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文学范文1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而《诗经》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诗歌教学的肇始，自然意义非凡。然而，在当前的《诗经》教学中，不少教师仍然采用“解词———析句———串讲诗意”的“学究模式”，这样不仅破坏了《诗经》固有的美感和意境，也导致了学习效率低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诗经》的教学中，进行了如下的思考和尝试： 一、准确切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 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 《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 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 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 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 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 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p#分页标题#e# 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 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 四、拓展视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之中。 那种认为古代文学的内容已经是历史，只要写好讲稿，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无疑是极不科学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将知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循善诱地解说明白，更需要向学生渗透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其以后的学习、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最热门的恐怕不外乎《诗经》、屈原、陶渊明、李杜、《红楼梦》，其中《诗经》作为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元典之一，每年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计。在课堂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尤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 每一次《诗经》学术会议的召开，每一篇《诗经》研究论文的发表，甚至学术期刊网上出现的博士论文，我们都会及时整理并在课堂上传达给学生，以启发有兴趣的学生在课下继续钻研。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同走向学术的突破”[2]（P215），这一说法不但适用于《诗经》的学术研究，也同样适用于《诗经》的实际教学。当前《诗经》研究的热点在于《诗经》的意象研究和《诗经》的地域文化研究，让同学们了解这样的学术信息，会让同学们觉得即便是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也同样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总之，文无定则，教无成法。教学步骤、方式方法可以千变万化，只要是于教学有益，于学生有益，对于《诗经》及其他古代文学经典的教学探索应该是永无止境的。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2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风骚。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总体来讲，篇幅短的诗要比长的诗容易流传一些。能背诵《诗经》中某些篇章的人很多，能全文背诵《离骚》的人很少；能背诵汉乐府的人很多，能背诵汉大赋的人很少；能背诵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人很多，能背诵《长恨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很少。中国古代诗歌选择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为主要形式，实在是以抒情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幸，否则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不可能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韦庄《秦妇吟》作为最长的唐诗，其最后销声匿迹可能与其过长的篇幅不无关系。首先，其未收入《浣花集》，就可能是篇幅过长惹的祸。张天健《<秦妇吟>讳因考》分析前引韦蔼《浣花集序》的话说道：“照韦蔼说‘因录兄稿，或默诵者’，那么，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而像《秦妇吟》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加上年代久远，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这也可能是《浣花集》不载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篇幅也成了一个拦路石。从敦煌抄本来看，当时这首诗主要通过抄录、讲唱等方式流传，抄录的人大多是寺院沙弥、学书者，篇幅如此之长，在它所反映的事件已不再是社会热点之后，又怎能吸引那些写书的人呢？讲唱，这样的篇幅大约也要费不少功夫去背诵，听的人要有耐心才能听完，这样慢慢就失去了民间传播的渠道了。五、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题材上看，选取政治因素是会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秦妇吟》这样选择政治热点事件的，在此事件过去之后，作品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因为政治事件很容易成为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第二，容易触到敏感神经，各种明的暗的力量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和评价。如《秦妇吟》后来被作者自禁，虽原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但不管哪种具体原因，最后都是怕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脸面，为作者自己带来祸端。第三，因不符合当时政治主旋律，被强行打压。被秦始皇毁了的无数书籍，被政府下令禁止的《西昆酬唱集》，被毁版了的《江湖集》，被禁演的《长生殿》，被政府舆论压制的无数其他作品，都是显例。即便在当时当世没有与政治挂钩，也难料在后世会忽然生变。如岳飞《满江红》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就红了起来，《秦妇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狠批。当然，被打压的一些作品却排除了命运的艰难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因为人们某些奇特的心理，愈禁愈火起来，前举数例便都是成功流传下来的代表。
