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1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绿色低碳经济的转型期，巨大的绿色投资需要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绿色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可以为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并为整体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契机。在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应完善绿色标准的定义并建立审核机制，积极探索绿色债券发行的激励措施，建立信用评级、增级制度，强化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做好绿色债券的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
【关键词】
绿色债券；绿色低碳；国际创新；中国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不断提高，我国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中一方面明确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并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同时也指出要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包含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我国绿色低碳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可以为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巨大资金支持。2014年，国际上13家主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与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绿色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磋商的基础上，了《绿色债券原则》（GreenBondPrinciples），对绿色债券认定、信息披露、管理和报告流程给予了界定。该原则指出，绿色低碳经济所需的投资规模，需要来自债券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共同行动。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年版）》，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也将为金融机构扩大绿色信贷投放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一、绿色债券及其类型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对气候、环境变化等问题上认识的差异，国际上并没有一个被广泛采纳的“绿色债券”的定义。发达国家在绿色债券的定义上更关注气候变化，将未来的气候变化和相应的技术调整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风险因素。而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能够节约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降低单位能耗，其投资都具有“绿色”属性（例如高铁债券在我国被认为属于绿色债券，但发达国家并不认同）。尽管有定义上的差别，但“债券”和“绿色”是绿色债券必须具备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方面绿色债券应具有普通债券的基本特征，如发行成本相对较低，利息税前列支，具有抵税作用，债券本身具有良好的二级市场，符合流动性和灵活性的投资需求等；另一方面，绿色债券是收益转款专用于绿色项目的债券，募集到的资金，必须投向可再生能源、改善环境状况、能源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以及有关水利、建筑、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气候变化相关项目。因此，“绿色债券”作为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开发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可以简单定义为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而开展融资的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但关于“绿色”属性的界定和绿色债券的具体定义仍需要有关权威机构的进一步明确。和普通债券一样，绿色债券的发行人可以是政府、银行或者企业；债券购买人（投资者）可以是各类投资机构或个人。根据发行人的不同，可以把实践中发行的绿色债券归类为不同的资产类别，表1描述了实践中一些典型的绿色债券类型及其特征。
二、绿色债券的国际创新机制和实践
鉴于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这其中金融机制的重要杠杆作用，绿色债券得以迅速发展。标记为绿色的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专门追踪绿色债券市场动向的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BondsInitiative）的《债券与气候变化：市场现状报告2015》称，自2007年第一支绿色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15年9月底，全球总共发行了497只绿色债券。且发行量逐年递增，在2013年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365.9亿美元，是2013年的三倍之多，2015年截至9月发行总额256.3亿美元。这种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各国政府在绿色债券公开示范发行和政策支持发行等方面的创新机制。
（一）为绿色市政债券提供双重追索权一般专项债券由发行实体担保，绿色抵押债券由相关的绿色资产决定，为弥补专项债券和绿色资产抵押债券的差距，政府实体可以发行双重追索权债券。双重追索权的绿色一般责任债券首先会赋予投资者对发行机构的追索权，当发行机构出现违约预期的时候，投资者对相关绿色资产池也同样具有追索权。通过让投资者深入了解相关绿色资产的绩效，双重追索债券提高了信息披露水平，投资者也就无需承担将投资回报直接建立在这些资产绩效上的风险。同时，如果一份绿色资产能够符合成为双重追索权债券的标的资产，就将成为从公共抵押贷款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转型的一个选择。随着投资者对绿色资产的绩效更加熟悉，就将逐渐不再需要对发行机构的追索权，市场就可以发展为绿色资产担保债券。这种资产抵押债券可以使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摆脱债务，因此具有沉重债务负担的地方政府会大力支持绿色资产抵押债券的发行。德国慕尼黑MunchnerHypo银行发行的“社会”抵押债券就是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的典型案例。
（二）绿色暂持融通和信用增级设计要开发主流绿色债券市场，需要债券发行达到一定的交易规模。而在绿色投资中，许多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投资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同时单个银行又往往缺乏对某种特定类型的绿色投资足够的贷款量，从而使绿色投资无法达到债券市场所需的绿色债券规模发行的水平。因此需要跨银行合作集合资产形成暂持融通方案，直至贷款量充足。建立这样的暂持融通机制，还需要通过设定一定的贷款条件，甄别进入暂持融通的资产质量并衡量其汇总规模，进而推动跨银行绿色贷款协议的标准化。除了能够汇总贷款并推进贷款协议标准化，暂持融通机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地提供信用增级，使评级不够高的绿色债券能够吸引机构投资者，从而适应市场的风险状况。例如来自开发机构的低级和夹层债务具有不同的信用评级水平，通过参与暂持融通的银行机构进行汇总并进行信用增级，促成投资者在恰当的投资级别上发行绿色债券以吸引私人资本。
（三）绿色投资税收减免机制为了促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府可以建立绿色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税收减免优惠机制。例如在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债券、直接补贴债券和免税债券三种类型的绿色债券税收优惠来支持绿色债券的发行。美国联邦政府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CREBs）和合格节能债券（QECBs）是税收减免债券，这两种应税债券以清洁能源和节能为目的，其债券息票的70%由联邦政府对债券持有人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提供，即投资者获得的是税收减免而不是利息收入，发行人不必支付与之相对应的债券利息。发行人除此之外的30%净利息支付，则通过政府的现金返还获得，因此这两种债券也是直接补贴债券。免税债券意味着投资者不需要支付所持有的绿色债券的利息收入税，从而降低发行人的发行利率。（四）基于绿色绩效的贷款差别价格绿色债券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债券来源于基于绿色贷款资产池发行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因此，绿色信贷的发展对于绿色债券至关重要，绿色信贷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对于绿色优惠贷款的确定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来实现。通过不同公司获得的环保信用评级，区别“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的企业信贷限制，为“绿色”贷款提供差别价格机制。政策制定者可以直接通过贷款人项目的环境效益制定一套银行的差别定价体系，也可以为绿色贷款产品提供有差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来实现这一机制。各国政府在探索绿色债券的实践中，创新了绿色债券的发行机制，并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公共金融工具。
三、我国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必要性
（一）绿色债券可为经济转型提供巨额资金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具体要求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等。这些都需要巨量的建设资金投入，而债券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债券市场是资本渠道再融资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债券市场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绿色债券的绿色属性取决于债券发行的基础项目或资产，而不是发行实体的绿色资质，中央或地方政府、开发银行、商业银行或工商企业等都有资格发行绿色债券。只要绿色项目融资的基础和需求到位，就有源源不断的再投资可被用于绿色和气候资产，并被设计成收益可预测的债务工具。同时，低碳技术、商业模式和公司金融的不断发展将进一步降低绿色债券的风险，并且更加适合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收益投资组合。这些都将长期吸引机构投资者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需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弥补绿色投资缺口。
