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1
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 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2
在运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理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反对将社会状况分析同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相分离的形而上学做法。第一国际时期，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引起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实，巴枯宁意识到了剥削阶级国家的祸害，拉萨尔认识到了工人阶级进行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他们都不懂得只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他们提出的成立国家银行，国家提供帮助等手段均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废除国家，也解决不了各种差别，因而都不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最终办法。这些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能将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引向邪路，因而均遭到了马克思的反对和批判。这些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都是只注意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定分析，而没有看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即他们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时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考察，因而看不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讲改良，不说革命，这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19世纪70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理论，即不管每个国家社会状况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种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立即进行了反驳。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是否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环境。马克思的意思是，思考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我们要顾及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但绝不能死搬硬套，而应结合历史环境和社会状况作出选择。在这里，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只注意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考察，而忽视对俄国国情分析的片面性。
在19世纪80年代，从马克思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反对将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全盘搬到俄国，而是强调俄国在进行社会革命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条件下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即是说，俄国在村社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情况下面临革命选择，同时在革命条件下若不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那么想在村社制度和劳动组合制度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民粹派不主张革命，也没有提出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要求，只是期望依靠村社自发力量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这纯粹是一种幻想。从方法上说，民粹派失足之处在于只看到了社会传统的力量，而没有顾及到落后的俄国在实现社会变革过程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是不能不吸收的。在这里，马克思反对民粹派只注意社会传统因素的分析，而忽视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的形而上学方法。
二、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问题。就未来新中国走什么路和路怎样走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
1．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又结合他对马克思“五形态论”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论证了中国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两步骤的设想，即第一步是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在进行第一步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能科学把握中国国情，所以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和领导力量等若干问题，又能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结果将中国民主革命搞成功了。对此，邓小平有极高评价。他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1](P344-345)
2．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毛泽东又进行了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党的八大正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认识生产力，并寻找发展生产力的路径。在这方面，毛泽东通过探索揭示了生产工具和经济形式演变规律，开创了探索发展生产力途径的先河。
早在1948年，在论述生产力发展引起阶级关系变化时，毛泽东已经谈到了从生产工具层面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毛泽东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2](P56)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论生产力变化怎样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方法的变化，我们必须看到的问题是，毛泽东已经从生产工具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头工具―简单的金属工具―较精的金属工具―复杂的机器工具”4个阶段，再加上毛泽东在剖析我国生产力状况时所提及的“自动化”工具，[3](P125)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从生产工具方面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划分是：“石头工具―简单的金属工具―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复杂的机器工具―自动化工具”。这样一来，事实上毛泽东从生产工具层面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再加上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形式演变规律的探索，他提出了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思路和设想。
第一，发展工业化。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建立之初，我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仍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其实是以复杂的机器工具为基础的，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机器体系。工业化既然要以复杂的机器工具作支撑，那么发展工业化就是发展复杂的机器工具。换句话说，发展工业化成了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这一弊端，毛泽东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发展科学技术。应当说，毛泽东是看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他一向主张发展科学技术。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要求人们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使之为人的生产生活和解放服务。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赞成周恩来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支持国家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发出了“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其目的在于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把我国生产力发展上去。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任何社会的生产方式绝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它必须采用适合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曾以经济形式为标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阶段。这一社会阶段划分思想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规律。具体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生产范围有限，社会交往也就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经济形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商品经济尚不占主导地位。当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后，商品经济就取代了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主导的经济形式。在商品经济时代，生产力由机器装备起来，生产规模扩大，社会交往随之增多，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劳资冲突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使社会进入不再有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产品经济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经济形式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以从生产工具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为基础的，它们是统一的。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人类社会是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即生产力发展要采取商品经济形式。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社会阶段划分思想，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的想法。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许多地方搞“一平二调”，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经过反思，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是不能忽视的，更不能人为消灭。为了及时纠正这一“左”的做法，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商品经济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针对大跃进中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毛泽东指出，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我们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调拨的产品还只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多数产品需要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商品生产自古就有，它同哪个经济制度相联系，就为哪个社会服务，成为哪个社会的商品生产。据毛泽东考证，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4](P439)商品生产不是专属于某一种经济制度的。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经济形式要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其二，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了，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之时，人们才能废除商品经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起来之前，要想人为消灭商品是不行的。“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4](P440)何况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还未完全社会化，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4](P440)把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谈话要点联系起来看，他其实提出了这样两个论断，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二是在我国不能人为消灭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必要的，有用的。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他曾说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地上工厂，也可以开地下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夫妻店。[4](P170)我国新时期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3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hi138\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4
