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1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缺陷；生态风险；生态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05-05
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能仅仅归于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化的自然观和消费观，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物质资料的牛产方式不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1]（P231）。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整个自然生态的循环系统，使人类深深陷入到生态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重大的生态缺陷
实现资本无限增值是资本的基本逻辑。资本增值则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扩张是无限的，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容纳空问却足有限的，其结果必然是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突出的“反生态”特征，资本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的。
1.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具有“反生态”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不断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导致了市场、消费不断扩张。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最终必将会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法国学者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它们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生产出最人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2]（P5-6）“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2]（P21-22）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地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利润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社会生产的无限性的矛盾。资本主义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资本家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他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安排生产流程，不会去考虑保护生态环境，更谈不上去改善生态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的增长，将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直接对立了起来”[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社会根源。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因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4]（P29）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增长造成了对自然的持续攻击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福斯特指出：“我们面临着严酷的选择：要么摈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4]（P17）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5]（P289-290）。而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4]（P91）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中。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失控性正将自然界推向毁灭的境地。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有限生物圈造成巨大的压力，最终会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并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产生不利影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环境的破坏是由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马克思把这描述成一个在相互依存的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法弥补的“裂缝”，即“新陈代谢断裂”[3]。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P552-553）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7]（P916-917）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追求交换价值，不是服务于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人与土地的异化正是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与土地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产生是必然的。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指出：“资本主义无法用一种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续方式来协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其行为违反了自然和代谢修复的法则。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剧了对社会代谢的破坏，把资本的追求强加给自然，而不顾对自然循环所造成的后果。”[3]结果导致多种生态灾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二重矛盾”与“二重危机”
为了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缺陷，美国学者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出发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5]（P257）其中，前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第一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造成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于出现第二重矛盾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之所以是‘自我摧残性’的，那是因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5]（P284）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第一重矛盾”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第二重矛盾”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会更加突出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获取无限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家一定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产。为了减少成本，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就会加快对廉价资源的使用，这也必然会带来资源的快速消耗和衰竭的危险。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他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部分棚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当然是具有不同厉害程度的）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外在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活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5]（P294）这样，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小仅导致了生态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义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二、“资本的逻辑”导致严重的生态风险
资本.卜义的原则是服从“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足利润最大化。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家尽其可能地利川环境，企业就会毫不顾忌地排放废物。资本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实行掠夺式开发，牛态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的生态风险。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剧，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指出：“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人自然的日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危害了人类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8]（P73）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指出：“突然间――如果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实际上就是一夜之间――人类发现了自己面前出现了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世界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这不只是其中几种。老的危机还未消除，新的危机又在出现，它们的影响普及全球各个角落，直至肜成全球性的危机。……所有各种危机集合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世界发展的全球危机症。”[9]（Pl）根据“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的估计，煤、石油、金属矿床等不可再生资源，在2100年以前就消耗殆尽。即使这个估计有夸张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最多也过不了几个世纪，就会消耗干净。至于可再生的资源，肥沃的土地、森林、动植物、空气与水，工业世界对它们的开发与使用，早已超出生态系统再生循环所能容许的范围，早已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全世界的野生动植物早已面临重大危机。在过去2亿年中，平均每年只有一种物种灭绝，而工业社会出现后，每年就有四万种物种遭灭绝。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不仅大规模地高速度地耗费自然资源，而且它的产物和副产物人多数以自然界生态系统所不能纳入再循环的形式毒化整个环境，污染了大地、空气和海洋。生态系统学家L.W.麦克康门斯指出：“我们正接近于一个空前未有的环境危机。一个物种威胁到牛物圈的生存，这在地球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10]（P86）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造成当今世界牛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不可夺、滥用、浪费资源而不付出代价作为最优选择。