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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论文范文1
中国的新闻报纸常提到韩国电视剧中渗透的儒教思想。这并不单指韩剧中着力刻画的亲情孝道。其儒家思想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等都是韩剧努力表现的主题。可以说中、韩电视剧在表现审美价值取向、道德观、世界观、人生的终极目标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电视剧起步很晚但发展很快，真正家庭题材电视剧直到90年代初才出现。中国家庭题材电视剧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传统伦理观念、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审美观念等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大潮中所经受的挑战，它始终在寻找家庭、社会、时代之间的关联。如《中国式离婚》、《乔家大院》、《橘子红了》等电视剧都努力质朴地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式离婚》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一个中国的家庭事件引发出来的善恶交锋、良心冲撞，引发了观众对于真善美、假丑恶社会价值取舍的普遍反思；《橘子红了》则几乎将全剧的重心放在天性人伦的感性诉求上。这部电视剧作品不仅反映了人们的亲情，同时也隐含着年轻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同样，韩国电视剧也十分注重作品的时代感，不回避韩国社会里出现的问题矛盾，许多电视剧都涉及人与社会、人与未来关系的思考。如90年代出现的《医家兄弟》、《英雄神话》等电视剧大部分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很传统，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都在苦闷，彷徨中思考人生的走向、生存的价值等。然而，这些作品很少进行社会批判，一般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较少刻意强调社会、国家、民族矛盾对家庭、个人的影响。如《冬季恋歌》、《巴黎恋人》、《浪漫满屋》、《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等作品都只是描写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时甚至剧情显冗长拖沓、婆婆妈妈。这些作品多数是围绕情感问题而展开的，在渲染温馨、浪漫的爱情生活的同时也对一些世俗偏见、等级意识、门第观念等进行了批判，表现了朴素的人道的价值取向。中、韩两国电视剧在思想表现上存在的这些相似处，让许多中国观众在欣赏韩剧时，极易与剧中人物的言谈，行为等产生共鸣，其实这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有的儒家文化的表现。例如：在剧中经常出现长辈爱护晚辈、晚辈服侍长辈等场景，这种电视剧可以起到净化社会风气以及教育的人们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引起中、韩两国观众的共鸣，获得人们的喜爱。
二、表现主题与方式的不同
尽管中，韩国电视剧在表现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多的共通点，但不可否认他们在表现主题与方式上还存在较大差异。前段时间热播的革命题材电视剧《长征》，当人们看完这部电视剧《长征》之后，首先被电视剧的片头曲所吸引，这首歌曲其悠扬而又优美的歌声，时常萦绕在观众的耳畔。在剧中中充分反映了革命老区的乡亲们情意绵绵，含泪送别红军的情景，以及我们的红军将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所付出的艰苦场景依然在观众的眼前。......。看完《长征》，让我们不禁去想一想当年红军的艰辛，他们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血战湘江、爬雪山过草地。在长征路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红军将士的生命换来得。在这过程中不管天上的飞机轰炸，也不管地上的重兵围堵，还是自然天险等等都不能阻挡我们红军队伍革命的步伐。不知有多少的红军将士在革命的道路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革命事业。因为他们坚信生活的光明就在前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才推动了革命烈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一直鼓舞着革命战士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该片着力表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题。作为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完成党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故事的结尾处共产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该作品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革命形象。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故事结构形式的安排正是中国革命题材作品常见的表现形式和叙事结构。再来看MBC电视台为纪念朝鲜战争60周年而制作的韩剧《一号国道》（RoadNo.1）。该剧集结了苏志燮、金荷娜、尹继尚、崔岷植、宋昌敏等韩国明星，制作费更高达130亿韩元。作品模仿《拯救大兵瑞恩》，一个老头手抚韩国朝鲜战争纪念馆阵亡将士碑痛哭，讲述长工的儿子李庄雨（苏志燮饰）与地主的女儿金秀妍（金荷娜饰）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一号国道》虽是战争题材的作品，李庄雨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参与到韩国战争中，通过这个男人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过程，描述了在波涛涌的历史河流中绽放出的战友情。但该剧与中国电视剧的明显差异在于表现的主题侧重于三角恋，该剧着力渲染60年的岁月中依然如故的至真至纯的爱情。比较中，韩两国的电视剧的特点，不难发现由于中国电视剧脱胎于电影，特别注重对戏剧性成分的追求，长期以来形成了关注重大主题，关注现实民生问题的思维定势。因而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往往采用跌宕起伏的叙事传统。剧情着力描述刻画的是历史的复杂，强调作为个人所肩负的不可懈怠的社会责任。而韩剧虽然也讲述历史，反映现实，但它更注重的是抒写个人的人生经历，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真实情感。
三、创作意识与表现基调的不同
两国电视剧的表现基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的许多电视剧里，编导热衷挖掘人性的复杂，观众的观看过程本身如同上教化课。中国许多生活剧，虽然打着生活的旗号，但却让人感觉离真实生活很遥远。再加上中国社会现实历史的复杂性，使编导者很难用一种轻松的形式来表现剧情。
（一）电视剧表现基调的不同
这些年来，我国也拍了不少大片，其中气势恢宏的历史剧《康熙大帝》、《汉武大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多在重复一个老套路，为君王者的权术及有几分映射含义的演绎历史主义成分。人们欣赏剧情经常看到的是皇帝的无奈、奸臣的不得已、感受到更多的是生命的沉重，人性的复杂，个人的渺小。而且，对于多数观众而言，这辈子也许都不会走上政坛，也很难明白其中用心良苦的表现手法。这样的电视剧只适合部分人群口味，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哀。而与中国电视剧在表现家庭生活的挫折磨难时氤氲着的一种低沉的基调不同，韩剧中经常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韩国家庭剧一般不谈国事，只讲述普通人平凡的生活，故而深受普通观众的喜爱。尤其是韩剧中出现的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诙谐幽默的人物对白，出入镜头的俊男靓女，色彩搭配适宜的衣装，很容易让观众迷恋上那种轻松活泼的氛围。让观众在会意一笑中忘却生活的烦恼。
（二）电视剧的创造意识的不同