[论文摘要]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从发端到成熟，其思想进程基本吻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其产生的一致动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点。我们应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纳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
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所作的两种基本概括和理解。所谓五形态论，即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思想。而三形态论一般是指“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性”渐次发展的思想。那么，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如何，哪一概括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在探讨中，有人推崇五形态论，认为它是马克思对整个人类经济形态演进过程的科学概括，在逻辑层次和理论根据上更为根本；有人则推崇三形态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是对五形态论的否定，况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因此，三形态论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复杂性，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本意；有人则认为，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辩证统一的，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体系。
对于以上几种意见，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毫无疑问，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五形态论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运动和客观规律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性质)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样态所作的一种划分。而三形态论则主要是从人类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地位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的个性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所作的一种阶段划分。但是，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也是内在统一的。根据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并参考借鉴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进程的统一性
马克思五形态论的雏形见之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所有制形式”概念，并根据生产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形式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认为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第1卷)，而“现代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无法消除异化现象而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第1卷)。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还不够科学，他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初形态和未来发展还带有一些思辨和推断的色彩，但是，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已初显轮廓。
在随后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借以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标志，即“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并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第1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不再提及当时缺少史料支撑、带有推断性质的部落所有制，五形态论暂时变成了四形态论。
1850年代，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根据当时的认识将之视为人类最初的经济形态。他将有关思想集中反映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指导其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了科学的阐述，科学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经济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2卷)这就是被后人常常引以为据的一段经典表述。
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在该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复归为线索，同时结合所有制的更替来探索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概括出从公有制形态的“真正的人的社会”向私有制形态的“异化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向公有制形态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演进规律。这一概括虽然还带有较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三大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线索还是比较明晰的。
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并且开始运用正处于形成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进行论证。马克思提出，分工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1卷)由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并非出于人们自愿，因此，“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第1卷)。那么，如何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呢?“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第1卷)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三形态可以概括为：无分工的社会——有分工的社会——消灭了分工的社会。
马克思三形态论的经典表述见之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作为根据，提出了三种经济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总之，从思想的起点来看，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同时发端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时期的1845年前后。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就同时包含了两者的理论雏形。而从思想的成熟度来看，对两者分别进行经典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也是同一时期的著作，并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1859年1月为他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作的序，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又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可见，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思想进程是基本吻合的。
二、提出动因的统一性
众所周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动因。在一定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得以产生的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因。
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作用“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但是，它“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其中，将其“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而否认其“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第3卷)，就是一个根本的理论错误。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起到了历史的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威胁到这种地位时，它蜕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变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的舆论工具。“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第1卷)，成为其理论活动的风向标。而此时，竭力否认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完美性，成为其理论活动的中心任务。巴师夏之流宣称：交换是各个阶级和谐起来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组织”，是“自愿的和进步的组织”，因而也是“和谐的组织”。
当时同巴师夏等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相呼应的，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试图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对峙。他从抽象的“好”“坏”概念出发，认为一个社会是由好坏两个方面组成的，因此，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保存好的、消灭坏的。尽管蒲鲁东的观点极其荒谬，但是在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奇谈怪论，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开始了他的理论批判。
针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散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明确指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第1卷)他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生产的观念是非常奇怪的，在论证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的必然性时，他们承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性，说封建制度是人为的历史阻碍；而在反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时，他们又拒绝承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性，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第1卷)
针对蒲鲁东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结论，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是贫困的幻想”；“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第1卷)马克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第4卷)
理论批判的过程也是理论建构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各种错误的经济形态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建构自己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他按照两条思路勾勒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图式，即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侧重于所有制关系演进的五形态论、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侧重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三形态论。无论哪一个图式，都是为了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第1卷)；都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及其最终命运——它必将因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双重阻碍而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
三、理论基点的统一性
无论是五形态论还是三形态论，都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都同唯心史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人出发考察历史，在他看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1卷)。因此，考察人类历史，必须从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发展的过程的研究开始。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说明，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中，人们必须面对和处理两种不同的关系：其一，人们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并且总是要同一定的劳动对象(最初和最根本的总是来自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二，人们的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总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人们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第一种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的减少，即人越是远离动物般的对自然的完全依赖，就说明社会生产发展的程度越高；而第二种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人与人彼此分裂的程度的减少，即人逐渐消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第1卷)，并最终趋向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与人的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而这两种关系的发展不仅体现着而且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上述两种关系发展阶段的考察，就成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发展的两种基本视角。
