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论文范文1
[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细节关怀”“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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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论文范文2
人道主义伦理学整体目标是美好的，但其实现前提是人切切实实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可能性与完善，更谈不上理想的幸福与好生活。人的自由包含着很多的含义。首先，意味着人已然获得了实质的自由;其次，可能指人具诸种形式上的自由;最后，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自由，具有自由的可能性(潜能)。弗洛姆正是在第三种意蕴上看待自由的，即人具有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弗洛姆要阐释发人道主义伦理学，必须先批判“人的自由”的问题。弗洛姆的前期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自由的悖论”，即人在个体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自我实力不断地成长，二是日益孤独。“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独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服从。简言之，自由的悖论就是，人总是渴望自己成为更加自由的“个体”，可当人一旦成为“个体”时却又感到孤独、无能为力和无权力，而宁愿选择去“服从”，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以精神分析来看，便是一种心理的“逃避的机构”。但是，“自由的悖论”并不能证明人类“逃避自由”，事实上，在对“自由悖论”的阐释过程中，反而揭示了人类对真正自由的渴望。因为弗洛姆坚信一点，就人性而言，人类是求幸福的。正如亚氏所言，人生而求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那么，人类也必然渴望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和目的，而是价值和目的的前提”。所以，问题关键在于，人类要求的是何种自由?人类所要求的是能够实现的实质上的自由，而不是被空头许诺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弗洛姆很细致地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了“自由的悖论”，无疑都佐证了我们的论断。一是在文化渊源上，他认为伊甸园是人类具有安全感的象征，是最初的原始联系。亚当与夏娃的离开，正是人类“个体化”要求的象征，原罪“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而后，人类的生活却又选择了对上帝的“服从”，表现为各种宗教崇拜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千年统治。弗洛姆指出了根源，“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一个天罚;他脱离了天堂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亚当在个体化后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离开伊甸园的人类生存，充斥着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勾心斗角，他无法管理自己，甚至无法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亚当逃避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自由。二是在社会生活上，宗教改革打破中世纪严密的社会组织生活。由此，人类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人成为了个体，看起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独立了，可资本的自我运作是残酷的，“他们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无望的奋斗”。“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3］P34因此，宗教改革以来的人类个体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实现的、无望的自由。人类个体所逃避的自由，毋宁说，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人类并不逃避自由，只是逃避个体化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无助。所以，人不会逃避自由，反而深切地渴望自由。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摆脱焦虑与无助，才能成为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前提。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得以实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会使人拥有力量，以及获得可能性的感召，而不是单纯的形式与权利。弗洛姆把这种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寄托于对人性的塑造上，即“生产性人格”的塑造。所以，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的获得必需经由“生产性人格”塑造这条进路。
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进路:生产性人格塑造
弗洛姆剖析了社会生活中由规范伦理学导致极权问题，深刻指出了人类心理的“逃避机构”。他的本意并不说人类对自由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的痼疾，而是想唤起人类对真正自由的热切追求，借由精神治疗的方式重塑健全的人性，培养出生产性的人格。由此，人类才能把握真正自由，实现自身的目的，冲创出可能的生活。弗洛姆强调面对自由的悖论，人类会产生无意义感。那么，要克服这种感觉的方法有二:“一个自然就是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很真诚地去表现情绪、感觉与智能……，另外就只有后退，放弃其自由”。而唯有具备“生产性人格”，才能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成为真正主动的主体，而获得自由。同时，放弃自由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服从、依赖、受虐并不能改善生活，当人类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殷勤奋斗的幻觉破灭之时，届时迎来的将是更深层次的内心焦虑，是“人的潜能”自我荒废的深深懊恼。因此，自我哄骗与对权威的服从，要让位于“生产性人格”。人格健全的个体，能凭借理性和爱而去工作，实现自身所蕴藉的目的与潜能。所以，生产性人格塑造是通向人类真正自由之途，也蕴藉着人类对好生活的向往。在弗洛姆的文本中，所谓的生产性人格就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弗洛姆相信，“生产性”才是健全的人格取向。因为人类的生存时刻面对着两种类型的悖论，一是存在的悖论，即生与死的问题;二是历史性的悖论，即人类(个体)的限制条件与潜能实现(可能性)的问题。人对存在的悖论是无望的，而历史性的悖论则能够通过历史条件的改换或通过对人格的“生产性取向”的塑造来解决。在生活中，存在的悖论不是最大的困惑，而历史悖论才是重心。人类对“自由”的逃避，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论，因为只要实现自由的条件极大的充沛，那么任何形式上的自由都将是实质的自由。然而，历史条件是相对稳定的、有限的，那么“生产性取向”的塑造对幸福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生产性取向”区别于人的“逃避的机构”，它不依赖于某个权威或“原始联系”，它径直地驱动人去创造性的爱与思维，在一种生产性的工作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在能力。