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范文1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资本主义范文2
关键词：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财产权利；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10-02
一
追名逐利是人类的天性，资本主义就是这种人性的体现。中国人一样有这种天性，梁漱溟和冯友兰认为，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不是钱财，而是做官，所以，中国再独立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读书人并非如此，而是采取迂回的路线追求钱财，就是先读书，然后做官，通过做官来发财致富。而读书人之外的其他中国人，比如工商农之类，则直接追求钱财。没有钱财，任何人都别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中国的资本家可以分为官僚资本家、贵族资本家以及没有官僚和贵族身份的民间资本家。其中，官僚资本家因为手中的权力，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积累大量的财富，一方面，他们掌管着君主或国家的资产，容易把这些资产占为己有；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盘剥其他社会阶层。当然，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一旦失去这种权力，其财富就如同泡沫一样，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比较起来，那些纯粹的民间资本家尽管可以通过拉拢腐蚀等手段从官僚手中获得一些权力和利益，但其积累财富的速度恐怕要慢一些。从小商到大商，再到巨商，往往要经过一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
现代西方资本家所经营的那些公司，往往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虽然在几千年前就有资本家，但没有能够持续几百年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包括那些民间资本家，如果能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资本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中华大地上萌芽过。
二
中国古代资本家和现代西方的资本家都要接受市场规律的考验，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或者继续生存或者被淘汰出局。但是，中国古代资本家，除了要承担这些经济风险之外，还要承担西方资本家所没有的政治风险。中国资本家所面对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内部战争，二是帝国的政策。战争需要费用和开支，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持。资本家没有别的资源，只有金钱这种资源。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立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从高祖刘邦直到末年的哀平帝时多次将豪族强宗迁徙到关中。”前120年，汉武帝实行针对商人的算缗。不仅对车舆征收重税，而且工商业者必须按拥有财产价值的6％纳税。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告缗。大规模的告发使得那些被发现对财产申报不完全、估价不实的“中家以上”的完全破产。他们的土地、奴婢与其他财产都根据皇帝的命令被没收充公。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帝国长期以来采取抑制和打击商人的政策?工商业发达可以增加帝国的税收，可以安置因为人口增加而形成的大量流民，为什么从秦始皇以来，一直都采取歧视、抑制和打击商人的政策呢?我们习惯于从儒家学说中寻找原因，当然，儒家意识形态是蔑视商人的。但是秦始皇不相信儒家，依然消灭商人；刘邦对儒家不怎么尊崇。同样抑制商人的发展，所以，从意识形态方面解释这个问题，总是不充分的。我认为，帝国采取这种政策。恐怕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自由竞争的商业本身的缺陷。商人的追求就是利润，为了追求利润，往往不择手段，甚至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这和帝国追求的稳定目标是不协调的。越是需要某种商品的时候，商人往往越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人心恐慌。古代中国没有现代的那种智慧，用法律手段规范自由竞争的秩序，而是运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用消灭工商业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二是商人所拥有的财富和势力是游离于家天下政治体制之外的。许倬云说：“商业活动创造的财富，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集团所固定和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是商人自己的，同时，在大型工厂主和巨商那里，还有他所直接役使和控制的成千上万的雇工。商人所有的这种财富和势力在家天下的体制之外，因此为皇帝的家天下政治体制所不容。皇帝的这种体制允许个人拥有私人财产，但数量上不可太多，从皇帝的利益说，人民只要养家糊口、繁衍后代就可以了。帝国所要求的士，是帝国奴才那样的士，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帝国所要求的农，是小自耕农，不是豪强地主那样的农；帝国所要求的工，是小手工业者，不是大型的工厂主；帝国所要求的商是小商小贩，不是巨商大贾那样的商。除了皇帝独大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大。这些小民的财产没有法律保护，随时都可以被皇帝拿走。帝国和商人的关系，如同农民和猪的关系，当瘦小的时候，就把它喂养起来，一旦长大了，就拉到屠宰场杀掉。
三是市场利益上的冲突。皇帝虽为一国之尊，以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也插手经营工商业。从汉武帝以来，朝廷本身就实行盐铁专卖，垄断经营，因为这两项产业关系国计民生，有丰厚的利润。唐朝不仅盐铁专卖，而且酒茶专卖。明朝皇帝经营矿产和地产。官僚阶级往往是官僚、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这样，皇帝和官僚就和那些民间商人处于竞争状态，当然，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因为皇帝和官僚手中有民间商人所没有的非常可怕的武器，那就是枪杆子和政治权力，他们间或使用这种武器，置民间商人于死地。许倬云说：“政府不仅专营盐铁，而且通过对其他商品的买卖牟利与一般私营商业展开了竞争。”
更深一层地说，为什么中国有资本家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西方却发展起来了呢?因为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社会是个一元化的社会，而西方封建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君主、贵族、教会、法庭等多种政治势力博弈，商人阶级周旋于这些政治力量之中，寻求不同势力的保护，通过君主买来自由的权力，与贵族联合迫使君主做出更大程度的让步。中国商人只有皇帝及其政治体系的保护，离开这种保护，或者被这种政治体系打击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依靠，真正处于孤苦无告的状态。
三
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一个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技术的、精神的、信仰的等许多方面，其中最根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政治制度。没有这种政治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有三个层次的政治意义，一是不得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利，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荷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有过“大权利”，国王不得利用政