（二）绿色债券为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契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较高水平的短期高成本债务。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需要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可用的金融工具也相对有限。相对全球债券市场规模占GDP的平均水平138%，我国债券市场仅占GDP的47%。从银行贷款向债券转型为更大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提供了机会，并释放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空间，使其回收资本投入新的项目，加速资本周转。另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比例为居高不下，1年或1年以下到期债务的比例为78%，而美国公司此项比例仅为28%。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一个危险因素。绿色债券的投资者往往都是债务的长期持有者，更青睐较长期的稳定回报债券，而绿色债券恰恰提供了从短期债务资本向长期债务资本转型的机遇。此外，绿色债券为企业实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作为经济增长新的主要贡献力量，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他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储蓄存款资金，而同样囿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这笔资金投资机会有限，导致大量存款外泄流入未受监管的投资领域，也带来了风险隐患。绿色债券在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同时，可以为此类资金提供相对安全的投资渠道。
（三）绿色债券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明确写入“十三五”工作报告，全面建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是实现国家绿色转型的基石。据“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绿色融资需求将超过14万亿元。而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还相当单一，业界对绿色金融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绿色信贷的概念，对于绿色金融的其他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产品的理解甚少，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有待完善。目前的绿色信贷大部分为政策性或开发性信贷，远不能满足未来绿色融资的需求。同时信贷资产缺乏必要的流动性，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绿色债券的组成部分，可以加速资金周转，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并为巨大的绿色资金缺口寻求更多的投资者。私人部门在当前价格信号下，污染外部性无法内生化，导致私营部门对绿色项目投资兴趣不足。通过包括免税在内的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可以在财政无法充分纠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动员和激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投资中。因此包括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特别是绿色债券在内的系列绿色金融工具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丰富我国的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业务模式，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发行人参与绿色金融投资，从而健全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
四、绿色债券的中国路径
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已成为促进我国向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和金融市场改革的必然选择，但需要注意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债券中国路径。
（一）完善绿色标准的定义和审核发展高效有力的绿色债券市场首先需要对与债券紧密相关的绿色投资有明确的定义标准，一个健全的绿色体系可以为绿色债券发行人的绿色主张提供保障。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由于缺乏对于“绿色”的清晰、可操作定义，使得银行在遵守该指引时受到了制约。制定我国的“绿色”标准定义，必须考虑我国产业发展的具体阶段，并与相关政策领域的标准和已经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出的关键产业政策保持一致。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于2015年3月27日联合13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出台的《绿色债券原则》，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较为宽泛，指那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行主体和相关机构评估和选择的项目和计划，而我国的绿色债券投资领域需要有别于这些关注点。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制定的2015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所列出的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六大类项目基本涵盖了我国绿色债券的投资领域，但该目录也同时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中国绿色债券的具体定义可以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管理下，通过与银监会和国际上相关标准和认证机构沟通，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或其下属有关绿色债券研究的委员会作出。要很好地实施有关绿色债券的定义和标准，需要同时建立完善的审核和执行系统。绿色债券的审核过程可以结合国家节能计划的结构和社会信用体系采用的结构，作如下设计：首先，此项工作可以由政府许可的第三方验证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或者相关审计机构来承担，也可以建立专门的独立、非政府非盈利的监管审核机构。但无论哪一种方式，建立严格的专门审核平台，并由监管机构责成其有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核心工作。其次，审核系统必须确保较低的审核成本，发行者能够通过营销绿色债券获得的额外收益弥补该成本，而不能因此项成本限制市场发展。最后，审核平台要着重审核与绿色债券收益关联的绿色项目或资产，而不是审核债券发行人实体的绿色资质，并确保项目或资产的绿色资质在债券持有期内得到担保。
（二）做好绿色债券公共示范发行与试点发行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前期，需要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从而为绿色债券市场提供必要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吸引投资者参与。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对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有所限制，并计划在市政债券中引入更多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因此，可以给予绿色市政债券补贴，为市政债券扩大现有的市政债券配额，扩大与可持续发展计划或基础设施明确挂钩的绿色市政债券限额，或者强制要求绿色债券的配额比，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些都将提高绿色债券的透明度，并积极促进绿色债券市场的早期发展。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为PPP模式的绿色债券发行主体提供部分担保，促进政府在绿色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水平，改进其债务结构。做好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有助于提高相关潜在绿色资产融资机构发行绿色债券的积极性，调动绿色投资者热情，吸引潜在投资者，并降低整体市场风险。
（三）探索绿色债券发行激励措施借鉴国际上绿色债券发行中的有效做法，积极探索有益于我国绿色债券发行的政策措施。探索发行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通过为相关绿色资产关联的债券提供政府担保，在地方政府层面制定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发行支持计划。绿色资产担保债券可以作为桥梁从显性或隐性由政府支持的债券市场，先过渡到引入对相关资产的追索权，并最终脱离政府担保发展为收益抵押债券。改革财税政策，通过为投资者提供税收减免或为绿色债券发行人进行利息补贴，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发行人发行成本。制定绿色差别价格政策，通过对借款人项目绿色属性的严格认定，给予其优惠利率。降低绿色债券交易成本，鼓励公共基金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设定购买绿色债券的目标。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绿色债券提供特别窗口，在满足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长期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的同时，弥补国内绿色投资的资金缺口，促进绿色债券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提升投资体系的风险管理和实践治理水平。
（四）建立信用评级、增级机制，加强信息披露试行在现有开发银行中设立绿色资产暂持融通功能或建立独立暂持融通实体，为规模相对较小的绿色资产进行恰当汇总和包装，以达到发行绿色债券所需的必要规模和质量，扩大合格绿色资产总规模。建立并完善绿色债券评级机制，结合债券基础资产的绿色质量，确定评价指标和相关权重。允许通过资产暂持程序为优先领域的绿色债券发行提供信用增级。通过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出具对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绿色认证，也就是“第二意见（SecondOpinion）”。通过审查债券的项目筛选机制、资金流向等，证明绿色债券确实具有“绿色资质”，并出具相关报告。“第二意见”可由绿色标准审核的第三方机构依据相关标准作出，目前我国应尽快建立此类绿色资质审核、认证机构。信用评级的相关程序应确保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齐备。一是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要确保使用在与绿色债券相关的绿色项目或资产上；二是确保相关绿色项目或资产的“绿色资质”。监管部门必须制定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指引，强化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2