其是前面说讲到的这些基调上的差异性归根结底就是创作意识的不同。在电视剧的创造中，其剧本和主创团队的主流思想就决定电视剧的创造意识的深度和广度。目前，中国电视剧尚缺少全球市场意识，仍然将电视剧纳入“载道”的旧有体制，承载了过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分。既包含了严肃化的、精英化的成分也包含了大众化的成分，这往往造成中国电视剧的定位困难。而韩剧很早就有了与国际接轨的意识。2005年9月1日开始，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推出韩国热门电视剧《大长今》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剧。《大长今》除了视觉上的纯净与唯美、人物鲜活、感情真挚、情节迭宕、气势恢弘。在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中，让观众得到灵魂的净化与皈依，但却不让人感觉到丝毫的说教感。它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切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宫廷内外各色人物，均个性鲜明，连皇上都一改中国荧屏上皇上的神坛形象，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七情六欲、也会爱慕上平常女子的普通男人。正因为《大长今》的注重真实，崇尚文化，尊重人性，才得以风靡整个东亚地区，还跨洋影响到了美国等地区。
四、结语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一、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二、电视艺术类型研究
作为电视艺术的代表类型，本文主要以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的研究现状为例对电视艺术的具体类型研究做简要概括。1958年《一口菜饼子》首次使用电视剧的概念，80年代中后期电视剧开始繁荣。1983年的《电视剧初探》已经对电视剧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剧的迅猛发展，电视剧创作对理论需求迫切，1987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总结了我国电视剧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明确了电视剧演技方法和未来走向。后期，发表于《现代传播》上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剧的发展，丰富了电视剧理论格局，创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视剧创作生态。电视剧的制作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论独播剧时代电视经营理论创新》（赵斌著），就对电视剧的生产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的视角也出现了题材的研究，如《老大的幸福：对幸福的阐释》（刘渊、钟呈祥）就对现实题材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三、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
对于电视艺术的历史研究早而有之，1992年，赵玉明就作了《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仲呈祥、陈友军著）系统阐释了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视听传媒历史《视听传播史论》（李幸、欧慧玲著）、《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苗棣著）出现了对电视业务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批判视角的选择性。张凤铸教授曾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指出批评的五个层次：感觉层次、感知层次、感悟层次、美学层次与哲学层次。其次要考虑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西方传统批评模式：作者批评、理性批评、符号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二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批评方法，如文化研究批评、社会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
四、电视艺术实务研究
1.品牌化、技术产业化研究。随着中国电视逐渐进入买方市场，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电视艺术实务的探索越发成为研究的重点。首先，在电视的品牌化战略方面：《电视品牌战略研究》（段鹏）对电视的品牌化运营进行了分析，《我国上星频道品牌现状及其发展研究》（何苏六、李宁著）提出了电视的品牌意识，《我国跨地域跨传媒发展研究》（徐舫州、张静滨、高阳）对卫视频道品牌与跨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优秀电视节目解析》对品牌化节目《艺术人生》《超级女声》进行解析。
2.电视体系、媒体融合研究。电视内部生态体系的良性健康运转对电视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电视体系的内部构造、运转方式，以及与其他媒体的融合都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999年提出制播分离开始，制播分离的改革与媒体间的融合就一直成为讨论的热点。《数字化时代媒体发展的格局》（熊澄宇著）就提出了“新旧并存”“功能互补”“边缘融合”“形态创新”的观点。《新媒体十论》（朱虹著）2010年提出建设性的十条意见，《三网融合话题带来的一些思考》（周新权著）阐述了三网融合状态下电视发展的新路径，《制播分离政策解读与产业模式分析》从制播分离出发探讨产业模式的规划。
五、问题及展望
1.研究方法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方法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电视艺术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在梳理过程中发现，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电视艺术的研究中并不常用。然而，在当代电视产品纷繁复杂、电视艺术类型遍地开花的开放性格局里，我们更应该综合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类型、同一类型不同时代等电视艺术产品进行分析。
2.类型研究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对从微观上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对于主流电视节目类型如新闻、电视剧等研究比较重视，对于例如体育类电视分析如《中国体育的电视化生存之道》（李辉著）的论著就相对较少，因而依然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3.法律法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电视的发展需要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法规与政治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然而，在对电视艺术进行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电视艺术的政策性解读、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关系等方面鲜少涉猎。尽管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大的背景论述，并没有细化分析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相关性。
4.地域性问题。电视艺术研究的地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内容的地域差异性。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上俯瞰电视艺术发展的格局，而对地方性的电视研究较少。二是研究人员的地域性。参与电视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北京等城市，二级城市的研究成果就普遍减少。综上，地域性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能掩盖电视艺术研究的丰硕成果，电视艺术研究的脚步也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电视艺术研究的发展向着更高、更广的方向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张玥.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现状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7(02).
