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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即时沟通的优化。这里的优化，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即时沟通更加精细化，声音、图像甚至是视频都被应用于虚拟社会人群中的联系中。二是这种即时沟通的“廉价”的实现。网络的一大优势在于廉价而优质的服务。这种精细的即时沟通的实现并未带来巨额的费用负担，反而是十分廉价，极大促进了虚拟社会之间联系沟通的进步和升级。其次，是爆炸性轰动的猎奇心理。虚拟社会是最不缺乏惊奇和惊喜的地方。这里的任何一件新奇事物或者新闻都能够迅速引发虚拟社会中人们的围观和讨论，由于这种围观和讨论的产生和进行往往是即时的，是类似于电话会议的那种讨论，因此往往能够产生一种爆炸性的轰动。这种群体性猎奇心理引发的爆炸性轰动是虚拟社会中的寻常事件。它类似于在电影院看喜剧片时常常能够产生几倍于自己一个人看时感受到的幽默感一样，具有扎实的心理学内容和理念支撑。最后，是区域与整体的和谐统一。虚拟社会中的地域界限变得十分模糊，虽然有来自不同现实地区的人们，然而身在虚拟社会中，这种地域感就会被强烈的削弱，他们在虚拟社会中所持的是一种全局的宏观视野，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事件都会进入他的视野。而这些虚拟社会中的事物总能够借助这些人的接受和关注而走出虚拟社会的固有界限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了由区域到整体，再由整体回到区域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了区域与整体的和谐呈现和共存。
（二）虚拟世界带来管理哲学理念上的困境
虚拟社会的管理是现代管理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社会的哲学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都因为虚拟社会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冲击和挑战。具体来说，虚拟社会带来的管理学困境突出表现为：一是虚拟化与真实性的冲突。虚拟社会中人们在活动时往往保持着自身身份的隐秘性，这种隐秘性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以及财产安全等具有十分明显的重要性。然而从管理学角度来说，隐秘性意味着责任与义务的无人承担，人们的行为处在一种管制真空的空间中，传统的社会管理方法无法将这些千篇一律的人们规范在自己的规矩之内。二是虚拟世界的辐射性。虚拟社会的对应物是真实社会。而虚拟社会在管理学维度上的辐射性已经波及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中的事件在虚拟社会中因猎奇心理和即时发酵效应能够得到持续的扩大化表现，这就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的事件受到虚拟社会的辐射之后发生“夸张”性的变化，对现实社会产生过度的影响，对民众带来认识上的迷惑甚至是恐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都因此面临成倍的管理压力。三是虚拟世界中道德意识的淡化和扭曲。在虚拟世界中，由于很多行为无法实现与现实世界中的对应，机器的阻隔使得人们在发出行为和动作时缺少必要的道德意识。甚至出现一些在现实世界中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在虚拟世界中却变得十分普遍的诡异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是虚拟性与道德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体现。
二、从哲学维度梳理虚拟世界的基本管理理念
（一）虚拟世界的生命：自由理念
虚拟社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人类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打破自身界限和束缚，追求更大限度的自由。虚拟社会也不例外。而自由在这里恰好充当着虚拟社会的生命和支柱。所谓自由理念，并不是随意性，而是更高程度上的对人类权利的尊重。作为最高级别的生物，人类理应享受到更加丰厚和全面的待遇，获取更高程度自由，即现实社会中渴望获取而又无法被满足的自由。虚拟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乌托邦”式的存在。比如，在虚拟社会中人们突破了地域的阻隔，实现两地间的即时沟通和信息传递；人们可以在虚拟社会中找到大量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或者社会群体，实现更好的发展；虚拟社会提供全面的生活便利服务，购物、浏览新闻、网络游戏或者观看网络视频，甚至可以在虚拟社会中交友、相亲，这些都实现了人在虚拟社会中的优越性保障和自由的实现；虚拟世界中政府方面的舆论监管力度明显变淡，这从侧面放大了人们的舆论自由，而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也成为民众发表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热点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的不二之选。自由对于虚拟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一旦这种自由性无法得到保障，人们在虚拟社会中无法享受到相比于现实社会更加全面或者更深程度上的自由体验，那么人们会更加专心的投入到相比更加真切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虚拟社会中，后者也将因此不复存在。
（二）虚拟世界中的旗帜：精英理念
虚拟世界中自由性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在虚拟社会中能够更加自由、更加个人化地活动和表现。虚拟社会因此显得更加多样化，甚至是更加分散。而任何一个群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由分散走向集中，虚拟社会中的“集中”趋势就是意见领袖的出现。所谓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在虚拟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并且具有庞大的追随者和仰慕者，其意见和思想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形成趋势和潮流。意见领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虚拟世界中精英意识的一种体现。在高度自由的虚拟社会中，人们有时会因为这种自由而产生各种的不适应，于是迫切想找到一个方向或者是一面旗帜去追随，去摆脱这种自由，也就是“逃避自由”的一种哲学体现。而意见领袖的存在就为之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向和旗帜。这些意见领袖代表了这个虚拟社会中的精英阶级，他们影响着人们对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态度与观念，帮助人们完善着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人生的顶层设计。
（三）虚拟世界的草根化：大众理念
与前文所述“精英理念”相对应的是“大众理念”。精英本身的存在就是以大众为前提的。没有大众的支持和推崇就没有精英的产生。任何一位虚拟社会中的精英都必须经历一段“大众”的沉淀和蛰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哲学“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体现。而大众观念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草根化”的体现。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普及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要依靠精英引导，更加需要虚拟社会自身能够实现草根化，最大限度去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是虚拟社会的发展之道，借助大众的力量，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才是虚拟世界得以迅速扩张，能够自身一体的秘诀。