五、结语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3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4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学接受与经典建构
从中国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际来看，文学经典的建构始终与读者的参与紧密相连。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读者的认可与接受是经典形成的关键所在。作家（生产者）创作的作品（产品），只有被读者（消费者）消费和接受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文学消费的关键是阅读，只有被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才能进入接受的阶段，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作家的品格、人格往往是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屈原高洁的人格被司马迁等人称为“与日月争光”，但班固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尽管从历代文学评论来看，对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说来，重要作家作品被“点击”的次数较多、频率较高，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接受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从东晋开始，经过漫长的时间，到宋代对他的接受才达到高潮，他的人品和诗文才被逐渐推到典范位置上，成为理想人格和理想诗美相统一的作家。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就被认可，如司马相如的作品即被汉武帝欣赏，作为天才诗人的李白，其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当在盛唐，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文学接受也受民族心理的影响。中华民族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面对现实、注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因此，在古代反映现实的作品往往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与此相关的是，文学接受也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些民族心理，如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名人崇拜等，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认同与接受。另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对不同民族乃至于异域的文学作品也能吸收接纳，并加以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心态。文学接受，重要的是读者要进入文学作品所创造出的艺术境界，在情感上能引起强烈共鸣。古代诗歌理论中所倡导的“性灵说”“神韵说”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强调这种境界，不只是形式上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启迪。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主要强调作者如何作诗、作文，那么宋代以后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读者如何读诗、读文，注意引导读者的阅读，甚至在评点著作之前示以“读法”。被认可与接受的作家作品，往往被长期研究、大量阐释，乃至于成为一门学问，如诗经学、楚辞学、左传学、庄学、史记学、杜诗学、红学等。能成为“学”的著作或作品，无疑具有广泛的读者，能够超越时间、空间、阶层的限制，得到历代不同读者乃至世界各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也就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
五、余论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5
【关键词】 搜神记；干宝；古代文学；经典著作
《搜神记》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古代乃至现代文学史中都一直备受瞩目。从目前学术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于该文章内容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而且有着非常全面的格局，尤其是对《搜神记》的审美价值、艺术手法以及叙事方面的技巧有着很深刻的研究，而《搜神记》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同样也是现代著作中所需要借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搜神记》的相关写作内容以及艺术风格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搜神记》的创作原因分析
在《搜神记》的前言中，作者干宝对自己的创作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结合其他史料的研究，可以大致地推断出干宝创作《搜神记》的背景与原因，干宝主要是由自身身上发生的两件灵异事件入手，进行描写。第一件事是，干宝的母亲因为嫉妒干宝父亲的移情别恋，将父亲宠爱的侍妾推入墓葬之中，该事件过去十年之后，这个侍妾却又生还 ；第二件事是干宝的兄长在死后又复活。这两件事在现代的社会中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中，由于科学手段的不发达，很多人对起死复生、生命轮回等内容深信不疑，虽然《搜神记》与作者干宝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再一次反映了古代人们是比较相信鬼神之事的。从该书创作的背景来看，《搜神记》的创作与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当时，宗教迷信思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那个时代朝代更迭，战乱频频发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文学思想领域中却异常活跃，而且从外部环境来看，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到我国，在魏晋以后开始在全国普及，在当时的背景下，描写鬼怪神灵的书籍非常多，同时再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对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深信不疑，所以因果报应的鬼怪类书籍非常多，而《搜神记》则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二、《搜神记》形象塑造及审美表达分析