[2]李寓.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现状分析[J].明日风尚,2017(06).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3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4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5
在我国一些偏远山区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脚步，到时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受到巨大影响，村村通工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本文根据我国当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开展的基本情况，对其中一些关键性工程技术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村村通工程的进一步开展有所帮助。
关键字：
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技术
1村村通工程所面临的问题
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村村通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初步解决了广播电视节目的覆盖问题，但是随着20户以上的自然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其余更加偏远的农村如何实现通广播电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说通过安装卫星接收设备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地区的广播电视信号问题，但是无论是政策、资金还是管理都是不现实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偏于农村广播电视的信号覆盖问题。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要灵活的采用有线数字电视联网、数字电视无线覆盖、数字卫星接收等技术方式，确保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完成。而这都是建立在对相关技术的分析基础之上的。
2数字广播电视工程技术
2.1无线数字电视覆盖技术
无线数字电视覆盖技术主要有无线数字前端和无线数字传输系统两个部分组成。其中无线数字前端主要包括MOEG-2数字压缩编码就似乎、PEC前向纠错编码技术、多路复用技术、QAM调制技术，以此来保证模拟电视频道宽带内可以顺利的将6套以上的标清电视节目输出到接收端上。当然，考虑到农村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倾向，也可以通过使用三个频点的方式来提高电视节目的传输数量。而当前比较常见的无线数字传输主要有微波传输和光电缆传输两种方式，微波传输主要是将调制后的数字中频信号上变频到与模拟微波频段相一致的数字电视视频信号，然后在进行传送，例如可以利用现有的8GHz模拟微波电路的天馈线系统进行传输等。光电缆传输则是将中频数字信号上变频到分米波电视频道，然后在于模拟节目一起进行传输。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光电缆网的正常运行，要尽可能安排在550兆以上。无线数字前端和无线数字传输系统共同构成了无线数字电视，而在具体的覆盖上，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农村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覆盖方式，例如对于那些处于山区的农村，在周围有海拔较高地带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直接覆盖的方式，即在高山台上将数字射频信号上变频到分米波频率，然后通过全向发射的方式供用户接受。而在一般地区，考虑到周围地形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可以采用中继覆盖的方式。
2.2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后联网延伸方法
正如上文中所论述那样，虽然说在数字卫星技术的支撑下，采用无线数字电视覆盖技术是一种最为理想的选择，但是介于政策、资金、管理等因素的限制，无线数字电视覆盖技术的应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对此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后联网延伸。即已数字化整体平移的网络,光结点后直接采用无线宽带方式发射,将基木节目包用无线数字方式很容易解决了数字电视人户的问题,满足村村通要求。在未数字化的网络,叮在前端按卜述方法建一个“村村通”数字平台,光结点后采用数字无线接人；发射功率视覆盖范围而定,一般数字功率在1-2W，覆盖半径可达3-5千米，该方法可以说是管理、资金和政策限制的情况下的最佳选择。能够基本上实现无线用户，同时也极大的降低了施工难度，减少了建设费用，方便了后期维护。
2.3小前端小片网扩容方法
卫星天线作为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的必要设备，在实施村村通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村民单独的安装卫星天线那么对于村民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不安装的话则会导致农村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采用多户村民共用一副卫星天线的方式来保证村民能够收看到更多的广播电视节目。当然对于卫星天线共用中存在的信号难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利用小片网的方式来降低天线所接收到的中频信号至500MHz范围以内，然后在通过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送入到卫星接收机中，进而保证村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广播电视节目。此外，该方法还能够充分的搭配使用不同的设施来达到特定的目的，例如可以使用滤波器来将杂波滤除，也可以将一些不受村民欢迎的境外节目滤除等，从而保证了村村通广播电视对农村文化需求满足的针对性。
作者：许建文 单位：泸西县广播电视局
参考文献
[1]黄学华.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覆盖实用技术[C].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下册）.2006.09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6
中国热播电视剧《甄传》是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古典文艺的完美结合，亦是一部在思想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有部分契合点的影视作品。但是美版《甄传》在美国上映遇冷，这一现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基于中西文化差异，探究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促进更加有效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同时提升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关键词】
《甄传》；中西文化差异；跨文化传播
1《甄传》叩开西方大门的前提