业内机构的数据显示，从今年年初至9月，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达1127.9亿元，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6%，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
快速发展的绿色金融，将有助于缓解环保行业的融资压力，推动企业发展，加速项目落地，满足投资者参与支持绿色发展和获取稳定收益的资产配置需求，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隐忧在于，非上市民营环保企业却未从中得到多少实惠。非上市民企是环保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其中不乏深耕行业多年、拥有丰富环境治理经验、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但由于评级、担保等部分环节的政策限制，部分非上市环保公司在获取绿色金融服务时反而容易遭遇“玻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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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获取绿色债券发行的全流程，就容易理解为何非上市环保民企难以获取绿色金融服务。一家企业若想公开发债，先须评级公司对企业主体进行评级。如果评级不高，就须进一步与担保公司协商，做债项的担保增信，同时寻找券商筹划承销事宜，递交材料到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机构，经证交所、证监会审批之后才能发行公募债券。
从评级上看，非上市环保民企的评级普遍不高。假如某金融机构对环保行业的业务模式缺乏了解，企业很难获得较高评级。
核心问题是担保。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债券品种不断丰富，信用风险也日益积累且类型不断增加，识别和防范各种信用风险就成为金融机构替投资者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因此，非上市环保民企想在融资市场上获得低成本的长期融资必须通过担保公司做增信。
但由于大多数非上市民营环保企业规模较小，财务制度尚不健全，往往难以得到担保公司的认可。而国内大型担保公司更青睐于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对于非上市环保民企，担保公司在风险控制上则更为慎重，普遍要求更多的固定资产做担保。这对于非上市环保民企而言，无疑增大了担保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大型担保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以扶持中小企业为主要方向，只是由于缺少约束性的政策，往往主业发生偏移，转向低风险、低收益的担保风格。
此外，担保公司一般以土地、房产或者上市公司股权等作为抵押物，而环保公司核心资产更多的是技术和服务，轻资产特性较为明显，缺少可用于抵押的有形资产，其募资的环保项目，价值在于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形成通常意义的固定资产，收益主要来源于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服务费用等。
以国内首支非上市环保民企博天环境发行的绿色债券为例，除了担保遇到难题，在最初的券商谈判中亦面临诸多困难。博天环境融资部门人员与六家券商进行沟通，其中五家都对于成功发行缺乏信心。他们一方面对债券能否成功获得增信，获得证交所、证监会审批存疑；另一方面对审批通过后能得到投资者的认购最终成功发行不抱太大信心。
最终接手博天环境债券发行任务的西部证券，虽然相信投资者群体一定对这支非上市民企的绿色债券有兴趣，但对“史无前例”的非上市民企绿色公司债能否成功获批也是心里没底。
换句话说，绿色金融并未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对非上市环保民企而言，融资难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制约其在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环保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大力发展普惠绿色金融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普惠绿色金融，是解决非上市环保民企融资难的关键。
为此，政府需要以更精准的政策引导，推动普惠绿色金融的实现，让所有致力于绿色发展事业的环保企业都受益，让项目或服务“是否绿色”成为获得绿色金融的根本标准。
首先，对金融机构的引导上要推动机制创新。资本市场对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很高，但评级、担保机构对环保领域的业务模式、行业特性缺乏了解，使得大量优质轻资产公司因规模问题难以享受优惠政策。需要政策引导担保公司开展针对非上市环保民企的担保创新，全面评价该类企业在技术、效率、项目未来盈利能力等相关因素，构建绿色评估模型。深入结合环保业务收益模式，创造匹配环保产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绿色担保机制，扮演好开创市场新局的关键角色，为资本市场供应更多优质绿色项目，让绿色金融更多惠及非上市环保民企。
其次，要在环保产业的扶持上让金融体系由“浅绿”变“深绿”。―方面要加强对项目绿色属性的认证规范，完善对企业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绿色门槛”，保证资金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要推出更多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的执行细则，加大政府贴息力度，切实解决环保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绿色金融在环保领域发挥更积极的引导作用。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3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深入，再叠加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原先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忽略了环境保护，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目前国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经济需要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发展。绿色金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新兴清洁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绿色金融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以绿色金融作为切入点，能够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增长结构转型。2020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更新全球贸易预测报告，该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第一季度商品贸易额同比下降3.8%，预测第二季度贸易额下降18.5%，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也下调至4.9%。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强烈冲击，各国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使得家庭、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继而造成银行坏账率的上升，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引发经济下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企业向绿色化企业进行转型，转型导致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会造成投资者的财务损失，甚至会造成企业破产，引发经济下行。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萎缩，但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得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开始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并将其纳入宏观审慎体系，经济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在恢复经济的后疫情时代，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
1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分析
1.1跨境人民币结算
当一国货币能够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和使用，该国所发行的主权货币就称为国际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作为充当价值储藏、记账单位以及交易媒介的商品存在。国际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同样具有这些货币的职能。从货币职能的角度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要求货币首先要成为结算货币。一国货币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作为结算货币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只有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储备职能时，才是实现了一国货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降低了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减少境内外企业的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跨境人民币结算实现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结算职能，也增加了国外央行国际储备中人民币的占比，推动了其储备货币功能的实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年，中国人民币跨境结算收付总额达到了19.67万亿元，人民币结算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金额比重的38.1%。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使得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人民币份额提升，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跨境人民币结算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其便利度有效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功能，拓宽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资职能和储备职能。
1.2人民币币值稳定
