社会服务资源和管理资源。如图2所示。
（1）共建共享的资源库基础平台资源
基础资源平台以课程建设或者专题建设为核心点，对学生群体开放进行网络教学，对企业员工开放进行专题企业网络培训。也可作为社会人员自主学习的平台将校企共建数字化教学资源打造成企业开展员工培训的网络教学平台。基于校企合作方式，数字化教学资源源自企业实际，因而适合企业员工提升理论技能需要，进行专题的企业的网络培训，达到共建共享的目的。不同对象与资源共享库之间的互动如图3所示。
如《航材供应链管理》《航材管理》等课程对航材管理的理论性要求较高，要求学生或者员工必须掌握理论体系，理解航材管理操作的原理和思路。《危险品运输》《合格航材》强调危险品和航材适航管理规则掌握，规则的更新与变化必须随时把握。基于企业对员工理论强化和考证的要求，和学校对学生掌握实操技能，深化理论学习的要求，可以搭建校企共建共享的网络教学培训平台。
（2）扩展资源部分包括培训课程和技能提高板块。
培训专题课程。如《民航服务心理学》《民航服务礼仪》这类实务类课程虽然理论要求不高，但是知识零碎，不容易成系统，需要整合。校企合作共建课程平台可以提供更为实际的需求背景案例，作为理论知识学习的主要脉络，同时也可以通过平台给员工进行心理、礼仪专题专项的培训项目。
技能提高板块包括对企业模拟仿真教学，企业信息系统操作模块[4]，数据分析模拟，国际采购询价模拟，网络营销实训，企业专家网络课程专题，专家讲座等板块。实现企业学校优势资源共享的目的。
基于网络教学培训平台的教学培训需求，合编网络资源教程或公开出版教材。突出教材开放性，使其与网络数字化资源互动，是课堂讲授，网络教学有益的补充，同时也是企业员工加强理论提升的内部培训用书。
校企共建共享教材建设，是指基于校企共建数字化教学资源，以校企合编的方式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配套教材的编写，教材在技术性、实效性方面体现与岗位职业技能一体化、与职业行业标准一体化、与数字化资源的一体化的研究。同时也是企业员工加强理论提升的内部培训用书。
3.社会服务平台是指充分使用网络资源，打造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整合优化各类教学资源库，服务社会
在编写教材等基础工作外，应同步配套开发较为完整的相关教学资源[5]。以课程教学为中心，借助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传播技术将各种教学资源以多种媒介、多种形态、多个层次进行整合形成立体化教材。主要包括：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电子课件、授课教案、实训指导书等教学资源，以及模拟操作软件、视频录像、习题与案例库等立体化教学资源的相互共享等，这些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社会开放。
（1）专业教学标准库。建立专业职业能力要素构成、专业培养方案、专业知识结构、专业课程体系等资源。具体可包括课程教学目标、知识教育目标、思想教育目标、能力培养目标、课程大纲、教学内容、实验实训教学规范与标准。
（2）专业信息库。与大型航空企业、飞机维修企业、航材贸易企业、军工企业、行业协会及科研院所合作，收录和整理相关信息资源和行业规范。
（3）互动资源库。包括小组协作学习，讨论版，常见问题在线和非在线解答。特设企业专家论坛和专家在线答疑。
（4）多媒体课件库。收录该专业所有课程的优秀多媒体课件。
（5）专业图片库。收录该专业的各类图片资源。包括实验、实习、比赛、培训、服务、新设备技术以及实验实训室介绍、专业介绍等相关资源，形成共享图片库。
（6）专业视频动画库。收录该专业以实训类为主的视频教材。
（7）试题库。建设专业综合试题库和专业课程试题库，并且能做到在线测试。
（8）航材贸易与管理案例库。提供以一些典型仓储企业管理案例进行案例研究学习。
（9）学习评价库。通过对学生学习成果客观公正的评价，正确分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4.管理平台包括：校内资源管理、企业资源管理、账号管理平台、认证管理平台、业务流程管理、系统接口管理等模块
5.打造更具职业性的数字化资源平台
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职业性是它突出的特点[6]。利用校企合作共享资源，开设实习就业指导网络资源平台，实时公布实习和就业信息，指引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开设以下栏目：形势与就业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岗位的影响、职业道德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实习实训指导等等，探索和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新机制。
总之，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方式打造的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是基于校企双方利益驱动机制进行长效校企合作的一种方式。在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过程中，对航材贸易与管理专业尝试建立基于利益驱动的校企合作长效合作的模式，达到通过合作共建，利益共享，双方共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文清.构建利益驱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5）.
[2]广州空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
[3]王晓文.关于专业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几个问题[J].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3）.