五形态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从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正因为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才正确揭示了五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最终动因——“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1卷)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5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斯大林问题谈过一个看法：“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同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随着苏联的演变，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更加激烈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实际上是斯大林问题进一步的恶性的发展，而且其影响更为广泛、深远，因而可以预见，有关的争论会更加激烈、持久。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样复杂的历史性事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对苏联演变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说出各种各样的道理，也许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争论是五花八门的。撇开各种细节的争论，从总体上看，有关苏联演变问题的争论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分歧是从属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它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注定了苏联必然。也就是说，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管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会发生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样的悲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否定，而且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耳熟，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是借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攻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为“极权社会主义”，发誓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过去的一切”。所以1991年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时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苏联演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论断是否符合实际，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怎样汲取苏联演变的教训是密不可分的。老实说，国内某些人是借着苏联问题说事的，他们对中国今后怎么发展有一套看法，但有的话不好直接说，因而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件事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苏联问题的背后是中国问题，这一点，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的。
《一论》、《再论》提出了评价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呢？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就对科学地全面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当时我们党在领导下，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顺便说一下，到了90年代中期，我们党再一次肯定了《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指出：“今天，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也解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的挫折。回过头来重读《一论》、《再论》，我们惊人地发现，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一论》、《再论》了，有的人更是把“两论”妖魔化，把它攻击为“左”，不屑一顾。我倒是认为，应该认真读一下《一论》、《再论》以及的有关论述，看看我们党当时是怎样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1956年8月底，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一论》、《再论》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的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这一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读这一段话，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尔巴乔夫之流，因为他们正是打着“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告别过去”等口号下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对于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一论》、《再论》明确回答，这些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生产发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苏联的经济能够以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且在希特勒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进攻的面前，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打败法西斯。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再论》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的缺陷上。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时地通过改革和调整加以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产生于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层面上的缺陷，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体制。第二，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及时调整了体制中日常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不适合需要的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及时地进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和体制，还需要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不符合客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与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严重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分不开的。
《一论》、《再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在苏联演变的新形势下围绕着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仍应坚持《一论》、《再论》所表达的这一基本方法论原则。
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看，
必须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指的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包括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等等。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人们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之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创建的模式。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分析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样一段历史时期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作出价值判断。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的具体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根本性质的层次，即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二是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层次，即它们在苏联条件下是怎么实现的，这体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上。
从根本性质层次来说，苏联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广大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敌对势力实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思想上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用常用的话说，也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它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说，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根本的内容。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这一层次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我们党曾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的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方面”，即任何国家只要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这些东西。就这一层次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相同的：两者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往往把矛头指向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这样。例如，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政治垄断，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说成是经济垄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说成是精神垄断。他们提出，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垄断：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多元化。他们借口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需要警惕的。
为什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质层次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呢？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任务在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做到。可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性质这一层次上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否定。
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角度看，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作具体分析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作具体分析。这一层次的内容，在制度上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概括地说，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企业只是计划执行单位；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执政党手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如此等等。我们不来具体地描述苏联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机制，对其优劣、对错分别一一进行评价，只是说明一些评价的方法论原则，并从总体上作一评价。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时，应该把握以下方法。