维持货币币值稳定是实现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当一国货币有升值预期时，国际投资者基于投资获利的心态，持有以该国货币计价资产的意愿强烈，非居民会增加该国货币计价的资产。但是，当一国货币升值预期结束或者货币升值结束，非居民持有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意愿减弱，就会抛售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货币预期升值从短期来看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从长期来看，通过货币升值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是不健康的。只有使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任程度提高，才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人们对货币的信任程度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货币政策的稳定程度以及币值的稳定。
1.3推进资本市场开放
在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进程中，境外投资者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目的发生改变，从基于汇率波动带来的短期投机转变成长期持有，继而深化人民币的国际投融资功能。实际上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资本市场开放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投融资功能，人民币国际化为资本市场的开放提供了货币环境，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深度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中指出，截至2019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资产合计6.41万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0.3%。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不断提升。
2绿色金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2.1绿色金融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绿色信贷通过能够为环境带来正效应的项目提供利率优惠，以及降低环境外部负效应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继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化发展。商业银行依靠绿色信贷的实施引导企业实施绿色化转型，继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绿色信贷在支持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将环境风险因素考虑到贷款发放流程中，对可能造成环境外部负效应的项目停止发放贷款或者增加发放贷款的利率，引导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实现经济的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增长。绿色债券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的另一重要金融工具，与普通债券不同，发行绿色债券所得资金用于绿色项目和绿色投资项目。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借短贷长、期限错配等问题，而环保产业等新兴绿色产业和传统工业企业在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通常具有建设周期长、技术创新所需资金量大等问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信贷资金供给有限，在企业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放绿色债券能够解决部分地区绿色信贷资金额供给受限的问题。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为经济绿色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更好地支持经济绿色化转型。与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工具不同，环境污染责任险这一类保险工具通常是借助保费杠杆率来规范企业提高环境风险意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继而促进经济绿色化转型。
2.2绿色金融工具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2.2.1绿色信贷与人民币国际化绿色信贷作为经济绿色化增长的重要金融工具，虽然没有直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绿色信贷提升了商业银行等金融结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绿色性，间接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管理和环境风险因素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通过贷款利率优惠引导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也能秉承“绿色投资”这一思想理念。实际上在国际投融资风险管理中，除了常规的市场风险、外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之外，还包括项目的环境生态问题所导致的声誉风险和信任风险。“一带一路”作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的重要途径，更要注重绿色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具有生态环境弱的特点，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环境生态问题会制约海外投资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投资和合作方面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绿色发展理念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在绿色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为一国赢得了信任和声誉，还奠定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2.2.2绿色债券与人民币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发放绿色债券能够促进资金流向环保企业等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实现经济绿色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以人民币作为载体的绿色债券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流动性逐渐提高，继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绿色金融债券，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截止到2019年末，共有142个发行主体发行了绿色债券，其中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的发行分别占比29%、21%、17%，累积发行绿色债券总额达到了2885亿元，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绿色债券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更能吸引投资者，尤其是注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投资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发行国，其绿色债券能够推动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进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从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2.3ESG指数与人民币国际化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指数是通过公司环境保护、社会影响力以及公司治理角度衡量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和企业稳定性的重要指标。ESG指数是投资者对企业投资的重要评价指标和企业吸引投资的形象指标。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化的发展理念下，拥有良好的ESG指数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资，促进经济恢复，加速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良好的ESG指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吸引外资，还能够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形象，继而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在人民币国际化初级阶段，稳定的经济基础更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稳步实现人民国际化，ESG指数能够从企业的角度规范企业实现经济的绿色化转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构建ESG指数，就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定期披露环境相关信息。ESG指数就很好地连接了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与监管机构，投资者更加青睐拥有良好ESG指数的金融机构与企业。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条件之一就是人民币实现其国际投融资功能。ESG指数不仅能够衡量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还能够树立金融机构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形象，吸引境外投资者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2.4碳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碳金融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为减少碳排放而推出的一系列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承诺于2035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排放实现中和。中国目前仍旧依赖于化石资源，为实现该目标，每年所需资金达到3万亿元。面对庞大的资金缺口，中国应大力发展碳金融，推进碳交易金融市场的建设，创新诸如期货、期权等碳金融产品，推进碳金融中心的建立。一旦全球碳现货以人民币定价，则推动实现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4