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描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以下形形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养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趋短缺、洁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这一长长的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人。”[4]（P4）“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科学共识，那就足如果不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本世纪内将会导致伞球性的生态与社会灾难。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特别在解决化学燃料排放问题方面成效埏微”l4j（P4）近几十年来，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从对环境的肆意践踏发展到微观毒化。随着合成产品替代自然产品，19世纪工业化所产生的污染物正被更加危险的污染物所替代。当前，整个地球环境正面临着无可挽同的灾难威胁，而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改造地球的速度急剧加快，改造的规模已达到全球范围，对地球生物地质化学的基小调节已构成严重挑战。福斯特还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几个值得关注的生态事实：地球表面的1/3或一半已被人类活动所改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工业革命以来增加了30%；人为制造的氮气在大气中的含量已超过所有陆地制造源的总和；一半以上的淡水资源已被人类利用；22%的渔业资源正在过度开发（或已经耗尽），其中44%已达到开发极限；地球鸟类的l/4由于人类的活动已濒临灭绝。目前物种火绝的速度已超过人类支配地球前的100到1000倍[4]（P67-68）。在于环境关系方面，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口
2.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加剧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风险
资本主义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白然、支配自然的能力，也造成了自然日益丧失了对人类实践活动负影响和负作用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复原”的能力，“使人类很多盲目实践活动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伤害往往不再具有‘可逆性’，最终也必然会影响和威胁整个人类自身的生存。”[11]（P31）作为工业化之条件的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已经危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环境恶化及资源的枯竭。资本主义工业 化发展，受“资本无限增值”生产内驱力的牵引，制造大量满足被制造出来的人的“虚假需求”的产品，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而且这种过度生产的直接后果是制造了更多的自然环境无法消解和吸收的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从而加剧了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风险。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认为，“造成现代的很多危机的根源则是经济根源：是归根结底于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换言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却导致了环境危机。”[9]（Pll）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传统的以效率优先发展模式和道路直接造成了当前社会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不仅体现在“异地转移”（即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在“代际转移”也陷入困境，导致现在所谓的“生存危机”这样一种发展困境。这充分说明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潜在的风险，更令人惶惶不安的是，这些风险的威胁已经释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2年，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在签署的《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中向世界了生态风险警告：“人类与自然处在相互冲突之中。人类活动给环境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经常是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我们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大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致使它不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维持生命。”[4]（P67）“世界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环境在大气、海洋、水资源、土壤、森林和生命物质领域正逼近临界状态。到2100年，现存物种的1/3将消亡，而这种无可挽回的消亡尤其严峻。“在核技术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足以使自己所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毁于一旦的巨大风险和威胁。”[12]吉登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它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够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13]（P109）
三、生态资本主义难以奏效
近半个世纪以来，失去控制的生态危机也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因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把生态治理放在应有的地位，也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无数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制度性变革是有限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技术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反生态”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的逻辑”限制了技术性解决环境问题效果[14]。因此，就生态的可持续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1.生态资本主义无法有效阻止生态风险
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风险，资本主义世界开出了生态资本主义的“良方”。生态资本主义主要指，“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15]。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理沦，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论相继提出并进入到社会发展实践中，这些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确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政策与制度的生态变革，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之间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15]。面对各式各样的生态资本主义理论，比如“可买卖的污染许可（证）制度”“生态凯恩斯主义”“稳态经济理论”等，绝大多数生态学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些举措是难以奏效的。福斯特对生态资本主义实施效果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福斯特对一些认同生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环境保护论者以及科学家所提出的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福斯特认为，环境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论者的“自然资本化”与“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当代环境危机。针对环境经济学家的“自然资本化”方案，福斯特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4]（P28）对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通过使用技术来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4]（P95）福斯特认为，“世界科学家”团体与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提供的理论和策略也存在着缺陷，对于解决当前环境危机来说仍然是无力的。福斯特指出：“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4]（P68）在福斯特看来，从本质上说以上这些方法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子，他们都没有抓住环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因而表现出小彻底性。
2.绿色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当代著名生态学家萨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试图通过技术进步等措施，既能够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又不对环境造成破坏，这只是一种幻想。他指出：“气象学家已经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要把全球变暖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现行水平上减少60%-80%。而在德国，某些科学家甚至提出，为了保护稀缺资源与减少污染，工业化国家的资源消耗要减少到日前水平的10%。一旦真的这样做，将意味着一种经济萎缩。我们不可能在资源消耗高幅度减少的同时，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16]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些“生态资本主义”主张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萨卡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内嵌性的增长冲动，只要经济依然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16]“资本家不会因为要保护环境而违背资本t义的法则或生产和消费的工业模式”[17]（P199）。所以，针对目前社会中许多人幻想的“绿色资本主义”的美妙前景，针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是发展中同家的政府却仍然在那里编织着诸如“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等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8]（P139）