（四）虚拟世界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理念
人文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理解和尊重，是人类内心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文关怀能够引发不同人群的共鸣。这种共鸣能够帮助虚拟社会赢得更好的关注和更强的依赖感。具体来说，虚拟社会中的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人性化理念的体现。人性化其实就是针对人类活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符合人类使用习惯、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人们心理上的反应机制的研究、对人们情感上的怀旧观念的应用等，比如在虚拟社会中，身份的隐秘性就是一种人性化理念的重要体现。它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安全的重视和对自身信息的敏感性保护的心理。此外，虚拟世界中的人性化理念还体现在虚拟社会所奉行的“私人定制”的理念。虚拟世界能够记录人们的活动足迹和个人趣味以及关注点，进而能够为之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服务：搜索引擎服务、在线翻译服务、生活便利服务、视频观看服务以及新闻推送服务等几种主要的服务种类，其实都是一种针对性的存在，具有十分明显的目标人群。
（五）虚拟世界中的顶层设计：道德理念
虚拟社会相比于现实生活缺少了诸多的管理工具，比如缺少人与人之间的监督、缺少明确的身份证明以及缺少一定的准入门槛等。然而，作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共通性组成部分：道德，其在虚拟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一种规范的力量和引导的力量。意见领袖的出现需要满足道德维度上的要求，具有强大的道德公信力。因此，道德理念在虚拟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监督者之外，更像一名设计师，安排着这个特殊社会的顶层结构。具体来说，道德的规范力可以体现为虚拟社会中人的自律行为，比如对虚拟社会中语言暴力等行为的自觉规避。当然，它更加直接的体现为对一些事件和事物的道德化评价和反应。很多真实事件在虚拟社会中得到道德化的反应和发酵之后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更为强大和广泛的影响，比如对徒手接住落楼婴儿的最美教师的赞美、对恐怖事件的集体谴责等。
（六）暴力机器的条文形态：法律理念
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影响的独立自体。虽然相比于现实社会，虚拟世界具有更为自由和私人的特征，但是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人们也还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权利与义务、行为与责任的密不可分是现代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说道德还只是一种更加依赖于个人自律性的约束和管理方式，那么法律就是一种国家暴力机器的条文形态，具有不可触犯的威严和不可逆转的执行力。法律理念在虚拟社会中得到实现是虚拟社会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我国针对虚拟社会的法律条文已经渐趋完善，现已有《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几部法典，对于虚拟世界中的秩序维护起到了基石的作用。
三、虚拟世界中的管理哲学理念新特征
（一）“辩证统一”仍是主流思维方式
虚拟世界的管理方式和理念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然而从最基本的哲学管理观念的构成来看，对公民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与对公民行为的道德制约和法律规范；意见领袖的精英领导力与为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而表现出的大众意识和草根观念；人性化的关怀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存在等等，这些看似矛盾而实际无法分割的概念组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而这种哲学智慧既存在于现实社会，也存在于网络虚拟社会。并且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思路，影响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平民”全面反击
虚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大众化，草根化也是网络虚拟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不二法门。随着虚拟社会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平民”作为主要人群已经开始强烈反扑。精英意识遭遇强大的挑战和冲击，在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精英意识慢慢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不再是水火不容的存在，而是慢慢开始寻找对话和联系。大众意识慢慢习惯精英意识的宏观视野和长远考虑，而精英意识也慢慢变得更加贴近现实和民众。
（三）概念界限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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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力作为资源禀赋，必须要进入市场进行检验，才最终能够被市场认可。因此，未来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教育和精神沐浴，而须要从承担社会分工的角度，为人力资源市场培养精密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实践性复合人才。管理类学科主要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管理类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校期间虽然具体专业背景不同，但都是通过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以掌握现有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对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力的。目前高校学科设置中，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5个一级学科，其下辖15个二级学科。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未来毕业生的工作去向主要是在企事业单位担任管理工作岗位。从管理类专业的性质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就要求突出实践教学。