当今时代，多部中国电视剧只着眼于狭隘的文化领域，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广大观众的需要。而不同于以往的“清廷宫斗”，《甄传》导演郑晓龙则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讲述。因此，很多学者通过该剧追溯后宫争斗的根源，进行“宫斗剧”文化视点方面的反思，并得出文化启示。在中国有名的论文网站上，以甄传一词搜索记录共有5179条，可见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的成功，也可见其对学术界的影响。该剧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服饰、职官、称谓、礼俗、哲学、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绘画、文史人物等内容，很好地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美。当一部电视剧进行跨文化背景传播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会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从接受的文化消费来看，当电视剧传播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能够与观众的文化背景形成共鸣时，观众才会有兴趣去看[1]。同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比，在西方观众眼中，甄的形象加入了更加显著的女性主义色彩。女性主义一词（Feminism）一词来源于十九世纪法国，主要指妇女的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被认为是“第二性”。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批判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或女性的第二性的处境，向男女不平等的关系挑战，鼓励女性寻求解决和改善的办法[2]。西方人眼中的甄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努力追寻自我的价值，最终证明了女性可以向男性一样获得成功，甚至有些方面会强于男性，以女性身份获得了社会认可，展现了浓厚的女性主义特色，用自身的行动，重申了“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3]。
2《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首先，剧情设置不完整，剧中饱满鲜活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大打折扣。美版《甄传》剧情的不完整导致美国受众在理解剧情上存在障碍，这在无形中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更为困难。其次，文化差异对于影视传播的阻碍。电视剧作品是一种艺术手段，一种特殊的传播手段，它动态地且不可逆地向大家传递信息，在给予观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大量传递着民族的文化信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既是影视传播的动力，也是信息传播的阻碍[4]。中国历史悠久，成员之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信息网络，人们对相似的信息总是给予相似的反应的高语境国家。在中国，信息的主要来源不是清晰解码的语言，而来源于语言交际产生的语境、背景知识等，美国则与此相反。此外，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主流价值观———追求平等。然而，在甄传里，森严的等级制度贯穿整部剧，与美国人所追求的平等主义相背离。由此可见，甄传里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信息结构都让美国观众觉得困难，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之“殇”。再次，汉语台词的英译难以传达出源语的精髓。在汉语影视作品的英译过程中，汉语四字词语所表达的韵味与美感，英语难以表达得原汁原昧。廖方波（2013）曾写道，《甄传》的语言具有文白夹杂，方言和俚语俗语的使用，诗词歌赋的直引和改写[5]。这些都属于JavierFrancoAixela所认为“cultural-specificItems”[6]。因而，从台词翻译的角度，古英语对大多数美国观众本来就是很遥远的事，这也是《甄传》在美遇冷的又一原因。第四，中西称呼的差异也容易成为剧情理解的拦路虎。剧中其他人称呼“小主，嫔妃”为“concubine,theyoungmistresses，yourmistresses”，“娘娘”为“mylady”，虽然有差别，但是还不至于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但是嫔妃的自称“本宫”“臣妾”“嫔妾”“妾身”“本宫”传达的是自信，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低或者平级的人，而“嫔妾”“妾身”“臣妾”，传达的是自谦，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高或者平级的人，而译本中的“I”，少了原作中各位妃嫔自称时的不同的立场以及说话时的情感。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终成了《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3提升我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些思考
跨文化传播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传播和沟通。如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着力打造自身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电视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类型，其文化传播对于一个国家文化输出和形象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能够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应该具备广阔的跨文化的视野，既能看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又能准确地抓住它们之间的文化相融点，有效地展现本国的文化特色，进而通过精确的字幕翻译和合适的播出平台得以传播与推广[7]。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多样化，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鼓励中国电视剧发展和跨文化传播。对内，要制定政策法规，保证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对外要大力支持国内优秀电视剧走出国门。同时选择普适性又有民族差异性的传播内容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广阔的接受范围。
4结语
纵观全局，在中西方乃至全球文化差异下，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要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因素。既要彰显本国的文化底蕴与特色，又要了解并正确对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准确把握文化的异同点，达到传播本国文化并让观众感受到本国文化内涵的效果，实现文化差异下有效的影视传播。
作者：胡岩松 何欣娟 单位：防灾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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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树娟.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女性主义形象解读[J].海外英语,2011(9)：314-315.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朱潇.《功夫熊猫》字幕翻译中的跨文化传播因素[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探讨过的文艺学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问题、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文学性问题、文学批评的使命问题，以及新媒介下文学经典的命运等问题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见出分晓，尘埃落定，相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日益兴盛，随着读图时代的高调而至，文学的周边环境及其自身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而使这些问题在为文学理论提供研究动力与资源的同时，也寓示了文学理论教学中难以解蔽的困境。 