（一）“仙”的形象
从上述的创作背景来看，可以看出作者干宝是具有很深的道学情怀的，对于鬼怪之事是非常相信的，在道家学派之中，性好阴阳数术，得道成仙是每一位道学信奉者的毕生追求，在《搜神记》中，干宝展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也描述出了各种奇特的神奇法术，无论是“鞭百草 ”的神农氏，还是雨师赤松子等，都与当时人们的迷信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古代社会中，人们都是相信有神仙存在的，且在当时的那个战乱年代里，长生不老是每一位老百姓乃至达官贵人的渴求，在生死不能够自己掌握的战乱中，每个人都怀有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死不可控的恐惧感，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长生不老方面在《搜神记》中也有着比较多篇幅的记载，例如赤松子是“服冰玉散 ”、槐山一采药师傅是“好食松实”等内容，从整体上来说，《搜神记》中长生不老的神仙一般都是通过服用一些奇异之食来实现长生的状态的。
（二）“鬼”的形象
《搜神记》是一部描绘鬼神的小说，在该书中塑造出了大量的鬼神形象，与人们所认知的恐怖小说不同，干宝对于这些鬼神的描写更加赋予了他们感情，用他们与世间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来展现鬼界的生活与情感。在《搜神记》中，鬼故事大约有五十多则，在描写的时候，干宝并没有描绘出恐怖的气氛，而是通过叙事的手法来表现出鬼的生活状态，同时通过鬼的生活与世界中人的交往向人们表现出来，在大多数的故事中，干宝对鬼界的描述与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在第十六卷《夏侯恺》中，描写夏侯恺在死后十分思念自己的妻子，其鬼魂常常回到自己家中，穿着自己生前常穿的衣服，“入座生时西壁大床，就要茶饮 ”，这与他生前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在描述鬼故事的时候，干宝还塑造出了很多探析鬼内心情感世界的故事。
（三）“怪”的形象
在《搜神记》之中，怪的形象描述也是一大特点，干宝认为：“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也就是说，干宝认为妖怪是阴阳元气所附着的物体，元气在物体内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在外观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他们会消灭、会增长，也会上升与下降，而且他们在祸福预测与征兆上面也可以进行广东行政职业学院论定，所以，在《搜神记》的描写之中，不仅仅体现出了动物鬼怪的相关内容，而且在作者的眼中，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用品例如老虎、猪、公鸡、树木等都可以成为怪。
（四）直而能婉的写作手法
《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类小说的主要代表作，体现着当时文学创作的巅峰水平，这与作者干宝自身的文学素养有很多的关联，虽然在后世看来，该著作在表达方式上面没能够完全脱离史书“信实”的原则，但是该著作所塑造的一些光怪陆离的形象令人非常深刻，而且在故事的表达方面也是非常完整的，审美性也是极高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丰满。《搜神记》的语言朴实而又简练，写作手法体现出了直而能婉的特点，干宝往往通过三言两语的描述就将人物事件的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令读者印象十分深刻。例如在《汉阴生乞市》之中，这个故事的描述寥寥数语，总共不到一百个字，但是却将主人公汉阴生在市场上乞讨所遭受的侮辱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以及在后续故事的表述之中，将侮辱汉阴生的坏人惨遭不幸的事件描述得非常生动，同时在该故事的最后还使用了两句歌谣表达出本故事中作者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表现效果良好。
（五）怪诞的语言中蕴含着悲喜
在《搜神记》的语言中，怪诞是其非常鲜明的语言特色之一，结合干宝的生活时期以及生活经历来看，怪诞是其反映真实生活以及审美评价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搜神记》采用这种怪诞的艺术特征，与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以及人们崇尚鬼神之说的心态是有着紧密的关联的，在当时那个战乱的年代里，文人是具有很大的社会抱负的，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很多有才华的文人得不到重用，他们的内心十分苦闷，而又对黑暗的社会无力回天，所以，当时也兴起了文人墨客的清谈、闲谈之风，同时他们也相信鬼神之说，希望通过鬼神之说来寻求心理方面的平衡，当时很多的学者也开始使用和编撰一些怪诞的故事来寄托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美好的幻想，这种谈鬼之风的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崇尚奇异的审美心态，而这个时期的文人正是在这种特殊审美关注的社会氛围之中将各种志怪材料和民间传说搜集整理作为志怪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一手法的应用在《搜神记》中也有着非常深刻地体现，在《搜神记》中，主要是通过塑造一些怪诞的形象以及离奇的故事来体现。例如，在《搜神记》之中塑造了大量的形象严重扭曲、脱离现实的艺术形象，卷六中《男子化女》：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另外《洛阳生儿两头》中记载了洛阳一位夫人生的儿子，长了两个头，两个头下各自长着肩膀，而且共用一个胸膛，然后再通过故事塑造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怪诞形象的故事，透漏出当时的社会状态，烘托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悲喜心境。
三、结语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6