一直以来，人们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去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不可否认，技术的解决力‘法有时可能会在局部起到较好的效果，但总体而言却收效甚微[19]。历史表明，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这一矛盾的有效解决，只能依靠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建立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最终使人类能够合理控制自然之间的互动，建立个人与社会、人和自然的新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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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2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3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4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隐含着时间和空间两种范式，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进程层面的分析，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扩展层面的考察。这两种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有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前者以对帝国主义一般发展趋势的把握掩盖了对其复杂结构的研究，后者则用空间扩张这一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取代了对其垄断阶段特殊性的分析。面对复杂且日益隐蔽的帝国主义霸权统治，唯有从整体性的视野建立起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时空整体范式，才能科学地把握和认识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52-08
任何理论都有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范式，所谓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解，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而且他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最有新意和更深层次的范式。学术界也一般侧重于使用第二种意义上的范式，即理论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根据这个界定，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也因研究方式和方法的不同而存在着两种范式，即时问范式和空问范式。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演进来分析帝国主义；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扩展来考察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视阈中，这两种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因其内在的理论缺陷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只有确立起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才能科学地把握帝国主义，为有效地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霸权提供理论支持。
一、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分析工具.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时间和过程的绝对性，“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秉承这一传统，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演进来分析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其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而灭亡。
（一）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的基本框架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安东尼・布鲁厄认为，“希法亭最先开始，他的巨著《金融资本》几乎包含了其他人提出的每一个主要论点”；布哈林“把希法亭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描述改造为一种连贯的关于世界经济转变的理论”；而列宁的“主要贡献是把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通俗化”。尼尔・哈丁也认为，“毫不过分地断言，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布哈林的理论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经济框架。”他们的评价未必正确和公允，但是却点出了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的方法论自觉。
第一，基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一理论假设，从资本主义的纵向历史演进的角度，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希法亭着眼于流通领域来考察财产和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来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存在形态的演进，从“高利贷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发展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演进的本质体现，以金融资本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布哈林也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正像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仪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列宁赞同布哈林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历史范畴，认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第二，在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去分析帝国主义这一方法论基础上，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希法亭把帝国主义看作是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金融资本就是“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是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在武装暴力的协助下进行的金融资本输出就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布哈林也把金融资本视为商业资本、工业资本时代的延续和发展，“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列宁也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这样一个阶段，此时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以致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在于此。”
第三，基于历史唯物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一前提，认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是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希法亭对帝国主义持否定态度，提出要变革金融资本的统治.而这一变革不是要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无产阶级给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给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布哈林从分析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人手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趋势。他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这整个链条上的各环节，都是‘必然性，的产物。”帝国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帝国主义所包含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矛盾所引起的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割断了使工人束缚于雇主的最后的枷锁”。工人阶级必将通过武装斗争摧毁金融资本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新的工人阶级政权。列宁更是指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二）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得失
肇始于希法亭，充分发展于布哈林，进而在列宁那里达到成熟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在众多帝国主义理论中影响广泛而深远，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论特色和优势。第一，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尤其是经济模式的历史发展演进为切入点，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第二，与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着眼于帝国主义现象的描述，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闪烁其词不同，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对帝国主义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做了深入的剖析。第三，在对帝国主义历史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预测了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发展道路。
同时，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把帝国主义的实质归结为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对帝国主义的支配性作用，而忽视了“国际分工”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生产基础，结果拔高了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希法亭以流通领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按照“货币――信用――银行――金融资本”的顺序展开论述，进而把资本的现代形态概括为“金融资本”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生产过程的忽视，也导致苏联理论界指责他犯了“流通决定论”的错误。虽然列宁也批评希法亭“在货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列宁自己也没有走出“流通决定论”的圈子。列宁强调由于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导致垄断，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资本及其统治，进而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归结为金融垄断。表面上看似乎克服了希法亭的“流通决定论”，但是由于他一方面忽视了“世界分工”和资本积累在地理空间的实现问题等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垄断利润及其在流通领域的再分配，这样反而加深了希法亭“流通决定论”的错误。
第二，对帝国主义的考察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关注较少，全球性视野相对缺乏。他们的理论标本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以及这些垄断组织针对民族国家的侵略扩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十分深入。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其他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缺乏充分的估计与说明，因此也被西方左翼一些人士指责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布劳特就认为，在希法亭、布哈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里，“欧洲人的世界仍然被看作为了过去和未来的历史变革进行斗争的场所，而非欧洲世界被视为由欧洲扩散出来的结果的接受者。”希法亭主要就是以德国为标本来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并且高估了德国的发展程度，后来列宁也继承了这一点。列宁曾说：“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分看重德国的发展，相对忽视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做法，既是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也影响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甚至后来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缺陷也与之不无关联。