绿色金融体系亟待建设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引导金融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本投向绿色项目的激励机制。”马骏指出，所谓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债券和股票发行、保U、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和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表示，绿色金融各细分市场的进展程度不同，发展并不平衡。比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展很快，并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引领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但绿色保险，特别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代表性的绿色保险业务，发展相对滞后。
“绿色债券的确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绿色金融产品。未来还有很多绿色金融产品亟待发展。ABS（资产证券化）、PPP、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发展空间大，还需要一步步地探索。”马骏告诉记者。
绿色金融的新商机
“作为券商，我们一般会为绿色项目提供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和非标准化的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等。”近期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交通处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成员一同为湖南省某地市筹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由于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逐渐减少及整车生产厂商保有量的提高，新能源汽车新投产建厂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朱建军表示，该项目将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车配套改革、网约车部署、智能装备、智慧交通等入手，打造新的产业布局。“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一部分资金。”比如，某项目的总投100亿元，券商在参考融资人资产情况的基础上，最高可提供50亿-80亿元的绿色债券，用于该项目。
同时，还可以用绿色产业基金的形式解决另一部分的资金缺口。产业基金相当于表外运营，不进入企业负债表，可以优化企业的负债结构，同时能为企业提供3-4倍的融资杠杆。比如企业可以出项目总投30%的资本金，其余资金可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来补充。
近年来，尽管地方上发起的产业基金比较多、基金规模较大，比如2000亿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1000亿元的安徽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朱建军指出，实际上不少产业基金落地较慢，有时会因为较难寻找到适宜项目或基金管理上多层级沟通，资金无法高效投放落地。
考虑到项目的流动性和退出问题，可采用不同的金融结构解决资金问题。朱建军建议项目方寻找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联动，成立项目公司或采用PPP的融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绿色产业项目的专业化操作程度。另一方面，为项目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朱建军如是说。
融资探索：光伏行业
作为绿色产业之一的光伏行业一直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光合联萌运营总监沈梦伟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各家银行都设有光伏贷，为户用型光伏提供融资方案。“银行的确起到表率作用，目前在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都希望为光伏行业做个性化的融资服务。”
光伏行业的融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型企业，包括一些组件生产型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另一类是投资企业，他们是通过投资开发电站，然后出售或持有收取电费获取收益的一类企业。这两类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融资困惑。
光伏生产链上的企业往往面临账期较长、资金回笼慢、现金流紧张等窘境，沈梦伟认为，供应链金融更适合他们的融资需求。而光伏投资企业的融资困惑聚焦在前期的建设成本，苏美达能源市场总监袁全对《经济》记者表示，环境、地理位置、政策、项目周期是否稳定，业主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银行向业主提供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门槛。“业主更需要从前期融资到后期运维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相较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少能源企业更看重这块业务。
“光伏企业对电站项目的资金监管、质量监管以及项目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更愿意为融资方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沈梦伟如是说。
然而，在推进融资业务的过程中，沈梦伟表示，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产的风险评估问题。除了调查企业详细的信用档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更要有一套完善的风控系统。譬如，如何评价资产，如何进行风险尽调以及项目出险如何处置等。“一方面要严格把控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投资人的用户体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清洁能源融资举步维艰
同为绿色产业的清洁能源行业则面临另一番光景。
很多企业愿意发绿色债券，比如做清洁能源的上市公司亿利生态。2016年，该公司公告发行了绿色债券，之后便悄无声息了。据业内人士分析，上市公司已公告，意味着有证券公司替该公司运作绿色债券，但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项目本身有瑕疵，到监管部门那里便卡住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家都理解。其实中小绿色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福建永恒能源管理有限公司CEO张誉铧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大的绿色项目需要几亿资金投入，且回报周期长，单靠企业自身力量很难发展起来。虽说绿色企业有益于社会，但多数金融机构并不能把它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
张誉铧表示，福建永恒算是清洁能源企业中比较幸运的一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绿色金融机构的支持。“2012年获得了青云创投的股权投资，兴业银行共提供了2000多万元的绿色贷款，顺利渡过了初期项目开发的难关。”提到当时的心情，张誉铧表示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心。
“当绿色产业规模逐渐成型后，会遇到融资瓶颈。”张誉铧表示，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越来越难拿到资金了。“每个行业都有合同能源管理通则，但范围广泛，没有专业性机构对接，很难开展融资工作。”
据张誉铧介绍，2015年国务院取消了合同能源管理补贴，很多银行与基金都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借贷与投资都采取观望态度。福建永恒因此调整了业务模式，以能源服务替代合同能源管理。不过，张誉铧对此事表示乐观，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不少政策，相信未来关于能源的合同能源管理相关细则会出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让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绿色项目的开展，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承接业务。同时，也希望更多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绿色企业的经济效益。”
清洁能源融资较难，不仅是国内。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巨大融资缺口。
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却差强人意，现有金融体系未能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决策；二是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较窄，无法对机构投资者产生充分的激励效果；三是美国资本市场运行模式与清洁能源投资的特点并不匹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告诉《经济》记者，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都属于一个崭新的课题，都处于探索学习阶段。因此，我们更需要对现行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发展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审视和重新设计。“单纯依靠财税激励已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加全面的政策组合，才能确保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投助力绿色项目
“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实属不易。”青云创投战略与研究合伙人卢琦对《经济》记者感慨：10年前的绿色市场比较“安静”。近几年，随着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逐渐受到政策和市场关注，国家开始提倡绿色金融概念，这个领域逐渐热闹起来。
卢琦告诉记者，绿色领域涵盖范围广泛，凡是能够明显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的领域都可称为绿色领域。绿色领域的投资机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技术，这类企业往往是重资产型，利润率相对要薄一些，需要扩大产能维持经营；二是清洁技术，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比如电池、半导体技术等；三是可持续技术，指的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善于将智能互联技术运用在绿色产业中的企业。卢琦表示，青云创投目前会偏向可持续技术的投资，当然前两个阶段也会持续关注，但会更注意对市场风险和技术商业化风险的规避。
这种投资偏好也符合绿色产业的发展趋势。以能源行业为例，最初绿色产业是考虑如何让能源生产更清洁，之后逐渐往应用端延伸，创新产生于怎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减少能源浪费，现在新的可持续技术企业会考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学习把能源的消费更精细化管理。