一 首先，文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与文学一起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发生了变化，亦即文学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曾言:人的本质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极富启发意义，文学何尝不是如此?既然没有一种关于文学的本质界定可以直到永远，既然表象也可能是本质的另一种暂时而飘浮着的存在，那么，不如来个思维转向，不去追问深度的本质，而去关心文学的关系，通过研究文学与周边众多参照物的联系，来追问当下的文学需要和能够做什么。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但其威严依旧;人们摆脱了地奴，却成了房奴;“美”成了可以快速生产的商品，个性化追求与复制粘贴同为时代风尚;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精神领袖，哲学家也没有了古希腊的生存温泉，明星才是梦想———这样的时代，文学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何在?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学家与明星、地产商并存的理由何在?传统的有关文学的本质主义界定，显然无法回答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再往文学身边靠近，文学还面临着读图时代图像或视觉文化的重重包围。代替印刷文化，图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种主导性的、覆盖全面的文化景观，三十多年前丹尼尔•贝尔“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156)的判断正在被迅速应验并津津有味地上演着，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围绕着视像而展开与跳跃，视觉美学、眼球经济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参数。艾尔雅维茨在《图像时代》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视觉出发。它是一种图像和图画不仅相互纠缠、而且可以互换的视觉文化”，在这种境遇中，“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为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34－35)。 其次，文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当今时代，以电视、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全方位地介入了当今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并继续对文学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论人们对经典的纸质文学有着怎样浓厚的情结，人们在图像与网络面前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对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时间已成为事实，由于媒介载体的变化，文学文本从可听文本、可读文本变化为可视文本，而文学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重视抒情、诗意而变为重视感性形象。文学的边界在悄然扩张: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性别学、生态学亲密结缘，文学与广告、装潢、酒吧、广场、公园等热烈拥抱，文学不再只躺在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学也不再只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还选择了电影、电视、DV等，文学不再只钟情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与托尔斯泰们，也钟情于大众文学如韩剧与金庸们。(梁晓萍44)大众文学的票房收入一路上涨，玄幻、穿越、鬼怪、网游、修侠、灵异、言情、身体等文学的网络点击率远远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等名著，在专家的担忧中，文学一边被消费着，一边被边缘着，诗性的光环失去了，传统的美感被快感取代了，文学“成为游乐场、荷尔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诱使读者沦为欲望的窥视者，逐渐丧失审美力和判断力”(王纪人50)。这就是让人快乐并痛着的文学现状，文学理论教材中所讲的“文学既无功利又有功利、既是形象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认识的”、“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等理解都不能完全解读消费时代的这种文学实践，普适性的结论遇到了新的问题。 二 读图时代肆意生产的图像文化还影响到文学理论的接受主体大学生，它使大学生因经典文本阅读体验的缺乏而造成文学理论理解上的贫血。如上所述，文学的确进行着边界的扩张，读图时代已经到来，这是已然的结果，我们没有必要忧心忡忡，毕竟，读图时代会有读图时代的文学经典，读图时代人的生命体验不会流失，文学会记录这个时代人的生存感受，但我们也期望学生在共时地接受同时代的文学时，更要将目光伸向历史，从传统的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文学经典绝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它是某片土地上有意识生命族类的延展记录，是情感与思维的汇集，是人类为自己圈起的精神家园，是后人走近古人并返身观照自我的重要参照，“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方忠189)。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反对图像写作对于经典庄严使命的“充满快乐”的“祛魅”，也反对数字化写作在虚拟空间中对于经典崇高命意的“渎圣化”篡改，反对文学创造中拼贴、复制等纯技术游戏，也反对广告化、快餐化等展示文学。 文学理论这门课开在大一或大二，如今的受众大部分属于九零后，他们基本不主动而充满热情地去阅读经典文本，①据笔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112名正在学习“文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大一学生中，其中完整读过纸质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竟无一人，95%的学生读过其中的某一种，但多为零星片断，大部分学生通过电视、电影、动画、电脑等图像文本接触四大名著。完整读过《平凡的世界》的占所调查总人数的8%，完整读过其他现当代名篇如《狂人日记》、《四世同堂》、《穆斯林葬礼》、《尘埃落定》等著作的为零。完整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飘流记》等“儿童或中学生必读书目”的占所调查总人数的6%，完整读过《红与黑》、《复活》、《简爱》、《局外人》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的为零。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大多在家长或语文教师的引导与督促下读过一些具有比较明显的有助于心灵健康成长的、有教育意义的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其它的名著则接触较少。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语境的功利性逼迫:为了应试，为了得分，他们往往只作“文学史知识”般的有针对性的被动阅读，大部分时间会留给数学、外语等见效快的学科;二是阅读的享受化心理作怪:一名学生非常坦诚地说他只喜欢阅读“穿越”、“武侠”，不想把自己变得那么复杂，那么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子传媒的诱惑，图像文本直观，感性，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很容易攫取人的眼球;而且图像文本停留时间短暂，不像纸文本以陌生化的手段故意延宕人的阅读时间，这样，观者就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大容量”的学习需求。