在审美活动中，事物形象性是其必备的条件之一，是审美体验中诱发的重要因素。我们也知道，形象性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通过自身的各种感官直接感知事物从而形成的一种感性形态。伴随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了读图时代，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审美方式，促成了“亚审美”的形成。这种审美活动，就是在视觉上以追求事物的形象性为主，注重视觉冲击，进而形成短暂的审美体验。与传统审美相比，“亚审美”活动更注重与倾向于感性和形象，而忽视理性和品质。“亚审美”的这种特征在当前社会中业已普遍，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其次，在语言上追求事物的调侃性。在“亚审美”活动中，人们一改原有传统审美的庄重与深度等原则与标准，采取了调侃性的方式去解构与感觉事物。语言上呈现出戏谑性，“亚审美”将传统中的经典艺术形象可以肆意的夸张与扭曲，无典型性可言，只注重瞬间的体验与当下的感受。在这种以感官刺激与内容空洞的“审美”活动中，众多的艺术文化经典，都被冠以“戏说”的头衔，从而满足人们生理与潜意识上的欲求，然而具有正能量的深层次的艺术内涵往往得不到充分展现。再次，在思维上追求事物的平面化。“文化工业”出现，导致文化工业产品都表现出标准化、程式化，雷同取代个性，平庸顶替高雅，低俗替代崇高。在这种社会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感受社会生活的思维意识就不断被钝化与削弱，更是乐于接受浅显直白的物象，形象简单，直观的图片、影像等形象成为大众审美的“新宠”，这也是“亚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体验途径。
二、亚审美冲击下的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对策
大学生群体是朝气蓬勃的一代，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伴随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亚审美正以一种强劲的趋势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在日益广泛的亚审美的社会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学领域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在高校，一些老师的敬业精神缺乏，进取意识淡薄，创新思维落后，致使在教学内容上古今断线，忽略了学生当前的关切点，同时教法陈旧，一味教授、灌输，不关注学生的接受与反馈，以致学生听课的兴趣与质量下降。在教学课件的制作与运用上，也过于简略，不能足够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兴趣。作为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以经典为特征，形成时间久远，远离当前社会，且经典文本背诵较多，此种情形与亚审美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关注点相去甚远，也不能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因此，在亚审美冲击下的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与挑战。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当前的重要使命就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古代文学，以当代人的目光来审视古代文学教学，使古代文学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1.转变教学理念，跳出唯古思维。面对当前亚审美强烈的冲击给古代文学教学带来的严峻挑战，教师应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应该认识到原有的陈旧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已经不足以适应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越来越成为知识传送途径上的“瓶颈”。虽然，当前高校经常提倡教学改革，但在理念、教法方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状况差强人意。《系辞传》中说得好:“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我们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出现了落后，就必须转换思维，寻找对策，高效落实。总理说得好:“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据此，高校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亚审美潮流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冲击，身体力行，应该及时调整自我，跳出唯“古”的思维，改革陈旧的方法，与时俱进，转变与更新教学理念，尤其是教学方式、方法，不能一味的讲授与灌输，要使学生广泛参与其中，增强其亲身体验感，调动自主学习热情，同时，教师的语言也应增加幽默的因素，使学生在轻松与快乐的氛围中获得知识。
2.运用现代媒体，加深文本领会。经典文本需要深刻领会与剖析，方能掌握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体会出非凡的艺术价值。但是，当前的亚审美潮流拒绝“经典”的倾向十分严重，注重表面化、平面化，而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恰恰能够为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教学提供有效的途径。多媒体的运用，可以避免教师因单一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带来的枯燥感、腻烦感，可尽量从学生的视觉、听觉上满足学生亚审美的要求，使文字与图片、动画、音频与视频科学合理地结合起来，进而教师就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把学生的思路带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瑰丽绚烂的艺术殿堂，让学生敞开心扉地感受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例如，在讲解诗词的课件制作中，可以利用文字、图片与音频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在视觉上得到满足的同时，更能通过声音的诵读，把学生送入诗词的韵味无穷的意境之中;在讲解小说的课件制作上，更可以用插入影视视频的方式，通过生动的形象，吸引学生，使其身临其境，进而准确把握人物、体味情节与领会主题。所以，多媒体的运用是亚审美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教师的多媒体制作与运用不必苛求花哨，尤其是音频与视频的时间，要恰到好处，过于追求听觉与视觉感，势必适得其反，影响深邃思想与价值的把握与感受。