绿色企业生存和发展不易，需要投资公司给予更多帮助。卢琦向记者介绍，得益于青云创投深耕绿色行业多年，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一直帮助被投资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去年我们投资了一家用深紫外线LED做消毒杀菌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Rayvio（紫岳紫外科技），其下游应用场景很广泛。”投资之后，青云创投将其引荐给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政府。鉴于当地有不少医疗类企业和家电类企业，能够与Rayvio合作。翠亨新区政府对这类绿色项目很支持，这家初创企业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同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无菌车间等。卢琦表示，深入帮助被投资公司做战略方向把控、介绍关键资源，这种合作共赢的例子很多，从投资回报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谁是解码器
“当下绿色金融还只是一个理念，它是有颜色、有态度的金融。”E20研究院院长、北大环境学院E20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傅涛对《经济》记者表示，除了上市或放贷会优先考虑环保企业，并没有给绿色产业特殊的金融政策。
环境产业有资产沉淀性强、收益稳定，但收益率不高、政府采购的比重大，年底集中收付款等特点，环保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估值方法。“政府说年底要把这条河变清，环境企业的客户会一哄而上，企业的账款会很集中。”傅涛表示，它与其他支柱产业截然不同。“从金融报表来看，很多人看不懂环保产业，觉得风险特别大。”因此，金融与环境产业之间需要一个解码器。
朱建军表示，金融机构对传统业务如固定资产投资类的项目更为熟悉，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比如地产项目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每个环节投资成本和总收益都能预算出来，都可以用债权的方式去提供融资。从规划设计、撰写可研报告、监管机构审批、金融机构介入、项目运营、项目去化率、资金退出等整个环节形成完整的运作闭环。但绿色产业和金融机构所偏好的有抵押或质押标的的项目截然不同。银行缺少一种抓手，包括绿色产业的监管部门和审批流程也不同于固定资产类项目，金融机构缺乏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
在绿色项目中，绿色城镇化项目、节能环保主题的项目属于资金方比较偏爱的，如节能环保重大装备、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该类项目既有政府政策扶持，自身又可创造收益，可形成较为优质的标的资产，融资较为容易。但是公益类如污水垃圾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空气治理或雾霾治理、湖泊治理、乡村水治理，甚至是清洁能源的项目，一般无法直接市场化运营产生收益，该项目的现金流或产出情况很难预计，用发债或信贷的形式很难形成资金链闭环，也是部分绿色项目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5
绿色金融的定义及内涵
绿色金融的定义
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业如何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前者指出“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后者则明确金融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
根据2016年8月31日，央行等七部委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定义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的内涵
迄今为止，对于绿色金融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主流观点认为绿色金融内涵是金融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关于强调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制衡作用的内容，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将环境、生态指标纳入金融可持续发展体系，在投融资的决策过程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金融企业的日常业务中。识别和重视环境风险以确保信贷资产的安全，同时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环境污染的治理，将资金调剂到这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保产业、生态产业，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以未来的良好生态经济效益和环境反哺金融业，以此来实现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观点充分考量了金融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责任对于金融企业经营的重要影响，并凝练出了绿色金融的核心――“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观点也与国际上的研究观点相一致。
由此可见，绿色金融的重点在于利用最优金融工程来解决全球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的问题，它的核心就是保障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利益，旨在让金融企业树立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和金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验借鉴
德国
德国是最早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国家之一，其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对环保企业进行大力扶植，构建绿色环保机制，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由德国银行牵头制定的“赤道原则”现在已经在德国金融体系成为行业标准，在贷款项目的审理批复过程中，金融体系严格按照“赤道原则”的标准对业务进行分门别类，以行业EHS Guidelines为评判准则，对于审批的贷款进行综合的考虑，并给出相应的降低风险和管理理念的研究理论。
德国在绿色贷款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政府部门参与绿色贷款业务，其不仅是金融界的合作对象，同时也是政府部门的执行机构和环境事业的融资部门，利用政府影响力，有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二是绿色金融产品自由化。德国出产的绿色贷款方面的产品不会因为政府参与而受掣肘，产品以公开公正为原则，在大众了解全部信息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招投标，而政府仅提供利息补贴和执行相关管理制度。三是环境保护部门对企业有绿色环境认证制度，以此判定企业是否有资格获得相应的贴息补贴，从而保障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精准的用于环保领域。
美国
在绿色金融领域，另一个先驱国就是美国，其在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很多先进经验。首先，美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不是传统的股东管理模式，而是相关利益人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可以让更多主体参与者加入到规则制定中来，从而兼顾各方利益。其次，美国法律体系健全，能够有效协调政治、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三者的管理，通过健全的法律规定促使商业银行在公益性项目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再次，美国政府利用多项政府支持政策来推动绿色贷款行业的发展，同时，搭建完善的信息传输和保障体系，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项问题，保障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地规避不良资产的产生，促使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的责任和利益，在有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保障自身的稳健发展。
波兰
波兰在推进绿色金融的道路上另辟新境，利用环保银行来专项推动，该银行主要业务涉及三方面：一是为波兰的环境保护事业融资。二是对于一些比较先进的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资金贷款支持，涉及的行业包含环保领域的方方面面，比如水、大气、固废等。三是为本国的环境保护项目做技术咨询工作。以上三项工作内容都是由专业人士和银行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该银行同中国商业银行一样，有很多下属分支部门，但其不仅可以为环保企业提供更长久期限、利率更低的贷款，同时可以利用专业人士为环保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其内部有专家评审团，这些评审团包含经济学家以及环保领域的权威技术专家，评审团对每个申请贷款项目进行评价分析，分析其贷款效益、偿还能力以及资金对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等。通过全方位的分析，在加上政策标准的规范，评审团会给贷款企业提供贷款资金、贷款期限以及贷款利率，保证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化。除此之外，波兰环保银行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将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世界接轨。该银行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他对于波兰经济转型期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银行和波兰的环保政府部门，主要是国家环保基金会以及省环保基金会关系良好合作紧密，所以波兰环保银行不仅仅起到了融资的作用，它对于波兰的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起源可以追溯至2007年，银监会《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同一时间，银监会与央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金融业开始迈入绿色发展道路。2012年2月，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管理，加速了绿色金融的发展。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广绿色信贷，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的发放力度，明确贷款人的尽职免责要求和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加强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建设，研究设立绿色股票指数和发展相关投资产品，研究银行和企业发展绿色债券，鼓励绿色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并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这一方案的提出，充分打开了绿色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015年7月，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了首单中资企业绿色债券，3亿美元三年期绿色债券，获得了来自全球66个机构投资者账户近5倍的超额认购。