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面对缤纷而又不必作过多思考的图像文本，何乐而不为?第四，图像文本可以在娱乐性的视听感受中减缓人的压力，使学生在紧张的教室学习之余得到些许的心灵松绑，在目标性过强的符号学习中获得刹那的无目的性愉悦。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大学生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少得可怜。难怪有学者提出:“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图像)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敬文东43)。这一说法显然有些夸大，但它起码提醒我们:一定要力争让每一个学生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吸收精神营养，成为构建生态文学的生力军，而不是成为精神沙尘暴的参与者与制造者。#p#分页标题#e# 三 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除上述原因外，文学理论教材的本质化倾向、此起彼伏的西方文论因缺少中国语境而与中国文学现状常常错位、中国古代文论价值被遮蔽、意义被误读等现象也是造成文学理论教学短路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关于这些原因，将在别处专门论及。面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诸种困境，我们该如何突围?有哪些有效的路径可供选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因大学生阅读经验缺乏而造成的前行困境问题，因为接受主体是教学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方。这件事显然不是仅靠几位学人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多地要依靠高校的所有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长久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不仅指向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更需指向大学生阅读经验的长期培养。由于当今文学生存的外围环境很难在一日之内凭借几位忧国人士得以改变，消费时代连大学教授、曾经有过坚守的精英作家都席卷其中，因此，改变文学生存处境的诉求可以作为我们的长远目标，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且最谨慎的做法是，做好对大学生阅读的时代性引领、警惕性选择和现实性解读，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阅读对象的选择。笔者认为，在辩证理解图像文本与书面语言文本各自优长的情况下，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进入古今中外的经典语言文本，品尝和体验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命感悟，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学表达的独特性规律。那么，为什么要尽量选择优质的语言文本而不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图像文本(至于图像文本，也要以正视与包容的态度择优从之，毕竟图像是文学自身发展历程中的一种选择)?这缘于对图像文本和语言文本的对比理解。 对于这个世界，图像与语言一直都在争宠。在人类试图解读世界、表达自我时，图像和语言从众多符号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人类欢迎的两种符号，从此，“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因此，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艾尔雅维茨26)。远古时代，文字还未出现，口语表达又有不能永久留存的局限，人类便通过刻画在山洞、岩壁、身体等上面的图像来传情达意，传递信息，这一时期，图像是人类重要的表达符号。后来，文字出现，语言拥有了记录的功能，图像的特权地位被打破，图文之争因此爆发。基于不同的哲学观念，东西方对于图像与语言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受重理性而轻感性的哲学观念的影响，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崇尚语言而贬低图像，视诗歌为高于绘画的艺术，直到文艺复兴，图像的魅力才开始抬头;而中国古代则不同，与天人合一的观念相一致，语言与图像的冲突相对缓和，二者一直融洽相处，共同创造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国古代文化;戏剧出现以后，尽管也有案头与舞台之争，但二者高下难别。直到现代社会，图像凭借其快捷、生动、貌似真实的特点，迅速俘虏了读者，才使读者成为观众，使图像以绝对的优势跃居于霸主的宝座。 将图文之争置于人类文化史中进行考量，我们发现，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情形从未发生过，通常的情况是某一方占据优势而另一方显出弱势，而孰强孰弱，人类表达的需求说了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急于指责某一方，也不需要在厚此薄彼的先验理解中一棒落下，如果这么做，就又重蹈了本质主义思维的覆辙，我们需要在“虚静”的心态中认真分析人类守护和建设精神家园的现实需求。显然，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已形成了某种共生与互读，《妻妾成群》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夜走红，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因电视剧而走入寻常百姓家，但二者在展示文学魅力方面是否真的难分高下，在文学信念的坚守方面是否不分伯仲，尤其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与形象清晰、明确的图像文本不同，语言文本建构的形象模糊、多义，较之于斑斓夺目却稍纵即逝的图像形象，纸质文本的形象更能为一千个读者提供一千种解读的想象时空，这种被中国古代文论称之为“诗无达诂”的文学特点，恰恰造就了接受者的求解乐趣与文学形象的深刻特性，何况对于源自语言文本的图像形象而言，文学语言始终是其根本与依循，能否“形神兼备”地再现文学人物始终是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而图像文本，因其主要功能在于让人看而非让人思———“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乔治•布鲁斯东51)，“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尾服”(赵勇16)———因此，它在满足观众快感的同时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了，而这一点之于人类，恰恰是十分可怕的:当人类不再敬畏生命，当活着的意义被戏谑性地抽空，人类如何眺望或走近安顿其身体与灵魂的精神家园?如此，与大学生一起阅读经典文学文本，在“把文明的普世价值谱系保存得最好、亦最纯粹的经典文本”(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语)中一起去找寻“感情的型”(李长之语)与“文化共名”(何其芳语)，不正可以培养莘莘学子的文学担当精神吗? 