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1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摆脱危机阴影。此次经济危机与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该文章将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虚拟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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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说：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_步。”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促发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革，而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又通过影响政策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正是在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互动变革中演进。要对这次危机的实质，以及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有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必须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演进历程和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考察，我们发现,本次危机如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它标志着由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大萧条的重演;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全球经济的复苏，绝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泡沫被挤出后的信心恢复与景气回升，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_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包括危机成因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任何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产生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它的_整套预先假设是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射，它的或隐含或明示的政策主张必然反映相应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因而具备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本质。经济学理论又通过武装理性认识，指导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反作用于经济史，二者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借用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取决于一整套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统称作‘积只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简称SSA),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相关范畴，包括技术、劳资关系、产业组织、货币与信贷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等。当这些范畴不能再协调一致地支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从而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既有的SSA就面临危机，直至重大变革促成新的SSA建立™3]。在从危机到变革的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当了重要的演进动力。依照SSA学派和很多持相似方法论的学者的观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经历了如表1所示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阶段，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为起始标志，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提倡私有财产与个人主权，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特别是从大约187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等历史事件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边际革命”几乎同时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展开;借此东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萨伊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今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更名为“经济学"(economics),这门学科的范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平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宏观动态关系转变为主观偏好、生产技术和资源稟赋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经济学从社会价值和政治问题抽离出来，成为_种以纯实证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它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众生平等、诸事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完美世界。
自由放任经济的矛盾于1929年集中爆发,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双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以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阶段。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在美国是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则是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反映到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具体包括：立法调解劳动关系，支持工会与集体谈判，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工资增长机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对部分行业加强管制，必要时收归国有甚或实行计划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与固定汇率,维护贸易与货币稳定。由于工资份额的提高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贫富差距大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曾一度在大萧条前夕(1928年)达到24.1%,而在1945—1979年间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大压缩(greatcontraction)时代[6]。与此同时，由于战后重建热潮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尤其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劳动者有能力消费福特制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1945—1973年经历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故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postwargoldenage)。
在这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要分野。凯恩斯的《通论》曾对欧美国家摆脱危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通论》的撰写主要是为了短期实用的目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它只是一种短期理论，要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需要把它长期化。其次，凯恩斯只批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但却保留了第一条假设，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凯恩斯批驳了萨伊定律，却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改革的不彻底性为《通论》长期化后的再度“新古典化”打开方便之门。在美国，随着经济驶入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守自由市场的保守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学术革命便不再具有危机时的紧要性，资产阶级转而需要一套能够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又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调和理论。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只要政府的干预使总需求保持在给定人口增长和储蓄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而在英国，以乔安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为首的“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却从凯恩斯止步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和路径依赖性，反对新古典学派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与均衡分析,还充分汲取卡莱斯基(Kalecki)、斯拉法(Sraffa)乃至马克思的理论，回归阶级分析的传统,考察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就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言，新古典综合派符合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而后凯恩斯学派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促进公平正义;公平与效率通常相互促进，而非舍此求彼。
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积累了新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了阻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资本主义就会产生回归其本质动机和原始结构的内在张力。由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强势工会和厂商垄断势力带来的“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wage-pricespiral)、福利国家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来自日本德国等新型工业国家的竞争，加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了前所未见的“滞涨”危机。面对“滞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无能为力。于是从1979年开始，英国、美国，随后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展开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三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①取代新古典综合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其中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回到实物和货币经济的“古典二分法"(classicaldichotomy)和萨伊定律，认为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供给，不应对经济有任何干预;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扭曲资源配置，还会抑制储蓄，纵容懒惰;只要能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鼓励富人储蓄，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会像雨露一样惠及底层人群，消灭失业与贫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向下渗透(trickledown)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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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4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解读 启示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从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机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与实体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会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使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应，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深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发展；挑战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4-02
马克思是最早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危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了我们系统研究当代经济危机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的科学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的。”[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很多学者重视，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观点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萌芽时期
一般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时期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描述。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整个周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四个阶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循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结论。”[2]同时，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危机发生的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2.产生时期
19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李嘉图批判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断促使资本突破既有藩篱，需求自由获利而不顾结果。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当矛盾不能缓解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爆发。
3.创立时期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创立时期，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他进一步指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危机的爆发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都必须实现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过程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性。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来自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任何商品都必须通过交换实现从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过渡，否则商品就无意义。由于货币职能的扩展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的交换由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组成，他们的生产和交换行为组成一个庞大的支付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产交换的过渡就会出现中断，危机就可能产生。但是，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只具有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才可能促使危机的真正爆发。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无非是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生产的供给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需求，资本的积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正是由于存在资本积累制度，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就不会停止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当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时，这一矛盾就会采取暴力爆发的形式使社会走向危机。
3.信用制度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杠杆，在信用制度下，经济受到资本的抑制和推动，经济活动的紧缩与扩张随之产生，危机和复苏等波动受信用的影响程度很大。“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虚拟资本成为投机的对象，导致了虚拟资本的膨胀。”[3]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与交换矛盾的暴力的爆发，所以，无论是货币金融危机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都是信用制度下逐利资本从生产到交换运动的结果。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马克思认为，危机永远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暂时解决，当这一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经济危机就以强制的方式暴力的加以解决，强制恢复失衡的比例关系，使资本主义的文明得以延续。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所以危机解决矛盾永远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在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周期中循环往复、周期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系统的介绍。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布伦纳进一步从生产过剩的角度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处在危机爆发期，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处在长期下滑期，其根源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4]布伦纳理论扩展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大多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1977年，赖特划分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四种类型，它们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消费的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利润受到挤压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政府支出的限制引起的经济危机。1987年，奥康纳提出一种新的危机理论分类，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他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划分了三个类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它们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理论、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有关的危机理论。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5]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遇到的挑战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与宏观调控，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措施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回应经济危机，即依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机选择来实现需求管理，进而促进特定的经济体从经济萧条状态尽快转入经济复苏阶段。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
（二）当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6大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革命无疑会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这些现象是超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范围的。”[6]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诚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的阐述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解析对象。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一度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在2005年就出现水泥、电解铝、钢铁、等五大行业生产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现实挑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在中国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显然，经济危机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引致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也并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四、结论
我们认为，与形形的其他思潮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无疑是我们正确解读国际各种经济危机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顽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就无法根本消除。资本家再狡猾，再会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但他最终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制裁和惩罚。从一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整体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不单是由经济因素影响的，经济始终与政治、文化的表现缠绕在一起。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也远非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其深层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的危机，以及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危机。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与思考也要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170.
[2] 汤伦，潘金刚.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2（9）.
[3] 张静静.浅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J].科教导刊，2015，（8）.
[4] 强飙.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1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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