2015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市场发行10亿美元绿色债券，3年期息率为2.125%，5年期息率为2.75%，获得亚洲和欧洲近140家投资机构的超额认购。2015年12月，继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推出绿色金融债券后，浦发银行、兴业银行、青岛银行分别获得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行政许可，核准额度共1080亿元。截至2016年5月，浦发银行、兴业银行、青岛银行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绿色金融债券490亿元。中国银行继2015年成功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资企业首单境外绿色债券后，2016年再次在国际债券市场为吉利汽车发行境外绿色债券。近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主要用于支持金砖国家、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业项目。中国银行作为新开发银行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担任了本次债券发行的独家牵头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
综上看来，随着绿色金融上升到国家战略，我国商业银行也逐步推动和投入到绿色金融的发展进程中，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相较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绿色金融发展情况，从产品种类、法律保障体系以及绿色金融发展机制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取长补短。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对策
构建引导激励机制。我国绿色金融尚处于发展初期，加之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下行周期，不良风险频发，使得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持有谨慎、保守的态度。为促进商业银行更好地参与到绿色金融中来，一方面，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性、补贴性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贷款贴息、财政补贴、信用担保，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相关要求等。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补贴和奖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树立先进的绿色金融理念，立足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充分考量自身的社会责任，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到自身发展的各个环节，同时构建相应的绿色指标体系，促使员工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从国际发达国家开展绿色金融的先进经验来看，要保障绿色金融的稳健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规定环境污染者必须承担的责任，提高其违法成本，同时，对环保企业，利用引导激励机制，基于扶持获奖励，以此来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理念，与国际标准接轨，促使绿色金融朝着有力的方向前进。
健全综合化产品体系。随着G20峰会上绿色金融理念的提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出来，绿色金融发展逐步走上正轨，绿色金融产品也呈现综合化态势。目前，绿色金融仍主要针对企业提供绿色信贷，未来将拓展外延，将其拓展到个人消费领域，以培育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为绿色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企业层面，可以从能效融资、清洁能源融资、环保金融、碳金融和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等方面入手，在拓展融资来源的同时，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此外，绿色金融的发展重心将从绿色信贷向绿色债券倾斜，以此弥补绿色信贷市场的不足，重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创新开发适合我国的碳金融产品系列。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6
一、国外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的经验做法
（一）开展绿色债券
目前，国外商业银行正积极开展碳金融创新，以发行专业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与专款专用方式，来解决绿色信贷资金来源紧张的问题。在碳金融领域，欧美商业银行如汇丰银行、美洲银行、渣打银行等，围绕碳指标交易、直接碳金融投资、碳期权交易方面进行多方试验，取得了较好效果。据中国碳交易网站资料显示，2015年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其中，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性银行为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主体，当地企业部门、政府和银行的份额也在持续扩大，约70%绿色债券投向了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领域的项目。据行业数据测算，2016年仅绿色债券市场，已活跃涉及全球商业银行环保领域千亿美元市场。此外，韩国光州商业银行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推出“碳银行”计划，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以积分债券形式兑换，用这种绿色债券可进行日常消费，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二）实行差别化碳金融信贷投放
国外多数商业银行在进行项目信贷投放时，会根据环境成本多寡来进行差别化碳金融信贷投放。这些商业银行通过该种方式，促使高碳企业既可进行技术革新，进而取得较好的环境效益，又可使资金向低碳行业倾斜。例如，花旗银行、汇丰控股、摩根银行、瑞穗银行等，均针对绿色信贷制定了相应信贷政策，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及交通等行业进行信贷倾斜，而相应“两高一剩”行业信贷余额则进行了缩减。商业银行通过以上信贷方式，改变了高低碳行业的空间布局，促使当地总体环境成本大幅降低。例如英国伦敦汇丰商业银行依据环境成本高低不同，对企业信贷投资进行差异化管理。其中，在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等方面，投资管理私募碳基金超过 8.5 亿欧元，其中 60%部分将会投向中国。而对于工业高污染、高消耗企业、垃圾填埋等领域企业投资进行缩减。国外商业银行通过差异化的金融信贷投放，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三）可提供专业的碳交易第三方中介服务
国外商业银行参与碳交易活动的重要盈利方式之一，便是以中间商的角色进行。一方面，这类商业银行为其本国CDM项目投资企业提供具体的咨询服务。例如，欧洲碳交易市场的商业银行，利用先进的碳金融期货合约工具，为企业提供细致的套期保值服务。另一方面，?b于国外商业银行拥有全球客户资源基础，能够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碳排放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例如，欧洲部分商业银行以经纪中介、绿色债券交易，或是碳金融风险管理等服务，建立碳交易专柜，为各类商家提供服务。其中，荷兰商业银行凭借广泛的全球客户资源，为碳金融交易提供服务平台获取中间业务；英国巴克莱商业银行在欧盟碳排放交易平台中，已成为该市场的最大平台，为多方企业进行碳排放交易提供了更多服务。此外，美国花旗银行也同欧洲、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进行联盟合作，提供碳交易中介服务，开发与碳排放权管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商业银行提供碳交易第三方的中介服务，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进行碳排放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可提供多样化的碳基金融资
碳基金是商业银行为了企业碳减排项目提供资金而设立的一种融资产品。世界第一个碳基金的形成，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建立的1.8亿美元的原型碳基金。在此之后，碳基金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且产品类型不断创新。国际领先的商业银行都看好这一市场，投资涌向了碳基金领域。例如，法国兴业银行、瑞士信托银行，以及英国汇丰银行等，共同出资1.35亿英镑，设立了碳排放交易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其他银行共同投资设立日本碳基金；亚洲开发银行设立的亚太碳基金等。为此，这些组成的多元化碳基金所组成的融资，能为商业银行未来碳金融领域投资降低风险。例据加拿大著名财经媒体Corporate Knights调查发现，上述商业银行所设立的投资基金，一但将碳基金融资方向从碳排放较高的企业，转移至环保或清洁能源公司，将可减少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二、中外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存在的差距问题
（一）商业银行推行碳金融业务应用范围狭窄
国外大型商业银行，诸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其碳金融业务，从2012年开始便将碳减排交易从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产品扩展到航空业领域。与此相比，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却依旧停留在“绿色信贷”的单一层次。2016年3月，我国兴业银行才同春秋航空、上海置信碳资产有限公司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签署了首单航空碳排放配额的《碳配额资产卖出回购合同》。同时，我国碳交易所成贸易量较低，商业银行与之相比，碳金融业务范围更低。据搜狐财经网资料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欧洲碳金融市场现货交易换手率超过了500%。而同时期我国的北京、上海、天津等7个碳市场试点中，二氧化碳当量配额共计约12亿吨，但线上成交量却仅为2亿吨，整体现货交易换手率还不足20%。由于我国法律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不被允许直接参与到碳金融交易，只能通过碳金融产品、业务参与到其中。由此对商业银行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碳金融业务单一，使得我国大多商业银行对于碳交易中介服务，尚未涉及碳指标交易等具有实质性应用领域，在经济效益方面难以与发达国家相竞争。