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理论传授为主，使学生掌握管理类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理论分析和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方法，许多学生对管理类实践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以致在就业之初就出现所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管理类专业背景学生的工作经验与能力也是制约校企有效对接，高校人才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其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岗位就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个组织的内部核心部门，其对于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理论知识不再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指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一名刚刚初出茅庐的大学新人是很难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岗位，这也造成了学生在就业时的茫然与困惑。
二、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实践教育不仅是高校课程设置的必要环节，也是验证学生理论掌握情况及其实现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的教育不再是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发展个体，教育主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主体，它具备与汽车、旅游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发展特征，其中教育产业链的形成，要求学校从价值链的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安排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其培养诉求更要求高等学校与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谋求实现最大目标。在高等学校教育产业链的发展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而在三者之间，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诸多方面也都关注并影响着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实习实践的效果及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设置和改革。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708年的《牛津词典》，其本意是指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a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后来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被经济学者运用于企业与战略管理等相关领域。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此后弗里曼等管理学家相继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被归结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伴随其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国内外研究日益丰满，诸多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学家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学校成长的关键是必要的内外部合作，高校须转变以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学校教育推动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更多的用人需求。
三、管理类专业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政府与学校的联系与协调，围绕学生与学校组织存在的教师、家庭、企业、公共部门、传媒、社区等个人与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了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中。尤其是高校的实践教育中更离不开与组织内外相关者的联系与沟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从3个属性方面利用多维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层次分析，按照其合法性、权利性和紧急性由高到低进行赋值评分，分值最高的利益相关者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属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也称重要相关者；最后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也称边缘相关者。按照此分法在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中，其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相关者，包括学校管理部门、实习指导老师、学生、企业（用人单位）；预期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行业组织、政府部门；潜在相关者，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媒体等。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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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内容
包括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问卷包括一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等);患病情况(疾病史、家族史等);生活行为，膳食结构，高血压知识、态度、行为等;社区管理实施情况。如对高血压患者进行登记管理，进行用药、饮食、运动、心理健康辅导，面对面随访等。体格检查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心率及血压。
1．2相关定义
纳入管理高血压患者数:指至少每一个月内进行复查并参与除建立健康档案以外的社区管理内容的高血压患者数。管理率:年内已管理高血压患者数/年内辖区内高血压患病总患者数×100%。知晓率:知道自己患高血压病的人数/年内辖区内高血压患病总患者数×100%。治疗率:进行药物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数/辖区内高血压患病总患者数×100%。控制率:高血压患者中治疗后血压在140mmHg/90mmHg以下者/年内辖区内高血压患病总患者数×100%。吸烟:每日吸烟1支以上，时间长于1年者为吸烟。饮酒:指每周至少1天饮酒，并且持续时间至少达1年。体质指数(bodymassindex，BMI)=体重(kg)/［身高(m2)］。2002年国际生命学会中国办事处肥胖问题工作组提出了18岁以上中国成人BMI标准，即18.5≤BMI＜24健康体重，24≤BMI＜28超重，BMI≥28肥胖。