府的手段，侵犯公民的财产权。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础，就像哈耶克所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国王不得利用行政手段逮捕和伤害公民。这些内容在古代中国简直无法想象。皇帝杀人如儿戏一般，做皇帝的最大学问就是两个字：杀人。西方近代以后，唯一可以剥夺公民生命财产的是法院。西方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力量。中国古代法院一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是皇帝和政府系统开办的，不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公民之外的第三支力量，而仅仅是行政系统或者说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西方社会中。是行政机关、公民或议会、法院三支力量相互牵制，中国因为长期的奴化教育和专制统治，臣民成为官僚系统的附属物，使社会带有明显的一元化的大一统的色彩。
二是利用政府的力量，为资本家保驾护航。政府成为一种服务机关，在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同时。通过立法等手段规范竞争秩序。政府利用其他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如威尼斯的海军为威尼斯的商人保驾护航。吴思说，一个中国的货轮公司聚福洋行每年花相当于上百万元人民币的银两买来一面法国旗帜，他们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五六个法国士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法国人倒卖给中国人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
资本主义范文3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新鲜，每次危机都会有反思。但这次危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等，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累积，这意味着，资本追求增殖的冲动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而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进一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如果对经济危机无所作为，则市场不但有可能无法克服危机，而且可能走入危机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如果采取干预措施，则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能够走出危机、恢复平衡，然而，如果把各个时间段连成一部历史看，那么任何干预措施都不过是转换了危机形式或者转变了危机的空间或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时间。
之前的数次经济危机，通过向其它领域或者国家转移剩余资本，就可以得到缓解，或者通过金融手段，创造更多的期货市场，用未来的时间换取容纳资本的空间，也可以消除危机。而这次，似乎空间和时间的手段都已经不再有施展余地。所有推迟的问题，都会有集中爆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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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18-04 一、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述的评论
我们知道，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许涤新，1980，第326页）并认为：这一矛盾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决定和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一切矛盾。
然而，经过深入思考，笔者发现，这一基本矛盾的表述并不科学贴切。现将自己的看法陈述于后，以与学界同仁共商榷。
（一）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十分明显，在上述表述中，“生产社会化”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私人占有”表明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或特征。因而，这一矛盾揭示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它说明的要旨是：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以资本家私人占有为特征，这在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wwW.133229.COm
按照以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揭示的要义推理，既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应该是生产力不断趋缓的发展态势或者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态势之中（与社会主义经济相比）。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事实却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1972，第256页）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震撼世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科技革命又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产生的。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率先进入了以信息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而反观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整体生产力呈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起初差距不断缩小，而后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以上历史和现实表明：以产权私人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推动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可以说没有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二）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没有准确论证出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这一命题
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之所以认定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其主要依据是：生产社会化造成各个经济实体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协作的错综复杂关系，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客观上就要求社会在宏观上统一制定计划决策、统一组织安排生产，以实现社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由此，就要求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而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必须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公有制。
如上之认识，从纯逻辑、纯理论的视角来看，仿佛严谨合理、无懈可击。可是，只要深入地思索一下，就可发现，如上的论证存在着以下纰漏：
其一，计划经济如要取代市场经济，必须具有一个前提优势，就是首先要确保经济计划本身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否则，以错误的、滞后的宏观、中观计划配置资源、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其结局只能是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社会的巨大损失，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人们能否在高度集中或曰高度集权的层面上，比如，在国家的层面上，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高效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呢?