3.结合古代价值，关照当代精神。教书育人，这是每个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人生导师，所以，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育人也是每个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的应有职责。我们知道，当代社会的大学生，由于成长的环境十分优越，以致他们吃苦耐劳、自强自立品质缺乏，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进取性不足，社会压力承受力较弱等等。由于亚审美思潮影响，当代学生接受事物更注重表象化、浅显化，不愿触及事物的深层次的内涵，这就致使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经典作品与“快餐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处于劣势，经典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得不到充分展现与发挥，所以古代文学教师在解读经典作品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到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联系起来。像儒家先师孔子语录中的“温故而知新”、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等语句，告诉学生在学习中要敢于怀疑，敢于推陈出新，这既能使大学生在充分吸收经典作品中的养料后，又能与时代联系，达到育人、塑人的目的。因此，我们所培养的大学生才能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新人才。
4.研读经典作品，增强文化底蕴。伴随亚审美的流行，“快餐文化”也逐渐兴盛。这些“快餐文化”的肆意横行，恰恰是人们在生活中追求各种感官的结果。这些“快餐文化”诱导着人们的审美方式，尤其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随心所欲，大胆离奇，像网络语言的“戏说”、经典作品的“重拍”等。人们在满足“口感与眼感”后，能够留下的所剩无几。众所周知，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的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思想、军事、文学、语言等等，它就像波涛汹涌的黄河之水，孕育了世世代代的优秀的华夏儿女。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古今巨变，这一笔笔宝贵的民族财富决不允许抛弃。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一定要立足经典作品，变肤浅为深刻，化平面为立体，挖掘内在艺术价值，把一笔笔宝贵的财富交到学生手中，让大学生在文学经典的感受与感悟中增强文化底蕴，沐浴民族文化的光芒。
5.调整审美策略，培养人文品格。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是在具有一定的突破性的同时伴随一定的继承性。时下的“亚审美”潮流具有广泛的影响性，它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所以，我们对待“亚审美”必须加以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它在生活中积极的影响，也要避免它在实际中的弊端。古代文学教学关联古今，任重道远。在教学中，教师对待亚审美就应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不但要教授相关的古代文学知识，更要深入到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层面上，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民族精神来影响、熏陶和感化学生，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解读经典中铭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必信，行必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美德思想，塑造大学生的人文品格，在大学生们“成才”之前首先能够确保“成人”，成为真正的时代人才。面对汹涌而来的亚审美，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运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既看到它的积极影响，又看到它的消极方面;既不能回避退缩，也不能全盘吸收。
三、结语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7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那么，这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热究竟对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认同上的焦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百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相对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经典的数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因此，在“百年经典”编选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文学、80年代“重写文学史”、90年代大众审美等多套经典阐释话语，各自言说。其二，经典重估的众声喧哗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学退居边缘，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与之相应的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这种“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编选者和读者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趣味来评定个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使得文学经典建构文化价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极大削弱。而更为堪忧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经典评选衍生出来的却是经典认定上的随意，“百年经典”的无数版本最终必然导致“百年经典”之经典性因滥用而被耗尽的后果。其三，此时期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相较于前三次已发生变化。学者、大众媒介、商业运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参与到文学经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学经典部分地被纳入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当中，“文学经典”连同学者的盛名被商家作为卖点，“文学经典”蜕变为一个脱离经典性内涵的空泛口号。#p#分页标题#e#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8
1.经典艺术的解构