1．3统计分析
应用EpiData3.02软件建库，数据采取双人双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错。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率、构成比等表示，率或构成比比较采用?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2925人，筛选出高血压患者781例，其中纳入社区管理的有97例作为管理组，管理率12.4%，未管理组684例，未管理组新发病例259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基本情况见表1，管理组高血压患者年龄偏高，且Ⅱ级及以上的患者比例高于未管理组(?2=10.55，P=0.001)，未管理组以Ⅰ级高血压患者为主，占62.4%;病程为3年及以上的占78.4%，高于未管理组。目前社区对高血压患者的管理主要以建立健康档案(74.2%，72/97)和测量血压(63.9%，62/97)为主，健康教育、药物指导、体格检查、生活行为干预开展相对较少，开展最少的是生活干预，仅为14.4%。
2．2管理组和未管理组血压水平的比较
管理组和未管理组血压均值相等，但管理组收缩压高于未管理组(Z=－3.20，P=0.001)，舒张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34，P=0.737)，见表2。
2．3管理组和未管理组自我管理中生活行为的比较
管理组吸烟率、饮酒率、高脂肪食品摄入、腌熏食物食用率、摄盐量均低于未管理组(均有P＜0.05)，参加锻炼比例高于未管理组(P=0.018)。
2．4管理组和未管理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的比较
经社区高血压管理，管理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分别为93.8%、91.8%、59.8%，均高于未管理组(均有P＜0.05)，经多因素调整血压分级、BMI分层、病程分层和年龄后管理组三率仍均高于未管理组(均有P＜0.05)，见表4。管理组73人规律服药，规律服药率75.3%，高于未管理组27.4%(调整后P＜0.001)。
3讨论
高血压管理是指对确诊的高血压患者进行登记管理，至少每年进行4次的面对面随访，每次随访都要询问病情，体格检查并给与用药、饮食、运动、心理等健康指导;每年进行1次较全面的健康检查。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各种以高血压社区防治为重点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成效。2009年我国也正式将高血压管理纳入到9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形成了高血压管理由医疗、科研为主向社区综合防治、预防为主的转变。石河子市自2002年开展社区高血压管理，而本调查显示目前社区高血压管理率仅为12.4%，扣除新发病例，高血压管理率仅为18.6%(97/522)，低于我国其他地区报道的70.2%、94.0%、88.9%的高血压管理率，离我国2015年慢性病防治目标(高血压管理率40.0%)差距甚远，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石河子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过少，其高血压防治技能和观念达不到现阶段高血压规范管理的工作需求，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居民缺乏对社区医师的信任、有病去大医院的就医理念尚未转换。理论上通过社区管理，管理组血压水平应低于未管理组，实际调查发现:管理组血压水平(140/90mmHg)并不低于未管理组(140/90mmHg)，这可能是因为参与管理的患者血压等级在Ⅱ、Ⅲ级的比例为37.2%，高于未管理组的22.1%，血压等级越高，病情越危险、复杂，控制血压的效果就越差，同时社区管理中能控制血压水平的健康教育、药物指导、体格检查、生活行为干预等活动相对较少，因此血压水平较难控制。
高血压社区管理包括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自我管理治疗、家庭管理治疗等。调查发现通过社区高血压管理后，虽然高血压管理率偏低，覆盖高血压患者较少，但管理组的生活行为方式较未管理组健康，如管理组的吸烟率、饮酒率、高脂肪食品摄入、腌、熏食物食用率、摄盐量均比未管理组低，参加锻炼比例高于未管理组，可能因为社区管理对患者的生活行为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加强了患者对健康的关注程度，同时参与管理的高血压患者对自身的健康较为关心，更加主动或被动的接受高血压社区管理并选择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参加体育锻炼的生活方式。说明社区健康教育已促使患者形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高血压社区管理的患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93.8%、91.8%、59.8%，高于未管理组，高于张涛“高血压控制率40.8%、治疗率72.5%”。同时也高于2006年郭淑霞等对石河子社区调查结果“社区高血压患者知晓率62.5%、服药率46.2%，控制率21.3%”。本研究发现管理组规律服药率是75.3%，高于未管理组27.4%，结果与徐海军等“综合干预后规律服药率为75.63%”相似，低于张红的“许昌市某社区社区高血压患者94.12%的规律服药率”。提示通过多年的高血压社区管理，石河子40社区的高血压社区管理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社区管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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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管理有待加强
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一、学前儿童的安全问题存在一定的隐患，比如在学校的教室缺少灭火器，学生的饮水安全以及学生的校车安全等。第二、学前儿童的教学评价问题。在学前儿童的学习评价过程中，往往还存在以学生能回答几个问题，甚至出现学生的考试等现象和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局面。第三、教师流动频繁问题。在民族地区教师存在流动较多，由于教师待遇问题，使得“部分幼儿教师的流失。”
（二）学前教育经费严重缺乏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经费不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多，人口素质有待提高以及传统的影响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存在办学经费的不足，导致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都收费较高的局面。
（三）学前教育特色不足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需要彰显民族特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过程中，存在千篇一律的学前教育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体现不出其民族特色。
（四）城乡学前教育差距较大