生产性取向的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具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者具备自由的能力，意味着能独立的思考问题，能切实地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可能生活做出安排和筹划，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是主动地去爱的主体，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不是被爱的对象，不是依赖症患者，更不是一个卑琐的“现实主义者”———逢迎世俗以谋名利。因为“‘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总的来说，生产性是人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所以，具备生产性取向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出的最重要对象是人自己”。因此，自由即意味着人自身的潜能能够得以实现。弗洛姆强调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要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不要将自私与自爱混淆起来，人要成为他自己，必要一番“自我的追寻”。那么，人的自身利益又是什么呢?在弗洛姆看来，在人类(个体)的天赋能力(物质的力量)和境遇(手中的武器)中有其固有的潜在能力与目的，实现这种潜在的能力与目的，是人最大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自爱是人的最大责任，而将潜能荒废掉是人最大的不道德。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则“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而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人的良心是唤起人去热望自由的巨大动力。正是基于这种“道德判断”和对人性格的基础科学研究，弗洛姆否弃了权威主义的或者绝对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强调普遍的人道主义伦理体系，而该体系的核心就在于认为生产性取向的人格，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进路，使得个体能够认识人存在的意义，进而对其生活中的得失进行负责。所以，生产性人格是人类所热望的自由的基础，是自由的路径，而自由又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由是观之，自由与幸福也是互为一体地蕴藉于“生产性人格”概念之中的。
三、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反思:自由的限度与好生活的可能性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3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人为缺失及其后果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书写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科学地把握人是历史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人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更是唯物史观这一全新的哲学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宗旨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无疑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体系及其宗旨解读的片面性。这一片面的和遗漏性的解读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一，它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缺少直接的理论指导。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对象是人，如果没有关于人的科学理论武装，如何去做最复杂的人的工作?又如何去引导人和提升人?目前思想工作和教育能力弱化的根子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缺乏导致了“本领恐慌”。其二，它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泛滥。由于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缺位，而人们又特别渴望获得人学知识，于是，各种人学思潮在社会上特别是高校里相当流行———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弗洛伊德泛性论思想等曾一度成为时髦便是例证，抽象人性论特别是人性自私论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占据很大的市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抽象人性论还为其他错误的社会思潮之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普世价值论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抽象人性论，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人性共同的和永恒的追求。其三，它使我们的人才培养畸形化、社会发展目标GDP导向化。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重知识技能教育、轻人文精神培育，工具理性无限扩张、价值理性极度萎缩，高校似乎正在变成培养经济动物的大工厂，一些大学生变成了严重缺乏人文情怀和素养的经济动物。部分政府高举发展经济的大旗，以资本增长代替民生改进，为追求GDP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不能成为享用社会财富的主体。我们的教育实践和政府社会建设活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忽视所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具有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无与伦比的崇高人文价值。有学者曾对此作了富有见地的概括:“真正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人本精神;真正关心群众疾苦、维护和实现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精神;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政治形式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人道主义精神;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的自由精神，投身人类解放事业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价值的修身精神等等。”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精神既继承了传统人文精神中关于人是目的这一理论精华，同时又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巨大超越和发展。首先，它以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不再仅仅是出于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同情，给百姓以施舍恩赐，而是出于对人民群众的真正敬畏。相对人民群众力量而言，个人改变不了历史的趋势，个人只有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它抛弃了传统人文精神中人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两极分离，主张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预先存在的。”②“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③这些论述都鲜明地昭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只把自己视为目的而把别人视为手段的带有明显个人主义的人文思想。再次，它在本体论上克服了抽象人性论或人本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怀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人际关系和人性完善发展过程上，它能够起到巨大的动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价值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或世界观意义上的，人性善恶的矛盾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由重视人文精神而走向抽象人性论，这正是以往人文主义者的遗憾宿命。最后，个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回归自然、回归社会。人的个性主要不是表现为差异性，个性的发展主要路径并不是要摆脱他人和社会，个性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丰富性和全面性，丰富全面的人性只有在自然和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觉统一的根据