第三，由于把主要精力聚焦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演进上，过分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致使对帝国主义发展的某些趋势过分夸大，对另一些趋势则估计不足。一方面，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的批判夸大了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这一趋势。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列宁等人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差异，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剪息票”的“食利者阶层”的增加，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并不是资本输出的唯一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弹性变革潜力估计不足，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发展的潜力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日益没落和衰亡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测。希法亭信心满满地说：“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同经济权力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这些巨头联盟手里的集中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列宁也曾一度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帝国主义的颠倒：“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这表明，由于种种原因，在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重大现实问题上，时间范式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彻底坚持历史辩证法。
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性质和内在缺陷，决定了其容易以对帝国主义一般发展趋势的把握掩盖对帝国主义复杂结构的深入考察，甚至会有陷入历史目的论的危险。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能力估计不足，也使其在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变化时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那么，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能够胜任科学全面地把握帝国主义这一任务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二、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突破相对狭隘的国内市场的限制，实现在全球空间地理中的扩张。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就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来考察帝国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地理空间的扩张这一历史事实去分析帝国主义的形成及本质。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
（一）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
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空间依赖关系出发去阐释帝国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卢森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讨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条件。她认为，在纯粹的由资本家和工人所组成的社会里，扩大冉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无法实现的，而要实现这些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继续，“‘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因此，由于整个世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而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区域，就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对新市场的争夺，进行资本主义的空问地理扩张则成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考茨基则从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国际分工来分析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乍产的正常进行，必须以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成比例为前提。由于国内的农业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资本主义就需要在国外寻找它所需要的农业地区，作为它的粮食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二，基于资本主义针对非资本主义区域采取的空间地理扩张这一事实来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卢森堡认为，空间地理扩张必然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来进行，而随着整个世界被日益瓜分，争夺尚未被占领的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竞争也会愈演愈烈，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新的地区，就在于这些国家为了争夺这种新的地区展开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考茨基反对“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认为这是“最乏味的同义反复。”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认为帝国主义只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第三，从资本积累必须进行空问地理扩张这一基本思路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卢森堡认为，随着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扩张，非资本主义区域不断缩小，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至全世界、排挤掉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牛产方式时，资本主义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供满足现有资本主义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的市场界限也就愈加狭小。”如果“地球上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能性就鲜明地暴露出来了。”考茨基则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只是工业国吞并农业国的一种政策，只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形式，那么帝国主义将有可能转向“超帝国主义”。“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冉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
（二）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得失
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都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空间，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区域的交往，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现实意义来看，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在以历史主义的分析范式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首次引入了地理空间的分析范式，弥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相对不足，也突破了传统上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封闭体系进行研究的窠臼，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历史主义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也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后来的众多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都深受其影响。有学者就认为，“南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体系理论，而是独立探索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确实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更加契合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显示出超强的理论生命力和前瞻性。当代资本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和法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垄断等行为的约束，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更多的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化解争端。有学者甚至认为，“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个传统术语来概括今日美、欧、日关系是不恰当的。”
但是.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缺陷与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立足于资本主义空间地理扩张去剖析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特殊性的分析则相对缺失。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生产性积累，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国内市场到全球市场，扩张始终作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而存在。因此，从空间扩张这一普遍特征出发去分析帝国主义，至多找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忽视了其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垄断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统治地位。其结果就是容易把帝国主义和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帝国混为一谈，正像布哈林所批评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征服政策，但不是每一种征服政策都是帝国主义”。