关于这一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实践都证明，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计划经济自身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即计划决策的日益集中与社会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日趋复杂之间的矛盾①。在这个矛盾体中，一极是计划决策越来越集中；一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交换、分配关系日趋复
，社会成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这两种趋势“纠结”在一起，势必导致计划决策与现实需求的脱节，计划决策必然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难以保持它应有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无数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无法依靠自身的改进加以解决——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其最终的结局必然被务实的、理性经济体制所取代——就我国来看，高层宏观计划决策屡遭挫折的教训使得传统体制下的重要国家经济管理机构——计划委员会最终摘牌且更名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一个铁证。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即删除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铁证。
由以上分析可知，计划经济由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使得它在实践上并不像人们在纯逻辑推理中所表述的那样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由此，社会占有产权的重要性也就打了折扣了。
其二，社会占有产权，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即保障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对社会需要进行一下分析，可以看出，广大社会成员不仅有着共同利益的需要、共同消费的需要，还有着各个不同的个人利益的需要、个人消费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共同消费的部分，其每个人的具体消费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建立图书馆是社会的共同需要，但每一位读者的阅读对象却是各不相同的，如此等等）。因此，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为社会利益服务，是要具体地体现在为千差万别的个人利益服务之上的。
在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为市场而生产经营的，无论是产权公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是产权私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皆是这样——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其本质就是为他人、为社会生产经营，也就是直接为消费者生产经营。由此，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两端连成一线，中间没有其他层次环节，这在客观上岂不最能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服务这一本质要求吗！
由于产权私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样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本质要求，因而，社会化大生产也就并不必然要求产权必须全部归社会所有。典型的，如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国内来看，我们也可以举出无数有力的例证——有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三资企业）近乎从零开始不断发展壮大，现在经济总量业已占到全国gdp总量的60%，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张平，2009）。——非公有经济为什么能快速做大做强？——因为它适应市场——适应市场就是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也就是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本质要求（当然，这里的社会化大生产并不特指企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指全社会商品生产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其三，生产的社会化并不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们从事劳动的性质——是“谋生劳动”还是“乐生劳动”——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着产权究竟应该是高度公有的，还是较低程度公有的，抑或是产权明晰到私人的。显而易见，在以往以及当下社会人们的劳动的性质为“谋生劳动”的制约下，人们从事劳动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利益的需要。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为私”心态，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公有产权经济的运作发生矛盾和碰撞——我们知道，公有经济要想搞得好，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的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无私为公、乐于奉献的高尚品德。然而，在现实中，公有制经济内却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贪污受贿、消极怠工“搭便车”等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从深层次来看，只能由人们当下从事劳动的“谋生”性质所导致的普遍存在的自私观念来解释。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非公有经济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形式。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的劳动性质由“谋生劳动”升华为“乐生劳动”，从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时生产的社会化才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不过，以上结论并不排除在人们“谋生劳动”性质条件下特定行业公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个人需要，而且还有着共同利益
、共同需要，这些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客观上要求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健康发展）。
（三）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真正致因
传统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它不仅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笔者认为，如上的推论是欠妥的。须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源于资本家的盘剥。可是，仔细想来，普通劳动群众失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购买力），恰恰是剥削者——资本家阶级增加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购买力）。这样，从全社会来看，社会总需求的规模就没有缩小，这又怎能说“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呢！
（四）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亦不能准确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矛盾的根本致因
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表现为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不断地采用新工艺，扩大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日益社会化，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绝大部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所占有，他们拥有巨额财富，而广大劳动群众所占收入的比重则越来越小，这样就必然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其实，深刻地思考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矛盾的根本致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正是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家才尽一切可能贪婪地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切，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对抗。因此，我们不应把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本致因、原生致因。