如果说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科学精神，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也不需要进行重复的学理论证，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外部的质疑与批判，而是来自于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将其教条化。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决不是说它就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标准，而是要求决不能把它神化，对它要有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根本观点(即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根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具体观点的正误和时效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体现其时代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有益思想吸纳进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体现其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又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性，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人文精神，自觉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马思主义意识形态理应实现对人类以往意识形态的质的超越，它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这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了保障。彻底的实践精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基本品格，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这种彻底的实践精神基于以下几点:其一，人类社会的本原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物态的自发生成，也不是所谓神秘力量的安排或神创物，实践才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本原，“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其二，基于实践生发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少数英雄人物而是隐于历史背后的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其三，既然历史必将合乎规律地永续发展，那么，任何进步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以推动世界发展进步为己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彻底的实践精神所必然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秘密不仅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上的意识形态迷雾，把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其真实的面貌，而且还昭示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有确保其科学性的品质，才能有效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唯有以谋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真正体现关爱人民的人文情怀，才能吸引和感召人民群众。彻底的批判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表现为执着的求真意识和无私的反省精神，表现为强烈的进步意识和深切的忧患意识。具体地说，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类世界。“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⑤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世界观根据。其次，反对并消灭以剥削为基础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⑥。在批判中唤醒民众，调动民众改造世界的热情。以上两个方面将理想与行动、最终目标与具体的实现过程辩证统一了起来。其三，为了维护真理和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批判者自身应当具备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怀。“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⑦批判精神决不是对他人是批判的态度，对自己却是非批判的态度，批判者心智的非至上性决定了彻底的批判必然包含着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权力崇拜和个人迷信还客观存在的时代里，科学真理和人民的合理价值诉求还可能会遭遇权力的障碍，因此，彻底的批判精神又必然要包含着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体现出无私无畏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就绕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使命的考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是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是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的理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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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意识产生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基本范畴，主张对一种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的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对人性做出探究，反对扬神抑人的观点。“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2］1220世纪50年代，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民众的心理受到了打击，人们开始怀疑他们一向信仰并从没有疑心过的美国自由主义精神。这个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开始更多的转向对人文、生命的反思。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好莱坞电影中处处彰显着人文关怀，詹姆斯•卡梅隆作为好莱坞的代表性导演，其电影中的人文意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来生物的友好在大多数科幻作品中，人类认为这些外星球生物是与地球人敌对的势力，对它们充满了深深的敌意。而在卡梅隆的作品中，都是以一个容纳对等的姿态去与这些外来生物进行沟通了解。《阿凡达》创造了一个个票房奇迹，是一部十分卖座的影片。潘多拉星球美丽的风景让多少观众叹为观止。纳威人对家园的热爱，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是那么的深。我想，影片中极力凸显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思维与行为。这部电影在对待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的态度上也是清醒理性的。的确，人们在面对陌生事物时，下意识的只会看到这些事物会带来的危险性，从没有想过要带着一种平等真诚的态度去接触和看待它们，所以就不难理解人类本身会产生的恐惧与厌恶了。这就是人类本能自我保护中最可悲的地方。