第二，由于缺少对帝国主义时代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和分析，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也就显得模糊不清。卢森堡和考茨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种政策，这种定义过于关注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背后经济动力的科学分析。约翰.B.福斯特指出，“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本性当中。”“把帝国主义视为强力的集团或者个人把持国家对外政策，以便服务于自身狭隘利益的产物是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考茨基甚至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统治政策的偶然产物，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不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只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反动、大国竞争的结果。他说：“西欧各国……以保护关税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英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帝国主义就这样产生了。”卢森堡虽然有时也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但认为这个阶段的特征依然是商品输出，而不是资本输出，也没有注意资本主义已经发生的新变化，忽视了垄断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也就使她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并未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第三，由于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做出科学分析，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有美化资本主义之嫌。卢森堡认为，“富国会剥削贫国，……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资本家在工人的协助下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第三者’在获得等价物后，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生产并增加需求。他们又一次自愿地为资本主义尽了自己的职责。双方都十分满意。‘狼也吃饱了，羊也未受伤’。实现者和‘第三者’均感到很好。所以这种情况永远存在下去。”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设想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没有战争的和平新世界，虽然他没有否认“超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剥削体系，并提出要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女反对“超帝国主义”，但现实的全球霸权却比考茨基设想得更为广泛和残酷。
正是由于空间范式帝国主义存在上述缺陷，所以虽然它通过引入空间概念实现了传统帝国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也比较契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但是它用资本主义空间地理扩张的一般性取代了对帝国主义特殊性的分析，导致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在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等社会现实问题上陷入迷途。
三、时空整体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
时问和空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启发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考察不能仅仅立足于其历史发展和空间扩张的某一方面，而是要统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立起帝国主义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正像安东尼・布鲁厄所说：“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考察帝国主义（按照这个词的几个不同含义的任何一种）。与此相适应，只有从整体上看，任何帝国主义理论才有意义。”
（一）确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时空整体范式的必要性
从理论层面上看，时间和空间作为描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维度是辩证统一的，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方法中。一方面，时间和空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历史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的历史，历史在生产出空间的同时，也将自己映射到宅问之中；空间也不是绝对的自然空间，亦非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而是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因此，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必定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形成的历史，帝国主义在自身历史演进中不断变换和占有空间；帝固主义对空间的变换、占有、扩张也不是现成的和一=j7永逸的，其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整体范式也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方式和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非常强调自己“新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整体性。“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曾经批评普鲁东把经济范畴看作是超越时间和空问的，使其失去了历史性。与之相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流动的、开放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不但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视为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还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牛产方式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从现实层面看，帝国主义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纵向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等方而的变化都和资本主义时展息息相关；在横向上，帝国主义不但由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有机构成，而且也主要通过全球的空间扩张和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来实现自身。，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全球统治和扩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在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下日益显示出整体性特征。在经济上，资本在全球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流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问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政治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不冉主要凭借武力的征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再主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表现得更为隐蔽和“温和”。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也变得日益模糊，一种没有中心、没有疆界的新的全球形式正在形成，这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构构成这螳有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
（二）时空整体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路径考察
面对如此复杂且日益隐蔽的帝国主义霸权统治，唯有从整体性的视野去观照，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把握和认识。笔者认为，帝国主义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对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整体性把握。如前所述，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经济上垄断组织的发展是帝国主义产生和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认为帝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由于消费不足或资本主义生产需要而导致的对非资本主义或农业国家的空间依赖。事实上，经济上垄断的出现和对空间的依赖是帝国主义这一复杂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帝国主义既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垄断组织的推动，也离不开非资本主义区域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因此，从整体上把握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就要统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即时空整体维度。时空整体维度要求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时间维度的分析时要看到其空间扩张的深层原因和意义，进行空间维度的分析时也不能忽视垄断组织的历史生成所起到的根本作用。甚至可以说，经济上垄断的发展是帝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因，对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经济依赖是外因，内外因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整体性把握。对于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来说，如果站在时空整体的高度和视野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国家金融垄断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全部，内在于资本扩张本性之中的空间扩张也是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之一；而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考察，忽视了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垄断这一现象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意义，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显然不如前者更加深入。运用时空整体范式去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就会得出如下结论：帝国主义对外进行空间扩张这一政策行为根源于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垄断金融资本在对外空间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利好的刺激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垄断的产生和空间地理的扩张成为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彼此之间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5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6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