二、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述
概括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不能充分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准确论证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产权的必然性；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爆发经济危机的深刻致因；而且，亦没有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对抗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表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应该表述为——资本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和行动与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之间的矛盾。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但现实中剩余价值又总是有限的，才使得他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由此也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
还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且实施一切能够实施的“逐利”行为，但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又总是有限的，才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爆发经济危机。
又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才使得资本家贪婪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血汗，占有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而造成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矛盾。
同时，还可看出，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他们才不得不经常调整生产关系，尤其是调整分配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劳资之间的矛盾不致于过于尖锐、突出而影响了他们的长远利益。
再有，我们又看到，正是由于如上矛盾的运动，才引起了资本家阶级内部的激烈竞争与冲突，从而出现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才加剧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和附属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如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述和马克思本人的论断也是相吻合的。马克思（第一卷，2004，第156-157页）说：“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而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于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这里的“货币贮藏者”在《资本论》的语境中显然应该理解为资本家——笔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马克思在这里从根本上阐明了——正是货币经济、市场
济的存在，才放大了人们的贪欲，才使得资本家和以往社会的剥削者相比，具有无止境追逐价值增殖的冲动。
马克思（第三卷，2004，第278-279页）还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显然是说，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笔者），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这是在说，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及其行动——笔者）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毋庸置疑，这句话的含义和笔者的相应阐述是完全一致的——笔者）。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矛盾。”
总之，资本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和其行动与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衍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因此，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三、简短的结语
自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算起，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700年的历史。700年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讨一刻也没有停止。当然，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马克思。不过，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穷尽这一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解读资本主义，需要适时修正业已时过境迁、业已缺乏现实解释力的传统观点——包括某些重要理论。比如，在20世纪初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史实。再比如，传统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然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3，第326页）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引领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小平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论创新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杰出榜样。
同理，对于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我们也必须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给予新的解读。否则，继续恪守传统观点，并以传统观点解构当代资本主义，并按其逻辑的推演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必然日益困惑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必然导致与其差距越拉越大；必然继续大搞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左”当头，打击、遏制乃至消灭非公有经济……这说明，重新认识和阐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经典作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概括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然而，人类任何经济制度都有它的基本矛盾。概括和提炼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人类经济制度变迁，丰富现有的计划经济制度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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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主义范文5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创者，20世纪社会学大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社会学中有深远影响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韦伯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的起源，他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先天的亲和性，并在这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动力。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韦伯的资本主义观