2．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忧患“人类目前面临和即将面临的巨大的生态灾难，是近两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地球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3］环保问题也多次出现在卡梅隆的电影中。电影《阿凡达》中关于和平和环保的主题也是近年来好莱坞大片中反复出现的，卡梅隆在这部电影中加入了环保与抵制战争的元素，表达了人类的共同意愿，是主流趋势。詹姆斯•卡梅隆一直热衷于对人类行为带来的灾难的思考，战争、贪欲、过度开采、掠夺带来的动荡使人们备受煎熬，对地球的生态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大量的垃圾充斥着我们纯净的生活。当人类侵袭潘多拉星原始丛林时，很多观众痛心疾首、愤怒至极，或许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离你不远的地方，又一片森林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又一条河流不再清澈，戏里戏外悲剧同时上演。空气中清新的氧气越来越稀薄，二氧化碳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卡梅隆的这类电影也带有某种警告的寓意，让人类在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别忘了人类自身的贪心是最难以了解和最危险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绝不能让贪婪占据我们的内心。
3．关注人道主义精神爱情、亲情、环保等一系列问题使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在冰冷的器械中透出丝丝的暖意。《泰坦尼克号》是以一个老人的回忆和讲述的形式来展开的，杰克和露丝在泰坦尼克号上环抱相拥的那一幕，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经典。《泰坦尼克号》的巨大成功归因于电影中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凄美的爱情使《泰坦尼克号》享誉全球。詹姆斯•卡梅隆从不吝啬用他的镜头描述那些细腻的情感。电影《阿凡达》中，来到潘多拉星球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是采矿公司的人;第二类是军事集团的人;第三类是准备对这个星球做研究的科学家。第一类和第二类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对潘多拉星球进行掠夺和侵犯的恶势力代表，第三类人是前两类人的帮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满足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完全无视道德。这些人的行为也反映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这类人以损人利己为爱好，不懂得平等和尊重，不对别人进行帮助与表示友爱，他们只知道强硬的攫取、肆意的侵犯，为的只是要将那根本不可能填满的物欲之洞填充，眼中只有自己的享乐。比如在国内经常出现的黑心棉和苏丹红等生活用品和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电影中这些“地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法。詹姆斯•卡梅隆用这种方式表现了这类人人格的扭曲、人性的泯灭。
二、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思潮爆发在19世纪，是在人权觉醒的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及热门的话题，并在各个领域都有了相互的发展，电影领域也不例外。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目的是为了旧时期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呆滞，以及电影中充斥着的父权思想，倡导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在古典叙事电影当中，男性被认为是推动剧情发展、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体，而女性则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体，是作为满足男性的欲望而存在的对象，软弱被动，是这一时期电影中女性形象最大的特点，在好莱坞电影中尤其明显。很快，这种电影描述手法就受到了女权主义理论家的批评和反对。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好莱坞电影中女性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再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女性主义的体现，更为明显。他的《终结者》系列电影以及《阿凡达》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两部作品都可以使观众明显地体会到詹姆斯•卡梅隆女性主义思想的无处不在，同时，《终结者》和《阿凡达》也向观众展示了其女性主义思想的日渐丰满和完善。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地位以及存在感的缺失状态虽然在现阶段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地位已经逐渐攀升，但男性作为主人公地位的现象还没有改变。在男权主义社会中，女性仍旧被看作是男性的陪衬品，致使她们长期没有自我独立感，这种地位的偏差和缺失感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男性总是扮演着科学家、工程师等重要角色，女性则游移在秘书、护士或者家庭主妇等岗位上，这种角色分工与人的能力并无多大关联，而是要归究于社会上或多或少仍然存在的性别歧视。詹姆斯•卡梅隆很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大多数影片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在电影《终结者》中，作为主角的有三人，被机器人统治者派来的魔鬼终结者，被未来的人民领袖派来的凯优和未来人民领袖的母亲莎拉康纳，在角色的分配上已经看出了女性地位的附属。剧情发展中，两名男性主角———凯优和魔鬼终结者都是主动出击和反抗，莎拉康纳一直在惊恐中被凯优带着逃跑，后来当她知道了为何被追杀，才在凯优的帮助下做出反抗行为，绝处逢生。同样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男人们都作为船长、成功的商人出现，女人们只能每天穿戴得光鲜亮丽地坐在甲板上茶餐厅里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八卦，缺少自己的想法和心愿，只懂得享受骄奢的生活。女主角是一个外表奢靡内心渴望自由的没落的贵族小姐，为了家族的荣华富贵被母亲逼迫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商人，在万般痛苦之下能够选择的反抗方式只有自杀。可以看出，在这两部电影当中，詹姆斯•卡梅隆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现了现今社会女性地位的缺失，在男女角色比例和男女职业背景中含蓄又清晰地表达出了女性的附属功能和次要地位。