亚审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除了具有视觉形象冲击之外,对艺术经典的颠覆与解构是他另外一个特征。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众文化娱乐化倾向的冲击下,传统经典、文学艺术逐渐失去了原有崇高的地位。文学艺术界也曾经出现了躲避崇高、消解崇高的现象。对于传统的经典文学来说,大量戏说经典的影视作品出现了,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与鉴赏,它的影响是负面的。作品的思想意义、人物形象,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大量无厘头的情节、娱乐化的倾向成为其戏说改变的主要内容。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是后现代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这部作品对《西游记》无论是主题,还是思想内容都做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他新近的影片《西游记降魔篇》对西游记的情节也有巨大的变动,继续秉承着他的无厘头的风格。与此相类似的,大量的戏说作品纷纷出现在国内的电视剧荧屏之上,大量的清宫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经典的风格。无论是诗歌、神话还是戏剧小说都被改造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这些充斥于荧屏之上的作品,被那些少不更事、缺少阅读经验的年轻人当作文学经典来理解与接受。这些读图时代长大的年轻人,阅读的大量作品是对经典的解构性作品。这并不是说所有由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都是无厘头的创作,都是后现代的风格。一些经典改编的影视剧创作当中,还是能够认真履行艺术家的职责,坚持艺术家的良心。在艺术创作中,他们尽量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不作额外的发挥,不对经典进行颠覆。作为亚审美文化冲击重灾区,古典文学的教学需要对于传统文学经典进行认真而富有成效的解读,以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古典文学教学工作者所必须承担的任务,我们需要有一种责任意识,我们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阐释,要符合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天马行空、任意驰骋。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周氏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周星驰影片自有它存在现实土壤、文化土壤。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代表性的作品。但是作为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我们有着不同于周星驰的的责任与使命。
2.价值判断的缺失
亚审美文化除了过于注重视觉形象的包装和对传统文学经典的瓦解,其另一个特征就是价值判断上缺失。在这种文化冲击之下,文学作品不再注重价值的追求意义的探寻。传统文学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追求,而在亚审美文化冲击波影响下,文学创作无论是影视作品的创作还是经典文学的改编都呈现出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一些影视剧的创作抓住情感纠纷,描写宫廷之中的皇权争斗,暗藏杀机而步步惊心,成为我们一些影视作品常见的创作套路。而经典文学的改编则是加入各种吸引眼球的各种要素,却忽略了经典的教化功能。
二、亚审美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
在亚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社会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从媒介传播角度来看,古代文学作品的电子化是一条可行的道路。现代的学生不是不愿意看经典作品,而是传统阅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学生捧着移动通讯设备、电子书阅读的场景,可以证明传统的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与之适应的古代经典的电子化、数字化就是出版界、教育界人士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古代文学的教学也面临着挑战,挑战来自于学生更多关注富于形象的冲击力的现代影视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如何抓住学生的眼球,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教师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从古代文学教学角度来看,每位从事传统文学教学的教师,都应经把经典作品的传授与鉴赏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在古代文学教学实践的思考,我们认为在亚审美观念的冲击下,我们要在作品的艺术上,使学生对经典作品有一个深入的把握。在精神品格的陶冶上,深入挖掘古代优秀的资源,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从经典作品的涵泳到精神品格的陶冶两方面,做足功夫,做好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授工作。
1.经典作品的涵泳
掌握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仅靠文学史的课堂讲授是不够的,需要潜心静气地对经典的涵泳诵读,把握其内蕴。对于传统的经典作品,我们要领略艺术上的精微之处。首先,要了解经典作品真正面目。如何了解作品真面目,按照闻一多先生解读《诗经》的说法,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要读懂文字;二要带读者到《诗经》时代;三要用文学的眼光。传统文论中的“知人论事”、“以意逆志”也是我们解读经典、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参考。其次,应该沉浸于作品之中,体会作品的“味外之旨”。朱熹对此有十分精到的阐释:“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语类》卷十一)。除了在理论上的阐释外,朱熹还以自己研读《诗经》的切身体会对作品的涵泳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朱子语类》卷八○)。通过朱熹的理论阐释以及阅读实践,可以看到作品涵泳功夫的阶段与层次是在逐步提高的。大致经历了不敢判断的疑惑,“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的初步把握,以及最后阶段“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的豁然开朗。在这个过程之中,涵泳诵读是贯穿始终的。
2.精神品格的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