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从古至今，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以及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我们许多学者，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被马克思长期抵制和批判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现代翻版就算是此时此刻也是屡见不鲜。韦伯的反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分歧，其唯心主义倾向我们需要理智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从他的学术主张看来，韦伯并没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是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做出解释，韦伯一直在强调，他只是想明确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精神”在世界上的质的形成与量的扩张，宗教影响力是否曾参与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到何种程度？他在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大推力之时，并没否认建立在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物质手段和制度手段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这个高度理性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仅靠物质和制度层次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支撑，这种多元因果论是韦伯命题的前提，也是整个逻辑得以成立的合理性所在。
韦伯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生活中的必然因素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后者是前者的反映。尽管他们承认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但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只是“一定的”，“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在上层建筑诸因素中，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又主要是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形式和法律制度等。“作为传统存在于你们头脑中的思想文化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p477-478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赋予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要性要比历史唯物主义大得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问题，它也牵涉到文化和大众心态的转变问题。没有人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在这里韦伯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教育和改造问题，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那些只注重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韦伯在论述过程中为了突出精神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过份强调加尔文教神学中的先验成分，忽视并贬低世俗理性主义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似乎又滑到了德国学者“唯意志论”的老传统。尽管如此，韦伯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当今世界，“现代性”无疑已经成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何谓现代性？从纯粹学理上说，“现代性”似乎可以表征为不同的层面，今天的人类或从物化的层面进入“现代”，或从价值的层面进入了“现代”。其实，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早就向我们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不只是对物质的追求，更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对物质的追求与禁绝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合体。
现代化的起源，概而论之，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是近代从经济合理性中引申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即勤奋节俭、精打细算、进取和开拓的精神，而新教及其伦理道德，之所以能比其他因素更直接地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就因为它比其他因素更能体现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本质。另一方面，韦伯进行他的宗教社会学、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韦伯在不念书包括他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外部与内部先决条件、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识形态能动因素等都作了全面考察、梳理，从作为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出发，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根源，他认为历史在这里回复了它的全部复杂性。
三、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
韦伯从宗教的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辟蹊径的剖析，命题之下，还掩映着这样的蕴涵：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在东方失去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韦伯认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所以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是因为缺少了新教这个变量，儒教不能承担类似的角色，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早已渗透到众人的行为模式中，人们自觉地生存于社会等级系统之内，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有限的权利之内争取生存，即便社会，社会结构仍保持不变，这种结构性的稳固弱化了变动和创新的动力，成为了放弃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国的道德追求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谋利等人之欲望在儒家传统看来本身就是与道德理想想悖离分，也是阻碍人趋于至善道德的障碍，与新教中倡导营利的伦理不同，轻利的社会准则即便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韦伯看待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断裂问题眼光独到，但不少学者将韦伯的研究断定为一元论或是唯心论，这就是笔者在文章开始所提出的误解，韦伯在书中多次提到对唯物主义的重视，“必须首先考虑经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2]p125，也提到他的研究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他警告人们任何一种片面的解释都不可能得到最终的答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视角对我们当今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一项制度的发展也必然有其合理性与时代性，我们应该以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借鉴作用。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实践教学成果（201129）。指导老师：首作帝
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范文6
金融渠道的介入繁荣了中国的电影市场，但风光背后也难掩风险的困扰。
最好的时光
每年几百部的新片、连番增长的票房收入，令热钱汹涌而来，使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影业突然焕发出中国式的生机。