[4]汪波.校企合作背景下对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的思考[J].信息系统工程 2012，（1）.
贸易数字化范文4
数字贸易作为以实现供求双方直接贸易为目标的新生产业，2006年3月最先发端于富有创新精神的南粤大地。数字贸易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以互联网云计算为基础，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互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的的商业模式。
深圳大中华国际集团一直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并从事港口、媒体等多元投资，在中国地区拥有投资额过500亿元，有着雄厚的投资实力。近年来互联网的强势发展，引起大中华国际集团高度重视，大中华威斯达的成立是大中华国际集团瞄准网络商机，进军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
2009年，深圳大中华国际集团决定和数字贸易产业的技术供应商威斯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大中华威斯达，作为数字贸易搜索技术gidsoo在中国区的独家专营商。大中华国际集团以此次合作吹响进军网络搜索引擎的号角，通过“触网”以寻求新的强势利润增长点，成就大中华国际集团的又一重大辉煌。
贸易数字化范文5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税法完善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电子支付手段的不断完善，传统的商业运作有相当一部分被互联网取代，传统的水手怔管模式不再适应电子商务条件下水后管理的发展需要。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问题已成为各国税收法律制度崭新而迫切解决的课题。我国目前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收证管法律上几乎是一个空白如果不及时指定相关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手段，以明确纳税对象或交易对象，必然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抑制经济发展的步伐。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是基于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络（主要是Internet 网） ，通过电子数据交换（ EDE） 、电子邮件（ E - mail ） 、浏览万维网（WWW） 、电子资金转帐（EFT） 等方式在个人间、企业间和国家间按一定标准所进行的各类无纸化的商贸活动。按照交易内容，电子商务可以划分为三个显著成分：首先是使用因特网来做广告和出售有形产品；其次是使用电子媒介提供服务；第三是把信息转化为数字模式，并对数字产品加以传送。90 年代以来，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兴起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其作为21 世纪的主流贸易方式，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变革。电子商务的出现不仅对传统贸易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对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国际税收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样，电子商务对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和法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理论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现行税制能够对电子商务征税，网络交易的虚拟化、非中介化和无国界化的特点使得传统税收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难以界定，有些还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
（一） 交易主体身份难以确定
目前，上网建立主页进行销售和交易，没有置于法制的控制之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卖方在网上交易仅以网址存在，其真实名称、地址在网上并不明显出现，或者此网上的经营活动没有进行税务登记。任一主体只要拥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随意隐名埋姓不断改变经营地点，将经营活动从一个高税率地区转移至低税率地区，这就为认定纳税人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立法难题。
（二）“常设机构”概念的争议
传统的税收是以常设机构，即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经营场所，来确定经营所得来源地。在联合国和经合组织（OECD） 分别的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都确立了“常设机构”原则，根据两个《范本》5条1 款之规定，构成“常设机构”的营业场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包括：有一个受企业支配的营业场所或设施存在，这种场所或设施应具有固定性；企业通过这种固定场所从事营业性质的活动。然而电子商务却打破了通过固定场所进行营业和销售的模式。其不仅使企业的运作场所变得虚拟化，而且交易的过程也转变为无纸化的电子交易，严格依赖地缘属性才成立的“常设机构”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此外，对于非居民的跨国独立劳务所得征税的“固定基地原则”与“常设机构”十分相似，同样也受到了电子商务的严重冲击。在此不再详述。
（三） 关于收入所得性质
有关传统的税收所得的定性分类，是决定对纳税人适用何种纳税方式何种税率征税的重要概念，也关系到税收协定中何种所得课税权冲突协调规则应予适用的重要问题。但电子商务改变了产品的固有存在形式，使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税务机关在对某一课税对象征税时，会因为不知其适用何种税种而无从下手。在多数国家，税法对有形商品的销售，劳务的提供及无形财产的使用都有严格区分，并制定了不同的课税规定，但在网上交易中，交易对象都被转化为：“数字化咨讯”，许多产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形式，通过电子传递来实现转化的。在跨国电子商务中，这就使销售利润、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的区别却难以确定。特别是对于客户购买的是数字化（digitized） 的产品或网络服务（例如软件、电子书籍报刊杂志、电子音像制品、远程教育、网上寻呼咨询等） .网络服务还是能确定其收入所得性质，但数字化产品的销售所得性质却模糊不清。最为典型的是目前计算机软件交易。从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它是货物销售。但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来看，软件销售一直被认定为一种特许权使用的提供。根据国际税法的通行法则，课税对象性质的不同会导致税率税种及征税权的不同。对收入所得性质的定性差异必然引起征税适用的混乱。
贸易数字化范文6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