既如此，主动为因经典阅读贫血的大学生输血便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困境突围的一种有效性途径，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不拘一格，但起点应当是立足于经典文本，通过教师讲解与学生实践两方面的努力，挖掘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共同建立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的阅读数据库，在经典文本余兴与衍兴(王一川2－6)的反复把握中搭建起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首先，我们向学生推荐一些必读文本，包括文学理论文本和文学作品文本，前者如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等篇目、钟嵘《诗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论美》、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康德《判断力批判》、韦勒克与沃伦《文学理论》等，后者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鲁迅、徐志摩、张爱玲、丁玲、路遥、贾平凹、铁凝、林白、海子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红与黑》、《追忆逝水年华》、《简爱》、《秃头歌女》等外国文学作品，每个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种，认真撰写读书笔记。 与此同时，我们要求学生在阅读期刊(论文集)论文的基础上推荐其中高质量的一篇(鼓励推荐自己撰写的论文)，论文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文学理论的热点论题，也可以是文学文本批评，并利用课前十至二十分钟的时间进行现场推荐。推荐前要尽可能多地查阅资料，将外围的知识也谙熟于心;推荐时则要求先讲推荐理由，再进行阐释;之后有五至十分钟的互动对话，其他学生会就论文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质疑、询问或补充。本学期我所带的两个班已有十二个同学上台推荐，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活动，学生不仅对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其当下的意义有了一些理解，对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由生疏而渐趋熟悉，由惧怕而渐生喜欢，更通过讨论对话互相启发，提高了思维与分析能力。#p#分页标题#e# 除了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应对文论教学的困境外，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与中国语境的有机相融，扭转文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最终使文学理论自身更具有接地性也是走出文论教学困境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概言之，电子传媒与消费时代联手，将文学与文学理论逐渐边缘化，有关文学终结、文学理论终结的担忧不绝于耳，恰好说明了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正经历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文学理论教学正在遭遇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读图时代复杂多变的文学情状、九零后经典文本阅读经验的严重缺乏、文学理论教材或显或隐的本质主义倾向、此起彼伏却水土不服的西方文论、被遮蔽和误读中国古代文论等，都加入了制造困境的行列。为了走出困境，诸多学人做出了有益有探索，譬如童庆炳、王一川、方克强、陶东风、南帆等学者，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为文学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两条具体的研究路径，②尤其立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因其对文学理论自主性、自律性的独特观照而更具学理价值和可操作的特性;而如我一样的普通文学理论工作者，也正在加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创新队伍。
电视文化论文范文8
关键词：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
电视媒体是传统优势媒体，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坚持以专业、权威的媒体姿态为党和国家之政策宣传提供了重要媒介平台。新媒体赋予了传媒行业新的媒体元素，面对新元素、新环境，电视媒体的舆论传播力受到冲击，舆论影响力弱化，这对其生存与发展形成了压力。当前，电视媒体以转型发展为动力构建新的媒体传播模式，是提升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的内在需求。在“三精”的全方位构建要求下，电视媒体的角色定位精准、新闻策划精准、舆论导向精准，为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突围”与“坚守”提供了坚实保障。因此，本文立足当前电视新闻传播现状，就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电视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做出如下具体阐述。
1新媒体在电视新闻舆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媒体时代，多元化的媒介传播形态决定了新媒体在电视新闻舆论传播中的重要效能。以载体平台为依托，新媒体为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空间，满足了新时期国家电视新闻舆论传播的实际需求。当前，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电视新闻舆论传播的弱化以及多元舆论文化思想的侵蚀，对电视新闻舆论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强调了加快传播效能构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1以新媒体为载体，拓展传播平台。新媒体作为媒体传播的重要载体，以便捷、互动、高效的媒体优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实质上，大媒体格局下的电视媒体也以多元化的媒体元素构建了新的传播平台。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实现电视新闻舆论传播需要以多样化的传播平台为依托，更好地拓展传播空间，让电视新闻达到更好的舆论传播效果[1]。因此，载体是孵化传播力的重要因子，应在转型发展中将新媒体的载体优势融入电视媒体，让电视媒体打造更具舆论导向力的传播空间，这是新媒体为电视媒体“孵化”的重要传播力。
1.2转变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能。在传统传播模式中，电视新闻舆论传播的时效性、收益面相对狭窄，与当前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不相适应。一方面，在新媒体的导入中，能够转变传统单一路径及内容下的传播方式，通过图片、影像、VR等技术的融入实现了更丰富的传播构建；另一方面，新媒体能够更好地提升传播效能，在新媒体时代，微信、抖音、快手、客户端等平台所具有的流量以亿人次/日计算，巨大的流量载体，能够更好地提高传播效能，满足当前电视新闻舆论传播需求，这是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融合的必然选择，对于全面提升舆论传播效能至关重要。
1.3适应时展，构建传播新空间。多元化的文化思潮对新闻舆论传播产生了较大冲击，构建传播的制高点、搭建传播新空间要求强化新媒体的有效应用。新闻舆论传播需要新的传播空间，为传播效能的形成以及传播力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此外，电视新闻舆论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新的传播空间的构建还是新的传播载体的培育，都需要以适应时展的视角去谋划新的发展路径，这是电视媒体对于“坚守”与“发展”的双重考量。因此，紧跟时展步伐，以新媒体元素构建传播新空间，符合大媒体格局的发展需求。
2新媒体对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影响