（二）我国尚未实现绿色信贷信息共享
与国外绿色信贷的普遍性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还未与环保部门建立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导致一些碳排放达标企业，以及个体难以进入绿色信贷主体进行融资。2008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与银监会双方为了协调彼此权益分派，签订“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但该协议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由于商业银行与环保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双方信息交流受限，而且有些企业、个体环保信息也并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而信息数据共享的不及时，也无形中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息处理成本，进而限制了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据中国证券报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我国21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7.26万亿元，占据各项信贷款项总额的9%。而其中新型能源、环保节能、生物工程技术等新型产业信贷余额为1.69万亿元，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5.57万亿元。其中，由于信息共享不够健全，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26.25亿元，不良率为0.41%。
（三）绿色信贷融资规模较低、覆盖产品单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融资规模较低，难以发挥真正实效。据《中国低碳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资产排名前18的商业银行中，绿色信贷余额仅占总资产比例的1.81%，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在其中仅占3.46%，而且，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大多投资或融资于政府参与或主导的环保项目中，中小型企业所能拿到的绿色信贷融资规模都较小。同时，绿色信贷产品覆盖面单一。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绿色信贷融资过程中，主要是面向大型环保类企业大型、清洁能源以及节能减排项目，中小型企业涉及数量较少，商业银行仅重视融资渠道而忽视融资对象，从而加剧了碳排放交易的失衡。另外，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产品针对主体也受到了限制，其大多面向的是企业群体，涉及个人、家庭的碳金融产品数量极少，因此，商业银行推行的绿色碳金融产品难以渗透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影响力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四）碳交易定价波动性较大
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市场，但在国际碳市场上定价波动性却较大。据UNDP报告显示，2016年10月，全球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以及20多个城市对碳排放当量进行了定价。该项定价机制，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3倍。而中国环保网资料显示，我国各碳交易试点中，碳定价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如深圳碳市场其交易初期价位为每吨30元左右，后来一度飙升至130多元，而到2016年9月?t又徘徊在30-50元之间；广东碳交易市场则由开盘初的60元下降至10元左右；而上海碳交易市场则一度跌至5元左右。再者，目前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虽取得较大进展，但都未深入到核心部分。在国际碳业务交易市场中，我国商业银行定价权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五）CDM项目平台合规性不足
CDM项目是我国碳交易业务的常见形式，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碳交易程度的最高形式。但同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例如，欧盟国家存在5个阶段，共同构成其碳排放交易体系，即减排目标、排放许可上限、覆盖范围、交易机制以及超标处罚机制。我国CDM项目主体在同国外进行交易时，无法进行统一谈判，往往被国外买方采取逐个击破方式压低交易价格。基于此，据CDM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CDM执行理事会召开的7次会议中，我国30个CDM注册项目都遭到了否决。而且据腾讯新闻网资料显示，2016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拒绝了来自我国的10个可进入注册条件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而这也致使我国相关金融机构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三、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的途径
（一）开拓与碳金融结构性挂钩的信贷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可围绕绿色产业新特征，进行碳交易相关联的绿色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投资，进而达到商业利益同生态产业的良性嵌入。一方面，国内各类商业银行积极开发节能减排信贷业务。例如，加快开发可抵押产品的担保业务，项目产品经营中所得款项即可成为信贷抵押中的还款来源，进而降低抵押担保对中小企业带来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调查新兴节能环保企业，依据其资产状况、抵押物的经济价值，据此实行差异化准入方式，创新与碳金融关联的结构性信贷产品。如打造绿色设备买方信贷、节能收益质押贷款、排污权质押贷款、绿色融资租赁等新产品。此外，针对企业对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可开发绿色产业债务融资工具、收益支持票据，或是碳项目收益债等新兴投行类产品；针对大规模的绿色信贷项目，商业银行可与其他政策性银行合作，针对企业投资需求，创新如“CO2挂钩型”绿色理财产品。
（二）参与国际核证减排量（CER）市场
虽然碳排放贸易仅向发达国家设立，中国没有减排义务不能直接参与其中，但依据相关规则，中国商业银行依然可以在部分国家或地区拓展市场。例如，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或CDM等碳排放交易并无明令禁止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交易。因此，我国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可通过委托拥有固定资格的交易机构，参与到CER二级市场的碳交易体系中；或是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在目标国家投资建设金融机构，以此获得碳交易资格，并从中申请欧洲碳排放交易所席位，以境外买家身份参与CDM/CER二级市场交易活动。这样，能够极大地缓解一、二级市场CER/CER价格差价，进而减少中国金融市场大量损失。
（三）设立低碳金融及其衍生品
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碳金融活动过程中，应依据低碳环保企业需要，不断丰富低碳金融衍生产品。例如，可通过设立碳金融衍生品、绿色保险产品，或是碳交易指标等，与企业在碳交易项目过程中，提供信用管理与风险规避等金融服务。借鉴国外碳权交易经验，设立相应的碳基金，促使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减排项目的投资活动中。此外，“赤道原则”是世界公认且明确的节能减排标准，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依据该标准，倡导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以此推进金融业适应低碳经济发展需要。而商业银行在其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方面，可通过学习国外成功经验，积极拓展同天气指数、水土资源以及生态指数等指标相关联的衍生理财产品。同时，政府方面也可以适当借助碳交易平台，推出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碳金融交易期货、绿色债券、远期合约等多项金融产品。
（四）为企业提供碳金融中介服务
我国商业银行参考国外著名银行开展各种碳金融中介咨询服务来获得利润。一方面，应对商业银行内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各地分行营销资源和手段，挖掘合适的CDM项目潜在客户，并不断进行项目设计、立项以及监测过程中的跟进。CDM项目的顺利实施，可通过所属金融租赁中心来提供相关设备的融资或融资租赁服务，进而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为项目客户提供合理的碳金融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凭借其国外分行推销自身碳金融项目优势，进而带动银行自身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仍要开展对低碳技术、基金、等项目的探索，积极创新绿色债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业务。
（五）制定政策保障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开展，涉及环境、金融、监管等多类部门，该业务的顺利实施需要这些部门通力合作。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碳业务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善碳金融业务的扶持与约束规章，进而扶植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而对于那些积极开展碳金融项目的金融机构，政府可适当予以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措施来进行激励。特别是应制定补偿性政策措施，来支持和鼓励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及相关企业。强化现有约束性政策的执行力度，约束商业银行机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也可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对商业银行开展绿色碳金融活动的约束。
（六）完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
对于碳金融交易的有效实施，政府部门应制定专业监管法律。例如，碳金融监管、绿色金融基本法等。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推行碳金融保障制度，建立绿色信贷环境和生态环保的联动机制。明确相关金融机构的环保法律意识和披露义务，进行绿色投资使命的明文规定，以此来建立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例如，国家政府可通过向环保企业发行资格限制，鼓励环保绿色企业进入市场进行融资，并相应提供可靠的风险担保机制，增强各类企业对于碳金融市场的投资信心，进而扩大企业经营范围。通过完善这类法律机制，促进商业银行更加规范地开展碳金融产品，以此推动社会群体承担相应的绿色环保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