国家广电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持续走高，全年总票房达到131.15亿元，比2010年增长28.93%。这意味着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已进入世界三甲，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20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也佐证了2011年为国产电影整体业绩最好的一年。
在楼市凋零、能源暗淡，甚至火暴多年的互联网也遭遇华尔街冰冻的时候，数据为电影产业披上了一袭华美的裙袍，令众多投资者闻风而来，趋之若鹜。据已披露的信息统计，2010年影视产业投资事件4起，2011年9起，投资金额总额达1.36亿美元。
而早在一年多以前，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熊晓鸽就曾将电影产业形容为投资人的“新蓝海”。如今看来，分享电影盛宴的远不止他一人，例如总投资额高达6亿元的《金陵十三钗》。
事实上真正令金融圈惊诧的是民生银行对该片1.5亿元的贷款，此举创下了金融业对单一影片的最大投入。与此同时，与《金陵十三钗》对垒贺岁档的《龙门飞甲》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身后是北京银行的“打包贷款”支持。北京银行朝外支行一次性“打包”贷款给博纳影业1亿元，用于《龙门飞甲》、《不再让你孤单》等四部电影和《十月围城》电视剧的拍摄，以此分散风险。
据相关机构统计，截至2011年11月，已经披露规模的文化产业基金数量为83只，包括大摩华莱坞基金、IDG新媒体投资基金、腾讯影视投资基金等等，总规模折合1330.45亿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产业资本各路游资的参与，乐视网投资了《机器侠》；光线传媒投拍《画壁》；湖南广电、江苏广电等依托渠道平台优势，成功加盟《建党伟业》等影片；盛大、非常完美、麒麟三大网游公司亦争相进军影视投资。就连退役还学的姚老板，也不甘落后地插了一脚，据说将和好莱坞独立电影制片人杰・考贺恩成立一个电影基金，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面对“激情澎湃”的资本市场，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在接受采访时对前景预期乐观。他认为未来3到5年内，中国电影产业将全面迎来资本时代。预计未来将有8到10家公司赴港或在国内A股上市，融资规模将超过150亿元。另外，由于民间资本的活跃，预计将有50亿～60亿元投入到电影产业。
中国电影产业或许将迎来最好的时光。
放牛班的春天
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亚瑟・史密斯将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描述为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而早在1978年我国观影人次就曾达到231亿的高点。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是国产电影业的低潮期。原本属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电影从行政体制中脱离，但还没完成市场化转型，大量DVD和录像带等音像制品冲击着国内电影市场，国内年票房收入一路跌落到10亿元以下，大部分还来自跟国外分账的10部进口大片，行业一潭死水。
直到2002年底，国产大片《英雄》的公映，拉开了国产电影市场复苏的举幕，随后的间，中国电影票房几乎以年均超过30%的速率快速增长，直至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创纪录地实现了超130亿元人民币的年票房总收入。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单片亿元票房，现在每年都有十几部电影可以轻松跨越。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中国电影从2003年的10亿票房起步，连续6年平均增幅超过25%，市场总量提高了6倍。2007年的票房冠军《集结号》令人记忆犹新。该片为华谊赚到了17%的回报，招商银行也因此名声大噪，后者为《集结号》提供的5千万无担保授信贷款成为银企合作的经典案例。
这一年还诞生了第一只私募电影基金铁池。时任铁池创始人的戢二卫计划在五年内投资拍摄20～30部中国元素的电影投入西方市场。电影基金得到大批影人的支持，称其为“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
同样是2007年，红杉资本入股保利博纳，这家中国最大的民营电影发行公司获得了大约三千万的第一笔资金，当然，忙着与各个娱乐公司老板会面的还有IDG的熊晓鸽。2010年， IDG资金现身《山楂树之恋》，该影片票房过亿元，成为历史上最“高价”的文艺片。
据《2011中国影视产业基金报告》估算，2006-2011年上半年，国内投资影视产业的文化产业基金已经接近30只，未来5年，还会有不低于150亿的资金涌入影视产业领域。
另外一项预示市场前景的指标是新增银幕数量。去年，中国新增了约3000块电影银幕，全国银幕总数达到约9000块，其中不乏IMAX-3D巨幕。而“中国巨幕系统”的成功研制，又为影院建设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数字还意味着中国电影市场将缔造一个长期增长的神话。
更多资本开始蠢蠢欲动，但大都只愿重复那些已被证明的成功，这到底算不算中国电影的好时代？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主管电影业投资的米勒曾这样形容电影工业的代表好莱坞：电影像一盏灯，总会有飞蛾扑过来。
勇敢者游戏
毫无疑问，电影产业满足一项“有价值投资品”的必备前提：高速增长、喜闻乐见，却也令投资者尸横遍野。
因为资本涌入，2011年的中国影业火力全开，然而产能极限状态下出品的国产片中三分之二被影院拒之门外。而在上映的电影中，只有20%左右赚钱，10%打平，剩下70%亏损，耗资巨大的大制作影片账面浮亏。
如投资1.5亿的《战国》总票房不到8000万，投资浮亏接近1亿；投资1.5亿的《关云长》总票房仅为1.6亿，投资浮亏也超过了5000万；号称制作费高达2亿的《倩女幽魂》总票房不到1.5亿，投资浮亏也超过了亿元。而投资巨大的《金陵十三钗》也仅以6亿多的票房收尾，按照现有的国内分账比例计算，该片票房收入达到13亿方可回本。
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电影淘金者而言，电影行业依然是一个风险大于收益的行业。这也许是上文提到的私募电影基金铁池从风光面世到黯然清盘的最大原因。
事实上，投资电影面临多种风险，如政策调整、费用超支、“撞车”、盗版……林林总总。对于大多数PE、VC来说，电影依然是一个盈利模式不明确的行业。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王中军就在此前一次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电影总体来讲是阶段性不健康，泡沫很大。而银行方面则称，其他很多贷款项目都有固定资产抵押，但电影投资失败只会空留一堆废胶片。
“成本虚高、片酬虚高，很多投资迷信大明星、大成本，而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就是品质，对行业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中国电影集团总经理助理赵海城认为，电影市场的非理性源于对资源的盲目拼抢。
引进大片是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风险。在2010年超过100亿元的票房中，国外大片票房逾40%；而2011年，《变形金刚3》在中国内地吸金11亿元，而《功夫熊猫2》的票房则为6.17亿元。
与大制作的高举高打不同，小制作电影以出其不意的效果成为了2011年的黑马。其中投资仅900万元的《失恋33天》，累计票房高达3.5亿元，获得了近17倍的投资收益，堪称经典案例。
这部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爱情文艺片《失恋33天》，并非本年度质量最好的华语片，而在影片上映前夕，宣传方负责人张文伯在接受采访时还埋怨，《失恋33天》在上映前后遭遇了《猩球崛起》、《铁甲钢拳》、《惊天战神》及《丁丁历险记》四部好莱坞进口大片的夹击。这也让很多以“大片”为主打的影片制作企业意识到了靠近市场需求、精品化的重要性，纷纷将2012年的制片策略调整为突出精品，而非强调影片数量和投资规模。
假如明天来临
如今的电影市场，泡沫已经开始膨胀，要想真正品尝到电影资本的饕餮，需要更多的途径和智慧。
2011年12月，《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布意见稿，从降低准入门槛，采取财税、金融等扶持政策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加强对电影产业的支持。从对产业外部宏观环境改善，到电影票价、电影版权保护，乃至地方政府鼓励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为影视制作及发行机构提供贷款等，无不体现政府对电影产业的规划与扶持。
所有这些指向明确的政策无疑都在传递着一个信号――金融系统要全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而电影产业为了取得金融系统的支持必须严于律己，“对投资人负责”是中国电影从业者应该树立并牢记的一条要义。用更专业化、规范化的财务制度和制作流程通过金融系统严格的检验。
据了解，中影股份已经联合艾亿新融资本推出了中国首个电影票房量化分析系统(BRP)。正如晨星之于基金投资、穆迪之于债券投资，BRP将帮助电影投资人、银行和金融机构、制片人量化一部电影可能的收益。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早已不鲜见，投资海外大片已渐成势。据国外媒体报道，吴征、杨澜夫妇的阳光媒体集团和嘉实基金将创立一个8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重点致力于将海外热映电影推向更为广阔的亚洲与中国大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