新媒体为电视新闻舆论传播的构建提供了载体，同时也构建了新的传播空间。但是，新媒体传播也对电视新闻舆论传播造成了较大影响，如舆论侵扰力大、社会认同感下降、权威性削弱等问题，不利于电视新闻舆论的有效传播[2]。因此，具体而言，新媒体对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外部环境日益复杂，舆论侵扰力大。在新媒体环境下，多元思想文化的涌入增加了对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影响，也暴露出新媒体传播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困境。首先，在开放式的传播环境中，多元舆论传播的导入对电视新闻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电视媒体传播路径单一、传播滞后等先天不足的因素影响下，削弱了电视新闻传播的舆论影响力；其次，随着不同思想文化的涌入，新媒体的多元文化背景导致民众对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认知与践行存在偏差，造成传播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因此，如何更好地优化传播环境，提高安全防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2.2社会认同感下降，传播构建要求提高。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充斥着民众的视野，也让民众对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认同感逐渐下降，这对新时期的舆论传播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西方的英雄主义、救世主义等思想侵蚀，网络舆论暴力等的流行，对民众的思想认识、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电视新闻舆论传播的导向力显然不足[3]。一方面，新媒体的传播载体及平台丰富了新闻舆论传播，但偏激的、庸俗的思想观点也在新媒体平台大面积传播，这对电视新闻舆论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在网络暴力、低俗文化等的信息传播中，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等不良思想盛行，电视新闻舆论传播难以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电视媒体与民众“渐行渐远”的问题日益突显。
2.3传播权威性削弱，媒体责任意识不强。在传统媒体传播中，电视媒体传播的权威性、专业性确保了新闻舆论传播的权威性。但是，随着新媒体载体的导入，电视新闻传播舆论的权威性逐渐被削弱，媒体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对新闻舆论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一些电视媒体在新媒体时代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在新闻舆论传播中难以形成良好的权威性宣传，这是当前电视媒体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二是一些电视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获得受众及市场，传播低俗、暴力等新闻信息，媒体责任意识不强，影响到传播的实际效能；三是部分电视媒体对电视新播舆论传播的责任与担当不足，削弱了传播效能，这也是新时期强化电视新闻舆论传播功能的重要内容[4]。
3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提升策略
在新媒体时代，有效提升电视新闻传播舆论是强化传播效能的重要保障。当前，新媒体作为新闻舆论传播的重要形式，应基于传播面的拓展，为电视媒体构建更具社会影响力的舆论导向力。电视媒体既要看到自身的先天不足，也要在融合发展中巧妙运用新媒体思维，在强化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中打造品牌栏目，在深度报道中挖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这是电视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全面提升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3.1优化媒体传播环境，提升舆论影响力。新媒体“新”在构建了多元化的新闻舆论传播平台，在平台与传播优势的共同作用下成为大媒体环境的“宠儿”，是电视媒体的有益补充。在发挥传播效能的过程中，应强化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传播环境，在舆论传播的导向力方面发挥新媒体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创建“电视媒体+新媒体”传播环境，从净化媒体市场出发，优化电视媒体在电视新闻舆论传播中的环境因子，进一步夯实传播工作；二是要强化传播的安全性，特别是在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中提高电视媒体的责任意识，为电视新闻舆论传播提供切实有力支撑，保障传播的实际效能；三是强化对隐蔽性舆论传播影响因素的防控，特别是对外部不良思想文化的有效防御，为确保舆论传播安全提供重要保障[5]。因此，立足新媒体空间，在媒介融合、舆论影响力培养中培育电视媒体新的传播力，关乎其转型发展成败。
3.2以融合发展为切入点，激活舆论传播活力。融合是电视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能够补齐电视媒体的短板，同时增强电视媒体专业、权威的优势。当前，“互联网+”成为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以多元化的媒体传播路径全面搭建了更具传播活力的新平台。如移动客户端、抖音官方号等成为电视媒体抢占新闻舆论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一是坚守媒体专业底线，在融合发展中探寻新的传播平台。以央视为例，在坚守权威、专业的媒体姿态中，央视开辟了“央视影音客户端”“央广网”等传播平台，让新闻舆论传播面得到拓展，也让“私人定制”式的新闻传播，契合了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二是细分媒体传播内容，打造更具活力的新闻舆论传播。在泛娱乐化时代，电视媒体的“专业性”不应成为新闻内容呆板的制约因素，而应在媒体转型发展中创新新闻传播内容，打造贴近百姓、走进生活的传播平台，这是激活新闻舆论传播、面向细分媒体发展的重要之举。例如，地方电视媒体一直是植根于民生类新闻领域的重要媒体力量，在细分的媒体环境中应积极开辟抖音、微信和微博等传播空间，让“在线互动”“在线意见反馈”成为服务群众的新通道，形成更加广泛的舆论传播影响力[6]。三是以专题策划构建新闻互动平台，这是电视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例如，在央视《新闻周刊》栏目精细策划的焦点聚集、关切民生的新闻点，增强了节目的新闻舆论传播力。
3.3策划系列“品牌”，提升社会影响力。舆论传播是媒体职能的重要形式，更是构建舆论传播力的重要保障。面对新的媒体环境，电视媒体要培育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从节目创造、品牌策划等方面搭建更具品牌效力的新闻节目。在市场化运作时代，一档王牌节目的诞生所具备的舆论影响力是巨大的。如央视的《新闻周刊》《焦点访谈》等新闻栏目之所以成为公众认可的王牌节目，关键在于品牌效应与媒体专业的有效融合形成了广泛的媒体传播力。从言论品牌策划的构建再到品牌栏目的搭建，要求电视媒体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媒体新姿态[7]。一是扎牢“深度报道”的媒体藩篱。深度报道是电视媒体的传统优势，植根于专业、权威的发展背景，提升电视媒体的传播效力，这是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动力。例如，央视的“新闻直播间”以“直播”的形式全程现场跟踪新闻报道，并在深度报道策划中挖掘新闻，呈现新闻背后的新闻。二是打造“品牌栏目”。品牌栏目是电视媒体提升舆论传播力的重要载体[8]。特别是在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电视媒体应充分发挥专业性、权威性特点，打造品牌栏目，形成广泛的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例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周刊”等栏目均是央视的品牌栏目，以“贴近生活”“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见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专业、权威的舆论风向标。
4结语