2．女性地位开始受到尊重随着女权运动越演越烈，女性的地位开始受到全社会人的普遍关注，并被搬到台面上进行探讨和改革。社会和女性自身都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努力和改变，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之所以十分精彩，不完全在于电影中华丽的造型和宏大的场景，而在于他讲述了女人心智的成长经历。在电影《终结者》中，影片开头就交代了莎拉作为女主人公的重要地位。影片前半部分，莎拉在刚得知有人在追杀她时，表现出了一个女人正常的反应，那就是惊慌、害怕和无助。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莎拉得知自己被追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未来会孕育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而他的儿子会拯救整个世界。女主角的勇气和坚毅在此刻得到了迸发，拖着已经受伤了没有力气站起来的凯优逃跑，敢于同恶势力进行正面对抗。女英雄的形象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影片的结尾，莎拉挺着大肚子，开着敞篷吉普来到陌生又语言不通的地方，向着即将到来的风暴驶去。詹姆斯•卡梅隆无疑将女性的自尊自立自强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精彩。感情使女人变得比男人更坚强，这是卡梅隆电影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这部电影中，詹姆斯•卡梅隆除了要向观众展示出科技的黑暗面，还要向观众演绎女性自我觉醒和成长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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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历来承担着政治、道德的教化及知识的传授这样双重的任务。这两大任务，在政治学科中，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无疑是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的。但在目前的政治思想教育中，由于对应试目的的过分强调，其本应包含的人文精神及教化功能有意无意地被弱化乃至被剥离了，这显然不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缺乏人文精神，忽视人文价值的政治课堂，显然是枯燥乏味的，这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那么，如何将上述两大任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尤其是统一到目前应试色彩浓重的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我的尝试是，构筑人文化的政治课堂，在政治课课堂中贯彻人文精神，并使之于科学精神相结合。
思想政治课应是人文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课有着与其他各科不同的特点，它不仅给学生提供认识事物的工具和方法，更重要的是铸造学生的灵魂。因此，政治课教学既要讲究科学性，又要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做到以人为本，认真研究学生，把学生放在教师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上。不能只考虑完成教学任务，而把学生思想上的困惑、心理感受等放在一边，不予理睬。
我觉得在思想政治课中，尤其是哲学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学中，应着重发挥人文精神。本人在政治课教学中也作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一、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关心人，爱护人，作为政治课教师首要关心的应是学生的思想，关注学生内心的价值冲突。所以，我觉得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对中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课的最佳结合点。
讲人生观和价值观时，我没有简单的说教，而是从学期一开始，就让学生思考人生价值是什么，并写出自己认为做的有价值的一件事或几件事。期中考试后，我把作业收了上来，同学们写的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一个学习成绩较差，被老师认为是“问题学生”的同学——刘晓，在作业中写道：“我在教室里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我在教室里只能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轻蔑和嘲笑，但是，我在篮球场上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在那里，我得到的是大家赞扬的语言，崇拜、羡慕的目光。老师，你说我活得有价值吗？”我仔细研究了同学们的作业后，决定就以这个同学的作业为我人生观、价值观专题教育的切入点。一上课，我就同学们的作业做了一下总结，特别表扬了刘晓的作业。同学们一听是刘晓，班里一阵哄笑。我找了一位朗读较好的同学把刘晓的作业朗读了一遍，问大家；刘晓同学写的是不是事实。同学们纷纷点头。接着，我让同学们自己分析“他为什么在教室觉得没有价值，而在篮球场上有价值”，同学们一下活跃起来，七嘴巴舌，议论起来。几个同学都讲：刘晓篮球打得好，曾在市、区、校级比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学校和班级争得了荣誉。篮球场上的刘晓，是很多同学崇拜的偶像。但是，在课堂中，他不遵守课堂纪律，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往往是一问三不知，还经常给老师捣乱。同学们分析完后，我问刘晓大家说得他是否同意。他无言的点了点头。我问大家：“刘晓自己觉得在篮球场上有价值，而在课堂上没价值的观点对不对？”同学们都点头称对。我又问：“为什么呢？同学们能不能帮他分析一下。”通过分析同学们明白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集体的贡献。”因为刘晓的篮球打得好，在球场上得到大家的认同，他高超的技艺给学校和班级争了光，得到大家的尊重。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价值，是因为它为集体作了贡献、争得了荣誉。而在课堂上，自己学习不好还影响班级体，因而他的作为没有价值。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二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社会对他的尊重和满足就越多。在课后小结中刘晓写到：:老师：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明白了贡献与索取的关系，今后，我在学习上也要努力。
二、体现人文精神应关注学生的情感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的情感资源可能会越来越枯竭（不易被感动）。人们漠视生命，冷淡人情甚至亲情，人间的苦难被数字化了，数字不大不足以引人注目；生命的苦痛被动画了，画面演绎不够血腥不足以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有的甚至泯灭人性。中学生受上述社会负面因素影响，有情感麻木的现象，表现在有的学生对他人对社会对集体漠不关心，缺乏爱心、同情心等。通过情境教学，以情生情，以景生情，丰富并升华学生情感。
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正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对形象的、具体生动的东西感兴趣，看问题常常带有浓厚的感彩，尤其是看待社会问题。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必须把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学生的主观感受联系起来，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进行情感教学。
我在教学中注意以情明理，以情激趣，以情启思。设置具有一定矛盾冲突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思维。在讲正确的价值取向一课时，讲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时，我结合时政，让学生分析“日本肆意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的事实”，一开始，同学们情绪很激动，反日情绪高涨，根本不能理智地思考这些问题。等学生的情绪稍稍平静之后，我让同学们自己进行中日民族精神对比，由日本对战争的态度反思民族精神，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放下历史包袱，正视历史事实。同学们课后自己查找资料，分组分析、讨论，最后找到了原因：这与十多年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不无关系。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泛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危机，因为经济的萧条会引起并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民族心理变得更加狭隘和极端。如果日本经济不能走出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狭隘、极端与羡慕、嫉妒相互交织的心理之下，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极右势力将日趋嚣张，反华的花样也会增多。他们的行径值得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切都是和经济分不开的，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接着，我又让学生分析部分高校学生反日“入常”的行为。通过和学生的共同讨论，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学生们明白了凡事要以大局出发、以集体利益出发，以冷静的态度对待中日关系。