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一直是教育关注的重点，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在民族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也是必然的。在城乡学前教育中存在师资素质之间的差距、师资待遇之间的差距、学生生源之间的差距、幼儿园建设的差距等问题。
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的产生原因
（一）政府方面：重视力度不够
第一、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当前，全国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之一就是“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过低”那么，同样，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投入仍然占财政比例较低，2013年铜仁市幼儿园392所（民办311所），在园幼儿园（学前班）113810人，而大部分的儿童就读的是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79.3%。第二、政府的管理职能不到位。政府不是学前教育的投资者，也是学前教育的管理者，需要对学前教育工作进行监管，但是，面对幼儿园弑童虐童等校园安全问题以及校车问题等学前教育管理问题，“监管者却是一脸无奈和茫然。”
（二）教师方面：专业能力不够
第一、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在民族地区学前教师的素质太低是常见的问题，这些教师没有学习过专业的学前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不具备专业化的学前教育技能。因此，这些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在进行着学前教育，使得学前教育变得不伦不类。第二、高校学前教育发展的落后。当前，对于专业化的学前教育显得明显不足。以铜仁市为例，铜仁学院是铜仁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2009年起开始申办学前本科专业，但是，高校学前教育的师资比较缺乏，一些从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教学的教师是从中师转过来的或者是铜仁学院已有的非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因此，学前教育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些不专业”。
（三）学生家长方面：“无奈”和“不够关心”
面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学生家长显得非常的“无奈”。一方面，学生没有选择多少选择的机会，反正就是几个幼儿园，没有可以选择的，以铜仁市为例，正如家长所指出的：铜仁市几所幼儿园都差不多，师资和办园条件都不尽如人意，选来选去就是某一幼儿园稍微好些。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生家长对学前教育的关注较少，也不懂得更多的学前教育知识以及学前教育的重要程度，因此，学生家长对学前教育显得不关心，也不愿意去加以重视。
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的策略
（一）政府的重视
第一、加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将教育经费投入达到占财政收入的4%，这样一个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投入过程中，显得不足。目前，铜仁市共有幼儿园448所，幼儿园专任教师3665人，在园生118018人。2014年铜仁市将启动山村幼儿教育计划，拟建成1000所以上山村幼儿园。但是，铜仁市财政投入达不到那么高的比例，学前教育显得经费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去将教育财政投入向学前教育倾斜。第二、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幼儿园不仅是儿童学习的场所，更是学生生活的场所，儿童的生活保证和人身安全保证等方面都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严格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和管理措施，严格执行《贵州省分类评估指标》指出，从领导与管理、关爱与支持、卫生保健、教与学的质量、办园条件、儿童发展、办园效益等7个一类指标和27个二类指标以及61个三类指标。第三、加强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的整合。一方面，政府需要积极向发达地区寻求合作和援助，实现“外索”，以便得到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资源。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将民办学前教育资源和公办学前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公办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大放光彩”的局面。
（二）教师提高自身素养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教师，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担任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知道，教师是学前教育工作的执行者，需要做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学历和职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格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做到“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以及“终身学习”。通过学前教师个体的自身素养的提高，来推进整个学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学生家长的支持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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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领导者的权力基础
1、共享权力会拓宽领导力的广度
传统的观点强调权力是有限度的，即在一个组织中一部分人得到了权力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就丧失了权力。现代的科学研究认为，权力具有协同性，是既可以扩张又可以相互补充的。学校领导要有共享权力的意识，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个人特质。学校的领导者应该将有限的权力与教师和学生共享。教师和学生在获取权力的同时，也分担了相应的责任。校长只需要给予教师和学生建设性、针对性以及专业性的建议，重点加强对年级组长和主要领导的督导，其领导力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总之，权力共享会激发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热情，校园的民主氛围会得到提升，校长领导力的广度也会得以扩展。
2、参与决策会深化领导力的深度