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看到存在弊病的一面，也看到有正确的一面。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基本制度应该充分肯定，而且对具体体制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对这些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机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经常有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批判和纠正的。有人着力谴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他们不顾事实地渲染肃反错杀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五千万人，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错误显然是与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
其次，应该历史地分析，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开发新的地区。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那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
第三，应该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应该看到，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把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评价，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
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该怎样评价呢？在社会制度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不能完全否定，还有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则需要进行改革。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的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这样讲：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许多弊病，必须纠正，绝不能照搬。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典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对照搬，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轫于此；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又是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应该“三七开”。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学习的。过了近40年，我们党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苏联在7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在帝国主义包围并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疯狂进攻面前，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国，保卫了祖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些伟大成就是大家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正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保证。试想一下，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和军事进攻面前捍卫国家独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呢？
这里，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规律。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先是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从而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过去”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正是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的根本原因。总结这一教训，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地断言“失败”。类似的“断言”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是苏联
演变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的
决定性因素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被颠覆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演变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6
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直至19世纪末，出现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展开的著名方法论之争，才使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加系统化，并成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拒绝承认社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主张制度变迁的自然化论。(2)反对从个人出发演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不是研究孤立的现象，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有机整体，必须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3)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利心，还包括虚荣心、荣誉感，甚至单纯习惯等。因此，对经济活动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在反对个人主义抽象演绎的同时，也把科学抽象法否定掉了，所以，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的只是各种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堆积。正如马克思评论历史学派时指出的：“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尽管如此，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还是从历史学派方法论中找到了灵感。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时，开始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中演绎出的“市场秩序和谐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新的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于是，他们在对历史学派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的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采纳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形成了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理性最大化选择出发，对价格、供求、竞争等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还必须联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法律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把这些非经济因素归结为“制度”，并认为应该从制度整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上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制度”通常是指行为规则，包括习俗、文化、法律等内容，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瑟福把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归结为三方面：(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其关系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力量演绎而来。
从这个纲领可以看出，这里的“整体”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而是“现实整体”和“思维整体”的统一。现实整体是指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而思维整体则是指从总体上对社会有机整体的一种抽象认识。在老制度经济学那里，这种抽象表现为从社会有机体中抽象出的、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他们将其归结为制度。应该说，老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并试图用制度整体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上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对克服经济学上个人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无疑起着进步作用。然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就认为老制度经济学是反理性的，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整体主义方法的确有很大的缺陷。
三、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局限性表现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上，具体说：
首先，虽然他们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抽象的局限性，并试图降低抽象程度，用制度从整体上来认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但却不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做出合理的抽象和科学定义。如凡勃伦将其定义为习俗、惯例、文化等，强调习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康芒斯则有时将其定义为习俗、法律及家庭、公司、工会等“运行机构”；有时从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关系的角度，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强调法律和习俗对人的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这里的制度概念基本属于马克思所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由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对经济行为具有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更不是经济规律内容本身。但老制度经济学却把习惯、法律等制度内容当作经济规律内容本身，结果，他们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无法揭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次，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时，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动态、演进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不可能科学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如凡勃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物质力量看作阶级形成的基础，把阶级群体看作制度变迁的主体的主张。在他看来，阶级的产生与转换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思维习惯、真善美意识导致的，即阶级的产生是习惯转变的结果，占有财产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心理反应。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科学技术人员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方法就是让科学技术人员掌握经济控制权。他把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人的“本能行为”，尽管有时他也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而康芒斯则指出，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都有缺陷，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想消灭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期望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利益协调；极端集体主义期望在集体财产基础上未来利益的协调。它们都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达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但理论经济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僻释交易现象的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被归结为立法和司法机构规定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习俗的改变，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行动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片面强调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把个人行为看作是既定的环境、习惯和规范等制度约束的结果，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建立的、更为特殊的习惯和常规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科学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机制，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它们的整体思维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由此可见，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种方法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其本质上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