以情动人，达到知情统一。创设能使人产生强烈情感的情境，并通过教师充满感情的表达来感染、打动学生，从而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例如，在学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这一内容时，我给出了“丹心不怯断头台”——革命先烈关露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和爱情的事例，教育学生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抉择。很多学生听了关露的事迹后都留下了眼泪，深受感染。并表示对其的人格无比敬佩，值得学习。
三、人文主义精神要求政治课教学关注学生的审美需要，让学生领略到美和愉悦。
政治课的美主要表现为情感美、情境美、思维美、思想美。多媒体通过声、像结合，使教学情境更真实、更生动、更形象，使思维过程及思想动态地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在讲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一节时，我播放了春节晚会《千手观音》的录像，在优美的乐曲和美丽的舞姿中，使学生体会到事物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生可能会有各种挫折与坎坷，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的生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意志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蔡元培先生说过：“美者，循超逸之。”审美活动要在轻松愉悦之中进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处于紧张状态时，反而不容易产生灵感。学生如果过度紧张，是不可能进行感悟活动的。教师只有营造一种轻松、愉快、和谐的课堂气氛，才能促使学生充分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去感悟政治课的美。要营造这样一种气氛，首先，要提倡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在课堂上民主平等；其次，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和情感；第三，要给学生足够的思维与想象的空间和时间；第四，课堂上不要给学生太大的掌握知识方面的压力，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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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在革命过程中提出人权要求并在革命以后把这种人权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思想解放的需要。资产阶级为了把自己从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首先发起了以解放思想为目的的文艺复兴活动。接着是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针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思想和政治口号。他们以人性同神性、人道同神道、人权同神权相对抗，强调要张扬人性，泯灭神性；要弘扬人道，摆脱神道；要崇尚人权，消除神权；他们以平等和特权相对抗，主张人生而平等并且始终是平等的。这些思想和口号的提出，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以民主、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提出和传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第二，政治解放的需要。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为此，资产阶级需要用一种理论来证明其解放的合理性。合法性。人权理论就提供了这种证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资产阶级在其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2]由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单靠资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它就必须拉上其他阶级，形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因此，人权又成为吸引人民同它一道推翻专制制度的旗帜和口号。但是，在资产阶级利用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无产阶级也利用资产阶级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对这种资产阶级始料所不及的情况，恩格斯做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与资产阶级要求所不同的是，"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提出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13]这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实际上只具特殊性，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却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即"消灭阶级本身。" 《人权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的科斯塔斯·杜兹纳教授在该书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时，是这样描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权的看法的："法国革命在政治上成功地解放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在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解放全人类的社会革命。人权是革命的主要意识形态。这些权利属于抽象的普遍人，然而在实践中人权促进了资本主义中非常具体的人以及自私、贪婪的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人权批判具有全面性和彻底性。"[14]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人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批判性地指出了这种人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从中导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观点。 第三，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商品经济，它需要通过实现商品交换来发展，而从政治或法律上看，实现这种交换的基本前提是每个人拥有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同时也需要每个人取得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实现财产自由、买卖自由和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实现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15]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平等、自由，上升到政治国家和法律权利的高度，就自然衍生并体现为人权的要求，体制为资本掩盖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享有财产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