古人云：“千古兴衰在决策。”正确的决策会推动历史的发展，科学的决策有助于深化领导力的深度，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参与决策能够使学校领导者处理好“谋”与“断”的关系，深化领导力的深度。在决策活动中，决策主体是学校的领导者，教师和学生提出的建议是为决策服务的。教师和学生的使命在于“谋”，学校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断”。对于教师和学生的主张和建议，学校领导要取其精华、去其不足，当“断”则“断”，作出符合学校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科学决策，进而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3、参与领导会加强领导力的力度
参与领导是指让下属参与管理的一种民主型领导类型或领导风格。其实质在于领导者能够组织下属参与决策和管理，从而增强下属的主人翁意识，使下属更容易地把个人目标融合于组织目标之中，达成组织目标。学校领导者应该具备允许师生参与学校领导的个人特质，师生参与学校领导会加强领导力的力度。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景理论认为参与领导是领导者与下属共同商议、共同决策、共同管理的领导行为，领导者扮演着为大家提供便利条件和沟通途径的角色。以学校食堂卫生管理为例，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学生可以通过共同商议和决策营造良好的食堂卫生环境。
（二）提升领导者非权力的领导力
1、学识与人品决定领导力的高度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要做好学校的领导工作，领导者需要在学识与人品上比被领导者更胜一筹。大多数学校领导者同时也是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学校领导要能胜任所教学科，以专业理论过硬服人；领导者还要获取除专业理论外的其他知识，领导者的知识储备越丰富，管理学校的立足点就越高。领导者的人品在很大程度上比自身的学识更重要，学识有欠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人品低劣轻则降低领导力，重则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和学校的发展。因此，学识与人品决定了领导力的高度。
2、实践经验决定领导力的厚度
领导者的实践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提炼的，实践经验有助于领导者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避免工作的盲目性，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实际工作。张申府在《续所思》中写道：“乐增乐的经验，苦增苦的经验，顺增顺的经验，逆增逆的经验。以学、以体验为处世，以处世为学、为体验。如此自当无往而不自如，无往而不有所悟。”因此，学校的良性发展离不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者，领导者的实践经验越丰富，越能够有效发挥领导力的作用。
3、个人胸襟决定领导力的宽度
宽广的胸襟是一名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个人特质，也是其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领导者不管自身的能力有多强，志向有多远大，如果胸襟狭窄，想要充分发挥其领导力都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学校管理中，领导者有时会遇到反对自己的人或是犯错者。如果处理不好自己与这部分人的关系，就有可能影响大局，钳制领导力的发挥。包容和宽容是一种胸襟，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因此，领导者胸襟宽广能够拓展领导力的宽度。
二、领导力的产生应注意的问题
领导力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和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行动保障，它容易受领导者、被领导者以及组织团体等因素的影响。从领导者个人的角度来讲，要避免过分集权；从被领导者的角度而言，要避免盲从权威；从组织团体的角度分析，要避免求全责备。
（一）避免过分集权
从领导者个人的角度来讲，要避免过分集权。在组织内部，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自身的权力可以为组织提供一致的战略目标，防止组织部门过于独立，有助于简化组织协调和管理控制，领导者自身的领导力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领导者受惠于权力集中常令其忽视限制自身的权力，加之学校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有待完善，容易引发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领导者过分集权，会在不同程度上滋生官僚作风，限制被领导者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堵塞正常的上下沟通渠道，以至于大幅度降低领导者的领导力。因此，学校领导者要避免自身的权力过于集中，培养学生和教师共享权力、允许其参与决策和领导。
（二）避免盲从权威
从被领导者的角度而言，要避免盲从权威。领导者个人特质的优越性常令其充满磁力，赢得大批的追随者。譬如说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超绝的智力、高尚的人格、在工作中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崇高的社会声望等。领导者的这些个人特质有助于自身的领导力得到充分发挥。然而，对领导者的过分推崇容易使追随者盲从权威，对领导者一些错误的思想丧失辨识能力，直接影响到领导者领导能力的真正发挥。学生和教师要积极支持和拥护学校的领导，但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发现并纠正学校领导不科学、不理性的思想。既要看到领导者的必要性，尊重领导者，又不能绝对服从权威，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三）避免求全责备
从组织团体的角度分析，要避免求全责备。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关乎组织目标的实现，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也通常被认为要优于组织团体的其它成员，这就使得组织团体对领导者的个人特质有较高的要求。有些组织团体认为领导者既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个体，就应该提出尽善尽美、毫无漏洞的计划和方案，就应该拥有较强的领导能力。事实上，领导者不是完人，所有人都不会生下来就具备领导者的全部特质。一些领导者的个别特质虽然源自天份，但领导者技能的提升和知识的储备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试图以求全责备的态度评价领导者未免失之偏颇。组织团体要关心领导者的成长，不要因领导者个别特质的欠缺而制约其领导力的发挥。
三、结语
管理哲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管理哲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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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同．大学公共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0（7）：193－198．
［4］熊匡汉．关于大学选修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高教探索，2006（6）：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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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